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分布研究展望论文

中国约有13亿人，如果环境遭受破坏，那么经济问题就会变多。我们应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资料，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资料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对于某个特定的经济体而言，一个合宜的制度环境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由于制度是内生形成的，而人口密度就是影响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次，物质资本与劳动力数量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一个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主要源泉。再次，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与改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保证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重要条件。因而，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主要因素中，都与人口有密切关联。

一、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

前不久，央行正式向外公布，中国广义货币量***M2***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中国，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程序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不经意间，“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

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几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巨集观“微 *** ”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著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其间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前者作为内生变数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数，通过构建生产函式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众多学者指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包括蔡?等学者提出，在2013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资料，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资料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但是，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 *** 动，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资料中，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包括北上广在内的众多城市现今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费市场不断扩大，众多商业中心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建筑业、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凭借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矿产，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

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之间构成了一定矛盾，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业压力增大，以至于大量迁移人口并未得到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处于城市较低水平，城市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此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而，我们应该看到，人口的大量迁移，在对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国家行列。但随着持续的人口迁移效应，城市可容纳性使得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递减。而城市弊病则有愈演愈烈之势，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的高房价使得城市的辐射能力逐步降低，对于城市今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考验。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合理引导国内的人口迁移。

我国人口分布一般东部沿海地区多，西部内陆地区少，地理上主要以黑龙江漠河与云南腾冲连线为分界线，东南多，西北少，东南国土面积占全国的43%，而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4%左右，西北地区面积占全国面积的57%，人口却只占全国人口的6%左右，即有由东南到西北方向随海高度的增加人口密度呈阶梯递减的趋势，而这种趋势还正在加强。 自然原因：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地形上东部以平原为主，有漫长的海岸线，西部以山地为主，西部地区大多为高原、荒漠，土地可垦殖率低，而且远离沿海，在经济的全球组织中处于边缘腹地的地位，所以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比中东部地区低得多。 社会经济原因：历史上，自宋朝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由西部向东部转移，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良好的自然环境推动了经济发展，近代以来，东部地区便利的交通为其发展与交流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为东部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东部良好的基础使东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流动，西部地区尽管人口密度比中东部低很多，但西部地区人口对环境的相对压力已经大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生理密度（以每公顷耕地面积计算的人口密度）已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经济密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所负担的人口）不仅高于中部地区，而且高于东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出的幅度达5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