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曲的论文参考文献

王国维之死，是一个世纪的谜语，但总觉得他是为“忧心”而死。他找到叔本华做他的精神引领，而从叔本华那里领会到的悲观主义恰好促成骤然赴死的决心。“人生问题，往复胸臆”，度量王国维的一生，寻觅于哲理，探求于史学，往复于“人生”。他在探索史学上做出现代少有人与之比肩的大贡献，问题在于，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人生”的途中，寻寻觅觅，终而冻馁于野，无得归所？ 其实，王国维也不仅是为“忧心”而死，他的遗言就是明证：“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反顾”。他死的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世变”。如梁启超所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他也是为“文化”而死。凡是一种旧文化消逝，总有为此旧文化徇死的人。王国维属于这样的“前朝忠臣”。陈寅恪等人为王国维的骤逝，也由衷发出自己的感慨。如此复见王国维之死也并非忧一己之心。王国维死时也是很从容的，据颐和园园丁云，“先生约上午十点钟左右进园”，“初在石舫前兀座，久之，复步入鱼藻轩中，吸纸烟”。一个对自己的精神意义世界寻觅无着的人，会如此安详地从容他界吗？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 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 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 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回答者：天之翔云 - 秀才 二级 11-5 18:17 -------------------------------------------------------------------------------- 您觉得最佳答案好不好？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 50% （0） 50% （0） 其他回答 共 2 条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他衣袋中有一封给家人的遗书，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 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致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遗书是前一天写下的。前一天清华研究所已放暑假，师生于工字厅开惜别会，王国维亦参加，与人作别如平时，因此他是从容赴死的。 其老友陈寅恪先生对其自沉有殊解：“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为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王国维为一代治学巨匠，其所遗《人间词话》被奉为文学批评之圭臬。 王国维为何自杀 1927年6月2日上午，中国20世纪杰出的学术大师王国维，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之际，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弃世。消息甫传，顿使海内外学界同深哀悼。人们在痛惜他“中道而废”之时，更竞相揣度其不明不白自沉的原因。70余年来，猜测、推论，诸见纷陈而时有新见，又因各执一隅而难以定论，遂成20世纪中国文化界一大“公案”。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荡变革之际。1924年，冯玉祥兵临北京，逊帝溥仪被逐出宫。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后，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其时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时，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生活与精神上的依托者罗振玉已携眷东渡，梁启超养疴津门。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唯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宓便着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也是遍寻不得。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字走廊徘徊多时。大家又寻踪找去，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一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多时的王国维。 