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汇储备风险防范研究论文

新形势下中国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策略思考 摘要】 目前,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存量。中国政府和有关机构运用外汇储备对外进行证券投资,旨在盘活国家外汇储备资产,实现其保值增值。但是近一年来国际投资市场尤其是美国证券市场异常波动,风险增大,给中国运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造成严峻冲击和挑战。本文在阐述当前中国运用外汇储备对外投资面临较大风险和损失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一系列防范和化解储备投资风险的对策。这将有利于中国今后对外投资活动的开展,保证国家外汇储备的安全运营。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风险防范 摘要】 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国家进行经济调节、实现内外平衡的重要手段。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反映了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这一事实,并具备诸多积极影响。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高额的外汇储备带来一系列风险,如果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其负面后果是严重的。本文对我国目前高额外汇储备风险进行了较为详尽地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你把两篇组合一下就可以了,有全文,与我索取,热情帮助

美元贬值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摘要] 近些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截止2008年3月份己超过万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为经济体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如何管理和运用这笔庞大的外汇储备，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外汇储备可能面临的风险，并提出对外汇储备进行管理的对策建议, 以实现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降低经济风险。 [关键词] 外汇储备 汇率风险 储备管理 一、美元贬值背景下我国外汇储备承担的主要风险 庞大的外汇储备虽然可以减少本国货币贬值的金融风险,却又引入了另外的金融风险, 那就是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 1.汇率风险 我国的外汇储备往往由多种储备货币组成，分散在不同期限的资产上，但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约占60%～70%，包括大量美国政府与公司债券。这一结构带来的问题是，储备资产的价值受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较大。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高达GDP的6%，净对外债务己接近GDP的30%。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居民过渡消费和政府的财政赤字。而美国通过大幅度贬值美元来平衡美国的经常项目收支，可以把调整的负担从美国转移给其他国家。因此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一大特征是美元面临中长期贬值，这样必然使持有美元占较大比例的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发生巨大账面损失。 2.利率风险 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是美元资产，目前外汇储备主要用于购买美国债券，其中绝大部分购买的是美国国债、政府下属机构或政府担保的债券。从收益来看，历年来的储备收益约在1%～2%之间。另外，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是与人民币国债的增长同时进行的，这相当于一个资本由中国流向美国的过程。政府以发行国债的形式向老百姓借钱，将人民币形式的资金以贸易或金融兑换方式转换为外汇储备，以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债券。在发行人民币国债购买美元债券的这一借贷过程中，潜在的利率损失不容忽视。 3.其他风险 首先，会导致我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压力。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显著增多，近几年一直保持在40%以上，外汇占款激增极大增加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致使当前我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其次，加大了国内金融市场动荡的可能性。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大大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随之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得以强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大量“套利性”外汇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境内，使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旦“套利”成功，这些投机资本又会流向国外，寻找新的目标。巨额外汇资本的进出，有可能引发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 二、我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对策 1.建立多样化外汇储备结构 首先，从经济实力和币值稳定原则上考虑，欧盟、美国和日本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成熟度和稳定度最强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其币值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我国的外汇储备应首选欧元、美元和日元。其次，从交易匹配原则方面考虑，中国的主要贸易地区是亚洲、欧洲和北美。在亚洲，中国大陆的贸易对手主要是香港和日本，结算货币以美元、港币和日元为主；在欧洲地区，德国、英国、荷兰、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金额相对较大，主要结算货币为马克、美元和英镑；在北美地区，主要贸易国家为美国和加拿大，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往来一是金额较小，二是结算货币多以美元为主。可见，从交易匹配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选择美元、日元、欧元和英镑为宜。另外，从确保外债的及时还本付息及尽量降低因币种转换带来的交易成本考虑，在外汇储备币种组合中考虑外债因素是必要的。通过上述分析，目前中国外汇储备的货币种类选择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较为适宜。 2.开拓多元化外汇经营渠道 首先，由央行持有的以保持流动性为主的部分, 其投资对象应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券。还可以考虑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目前中国石油、铁矿石、锰矿石、铬铁矿等进口量大幅增长, 利用国外资源的成本在惊人的大幅度上升, 中国应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物质储备, 以缓解国际资源价格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其次，由财政部掌管的超额外汇储备, 可以将其中一部分交由中投公司或国际上的私人投资基金代管, 主要进行对海外的直接投资, 或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国外高收益股票、债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另外一部分可以用来进行能力储备建设。主要是收购对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投入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出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引进和培养海外人才, 购买循环经济和环保的技术与设备, 购买改善国内教育、科研、医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事业急需的先进设备。 3.建立外汇储备风险防范机制 面对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金融工具，我国外汇管理当局应借鉴国际风险管理经验，不断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建立定期分析研究市场的例会制度，定期对宏观经济、金融变量、金融危机的潜在影响进行测试，定期对整个资产进行市价重估。测试可以运用简单或者复杂的模型，其中包括统计资料和模拟方法的运用，逐步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对资产风险状况进行实时监控，积极运用技术对风险进行定量分析，采取多种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控制，对交易对手资信状况密切跟踪、及时报告，努力控制信用风险明确各类交易人员的权限和越权的处罚措施等。储备管理机构有义务与其他金融机构协调确保外汇储备管理和国家政策制度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郑良芳:2007年全球经济问题与我国对策.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李辉:对提高我国外汇储备结构管理水平的探讨.当代经济, [3]程英:对我国持续积累的外汇储备的成本及对策分析.商场现代化, [4]焦继军:对运用外汇储备设立国家投资公司的思考.企业家天地,

