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德育论文的参考文献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

创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 陶行知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对我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不仅创立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而且进行了大量教育实践。细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创新犹如一根金钱，贯串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各个部分。创新在这里指革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创立与社会、历史进步相符的“新”。创新还具有打破偶像，破除迷信，挣脱教条的束缚，从僵化习惯性思维中走出来的含义。一、教育观念和教育方针的创新传统教育奉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育思想，把教育看作是升官、发财的途径。陶行知旗帜鲜明地指出培养“人上人”的教育“成了少爷小姐政客书呆子的专有品”。中国的教育由戊戌变法进行了部分变革，开始废八股兴学堂。“五四”前后又进行了改革，结果是丢弃了“老八股”，取而代之的却是效仿德、日、美的“洋八股”。陶先生指出中国的新学办了三十年，只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他大声疾呼“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沿袭陈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何能求其进步”陶行知的教育观与传统的教育观截然不同，他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人民生活的幸福，使人民大众受教育。他说教育不应是玩具，也不应是装饰品，更不应是升官发财的媒介；教育不是“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的“小众”教育，“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陶先生指出“民众教育是民众的教育，民众自己办的教育；为民众的最高利益而办的教育。”陶先生针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适国内外之势，提出受教育者应达这样的目标：“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五个方面用现在的话可以概括为“体、劳、智、美、德”。总结以后的诸多论述，可把他的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必须为社会大众服务，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人们做自己的主人，培养德、智、体、美、劳诸方面谐调发展，具有自觉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的“真善美的活人”。这充分体现了陶先生“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1．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陶行知认为，教育不应象“老八股”、“洋八股”那样用来麻醉、欺广大青年，不应是生产“伪知识阶级”和培养特权的工具。他认为教育应为救国救民之用，发展教育是改变中国落后现状的必由之路，是国家独立自主、繁荣昌盛的根本大计之所在。早在他创办乡村教育时就指出，教育“担负改造生活的新使命”，并深信“教育能够叫中国的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他强调：“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陶行知的观点，用今天的话表述就是教育要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教育与社会生活和劳动的关系旧教育把教育与社会、实践人为地割裂开来，其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使读书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脑不用手的半残废；教师“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这种教育，陶行知一方面强烈地反对，并号召要革书呆子的命；另一方面指出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的口号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社会生活和劳动，从现实生活出发，联系现实生活实际，为改造和提高现实生活服务。提出学校要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要仅仅局限于学校，而应面向社会。他曾讽刺脱离生活的旧教育是“大笼统，小笼统，大小笼统都是蛀书虫，吃饭不务农；穿衣不做工。水已尽，山将穷；老鼠钻进牛角筒。”并强烈地意识到，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的旧教育是非常可怕和令人担忧的。鉴于此，他指出教育与生活和劳动不能脱离，它们应紧密相联，提出“生活即教育”。他认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倘有好的乡村学校，深知选种调肥预防虫害之种种科学农业，做个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就有了根据地，大本营，一切进行必有一日千里之势。”3．教育的培养目标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创新，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他针对旧教育把培养“人上人”作为目标的现象，指出新教育应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中人”。早在他创办南京安徽公学时就为这所学校提出三个教育目标：研究学问，要有科学的精神；改造环境，要有审美的意境；处世应变，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他说：“我们要在必有事上下手。我们要以事为我们活动中心。研究学问要以事为中心；改造环境，要以事为中心；处世应变，也要以事为中心。”在育才学校三周年纪念晚会上，他重申要培养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学生。他号召学生每天做如下“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陶行知提出这“四问”颇具独特见解。二、教育内容的创新教育内容是教育方针的具体化，教育方针、教育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载体。陶行知认为，教育内容的创新应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实际情况来确定，其主要表现为：智育，陶行知极注重科学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一直只把“四书”、“五经”等先贤的遗文作为主要内容。这些圣贤的文章不乏精辟之处，如果把它们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内容，就会忽视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为此，陶行知要求青年必须掌握现代的科学知识。他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提出：“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他认为科学基础知识是一把钥匙，而“我们必须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才能继续不断地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他主张要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尤其是前沿性的、技能职业性的科学知识，他说“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最重要的知识技能，无过于自学科学。没有真正可以驾驭自然势力的科学，则农业文明必然破产，工业文明建不起来。”在教育实践中他正是这么做的，南京高师新生入学的第一学期，他就给他们开设有介绍科学常识的课，既有遗传学，又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直说到孟得尔的杂交实验。另外还为学生开设了科学史、心理学等课程，并强调要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教科书是教学内容的具体反映，是根据教学大纲编写而成的教学用书，是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重要工具，也是智育的重要媒介。