王国维死后，家人在他遗物中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死者绝非仓促寻死。这与王死前几日无异常举止相吻合。但遗书一开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却给生者留下种种疑窦，成为70多年来其自沉之因久说纷纭，又难以确论的“谜面”。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 一为“殉清”说。王为清朝遗老，更对逊帝溥仪向有国士知遇之感——王国维以秀才身份，被溥仪破大清“南书房行走”须翰林院甲科出身的旧制，召其直入“南书房”——有此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逢“覆巢”之将再，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均持此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论。但反对此说者认为，王国维与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辈有别，郑等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领清华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他虽“忠清”，却不充其鹰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当时就有人说：“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二为“逼债”说。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先生笔播，几成定论。但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它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 三为“惊惧”说。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冯、阎两军易帜，京师震动。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是以“尸谏”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有东渡日本避难打算，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五为“文化殉节”说。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但陈之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 最后一种观点是“诸因素”。以一遗民绝望于清室的覆亡，以一学者绝望于一种文化的式微，一介书生又生无所据——当王国维徘徊于颐和园长廊，回想起“自沉者能于一刹那间重温其一生之阅历”的箴言，遂“奋身一跃于鱼藻轩前”。也许，这就是王国维自沉之“谜底”。 郭汾阳（光明日报.）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 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 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 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 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参考资料：光明网 回答者：lmasdf - 见习魔法师 三级 11-5 18:18 -------------------------------------------------------------------------------- 王国维早年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外语，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后来却又被其利用，激愤之下，不肯偷生！ 1922年在溥仪的紫禁城小朝延内当五品官“南书房行走”，并得到了“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的封赏。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思想极其郁闷，留下“经此世变，义地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个人恩怨，“国家”存亡，圣人亦难免于俗世，死因大概如是，请各位方家指教！

