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期刊学术论文2000年1、《论莎士比亚的悲剧精神》载《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2、《论莎士比亚的喜剧精神》，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3、《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精神》，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2002年4、《论卡夫卡小说的核心主题》，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5、《人的异化与自由——席勒与青年马克思美学思想之比较》，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6、《论西方悲剧中的悲剧人》，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2003年7、《论西方悲剧中的超越》，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8、《论西方悲剧对人的苦难根源的阐释》，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9、《现代人格与隐形传统——对五四爱情婚姻小说的一种分析》，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10、《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载《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11、《论西方悲剧精神的动态三要素》，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12、《论卡夫卡的现代性意义》，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于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8期。13、《对“七十年代以后”的秘密的理解》，载《黄河》文学杂志2003年第2期。14、《论鲁迅小说的悲剧性》，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15、《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比较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16、《直面荒诞的生存困境——卡夫卡与鲁迅小说人物比较论》，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论点摘编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全国理工大学社科学报摘要”。17、《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苦难叙事》，载《长江学术》2003年第5辑。2004年18、《直面城乡二元结构的价值迷思》，载《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5期。19、《“世纪之交文学的境遇与对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2005年20、《启蒙理性叙事中的酒神精神取向》，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1期。21、《论于坚诗歌的精神立场》，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22、《论<女娲>中的母神型自然人形象》，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23、《论鲁迅精神中的自然主义取向》，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24、《历史理性的建构与个体立场的悬搁》，载《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25、《现代性语境中的鲁迅与卡夫卡》，载《鸡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27、《翠翠：赤子型自然人的爱与死》，载《名作欣赏》2006年第8期；摘转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文摘卡》2006年第3期。28、《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桃花源原型》，载《学术交流》2006年第5期；摘转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文摘卡》2006年第4期。29、《自觉追寻酒神精神的文学叙事》，载《文艺评论》2006年第2期。30、《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立场简论》，载《船山学刊》2006年第2期。31、《看护大地：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载《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全文收录李长中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32、《从价值层面重读〈边城〉》，载《兰州学刊》2006年第8期。33、《重论〈棋王〉的价值立场》，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科版）2006年第3期，论点摘编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7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概览”。34、《母神原型与新时期小说》，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35、《呼唤超越精神的出场》，载《文艺评论》2006年第4期。36、《生态意识：文学写作的新向度》，载《写作》2006年第12期。2007年37、《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价值冲突和价值分析》，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2期。