(一)国内原因1、长期以来政府的政策导向。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过去25年来的出口导向政策和外资优惠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国际收支问题上，中国政府长期确定的方针是，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略有节余；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里，我国的外汇储备仅为亿美元，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外汇短缺在我国几乎都成为一种常态。所以长期以来比较看重外汇储备的功能，认为我国外储备越多越好，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动用。在外汇政策上表现为实行强制性结售汇制。同时由于我国自改革开放长期以来实行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和外汇政策“宽进严出”取向的结果，资金流人较为容易，而流出则需层层审批，导致经常项目大量顺差和FDI流人的不断增加。具体政策如下：(1)1979-1987年，国家对外贸企业经营统负盈亏，以财政补贴支持外贸发展。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效率低下，为了配合引进外资政策，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为鼓励和支持企业出口，政府对外贸企业实施了出口卒 贴政策。(2)1988-1993年，补贴政策与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并举，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国务院从1988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当时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实施承包制的同时仍然保留中央财政对外贸的补贴。(3)1994至今，国家改革外汇管理体制，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推动对外贸易发展。尤其是人世后，国家对外贸的支持逐渐由直接与间接的财政补贴，转向与国际规则接轨，逐渐以关税、税收、利率等手段来调节与推动对外贸易发展。此外，放开外贸经营权，扩大对外贸易主体；对外商投资实行许多包括税收减免，免税进口以及其他优惠在内的优惠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4)实施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外贸发展。我国从1985年4月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不过从2007年7月份开始，该政策逐渐减弱。继7月1日出口退税新政实施后，商务部及海关总署于8月23日联手推行《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公告44号，共计2247个海关商品编码被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同时要求对限制类商品加工贸易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2、经济快速发展与结构调整滞后之间的矛盾。2007年10月19日，吴晓灵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上发表演讲称，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顺差是中国内部经济不平衡的反映，是由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在过去20多年里，在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支持下，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速度超过了9%。与此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结构调整步伐经常处于落后状态。特别是在近些年里，国内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工业发展达到新的水平之后，商品、资金和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过剩。生产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无法满足多种类、多层次的需要，导致有效总需求不足，并进一步造成就业困难和需求增长乏力等问题。同时我们还存在着技术创新能力差、产品附加价值少、地区差距大、城市化水平低等问题。这些都影响到内需的扩大和内部平衡的实现。经过多次利率调整而我国的居民储蓄仍然很高。一国储蓄多，而有效投资和消费相对较少，其结果只能是过剩储蓄转移到境外，必然进一步扩大国际收支顺差，从而使外汇储备持续增加。据统计，我国投资率由2001年 增长到2006年 ，同期，消费率则由下降至50%。据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指标》，2004年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为62% ，投资率为21%。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9% ，投资率为23% ；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58% ，投资率为26% ；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3%，投资率为20%。可见，我国投资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个百分点，消费率则低10多个百分点，而且，消费率还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从2001年的50% 、和一变为2006年的、 和 ，可以看出，投资和净出口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主要因素。此外，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和增长速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明显快于非贸易品部门，成为出口增长和贸易顺差、外汇储备持续扩大的基础。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正是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较快的领域，但相对于贸易品部门而言，我国非贸易品部门生产效率提高较慢，开放程度较低，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也就成为抑制国内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3、国内汇率制度缺乏充分弹性。从1994年1月1日起，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改革我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人民币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阻碍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人民币汇率遭遇了强烈的贬值压力，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被迫偏离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设计初衷，逐渐变相成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2005年7月21日我国再次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外汇管制较严，根据IMF的汇率制度分类，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汇率制度仍是缺乏弹性的(如表1)。而国际收支出现双顺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非弹性汇率制的存在，因为在浮动汇率制下，政府不干预外汇市场，经常收支顺差(逆差)必然等于金融、资本收支逆差(顺差)，外汇储备原则上不发生变化。但在非弹性汇率制下，为维护某一基本不变的汇率水平，政府必须买人超过需求的外汇供给，否则外汇汇率要下跌，本币汇率要上升，其结果贸易顺差和资本流人就转化为外汇储备。当前中国面临热钱的涌人，必须加强对热钱的监督，稳定市场预期，实现有序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热钱涌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国际资本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根本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和汇率机制的相对不灵活。”于是，在不灵活的汇率机制下，“预期升值一本币升值一进一步预期升值一本币继续升值”会形成一个恶性本币升值周期。因此，要改变或者说有序化热钱的流动，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增加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加快汇率改革步伐，实施合理的外汇管理制度。(二)国际原因1、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是中国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开始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纷纷将纺织制衣、塑料玩具以及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我国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正好已形成了基本的开放态势，因而自然而然地融人了这场世界性的产业转移。