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形象研究意义与价值论文

我们是一个农民的国度，我们国家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的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农民生活为体裁的小说很多。最早、最著名的农民，是鲁迅笔下的阿Q。鲁迅的其他小说，《祝福》里祥林嫂、《故乡》里的润土，《风波》里的九斤老太太和《离婚》里的爱姑，也是现代白话文学史上如雷贯耳的农民，这里单说最著名的农民“阿Q”。阿Q的性格：好大喜功、好吃懒做、好自欺欺人，好搞精神胜利法……。阿Q的身上，什么下水货都有。由于太特点，太典型，阿Q超越了“农民”的属性，升腾成落后国人的代名词——国民性、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Q又算不上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是一个国民。他既是农民，也是市民，更是流民。剩下的九斤老太太，祥林嫂、爱姑和润土，虽然是农民，但跟国瑞没有多少共性。国瑞是个进城农民，读过几年书的新时代农民。阿Q们都只在乡下打转，死活不进城——跟城市，他们是死活不往来。对于现代白话文小说里的农民而言，进城就意味着冒险，例如《子夜》里的吴老太爷进城，被远东最繁华大都市上海的疯狂霓虹一下子就击倒在地。他的死亡，在小说有着强烈的隐喻效果。这些一生都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乡绅和农民，他们愚昧、无知，不知道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也不愿意体验新的情感。无论阿Q、吴老太爷还是后继的那些农村题材作品，都是现代白话文独创的革命性地贬抑传统乡土文化的典型方法。在这些小说里，乡村是蒙昧的，乡民是愚钝的——因此需要启蒙主义——乡村的文化是腐朽的，因此需要一种强烈的变化，才能一新旧中国。在这里，“新”字具有强烈的革命意味，对“新”文化的崇拜和向往，意味着对“旧”文化的鄙视和摈弃。很不幸，乡村文化首当其冲地成为新文化主攻手的轰炸目标。而我们这些晚生者，对“旧”文化时期的认识，就隔着这样的弥彰，而遍地狼藉。那时代的文学描写，与其说是写实，不如说是写意，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寓言性。系统地重读现代文学史上这些主流作品之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些主流作品误导了人们对当时乡村世界的认识，从而也屏蔽、隔离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感受。同样在“鲁镇”出生、成长的周作人，其笔下相对暖色调的叙述，那些美好的乡村记忆，形成了这些主流作品的反面。游客可见，现代白话文前期作品里的乡村阴霾，更多地是意识形态的迷雾，而不是具体的情感和写实。天才女作家箫红的《呼兰河传》里，虽然有大量的悲惨事件，但是写到她自己的童年生活，却也带着浓重的暖色调。而对于一种革命性的启蒙主义理解来说，暖色调反而是不恰当的。跟这些前辈农民不同之处在于，《泥鳅》里的新农民国瑞有改变自己生活的强烈愿望。他想通过“进城”打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阿Q之后，茅盾《春蚕》里的老通宝也是一个著名的农民。老通宝老实巴交，辛辛苦苦忙了一冬，以为有了一个好收成可以歇口气了。没想到，丰收了日子也还是过不好。文学教程说，老通宝的问题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要“去反抗压迫阶级”。最后，教材一言以蔽之：“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在这点上，《泥鳅》的男主人公国瑞要比他的农民前辈强些；新社会了，没有阶级压迫，大家都是同志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瑞进城，不会像阿Q们进城那样，可能碰到汉奸、买办、青红帮、红头阿三和伪警察。国瑞进城后，只会碰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各类人民公仆。在这点上，国瑞应该自感高农民前辈一等。除了阿Q、闰土、老通宝等前辈农民，另有一类不太为传统文学正史提起的“农民形象”，如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里的翠翠，不是正统受压迫的农民形象，而是乡野间不羁的精灵。路遥的代表作《人生》里，刘巧珍是新时代的新农民，她的人物形象延续了赵树理在《三里湾》塑造的新农民王玉梅的塑造方式，在一个纯粹的乡村里，硬生生地植入了一个不识字但是知事达理、集天地灵气于一身的新女性形象。她们不仅是古典美的，有如俄罗斯巡回画派重彩油画风景里里的少女，还坚强乐观，对未来和美好都持有充分的信心。