38、《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赤子原型》，载《东岳论丛》2007年第1期。39、《从价值层面重读〈红高粱家族〉》，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全文收录李斌、程桂婷主编的《莫言批判》（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40、《母神崇拜与20世纪中国文学》，载《学术交流》2007年第3期；论点摘转于天津《今晚报》2007年5月13日《副刊》“论点在线”栏目。41、《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论》，载《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2期。42、《对大自然的诗意怀想：生态意识与迟子建小说》，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43、《为大地而歌：生态意识与于坚诗歌》，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44、《论迟子建小说中的畸异人物》，载《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45、《文艺审美与生态精神》，载《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2008年46、《守望大地：生态意识与徐刚的生态文学》，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47、《生态意识与李存葆的绿色大散文》，载《东方论坛》2008年第6期。48、《酒神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49、《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载《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50、《为动物而哀歌：生态意识与叶广芩小说》，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51、《融入野地：生态意识与张炜文学创作》，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52、《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载《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53、《革命话语与生态意识的冲突》，载《中国雅俗文学研究》2008年第2、3辑。2009年54、《“文学理论范式及其转换”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合著），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55、《启蒙者的爱与死：鲁迅小说〈伤逝〉再解读》，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6辑。56、《迟子建小说的温情书写》，载《艺术广角》2009年第1期。57、《论20世纪90年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论点摘转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8期。58、《论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叙事》，载《绥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59、《以真诚的文字托举激情与爱意——评诗集〈李琦近作选〉》，载《文艺评论》2009年第2期。60、《童心本位的追寻与坚守——〈龙江当代文学大系（1946—2005）·儿童文学卷〉导言》，载《文艺评论》2009年第3期。61、《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的来源》，载《天府新论》2009年第3期。62、《论〈狼图腾〉的生态意识》，载《前沿》2009年第5期。63、《论迟子建小说的价值立场》，载《学理论》2009年第9期。64、《东北大地上的诗意怀乡者——迟子建、阿成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合著），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65、《重塑中国文学绿色之维——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全文收录于《中外生态文学评论选》（斯炎伟主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2010年66、《论迟子建小说的反现代性》（合著），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年第3期。67、《迟子建小说与道家思想》（合著），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68、《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反生态写作》，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69、《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载《北方论丛》2010年第3期。70、《触摸历史深处的人性畸变——评邓焕的中篇小说<湘山街78号>》，载《小说林》2010年第3期。71、《生态意识与苇岸散文》，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72、《抚摸尘世的善意和悲怆——阿成短篇小说简论》，载《文艺评论》2010年第4期。73、《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74、《精神乌托邦的致命危机——海子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精神的重建》，载《石河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论点摘编于《新华文摘》2011年第2期。75、《“世界文学”眼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评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2011年76、《底层社会的沉沦与救赎——评闫文志中篇小说<苏醒记>》，载《小说林》2011年第2期。