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larBella
经验是笔财富。时光飞逝,岁月荏苒,伴随着六月盛夏的来临,又一个学期结束了。在学校领导及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指导下,在本班全体同学努力和各位课任老师的支持下,我们度过了小学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这是一段普通而又不平静的时期,欢笑与泪水,成功与失败,这是我们难以忘记的日子。在告别之际,我们一起回首,一起回忆我们经历的点点滴滴,几多收获,更多感慨。一、每日常规的落实是立班之本。一个班级的班风、学风关系着每一位同学的行为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能影响着他们的一生,而每日常规则很好的体现出对学生良好习惯的引导、树立,因此,在本学期,本班继续落实此项工作。强调每位学生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做好自身,只要每个人都行之有规,成之有度,班级面貌将自然而然得以端正。当然,由于琐碎、繁杂的日常生活,是成长中的孩子们真实的体验,犯错是不可避免的。通过一个学期的强调,有一定成效,虽谈不上班风焕然一新的变化,但做为班级的管理者,我们分明感受到了他们的习惯在慢慢地养成。虽没能获得“流动红旗”,但从他们的言谈上,我们也能感到欣慰,因为他们总是在犯错后一付愧疚的神情,他们总是自我检讨:“今天我在某一项常规中没做好,对不起!”这时,我们更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每日常规的落实将对班级工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后我们的班级工作仍将进一步落实每日常规。二、“争星树星”是发展之源。毫无疑问,学校进行的“每周之星”评比活动是一项有远见、行之有效的激励方式。本学期,本班仍然坚决执行此项工作。“争星树星”包括了方方面面,这样也为我们班级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在评星活动,我班更多的是关注那些进步的同学,并尽可能的让每一个有决心“争星”的同学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荣誉,这样,一个学期下来,各种层次的同学均有机会,既有像郑欣怡、魏婷婷等一些各方面均优秀的同学获得“每周之星”,像林翊洋、吴晓晴等一些以前表现中规中矩、甚至于有点差的同学也因自己的努力被评为“每周之星”。实践证明,当这些同学获得激励后,表现更加有信心。使我们明白了,“争星树星”活动是同学们的发展之源,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也将继续进一步践行此项活动,使班级工作更能事半功倍地开展。三、班队会、晨会是教育主阵地做为班级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本班依据学校布置及本班学生实际,本班在班队会及晨会认真、切实开展教育工作。1、5分钟晨会教育不折不扣完成。我们不仅自己身体力行,更力求课任老师的配合。在南平3。23事件发生后,本班更重视对学生的安全教育。本学期,早到校、交通安全、防溺水、防雷雨天气等皆是教育重点,不仅是教师,学生也要认真做好笔记,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能依据要求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通过全班同学的努力,在本学期,本班保障了安全,这样就能确保学生的其它工作的开展。2、班队会认真开展。同样,班队会对于学生的行为习惯、道德品质等的树立起着重要的作用,本学期,本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班队会,如“寸草心——感恩父母”、“低碳生活从我开始”等,使学生在活动中进一步陶冶了情操,使班级工作更有针对性、教育性、塑造性。3、开展了两次家长会。做为家校联系的主渠道,家长会具有重要的作用,本学期,在开学初召开了期家长会,提出了学校对家长的要求,使家长能更有目的配合学校,做好教育作用。在全国发生多起冲击校园的事件后,我们又针对于此召开了家长会,做好安定、稳定工作,要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的同时,也给家长以信心,使学生能安心学习。四、书香班级及学习活动仍常抓不懈。1、本学期,本班继续抓“书香班级”建设活动。除引导同学们继续充实班级图书角,踊跃捐书外,还鼓励同学之间的“书香飘流”活动,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同时,引导学生积极向图书馆借阅。古人云:书非借不能读也。借书这风在班级盛行之时,一股积极的读书态度正在每个学生心中养成,本学期,本班的读书之风明显得到提高。2、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如数学思维训练、英语口语比赛、阅读赛等,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更为可喜的是,参加《快乐语文》全国青少年征文比赛中,取得了二、三等奖,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3、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如清明节参加参观祭头烈士纪念馆,缅怀先烈;六一节学校游园活动等,使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4、开展转化差生活动。