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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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实质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目标，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共同富裕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愿望。本文针对当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税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提出具体改进策略，以期为我国财税机制的优化提供有利参考。

关键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

充分利用区域天然优势，改革优化财税机制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快速发展与稳定发展的有效措施。区域优势存在差异是区域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调的基础性原因。而财税制度作为外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区域优势不明显地区产生有效的弥补作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根据对欧美等发达地区相关资料的调查，发现创新与优化财税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性方式。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有关财税机制的问题解析

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缺陷

财税分配机制涉及范围广阔，主要包括财税收入在地方政府、经济圈与中央之间的具体比例关系。财政收入大量税收项目中，主要支柱性税收占比近90%，这些支柱性税收也就是较为常见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营业税三个方面，其余非税收财政收入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有偿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上述现象进行合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我国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区域产业税成果微弱。对2015年三种产业的税收供给量展开分析，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税收贡献率为，第二产业税收贡献了为，第一产业则为，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财政收入的关键内容，具有极为明显的政策导向作用，有些地区过于依赖非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这将对税收宏观调控作用造成负面影响，征税结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

财税权限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现行的财税权限机制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支配、财税政策拟定发布、财税执行管理等权限。将地方和中央财政支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依照固定比例将财政支出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地方主导型、中央主导型以及地方责任型。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23种财政支出项目当中，用于国防军事、国际外交、燃油物资储备等工程的财政支出占比，中央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用于公共设施、安全、设备运营等17种项目的财政支出占比地方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地方财政支出支配权相对更大，但也同时肩负着更多的公共事业责任。这种财税权限机制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主要问题体现在地方财政权限和公共事业责任匹配度不足。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3:7的局面，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逐渐上升至55%。2006年以前，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比例同样是3:7，2013年到2016年地方财政支出一度超过80%，大幅高于总财政收入。当今，地方事权与中央事权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具体界限，通过二者财政支出比例可知，中央将大量支出任务交付于地方，例如上述23种财政支出项目中，就有2种为地方责任型、17种为地方主导型。地方政府肩负大量本应由中央承担的教育、交通、农林、国土等公共事业的建设，引发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公共事权偏移错位现象，使地方经济发展陷入窘境。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策略

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必须对相关财税机制、政策加以优化和完善，放宽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财税管理权利，为其供应接二连三的优惠措施，进而从国家层面对经济发展形成促进作用，提升公共事业和人民生活均衡水准，不断减小东北、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进而良好完成协调稳定发展的根本目标[2]。

优化财税分配

优化财税分配机制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优化共享税比例。在我国营改增战略事业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保有地方财政实力，但就长远角度来讲，仍然不够完善。因此，应在完全取消营业税以后，重新构建增值税具体分享占有比例，使地方政府分配比例达到40%。同时，为加速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经济进步，提高对此类地区的鼓励和支持力度，应对偏远山区、产业优势严重欠缺、资源干枯、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欠发达或困难地区进一步增加五到十个百分点的分成。此外，还应逐渐取消城建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项目以企业、行业为基础进行税收分享的现行方式，应给予省级以下立法部门或地方政府自行规定增值税划分规则的权利。

第二，优化或重塑地方税收系统。国家应尽快推出资源税整改措施，例如将石油、天然气、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归纳为征税体系，以从量定额、从价定率的角度实现从价计税，从根本上提高自然资源负税能力。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资源城市应依照具体情况实施减免赋税的政策；优化个人所得税，根据具体行业和普适性计税方法，拓展综合所得税内容；深化房地产税收项目改革优化，使传统土地使用税与房产税合二为一，由地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税率。

改革财税权限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应对现行财税实施全方位改革。一方面，将地方和中央之间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具体划分，让其界限清晰。例如，中央应负责九年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事业，负责国家安全、外交、消防、警察等安全类事业支出，而地方政府应负责地方区域内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公共环境建设等事业的支出，将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大型交通运输事业，水利、电网建设等大型工程建设事业设定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支出，并根据我国目前国情，明确比例；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中央占有、支配财政的权利相对较大，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根据地方具体情况，适度放宽该区域政府的财权。例如，以科学、客观、合理的形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确定权、解释权、减免权等。