77、《生命韧性与浪漫梦想——评何凯旋的话剧创作》，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4期。78、《情爱伦理的脆弱与两难——评张艳茹的中篇小说<凉拌面>》，载《小说林》2011年第4期。79、《底层生命的灾难与脆弱——评吴海中的中篇小说<李桥往事>》，载《小说林》2011年第5期。80、《寒地黑土的民间精神——评何凯旋长篇小说<江山图画>》，载《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81、《“乡下人进城”文学叙事的意义与可能——评周文刚的中篇小说<从库勒草原到深南大道>》，载《小说林》2011年第6期。82、《全球化时代精神与生态的双重危机——论艾特玛托夫<崩塌的山岳>的叙事伦理》，载《俄罗斯文艺》2011年第4期。83、《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2012年84、《灰暗现实中的灰色人生——评张克盛的中篇小说<私了>》，载《小说林》2012年第1期。85、《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载《学术交流》2012年第2期。86、《人性之恶、浪漫素质与民间精神——论何凯旋小说的叙事伦理》，载《文艺评论》2012年第3期。87、《“文学是人学”思想在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建构与展开》，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年第4期。88、《乡村伦理失序的一曲悲歌——评陈小江的中篇小说<拿什么给你辩护，兄弟>》，载《小说林》2012年第2期。89、《筑造龙江当代文学的宏伟景观——评冯毓云等主编的<龙江当代文学大系>》，载《学术交流》2012年第4期。90、《石油创业者生活的史诗性画卷——评王立纯的长篇小说<月亮上的篝火>》，载《绥化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91、《揭开那令人窒息的底层现实——评钱玉贵的中篇小说<雁过无声>》，载《小说林》2012年第3期。92、《潜规则底下的畸形众生相——评纪洪平的中篇小说<第三只眼>》，载《小说林》2012年第4期。93、《看护大地与叩问灵性——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宏观鸟瞰》，载《绿叶》2012年第5期。94、《论陈美兰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人文情怀》，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95、《发掘底层民间支撑历史的善良与坚忍——评赵宏兴的中篇小说<在人间>》，载《小说林》2012年第5期。96、《竭力昭示生活水面下的真理——评陈美英的中篇小说<不治可否>》，载《小说林》2012年第6期。97、《工业化时代的自然之死——生态文学中的工业与环境》，载《绿叶》2012年第8期。2013年98、《世俗化时代中的人格坚守及其沦陷——评钱玉贵的中篇小说<尘埃喧嚣>》，载《小说林》2013年第1期。99、《底层精神、先锋探索和现实批判——<小说林>2012年小说代表作扫描》，载《小说林》2013年第2期。100、《洞察欲望迷梦底下恐怖的人性逻辑——评马忠静的中篇小说<金丝燕窝>》，载《小说林》2013年第3期。101、《直击社会溃败的世道人心——评宋小词的中篇小说<开屏>》，载《小说林》2013年第4期。102、《构筑广阔而深刻的人性景观——本期黑龙江中青年作家小说评论》，载《小说林》2013年第5期。103、《回望历史的悲悯情怀和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本期黑龙江作家小说评论》，载《小说林》2013年第6期。104、《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和人性亮色——评徐岩小说集<在乌鲁布铁>》，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105、《呼唤人性和生态的双重救赎——评杨利民生态话剧<大湿地>》，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3期。106、《在阔大的人性景深中发掘少年成长的主体性——论常新港少年成长小说的叙事伦理》，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5期。107、《平民世界的人性畸变与生命温情——论陈力娇小说的人性图景》，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108、《挥洒激情与寻觅尊严——论张雅文的生命意识》，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11期。109、《重构中国现代文学新图景的阅读期待——陈思广<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评介》，载《成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110、《以生态的眼光发掘世界的诗意——论红豆诗歌的生态伦理》，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111、《探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迷误和精神遗产——评孙德喜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坛上的人和事>》，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3年第12辑。112、《摹仿性欲望的悲喜剧——重论<仲夏夜之梦>兼及莎士比亚的现代性》，载《长江学术》2013年第2期。113、《民间精神与荒诞的权力运作机制——论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伦理》，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114、《构筑主流与民间之间的多位景观——论杨利民话剧的生命意识》，载《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115、《类型小说的文化发生学考察》，载《创作与评论》2013年7月号（下半月刊）。报纸评论文章1、《生态意识：当代文学的新向度》，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7月17日。2、《人生大舞台的审美观照》，载《文艺报》2009年8月6日。3、《革命意识形态下生态意识的珍贵流露》，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8月19日。4、《在反思历史中呼唤诗意栖居》，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9月18日。5、《诗人于坚：为大地而歌》，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0月18日。6、《散文家苇岸：神圣大地的守护者》，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20日。7、《李存葆：绿色大散文的赋写者》，载《中国绿色时报》2010年1月13日。8、《张炜：融入野地的生态智慧》，载《中国绿色时报》2010年1月21日。9、《郭雪波：看护大地的悲怆与焦灼》，载《中国绿色时报》2010年2月25日。10、《消费时代的文化符号》，载《文艺报》2010年9月15日。11、《反生态写作的回顾与反思》，载《中国绿色时报》2012年3月23日。

