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教学论文周刊

道德与法律的辩证统一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道德与法律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道德与法律论文篇1：《浅析中国道德与法律的融合》 道德和法律都可以调整人们的行为，而道德侧重通过舆论、信念、习惯来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通过国家的强制力保证人们行为的合法性。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不仅需要法律的强制力，还需要道德的约束力。 一、中国道德和法律融合的必要性 道德和法是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历史前提的根源，它们最初是一体的，正像唯物史观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也就从哪里开始”。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手段，其产生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 (一)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逻辑起源。前苏联史学家谢苗诺夫用大量史料证明：原始禁忌是社会规范的最早形式，属于某种最原始的社会规范。另一位前苏联学者、法学家雅维茨在其《法的一般理论―哲学和社会问题》一书中提出：“在遥远的过去，单纯依靠禁忌调整人们的关系，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初和最低级的形式。在当时，禁忌的作用是由恐惧和习惯保障的，被看成是统治整个共同的自然的、基本的力量。”因此，禁忌在原始社会具有同道德和法律相同的规范作用。 (二)道德和法律有共同的价值追求。由于人类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需要，道德和法律便应运而生，另外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国家的建立，法律从道德中独立出来。它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秩序、自由和公正。 秩序是人类社会生存和良好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的结构要素之一。社会秩序通过习惯、道德、制度、法律等四种形式实现。其中道德秩序和法律秩序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任何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秩序基础之上运行的。 法律和道德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即自由。自由是促进法律发展的重要条件，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道德自由和法律自由相互联系，相互影响。 公正是道德和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道德公正和法律公正既联系又有区别。法律公正的确立和生效根源于道德公正的规范功能。如果没有道德公正和它的规范功能，法律公正可能成为泡影，它的积极作用很难得到发挥，还会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二、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客观性 中国道德和法律的融合需要深厚的理论作基础，还要符合我国现实的客观性。即具有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 文化 基础和生态基础。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具有竞争性、法制性、自由性等一般特征外，还具有诚实信用的专门特征，而道德和法律融合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包括自由、平等、正义、秩序、信用等。 道德与法律的融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民主是法治的必要前提，法治是民主的有力保障。法治不仅仅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蕴藏着一定的道德内涵，民主问题是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普遍关心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道德与法律结合的文化基础。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规 范文 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实现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统一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三、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路径 结合道德与法律本身的内在联系及当代中国现实情况可以看出，中国道德与法律融合的具体现实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要实现道德与法律的良性互动。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可以作为调控人们行为的手段，但它们在基本内容、表现形式、调控方式、产生时间等方面存在不同，这并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1.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道德的运行离不开法律，有时法律将道德规范制度化、模式化。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对促进社会大众的文明觉醒和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显然，道德的制度化并不是将所有道德制度化为法律，而是将反映人民大众基本需求、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加以制度化、规范化。 2.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从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方面可以实现道德对法律的引导。第一，立法的道德条件。立法活动时应充分考虑人文主义因素，做到尽善尽美，因而立法主体应牢固树立人本主义的方针，将正义、平等、信用等价值理念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第二，司法的道德保障。司法主体应具有相应的道德能力，如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 (二)要实现道德与法律作用的互补。道德和法律虽属不同属性的社会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上所用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它们在作用上却可以相互补充。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才能实现道德与法律的互补。 1.建立道德促进法律的机制。第一，要用道德来指引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等活动，从参与主体、制定过程到制定内容都要用合乎理性的道德观念作指导。第二，要保证执法者的道德践行能力。法律能否得到公正地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的道德能力。执法者的道德水平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 2.寻求法律促进道德的路径。第一，建立刚性约束机制。通过国家政权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主旋律的演进，通过法律强化公民行为的道德水准;第二，引进法律对道德的监督、评价和保障机制。法律可以惩恶扬善，引入此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谴责不道德行为，激励人们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教育 犯罪分子、道德不端分子时时事事守法。 道德与法律论文篇2：《中职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的教学对策》 当前，各地中等职业学校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程教学多种多样，很多教师都尝试着用新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进行创新性教育，为国家培养遵纪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但是，在一些中职学校，依然存在着对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律教育重视不够，教学模式陈旧， 教学 方法 单一，职业道德与法律课的教学质量不高等现象，导致学生职业道德缺失，法律观念淡薄。那么，如何提高职业道德与法律课教学的时效性，对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技术人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中职生职业道德水平 中职德育课教学应该引导学生，把爱国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起来，利用每周星期一国旗下的讲话活动，让学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言，动员学生把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他们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建立“以生为本”的德育观 创造各种条件和平台，使学生有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在互动中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让学生懂得要求自己，监督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如针对中职生普遍存在感恩意识浅薄、日常行为失范、法律观念淡薄等问题，可以通过文艺晚会、主题征文、演讲比赛、板报评比、橱窗专题展示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感恩”、“爱国主义”、“ 法律知识 讲座”或“法律知识问答”等主题活动，鼓励和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培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 3 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相结合 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连接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桥梁。