与柏桦诗集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柏桦，1956年生于重庆。诗人，学者。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导。现居成都。         柏桦著作。         柏桦手稿。                          窥豹录·柏桦                                   胡亮         说到无匹的诗人，柏桦，有四个字——前，后，左，右——恰好派上用场。前后者，阶段之谓也。前期柏桦，是抒情诗的柏桦，是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式的柏桦；后期柏桦，则是叙事诗或史诗的柏桦，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或纳博科夫式的柏桦。左右者，气质或态度之谓也。左边柏桦，是白热的、尖细的、夏天的、奔临悬崖的柏桦，是重庆的柏桦；右边柏桦，则是安闲的、逸乐的、秋天的、枯坐深渊的柏桦，是南京或江南的柏桦。前后历历，左右交错。前左，前右，后左，后右：至少可以得到四个柏桦，当然，不免亦是一个柏桦。欲谈柏桦诗，对此不可不细察而深究。那么从头说起吧，诗人的母亲——他称之为“下午少女的化身”——早就给这个古怪男孩填充了过量的热血和怪癖，以至于，他后来长期蜷身于两者——下午和少女——的紧闭，并滑入了不可避免的抒情的“厄运”。1981年10月，他写出《表达》，此后，就投身于热爱、激动和怒气，就像投身于内心的革命。他的词，与他的细胞，他的诗，与他的身体，发生了革命的相拥，流出了只争朝夕的热泪。只用去不到十年，他就完成了《震颤》、《海的夏天》、《再见，夏天》、《光荣的夏天》、《悬崖》、《牺牲品》、《群众的夏天》、《琼斯敦》和《夏天，啊，夏天》。缘于下午和少女的无形的“俯冲”，这就是停不下来的发抖的抒情，最后的抒情，“充满老虎”的抒情。此类抒情诗的速度显而易见，此种速度，加速度，却无损于字句的精密度，亦无损于哪怕细部的韵律感，——自有新诗以来，绝少诗人能有此等手腕，能得此种神妙。在柏桦的夏天丛书里，《夏天还很远》是个过场，美学在这里换马，诗人从左边的母亲来到右边的父亲，或者说，他尾随父亲从左边来到右边：小竹楼，白衬衫，干净的布鞋。这样，诗人就得到了迥异的抒情诗：《惟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秋天》、《民国的下午》、《在秋天》、《望气的人》、《李后主》、《在清朝》、《往事》和《苏州记事一年》。这批作品交错于前面提及的那批作品，让我们晓得，诗人在自己的涡旋里，还能够间或归于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所谓“相反的自我”。诗人这个“相反的自我”，闲来无事，却让“自我”——不断沦陷和反复的“自我”——得以安度到今天，并让诗人的“逸乐美学”逐步显现。这就是前期柏桦：一个罕见的抒情诗人，甚至不妨说，一个最好的抒情诗人，——即便放在整个新诗史上来看亦是如此。此后，诗人罢笔十五年。前期柏桦除了露出逸乐美学的先兆，亦已露出互文性写作的根须——比如《望气的人》之于任继愈《中国佛学史》，又如《在清朝》之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此二者，经过放大，成全了后期柏桦。到2007年，柏桦重启诗笔，完成了长篇叙事诗——且容我就这么贴个标签——《水绘仙侣》，加附长注若干，成为诗文交织的奇书，其潜文本，除了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还有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冒氏和董小宛的美化生活，既是写境，亦是造境：生活，写作，柏桦从此处去往彼处，亦从彼处来到此处。文字更是不消说，化古化欧，学了胡兰成，几欲胜似胡兰成。单看形式感，此书已是作为“镶嵌品”的注释之书。诗人却不欲就此作罢，他要将互文性写作推向极致：那就是引文之书。诗人已完成两部《史记》，将晚清以来之史料——野史，札记，新闻，时文——直接分行成诗，让潜文本升为“全部”的显文本，而诗人意图，却退变为潜文本，甚至退变为无字，退变为笑指庭前柏。最后的解构由受众来完成，经由受众，诗人用无字揶揄了引文，用缺席搅乱了在场，用隐身的主体性击败了不断君临的他者的主体性。诗人通过解构、戏说和反讽还原出真正的历史，我们才在他者的脊背，再次发现久违的左边形象，只不过，已然是反抒情主义的左边形象。——此点必要注意才是。今日之柏桦，为学日益，已然沉浸于“狂欢式的互文性写作”（此语出自柏桦弟子周东升），他将左与右的交错，心与脑的交错，带入了更加开阔的个人与他者的交错。考量才情学诸端，前后柏桦似乎各有偏嗜，各有擅场，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诗人，一个论者，甚至一个随笔作家，柏桦都已经给出了个人化的语调、身段和文体，对于他来说，这甚至比给出个人化的思想还重要。以其能如此，除了是最好的抒情诗人，柏桦还是一个身怀致幻术的罕见的文体家。         （节选自胡亮著《琉璃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出版论集《阐释之雪》《琉璃脆》和《虚掩》，编著《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主编《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创办诗与诗学集刊《元写作》。曾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洛夫国际诗歌节。获颁后天文化艺术奖、袁可嘉诗歌奖。现居蜀中遂州。         胡亮文论集《阐释之雪》，曾获第二届袁可嘉诗歌奖，出有大陆简体及台湾繁体两种版本，目前仅有少量存书，欢迎在微信或留言购买。

