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夏朝是奴隶制王朝，主要的社会矛盾体现在奴隶与奴隶主之间，而夏朝的奴隶主要来源于战场所获的俘虏。在某些部落被夏朝讨伐后，其组织形式依然会被保留，但是，其成员整体会沦落为奴隶。比如：夏启在讨伐扈氏一族后，将其族人罚作“牧竖”，说到底就是：放牧的奴隶。

夏朝贵族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奴隶，据史料记载，自少康逃奔虞氏之后，除娶了虞氏的两个女儿之外，也收获了“田地一成，奴隶一旅”。少康是寄居之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在少康成为帝王之后，其拥有的土地和奴隶更是数不胜数。

夏朝发动战争，一方面是为财为奴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掠夺美女，以满足帝王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其中，最著名的“红颜祸水”就是妹喜。当时，夏王桀在讨伐施氏一族时，族长听闻夏王好美色。之后，就安排妹喜以“美人计”换取了“免死金牌”。

在妹喜进宫之后，二人的荒唐行为，着实让人叹息。总之，夏朝的灭亡与妹喜脱不了干系。

平民是夏朝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地位要比奴隶高，但是，也会受到贵族们的压迫和欺凌。而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矛盾。平民的基数很大，民众的意愿很可能会左右王朝的安危。所以，王朝与民众的关系，不能只有“硬手段”，有时也需要“得民心”。

后羿之所以可以篡夺夏朝的王权，不仅仅是因为太康沉迷打猎，荒废朝政，还因为，他失去了平民的支持。然而，没想到的是，后羿并没有吸取太康的教训，他同样“不修民事”，不维护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最终，后羿重蹈太康的覆辙，终日游乐，后被寒浞所杀。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少康杀掉寒浞夺得夏朝皇位之后，因为，他尊重民意，愿意与百姓交流。最终，夏朝经济繁荣，国泰民安，少康也成为了夏朝著名的国君。因平民爱戴少康，在他死后，得以享受高规格的祭奠仪式。

夏朝末年，统治阶级“无能”，没有处理好与平民、奴隶之间的关系，这也导致众人深感压力之大。最终，双方矛盾日益加深，社会矛盾空前紧张。尤其是夏桀的惨无人道，不仅经常搜刮民脂民膏，还没有能力“攘外安内”，屡次发动战争，致使民不聊生，民怨四起。

反观夏桀，不仅不痛定思痛，还大兴土木，都是为了讨好妹喜。二人营造奢华宫殿享乐，每日余音缭绕，花重金收伎乐之人歌舞弹唱。更甚者，妹喜喜欢听名贵绸缎撕开的“斯拉斯拉”的声音，夏桀便命人安排只为取乐妹喜。不仅如此，夏桀还与妹喜造酒池行舟，做尽荒淫之事。

文人用笔墨鞭打夏桀的行径，据说，他常年奉女乐三万人，背信礼义廉耻，喜欢淫乐妇人。且“积攒”了大量美妇人于后宫，甚至，还收侏儒取乐。夏桀倒行逆施，惹怒民众，连诸侯国也不愿臣服于这样的君王，以至于，他们纷纷伺机谋反。

然而，夏桀非但不知错，还更加肆意妄为，做出了一些难以想象的荒唐行径，可谓是冥顽不灵。据《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尚书大传》记载：“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可见，百姓对夏桀的恨是牙根儿痒痒，恨不得与之同归于尽。

对此，朝内的有识之士冒死进言，却却被夏桀杀害。关龙逢大人劝谏夏桀：“作为君王应该做好榜样，爱民节约金钱，向您这样残杀无数，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夏桀气急败坏，命人囚禁了关大人，最终，把他折磨致死。

商是夏朝东边的一个属国，在商汤的治理下，日渐繁荣，国力强盛。尤其是畜牧业，非常发达，而且，他们善于驯养牛马，作为主要的运输工具。在商汤的带领下，商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了质的飞跃。一时间，经济实力超过夏朝。

除此之外，商汤知人善用，提拔明相伊尹为宰相，虽然，他出身低微，但是，才华横溢。商汤非常看重伊尹，而伊尹也为商汤的天下尽心尽力，不仅为其出谋划策，还出兵征讨周围部落，一时之间“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美名，就此传来了。