采用案例教学，既能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传授知识的系统性，又能发挥实践教学的形象性，将理论与实际紧密联系起来，是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综合运用中，不断地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法律基础课是一门实时性很强的学科，应紧跟当今法律形式的发展现状，结合当今立法发展的最新进程，将最新的法律精神和立法成果传达给学生，使学生的法制观念与时俱进，成为有道德有纪律的高素质 毕业 生。任课教师可以关注我国立法的新进展，“两会”有关法治建设的新提法，收集新案例，把它融入课堂教学中。如2015年震惊全广西的自治区党委原常委、南宁市原书记余远辉涉嫌受贿和钦州市原副市长陆钦华贪腐为焦点，讨论了他们的违法行为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另外，学校多参与一些社会开展的大型的法律宣传活动，拓展知识面。同时，学校还可以定期举行法律知识问答竞赛;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参与对犯人进行的社会公开审判，对犯人罪行的判定对学生也起了警示作用，促使学生学法、懂法和守法，激发他们的正义感，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 角色扮演课堂的情景活动教学模式 为了提高职业道德教育课的时效性，在课堂中教师应该合理的进行训练任务情景教学，根据每一个专业的特点，将实际的生活情景引入课堂，让学生在情境中担任一个角色，并从这个角色出发，去完成各项虚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知识，掌握规律。角色扮演是实训教学中的重要部分，如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通过组织幼儿园教学活动，自己扮演教师，小组其他成员扮演幼儿，进行幼儿模拟教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职业发展需要，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今后的顺利 入职 和职后的幼儿教师专业发展奠定基础。汽车专业开展的为本校老师服务的“美容洗车”活动，让学生亲自参加了实践活动，获得成就感，增强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最后，我们应该将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教育结合起来。职业道德教育为法律教育服务的，而法律教育又可以促进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我们应该用正确职业道德观念来帮助学生树立严谨的法律意识，用严谨的法律意识来促进学生职业道德观念的深化。 总之，我们要从中职生的实际水平出发，设计符合他们的教学内容，探讨更多的教学方法，为国家培养诚信品质、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遵守守法的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 道德与法律论文篇3：《道德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人通过善恶规范、准则、义务、良心等形式，来规范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准则。它是关于是非、荣辱、善恶、美丑等观念、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本身不具有强制力，但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主要依靠社会舆论评价、风俗习惯和内心良知来保证实施并发挥效用。道德属于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中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 法律，是由一定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由国家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用以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总和。较之道德，法律具有强制力，它的实施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迫使人们去遵守，如果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其产生和发展受制于一定的条件，是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 道德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着共同的经济基础，法律的运行以道德为基础，道德的延续以法律为支撑。道德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指导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又为观念上层建筑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二、道德在中国现代化变迁中的具体表现 “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5000年优秀文化中孕育的治国安邦之道，这也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尊崇的座右铭。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思维方式 发生了巨大变迁，中国社会素来稳定的伦理道德文化也随之发生了不可避免的震荡，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道德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对经济基础比较直接的反映，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不同的时代道德也具有不同的观念和评判标准。当前，中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道德伦理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建立与现代化相应的新的道德观念。道德由他律转向自律，由苛求转向宽容和谅解，由感性转向了理性，伴随着道德价值的转向，道德不仅使社会个体层面实现了自我完善，同时也满足了社会集体层面规范的作用。这极大的调动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财富的快速积累。“乱世重典，治世隆礼”，在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整个社会的法治也在不断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证。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矛盾体，当我们在满怀喜悦地展示改革以来道德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和成绩时，又不能不理性的正视道德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病。当前中国社会处在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伴随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的道德价值也呈现出多极化的特点。被人们奉为民族血脉的道德文化，在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始失重，人们似乎迫不及待的摆脱道德的种种束缚而去追求一种所谓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一种非理性价值观念逐渐替代传统的理性价值，致使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评价标准和威慑力;当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传统的义利观中得到肯定和尊重的同时，人们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似乎又转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拜金主义又席卷而来，有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之下，无视道德的约束，不择手段的谋取自身的利益。权钱交易、兜售假冒伪劣产品、贩卖毒品、拐卖妇女 儿童 等现象屡见不鲜，金钱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之下，党的一些干部被腐蚀，脱离了人民群众，不法商人见利忘义，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这些现象不仅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甚至危及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以及部分敌对势力的干涉，中国传统的美德也岌岌可危，“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尊师重道”等传统的价值观念被逐步的弱化，例如当前社会老人过马路不敢搀扶、公交车上没人愿意给年迈的老人让座，一部分教师缺少师德向学生索要钱物，这些现象都显现了当前道德的缺失和冷漠。