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叠的岁月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一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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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冬日小兔子
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从要素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16-59岁)总量开始减少,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贡献;随着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去,储蓄率开始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减弱;随着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外贸出口增速大幅放缓,技术溢出效应减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效应放缓,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短期内比较稳定,因而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存在放缓态势。从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起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于当前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因而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从经济总量来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万亿美元,增量高达8000亿美元。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经济增速会递减。因此,从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总量等方面看,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仅中国国内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要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也要认识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二、中国经济放缓是短期需求减弱与中期结构调整叠加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周期性因素来看,世界经济复苏低于预期,中国外需明显不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大幅升值进一步抑制出口增长;企业盈利前景不佳以及去库存化等因素导致投资出现减速;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龙头市场调整导致消费稳中略降。从中期结构性因素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新兴产业增长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降的影响,要素投入支撑作用减弱,结构升级要求提高,化解过剩产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都会影响经济增速。从体制机制因素来看,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尚未到位,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效率较低影响到政策落实。此外,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懒政不作为现象,稳增长政策执行不到位。三、中国可以实现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今年上半年,尽管中国传统制造业减速明显,但是,机器人、电动汽车、服务器、智能终端、铁路机车等制造领域增长迅速,特别是股市带动金融业、电商带动快递业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对宏观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展望下半年,股市成交大幅缩水使得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但随着连续降息降准、扩大财政支出和清费降税、以及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和消费工程包等一系列稳增长政策逐步见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加之基数较低等因素,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小幅回稳态势,可以实现全年GDP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四、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高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0%以上。目前,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速之一,而且由于总量基数高,7%左右的增长将带来巨大的GDP增量,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正着力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增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更加凸显。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换档,表象来看会对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资源出口国影响较大。然而,从大宗商品来看,铁矿石进口降幅有限,1-8月铁矿石进口同比仅下跌,而且增速微跌与上年同期的高基数有关;尤其是原油进口增速不降反升,1-8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增幅同比加快个百分点,近三年来增速在持续加快;1-8月大豆进口量同比增长,谷物进口量增速更是高达。中国经济减速对欧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今年以来中国进口额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价格下跌,剔除价格后1-8月份中国进口实际增速仅下跌4%左右。尤其是中国经济减速并非近期美国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美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加息预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会转向,市场流动性收紧;同时,金融危机以来,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70%,存在估值技术调整的需要。
十米之上
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在经济,科技,教育,民生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不仅说的是政治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欧美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不清。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出口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美国等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就业的压力,坚决拒绝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来说保持汇率的稳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话,势必会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使中国的招商引资遭受严重的打击,同时会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这样的话大批的民营企业就会倒闭,大量的工人会失业,会导致国家的政治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虽然人民币可以促进中国的进口,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这些都要在国家的经济局势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才会有意义。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人经济状况更加的糟糕,美国人大幅降低消费,特别是对中国商品的消费。由于美国人消费降低,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跌。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郎咸平教授说过,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政府将资金注入银行,同时美国的利率很低,美国人大量地贷款用于买车和其他消费。才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这不无道理,同时这与美国政府自身的调控和美国人不良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政府面对此次危机提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一部分是支持企业的资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一大批的钢筋水泥企业的生产,而且带动了大量的就业,可是这些投资都是一次性的,建完就不会再去重复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不会持久的。同时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大于交通运输的实际需求或者超出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比如高速铁路,其投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成本回收的周期非常的长。一般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然而要收回成本,其票价必然不会低,有些线路价格将逼近机票的价格,使得很多路线的乘客往往是寥寥无几,实在是对资源的二次浪费。为何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如此之低?当今流行语,“病不起”,“死不起”等都反映出普通老百姓极低的消费能力。其原因很多,首先是中国的人口多。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影响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的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劳动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工资却不能跟上这方面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就算劳动力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使得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高,工厂和企业就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如今大学的扩招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大量的扩招,不仅严重地降低了教学的质量,而且造成劳动力的趋同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胜任工作,而且形成恶劣的竞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不高,消费能力自然也不会高。另外就是房地产过热,导致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得不被拘束在房产上。由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家庭和房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一般会首先考虑买房,其次是买车。开发商抓住了买房者的心理于是抬高房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普通老百姓由于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任由开发商漫天要价。其次是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和政绩,抬高地价,频频拍出地王。房地产开发成本又间接转嫁给了购房者。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房价高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医疗费用也是普通老百姓的重要开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束缚,导致内需不振,同时外贸出口又遭遇寒霜。政府提出的三驾马车有两驾马车已经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只能依靠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在GDP所占比例甚至达到70%以上。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基础建设完成,中国应该用什么去填补空出来的GPP空缺。到时中国的经济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大的滑坡。中国的政府投资行为似乎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但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政府如何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控制产业链,把握产业链的高利润节点。中国如今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节点,会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劳动力剥削。美国人聪明之处就是控制了产业链,自己控制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而把利润最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而且往往造出来的产品都返销美国,国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产品,真是“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政府为了保障出口,保持着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或者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出口。这种思想方式似乎有悖于“经济发展,全民共享”的理念,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政府需要产业升级,加强产业链控制,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定义和意义。不能盲目地信从GDP指标,应该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思路。相信政府可以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真正达到国富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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