新体育、足球世界。

比玄奘走得更远，新罗僧人远赴天竺取经，最终留在了盛唐澎湃新闻客户端2020-01-07 12:11澎湃新闻旗下帐号关注原创： 地图书 地图书两汉之际，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此后逐步兴盛，引起了汉地僧侣西行求法的热潮。自三国朱士行以降，历代远赴西域、天竺等国“取经”者不乏其人，而这其中又以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最为著名。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我国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位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求法沙门，其西行路途之遥远、阅历之复杂，已经大大超过了上述诸中原名僧；而他因旅途见闻写成的《往五天竺国传》，又在20世纪初的敦煌上演了一幕千年佚书失而复得的传奇。这个人，就是唐代密宗“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和尚的弟子——新罗旅唐僧人慧超。唐代中外交通图慧超其人其书有唐一代，汉传佛教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宗教主流，新罗僧侣多以入唐求法为时尚。慧超虽因远赴天竺巡礼而知名，但文献中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却相当稀少，只能依靠零星的史料，大致推断出他的履历：敦煌藏经洞出土“宝胜如来图”图中戴斗笠、背经箧的行者，即是古丝路上取经僧的经典形象最晚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慧超（一作“惠超”）由新罗入唐，不久即经海路前往印度，先后朝拜东、中、南、西、北五天竺（在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佛教圣迹，又向西到达波斯（萨珊王朝旧地）、大食（阿拉伯帝国），后转回东方，取道中亚返唐，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抵达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回到长安后，慧超在金刚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师的门下受业，长年从事译经工作，最终于五台山圆寂。敦煌壁画中艰难跋涉的求法僧人慧超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记录他由唐至印度往返旅程的《往五天竺国传》。求法僧的行记著作，历来是研究中西交通的宝贵史料，但该书流传不广，大概在五代以后就已亡佚。直至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法国人伯希和在几万件古代经卷中发现了一份首尾俱残、未著题名的楮纸写本。今天的西安荐福寺及小雁塔，慧超曾在这里师从金刚智学习他根据唐代僧人慧琳所编《一切经音义》收录的85个词条引注，对照残卷所记的印度及西域各国的疆域、宗教、物产、民风等内容，确认这正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散佚千年的典籍失而复现，新罗僧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终于清晰地进入了现代人的视野。今藏法国的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部分）西天佛树古代印度几乎没有文字资料可稽，常被称为只有神话传说的“秘密国度”。慧超这次赴竺求法，因此对当时印度社会以及各地佛教的发展情况，都有着详细的记录。这些可信度较高的文字，正好与玄奘、义净、悟空等人的行记著作前后接续，为考证印度古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慧超由海道登陆，在五天竺一路探访摩诃菩提寺、四大灵塔等佛教圣迹，情绪激动，皆表现在行记中的几首五言汉诗当中。但我们从他的文字中也不难看出，许多昔日繁盛的寺、塔，如今皆已废弃无僧，可见佛教在印度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此外，慧超在北天竺国那揭罗驮娜寺巡礼之时，还曾听说一位求法汉僧在归国前夕病亡的事迹，因而创作了一首“悼”诗以表哀痛。联想到高僧义净有关西行求法“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的数字，可知当时长途旅居之艰险。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摩诃菩提寺，如今是印度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慧超在五天竺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因此对古印度社会情况的记载也远较其他地方详尽。书中特意写到，中天竺及北天竺的人口极众，而贫富差距异常悬殊。寺庙以及达官贵人的居所，皆是砖木结构的“三重作楼”，第一层是仓库，上两层住人，而多数的穷苦百姓却只有一间矮小的茅屋，以蔽风日——高楼大厦与大片密集的贫民窟形成鲜明对比，可知“十亿牲口一亿人”的印度古今皆然。今天印度孟买的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同样对比强烈在古代的南亚和东南亚，大象是各国军队的战力中坚，象的数量即代表国家实力。而据慧超记载，当时的中天竺国“王有九百头象，余大首领各有二三百头”，军力最为强劲，因而经常在列国间的战争中获胜，诸战败国“自知象少兵少”，只得求和赔款，避免交战。只是对比《大唐西域记》可知，这一时期的印度诸侯混战，已然各自削弱，中天竺国虽然力冠群雄，但与近百年前戒日王统一时的“象军六万，马军十万”相比，仍是差得太多。