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痴吃茶去
我帮你找找，千万不要抄袭呀，对你以后不好哦。参考是可以的。我找了几篇给您，希望对您有帮助。《论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王海远内容提要 日本古代的楚辞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楚辞》传入日本到安土•桃山时代。第二阶段为江户时代。在这一阶段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数西村时彦，其对楚辞的研究可以用细致入微来加以形容。当我们在对楚辞进行研究的时候，不仅要从中国诗歌这一角度来进行研究，同时也应该具有从异国角度来进行研究的眼光，看看国外学者是如何接受楚辞并给出他们自己的解释的。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能够从中看出一些问题，并且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出楚辞在世界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播和被接受的问题。关键词 日本 楚辞研究 《楚辞》日本的楚辞研究是“传统汉学”与“中国学”中的一个分枝。藤井伦明在其《古代日本汉学简史》一书中，对日本各时代的汉学特征，作了如下说明：在古代，汉学的受众以贵族为主体，在学习方式上以摄取和模仿为主；中世汉学的受众以僧侣为主体，对中国文化处于消化和研究的阶段；近世以儒者为受众主体，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已能自由地应用中国文化，并能将中国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到了近代和现代，日本学者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并将这一学问提高到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学科化的高度。作为日本汉学一个分支的楚辞研究，其发展轨迹自然也大致同于整个日本汉学发展的过程。如果划分大的阶段，日本的楚辞研究，如同整个汉学一样，也应该以明治时代为界，划分为古代阶段与近现代阶段。 一 中国典籍什么时候流传至日本的？我们一般都是根据日本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的记载，认为中国典籍最早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应神天皇时代。《楚辞》究竟在何时传入日本，确切时间难以考订。据竹治贞夫的《楚辞研究》一书所说，推古天皇时期的执政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3月所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大概可以算是日本最早受到《楚辞》影响的文献。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条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1)这段话中的“人皆有心，心各有执”，被认为是受到《离骚》中“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独异”及《九章·怀沙》的“民生禀命，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等诗句的影响。(2)十七条宪法中的第十四条曰：“无有嫉妒”，“千载以难待一圣”，其中的“嫉妒”一词被认为是从《离骚》中化用而来的。稻畑耕一郎在其《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中提到，在收入《大日本古文书》卷一的《写书杂用帖》中，有一条关于《楚辞》的记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稻畑耕一郎认为“此处所谓《离骚》，不待言指的正是《楚辞》。天平二年即公元730年，值唐玄宗开元十八年。此乃日本著录《楚辞》之始。”(3)藤野岩友也曾著文说明《楚辞》已经对7世纪成书的《怀风藻》和《日本书记》等产生了影响。(4)平安时代，藤原佐世于公元891年左右所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一部敕编汉籍目录，在此书中有关《楚辞》的著作共有六种。此外，比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略微早点的还有《秘府略》，由滋野贞主撰，全书共1000卷，公元831年成书。这是日本最为古老的类书(将汉籍中的事物以类分别编辑)，可惜此书今仅存2巻，否则我们当能得到更为详细的关于《楚辞》在日本流布的情况。 二 中日两国相隔一衣带水，自古以来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中有很多交往。日本文化是以其自身原有文化为基础，同时主动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并加以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文化典籍的传入上。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流布于日本乃是经由百济而实现的。故有学者认为从公元285年到公元653年之间，是日本汉学的朝鲜化时期，因为其间日本多次向朝鲜派遣学问僧或要求朝鲜向日本派遣儒学博士。直到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量派遣遣唐使才是日本汉学的中国化时期。而日人神田喜一郎在其《飞鸟奈良时代の中国学》(5)一书中认为，中国学问传入的时间，应当在继体天皇七年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尔来日、第二年五经博士汉高茂来接替段杨尔来日之时。