关心、关注每一个学生,不放弃每一个差生,继续开展“转差”工作,通过“特殊关照”落实对学生的关怀,引导班干部开展学习互助活动,使差生有信心、有能力提高了自己的学习。五、不足。虽然我们自认为尽心尽力,但由于个人能力原因,本班各项工作还存在明显不足,如文明礼仪,出现了在网络上“胡言乱语”之现象;小心翼翼,仍出现同学在课间活动受伤等。这些都充分告诉我们,班级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仍要我们持之以恒。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关心帮助下,我们今后在班队工作方面,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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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哥特式内容摘要:哥特式建筑是哥特式艺术的显著方面,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关键词:哥特式艺术——建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哥特式”一词大概还是相当陌生的,但若提起巴黎圣母院,恐怕就很少有人回摇头了。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同名小说《巴黎圣母院》改编的电影,令那座美伦美奂的大教堂的形象在人们心中深深扎下根,巴黎圣母院建于12世纪后半叶,它所代表的建设样式在艺术史上被称为“哥特式”。每一个伟大的文明都有代表自己最高文明成就的造型艺术纪念碑。作为“信仰的时代”,中世纪亦有自己的纪念碑,那就是哥特式教堂。然而,“哥特式”一词最初却是作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瞻望“罗马昔日之壮观”,以古典文化当然的继承者而自居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学者,在用“哥特式”一词描述中世纪晚期盛行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建树式样时,事实上将其用做了粗鲁与怪诞的同义词。需要说明的是,意大利人所谓的“哥特式”建树与历史上的哥特人并无直接联系。今天,人们对哥特式艺术的成就已作出了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风格术语,“哥特式”一词已不带有任何褒贬色彩了。哥特式艺术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臻于成熟之际在视觉艺术领域接触的硕果,它亲历了中世纪的巅峰期与衰退期,并直接孕育了文艺复兴艺术。基督教仪式传统最高成就的代表便士哥特式艺术。哥特式风格涉及中世纪晚期几乎所有的造型艺术品类,除了所谓纯艺术领域的建筑、纪念性雕塑和壁画、木版画之类传统意义上的绘画,还包括镶嵌彩窗工艺雕塑、书籍装帧和织毯设计等。尽管建筑、雕塑与绘画领域中的哥特式风格均曾在特定的时期内形成或接近于形成当时西方世界的国际样式,但在艺术史的时空构架里,我们看到,哥特式风格在不同地域内发展与演进是极不平衡的。一方面,哥特式时代,站在造型艺术领域风格变革最前沿的,先是建筑,尔后是雕塑,最后是绘画。1150年至1250年是西方中世纪艺术史上的“大教堂建筑时代”。综观整个哥特式艺术史,造型艺术的美学追求从建筑性逐渐转向了绘画性。另一方面,具体到建筑、雕塑和绘画各自领域里的哥特式风格,这样一个现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哥特样式的国际性传播与地方性演化并行不悖。总而言之,我们在研究哥特式艺术史的时候,必须同时考察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因为就哥特式风格而言,任何意义上的单一发展进程都是不存在的。哥特式艺术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建筑。哥特式建筑是在罗马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不同的是,哥特式教堂是建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中,它已不再具有罗马式建筑那样的城堡式功能,而需要更宽阔、更高、更明亮的内部空间。哥特式建筑师在结构技术上的革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教堂在高度、内部空间和采光等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哥特式建筑师最重要的兴奋点在于尽力寻求高度上的发展。1194年,沙特尔大教堂在火灾之后进行了重建。新建的中殿没有了楼廊,低狭的暗楼挤在又高又瘦的高侧窗和底层连拱廊不再采用圆柱,垂直附柱一贯到底,将地面与拱顶连在一起,一簇簇肋架卷从集束柱顶端散射开来,整个构造就像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一样。