【法律讲堂文史版】系列节目：明清妙判 主讲人：柏桦主讲人简介柏桦，北京市人，1953年出生。历史学博士（中国）、文学博士（日本），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与法学院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帝王宫--宫省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三国志官名集释》、《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明清州县官群体》、《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国官制史》（合著）、《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柏桦谈明清奇案》、《中国政治制度史》等，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律例合编通考》，及重点项目《中华大典·政治典·元明清分典》等多项课题研究。目前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法律制度史教学与研究。 《明清妙判》简介现代社会，人们对案件的记录十分具体而详尽，案发情况、证言证词、裁判依据结果等相关内容都会记录在案。那么在中国古代，对于案件又是如何记录的呢？在中国古代，当时的审判官员们采用“判词”的方式来记录案件。那么什么叫判词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判词是判决书的旧称。如果我们想了解古代司法的具体情况，那么了解判词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判词中不光记录了案情本身，有时候还会记录时代背景，民俗风情。而《明清妙判》系列节目就是依托丰富、真实的明清判词，在努力还原案件本来面貌的基础上，结合判词中的知识点、兴趣点为观众做详尽的分析与品评。力求在轻松的氛围内，为观众呈现古代审判方式、审理手段、司法精神。 主要论著目录 论文题目 报刊杂志名称 发表时间1. 西汉三工官 西北大学学报 1985年第1期2. 丞相设置始末 历史知识 1984年第6期3. 如何确立中国文官制度概念 光明日报 1990年2月21日4. 从清代知县的出身看康雍乾时期的吏治 文史知识 1990年第10期5. 中国古代秘书体制 史学集刊 1991年第5期6. 试论明代州县官吏 秘书工作 1992年第2期7. 中国古代重要文书--诏敕与奏章 档案学通讯 1992年第4期8. 《明史研究专刊》与发行人吴智和 史学集刊 1994年第1期9. 台湾归来话档案 北京档案 1993年第1期10. 明代知县的关系网 史学集刊 1993年第3期11. 试论清代文官制度 北方学刊 1993年第4期12. 从历史档案看清代对州县官吏的惩处制度 北方论丛 1994年第4期13. 明代州县官吏惩处归制刍议 明史研究 第4辑1994年12月14. 明代州县衙署建制与州县政治体制 史学集刊 1995年第4期15. 从令梅治状看康熙年间的县政 史学集刊 1997年第1期16. 明代州县官施政及其障碍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1期17. 传主行为与史书传记-以老小于成龙为例 庆祝王仲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 1999年6月18. 大陆地方档案、博物馆与地方志的编撰 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地方博物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999年6月19.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明代州县官施政的影响 明史研究 第7辑，2001年8月20. 明代的律例与收继婚风俗 南开大学法政学院学术论丛2001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21. 明代州官的施政心理及其特点 明清论丛，第3辑 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5月22. 明代州县官吏设置与州县政治体制 史学集刊 2002年第3期23. 