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翁同龢的论文

翁同龢（Wēng tóng hé 一八三〇——一九〇四年） 错误写法：“翁同和”、“翁同稣”[编辑本段]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清代书法家。字叔平，号松禅， 别署均斋、瓶笙、松禅、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别号天放闲人，晚号瓶庵居士。咸丰六年（1856）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参机务。光绪戊戌政变，罢官归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卒后追谥文恭。学通汉宋，文宗桐城，诗近江西。书法遒劲，天骨开张。幼学欧、褚，中年致力于颜真卿，更出入苏、米。工诗，间作画，尤以书法名世。晚年沉浸汉隶，为同、光书家第一。当时的书法家对他的书法造诣之高十分敬佩。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一文中指出：“他出世最晚，所以能够兼收众长—特别是钱沣的方法—有时还掺入些北碑的体势。把颜字和北碑打通了。这是翁同龢的特色。”著有《瓶庐之诗文稿》、《翁文恭公日记》等。传世书迹较多。《节临华山碑扇面》，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6）。纸本墨迹，隶书3行，共8字，题款10行，共46字。他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最为擅长。在清代书坛占有重要地位，评价甚高。此幅扇面，由隶、行、楷三种书体组成。跋语和题款，字虽小，而所占篇幅强半，整体布局，既疏朗而又谨严，甚为得体。扇面正文为隶书8字，看出其隶书功力深厚。结体用笔，恪守古法。跋语行书，8行37字，写得老健、厚重，书卷气甚浓。题款为楷书，很有北碑味道。徐珂《清稗类钞》说：“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南园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编辑本段] 道光十年四月二十七日（1830年5月19日），翁同龢出生在北京城内石驸马大街罗圈胡同寓所。四岁时随祖母张太夫人及母亲许氏由京师回到故乡常熟。翁同龢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应院试考中秀才；咸丰二年（1852年）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咸丰六年（1856年）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 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军机处是清代自雍正以后的最高决策机构。翁同龢两参军机，第一次是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至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正值中法战争时期。第二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与戊戌变法时期。他参与了对法、对日主战的决策。在对侵略者的态度问题上，他与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甲午战争惨败直接引发的戊戌变法，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来说是一次空前深刻的变革。翁同龢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等进步人士，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他力主变法维新，为门生天子光绪帝拟定并颁发了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定国是诏》，揭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由于触犯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翁同龢为此被开缺回籍。“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余恨未消，又下令将翁同龢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七十老人以清廷重臣、一品大员的显赫地位，为国家、民族存亡，难能可贵地站到了时代的前列，因而名垂青史。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慈禧撵出北京城。回到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编辑本段] 翁同龢工诗，间作画，尤以翁同龢书法作品书法名世。《清史稿•翁同龢传》称赞翁同龢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 清徐珂《清稗类钞》谓：“叔平相国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晚年造诣实远出覃溪（翁方纲）、南园（钱沣）之上。论国朝书家，刘石庵(刘墉)外，当无其匹，非过论也。光绪戊戌以后，静居禅悦 ，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清杨守敬《学书迩言》对这位雄视晚清书坛的巨擘称许：“松禅学颜平原（颜真卿），老苍之至，无一雅笔。同治、光绪间推为第一，洵不诬也。”谭钟麟对翁字推崇备至：“本朝诸名家，直突平原（颜真卿）之上，与宋四家驰骋者，南园（钱沣）、道州（何绍基）、常熟(翁同龢)而已。”谭延闿、泽闿兄弟曾刻成《春及草庐藏翁氏墨迹》行世。 