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中国5000年灿烂文化得以延续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道德的缺失和沦丧，必然会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伤痛，这必须要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三、如何发挥道德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往今来我国一直强调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在德治和法治共同作用下，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道德信仰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这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市场过多的注重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使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变得拜金和冷漠;在社会领域，权力监督力度不够、社会和市场缺乏监督，社会缺乏公平正义、缺少民主法治、人民的诉求不能得到响应，权益得不到维护，这也直接造成当前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在文化领域，利益的多元化，也直接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多元化，一些消极的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之中，而主流文化却处在弱化的状态，这也是当前道德危机的重要原因。 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党史上尚属首次。道德和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两条红线，社会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诚信、友爱需要法律和道德一起发挥作用。道德和法律都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容，道德指引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公民法律素质较低、民主法律意识淡薄，有些人甚至在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浑然不知，更不知道采用何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通常采用聚众闹事、自焚等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愿;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是却不够完善，缺乏体系，这直接造成了法治实施的不彻底，因而导致法律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法律是道德建设强有力的支撑，法律将道德中的价值运用到法律实施过程当中，不仅能够维护道德风尚也能培养道德意识，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是高度统一的关系，法律实施的不完善也会直接影响道德发挥作用，道德的缺失会影响法治的建设，因此要想早日建成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必须坚持法律与道德“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首先，要加快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为道德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存空间;其次，要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道德的发展创造条件;第三，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将 传统文化 与先进文化结合起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全社会树立一种新风尚。最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立法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深入的考虑道德的因素，贴近人民实际生活，把相关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以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强化法律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而制定的制度保障，如果不能有效的实施，最终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国家必须强化法律实施、完善法律监督，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形成全社会守法、维法的氛围，最后形成全社会讲道德、受法律的文明风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猜你喜欢： 1. 大学思想政治与法律道德心得体会 2. 学习道德与法律的心得范文 3. 道德与法律的格言 法律与道德的名言名句 4. 法律与道德为主题的论文范文 5. 浅谈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思修论文 6. 法律与道德为主题的论文

摘要：法治在当下中国法学界中没有统一的定义，“依法治国、举措而已”、“君尊则令行”则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以德服人是传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人类关于法、德的经验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义与构成，法治及德治的历史和实践表明，法治之法应具有道德性，法治离不开道德。但法治是现代化社会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而为了促成法治的实现，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必须加强道德建设。从中国当今的实践出发，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与法治互相契合的现实合理性。关键词：法治；德治；社会控制模式引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运用什么样的社会控制模式来管理当今社会，来促进新世纪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各项社会事业，概括起来讲，有法治和德治两种典型的模式。用法来治理国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如果没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样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理想的社会？本文主要对法治与德治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探讨。一、法治的含义、特征和历史演变（一）法治的含义法治是什么，在当下中国法学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英文中，与之相对应的常见词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这些词的含义分别可以译为“法的统治”、“依法统治”、“通过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应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中国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国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强调只要有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所立的法，并坚决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地治理好国家，即所谓“依法治国，举措而已。”⑴基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他们认为必须依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为了法律的推行必须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他们的“法治”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的法治，尽管他们说维护君权的目的是为了实行“法治”，即所谓“君尊则令行”，但由于君主手执权柄，有权立法也有权废法，即便随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对此法家只能晓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于后来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与民主制度相关联的“法治”。而历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证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现代法治的特征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发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法治和宪政紧密相连，没有宪政就没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控制社会，而且它本身也要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则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式和社会控制模式，又是一套价值系统，目标是理想社会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构成要件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对法治作过相当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括两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通的服从；而大家要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这揭示了法治构成中两个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优良性。由于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并且也赞成将人分等级并视之为公平、合理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赋予他法治构成的框架以新的内容。在现代社会，所谓法的普遍性，即是人们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严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实质是法律至上；法的优良性应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权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价值观，也即法的正义性。