礼刑与富贵：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 政治与法律 2002年第4期24. 明清州县的监狱 中国史研究 2002年第4期25. 明代州县改置与州县政治体制 史学月刊 2003年第1期26. 明清司法审判中的“六滥”现象 清史研究 2003年第1期著作 书名 出版社 出版年月1. 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人民大学 1989年5月 韦庆远主编，拙参加古代部分的编写2. 中国政治制度史词典 中国社会 1990年3月 刘国新主编，拙为副主编，编写古代部分3. 中国帝王宫--宫省制度与中国古代政治 台湾华世 1992年6月4. 三国志官名集释 台湾丹青图书有限公司 1992年6月5. 中国政治制度史 高等教育 1992年12月 韦庆远主编，拙参加古代部分的编写6. 三十六计全书 北京燕山 1995年6月 拙为主编7. 天子?帝宫?政道--中国古代宫省智道透析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6年1月8. 庆祝王仲翰教授八十五周年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 黄山书社 1999年6月 拙为主编9. 中国官制史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1年9月 与韦庆远合著10. 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12月 独著11. 明清州县官群体 天津人民 2003年1月 独著参与编辑的著作，书名1. 软科学词典 辽宁人民 1989年11月 拙承担古代政制部分2. 大百科全书政治学 中国大百科 1992年10月3. 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大纲--载《档案学专业教程教学大纲》 中国科学技术 1991年3月4. 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大纲--古代部分 高等教育 1992年12月5. 国家公务员知识大全 四川人民 1993年10月6. 洪武御制全书 黄山书社 1995年7月7. MPA必修核心课程教材（《公共政策》、《行政法制》、《公共部门机关管理》、《管理方法》、《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行为》、《公共财政学》、《政府经济学》等8种10册） 中国国际广播 2002年3月 2003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3年4月。天津市优秀法学家称号，天津市法学会，2004年10月。天津市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专著），天津市人民政府，2004年12月。南开大学2004年度“敬业”奖教金一等奖，2005年1月6日。南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特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农村税费改革下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变革及完善――对X县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调查及思考，2005年4月。南开大学第二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希望工程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问题调查研究，2005年4月。第九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作品名称：《对税费改革下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的调查及思考》，2005年12月。南开大学第三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食品卫生安全的法律问题――“苏丹红事件”引起的思考，2006年4月。南开大学第四届本科生创新科研“百项工程”优秀项目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当代农村纠纷与人民调解制度――以河北省定兴县北田乡调查为中心，2007年4月。2007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7年4月。南开大学首届“良师益友”，2007年6月。南开大学校级精品课：中国法制史，2007年9月。南开大学校级精品课：中国政治制度史，2007年9月。天津市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指导教师。项目名称：当代农村纠纷与人民调解制度――以河北省定兴县北田乡调查为中心(2007年9月)。2008年南开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08年4月。