到了平安时代(794—1184，相当于我国中晚唐到南宋时期)是日本社会封建化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皇室大力提倡学习中国文化，多次派遣遣唐使前来学习，整个贵族阶层以汉文化为精神财富，主动学习汉文化。如平安时代著名学者庆兹保胤在《池亭乐》中这样写到：“饭飡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6)可惜的是，这一时期是否有日本学者对《楚辞》进行过研究，从现存的资料上已无法考知。就我们目前所知，真正意义上的《楚辞》研究应当从江户时代才开始。据日本学者石川三佐男先生统计，江户时期与《楚辞》相关的汉籍“重刊本”及“和刻本”达70多种。“和刻本”是指古代日本翻刻的汉籍，是汉籍在域外传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五山本、正平本。这一时期《楚辞》研究之所以能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这同德川幕府将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定为“官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以故，日本学者将江户时代的儒学称为“宋学”。将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其创始人是江户时代的学者藤原惺窝。《楚辞》在江户时代最早的翻刻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另取《注解楚辞全集》为书名，于庆安四年(公元1651年)京都村上平乐寺刊行，是日本《楚辞》训点本中最早的出版物，由藤原惺窝训点。中国典籍传入日本后，由于语言文字上的差异，只有具有深厚的中国语言文字功底的学者才能读懂中国典籍并从事研究。到了宋学传入日本之后，读懂中国典籍成为日本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于是出现了“汉籍和训”的方法。所谓“汉籍和训”实际上就是变“汉文直读”为“汉文译读”，即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汉字的训诂意义标上日本假名，从而使得不懂汉文的人也能读懂。“汉籍和训”对汉文典籍的推广和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注解楚辞全集》将朱熹的《楚辞后语原序》与何乔新的《楚辞序》置于卷首，然后是目录以及朱熹的序目，再后是《冯开之先生读楚辞语》。此书作为“训点”及“文选读”(一种音训两读的方式。其训点的标注方法是，本文语句的右侧下方标注随音读的“送假名”——活用语，即有词尾变化的词语的词尾——及助词，左侧则标注返点及解释词语意思的训读)等资料所表示出的信息则是，在江户时代《楚辞》不仅在学者中，同时在普通百姓中也是广泛流传的，从这一点来看，此书有着非常高的价值。继朱熹《集注》后，宽延二年，即公元1749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以《楚辞笺注》的名称出版，稻畑耕一郎说：“这个本子只有句读，没有训读。”(3)宽延三年，王逸的《楚辞章句》也在日本刊行了。稻畑耕一郎说得对，在江户时代出现了《章句》、《补注》、《集注》这三种《楚辞》基本书籍的翻刻本，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果”（3）。日本为《楚辞》作注的学者，首先要提到的是江户时代早期的浅见絅齐(公元1652—1711)，其著作为《楚辞师说》八卷、《〈楚辞〉后语》六卷，他以音训为主，同时加以意训。《楚辞师说》其实是浅见絅齐的课堂讲义，由其弟子若林强斋笔录而成。而浅见絅齐作为朱子学学者，其对《楚辞》的理解不出朱熹的范围，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在浅见絅齐之后，对《楚辞》比较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当数江户中期的学者芦东山(出身于仙台藩大东町，生卒年：1696—1776)。芦东山本身是个刑法学家，并非专研《楚辞》者。他之所以研究《楚辞》和他的经历相关。芦东山于元文二年(公元1737年)递交请愿书，结果处以幽闭的处罚，幽闭了24年，直到1761年为止，而此时离其辞世仅有5年的时间了。所以芦东山自己一直说，“我是现在的屈原”，并作诗自比屈原，《玩易斋遗稿》卷七有诗《仲春东迁》一首： 严谴投荒二十年，今春此去转凄然。谁知孤客东迁日，哀郢吟成最可怜。（9） 其自注云：“楚国凶荒之后，仲春屈原东迁，作《哀郢》词。与余同怀者，千古惟有屈大夫耳。”（3）因为身世的缘故，芦东山研究《楚辞》，不仅仅停留在对《楚辞》字面的理解上，而是深入到人生观的层次，因为他在《楚辞》中找到了现实世界中所没有的精神寄托，找到了他的人生相知。因此他决定注《楚辞》，取名为《楚辞评园》。笔者曾在日本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查看资料时，翻阅过这本书。《楚辞评园》以《注解楚辞全集》(缺《楚辞灯辩》)为底本，其中记有大量手批文字，并且在书上订了很多写有批注的纸张。第一页左肩题有“《楚辞》评园”，卷首置有《楚辞总评》和《各家〈楚辞〉书目》。前者抄录了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曹丕、萧统、沈约、江淹、庾信、刘勰、李白、韩愈、柳宗元、杜牧、贾岛、刘知几、皮日休、苏轼、洪兴祖、朱熹、祝尭、高似孙、江彦章、陈傅良、李涂、叶盛、蒋翚、何孟春、姜南、张时彻、李梦阳、何景明、茅坤、朱应麒、王世贞、刘凤、胡应麟、孙矿、陈深、黄继儒、黄道周、陈仁锡、蒋之华、陆时雍、宋瑛、陆钿、蒋之翘、金幡等四十九家的《楚辞》评。后者则录有《王逸楚辞》十七卷、《楚辞释文》一卷、《补注楚辞》十七卷(考异一卷)、《重编〈楚辞〉》十六卷、《续楚辞》二十卷、《变离骚》二十卷、《龙岗楚辞说》五卷、《楚辞赘说》、《楚辞集注》八卷的解题，还抄有司马迁的《屈原传》及沈亚之的《屈原外传》。本书版框外还抄有上述各家的注与评，还加上了为数不少的“德林按”(即作者自己的按语)。芦东山不仅汇集了中国历代的评论，还加入了其自己的按语。