在分税制度背景下，地方和中央均有着不同程度的独立税收，应给予地方政府关于固定税收的管理权限，并且该权限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模式存在，将非全国性征收的税收立法权、减免权交予地方，在中央制定全国性征收的个人房产税、资源税等地方主要税收法律的同时，给予地方适当的减免权和细微调整权，进而为地方财政实力增加和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3]。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对财税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合理完善。例如，明确协调发展标准，构建以国家为主体，省级、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的绩效评价规则。其中，财税评价的主体机构应包括审计部门、立法部门、税务机关以及财政机构等，将责权制度应用于财税评价工作上，实现分工明确、责任明晰、制约合理的新局面，扩大评价的内容范围，将财政分配的整体过程全部划分到评价体系当中，加大力度对税收管理、财政收入等工作的绩效评价。

3、结语

综上所述，合理、科学、符合我国国情的财税制度是确保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目前我国现行财税机制而言，在制度、权限等多个方面存在问题，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革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中央和地方应立足于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我国财政机制，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4、参考文献

[1]马万里.中国式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导向型特征分析-兼论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约束[J].社会科学,2014(09):32-42.

[2]徐丽媛,王胜伟.借鉴“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生态补偿财税责任制度及其立法完善[J].兰州学刊,2014(08):136-142.

[3]陈厚义.后发地区财税制度改革的特征问题、动力体系与应对策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30(05):3-9.

第一，有利于增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发展动力，改变整个亚洲的经济发展格局。从世界经济大格局来看，东亚环太平洋沿岸从北向南，由俄罗斯到日本、韩国、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最终到新加坡，是当今最具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区域。但这一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中国与东盟的交汇处，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经济相对落后，成为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加快环北部湾区域内的合作和开发，不仅能带动区域内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有效连接起东亚环太平洋经济带，而且也将为亚洲各国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第二，有利于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升双方的合作空间。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来看，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作支撑。环北部湾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只有把这种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形成高度发达的经济中心，才能增强区域的吸纳效应和扩散效应，提高自由贸易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促进各国在资源、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 第三，有利于中国东、西两大区域经济的迅速腾飞，打造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来看，由北至南已逐步形成了环渤海湾和环北部湾次区域经济合作区。目前，环渤海湾地区经济发展初具规模，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强，但主要表现为对东北、东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拉动。与之相比，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区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扩展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实现中国东西部经济的对接，潜力巨大。因此，要加快环北部湾区域的开发，扩展与东盟的经贸往来，搭建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长效平台，将该区域打造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区域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合作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拓展，合作规模不断增大，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重要的经济区域。与此同时，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行政区经济”，以及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地方保护主义，则严重地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增加了地方之间贸易的交易成本，损害了经济增长。按照法国经济学家Sandra Poncet 的研究，1997年中国国内省级间商品贸易平均关税达到了46%，比10年前整整提高了11%.这一关税水平超过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水平，和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相当。也就是说，1987年中国消费者购买各自所属省份自制产品的数量是它省产品的10倍，而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21倍[①].因此，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构筑区域经济的总体优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现有的文献对区域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就当代中国区域问题研究而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是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它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分析，而且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尤其是近段时期以来围绕着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的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的论著[②]，大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在诸多经济学者看来，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因为市场的力量迟早要冲破行政区划的边界，从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他们认为，一旦企业主导型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定格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角，一个国家便步入了兴旺发达的现代化快车道。[③]二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经济地理学与政区地理学的研究也不断触及区域行政问题。这一领域的学者往往从行政区域改革的角度切入这一研究课题，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并围绕着一些热点问题如“撤县改市”、“市领导县体制”、“撤消地区行署建立实体市”等，展开激烈的争论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对策。[④]这些对策的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调整行政区划，使行政区与经济区尽可能一致，这一点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也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见解，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性建议。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我国现有的体制背景下，上述两种思路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首先，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依靠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来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毫无疑问，应是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障碍的最佳思路。然而，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市场化机制的发育成熟、统一的大市场的形成，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即使在市场经济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固有的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也使我们无法完全将解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市场万能的神话之上。进言之，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因此，即使是市场发达的社会，也倾向于实行政府干预型的协调模式。其次，按照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的改革思路，即重新调整行政区划，从理论上看似乎可行，从实践的角度看却未免是脱离了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许多行政区划是历史形成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刚性，不能也不应该随着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化而随意调整。同时，经济区以经济为主要标准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而行政区则要考虑到综合性因素，而不能仅以经济为限。对现行的行政区划的重新调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很可能是一项比需要解决的问题本身还要困难和复杂的工程，搞得不好恐怕治丝益棼，引发出难以预料的后果。 我们认为，研究现阶段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合作，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切入，通过对政府结构、政府的决策程序及其微观基础的考察和审视，推进问题的解决。因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即地方保护主义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体制和结构。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法治极不健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民间经济交往这一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显然难以冲破这一体制性的障碍。在我们看来，通过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区域政府合作机制，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