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ellellll
论《红楼梦》的思想性这里要谈的,是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也就是要排除开现在存世流传的通行本后四十回所写结局,只论前八十回的“曹雪芹原本”,以及脂砚斋批语透漏的、前八十回中“草蛇灰线”提了开头、而现在已经“迷失”的后几十回所写结局。本文只谈其思想性,是由于:曹雪芹《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它总体的艺术性构成,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俞平伯、周汝昌、蔡义江、梁归智等专家、学者已经撰文剖析评论,鞭辟入里,我佩服得很,不敢,也“毋庸置喙”。而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一些学者的评价,我却认为过于拔高;“知人论世”,我有些话,忍不住一定要说。曹雪芹《红楼梦》的哲学指导思想,我认为仍然属于儒家,是儒家王守仁“心学”传人李贽一派,但还没有李贽那么激进。《红楼梦》主角贾宝玉,“毁僧谤道”,却仍然推崇“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贾宝玉推崇儒家经典《四书》中《大学》“明明德”,烧掉其它书而保留了《四书》,显然是认为值得继续学习;女主角林黛玉,其父亲为她延师教读,读的也是《四书》。如果认为儒家王守仁和李贽学派仍然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分支,那么,似乎不应该把曹雪芹抬到“封建叛逆”的高度?曹雪芹《红楼梦》“大旨谈情”,我认为其哲学根源也来自王守仁和李贽:王守仁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传习录》);李贽《童心说》,推崇“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林黛玉“情情”,贾宝玉“情不情”,在曹雪芹心目中,应该都是自然流行的“良知”,都是没有受到现世污染的“童心”。当然,曹雪芹“大旨谈情”,也受到了汤显祖、冯梦龙、金圣叹等文学家的巨大影响。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大胆追求爱情的“有情人”,并在《牡丹亭记题词》中推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冯梦龙编纂出版《情史》,汇聚古今男女情感、情欲事迹,在序言中说自己“余少负情痴”,扬言“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金圣叹批点小说《水浒传》、戏曲《西厢记》,提升它们的地位和《庄子》、《史记》并列,推崇表现男女爱情的《西厢记》是“天地妙文”。谈情,钟情,往更远追溯,有儒家说《诗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有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对曹雪芹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魏晋时期阮籍、王戎等人的作为。张宜泉诗序记曹雪芹“字梦阮”,敦诚赠诗说曹雪芹“步兵白眼向人斜”,把他比作阮籍;这些,我在《爱红臆谈》的相关文章中已经引述。《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曹雪芹对这个典故应该很熟悉。他后来四十多岁就英年早逝,我认为是两个主要原因促成:一是他创作的《红楼梦》要“进呈御览”,被强迫修改,他悲愤莫名却又无可奈何;第二就是他唯一的“幼子”因病殇逝,他“悲不自胜”!没有宝黛式爱情作基础,纵使结合为家庭,在曹雪芹笔下,也多变成“怨偶”;如贾琏和王熙凤、迎春和孙绍祖、薛蟠和夏金桂,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在婚姻家庭方面,曹雪芹仍然是秉承的中国封建传统观念,即男子可以一妻数妾。宝玉的父亲贾政、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在曹雪芹的心目中,我以为,都还属于“正面人物”;而他们全都有妻还有妾。宝玉心中除了要娶黛玉为妻外,已经当面委婉应许袭人、紫鹃做小老婆;即使不说麝月吧,晴雯若不早逝,想要做宝玉妾侍的愿望,在曹雪芹笔下,宝玉应该也是愿意满足她的。周汝昌先生提出:贾宝玉的爱情对象,其实是史湘云。这个问题牵扯面广,要另作别论,这里不谈。