由此可见，芦东山对《楚辞》研究是倾注了大量心力的，但可惜的是这一研究尚未完成，东山就已去世，本书最终还是停留在稿本状态，并没有成书出版，这不能不说是日本《楚辞》研究史上的一大憾事。竹治贞夫著文介绍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秦鼎。秦鼎(1761―1831)是尾张藩藩校明伦堂教授，美浓人，字士铉，通称嘉奈卫，号沧浪、小翁、梦仙。其父是苅谷藩儒学家秦峨眉。秦鼎从其父继承家学，后师从细井平洲。他长于校勘，有《春秋左氏传校本》、《国语定本》、《世说笺本》、《楚辞灯校读》等。秦鼎翻刻了林云铭的《楚辞灯》，同时秦鼎做了下列几件事。一、卷首加了二篇序(尾张秦鼎《重刻楚辞灯序》、《秦鼎又题》)。二、附了日本“训读”。三、对卷首附录的《屈原列传》作了少量评注。四、在《楚辞灯》中并载屈复《新注》，用此方法让读者参照并读。将秦鼎与浅见絅齐相比，浅见絅齐于1711年去世，而秦鼎1761年方才出生，浅见絅齐的《楚辞师说》比秦鼎的《楚辞灯校读》要早很多。因此，竹治贞夫将秦鼎确定为日本最早的《楚辞》研究者，是不恰当的。 三 江户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了成绩的是龟井昭阳(1773―1836)，他是龟井南溟的长子。生于福冈，名昱，字符凤，通称昱太郎，号昭阳、空石、月窟、天山遯者等。继其父之后为福冈藩儒。著书有《论语语由述志》二十卷、《楚辞玦》二卷等共四十种。而在明治时代在《楚辞》研究上取得成绩的是冈松瓮谷(1820－1895)，他求学于日出(大分县日出町)帆足万里家塾“西奄精舎”，仕于熊本藩。明治维新后，任昌平黉教授、大学少博士。后任东京大学教授、东京学士院会员，被称为汉文大家。著书有《庄子考》四卷、《楚辞考》四卷、《论语讲义》四册等。由于如上文所已说的冈松瓮谷死于1895年，他的一生都在19世纪，因此，本文将他放在这一节中，一并加以说明。对龟井昭阳的《楚辞玦》与冈松瓮谷的《楚辞考》，竹治贞夫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前书，他说“本书注解的特色，是它具有透彻的合理性，和根据古代文献的恰当而一针见血的提示”，“作为日本学者的不可多得的《楚辞》研究著作，应当说它还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对后书冈松瓮谷的，竹治贞夫称之为“温雅之中含有卓见的佳作”（1）。然而，两书的价值并不等同，依稻畑耕一郎所说，《楚辞玦》是一部“读骚札记”，逐条摘录《楚辞》辞句，并于其后写下自己的见解，也有改正旧注之处。而冈松瓮谷的《楚辞考》，则“是最早的一部由日本人编撰的对《楚辞》进行了全面注释、并且是唯一用汉语写作的《楚辞》注本”（3）。江户时期的日本学者对我国《楚辞》注本的收集也是下了功夫的，也有两位代表人物。其一，江户时代初期幕府的汉学巨擘林罗山。林罗山，又名林忠、林信胜，字子信，又号三郎、道春等。他是日本汉学史上一位极重要的学者。他将中国儒学从以前汉学家所认定的“修身齐家”的自我修养，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从而把原本是日本汉学中的一个流派——朱子学，提高到德川幕府时代官方哲学的地位，林罗山本人也成为这一时代日本汉学的象征。他收藏有明万历十四年刊本《楚辞》，卷末并有其手识文与训点。并且有《书楚辞后》一首诗，曰：“《楚辞》一部思忡忡，宋玉之徒慕遗风；可叹三闾大夫志，忠贞节操传无穷。”此书现存于日本内阁文库。其二，江户中期大阪学者木村孔恭。木村氏兼通和汉之学，取《诗经·蒹葭》篇名，将自己的藏书处名为“蒹葭堂”。他曾校点清人郑亦邹的《白麓藏书郑成功传》，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蒹葭堂”本以明代与清初刊本居多，并且有许多江户时代的手写本。其中“《楚辞》类”书大体有四种，一为明古与堂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末刊朱熹《楚辞集注》，一为明刊张正声《广离骚》，一为日本江户时代吴仁杰《离骚草木疏》的手写本。此四种书如今也存于日本内阁文库。 四 在这一阶段中，日本学者是以中国文化为母体，通过直接阅读中国的典籍来学习中国文化，并用汉字书写研究成果。同时以模仿中国文化为能事，如作汉诗、汉文、习书法等。同时在对文学作品的品评标准、审美观念以及研究方式等各个方面都采用中国文化的方式。从文化交流以及交流后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关系正如母文化与子文化的关系，是单向流动的关系，是被学习、被模仿的关系。而本时期的日本学者根本就没有把中国文化作为外来文化对待，他们不自觉的尝试融入中国文化之中，试图从学习与模仿的层次进入参与和创造层次。所以这一时期的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是没有距离感的。而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对于包括《楚辞》在内的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延承中国古代的研究方法，以训诂、考据、义理为主，同时还对我国历代的《楚辞》注本加以评介和介绍。 参考文献：（1）竹治贞夫.楚辞研究［M］.东京：风间书房，1978.（2）藤野岩友.楚辞对近江奈良朝文学的影响.（3）日本楚辞研究前史述评［J］.江汉论坛，1986，(7)：55.（4）藤野岩友.中国的文学与礼俗［M］.东京：教川书店，1976.（5）神田喜一郎全集(第8卷)［M］.同朋舍，昭和六十二年(1987).（6）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王海远(1973－)，男，江苏镇江人，文科版主任，文学博士，从事先秦文学与文论研究。另有： 日本最初原创现代侦探小说的中文译介——《无惨》翻译的文本研究 日本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津岛佑子文学中的家庭观 日本汉诗的吟诵及启示 近年日本出版部份《易》学书目
熊猫家的小姐