刘巧珍虽然碰到了负心汉，她身上的传统革命乐观主义，就像蔬菜上残留的农药，让她继续美丽和善良着。一些坚硬的结构在分裂，一些石头在风化，但是这些异动还处在发端初期，还不能对刘巧珍造成致命打击。《泥鳅》里国瑞的未婚妻陶凤，在人物性格上，也是美丽、温柔、善良，脆弱，寄托了作家的美好理想。但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对，叙述铺垫也不彻底，陶凤的性格形成和人物变化，都不充分。陶凤的人性美在小说里反而显得十分无力——小说的可靠背景相当重要。翠翠诞生于《边城》里的湘西小城，她是纯粹的，不需要细描铺垫，超俗的味道在那里浸润着。陶凤则不然，她的生存土壤不纯粹，邪恶的毒雾在流淌：乡氓陶东因为陶凤的哥哥睡了他老婆，就上城来找陶凤，要奸污她。他以自己的卑劣行径为荣：这样大家就扯平了。陶凤对于这种罪恶毫无抵抗力，她同样无力抵抗城里姨父的骚扰。陶凤的善良和纯洁，给她带来的不是坚定的信心和强大的力量，而是一触即溃的脆弱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什么刘巧珍能够抵抗这种侵蚀，继续美丽善良，陶凤却茫然失措，溃不成军？刘巧珍拥有坚强的乡村道德支撑，在她的时代，虽然这种道德很快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以土地祭司德顺大爷为代表的施洗者仍然能给迷途羔羊高加林以居高临下的道德施洗，并让这离家出走的浪子重新回到羊圈里，起码，小说里的八百里秦川风景如画。陶凤的时代，乡村的风景和乡村的道德已经被新时代疯狂的现代化进程彻底击溃，田园的炊烟变成了乡镇企业的黑雾，美丽的景色变成了恶山毒水，离家出走变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行动。乡村误服了过量的农药，开始猛烈地呕吐，把自己养育的一切都猛烈地呕吐出去，从牲畜到庄稼——在作家莫言的小说里，对现代农村的新景色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在他的小说里，污秽和馨香融合，丑陋和美丽交杂，香蕉和大便杂陈，向日葵底下躺着弃婴，玉米棒上麇集着苍蝇。美丽的少女变成了丑陋的妇人，清澈的河流黑水漫漶——从白云到夜色，全都排空。土地上的青年纷纷逃离，从乡村逃奔城市。这是对传统田园诗思想的彻底否定，这种反向的逃离，让故事里的桃花源变成一潭死水，而城市的喧嚣和混乱，则让泥鳅一样潜入迷宫般街道泥潭里的国瑞们惊魂稍定后，感到如释重负。他们看不清高楼林立上的天空，他们也感受不到霓虹迷乱里的夜色，但是他们对在这种混乱生活中生存下去，持有一点不确定的信心。浑水摸鱼，本来就是乡村少年的强项，在城市这个泥潭里，只要你努力地伸出手去，总能摸到一条什么。例如：泥鳅。国瑞是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的打工仔。未婚妻陶凤来城里寻他求援，他脑子里转动着的都是低级趣味：“自从听说陶凤要来，和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就确立了”。国瑞多次想先下手为强，把陶凤办了。这样，生米煮成熟饭，两个人的关系也就一锤定音了。他的行动也构成了对陶凤的骚扰，这样一来，陶凤就陷入了后有追兵，前有陷阱的绝望处境中。在小说里，国瑞不是品行高尚的青年农民，他跟赵树理的小说《三里湾》里的王玉生有天壤之别，跟《人生》里受到委屈而出走的高加林也无法相提并论。同样是农村青年，王玉生是乡村的圣人，他的大公无私和心灵手巧，都在展示着新农村新青年的高尚品德。王玉生看自己未婚妻范灵芝的眼神，是严肃的、高尚的、纯洁的、同志般的；高加林看刘巧珍的眼神，是爱慕的、亲切的；国瑞的庸俗趣味跟他们相比，有如草芥之于高加林桃子和王玉生西瓜。 青年农民国瑞生不逢时。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农民阶层重新被打回到边缘的、被忽视的状态，农村状况再度恶化，臭化，农民再度丑陋化。所以，国瑞和王玉生之间无法比较，他更不能跟王玉生的上级领导小二黑相提并论——在社会地位上，小二黑要比国瑞高了万万倍。小二黑身份尊贵——民兵队长，青年才俊，在村里拥有极大的权威，说话毫不含糊，走路堂堂正正，感觉就是土地的主人、小说里的主宰——他爹小诸葛和小芹马三仙姑，虽然贵为长辈，但是在革命新青年的小二黑面前一站，就不由自主地感到理屈词穷——在“革命”这股热风面前，一切传统的家庭伦理，都土崩瓦解。相反，国瑞却是一个身份卑贱的乡下人，他连自己的姓氏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跟别人解释。至于他本人的确定身份，更是解释不清：脏农民？打工仔？搬运工？无业人员？打人犯？臭男妓？还是（国隆）公司的老总？分子？国瑞的暧昧身份，暗示着一个曾经辉煌鼎盛一时的农民阶层的突然失踪——这真是令人困惑的大事。然而，当代文学在这里失语了，作家看不见这个失踪的氏族，也无法理解这个新时代的“西夏王国”，它怎么横空出世，又怎么突然失踪的，这需要作家深入去研究。