曹雪芹《红楼梦》的政治观点,我以为,仍然停留在中国式封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民主”这样的西方传统,还才由卢梭重新阐发,传播到北美殖民地;这种现代玩意儿,那时还没有传来中国,曹雪芹做梦也想不到这个呢。他贬斥“国贼禄鬼”,只是反对那些专为自己谋私利的官吏;和王守仁、李贽一样,他并不反对皇帝。他让主人公贾宝玉歌颂“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还说要“作践”匈奴“犬戎”,发扬武勇,“为君父生色”。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已经著文立论,反对封建专制;对比起来,曹雪芹《红楼梦》在这个方面不能说是先进的。曹雪芹《红楼梦》,是揭露了中国式封建社会的种种腐朽没落,把后代历史学家都称赞的“康、雍、乾盛世”贬为“末世”;但是,当时已经具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应该有其思想政治要求,曹雪芹却没有表现它们,没有为封建“末世”指示任何出路。当然,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苛求于古人。曹雪芹虽然“无材可去补苍天”,甚至到后来他还很可能脱离了“包衣旗籍”;但是,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诸方面,他和清朝满族统治者,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认识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决不能忽视这一点,而把他看得、评价得好像一个“革命者”。曹雪芹在他的巨著中,形象地描述,多方面探讨了,当时的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各种各样的努力,想要生活得更好;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样深刻地揭示出:封建社会,腐朽衰败,必然灭亡。曹雪芹《红楼梦》如此思想性,已经够了不起了。根据张爱玲先生《红楼梦魇》的研究,曹雪芹《红楼梦》的早期稿本,所写的贾宝玉,是一个“性格的悲剧”。贾宝玉富于同情心与想象力,思慕太多,以致人我不分,念念不忘;没有能够专心读书,科举出仕,家庭败落以后就只能成为无业游民。“性格决定命运”,贾宝玉的悲剧性格,导致他必然只有悲剧命运。而现在存世的脂评本《红楼梦》,主要是曹雪芹后期修改创作的稿本;这其中的悲剧,已经是社会性悲剧,“历史必然性的悲剧”。贾宝玉林黛玉,徒有美好的人生理想,不见容于当时那腐朽社会。贾宝玉的爱情理想超前高级,然而,在那个家庭那个社会却不能实现。贾宝玉即使按他封建家长所愿,与薛宝钗成婚,努力读书应试、步入仕宦,又能如何?书中就写有贾政,出外做官,方正清廉,却被机巧者看作迂腐,终于被蒙,不能当好官。反面,贾雨村奸巧狠恶,巴结权贵往上爬,为贾赦夺人古扇,竟生生地制造出冤狱。但是,按照脂批提示,最后结局,不也“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没有好下场吗!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封建社会、封建家族,“鲜花着锦,烈火烹油”,鼎盛过后,就必然衰败,任你怎么“补天”补地,也改变不了悲剧的命运。《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就让跛足道人唱“好了歌”,说“好便是了,了便是好”;预示全部结局。辩证地看,“了”也就是完结;旧的因缘完结了,可以开始新的因缘,这也就“好”。“好”也就是完满;既完满,就必须完结,否则,“乐极悲生”,仍归完结,但却是别样的完结,你本心所不愿意有的完结。因此,社会人生,确如曹雪芹让跛足道人所唱所说,“好”就是“了”,也必须“了”。外国智者同样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看歌德《浮士德》,和魔鬼订了协议的浮士德,刚一感叹“真美啊”,那靡非斯特就来收取他的魂灵了。因此,论述曹雪芹《红楼梦》的思想性,就要注意到:他表现出一个巨大的社会性悲剧,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两难处境,窥见了宇宙演化的秘奥。在这个社会性悲剧中,人世间美好的东西都被撕碎了。但是,青春、亲情人情、纯洁的爱情,仍然如此美好,令人不能忘怀!怎样才能保全永远?“天尽头,何处有香丘”?读《红楼梦》,促使你不断思考、反复辩难。不只艺术魅力,《红楼梦》的思想性,也魅力永在!