印度埃罗拉石窟表现象战的浮雕以及壁画中的大象《往五天竺国传》虽然保存了大量史料，但作者毕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无论是基于宗教感情，还是囿于时代认知，慧超笔下的西天佛国，似乎总是自带一层神圣的美颜滤镜，掺杂了许多言过其实的理想化描述。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天竺各国的政令简易，刑律宽松，民间不蓄奴、不贩卖人口，社会各阶层皆不事游猎，甚至连拦路抢劫的盗贼都是只取财物而不伤人性命，显得极有良心。只可惜，现代学者已经利用考古、历史等各方面的资料揭露了这些记载的虚妄不实，而究其原因，无非是慧超这个“精神印度人”美化了自己的“故乡”，塑造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梦中净土。取材于佛经故事《鹿王本生》的龟兹壁画由此可知古印度亦多田猎杀生之事异域风土虔诚的信仰以及旺盛的求知欲，这是历代求法僧共有的精神特质。慧超为寻“真法”而踏上旅程，自然也带上了一双猎奇的眼睛，记录下了许多古代西域特有的奇趣风土。据行记所载，在今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山区的西部，历史上曾有“九个识匿国”，其地气候极寒，不生五谷，居民散布于雪山之间，时常有组织地劫掠过往商旅。但令人不解的是，该国人即便劫取了丝绢（古丝绸之路正是以丝织品贸易而闻名），也只是堆积在库房当中，任其腐坏，却不会拿来做衣服。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世情民俗的差异，高原山民这种怪异的“消费观”，只会让来自农耕社会的慧超感到荒唐。丝路沿线出土的唐代狩猎纹印花绢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的崛起，是世界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恰是历史上最早记录阿拉伯风俗的汉文文献之一。传文载大食“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喫（吃）食无问贵贱，共同一盆而食”，体现了游牧民族早期的质朴平等之风，只能是“四大哈里发”时期以及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建立之初的社会图景。至于行记中所谓大食“国人爱煞（杀）事天，不识仏（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则体现了汉文化圈对伊斯兰教法的早期认知。又据《旧唐书·大食传》，阿拉伯人这种只拜天神，不跪人王的作风，还曾在两国之间引起过严重的外交争端。米尔·赛义德·阿里绘《宿营地》慧超虽是六根清净的出家人，但他行记里最为吸引眼球的，反而是对西域各族婚俗的描述。书中提及在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的吐火罗、罽宾等国，“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这种兄弟共妻的异常婚俗，在我国解放前的藏区，以及如今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山地民族中仍多有遗存。除此之外，慧超还特意书写了波斯、粟特等族“纳母及姉妹为妻”的乱伦婚俗。历史上，信仰拜火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族群认为内婚制度可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和高贵，因而极力主张近亲结合。我国境内出土的诸多唐代波斯、粟特移民墓志，也都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兄控”“妹控”之风古已有之，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坦格利安家族的近亲通婚传统，也并不是完全出于虚构。西安出土的汉文与波斯婆罗钵文合书《苏谅妻马氏墓志》中亚剧变公元八世纪上半叶，正是西域局势最为动荡不定的时期。唐王朝、突厥、大食、吐蕃等几大势力在此激烈角逐，直接改写了亚洲腹地的文明版图。慧超于此时亲历其境，不仅感受到了几大强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分野，还见证了沿途各国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剧变。《往五天竺国传》所记印度至西域各地的役属情况简表公元七世纪中期，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迅速向外扩张，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吞灭了整个萨珊波斯以及半个拜占庭，为日后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慧超曾经深入大食领地，也在书中追述了这段“开国历史”。他说阿拉伯人本是波斯治下的“放驼户”，尔后反叛自立，杀死了波斯王，进而征服其国。虽只短短几句话，却把新老霸主交替的历史进程写出了恩仇报复的江湖味道，颇具民间叙事的生动异趣。7~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隋唐史书中的“拂菻”（亦作拂临、拂懔等），就是世界史上常说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其“大拂菻”专指君士坦丁堡一带，而“小拂菻”则是小亚细亚地区。阿拉伯人在兴起之初，就迅速攻占了它在地中海沿岸的大片属地，到了倭马亚王朝时期，更是数次向拜占庭用兵。慧超书中提到大食国王因向小拂临进军，所以并不住在本国，指的很可能就是公元716年苏莱曼组织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城。然而，君士坦丁堡坐拥山海之险，城防极坚，阿拉伯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始终未能突破那道让人绝望的高墙。慧超传载“（大拂临）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食数回讨击不得”，说的正是这一段历史。西方古代画稿，描绘了拜占庭人依托坚城抵御阿拉伯人进攻的场景慧超西行求法的年代，阿拉伯军队仍在向印度中亚扩张。当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西域的老牌霸主突厥。突厥于六世纪中叶崛起语阿尔泰山，极盛时几乎将葱岭两侧的所有绿洲城邦都收作了藩属。这些属国不仅要称奴纳贡，还必须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分遣各部以监其政事的官员）以及军队驻节。