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医学有关的法学论文

医学的职业道德今天我主要讲如何对待自己的老师，如何为人师表，如何对待病人、同事，以及如何而对人民大众。因为我们是医生，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这一切。我永远尊敬我的老师，因为他们不仅教我医术，而且教我如何做人。1956年，当我踏入同济医科大学，第一次上解剖课时，我的老师对我们小组十几位同学说：“躺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死者，是我们学习医学的第一批老师，中国人最忌讳千刀万剐，而他们在死后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我们学习，让我们向他们默哀致敬。”从那时起，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笼罩着我，使我深深的爱上了这一行。外科总论是裘法祖教授教的，他要求我们上大课时必须穿白大衣，因为这里是庄严的课堂，严肃的气氛才能给病人一种信任感。教室里鸦雀无声，白刷刷一片，他才让助手把病人推进教室给我们示教。过去我们在校园里遇见老师都要鞠躬行礼，老师也要还礼。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解剖和病理学家李赋京博士，当学生向他行礼时，他总是把拿在右手上的文明棍挂在左肘上，然后摘下礼帽，微微点头还礼，一派绅士风度。直到他八十多岁了，人都糊涂了，躺在病床上接待来访时，还下意识地去扣好领口和袖口的小纽扣，生怕有疏忽失礼的地方。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情，但无形中给了我一种严谨的作风训练。因此，如今我上讲台、出门诊也很注意仪表：白衣要雪白，烫平，头发要整齐，精神要集中。这样病人才能信任你，把自己的生命大事委托给你。到了积水潭医院，我的老师就更多了。他们都是我的启蒙老师，尽管其中有些人如今已不在了，我依然怀念他们。王澍寰教授当年挑选我到手外科，他是直接教我医术的老师，从如何使用器械，如何减少组织损伤，一步步引我入门。今天我成名成家，无不倾注着老师的心血。当我第一次向国外发表论文时，我把老师的名字放在首位，因为我的成功就是老师的成功。但王澍寰教授坚决反对这样做，这和当今有些人不签上老师的名字就不给通过，真是天壤之别。有一次，我和沈祖尧大夫为一位双手电烧伤的病人做手术，我们每人做一侧。常致德教授在台下为我们倒酒精、打下手。第二天我到烧伤病房去看病人，常教授已经在那里了。这一切使我深受感动，他们年老了，把位置让给了学生，他们不妒贤嫉能，亲自为学生打下手，这种精神令人敬佩。耳鼻喉科蔡培堤教授，七十多岁高龄了，仍在第一线上，不放下手术刀。每天精神抖擞，和蔼可亲，光彩照人。我就是在这样一批好老师的培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不用生硬的说教，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起作用。今天，我也是老师了，我如何为人师表，也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别人。每一个医生都有他光辉灿烂的事业顶峰，也都会有他衰老退休的时期。如何对待退休的老师？他们已无力和你争什么，至少在你的心底，给他留有一块尊重的领地。前不久，我的内科老师，留德博士过晋元教授在武汉同济医科大学去世了，他的许多学生、研究生哭倒在他的灵前。花圈摆满了灵堂，摆满了校园通道。可见，一个好老师多么受人爱戴，一个好医生多么受人民尊敬、怀念。下面，根据我自己三十年的从医实践，想对接待急诊、门诊病人的谈话方式谈一点看法。在急诊，病人哪怕只伤了一个手指头，本人都会很惊恐，家属都会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他们会慌慌张张围一大群人。这时假如你说：“出去出去，哭什么？人家掉了一条腿也没像你这样。”这样常常会引起家属不满。争论、打架常常由此而起。一个修养良好的医生、护士应该这样说：“你们留一个家属陪护他，其他人在外面等，病人和医生都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治病，你们都在这里，病人也会很紧张的。”如果医生正在手术室做手术，急诊病人需要等几个小时才能轮到手术，这时你更需要耐心解释，千万不要冷落了他。护士要时不时过去看病人一眼，说几句话，表示你没有忘记他，并且经常与手术室打电话取得联系，因为此时病人和家属是“度分如年”，感到时间过得特别慢，心情很烦躁。如果此刻病人和家属看到医生、护士有说有笑一点都不忙，却把病人晾在一边，几个小时不闻不问，一定很反感。我们应该能体谅他们这种心情，如果你想得到平静，最好不要火上浇油，出言不逊。在门诊，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病人是可以治的，你应该把他说明白。你的伤情如何，需要做几次手术，每次间隔多久，最后达到什么效果。要让病人听懂，以便今后很好的配合你治疗，同时要记录在病历中。第二种病人是治疗不多，要引导病人今后怎么看病，千万不能做哪些治疗。例如网球肘，千万不能揉。以避免病人有病乱投医，反而越治越坏。可以叫病人下次看病先挂普通号，在医生指导下把该做的检查准备齐全后，再挂主任号请专家会诊，以免连夜排队挂号辛苦，一次又得不到结果。第三种病人是不可治的，更要耐心的安慰、鼓励病人。切忌简单粗暴，一句话：“你早干嘛去了？”“你要求太高，离题太远……”这类病人往往很脆弱，有的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不能再伤害他们，要像朋友一样替他们想出路。有一个工人右手截肢了，非常悲观，不知今后该如何生存。我告诉他，你还年轻，虽然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还可以去学习，去图书馆搞资料，去管理仓库等等。