可以针对某个作者或者作品写，莫文网很多日语的论文，我也是学姐给介绍的，相当靠谱的说日本文学中的传统美学理念——物哀村上春树与日本文学郁达夫的情爱书写与日本文学好色审美传统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越界与位相:“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兼及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孕育期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国近现代文学接受日本文学影响反思日本文学特质与当前日本文学研究——李俄宪教授访谈录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以南京大学引进课程“表象文化论”对日本文学教育的影响为例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浅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倾向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日本文学经典中的“歧视”——兼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状况周作人——我国日本文学译介史上的先驱文学批评理论观照下的日本文学作品解读——以夏目漱石《心》的解读为例多元文化与日本文学谈日本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基于民族主义的矛盾性——战后日本文学战争反思主题评析世界文学能成为日本文学吗?“新时期”构造中的日本文学——以森村诚一和川端康成为例论郁达夫小说与日本文学的悲美传统论日本文学中的“物哀”2010年度日本文学研究综述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2006年日本文学研究现状与动向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视角试论日本文学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以吉川英治《三国志》中的关羽形象为例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无常观”湖南留日作家的日本文学影响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研究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释“幽玄”——对日本古典文艺美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的解析 优先出版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直接间接影响兼具,创作风格小同大异——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谈谈日本文学的特征论日本文学中的季节感和景物观上海与近现代转折期的日本文学——以芥川龙之介与横光利一的文学结合点为中心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逆转发生论日本文学研究方法论──以文学思潮史为中心中国诗人白居易与日本文学中的唯美、感伤风格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观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成就东方文学三大基石论“风雅”与“超政治性”的日本文学试析比较研究在日本文学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日本文学”的暧昧——浅谈“日本”一词日本文学中子路形象的变异与《史记》
KingkonG19870210
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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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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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川奖是日本文坛上最有影响的纯文学奖项之一，是日本现当代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芥川奖的设立对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芥川奖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35年到1944年，是芥川奖的设立与战时阶段。在文艺春秋社社长菊池宽的提议下，1935年1月正式设立了芥川奖，同年举行了第一届评奖。第一篇获奖作品是石川达三的小说《苍氓》（第一部）。这部小说深刻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民为生活所迫无奈移民巴西的艰难历程，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到1944年为止，芥川奖进行了20届评奖，有22位作家的23篇作品获奖。这23篇获奖小说的作品主题可以比较明显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表现了日本国民艰难的生活状况，另一部分则是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歌功颂德和鼓噪。第二个时期从1949年到1960年，是战后芥川奖的恢复阶段。这一时期共进行了24次评奖，有22位作家的24篇作品获奖。这些获奖作品的主题大体上分为三类：一是反思战争的残酷及给人们造成的苦难；二是表现战后日本人的艰难生存状况；三是表现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后出现新问题。许多日本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的作品在这一时期获此项殊荣。