商汤看不惯夏桀的所作所为，于是，集结邻国和各部落预谋取而代之。夏桀深知自己气数已近，就连他的臣子，都纷纷投靠商汤为求自保，夏朝可谓是险象环生。甚至，“九夷之师”早就看不惯夏桀平日所为，面对商汤的大举进兵，干脆不再为夏桀而战。

商汤趁势追击，败走鸣条，夏朝灭亡。之后，商汤立即召开“景豪之命”，得到了三千诸侯的拥护，顺理成章地成为天下霸主。

自此，商汤在夏朝的废墟上，建立起了一个更强大的统治王朝。

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就此建立。另外，商汤还建立商都斟鄩，为巩固政权、兵权，商汤集合重臣在斟鄩并对他们严加看守，其目的，也是谨防夏朝后裔作乱。

一朝一代，都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在不断地更替，不断地变化，但是，“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到什么时候，拥有民心的君王，他的王朝肯定会长久很多。

有道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主张君王执政应以民为本，民心所向即为天下趋势，这在先秦时代，可以说是十分先进的思想了。

《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意思是：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获得整个天下是有办法的，那就是获得民众就可以得到天下了。要想获得民众有办法，那就是获得民心就可以得到民众；要想获得民心有办法，民众所需要的，就给予他们，反对的不要给予。一句话，构成国家与社会的时人民，要想领导国家和社会，就必须取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反之，失去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就不能领导国家和社会

因为先有民才有国家，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所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要想得做的事情都深入民心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得天下后维护统治更是不容易，执政者对人民来说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

《孟子·离娄上》写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意思是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获得整个天下是有办法的，那就是获得民众就可以得到天下了。要想获得民众有办法，那就是获得民心就可以得到民众；要想获得民心有办法，民众所需要的，就给予他们，反对的不要给予。

构成国家与社会的是人民，要想领导国家和社会繁荣富强，就必须取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反之，失去人民的信赖和支持就不能领导国家和社会。

扩展资料：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相似句：

1、水则载舟，亦能覆舟。

这句话是荀子说的，原文见《荀子.哀公》篇。水能够托着船在水面上浮动，也能够把船打翻。比喻的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这句话是魏征对唐太宗李世民的劝柬。魏征以舟喻君王，以水喻民众，比喻贴切，对李世民的启发很大。

2、民心所归，大事可成，民心所离，立见灭亡。

这是句俗语，出自《狮子吼》。意思指人心向背，关系到国家大事，生死存亡。

3、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出自《孟子 尽心上》，意思是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害怕（违背）它；良好的教育，百姓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说明了仁政亲民的重要性。

因为先有民才有国家，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所以说得 民心者得天下。为什么这句话那么有分量，是因为要想得做的事情都深入民心是多么的不容易，而得天下后维护统治更是不容易，执政者对人民来说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奉献。

