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读者来信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一、 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是研究者在其提前阅读过某一主题的文献后，经过理解、整理、融会贯通，综合分析和评价而组成的一种不同于研究论文的文体。综述的目的是反映某一课题的新水平、新动态、新技术和新发现。从其历史到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等，都要进行全面的介绍和评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预测技术的发展趋势，为选题和开题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文献综述的格式 文献综述的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而文献综述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再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作。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对进一步的发展方向做出预测。 参考文献，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也为评审者审查提供查找线索。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参考文献的使用方法，录著项目及格式与研究论文相同，不再重复。学习重点 一 了解综述的写法 二 学写综述 写作指导 综述是综合叙述的意思，即把经过分析的对象或材料的各个部分、各个属性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然后叙述出来。它需要有较强的抽象、概括和分类整理能力。从写作角度看，综述也是对众多材料进行综合整理的一种常见的写作形式，常用于人物介绍、会议记录整理、情况反映和活动汇报等。 写综述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收集和辨析材料。要通过观察、实验、访谈、调查、阅读等方法，把有关资料收集在一起。收集时，注意资料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然后将可利用的材料排列辨析，分清轻重主次。 第二，安排好结构。要按照一定的顺序编排材料，注意材料分类的科学性和编排材料的条理性。 第三，语言表达要恰当。综述的目的是把事实和情况说清楚，因此，语言应简明、概括、平实，大段的描绘性的语言是不必要的。 从新闻文体的角度看，综述是述评性新闻的一种，是就若干新闻事实加以综合评述的新闻报道。常见的有综合消息(也称新闻综述)、动态消息、时事综述、读者来信综述等。这里以综合消息和读者来信综述为例加以说明。 综合消息是反映一个时期或某一活动、某一事件全面情况的新闻报道。常见的有两种综合方式：对诸多报道对象某一共同方面情况的横向综合；对某一报道对象某方面情况的发展过程的纵向综合。也有横向和纵向结合来写的。写作时，立足点要高，要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归纳、综合，提炼出观点，注意突出特点，防止面面俱到。下面这篇综合消息，作者注意到了面的概括与典型事例相结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期电影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阐述了文献综述的目的与作用,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如何撰写好文献综述的概念,框架以及步骤.指出了写作文献综述一般常犯的错误,并推荐介绍了文献综述的四个基本步骤:概述(归类),摘要,批判,建议.文献综述在硕士,博士论文写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论文中的一个重要章节.文献综述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论文的成功与否.文献综述是文献综合评述的简称,指在全面搜集,阅读大量的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经过归纳整理,分析鉴别,对所研究的问题(学科,专题)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问题以及新的发展趋势等进行系统,全面的叙述和评论."综"即收集"百家"之言,综合分析整理;"述"即结合作者的观点和实践经验对文献的观点,结论进行叙述和评论.