南开大学第二届“良师益友”，2008年9月。2009年南开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中国政治制度史教学参考资料》2009年5月。南开大学校级精品示范课：中国政治制度史，2009年3月。南开大学第三届“良师益友”，2009年12月。获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2009年。 青海省昆仑学者、青海民族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律史学会理事、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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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时期，柏桦是一个不一定写得最多，但却是最难以遗忘的诗人。假如说每个后代诗人身上难免会有前代诗人的影子，那么不妨说，他的作品里混淆着唐后主李煜和晚唐温、李二人的气味。他的诗分明透露着“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刻骨铭心和心灰意懒交织的亡国之音。所谓“挽歌气氛”实际是从柏桦开始、而后被人总结出来的。“疲倦还疲倦得不够／人在过冬”、“这是温和，不是温和的修辞学／这是厌烦，厌烦本身／呵，前途，阅读，转身／一切都是慢的”——虽时过境迁，人们依旧记得这些自弃式的诗句。柏桦不是预言家，亦不是殉道者，而只是一个不乏现代感受的旧式文人。他的语感古旧，想象奇特，写法上近似三言、二拍等亦真亦幻的笔记小说；常有痛切表现，不过又显得恍惚，仿佛作品出自落第士人之手。但他的诗从整体上看，不免显得瘦削、单薄，他过于相信超常的感觉而忽略分析了，这多半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诗人无法躲避的陷井。最近几年，柏桦在写作上更加吝啬，几乎给人封笔的印象。这难免使人怀疑他的想象力，以及处理当下生活经验的自信。我想，当写作的语境发生变化时，总会有一些人伺机而变，而另一些人则自甘落伍，充当前代的文化遗民罢。这也是未必不可的。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孙文波的写作变得不同凡响。他跳跃很大、含混着反讽、自嘲的家族史研究，令众多读者耳目一新。孙文波的贡献在于对叙事能力的开掘，在我们周遭发生过的“现实”，经过他的编码，是那样的不可思议，触目惊心。这样又难免表现单调，抒情的功能变得干瘪。臧棣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诗人和批评家。他自费印制的诗集《燕园纪事》着实让朋友们吃了一惊。臧棣是情感分析的专家，他态度冷静，运笔犀利，长于理性，而不失丰沛的想象力。然有时深度不够。他的批评，专注于写作的研究，发微洞幽，辨析有力，具有很高的建设性意义。王艾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新人。他长发披肩，貌似现代派诗人，然有时脆弱得不堪一击。他生就是为了写作，却又不懂得生活。王艾的诗，成熟得超过了他的年龄：细腻，敏锐，深入，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洞察力。钟鸣、黄灿然、张枣、王寅、海男、吕德安、庞培、唐丹鸿、童蔚、宇龙、沉河都有自己引人注意的表现。钟鸣身上有玄学的气质，黄灿然博识，张枣语感自如，王寅松驰，海男自省，吕德安有迷人的幻想色彩，庞培怀旧，童蔚热衷灵魂的游戏，宇龙怪涎，沉河过敏而沉痛。这多少有点像巴赫金所言的众声喧哗，但与八十年代的瞎闹在本质上是截然有别的。在写作上，它无疑是一次风气的“纠偏”。虽然，我尊重八十年代几位认真写作的诗人的劳动。诗歌的写作不是新老交替的关系，它不是东西上的弃旧换新。诗人于他生存的时代而言，在于他是否深入到了本质性的问题之中，他能否在发现“生活”而不是有意要游离它，他的叙说方式是否提高与创造了另一批读者。另外就是，他的写作是否是一种创造性的、而不是纯属自恋的精神生活。我想，这是牛汉、郑敏、苏金伞三位前辈仍然受到人们敬重的主要原因。最近几年，牛汉先生步入了晚境中通常会有的平实、简洁的境界，寄意却愈益沉厚，促人深省。但他的经验是中国的感悟式的，对事物的处理是以少寓多的，另外就是，他的近作中增加了颇多的“梦游”的成份，或说老年式的幻想色调。这多多少少有一点王国维在清华后期的味道。郑敏先生仍旧是思辩的、发散性的，表现出与牛汉先生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长诗《诗人之死》是对知识分子心灵史的一次浮士德式的不乏冒险性的探寻，知识，玄学，梦幻，象征，在作品里得到了难以想象的综合。郑敏愈到晚年，似乎愈爆发出与年纪不相称的创造力；愈让人感到，学识在有些人身上或像大雨倾盆中流失的水土，在另一些人身上，则如层层累积的岩石——人的知识在灵魂的检查中，有着多么不同的质地和含义。由此可见，把诗写得复杂，依赖的并不完全是技术的手段，还有复杂的经验本身。在九十年代，两代诗人不约而同地回溯了四十年代的诗学主题：在艾略特那里是非个人化表现，现实、玄学与象征的综合，在奥登那里是不避俗话俚语的叙事技艺。