论“得民心者得天下”来源: 南方日报 作者：银寿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得民心者得天下”，说明取得国家最高权力的正当性。“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关系，以及如何“得民心”，孟子的一段话说得非常清楚:“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要想取得最高统治权，在于获得民众的拥护；要想获得民众的拥护，在于获得民众的认同；获得民众认同的方法是:民众所喜欢的，就为他们聚积起来；民众所厌恶的，就不要加在他们头上。用现在的话说，“得民心”，就是看民众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高兴的事就多做，不高兴的事就不要做。那么，古往今来，中国取得最高权力有哪些途径，这些途径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得民心”呢？第一种途径谓之禅让，指帝王自动地把权力交给别人。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尧在帝位，年纪大了要选接班人，咨询各部落首领，大家推举舜作继承人。舜经过各种考验后，代行天子职责，尧死后正式即位。舜在选接班人时，也照样咨询众人，选出禹来代行天子职责，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众人推举皋陶作继位人，皋陶死，又推举他的儿子伯益作继位人。关于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先秦典籍多有记载，也为当时人所普遍推崇，特别是儒家，视之为最高权力转移的理想模式。实际上这是原始社会产生部落联盟首领的方式，体现了原始民主。儒家所推崇的“禅让”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禅让的对象是有德之人，表现为作风俭朴，爱民做好事，而且做的是一般人做不了的大好事，如大禹治水。二是和平交替，并经过推举——试用——继位三阶段。三是“天下为公”，有别于后世的“天下为家”。当然，这里面含有许多美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类似的原始民主制在世界各地各民族早期大致是存在的。这时国家还没有产生，如果笼而统之算有“天下”的话，禅让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儒家据此鼓吹和提倡“内圣外王”的圣贤政治观，认为只有圣人成为君主，才能实行“王道”之治，建设“大同”社会。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与此异曲同工。第二种途径是用武力夺取政权。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彖传》)，说的是商王汤、周武王以天的名义征伐暴虐无道的夏王桀、商王纣，并取而代之做了天下的君主。这是进入“天下为家”的阶段社会后，儒家提出的关于最高权力转移的政治主张，认为世袭君王如果暴虐无道，就必须以“革命”方式加以推翻。古代的“革命”与现代的“革命”意义有很大的不同，但在以武力推翻原来的政权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中国古代自禹之子启杀掉伯益，又出兵打败反对他废弃禅让制的部落而袭位之后，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都视天下为王或皇帝私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后世也有以“禅让”名义实现最高权力转移的，但受禅者不是已经大权在握，如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三国时曹丕受汉禅建立魏；就是以武力威逼为背景，如司马炎受魏禅建立晋，赵匡胤受周禅建立宋，等等。以武力夺取政权，古代叫做“以马上得天下”，现代则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种方式“得天下”，是否就“得民心”呢？一般而论，经过农民大起义而建立的王朝，往往是比较“得民心”的。典型的如刘邦在陈胜、吴广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西汉，刘秀在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东汉、李渊李世民父子在瓦岗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唐朝、朱元璋在红巾军等农民大起义后建立明朝，等等。这个时候，“民心”的体现多如史书上描述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作为回报，新的王朝建立初期会出现一个“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时期。当然，这类“得民心”是程度有限的，体现的多是地方士绅的意愿，正如禅让制一样，体现的也多是各部落首领的意愿。至于那些纯属军阀性质的武夫之间，经过武力争夺走马灯似地建立的政权，往往是与民心无关的，也往往是不得民心的。如南朝的宋、齐、梁、陈四朝交替，前后170个年头；最有代表性的是五代的梁、唐、晋、汉、周五个小朝廷，先后不过54个年头，而且政权争夺纯凭武力，充满血腥，对社会经济文化破坏极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第三种途径是世袭。封建帝王，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靠的是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如果讲“民心”的话，只涉及那些朝廷亲贵大臣和地方的封疆大吏，与一般官吏没有多少关系，与广大老百姓更是没有什么关系。虽然兄弟子侄之间为抢班夺权难免一争，骨肉相残的事不绝于史书，但限于皇帝家族内部，本质上不同于武力争夺。这种权力交替方式确定性很强，总体上是和平的，这是其价值所在。其弊端在于任人唯亲，选择的范围狭窄，且偶然性强，不能保证接班人的质量。历史上通过这种途径产生了许多暴君、昏君、庸君，著名的如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宋徽宗赵佶等。有的简直是糊涂虫、白痴，如蜀汉后主刘禅、西晋惠帝司马衷等。还有不少幼稚的孩童，据统计，我国历史上的娃娃帝(10岁以下)有29个之多。这就造成了一个矛盾，皇帝所拥有的权力与其所具备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成为导致封建专制王朝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的重要根源。但老百姓对此局面无能为力，在专制主义的长期宰制之下，反变得麻木不仁，对所造成的后果也是逆来顺受，实在活不下去了才揭竿而起，“民心”只是在这个时候以“民怨”爆发的形式表现出来。纵观夏朝建立以后的中国社会，获取最高权力的途径无外乎武力夺取与世袭两途。这两种途径的局限性在于:不能实现权力和平转移，不能保证选贤任能，不能体现人民权利。武力夺取政权破坏性太大，导致社会生产力难以持续积累和发展；昏庸之君太多，带来政治腐败和政治衰朽；“家天下”的格局，使大多数人处于附从和被奴役的状态。怎么克服这些弊端，不能说先贤们没有关注过、思考过。比照前述儒家关于禅让制的特点，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表达了很有针对性的愿望和理想，但没有探索出有效的途径。中国最后在世界上落伍，与此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西方国家则率先开辟了新的政治道路，由此成就了自身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成就了数百年来主宰世界的霸业。新的政治道路集中体现在比较好地解决了美国开国者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组织。”(《联邦党人文集》第一篇)解决的办法就是创造了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制度，即通过公民投票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在民主选举制度下，“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通过赢得选民或选举人的有效多数票来实现的。民主选举制度对解决传统选任制度的弊端有极强的针对性；有一套公开、公平的竞赛规则和程序，任何一个有被选举权的人都可以按照这套规则和程序去追逐政治权力，不需要也不允许使用暴力方式和其他非法方式；选举方式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选择的范围比较大，因而能够选贤任能；由于实行普遍选举和定期选举，政治领导人既要顺应民心才可能上台，也要顺应民心做事才可能谋求连任(连任也是有限制的)，这样就能够防止国家权力成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然，西方的这一套选举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由于受资本属性的限制，其效果远不是完美的。至于应用到其他国家和地方，“水土不服”的例子比比皆是。但相对于传统选任制度，确有其科学性、合理性和正当性。对于中国来说，民主选举制度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方式。这就决定了这一制度的确立及其实施，必定是一个十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事实正是如此。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开始了通过选举产生最高领导人的尝试。民国时期，在实则由新旧军阀以武力论短长的条件下，民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在中国完全变形走样。比如1923年直系军阀曹锟不惜以巨款贿赂国会议员，收买选票，并在选举当日派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他当大总统。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在抗日根据地组织群众直接选举参议员，创造了“识字的人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人用画圈法，不识字的人用投豆法”等实现普选的方法。但建国后选举制度一度被当作“资产阶级民主”加以批判和否定，选举法形同废纸。改革开放以后选举制度得以恢复，选举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重要政治职位都需要经过选举产生。这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合乎时代要求的实现形式，是中国走上政治文明大道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如何在具体形式和内容上使“民心”(选民意志)得以更充分的表达，还须对选举制度不断完善。比如选举人大代表，要进一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直至向全面实行直接选举过渡。邓小平曾经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是个大方向。