后来他真的去了图书馆，自学了英语。不久前，他突然精神抖擞、西服革履的出现在我面前。他说：“韦大夫，我一是来向你致谢，感谢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帮我选择出路，我照你的指点做了。我不久将要代表工厂到德国去了，我今天也是来向你辞行的。”你看，你帮助了别人，别人会记你一辈子，这不是对自己的劳动最好的安慰和奖励么？在我行医的三十年中，我不仅把工作当作责任，也把工作当作一种乐趣。不管我连续熬了几天几夜，多么疲惫，不管家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一旦上岗，一切都烟消云散。我的面前只有病人，每一个病人都有一段故事，让我同情，让我尊敬。例如，我特别尊敬矿工，他们每天不见天日，很少有机会到大医院来看病，所以老实巴交显得笨拙。我绝不嫌弃他们，总给他们最好的关照，即使没有什么治疗，也不能让他们感到人世冷若冰霜，瞧不起工农乡巴佬。他们有时说话不精炼，不要粗暴的制止他，而是引导他回到主题上来。在手术室，最忌讳的是边做手术边聊天，讲一些与手术无关的话。可以想想：当你在理发时，理发师一手按着你的头，一手悬在半空与别人闲谈时，你是什么感觉？何况病人不是在理发，而是在做手术，他何止是反感，他简直担心死了。在病房，问题容易出现在病人的管理上，一是住院后许多天不做手术，病人容易思想懒散、纪律松弛；二是手术质量本身影响病人情绪波动。这里除了技术性问题以外，主要要求医护人员多和病人沟通，了解病人的思想动态，根据具体情况多做工作。不要训斥病人，不可一世的训斥病人和家属，往往适得其反，失去了病人的信任和尊敬，也毁坏了自己的形象。一个人的言谈举止是自己修养的标志，经常大声呵斥病人，这与医学的职业习惯格格不入。以上是临床工作中的几个主要环节，我概括得很不全面，仅供参考。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总是那么年轻，不知道疲劳？我的回答是：第一，我在自己祖国，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供我学习和工作，我感到心情愉快。第二，我不把工作当作包袱，我对病人救死扶伤，病人对我尊敬友好，我感到轻松。第三，我生性宽厚，不算计别人，也不斤斤计较自己，因此不伤脑筋。同事、同行、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凡要求我治病，我尽力有求必应，而不反过来要求回报。我不用费脑子记住对方的职业、地位和电话，等待有朝一日可拿来利用。还有，我真诚地对待同志，平等地对待病人，不管是部长还是临时工，我都一视同仁。对不起我的人我不报复他，对我好的人我不忘他的恩情。我遵纪守法，不搞歪门邪道，不给任何人做伪证。这些都是我所遵守的职业道德，也是我做人的信条。只要我做到了这一切，我就可以享受人生、事业和人们对我的尊敬。由于心底坦荡，所以我可以多一点年轻。

从法律的视角谈解决医患关系中的医疗纠纷问题的论文如下：立法环节。首先，应制定专门的法律制度。医患纠纷具有独特的、专业的特点，完全可以制定一部专门法来规范。其次，应加强医疗事业立法。通过立法来规范医疗事业体制已经成为迫切之需。此外，还应不断完善专家鉴定人员出庭制度和建立相关规范鉴定活动的法律。“鉴定”在医患纠纷诉讼中扮演了非比寻常的作用，理应有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才可以有利于更好地解决“医患纠纷”。执法环节。有了比较健全的法律，如何发挥其作用就是重中之重了，“医患纠纷”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其独特的要求。推行专门司法是重要的措施。与经济类，知识产权类案件相比，医患纠纷类诉讼同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并且是涉及人身损害的，公平的健康权和生命权遭到了损害，应该培养一批有一定的医学素养，又有能力从事审判工作的专门的司法人员，或者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吸收相关医疗专家作为人民陪审员。此外，还应缩短诉讼时间。法制教育。医患纠纷存在问题一方面是法律及其它制度不建全，但深层次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民在法律的态度上存在问题。医务人员不了解法，没有严谨的法律意识，在医患纠纷出现的早期不按规定程序处理，采取隐瞒事实，篡改原始资料等方式，试图撇清关系，逃避责任。而患者市场漠视法律，在与医方产生一定矛盾的时候采取暴力、殴打、辱骂、威胁医务人员的方法来试图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守法主体普遍缺失法律意识的时候，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没有了施展的余地。诚然，自古以来长期形成的以德治国，以人治国的思想根深蒂固，影响了法制教育的过程。只有当人们真正理解、信仰法律的时候，理想的法治国家才能实现，法制教育的中心任务就是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制观念。医患纠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有其独特的原因，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应该理性分析原因，寻求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法，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医疗环境，保护自身的生命健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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