随着法治的实践展开，后世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上有了扩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统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规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职业性；法治的实质要件则外化为以下制度和原则，即权力控制与制衡、国家责任和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利保障和社会自由、公民义务的法律化和相对化；同时，法治还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历史及其发展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形成于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至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了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腊已在思想上和传统上为后来所有类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础。罗马继受了饱含法治精神的希腊理性法思想。罗马从王政到共和到帝国初期，不仅创制了庞大的法律体系，而且将法制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其中体现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权利的私法可谓是对集中体现于公法领域的希腊法治精神的弘扬和拓展。⑸进入帝国后，皇权对法制精神的破坏和干扰很大，但历史形成的传统未曾消失。中世纪，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笼罩于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依然在历史和大众中流传。⑹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识推动着西方法治理论走向完备。“权力就其本质而言是邪恶的，不论其行使者是谁。”⑺但有组织的人类社会又无法取消权力，所以减轻权力对人的伤害的最佳途径就是给权力划分界限即“以权力制约权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在体现民意的法律基础上和框架内展开，也即将权力纳入法律，从而使人的安全、财产、自由、尊严等得到法律的保障。这条思路引导出来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会控制模式就是法治。为了让法治成为现实，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权与制衡”的实施方案，将专制集权制度改造为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分权体制，通过分权和制衡来实现法治和人权。建构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产物。它一方面源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⑻同时又植根于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恶论。人性恶的文化促成人们优选客观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观性强的道德作为解决纠纷的社会控制方式。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形成人们事实上的平等和独立，这构成法治经济基础。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两者的充分发达和结合仅限于西方，应该说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来，法治文明随西方文明来至世界各地。现在法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社会控制模式。但显然各国的法治程度并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法治的经验和标准来衡量已发展了的现代法治。现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与传统相结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经验和标准只是特定的一种，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义如同法治一样，什么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见解。笔者认为，德治是一种对应于法治的社会控制模式。简单地说是以德治国或者说道德的统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们借助或主要借助道德的作用对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二）道德的特征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等观念、原则和规范的总和。道德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它的内容与评价总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首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总是统治阶级的道德。不同于法律主要指向人们的外部行为，要求人们外部行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过对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动动机的调整来影响人们的外部行为。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律调整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几乎覆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和一切社会关系。道德调整的意义在于要求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这种义务的履行并不以行为人取得某种权利为前提条件。道德调整主要建立在社会主体的伦理认同和道德评价的基础之上，它主要通过人们内在信念和社会舆论的遣责来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实践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们发出道德指令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但由于人类艰于自律易受本性影响，由于德和人的品质相联系，道德特别是个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怀，从而德治也成为一种理想。中国自孔子开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层面上始终以德治为目标，西方哲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揭示他对德治的向往。但德治在现实中屡屡陷入困境。在中国，孔子的仁政德治从春秋战国到汉初能竞争过“重刑轻罪”的法家学说；汉武帝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献言，推行“礼法结合”，但实质上是“外儒内法”，德治的实质已不存在；即使是名义上的德治在晚清变法修律中也不敌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图中年以后虽然内心固守但实际已放弃理想国的追求，改为第二等的选择：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人们会首先考虑这些，然后考虑公正和善德。这样，人们的心灵是一片黑暗，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使得他们和整个国家充满了罪行。如果人根据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阳光指导自己行动，他们用不着法律来支配自己，因为没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识更有力量，理性不应该受任何东西的束缚，它应该是万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实，而且本质上是自由的话。但是，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尽管柏拉图的《理想国》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总将其视为乌托邦，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法治国是人类最理想的国家成为西方的传统。中西的历史实践揭示出人类在法治与德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经验：作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种理想，现实中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现实社会中，社会控制和管理是极为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德治虽不能作为主要模式与法治相竞争，但法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持，这部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于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换的互补功能。举几个最惨痛的例子：一个是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据当时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处死刑的。另一个例子是西塞罗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未能阻止罗马共和国的蜕变，甚至他自己也被残杀。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世界公认的优秀的《魏玛宪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过法定选举程序上台执政实施专制独裁。尽管法律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会生活制度，它像人类创造的大多数制度一样也存在着某种弊端。