看i哦飞机
论对《 红楼梦》 的阐释 “英雄所见略同”的说法不能说不精辟至极,即使以此来评说近二百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不能说是毫无道理。况且已经有人以此比附过《红楼梦》 与《 战争与和平》 就是“英雄所见略同”的产物①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首先,评说者非“英雄”莫属;其次面对同一个对象而评说。唯其如此,才会 “所见略同”。“略同”也只是说大略相同而已。 其实,对《 红楼梦》的批评和阐择,更普遍的情况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顾自《红楼梦》 产生以来的红学批评史,红学家们都力图进人《 红楼梦》 ,进人曹雪芹的创作天地。力图获得对曹氏与《红楼梦》 一个大略相同的认识。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然而所获只是各种看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不但没有求得“略同”,反而大有众说纷呈的态势。 评点派着眼于小说文本现象的具体阐释与评价,这是“见木不见林”的阐释;而索隐派则文着重于小说文本之外的考释与索隐,这是比附、牵强的阐释。这正如茅盾先生评价王梦阮、沈瓶庵和《红楼梦索隐》时所说:他们的索隐“广征博引,而穿凿附会,愈出愈奇”, “不能自圆其说”。此后的新红学家又着重于作者的考释,联系到《 红楼梦》 的故事,推而衍之,故而又出《 红楼梦》 乃作者自传一说。当然,这样的阐释自有其科学客观的一面,然而,僵化地、固执地以为小说即作者,就又难免偏颇。上述的批评家虽有进人《红楼梦》 的愿望,但是取径失法,显然也无由进人《 红楼梦》 。现当代的小说批评派红学家阐释《 红楼梦》 ,比较地科学了一些,客观了一些,然而也是各执己见,各有千秋。 当代文学评论家都乐于向作者—— 当然作者必须还活在人世——打探作品的意旨,让作者表态、定案。曾经就有人致函钱钟书先生,想打听本人对《 围城》题旨的看法,以便澄清是非。结果得到的回答却是:“我主张作者对自己的作品不该插嘴。”这不仅是钱先生明智明理的回答,而且是他对文学作品一旦产生便是客观的社会存在的科学阐释。假如《红楼梦》分的作者还在人世的话,他也会赞成钱先生的说法的。具体到《 红楼梦》 的创作、阅读和批评中来说,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红楼梦》 是作者在自己的特定时空环境中的创造,阅读和批评则是阅读者与批评者特定的情境,或者说是其“个人天地”中的事。显然,这二者是未可同日而语的两码事。 海德格尔论“解释”时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见到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以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② 很显然,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解释”者个人的“先行”条件的存在,亦即“解释”者领会能力、解释能力及其“先见”、“先知”等等条件。解释有待解释的东西,是因为有待解释的东西已经处在解释者的领会之中。换言之,要阅读过《红楼梦》 才谈得解释《 红楼梦》 ,而解释凭借的是阅读时的“领会”。具体到某一个阅读者,对《 红楼梦》 的解释自然也只能建立在一个阅读者的领会程度的基础上,而这当然也只能是这一个阅读者个人的解释了。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比如红学家读《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红学家的领悟中展开;一般读者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就在他们的领悟中得到解释。这恐怕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言:看人生是因作者不同,看人生又因 读者不同;一本《 红楼梦》 ,“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 ,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 ”,③ 如果再区别各个阅读者各不相同的“个人夭地”及其所在的时空背景,那情况会更复杂。五、六十年代的红学家着眼于《红楼梦》 的社会的、思想的意义,是因为当时的文化背景、政治环境。近十年的红学家又注重于《 红楼梦》 的艺术的、更深层次的哲学的意义阐释,也是因为近十年的政治的、文化的环境。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始终是个人的、历史的。 