如井上靖的小说《斗牛》获得了第二十二届芥川奖，小说以《大阪新晚报》社举办的斗牛比赛为背景，深刻反映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真实状况和人们的心理现实。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获得了第三十二届芥川奖，小说表现了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的国民心理。石原慎太郎的《太阳的季节》获得了第三十四届芥川奖，这篇青春小说掀起了“太阳族”文学热潮。小说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中日本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失去了社会性目标的青春时代，恣意放纵自己的冲动和热情。开高健的《皇帝的新装》获得了第三十八届芥川奖，小说通过儿童的天真天性被利欲熏心的大人抹杀的故事，对现代一味追逐利益的成人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大江健三郎的《饲育》获得了第三十九届芥川奖，作品通过一群儿童看护美军黑人俘虏的故事，表现了大江健三郎的少儿战争体验主题。第三个时期为1961年至1980年，这是日本经济腾飞背景下的评奖阶段。这一时期共进行了40届评奖，有44位作家的44篇作品获奖。在文学创作中，显示出西化的特征，这些获奖小说深刻表现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世界，揭示了新时代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处于一种文学的“混沌”的状态。重要的获奖作品有柴田翔的《然而，我们的日子…》、村上龙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等。《然而，我们的日子…》表现了日本新的社会时期青年人的心灵世界。这篇小说带有青春小说、政治小说、或者恋爱小说、教养小说等多层性，在内容上隐含着“不透明”的扭曲，这些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小说的特点。《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成为了“透明族”文学的代表作，这篇作品深刻表现了驻日美军基地里的日本年轻人以放荡的生活方式对现代社会的及传统的挑战。第四个时期为1981年至今，这是日本现代化社会背景下的芥川奖发展阶段。截止到2011年，这个阶段共进行了61届评奖，共有62位作家的62篇小说获奖。这些获奖作品反映出在日本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背景下，对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类自我的艺术认知，是现代日本社会与人们心灵世界的艺术展现。重要的获奖作品有柳美里的《家庭电影》、丝山秋子的《在海浪上等待》、川上弘美的《踏蛇》等。《家庭电影》是1996年芥川奖的获奖作品。这篇小说以新颖的形式和手法表现了当代日本社会家庭生活出现的新变化，展现了市场经济时代日本青年一代对传统家庭、亲情、爱情以及社会伦理观的颠覆。《在海浪上等待》以新颖的结构和清晰语言，通过两位主人公在工作与生活中的交往和情感交流，表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人们那越来越令人担忧的精神与心灵状态，揭示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难以相互信任和勾通的现实，揭示了电脑时代人与物异化关系的新变化。这篇小说鲜明体现了日本文学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新变化的敏感性。川上弘美的《踏蛇》以变形记的形式反映出90年代后日本文学上的异化现象。芥川奖至今已经有77年的历史。芥川奖的历史既是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缩影，也是日本现代文化、现代社会发展的反映。芥川奖的获奖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特点和艺术风格。同时，在如今商品化社会里，芥川奖已经成为一种日本独有的近百年的文化品牌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芥川奖凭借评选的严肃性；对扶持新人作家的满腔热忱[1] 肖霞. 突围与建构:论日本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J]. 文史哲. 2010(05)[2] 陈世华. 直面社会和人性:2009年日本文坛回顾[J]. 译林. 2010(02)[3] 于长敏. 第136届芥川奖获奖作品解读[J]. 日本学论坛. 2007(01)[4] 施小炜. “他人就是暴力” ——漫话第133届芥川直木二奖[J]. 译林. 2005(06)[5] 李讴琳. 安部公房前期作品初探[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5(05)[6] 王宗杰. 试论当代日本女性文学的特征[J]. 东北师大学报. 2005(05)[7] 张文宏. 芥川文学“野性美”根源初探[J].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5(04)[8] 臧运发. 日本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06)[9] 武德庆. 以悲为美的审美情趣——日本文学理念“物哀”试析[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5)[10] 宋凤军. 日本悲哀之美内涵的解读[J]. 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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