大曲，中国古代的一种大型歌舞乐曲。它对戏曲音乐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这种乐曲形式在汉代已出现，到隋、唐时期，由于广泛吸收了国内外各民族的音乐文化而发展成熟。大曲的音乐结构可分为 3部分。每一部分又由若干段落组成。这种段落，古人称之为“遍”，或“片”、“叠”。第1部称为“散序”，全是散板节奏的曲调。第2部称为“中序”，也称作“拍序”，或称“歌头”。“中序”的各“遍”，都是板眼分明节奏较慢的四柏子曲调。第3部称为“破”，或称“入破”，其中也包含若干“遍”，为二拍子的曲调。速度由中庸而渐快。并以极快的速度而终结全曲。上述三个部分，虽然节拍形式各不相同，速度亦各有差异，但实系同一曲调在反复运用中的不同变化。大曲的表演形式，是器乐演奏与歌唱、舞蹈的综合。它需要有一支庞大的乐队、歌队和舞队进行表演。第 1部“散序”，纯系乐队演奏的器乐曲，这时歌者舞者都不出场。第2部“中序”，歌队开始唱歌，由乐队伴奏，舞队仍不出场。第3部“破”，纯系舞曲，舞队入场起舞，由乐队伴奏，而无歌唱，它以逐渐加快的速度，把音乐与舞蹈的情绪推向高潮。大曲是一种曲体，常因曲调的不同而冠以不同的标题，如《六幺》大曲、《薄媚》大曲等。也有些大曲是以地名标题的，如《甘州》大曲、《梁州》大曲、《胡渭州》大曲等。从这些标题中，也可以看到民间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的关系。大曲在唐代还是纯粹的歌舞乐曲，发展到宋代，逐渐与故事情节相结合。在宋代的杂剧中，就有一部分以大曲演唱的节目。这种节目，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利用大曲的形式咏唱故事，在大曲原有的标题之上往往再冠以故事性的标题。如唐有《薄媚》大曲，宋有《西子薄媚》、《错取薄媚》、《郑生遇龙女薄媚》等；唐有《六幺》大曲，宋则有《莺莺六幺》、《崔护六幺》，等等。其二，宋代所用的大曲，并不拘泥于唐大曲原有的完整形式，而是按照实际需要，只摘取其中的若干片段，称为“摘遍”。宋代所用的大曲，多是摘遍的形式。作为古代歌舞音乐的大曲，演变为戏曲音乐，有一个复杂的历程。宋杂剧还不是成熟的戏曲形式，其中用大曲演唱的节目还不是戏曲音乐，但大曲在历史上对戏曲音乐的形成却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大曲的不少曲调进入戏曲音乐，成为传统的曲牌被广泛运用，有的剧目甚至还保留了宋大曲的“摘遍”形式，例如《琵琶记·丹陛陈情》一折就是。至于单支曲牌如〔八声甘州〕、〔梁州第七〕、〔水调歌头〕等，在戏曲中的应用更为广泛。另一方面，大曲所用的节拍——节奏变化的方法，对戏曲音乐的影响更为深远。后世南北曲乃至昆曲所采用的套曲形式，虽然并非一曲反复变奏，但不同曲牌的前后排列顺序，却需按散→慢→中→快这一节奏变化原则。至于梆子、皮簧这些以板式变化为特征的剧种，在上下乐句的基础上通过各种节拍——节奏的变化来发展各种唱腔的方法，也是继承了唐宋大曲的传统。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1903年起，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起，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至老，王国维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1913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五品）。次年冬天，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推而不就，仅任教授；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1927年在北京颐和园投水自尽，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颤栗和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都说的这么详细,我还说什么

通常所说的大曲亦即大型歌舞曲

国学大师王国维 现今中国的学术界真实凋敝零落了。旧时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经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这是著名的学者胡适先生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其时，王国维已经渐渐的在中国的学术界无人比肩，然而，写下这段话的胡适不知道，五年后，中国学术界“最有希望”的王国维，却让自己的生命和学术永远的就静止在了颐和园昆明湖的湖水之中。王国维，初名国桢，后改名国维，字静安，伯隅，一八七七年十二月三日出生于浙江海宁双仁巷。七岁，发蒙读书，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涉猎“杂书”，在学堂中被推为“海宁四大才子”之首，少年时他就开始将兴趣转向了文史，第二次科考失利以后，他用自己的压岁钱购买了“前四史”，刻苦研读，从此他渐渐便开始走向一条与一般人不同的求学之路。二十一岁，王国维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并结识了他后来的老师和密友罗振玉，美日午后，他会到罗振玉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日语，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王国维的日语学习开始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自己写道：“读东文颇觉不易，苦无记性，不能从事他学。又不能半途而废，殊闷。”第一次考试，王国维没有及格，按照规定，是要退学的。