当时，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很少以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大都含有封建流毒的思想。它们的通病是以文字做中心，空空洞洞毫无内容缺乏实用性。比方甲家书馆的教科书是“小小猪，快快跑，小小猪，快快跑。”乙家书馆是“小小猪，小小猪。快快跑，快快跑。”他认为“以文字为中心而忽略生活的教科书，好比是有纤维而无维他命之菜蔬，吃了不能滋养身体。”对于这种教科书陶行知坚决反对使用，他亲自着手研究教科书，并且组织一批教师去编写教科书。他认为辨别书的好坏就要：“一，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二，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三，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并指出应根据实际使用不同的教科书，比如他在回国不久推行平民教育时，为达到使平民识字明理的目的，他亲自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使五十多万人受教育。在上海搞普及科学教育运动时，他为儿童组织编写一百种的《科学丛书》，并组织编写了《大众科学丛书》，还亲自撰写了天文学的科普读物。这些活动旨在“要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德育，是培养受教育者品德的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认为，封建教育只重视念书做文章，“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至于气节品行教育丝毫不讲究。因此，他主张在对学生进行知识教育的同时，更应注重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和道德教育，他指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否则，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就能为非做恶愈大。”由此，他进一步指出，德育主要之点就在于“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他提倡讲求“公德”和“私德”，强调良好公德能使集体、国家兴旺发达，不顾公德的结果是“多数人只顾个人私利，不顾集体利益，则这个集体的基础必然动摇，并且一定要衰败下去”。“私德”最重要的是廉洁，因为“一切坏心术、坏行为，都由不廉洁而起。”要求学生必然有一种高贵的品德成绩表现出来，既要讲“公德”又要讲“私德”。陶行知的德育思想是针对封建教育只重视“学而优则仕”和以“文章定功名”的强烈抨击和讽刺，是对旧教育的德育进行的一种全新创造。体育，传统教育从不提倡体育，教育者“从小学到大学，十六年的教育一受下来”便成了“一个吸了鸦片烟的烟虫；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乃至当大学毕业时“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大学毕业就进棺材”。陶行知对此极为关注，在注重德育、智育的同时，把体育提高到等同于德智二育的基础地位。指出只有身体好，才有德智的存在。否则，虽具有良好学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这种学识道德，不能用以树不世之业，为人类创造莫大之幸福。在他看来，体育是德育、智育的物质基础。显然陶行知始终把体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为此，陶行知积极倡导对体育进行革新，早在南京高师任教务主任时，就重视学校的早操，并在学校设置了体操、兵操、拳术等课程。在创办晓庄师范后，陶行知把体育具体落实到教学活动中。还请人来校传授体育技能。在育才学校期间，更是重视体育，而且体育课比前期更为规范，开展了以田径、球类、游戏等自然活动为主的“自然体育”，取代了以前以刀枪棍棒为主要内容的“兵式体育”。同时还强调把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也列为体育课内容，扩大了学校体育课程的范围。三、教学方法的创新教学方法是为教学目的服务的。陶行知认为旧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存在着种种弊端，其主要表现是教学领域中存在“重教太过”、“教学分离”等主观主义痼疾。这种主观主义的特征是教学过程被演化成简单的告诉与被告诉的过程。教师只知道自己做自己的教授，不管学生能否接受，只知道反复地一味灌输和强化作业。人们也习惯于把教师所干的事称为“教书”，把教师教书的法子称为“教授法”，似乎教员是专门教书本知识，此外无别的可教。学生在校内也似乎除受教外，无别的功课可学，于是乎出现了“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讲起来却又像教校”。他尖锐地指出这是教与学的分离，并呼吁“教学二者，实在是不能分离的，实在是应当合一的”，两者分离是违背教学规律的，其弊端最终表现为“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陶行知指出教学方法必须革新，用新的教学方法取代旧的教学方法。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同时他指出中国应同欧美国家一样，要废除注入式、填鸭式的教授法，取而代之的应是“教学做合一”法。陶行知明确阐明“教学做合一”法的含义，在撰写《教学做合一》一文时，指出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来定。后来又进一步阐述“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陶行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做”的环节，认为“做”是首位的，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教与学之所以能统一，就是统一在“做”上，只有“在做上教是先生；在做上学是学生。”“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否则，“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陶行知还大力提倡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自动精神，反对灌输的教学方法。他说“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强调要教给学生学习方法。他明确指出“活的人才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将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尽我们知道的教给学生”，教师要在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上更进一步，使学生“不得不愤，不得不悱”。关于培养学生自动精神，陶先生曾精辟地论述“自动是自觉的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在自动上培养自动，才是正确的培养。若目的为了自动，而却用了被动的方法，那只能产生被动，而不能产生自动”。培养自动精神则能使教育的收效事半功倍，因此，陶先生要求，要特别注意把自动力的培养贯彻于全部的工作、学习、生活之中。传统教育用会考来确定学生是否毕业，会考成为衡量学生学业的惟一标准，这种教育制度不仅扼杀了学生的生机，束缚了青年的思想，而且使学校成了会考筹备处，学校必须教的课都是要会考的，不会考的课则“不必教；甚而至于必不教”，学校中的音乐课、图画课、体操课、家事课等等课内外的活动都被取消了。陶行知尖锐地揭示出这种制度是“变相的科举”，“大规模地消灭民族的生存力”。因为，学校“所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生命赶掉了，这真是杀人的会考，用会考在杀人”。为此，他大声疾呼要停止这种毁灭人生活力的单纯性文字之会考，对学生应采用新的评价方式。陶行知主张以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建立和发动能培养生活力的创造的“考成”，并阐明“考成”要以生活的实质为内容，不能象会考那样“纸上空谈”，要注重学生的身体强健状况，手脑并用的程度以及改造物质和社会环境的程度。陶行知深信这种着眼于实际生活，重视培养人的实践力、创造力的“考成”，较之会考制度引发的“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定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创新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灵魂。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背景下，总结并借鉴他成功的教育理论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主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