翁同龢早年从习欧、楮、柳、赵，书法崇尚瘦劲；中年转学颜体，取其浑厚，又兼学苏轼、米芾，书出新意；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见精神。他博采众长，对唐代颜真卿和北魏碑版潜心揣摩，参以己意，并吸收刘墉、钱沣、何绍基等人之长，将赵子昂、董其昌的柔和流畅溶入其中。他深得颜真卿书法之精髓，写出具有自己个性的书法艺术作品，从而形成了翁字的独特书风，成为晚清颇具影响的书法家。[编辑本段] 翁同龢藏书翁同龢在京为官四十多年，平生喜藏书，居官朝中时常去琉璃厂访书，陆续购进许多好书。其中有乾隆进士、嘉庆帝师彭元瑞的知圣道斋藏书，怡亲王死后流散出府的乐善堂旧藏，其中不乏极其珍贵的海内孤本。清朝末年，时值战乱，公私藏书多有散出，现存翁氏藏书的主要部分，都为此时购入。其所收藏的一批秘籍，被学界认为“学人仰望而不知其存否的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善本，以国内标准论应属国宝级重要文物，是包括我国国家图书馆在内的国内外图书馆所无的珍籍”。翁同龢富藏书；诗文简炼凝重；书法纵横跌宕，力透纸背，有颜真卿风骨。遗著有《瓶庐诗稿》、《瓶庐文抄》、《翁文恭公日记》等。[编辑本段] ▌故居简介 ▌ 鸟瞰故居翁同龢故居又叫“翁同龢纪念馆” 翁同龢纪念馆坐落在常熟古城区翁家巷门，系由翁氏故居修缮辟设而成，并于1991年11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 翁氏故居是一所保存比较完善、具有典型江南建筑风格的官僚住宅，翁同龢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1990年, 翁同龢的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先生将世业捐献给国家。其中的主体建筑"彩衣堂"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翁同龢纪念馆陈列内容主要有：翁同龢生平事迹；翁同龢文物、书法；翁同龢主要著作及国内外研究翁同龢的论文、信息。同时辅以反映历史原貌的清代红木家具陈设，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景点一览 ▌ 〖知止斋〗 故居景点一览知止斋是主人会见宾朋之处。楼上藏书，楼下供吟诗、论文、赏书、品画之用。 〖玉兰轩〗 为客厅，亦称花厅，因庭中种有玉兰，故名“玉兰轩”。 〖晋阳书屋〗 处彩衣堂西侧轴线，为翁同龢读书之所。 〖柏古轩〗 在思永堂后第七进。庭中原植古柏一株，故以此名轩，亦称“柏园”。同治年间为翁同爵居处。光绪初，翁同龢二姊翁端恩返常时曾住此。其后翁同龢携其孙翁安孙、侄孙翁斌孙也曾短时居住过。 〖双桂轩〗 为翁心存、翁同书居处。翁同书之子翁曾源也曾在此居住。同治初年，将原石梅翁氏祠堂西屋之“双桂轩”名移至此处。翁同龢晚年返乡后常来此歇息。 〖后堂楼〗 在主厅彩衣堂之后，楼分上下两层，原为翁氏女眷居住之处。楼下现辟为介绍翁同龢生平事迹的专室，楼上则为翁氏一门书法艺术陈列之处。 〖砖雕门楼〗 清代砖雕垂花门楼。上镌“源远流长”四字,下砌“辞亲赴考”、“衣锦还乡”带状砖雕组画。精雕细刻‚造型美观‚为这座建筑增添高雅气氛。[编辑本段] 翁同龢的墓在城区翁同龢之墓西郊约7公里之虞山鹁鸽峰山麓，与其父翁心存墓毗邻。有罗城、墓冢、拜台、墓道，冢后竖石灰石碑一通，高132

翁同龢（一八三○——一九○四年），字叔平、瓶生，号声甫，晚号松禅、瓶庵居士，江苏常熟人。大学士翁心存之子。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一甲一名进士，历任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是当时著名的清流领袖。翁同龢为光绪师傅，“得遇事进言”，光绪 “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颂贼”等事，遭到曾国藩、李鸿章弹劾，翁同龢由此终身与李鸿章为仇，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处处遭到主持户部的翁同龢掣肘，“故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认为中日实力相差悬殊，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力避免战争。而翁同龢则极力主战。七月十四日李鸿章电请从朝鲜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十七日，翁同龢在军机处阅李鸿章“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后，“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欧格讷提出由列强联合行动促成中日和议，但日本须索兵费的主张后，极为愤慨，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指陈欧使可恶”，力主继续战斗。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 “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八日，翁同龢知金州已失，旅顺告急，即请派唐仁廉赴旅顺增援，允之。二十二日旅顺失陷，翁同龢“愤虑填膺”。当清廷派使赴日议和时，翁同龢等仍主张征集湘军，用刘坤一为统帅，以挽危局。清廷采其议，命刘为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光绪二十一年初，日军加紧进犯，一月十日盖平失陷。十四日，翁同龢对议和发表意见：“臣于和议向不敢阿附，惟兹事亦不可中止，使臣已遣而逗留，恐彼得藉口，且我之议和，正欲得其贪吻之所出，先作准备耳。幸少留意。”为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翁同龢提出“悬破格之赏，不次之迁，以作将士之气”的建议。荣成与威海南帮炮台失陷后，翁同龢和感到“大局糜烂矣，焦灼愤懑，如入汤火。”二月二日威海卫城与北帮炮台尽失，翁同龢发出“愤极愧极！