由于突厥吐屯多为世袭，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土著国王就会被监控国政的突厥贵族所取代。正如《往五天竺国传》所载，建驮罗国（即犍陀罗，在今印度河上游一带）“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煞（杀）彼罽宾王，自为国主”，就是这一套“鸠占鹊巢”把戏的标准操作。中亚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的突厥人形象此后百余年里，随着突厥部族日益迁入，各国王统相继变易，突厥人的语言、风俗也开始在中亚大规模的渗透扩散。期间虽然发生了唐灭西突厥这样的大事，但突厥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消失。而当阿拉伯人有事于中亚，他们最先侵夺的，就是这部分原属突厥的势力区域。如慧超传记载，当时的犍陀罗以及帕米尔高原一带的罽宾、谢、览波诸国，仍是“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突厥”，而原先受突厥控制的吐火罗、骨咄国以及河中地区的安、曹、史、石、米、康等六姓粟特，已“并属大食所管”，北方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则与大食沿跋贺那国的锡尔河一线夹岸对垒，可见竞争之激烈。西安出土唐永贞元年（805）《米继芬墓志》并盖志主是来自中亚米国的粟特移民，而其父“突骑施”则是一个明显突厥化的名字《往五天竺国传》中也有一些涉及唐王朝与吐蕃、大食斗争的情况。例如书中记载了开元十年（722）前后，小勃律国（今巴控克什米尔北部吉尔吉特河谷）请求唐朝驻军以抗吐蕃的史实。而行记所举葱岭以东的疏勒（今新疆喀什）、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等地，皆属唐王朝为控制西域而设的“安西四镇”。慧超说当地“人依汉法，裹头着裙”，可知中原衣冠西渐，安西各族已汉化颇深。只可惜，在慧超归唐二十多年以后，即发生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战败，唐军在葱岭以西的优势尽失。其后又数年，中原爆发“安史之乱”，边军奉令内调，安西四镇虽然坚守良久，但终不免陷于吐蕃，唐人自此无力向西。敦煌藏经洞出土祆教二神图像画稿作为一名求法僧，慧超对所经之处的宗教状况最为敏感。根据他的行记，我们大致可以画出西域各国在当时的宗教分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正在迅猛东扩，而大食统治下的波斯和粟特人暂时还在礼拜圣火；进入中亚的突厥人改信了当地流行的佛教，而已经完成中国化的汉传佛教则正在反向输出。至于如今全民笃信三宝、庙宇遍布的雪域藏区，在那个年代还是“国王百姓等惣（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苯教典籍散页，苯教是吐蕃在佛教传入之前的原有宗教总体来说，在《往五天竺国传》残页所记的中亚，唐与吐蕃的存在感不如突厥和大食。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中亚原有的东伊朗语族进一步接受了突厥人的语言和风俗，变成了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而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以及后续诸王朝的统治，又让当地居民逐步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趋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持续几个世纪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浪潮，直接影响到了亚洲此后千余年的历史走势。11世纪《突厥大语词典》中的《圆形地图》参考文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兰州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董志翘：《评介两部研究〈往五天竺国传〉的新著》，见《学术集林卷》卷9，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黄时鉴：《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识读余论》，见《黄时鉴文集II》，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慧超原著，张毅笺释：《往五天竺国传笺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张文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拾遗》，《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01期；（日）高田时雄著；钟翀等译：《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语言与敦煌写本之性质》，见《敦煌·民族·语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朱蕴秋、申美兰：《<往五天竺国传>中的印度人形象》，《沈阳大学学报》2005年03期；田卫疆:《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里“西胡”习俗的记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议论文集》，2008年10月11日；王冀青：《法藏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系由伯希和首定说》，《敦煌学辑刊》2012男04期；杨玉君：《<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陈淑霞：《慧超行纪所见丝路沿线宗教状况考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03期；阳青：《敦煌写本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中的五言诗——兼论中世佛教行记的情感抒写及其诗笔》，《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04期。作者：来耳编辑：曹江阅读原文(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举报/反馈精彩推荐正在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