如果我们对这些弊端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完全视而不见，那么它们就会发展为严重的操作困难。法律的这些缺欠部分源于其保守的倾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还有一部分源于与其控制作用有关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并不万能，因为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重要性，况且如前所述其互补性并非仅此而已。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源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第一、法治之法应该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国家人民的目标，但不是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人们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势必牵扯涉到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评判，而人类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与道德相抵触。一旦法律变成缺德的东西，法治也会成为压制人类理想的东西，很难想象，这样的法律能被人们接受，这样的法治能实现它自己的目标。历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强权保护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时，最终不免背上“恶法”的骂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例如，民法中关于善良风俗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刑事法中制止邪恶、保护善良的各项规范；宪法中关于尊重人格的人权规范；社会立法中体现人道和仁爱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类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坚韧的生命力。第二、法律应具有道德性，并不意味着道德可以直接成为治国的依据，进而将德治与法治在治国层面上相提并论。国家特别是现代国家机构庞大、事务繁多。按西方的设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自身内部及其相互之间要保持有序运转，才能确保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稍有紊乱和冲突便有陷国家和社会于混乱之中的危险。避免这样的危险靠道德是很危险的也是很困难的。首先道德是有争议的。不同的人对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个社会中同时存在着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同样的人不同的事同样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现道德评判上的变化。其次，道德还是不确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现为以信仰、意识、心理和习惯的方式存在，没有明确成形的表现形式，呈现出不确定性。再次，凭藉舆论和内心，道德虽有一定的甚至强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缺乏强制性，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这些属性使它难以担当治国重任。这是因为治国要以制度为依据，国家行为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统一性、确定性、连续性和有效性，将社会控制在有序和可预见的范围内，人们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计划。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设置，它在一国主权内的惟一性、同一性、确定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特别是它独有的强制性，保证了制度的规范和有效，从而成为治国的依据。正如罗斯科庞德所说：“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统性和强制力，使它在与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竞争中， 成为最有效的治国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并不意味着它未参与治国，虽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确实无法成为法律这样的治国之具，但间接来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转化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而参与治国。良法具有道德性，是从法律角度说的；从道德方面说，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转化来的。人类历史上相当多的法律是这种情形，传统中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虽然在形式上已不同于道德，但我们也不能断然地说道德没有参与治国；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德治，毕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德，法律的属性已使之与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质的区别。同样，接受道德教育和影响的人成为法律职业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对治国的参与，但我们同样不可以说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并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主流道德与法律，在物质基础、指导思想、社会任务和终极目标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们的内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叠，这恰好构成道德向法律转化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将道德强行上升为法律，不只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错位，最终也将牺牲双方。道德是对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质之上并以培养高尚的人为目标；法律是对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码的要求，隐含对现实中人的理性认识，仅以人的守法为目标。甚至有一种说法：道德的底线即是法律的常规。例如，我们在道德上有乐善好施的义务，但法律上只禁止人们欺诈和伤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离异，但法律上还是允许人们自愿离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法治之法虽需要有道德性，但绝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两种互补的社会控制模式，但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主流治国在制度层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过转化参与了治国，但不能谓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育人。因此，依法治国、以德育人，共创理想社会，既是法律与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与德治的对立统一。论法治与德治

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落实核心素养王 旭 琴 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与反思 2019-12-09本论文在2019年《思想政治教学》杂志第二期发表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落实核心素养         ——以《行为与后果关联》为例内容摘要：本文以《行为与后果关联》为例，谈笔者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落实核心素养的四个具体做法：第一、明晰教学目标；第二、精选教学案例；第三、精心组织教学；四、布置有效作业，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在日常教学中让核心素养入脑入心，着力增强学生的情感认同、理论认同和价值判断力、道德责任感，提高践行的自觉性、自信心、自豪感，卓有成效的落实核心素养，努力把学生真正培养成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和具有公共精神的合格公民。关键词：行为、后果、责任、落实、素养      道德与法治课程是一门以初中生生活为基础，以引导和促进初中学生思想品德和法治素养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综合性课程。其核心素养主要聚焦在“自主发展—健康生活（珍爱生命 健全人格 自我管理）”和“社会参与—责任担当（社会责任 国家认同 国际理解）”两个主要层面的素养。作为坚守在教学一线的道德与法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地落实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呢？下面以《行为与后果关联》教学为例谈谈笔者做法：一、明晰教学目标，落实卓有成效依据新课改理念，重视课程内容的基础性和可发展性，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方面入手，根据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特点，结合初中学生心理特点，有计划在实际教学目标中尤其是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中，落实学科素养，使学科素养教育入眼、入耳、入脑、入心，能生动具体地融入到中学生学习成长的全过程。每一节课的有效教学都要有教师预先设定的教学目标，这样的教学目标是教材和相关教参的具体要求，同时也是对学生思想现状了解后共同制定出来的目标。要想使得学科素养的落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