但是日籍却被他刻苦的精神所打动，并主动与报社“领导”沟通，减少了王国维工作量，经过屡次的沟通，得到同意，几个月后，王国维竟然开始做日文报纸的翻译工作。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开始将自己的视野转向中国的教育世界，零一年秋天，他任《教育世界》编辑，编撰中小学堂教科书，翻译各种教育书籍，如日本人藤泽利息太郎的《算学条目及教授法》，并发表了一些列关于教育方面的论文，他的《教育小言十则》对于“官位代教职”的批判，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仍然有着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也许王国维没有料到，二十世纪初 ，他在此则论文当中预料的事情，竟在现今的中国教育界变成了现实，并且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学术研究凭借的不是官位的刺激，和行政畸形的约束，更应该是一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一种学者或文人的自律，和人文关怀。王国维有这种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人文胸怀， 一九零二年八月，王国维的家乡时疫肆虐，死者众多。身在外地的王国维得知这个消息，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连夜查阅他手头的医学书籍当，撰写了《免时疫传染法》，由他的父亲王乃誉先生刻印，并免费的散发给乡里人，受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翻译日本学者著作的过程中，他的日本老师开始建议他读康德、叔本华的哲学原著——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面对纯英文版的哲学书籍。在读书的过程中，王国维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却硬是凭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股韧劲，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此同时，王国维又渐渐的将视野转向了文学领域，他的《人间词》很快在国内引起了反响，在词学领域，他校北宋周邦彦的《片玉集》、李璟和李煜的《南唐二主词》，辑唐五代二十一家词，编成二十卷，他的著作《清真先生遗事》至今仍然是研究周邦彦不可越过的经典。他合璧中西的词学名著《人间词话》，被视为超越古典诗学，为现代诗学的开端 ，此外，长篇论文《红楼梦评论》也是《红楼梦》研究历史上的开山之作。在曲学界，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学术界还普遍没有重视这个种类的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的一系列著作《唐宋大曲考》《宋元戏剧考》使得他成了中国戏曲史理论研究的奠基人。随后在罗振玉的指导下，王国维开始进入经史小学领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执教，敦煌和甲骨文相继被发现，从此，国学研究各自有了一个新的学科和发展方向，而王国维，竟然凭借着他的天才和勤奋，在这两个领域里各自有了惊人的建树。在甲骨文刚刚被发现的时候，过内的很多学者都不相信这样的事实，认为骨头那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在地下埋上几千年，这种观点以国学大师章炳麟为代表，故此，胡适先生才在他的日记中说章炳麟的学术已经“半僵”了，章炳麟先生的弟子黄侃就看不起研究甲骨文的王国维，并指责他欺后生，在这种情况下，王国维和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问世，成为甲骨文研究历史上有极大贡献的著作 。一九一六年，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到上海，作《殷礼征文》《殷周制度论》，他联系考古的发现，在史学方面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凭借着他身后的史学功底，结合发的资料，他纠正了古代史书记载的很多错误，也补充了很多史书中不详细的或者缺漏的记载，以及《史记》、《汉书》当中的地名错误，陈梦家先生这样评价王国维的此方面研究：“……考史的目的士王氏首先建立根基的。联系正名与考史，以纸上史料与卜辞相印证，是王氏所特别看重的。……”一九零八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将在敦煌发现的大批文物运回国，路过北京，王国维和罗振玉等学者会见并翻阅了部分目录和实物，并引起了震惊。从此，敦煌与王国维结下了深厚的缘分，而我国的敦煌研究，是在王国维死后的三十年才开始形成气候的。王国维是个学者，他的身上继承了我国古代士子的一切优点，在北京大学几番邀请他任教之后，他终于决定作北大的通讯导师，可是因为他身在上海，没有去北京，他坚决不接受北京大学的薪金，最后马衡先生只得在信中声明此是作为研究生通信请业的“邮资”，并且给他暗示了工作的具体范围之后，他才勉强收下，并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一九二四年，王国维因为北大一片斥责清皇室出卖国宝，破坏古迹的文章，而且对文章中流露出的对于清帝不尊重的态度后，愤然辞职。