近年来，世界经济不景气、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进一步加快了全球范围内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加之国内人力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趋完善，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资企业跃升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从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中，我国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但是一般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而加工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加工贸易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 分别上升到 ，加工贸易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方式。2005年中国的总出口是7620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55%左右。2006年中国贸易顺差总额是1775亿美元，其中加工贸易顺差将近1900亿美元。大量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逐年增加，以至目前处于高额状态。李扬先生说：从总体上看，中国贸易顺差很大，但是，从结构上看，中国只是对两个国家和地区(美国和欧盟)顺差，而对其他国家都是逆差。中美贸易顺差不是汇率问题，而是经济结构问题。因为中国是后发国家，而且正在进行剧烈的经济结构调整，所以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中心。2、人民币升值预期因素。近些年来，美元持续大幅贬值，给钉住美元或货币篮子中美元比重过高的很多亚洲货币以巨大的升值压力，尤其是人民币，施压其升值会对亚洲货币升值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近些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还在不断扩大，从表面上看1994年到200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升值了5%左右，如果考虑到不同国家之间的物价走势，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20%左右。尤其是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为调节机制的浮动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正不断释放着它的弹性。两年中人民币兑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了10%.有鉴于此，巨额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市场，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人民币投机狂潮。人民币升值预期与外汇储备的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导致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形成又助长了外汇储备的增加。因为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强的预期，所以很多的热钱流入了资本市场，造成了现在的股市泡沫。同时由于境外投资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投资都是向内流动，而境内的投资者本该对自己的资产组合进行多元化投资，可以把资本流向日本、美国、欧洲等地，但是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国内股市的回报预期的提高，加上投资境外的限制，国内股市成了主要的投资目标，这也就加剧了国内资产泡沫的形成。l8 多年来，我国结售汇顺差远大于贸易顺差，转移收入明显增多。3、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现今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逐渐形成的，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狭隘的国际金融霸权和国际金融资本无序流动等三个方面。脆弱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狭隘的金融霸权是国际金融体系无序性的主要表现，也是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持续动荡的根源。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由于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事实上无人可以救助，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更是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不得不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到2007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万亿美元。如果说这种格局可能会造成某种资源不合理配置问题的话，那么其根源正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是目前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

找了一篇完整的论文，内容如下: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对外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自从上世纪以来继原材料、产品市场竞争之后的第三次竞争焦点，因而，金融体系健全性及金融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就显得至关重要。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货币信用经济属性，决定着其中的不确定性与投机因素比其他任何一种资源配置机制都来得大，即金融风险是伴随金融制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客观问题，能否正确认识并予以有效地防范与化解，是确保金融安全的关键，关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场的效率。实际上，由于金融几乎是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风险控制为基调的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这也正是从亚洲开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动荡所深刻说明的问题。 一、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由于金融资本经营的相对集中，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金融资本的集中，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决定的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一旦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更为严重的是，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1997年以来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除了金融制度与金融市场所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外，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的放松监管的过程，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明显的表现是，金融立法滞后，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没有哪一个不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的，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漫延，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也就没有切实的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我们既应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又应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发挥已有的优势，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能力。 （一）对我国金融风险隐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1.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财力较紧，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高息揽储现象严重，相互融资较乱，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亏损较大，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信托投资公司是由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业银行的总行与分支行建立的规模较为庞大的一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进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国具有法人资格的信托投资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为369家），资产运用额仅次于当时的国家银行与城市信用社。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也大量染指证券经营业务。