其目的并不是将可能找到的文章列出,而是要在辨别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论文来综合与评估这些资料.一个成功的文献综述,能够以其系统的分析评价和有根据的趋势预测,为新课题的确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论证.一,文献综述的作用与目的文献综述要针对某个研究主题,就目前学术界的成果加以探究.文献综述旨在整合此研究主题的特定领域中已经被思考过与研究过的信息,并将此议题上的权威学者所作的努力进行系统地展现,归纳和评述.在决定论文研究题目之前,通常必须关注的几个问题是:研究所属的领域或者其他领域,对这个问题已经知道多少;已完成的研究有哪些;以往的建议与对策是否成功;有没有建议新的研究方向和议题.简而言之,文献综述是一切合理研究的基础.大多数研究生并不考虑这些问题,就直接进行文献探讨,将在短时间内找到的现有文献做简略引述或归类,也不作批判.甚至与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必要性也无关.其实回顾的目的就是想看看什么是探索性研究,所以必须主动积极地扩大研究文献的来源.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增加研究的假设与变量,以改进研究的设计.文献综述至少可达到的基本目的有:让读者熟悉现有研究主题领域中有关研究的进展与困境;提供后续研究者的思考:未来研究是否可以找出更有意义与更显著的结果;对各种理论的立场说明,可以提出不同的概念架构;作为新假设提出与研究理念的基础,对某现象和行为进行可能的解释;识别概念间的前提假设,理解并学习他人如何界定与衡量关键概念;改进与批判现有研究的不足,推出另类研究,发掘新的研究方法与途径,验证其他相关研究.总之,研究文献不仅可帮助确认研究主题,也可找出对研究的问题的不同见解.发表过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就是重要的问题来源,对论文的回顾会提供宝贵的资料以及研究可行性的范例.二,文献综述中常见的问题文献综述可以帮助新研究者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所以撰写此章节时,要向读者交代论文不同于先前研究之所在.它是一个新的有关此类研究主题方面的重要的学术研究.但是研究生在撰写文献综述过程中易犯以下四种错误:1. 大量罗列堆砌文章误认为文献综述的目的是显示对其他相关研究的了解程度,结果导致很多文献综述不是以所研究的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而变成了读书心得清单.2. 轻易放弃研究批判的权利我国高等院校多以本校学生考本校研究生者居多,因而往往出现大量引用自己导师的研究成果而不注意其他同行的研究成果的现象,学生担心学位论文答辩通不过,所以难得见到学生批判导师已有研究的不足;遇到名校名师,学生更易放弃自己批判的权利.由于大量引用他人的著作,每段话均以谁说起始,结果使自己的论文成为他人研究有效与否的验证报告,无法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论文有重要贡献.3. 回避和放弃研究冲突另辟蹊径对有较多学术争议研究主题,或发现现有的研究结论互相矛盾时,有些研究生的论文就回避矛盾,进行一个自认为是创新的研究.其实将这些冲突全部放弃,就意味着放弃一大堆有价值的资料,并且这个所谓的创新,因为不跟任何现有的研究相关与比较,没有引用价值,会被后人所放弃.遇到不协调或者互相矛盾的研究发现,尽管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处理,但是不要避重就轻,甚至主动放弃.其实这些不协调或者冲突是很有价值的,应多加利用.将现有文献的冲突与矛盾加以整合是必要的,新研究比旧研究具有更好,更强的解释力,原因之一是新的研究会将过去的所得做一番整合与改善.4. 选择性地探讨文献有些研究生不是系统化鼗毓讼钟械难芯课南?找适合研究的问题或可预测的假设,却宣称某种研究缺乏文献,从而自认他们的研究是探索性研究.如果有选择性地探讨现有文献,则文献综述就变成了研究生主观愿望的反映,成了一种机会性的回顾.因此一定要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文献综述,以严谨的科学设计来寻找,评估以及整合科学研究的证据,确保文献综述完整不偏.要端正学风,勇于探索和不回避冲突.分析冲突的原因,方法与结论,可以为未来的研究及论文奠定成功的基础,使论文的研究结果对后续研究有应用价值和理论意义.三,综述的基本方法与步骤文献综述不仅仅是对一系列无联系内容的概括,而且是对以前的相关研究的思路的综合.文献综述的基本步骤为:1. 文献综述的第一步:概括归纳收集文献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各种检索工具,如文献索引,文摘杂志检索,也可利用光盘或网络进行检索;二是从综述性文章,专著,教科书等的参考文献中,摘录出有关的文献目录.选择文献时,应由近及远,因为最新研究常常包括以前研究的参考资料,并且可以使人更快地了解知识和认识的现状.