一九二五年春，王国维应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成为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并列的清华四大导师，在清华读过了他最后辉煌的日子。此时，他的学术研究和影响，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盛的阶段。然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阴历五月初三），他却在颐和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当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槁葬于清华园茔地”。也许，对于王国维来说，死是一种解脱，五十一年，他在人世时在遭受了太多的痛苦，早年丧母，父亲又极度严厉，妻子莫氏早亡，在王国维自尽的前一年，他最喜爱的长子网潜明因病去世，与他相交多年的老师、朋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因为此事也与他闹僵了。也许，直到悲剧发生的时候，很多人才意识到，王国维在学术顶峰之上，实际在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世间再无王国维。此后，决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可以在学术上达到他的高度。昆明湖，使得王国维舍弃了他生平钟爱的学术，他生平钟爱国学，使得他舍弃了他为之心神俱醉的传统文化。清华国学研究院从此星流云散，不复当年。几十年后，在国学日益凋敝的今天，身在另一个世界的王国维先生，会以怎样的一种心情看着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呢？后记我并不了解博大精深的王国维先生，我只是徘徊在兴趣边缘，才从那个时代众多的大师当中偶然发现了王国维先生独特的光芒，从而在王国维先生慷慨赴死的纪念日快要走过他历史的七十九个来回的日子里，出于对他的敬仰，写下一点随想性的文字，七十多年，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很多东西就这样的被扭曲或者淹没了，悲哀的是，当年的国学大师，因为各种原因，却渐渐的后继无人，王国维是悲哀的，一生迭遭不幸的他身后也未曾求得安宁的解脱，又究竟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王国维先生的呢？王国维又是幸运的，他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可以对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多有继承，凭借着他身后的国学基础，终于在国学的各个领域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地位。如果历史的坐标转移到现在，那么王国维还会是王国维么？

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结构特点中国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创作概论第一讲 中国传统音乐的类别及其对现代音乐的影响第二讲 中国传统音乐语言与现代音乐语言特点第三讲 中国现代音乐结构特色及其与传统音乐结构的联系第四讲 继承传统、抓住机遇与开创未来一、在解放前后，我国与国外音乐交流主要表现为：“以土唬洋，以洋唬土”。中外音乐几乎无法交流，而现代的中国音乐要中西贯通。现代中西音乐合壁的经典之作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二、本讲座为什么讲的是结构特点而不是曲式特点，就是因为结构（的概念）范围较宽，曲式（的概念）范围较窄，因此我们要建立新的结构分析观。西洋音乐的曲式经多年的发展较为完备；中国音乐讲究“口传心授”，曲式较不完备。西洋音乐在音乐厅里演奏；中国文人音乐讲究个人欣赏，个性化很强。在分析大多数中国音乐时，分析的中心应该在音乐中特点的方面。现代的作曲家们，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大多寻求个性张扬。三、中外音乐的区别在分析中外音乐的区别时，应特别强调细节分析，特征主要表现在微观，如：旋律、音色、曲式、结构。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音阶都经历过从少到多的过程。例如：中国与日本都有五声音阶，但各具个性和特色。这使人们一听就知道一首五声音阶作品是中国味还是日本味。世界音阶主要分三类：1、蒙汉语系，五声音阶；2、希腊语系，七声音阶；3、波斯（伊斯兰）语系，1/4音，一级音有多音。这三类特点中国音乐都具备，其主导者为五声音阶。勋伯格将12个音都解放了，最初为无调性音乐服务；后来则便于作曲家们更好更多地创作，经常各种转调，中国作曲家们也常用。如：中国作品《涉江采芙蓉》，罗忠蓉为古诗谱写的艺术歌曲。他将12音作品表现出十足的中国韵味，令中外作曲家们倍感钦佩。中国韵味一定要研究音腔。