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导致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据人民银行统计，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帐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证券公司作为新兴证券市场上的中介机构，在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之前，设置较为混乱，不但数量众多，与证券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很不适应，造成相互间的恶性竞争和对证券经营市场的垄断局面，影响了市场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监管落后，使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大量证券经营机构通过各种渠道从商业银行折借巨额资金，申购新发股票和进行二级市场炒作，不仅使股票一、二级市场不公正交易严重，而且将资本市场风险传导到货币市场，危害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几乎所有证券经营机构在前几年都通过开具大量空头代保管凭证，进行国债卖空，套取社会资金，用于投机交易，由此积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数额惊人的债务；随着参与证券市场投资人数的增加，各家证券经营机构吸附大量支付保证金，由于没有纳入统一的渠道进行监管，几乎没有一家证券经营机构不挪用这部分资金头寸用于自营业务的，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与此同时，随着保险公司数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费收入的过程中，不乏随意利用保单圈套社会资金的较混乱现象。而由于法规制度和现实市场环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费资金没有适当正常的投资渠道，这其中的风险积累也值得重视。 3.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额计算，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贷款占各项贷款总额，对三资企业的贷款占，对私营企业及个体经营单位的贷款占，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但国有企业仅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这说明，金融机构的绝大部分资金在效率相对低下的环境中运行，如此信贷资金配置，不仅不符合经济增长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风险也值得关注。 4.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太多，投机成份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场上，股票应是能够长期获取股息红利的“投资证券”、能够支配公司财产经营的“支配证券”以及获取价差资本利得的“投机证券”的统一体。但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尚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通过场内股票买卖不能实现控股目的），而且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红派息的，与利用人为高价筹集的巨额资本金相比，分红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显然的，难免不使股份公司异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与国家股份的产权仍不清晰，其中蕴含的不平等使二级市场上的交易者对现金红利的要求极低，这使上市流通股票几乎失去了“投资证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权的不同、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的影响，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均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大幅度波动也就难免。况且，非流通的国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质，以及他们对股市供求关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渐渐偏离了个人股东的广泛支持，不管是机构还是个人均无法将股票作为投资证券、支配证券进行资，而大多利用高股价进行投机，但这种投机又进一步引起了股价上升与大幅度波动。这其中的泡沫与风险将直接威胁到股市与股份制度的正常发展。 （二）对防范与化解我国主要金融风险的建议。 1.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不同于已受到危机冲击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的是，我国至少在以下五个方面对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是位居优势的：一是虽然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但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尽管后来同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8条款，实现本国货币经常性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但这是在我国外汇储备已比较充足的基础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坚实保障条件的。三是我国主要加强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经过努力，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牵制，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进程中，始终立足于国情，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谨慎行事，比如，我国政府已确定只有当中央银行的监管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考虑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问题，这对我国防范国际金融投机势力的冲击是至关重要的。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民币币值稳定，人民群众信心充足，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 2.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范与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对上述各种主要金融风险隐患应予以高度重视，在继续充分发挥我国特有优势的同时，切实采取措施予以防范与化解。 第一，加快企业与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理顺银企关系，活化银行资产。1998年财政部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按《商业银行法》规定，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使银行与产业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从资产营运效益出发，银行努力寻找值得贷款的企业，企业也可自由选择能够给予贷款的银行，在这种基于效益基础上的相互寻求对象的过程中使信息畅通，以求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主要应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完善 有关会计帐户体系结构，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第三，提高银行信贷政策与资本市场政策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中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进行股权融资，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也应允许按一定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第四，在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加强金融管理，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开始流入中国，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我国并保障其稳定性，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应当视经济现实需要，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第五，积极推进财政改革，增强财政实力，为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与风险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就当前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收及时足额地收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特别是当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重点转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第六，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优化股权结构，通过市场逐步明晰产权，借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础，减少由过份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第七，健全金融立法，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为此，应当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法律法规，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同时，强化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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