首先要阅读文献资料的摘要和总结,以确定它与要做的研究有没有关系,决定是否需要将它包括在文献综述中.其次要根据有关的科学理论和研究的需要,对已经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做进一步的筛选,详细,系统地记下所评论的各个文献中研究的问题,目标,方法,结果和结论,及其存在的问题,观点的不足与尚未提出的问题.将相关的,类似的内容,分别归类;对结论不一致的文献,要对比分析,按一定的评价原则,做出是非的判断.同时,对每一项资料的来源要注明完整的出处,不要忽略记录参考文献的次要信息,如出版时间,页码和出版单位所在城市等.对要评论的文献先进行概括(不是重复),然后进行分析,比较和对照,目的不是为了对以前的研究进行详细解释,而是确保读者能够领会与本研究相关的以前研究的主要方面.个别地和集中地对以前研究的优点,不足和贡献进行分析和评论,这在文献综述中是非常重要的.2. 文献综述的第二步:摘要不同的学科对引用摘要的要求与期望不同[1].虽然文献综述并不仅仅是摘要,但研究结果的概念化与有组织的整合是必要的.其做法包括:将资料组织起来,并连到论文或研究的问题上;整合回顾的结果,摘出已知与未知的部分;理清文献中的正反争论;提出进一步要研究的问题.3. 文献综述的第三步:批判文献综述是否有价值,不仅要看其中的新信息与知识的多少,还要看自己对文献作者及编辑者的观点与看法如何.阅读文献时,要避免外界的影响甚至干扰,客观地叙述和比较国内外各相关学术流派的观点,方法,特点和取得的成效,评价其优点与不足.要根据研究的需求来做批判,注意不要给人以吹毛求疵之感.一个具有批判性的评论,必须要有精确性,自我解释性和告知性.批判的程度,主要在测试研究生评鉴技巧:是否能分析出文章的中心概念与所提出的论据,做出摘要,并提出简要评估.文献综述的第三步是在形式上批判其是否符合一些基本写作的标准,即判定其是否为一篇好文章还要看文献中引用的文章与评论的标准.有的台湾学者将其归纳为:代表性,显著性,相关性,适时性和简捷性.表1 香港大学建议的论文撰写模式导论开头段落◇简介主题;◇主题的重要性;◇理清首要问题;◇简介各篇(例如.)文章与作者,及其不同或互补之处.主文部分(3个示范)分析A与B的理论/观点分析B的理论/观点比较A与B的理论/观点找出A与B的共同性找出A与B的差异性探讨出一个中心议题议题1:探讨A&B议题2:探讨A&B议题3:探讨A&B结论提出一个比其他更好的理论与立场提出一个优于每一个理论与立场的部分的摘要4. 文献综述的第四步:建议通常一个文献综述是以比较性评论的方式为主,分析两个以上不同的思想学派,议题或者不同人所持的不同立场.香港大学建议的模式[2]如表1所示[3].可以看出,这个模式有三个选项:导论,主文与结论.文献综述的最后步骤是在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建议.根据发展历史和国内外的现状,以及其他专业,领域可能给予本专业,领域的影响,根据在纵横对比中发现的主流和规律,指出几种发展的可能性,以及对其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等趋势进行预测,从而提出新的研究方案等,并说明成果的可能性等.还要指出的是,阅读和分析已有的其他专业研究人员的文献综述,可以高效率地获得有益的观点和建议.但是,这类集中介绍研究成果的综述性文章只能作为新的研究的基础或参考点,不能被用来替代自己的独立研究.总之,要做好硕士,博士论文的选题与研究,必须重视资料概览,认真写好文献综述.

怎样在《科学》周刊上发表文章(这里只翻译了概述，详细信息见英文原文。) 《科学》是一个同行评议的周刊，它发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始科学研究、综述、以及分析当前研究和科学政策的论文和文章。《科学》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英国剑桥的编辑部欢迎任何领域和任何地方的来稿。 争取在《科学》发表文章的竞争很激烈，许多投稿在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同行评议之前就被退回。我们对在有广泛兴趣的领域中有创新的文章优先，对投来的稿件坚定地履行快速评审、快速发表的原则。为了最快、最有效地处理来稿，请按照下面的指导和程序投稿。 作者须知的一般信息 介绍《科学》的栏目、文稿选择的标准、接受的条件、以及其它作者须知的重要信息。 如何准备文稿和图片 编辑部对可接受的初次投和修改过的文稿和图片格式的详细要求，如何制作有效图片的提示，以及编辑风格和参考文献格式的有关信息。 《科学》作者常见问题解答 对《科学》选稿标准、评审过程、出版前禁止发布、图片格式、附加的在线材料等常见问题的简短回答。 初次投交文稿或读者来信 当您按照编辑部的要求准备好文搞和图片之后，请用这个网站提供的电子方式投稿。 投交修改过的文稿(同行评议之后) 如果您被《科学》的编辑通知稿子通过了同行评议，但需要修改，请按照这个程序将修改过的稿子上传给编辑部，确保您的文稿和图片的格式符合编辑部的要求。 《科学》感谢作者投稿，祝您好运！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