比如明朝的朱元璋，他出身贫寒，深知百姓疾苦，在位期间多次打击贪官腐败，重视农业，深得百姓的拥戴。

李闯王渡黄河的故事： 明朝末年，朝廷腐败，民不聊生。闯王李自成带领农民在陕西米脂起义，要打过黄河去，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当时正值初冬时分，黄河水还未结冰，而只有河水冻成了坚冰大军才能顺利通过。怎么办呢？闯王日夜焦心，愁得胡须头发在一夜之间全都白了。 第二天一清早，有两人来报：“黄河已经冻得结结实实的了。”闯王大喜，急忙传令三军赶快渡河。到了河边一看，河水还“哗哗”地流得正欢呢，根本就没结冰。可是上面却起了一座宽大的浮桥，船连船，板连板，四平八稳，正适合大军渡河。 闯王纳闷极了，正要下马察看，忽然从河里爬上来两个人，向闯王一抱拳，朗声道：’大王，我们是黄河的船夫。听说您要渡河，为民谋利，所以特地花了一夜工夫搭起这坐浮桥，就请大军上路吧。”闯王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一定不辜负百姓们的厚爱，一定要让大家过上好日子！”说罢，驱马上桥，领兵东去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民心的重要性，得民心者得天下。 风暴48小时-一个总统的政变历险记贫民出身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为改变国家的贫困面貌，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富人阶层的特权，并致力于穷人福利事业的发展。于是，引起了国内富人阶层的强列反感。2002年4月11日夜，一场震惊世界的绑架总统案上演。正当委内瑞拉人民在惶恐中为他们总统的命运而担忧时，48小时后，在他的支持者忠于他的部队的帮助下恢复了权力。国共两党结论只有一个：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尽管人材济济，武器装备得天独厚。然而，当年的国民党只注重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只保护黄金荣、杜月笙等为代表的上海财团的利益。他们蔑视工农、榨取工农、视民众为草芥，贪官污吏横行天下，刮尽民脂民膏，弄得天怒人怨。国民党当年的失败正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