历经挫折之后，中国现代诗歌又开始在寻找相对成熟的艺术的品质。苏金伞先生是另一方面的例子。文学史对他的冷淡不仅未能影响他晚年的创造力，相反，文学史轻率的裁决倒是证明了他写作方向的正确性：对灵魂的忠实而非对时代风气的忠实。在历史的一个个所谓“转折期”，他没有留下其他著名诗人那样的“代表作”，然而，却是为数不多几个承受住了时间检验的诗人。他的写作被明是有效的，而不是像诸多的诗人一样，当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他们的诗也随即被历史的书页翻掉了，消声匿迹了。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九十年代诗歌，绝不等同于一种替旧换新的诗歌的美学，而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艺术标准。是一个诗歌写作的道德问题。这势必就会引出下一个问题：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在哪里呢？假如说它并不是无可挑剔的，那么，它本身的问题又在哪里？自五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在诗歌中行使着它二元对立思维的权利。这种思维模式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的怪圈：越是虚假的、幻觉的存在，越是受到歌颂；越是被怀疑、被批判的东西，越是据说在社会生活里具有普遍的“真理性”。那么不妨说，无论是十七年的诗歌、朦胧诗歌还是八十年代诗歌，社会的正面或反面的存在，即是其写作的根本性思想逻辑。巴尔特说：“任何一种政治写作都只能证明存在一个警察的世界；而任何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只能构成一种副文学，那是不可以称为文学的。所以，这些写作在总体上是毫无出路的，它们只能返回一种同谋的关系……”（3）因此， 九十年代诗歌希图打破的正是这样一种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它把写作的根基建立在对这个思想逻辑的根本怀疑上。所以我想，所谓写作的有效性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也不是一个可操作的程序；具体到每个诗人而言，它是具体的、经验的、也是生长着的，它构成了写作能力对诗人自己的一场苛刻的检验。九十年代诗人所做的恰好是对“两种诗歌态度”的纠偏工作：一种是服务于意识形态或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另一种是虽然疏离了意识、但同时也疏离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崇尚市井口语的写作态度。这种纠偏因此向诗人提出了不同于前者的独立性的精神要求，它把诗歌看做是一项相当独立的个人工作。首先，它的思想活动虽然不排斥历史生活的存在，然而与前者比较，却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内含。它坚持的是一种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认知态度。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这种“个人”因为不仅包括了个人也不排斥历史的存在，因为不等于个人英雄主义却坚持个人思想的独立，相信写作始终应该是个人的而非“他者”的灵魂行为，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其次，这一切都要求写作重新考虑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要求一种不再“被叙述”的话语的权力和能力。因此，一时间，写作的技术不仅将上述“关系”予以颠倒，它不只成为纯粹的技术的手段，而且也成为革命性的手段。在一部分诗人那里叙事成为改变人与历史关系的相当重要的技术、策略和预期的艺术目标；在另一部分诗人那里，叙事虽然被频频运用，但只被看作是在替代历史叙事的缺席，它是替代性的、暂时的，而非诗歌手段的全部。这一切都说明，诗歌表现出与历史的某种偏离，但同时又以各种姿态和方式批判、检验与叙述后者。它是以更主动、自觉、怀疑与包容的态度在反省过去。这多少有讽刺意味的表明，尽管诗歌在整体上已变异为一种写作，但诗歌所包含的精神特质并没有过时。为此，我们在一些诗人那里听到了诸多“高尚”、“道德”的表述。在传统的通约中被公认的诗歌的品质永远都不会“过时”，语言在诗人的怀疑和挑剔中，反而会经过个人化的处理，预示另一种生活，激活人们对非诗意生活的诗歌感受力。因此不妨说，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在于它颠覆了二元对立思维的语言权威，个人写作僭越了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历史界限，它使人相信，有多少写作者，就有多少语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