寇深矣，若之何”的叹息。此时，他又得知清政府派赴日本谈判代表，竟被日本政府无理驱往长崎的消息，又发出“近于辱矣”的慨叹。十三日，清廷改派李鸿章为赴日议和全权大臣。二十二日，光绪接见李鸿章时，军机大臣中，孙毓汶认为“必欲以割地为了局”，翁同龢则力“持不可”。三月二日，李鸿章又谈及割地事，翁同龢坚决反对，申明“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四月三日，翁同龢悉李鸿章来电中的和约十条，愈感“胸中磊块，未易平矣”。次日，翁得知光绪帝希望议和速成，再“力陈台不可失”，指出，如割台“恐从此失天下人心”。《马关条约》签订后，翁同龢又“极言批准之不可速”。十九日，翁同龢收到丘逢甲等自台湾来电，“字字血泪”，翁痛感内疚，发出有“无面目立于人世”之感。再次“力陈批准宜缓”，以求救急之法。此时上奏者甚多，其中“大率谓和约当毁”，翁同龢虽不赞成，仍认为“公论不可诬，人心不可失”。五月二日光绪帝批准《马关条约》。八日，中日代表在烟台换约。清廷决定限期割台。十七日，翁同龢“见台民公电，为之流涕”。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翁同龢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力主变法图存。六月十六日慈禧令光绪下谕将翁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十二月四日，又奉朱谕，将翁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三十年（一九○四年）卒于家。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世人知道潘祖荫，多是因为他曾当过清朝大臣刑部尚书，更因为他是古玩字画的大收藏家。他的眼光之厉害，在收藏界是有名的，文物是否真品，有无价值，值不值得收藏，他一眼就看得差不多，人们叫他潘神眼。他收藏的大盂鼎和大克鼎，至今还在故宫博物院存放，是国宝级文物。不过，潘祖荫还不只是会玩，只在古玩方面眼光不凡，要是光那一点本事也就不值得在这儿说了，因为，要论玩他怎么也玩不过那些八旗子弟；殊不知，他在识人用人方面也是极具眼光，眼神极毒的。晚清三杰中最放异彩的左宗棠，由一介平民而出将入相，彪炳史册，就与他的鼎力举荐大有关系。咸丰九年腊月，当时还是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著名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唐浩明《曾国藩》第二部下同）潘祖荫的这两句话，让左宗棠的名字几乎一夜传遍全国。须知，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也就是个帮忙的师爷，一个平头百姓。潘将一个无品无级的幕僚的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这么高，简直是身系国家安危。你这是不是耸人听闻，夸大其词，故弄玄虚，这可是玩火啊，弄不好要犯欺君之罪，负举荐连带责任。咸丰帝虽然搞文字狱的水平和魄力不如他的祖上，但也绝不会“言者无罪”，轻易放你过去。可是，潘祖荫坚信自己的眼光没有错，宁愿冒险去赌一把。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有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恃才傲物，左宗棠自然也不例外。永州镇总兵樊燮昏聩无能，还贪污兵饷，到巡抚衙门办事时，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眼看左宗棠的脑袋就要保不住了，潘祖荫愤然上折为左宗棠力辩，于是就有了那两句名言。他又接着说：“湘勇立功本省，援应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所向克捷，虽由曾国藩指挥得宜，亦由骆秉章供应调度有方，而实由左宗棠运筹决策。”然后笔锋一转，“宗棠一在籍举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楚南事势关系尤大，不得不为国家惜此才。”言外之意，如果杀了左宗棠，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必将崩溃，你大清江山就完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挠到了咸丰帝的痒处，不由得他不为之心动，权衡利弊，终于赦免了左宗棠。左宗棠后来也真没让潘祖荫看走眼，东进西伐，南征北战，短短几年工夫，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特别是他力排众议，收复新疆一战，以花甲高龄,抬着棺材行军，硬是从血里火里为子孙争回了六分之一的国土，还不辞辛苦，栽了一路左公柳，堪称绿化模范。就是从官衔上看，他也没有辜负潘祖荫的厚望，身兼数职，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个个显赫，可谓位极人臣。饮水思源，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都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但最早保荐、保荐最力的，则非潘祖荫莫属。人才要脱颖而出，还须伯乐发现扶持，无疑，潘祖荫就是左宗棠的最佳伯乐之一。世间许多人都妄称伯乐，但真合格的不多，因为要当一个称职的伯乐，除了要有过人的眼光，能见微知著，还要有宽阔的胸怀，无私的公心，不存偏见，不守陋习，无怪乎韩愈会发千古一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人生在世，能做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固然好，建不世之功，留千秋美名，就像左宗棠；退而求其次，能慧眼识珠，发现举荐出一个大英雄、大豪杰，譬如潘祖荫，也是功德无量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