就象一个音如同中国书法的一笔，如：“点”，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中国的一个音具有腔式特点；换句话说，无论什么乐器，只要一个音，若带有腔式，就变成中国韵味。中国音乐重腔式，有腔式就有语音韵味。中国作曲家们重腔，例如很多中国作品，陈其刚：《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梁祝》小提琴曲，若不带腔（每个音的腔），就没有中国韵味。腔与中国语言中的四声“—、／、∨、＼”有关。同样是五声音阶，但东北和云南的五声音阶作品却各具个性，使人们一听就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音乐，中国各地音乐即如此。在中国的五声音阶中，找到3就找到宫；若出现4也可以成为宫，这样就出现了双宫调作品。如：《兰花花》，多用4和6就出现双宫调。五声音阶在不同地区就有各自不同的和声音程。我们感觉有些地方的笛子音“不准”，其实这不是“不准”，而是“方言”，确切的说是“方音”。因而不能用12平均律来评判中国的五声调式。因地方语音和方言，使当地的乐曲、歌曲和器乐出现了某些音偏高或偏低的现象，如：湖南音乐中的5就偏高。韵律是现代作曲家们探求的目标之一。第一讲 中国传统音乐的类别及其对现代音乐的影响一、中国音乐的分类1、原声态原声态可分为两种。其一是民间音乐，这种音乐被民间艺人磨砺得比较细腻，如：《茉莉花》，其细腻的感觉犹如大波浪缠小波浪。其二是民歌，中国各地的地方民歌有很强的生命力，这是因为中国人祖祖辈辈传唱下来的民歌，唱的是自己的命运。中国民歌一般用首调演唱，而不用12平均律的固定凋演唱，否则味道不对。2、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同样分为两种。其一是唱颂凋，如：琴歌。其二是器乐曲。文人音乐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中国民族音乐，同时体现着“园外之叟”的中国文人思想。文人是特殊的社会团体，他们在演唱歌曲或演奏器乐曲的目的是为了自我陶醉，给自己听，用超脱的方式来抒情。文人音乐主要是写给自己听，每一个音都是一个重要的心理过程。例如中国的古琴，弹奏者先弹一下，经自己欣赏、自我陶醉之后再来一下……反复几次后，才开始正式演奏乐曲。在西方则认为音是建筑，例如：a+b+a。在现代，世界范围内的音乐都较为成熟，所以中西音乐主要是比技术和比文化。3、宗教音乐（1）主要类型宗教音乐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颂经音乐；其二是圣赞音乐；其三是宗教器乐音乐。中国的宗教有：道教、佛教（包括藏佛教、汉佛教即大圣教和小圣教共三种。小圣教与东南亚佛教关系更为接近）、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相应的宗教音乐也有一定的发展。（2）主要特点宗教音乐完全为宗教服务。如：藏佛教的寺庙音乐经常用于营造气氛，根据各种仪式其音乐形式也有相应的布局，经常伴随着宗教仪式的程序出现。外来宗教在引入中国的同时带来了外来音乐。这些外来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相结合，创作出来的新作品也不少。例如：A.《芸芸众生》，是女声演唱的汉佛教歌曲，其中的一句歌词为“大慈大悲普渡众生观世音菩萨”……B.《金刚经》，引入部分为男低音，主唱部分为男中音。C.《列子》，为四部合唱曲，反映了道家思想。列子说：“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罚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罚也。”西方人在看到列子的话时大为感慨，他们认为，西方人从古到今都在为生死而苦恼，而东方的中国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将看透了生死；从而体现出列子思想的先进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D.西川的一些诗也谱上了乐曲。歌词为：“我的精神已登达山顶，我和最高的星辰有一个约会……”这是一首由女高音领唱的合唱。4、宫廷音乐主要类型分为两种：其一是外朝音乐，如朝会音、祭祀乐和仪仗性音乐等。外朝音乐代表的是权威的或礼仪的音乐。其二是内廷音乐，多为娱乐性音乐。如清乐、歌舞乐、宴歌、宴乐等。在内廷音乐中，唐大曲对中国现代音乐曲式影响尤大。5、戏曲音乐（1）主要种类：中国戏曲种类很多，可分为联曲体和板腔体两种类型。（2）主要特点：①中国的戏曲实质上是通过歌舞性综合表演来讲故事。②中国戏曲不采用西方歌剧原创性音乐写作方式，而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同剧种都以原有的“共性音乐材料”为基础加工音乐。③音乐的程式化倾向，即特定曲牌、板式和特定音色都有的特定含义，国人皆知。如“乱锤”，其知名度一点也不亚于“命运动机”。何占豪和陈刚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展开部，“抗婚”、“楼台会”、“哭灵”、“投坟”所反映的戏曲板式。中国古代的唐大曲最主要特点是渐变。第二讲 中国传统音乐语言与现代音乐语言特点旋律、音响、音色、节奏及其陈述方式，即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语言构成。第二讲主要谈音响、音色、节奏几个问题。