然而，在这个追腥逐臭的时代，作家已经开始朝着时尚化发展了，他们稍加咀嚼，吧嗒地吐掉掉这团讨厌的口香糖，然后迷失在开心馆里。一个人失去了身份，他会感到惶惶不安。一个社会失去了一个庞大的氏族，人人都心安理得。把国瑞比作一颗螺丝钉，那么他就是一颗找不着螺丝孔的螺丝钉。这颗螺丝钉被造物主——工人——随手扔在地上，踢来踢去，发霉生锈，最后，被清洁工轻轻一扫，倒进了垃圾堆里——与他为伍的，是生活的垃圾和历史的垃圾。我们可以看到，延续在“小二黑”身后的一系列农民形象，也都跟国瑞完全不同：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的进步农民张裕民、程仁，周立波《暴风骤雨》里的革命群众赵玉林、郭全海，《山乡巨变》里的优秀青年邓秀妹、刘雨生，赵树理《三里湾》里的金童玉女王玉生、王玉梅，柳青《创业史》里的土地神像梁生宝、梁三老汉，粱斌《红旗谱》里的革命前辈朱老忠，李准《李双双小传》里的热情女性李双双，浩然《艳阳天》的时代伟人萧长春、《金光大道》里的金刚大神高大泉……上述的这些农民形象，在其各自的个人身份定位上，都非常鲜明。他们不仅是土地的主人、社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还是进步、未来、光明、革命的象征。他们身处国家阶层中的主流地位，他们的话语，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播种、收割、稻子、土豆、农田、猪牛羊、鸡鸭鹅、农民、雇农、地主、富农、打倒、拥护、生产、自力更生，成了最时髦最流行的词汇。这些农民形象，都是一些正直的、健康的、追求进步的、疾恶如仇的人，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中最先进、最顶层、最有发言权的新“贵民”群落。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是意识形态构成中最核心部分，他们一举一动都好像在主宰着国家的命运和未来。在他们的口中，只有运用“进步－落后”、“革命－反动”、“高潮－低潮”这样的词性相悖、一分为二的表达逻辑时，才能谈吐自如；一旦离开这种语境，他们就会张口结舌，结结巴巴，说不出一句话。在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浩然这些新“贵民”作家的笔下，广大新贵民们的健康向上生活，就其内容的其丰富和热闹程度，远远超出同期城市里沉闷而无趣的世界。农村是物质生产的核心，可是新贵民们的生活资料非常贫乏，当然，这也掩盖不住他们身上洋溢着的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幸福是比较出来的，在新贵民的脚下，牢牢地踏着“地富反坏右”五具营养不良的尸体；城市是消费中心，生活物质却比乡村丰富，大中小资本家们、反动的买办们，他们虽然曾经显赫一时，在新民时代，却都过着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悲惨生活。那个时代的农民，是朝气蓬勃的，是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可以过上有滋有味的好日子——他们忙着春耕、秋收，忙着开会、写报告，忙着批斗落后分子、表扬先进人物。总之，很充实——精神上的充实，抵消了物质上的贫乏所带来的不愉快。那个时代的曾经有钱人，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下，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穷人则兴高采烈，天天都像是在过节。贫穷在那个时候不是一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的资本。在赵树理反映合作化进程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里，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身份和地位的变化：农民不再是农民，他们是公社的“社员”。在词语的等级和社会等级上，乡村的一切，开始跟城市平起平坐：“公社”对应“工厂”，“社员”等同“工人”。在社会地位上，乡村社员跟工厂工人平起平坐，农村跟城市之间是平行的关系：工人师傅拿工资，社员同志拿公分。城乡差别，通过这种方式顺利地抹平了，城乡世界实现了一种模式上的大同。既然大家都是国家集体里的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农民兄弟就可以堂堂正正、保持尊严地生活，日子越过越带劲。在语义学的层面上，领导干部的地位甚至还在他们之下，因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乃是农民和工人。农民和工人就像这个社会躯体上的左臂右膀，谁也离不开谁，在必要时还可以相互转化。这个时候的农民和工人的关系，是兄弟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