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赋及赋论研究论文

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 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 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 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 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 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 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 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 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 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 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 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 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 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 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 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 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 □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 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 （《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 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 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 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 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 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 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 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 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 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 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 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 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 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 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 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 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 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 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 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 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 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 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 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 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 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 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 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 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

“赋得”两个字在诗里本身是没有意思的，这个词指的是用限定的事物为内容所做的诗，更像是现在很多书前面的先导声明一样。

诗是应考的习作。按科场考试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须加“赋得”二字，作法与咏物相类，须缴清题意，起承转合要分明，对仗要精工。

白居易·赋得①古原草送别

离离②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③侵④古道，晴翠⑤接荒城⑥。

又送王孙⑦去，萋萋⑧满别情。

【注释】

①赋得：指定的诗题，在题目上加“赋得”一词。

②离离：青草茂盛的样子。

③远芳：草香远播。

④侵：侵占，覆盖。

⑤晴翠：阳光下翠绿的野草。

⑥荒城：荒凉、破损的城镇。

⑦王孙：本指贵族后代，此指远方的友人。

⑧萋萋：青草长得茂盛的样子。

赏析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下邽(今陕西渭南)人，祖籍山西太原。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新郑(今河南新郑)东郭宅，其祖父时为河南巩县县令。后随父白季庚到宿州符离安居。十一岁起，避乱江南五六年。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中进士，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以后诗坛元白齐名。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七十五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池上》。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改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牛李党争，互相倾轧，诗人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公元827年)，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大和四年(公元831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七十五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铭。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白居易一生创作甚丰，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此诗作于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作者当时实龄未满十六岁。诗是练习应试的习作，按科考规矩，凡指定、限定的诗题，题目前必须加“赋得”二字，做法与咏物诗相类似。诗人在对原上野草的描绘时，首先点出它岁岁枯荣的规律，即使被野火烧毁，受尽苦难，当春风吹来的时候，它依然会顽强地生长出来。这平凡而茂盛的野草，它似乎也知道友人的离别，冲上了官道来相送，一直延伸到荒远的边城。今天又送友人远去，正是“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李煜《清平乐》)。但联想前面的“一岁一枯荣”，似乎又在告诉友人，来年还会相见。正所谓岁岁荣日，依依聚散情。据宋人尤袤《全唐诗话》记载：诗人从江南到长安，带了诗文谒见当时的大名士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年纪轻轻，就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不易。”等他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一联时，大为惊奇，连声赞赏：“有才如此，居亦何难！”连诗坛老前辈也被折服了，可见此诗艺术造诣之高。

《唐诗三百首》注此诗曰：“诗以喻小人也。消除不尽，得时即生，干犯正路。文饰鄙陋，却最易感人。”笔者以为此解颇为牵强。一者，诗人时年尚少，阅历尚浅，人生感触不足于此。再者，诗既呈大名士顾况以求汲引，语及小人，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