中国音乐原本就有的重直觉、重音响重色彩的“和音技术传统”。现代的中国音乐要实现的目的之一就是多声音响观念的继承与超越。1、中国古代的音乐成就很多比西方早而且成熟，更有震撼力，这里主要指的是音响。例如：①内蒙民歌《圣主成吉思汗》；②云南少数民族多声部歌曲；③侗族大歌《嘎高增》。2、举例说明（1）在西式管弦乐队中寻求中国音响特色。如：朱践耳的《纳西一奇》，有四个小标题，《铜盆滴漏》、《蜜蜂过江》、《母女对话》、《狗追马鹿》。（2）音响特点采用了多调性、多节拍叠置和多层次重叠写法。如：周龙的《唐诗四首》，管乐四重奏与乐队。（3）运用的作曲手法使中外音乐家都能接受而且都能演奏。如：谭盾的《西北组曲》。（4）除了多种乐器音色外，还有语言音色。为了获得粗糙的音响以表现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作品，采取了微分音音色结构。如：翟小松的《Mong Dong》，为美术片《悍牛与牧童》而作。（5）音色的主导作用与结构作用。如：华彦钧的《二泉映月》，位转换引来的音区音色交替。（6）用音色来结构乐曲的做法，如：古曲《梅花三弄》，实音与泛音的交替，表现为阴阳平衡。《淘金令》等吹打乐也有明显的音色结构划分。第三讲 中国现代音乐结构特色及其与传统音乐结构的联系1、学习和继承传统音乐的陈述结构（1）中国传统音乐不仅在旋律、音阶、音色、节奏等方面与西方音乐存在区别。如：叶小刚的交响乐《春天的故事》，运用了陈述方式来形成某种民族风格。（2）中国传统音乐的陈述方式具有自己的特征，其中还有一些特定的终止方式；中国民族音乐中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2、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学的结构关系文学中有对联，音乐中就有上下句；文学中有“起承转合”四句诗体绝句，音乐中就有类似的四句结构小曲；文学中有八句结构的律诗，音乐中就有与之结构原则极为相似的、并大量存在于器乐曲的“六十八板体”（它也是八句，只是其中有一句内部有扩展，不及律诗规整）；文学中有章回体，音乐中有套曲体；文学中有使用成语的习惯，音乐中也有集曲等使用现成乐思的习惯……；文学中有“枣核诗”等通过数列形态控制的游戏性诗体，音乐中也就有“金橄榄”等结构形态与之对应。《六十八拍》为琵琶曲。（1）参考中国诗词结构音乐。郭文景的交响合唱《蜀道难》（李白诗）（2）参考古代章回体小说结构音乐。林乐培的《秋诀》3、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和曲式对现代音乐的影响（1）参照古曲来构思音乐。古曲《梅花三弄》（2）唐大曲和戏曲音乐对现代音乐结构的影响。唐大曲的“散—慢—中—快”的渐变原则和后来的戏曲借助于板式速度结构来组织等线性结构思维，是我国传统音乐结构的最高成就。西方音乐结构的最高成就是奏鸣曲。唐大曲的曲式结构特点是：①音乐是一种多段体结构。②体现着一种从“散起”到“入拍”又经轻歌曼舞而变作“繁音急节”的快速舞蹈（相当于“破”）的部分；收尾时节奏还有“散”（即“曲终长引声”）的渐变速度布局。整个乐曲在开始的时候，每个演奏者就开始调琴，他们预先不调琴，用这种方法将听众的感觉调进来，调进乐曲的感觉中来。③用核心音调（而不是主题或曲牌），即兴展衍变形来发展乐思。④新的声部控制关系。它是西方现代技术，也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写法相同。⑤新的演奏法和新音色。如：乐器萧的“冒吹”和重直觉、重音响的现代多声语言等。罗永辉的《千章扫》，符合现代西方音乐中“有控制的偶然”的作曲理念。4、中国现代音乐的分析思路由于中国现代音乐作品是个性化的作品，所以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有些表现为西方的作曲思路与中国作曲思路相结合，如：《梁祝》。有些则主要是中国渐变式线性结构或弹性变速结构。基于唐大曲或戏曲板式变速结构的思维。但现代作曲家们在构思各种线性排列的音乐作品时，往往会同时参考各种外来结构原则，包括现代音乐结构的原则和理念。如：陈怡的《春夜喜雨》，是运用数学上的黄金分割（）的思想来构思，酝酿—聚集—爆发—平静。刘源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客家人的中原文化），则采用微观单个音描述宏观结构。（1）内容：寻根（历史）、走向未来（现实），乐章分五个章节。（2）音乐材料分析：①四、五度音程与“号角音调”。第一章即以号角式的四、五度音程作为“基本乐思”首次亮相。②四、五度音程来源于“二声腔”。该号角四、五度音程的音调正好与福建古老的二声腔相通。③从四、五度音程到“过蕃歌”，古老的四度音程二声腔不仅为“号角”的音程关系提供了依据，而且其语态还与二章的民歌独唱“过蕃歌”相近。④四、五度音程进入“风吹竹叶”。第三乐章开始旋律来自福建民歌《风吹竹叶》，它好象是前面古老福建歌腔的进一步加工和变体；它虽然使用了更多音，将原来简单的歌调做过了润饰，但仍保留了四、五度音程在旋律中的骨干地位，从而再次保证了该乐章与前面音乐的风格和结构的统一。⑤“客家之歌”对四、五度音程的最后肯定。在“号角”的回响和召唤中，第五章的“客家之歌”以豪迈的群众齐唱形式最后一次肯定了四、五度音程在该歌曲，也是该套曲中的支架作用，实质是固定旋律变奏。（3）五个乐章的“宏观再现组合”极其结构依据。①三步性，《土楼回响》虽然有五个乐章，和Ⅳ—Ⅴ乐章间采用不断间奏。②对称性。③采用了反璞归真的终结方式。（4）以调进行代替调回归。综上所述，现代音乐的曲式结构，已从本质上有别于西方经典的“共性写作时期”，而倾向于个性化、多样化。