以此,我们可以对《 红楼梦》 的阐释作一些这样的归纳:一、对《 红楼梦》 的种种阐释,其实质都在表明各种不同的阅读、批评及作品之间的相关性或即 “关系’;二、对《红楼梦》的阅读、阐释与批评是有前提的,这就是说,阐释开非一种独特的无制约的立场,它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三、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不是“看”,不是“旁观”,而是把主观投人于其中的理解性阅读,是对并不十分了然于“目”的本文的释读;四、对《红楼梦》 的理解,归根结底是阅读者的自我理解― 我们不仅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也在读我们。以笔者而言,《 红楼梦》 就读出了笔者本人的治学能力。换句话说,就是阅读者把自己对《红楼梦》 的领悟给予了《 红楼梦》 ,阅读者也从阅读《 红楼梦》 中提高了自己的领悟力。 总之,对《 红楼梦》 的阐释构成了阐释者与《 红楼梦》 的双向交流。交流的结果则是: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愈来愈深人,阐释者也在阐释的过程中深人自己。这就是文学阐释学所认为的,我们在“本文语境”中,本文在我们的“阐释语境”中。《红楼梦》 的批评者力图同《 红楼梦》 及潜隐的作者对话,但是终不能、也不可能独立于《 红楼梦》 之外对《 红楼梦》 作出纯粹客观、绝对精确的界定。 说到这里,联想到近年来文学批评的理沦与实践中时兴的“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批评,非得以所谓的“科学化”、“精确性”来划一文学作品,来划一对文学作品的阐释与批评,显然有悖于文学的特性。因为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己经规定了文学自在的性质,所以,对于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与批评也就不能不是自由的。以此作为阐释《红楼梦》 的出发点,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如下事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一)对《 红楼梦》 的阐释批评只能是“百家争呜”,在具体问题上的探索和研究,也只能求大同存小异,完全的精确的绝对一致的看法是永远不存在的;(二)伴随着阅读者“先在”领悟的变化,伴随看阅读者“个人天地”的差异,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也是永无止境的,这也是“红学之树常青”的根木原因所在。(二)即使是阅读者处于同一时空环境、文化背景之中(即使把同一“时代精神”,同一“池城影响”等等都归属其中)对《红楼梦》 的阐释仍然会存在着“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阐释结果① 况且,《 红楼梦》 又非一般的交学作品,对其阐释也自然并非易事。仅以其文本的表述语言而论,要获得比较一致的理解就相当困难。红学史上诸多批评家打了上百年笔墨官司也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在其语言的丰富而旨深意远的语义阐释上。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作品,而语言则是一种人为规定的符号(见索绪尔《普遍语言学教程》 )。用语言符号编码,是作家的写作;用语言符号解码,是读者的阅读。语言符号编码而成的“本文”,是读者与作者的中介,也是我们理解作品与阅读关系的关键。而《红楼梦》语言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含混浮泛,亦即语言的模糊性。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象征性,与语言实际指称的对象并不同一。比如《 红楼梦》 中有一句颇多争议的话,即“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争议不休的重点在“色”、“空”二字的真正意蕴上,当代红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色”、“空”泛斥之为宿命学说.从而视其为评说的禁区。“色”、“空”概念按其能指看,本是佛家语。然而,当它出现在《红楼梦》 中时,它又不只是佛家之言了。究其所指,范围相当宽泛,其中很难说没有道家的“有”“无”之意。参照《 红楼梦》 再三强调的“真”“假”说.也不能说其中没有一点儒家的去假存真的思想,所以我们说,《红楼梦》 语言中的能指并非专能,所指也不止一指。由此可见,力图统一说法的对《 红楼梦》 之阐释,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 红楼梦》 语言的非确指性障碍。 《 红楼梦》 语言的模糊性是其短处,恰又是其长处。说是短处,是因为其模糊浮泛产生的歧义太多,影响到对作品含义的总体性把握。说是长处,是因为模糊而产生的审美体验的多向性,增强了作品内在意蕴的丰富性。《礼记· 乐记》 云:“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 中训“依”为“隐”( “衣者隐也”)意即着衣的目的是为了隐身,故“衣”有“隐”义。反训之“衣”为“显”也,因为“衣可资炫饰”,于是隐身的衣反有“自彰之效”。此即语言的相反相成、同体歧用之妙。若依据此意阐释《红资梦》 中的表述语言,我们又会获得什么样的阐释解读的结论呢?《红楼梦》 本文就是“衣”,既有“显”义也有“隐”义。“显”者即能指,“隐”者即所指即使是能指,也并非专能;是所指也非止一指。这是在特定的时空天地中,作者在刻意追求含混浮泛的语言来表达白己的人生体验。因其表达的体验复杂,所以赋予小说语言的所指功能也相当宽泛。 当然,阐释《 红楼梦》 ,《 红楼梦》 本文并非不可本,但依凭本文也须小心翼翼切莫被作者的本文创造所迷惑而误人岐途。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其意是说诵诗读书不可死在句下,而须层层剥笋,以觅其质。对于《红楼梦》 的阅读与批评,既要重视《 红楼梦》 本文对于阐释思路的导引作用,又要防止“尽信书”而上当,更不应该“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不仅是作者结构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也是提交给读者阅读阐释作品的一把钥匙。如上所述,我们的结论仍然是:对《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是不可穷尽的。那么是不是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与批评永远不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呢?显然不是的。其实,对《 红楼梦》 正确的阐释时时都在得出。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得出了一种正确的阐释,并不意味着在相同的问题上不会得出另外的也是正确的阐释。比如考证派红学家胡适先生对曹雪芹家族世系的考证,就比较接近实际。至少,他将作者的生平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而且他将考证与《红楼梦》 的阐释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得出了《 红楼梦》 乃作者之自叙的说法。结论的正确性,我们无以否认。但是很显然,此说对《 红楼梦》 的解释远不是充分的。一说即一切说,一切说即一说,都是对伟大文学作品《红楼梦》 机械的僵死的宗教裁判。且不说这样的评判是对《 红楼梦》 缺乏最起码的了解,而且是对文学作品特殊性的极大的抹杀。 罗兰、巴尔特曾从结构主义的立场说过,文学本文是“一个大的句子”,那是用解析文本结构的法则去阐释文学本文。而最切合文学本文实际的阐释,莫如把文学本文看成是:“一个大的比喻”,或者是“一个大的象征。”文学与人生,犹冰山喻大海。卡夫卡的《城堡》 就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小说中的主人公千方百计要想进人一座城鸯,右城堡管辖的村子里定居,但是,尽管城紧就在照前,路上也看不到障碍,就是无法接近,努力越大,距离越远,最后终于被勒令离开。故事的喻义可以作多方面的阐释,人与目标,人与权力,人与自我,人与自由,等等复杂而缠扰人生的命题,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领悟。钱钟书的《围城》 、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 、福楼拜的《 包法利夫人》、李商隐的《 锦瑟》 ,都莫不是关涉人生的大比喻。曹雪芹的《 红楼梦》 也是一个大比喻,贾宝玉的人生实践犹如红楼梦,从更宽泛的意义看,实在又是人生如梦的大比喻。当然《红楼梦》 的喻义远不止如此简单、笼统。许许多多困扰人生的命题都在《 红楼梦》 的比喻中显现。试想一想那“太虚幻境”,想一想宝、黛的来历及 缘份,想一想宝玉颈项上那块命根子的“宝玉”,甚至再想一想江南还有一个分裂体—— 甄宝玉的存在,甚至那“判词”、那“好了歌”… … 我们就不能不承认《 红楼梦》 是“一个人生的大比喻”,是一个人生意蕴无限的大象征。 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一定是“此非彼也”,然仅仅是“似是而非”;是比喻、是象征,那么也会是“此即彼也”,然又仅是“似非而是”。