第四讲 继承传统、抓住机遇与开创未来一、关于继承传统我国作曲家大都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包括老一代人）。而中国现代作曲家的成功点，更是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优秀传统的同时，还折射出作为现代中国人更新的审美视角、文化修养和精神风貌。二、关于抓住机遇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历史机遇。一是唐朝；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三、关于开创未来1、是不是“越是民族的就越国际”？我（李吉提）很怀疑。《梁祝》协奏曲比越剧更容易走向世界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些方面，古人比我们想得开（如唐代），西方人也比我们想得开。我们今天比古人更有优越的条件面向世界，就应当能比古人在发展中国音乐、文化方面，做出更多的新贡献。2、是不是音乐作品的技术越“前卫”，水平就越“高”或越能代表“未来”？我（李吉提）想未必。毕加索说，艺术只有“变化”，而不是“进化”。在20世纪作曲技术花样翻遍后，又回到平淡，回归自然。3、多样化的音乐创作才能创造绚烂的未来。叶小刚的《大地之歌》，为女高音、男中音和乐队而作，是积极向上的。马勒的《大地之歌》是作悲歌写的，非常悲。而叶小刚的作品《大地之歌》却是非常绚烂，比较洒脱，很舒展，且唱且吟。这说明我们的作曲走向成熟。①《悲歌行》李白诗；②《宴陶家亭子》李白诗；③《采莲女》李白诗。4、其他作品。①唐建平的筝曲《自鸣》；②秦文琛的管弦乐作品《五月的圣途》；③何训田的《声音的图案Ⅲ》，散文化的音乐语言强化了短笛、竹笛和电小提琴三件乐器色彩，属于宏复调作品；④陈怡的《中国神话大合唱》；⑤贾达群的《融Ⅰ》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将不同文化融为一体。沈阳音乐学院音乐论文写作笔会一、选择选择主要决定因素是兴趣，有了兴趣才能自信，才能把最有价值的东西研究好；在研究学问时应注意普及与提高。如：巴托克通过自己的复调小品，教育了孩子们的思想，其方法主要是从音响和音色中去教育。因此，学生最好在选自己有兴趣的课题作，而且是最好的和最能做的，不要赶“火”。1、一定要有自己的学习基础，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所谓撑杆跳要撑住地。2、最好选一个导师长项的课题来作，使自己能够得到相应提高，能够学到导师的长处。3、自己的生长环境。世界地域各地各有自己的特色，导师希望自己的学生发扬其所在地域环境优势和文化修养。学生根据各种有利条件，来选择适合自己的事业，来给自己定位。4、一定要有自己的立论，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论证自己看法的合理性；一定要发现了什么，论证自己看法是有的，是有价值的、合理的。5、学风。不能盲目地选大课题，否则有解决不了的可能性。不能“唬人”，一定要踏踏实实，稳稳当当。偷来的锣敲不得，否则要串邦的。文献要大胆地看、写，应该占论文篇幅的四分之一。使用文献时要先搞清楚文献，看完文献后发现文献中有什么缺漏，自己可以去研究，来解决。研究应建立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来研究，不能闭门造车。有时也能有自己发现的课题。在研究课题时不能小题大做，也不能大题小做。研究透了一个课题，对硕士来说就是给自己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思维方法。之后才能研究下一个课题。李吉提教授在看完笔者的研究生论文《浅谈“阳春白雪”、“阳阿薤露”、“下里巴人”——文化需求与音乐教育》时指出：社会的变化导致音乐语言的变化；有些作品运用民间音调，但不能直接使用，而是去模仿。作课题应该具有个性，而不应该机械化作业。“小题大做”对于初写论文的人来说较为合适；而“大题小做”则适合于有着多年经验的学者来说较为合适。二、座谈关于对人物研究，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结果。其方法是围绕作品找背景，从办学找结果。研究应从立论开始，决定从哪里开始，最后一定要达到目的。比较音乐学并不是研究人物的唯一途径。学士是要把导师教授的东西学到手；硕士是要能够运用导师的理论来解决几个问题；博士是要为自己的学科提供理论。研究学问要讲逻辑。写演奏方面论文的目的主要是对作者的研究，对技术的研究，对作品内容的研究。音乐剧与大众的关系很密切，早期音乐剧与小歌剧有联系；研究音乐剧的演唱，应通过对某个音乐剧的演唱，来研究表演的演唱方向。“写作能够使人的思想精确”，“站着写，坐着改”。——鲁迅李吉提教授希望：研究学问要古今能打通，不要太学院派了。做一个好老师要尊重学生，教育学生首先要自重，这对青年教师来说非常重要。研究学问需要老师与同学搞好关系，老师对学生能说一就是一，能说二就是二，不会不能装懂；学生则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往前发展，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讲座笔记整理完成时间：2007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