是比喻,《红楼梦》 本文就是显在的“此”,以显在的“此”就可以窥见隐潜的“彼”;是比喻,《 红楼梦》 本文可本,决不可脱离本文去考索所谓的隐潜的“彼”;但是,《 红楼梦》本文也不可全本,因为依凭显在的文本并不能探索尽潜隐的非止一指的喻义与象征义。故而,对于本是一个大比喻的《 红楼梦》 的阐释,只能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如《 中庸》所道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方能领会赏析,妙的文心。 红学家吴组湘在一次学术讲话中说过:“《 红楼梦》 里的描写就像一座冰山,很小一部分露在水面上,大部分沉在水底下 ”。《红楼梦》写出来的如同冰山露在水面上的那一些,另一部分没有明写出来,需要读者把书中描写到的联系起来进行思索。”显然借冰山比喻《 红楼梦》 的本文是套用了海明威 谈创作的一段名言。海明威讲道:“我总二是试图根据冰出的原理去写。相对显露出来的部分,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以上的”。⑥ 《 红楼梦》 潜于水面之下的部分很多,比如说王夫人同贾母之间的矛盾就是藏在“水”底下的,没有直接写出来。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林黛玉的态度上。王夫人绝不会接受林黛玉做儿媳的,而以贾母言,自然是心疼外孙女儿的。矛盾的尖锐冲突,只有经过阅读者对于文本的具体考察才能进一步阐释。但是,由于潜在内容的模糊性与不可知性,所以阐释的取向也很难趋于完全一致的,这也是《红楼梦》本身的隐密所造成的。 从阐释学的观点看,《 红楼梦》 这样的优秀作品只能是可解而又未可尽解的。这正如歌德曾说:“优秀的作品,无论谁怎样去探测它,都是探不到底的。”把《红楼梦》 比作一个球,释义者便可围而作面面观,那么处处都是进人《 红楼梦》 这个球的核心的“切入”点,于是所获也就各异。即便已经有几代人,甚至仍需几代人,在自己选定的“切人”点上辛勤探索,并且几近核心,但是仍须意识到《红楼梦》 潜在意蕴的丰富性。把《 红楼梦》 比做试金石,它也在测 试着我们—— 阅读、释义者自身的“含金量”,读得深者得之自深;读得浅者得之自浅。是个人的领悟力限制着对《红楼梦》 的释读,而《 红楼梦》 本身无比深厚的蕴含,却是经得起任何人的释读的。 因此说,对《 红楼梦》 的阐释和评说,必须具有较高的领悟力。所谓的领悟力,主要是指在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学理论素养基础上的“悟性”,亦即直觉的审美力。《红楼梦》 是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典范之作,在思想的、艺术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突出的民族特征。譬如说,思维的直观性是我们民族的思维特点,表现在艺术上,则强调灵感思维,相信“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在《红楼梦》 中这一特征表现得龙其突出。即以艺术形象的创造而论,客观物象的构成固然重要,但《 红楼梦》 更强调意象和意境的创造,把追求天人合一、物我浑成看成最佳艺术创造。在艺术的表现和表达上,《红楼梦》 务求简约、不求穷尽。追求的极致是司空表圣 所谓的“不著一字,尽见风流”,讲究的是神、气、韵、味。与之相适应的阐释,必须具备“妙悟”, “心领神会”的直觉审美力。《 文子,访德篇》 云:“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列为“上学”的“以神听之”,就是通常所说的神会,也就是悟。唯其有上学之“悟性”,才可深释《红楼梦》 。在悟性高下不一、“先见”各有差别的情况下,对《 红楼梦》 的阅读、阐释与批评,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必定会是“仁者见仁,知见者智”。
朝夕忆可否
你好,我帮你写的这个仅供参考: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
建议写红楼十二钗以及香菱,晴雯,袭人,鸳鸯等人的性格以及命运的分析在当今社会的映射。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
1,时代背景,阶级矛盾,封建伦常,家境2宝林薛各人的性格宝黛爱情悲剧,宝玉宝钗婚姻悲剧。两个悲剧更进一步说明了四大家族的灭亡趋势。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斗争是两种
纵观人类情恋的演变史,大体可分为史前情感史,古代情感史和现代情感史三个阶段。如果文学史正是人类情感史的一种反映再现,那么《红楼梦》一书在时代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