法国学者把哥特式教堂比做“建造起来的森林”,原是不错的。这里几乎没有墙面。结构框架裸露在外,密集的垂直线排向中殿深处,筋骨嶙峋的教堂内部给人一种十分峻峭清冷的印象。从身边的柱基到头上的拱顶,再到对侧的柱基,人们的视线在循着石头的线条流转的过程中不会碰到任何障碍。这线条一方面发挥着明确建筑物构筑关系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充当了教堂“天然”的装饰。应该说,在沙特尔大教堂的内部,结构要素与装饰要素是二位一体的。随着沙特尔大教堂的重建,哥特式建筑样式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盛期哥特式登上了建筑史的舞台。沙特尔大教堂上述设计在兰斯大教堂和亚眠大教堂的重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与发挥。兰斯大教堂的建筑师认识到了窗子在新设计中的特殊重要性,他们在建筑史上首次采用了条格式窗花格。这是窗子内精致的石制分隔物,随着时间时间的推移,哥特式建筑中的窗花格将获得惊人的复杂性。事实上可以说它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在建筑史上找不到它设计上的同道或继承者。当然,这并不说明它不是一件杰作,只是它所给出的方案未曾流行而已。哥特式建筑样式诞生之后,并没有立即扩展到法国境外,至少,它没有导致罗马式风格的骤然终止,甚至在法国境内亦是如此(法国南部在12世纪下半叶还发展了罗马式的普罗旺斯学派)。应归入罗马式的建筑采用了某些哥特式装饰构件,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英格兰是最早接纳哥特式样式的国家。在这个岛上,罗马式建筑的兴建在整个12世纪从未间断。第一个纯粹的哥特式建筑作品是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唱诗席。它是在1174年的火灾之后由法国建筑师桑斯的威廉和他的继任者英格兰人威廉负责重建的。该建筑在设计上自然不免有迁就当时的英国趣味之处,高侧窗通道便是一例,大量使用墨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则为后来的英国哥特式建筑树立了一种时尚。在林肯大教堂和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中我们看到,黑色的附柱与小圆柱同用灰白色石灰石修造的大教堂其他部分之间对比。那个时代的英国人似乎对线形装饰格外敏感,他们总是在拱卷上、连拱廊内及墩柱上使用大量符合线脚,还特别偏爱成簇的附柱。后来他们又发展了拱顶的外观形式——利用非功能性的枝肋在拱顶上“结”成各式复杂的图样,以制造华丽丰富的装饰效果——当然,这一发展是在哥特式建筑史的晚期实现的。13世纪下半期,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在大圆花窗中采用了杆状窗花格组成辐射状的条状。建筑的墙壁变得很薄,几乎完全由玻璃窗组成,仅有细长的小圆柱隔开建筑物装有玻璃的面,哥特式建筑变得越来越像一具石头的骨架结构了。受辐射式风格的启发,英国建筑师发展了晚期哥特式风格具有高度创造性地变体——所谓的垂直式风格。该风格起源于伦敦。在英国“装饰风格”的影响下,15世纪早期,法国出现了哥特式史上最后一个风格类型——火焰式。该建筑风格得名于建筑物墙面、尖塔和门廊(尤其是门廊)部位那种“闪烁摇曳”和火焰状的曲线装饰。从辐射式到火焰式,随着教堂建筑在装饰上日趋繁琐、堆砌,哥特式建筑样式终于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早年的理性色彩。结构与装饰彻底分离了,事实上,建筑物的结构要素逐渐消失在装饰要素下面。哥特式建筑样式就这样跨越了它自身的逻辑规定。拉恩大教堂对高度的征服。拉恩大教堂是早期哥特式建筑的优秀实例。它始建于1155年,但建筑时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3世纪初方告竣工。拉恩大教堂是与巴黎圣母院齐名的早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它有明显突出的交叉廊,除了西立面之外,交叉廊的南北两个立面分别建有双塔,中厅和侧廊的交叉部位也有巨大的采光塔。1220年完成包括双塔在内的西立面,不久后又增建了原设计所没有的飞拱。在南北双塔上又把西侧的塔加高了,大约在1230年以前完成了中央工程。巴黎圣母院:飞翔的翅膀圣丹尼斯教堂的建筑很快影响到周围的教堂,巴黎圣母院就是在它的直接影响下完成的,巴黎圣母院建于1163年,是早期哥特式最宏伟的典范。巴黎圣母院的不同凡响之处是它巨大的规模和它的设计的优美均匀,以及新的飞拱的采用。哥特式的巅峰之作13世纪是哥特式建筑的成熟时期。随着对高度的征服,建筑师获得了透彻的工程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他们琢磨了建筑的比例,给与建筑物更高大的外形,更和谐完美的结构,更宏伟庄严的空间效果。从技术角度上讲,哥特式结构体系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建筑史的一次重大飞跃;就美学特征而言,哥特式建筑轻盈剔透、欲飞欲动,垂直方向的线条统领着所有的细节。有的学者把哥特式风格称为石块组成的经院哲学。德国美学家沃林格认为,哥特式大教堂结构中的纯机械力的运动展现了基督教神学精神向抽象物上的移情功能,在哥特式教堂内,我们会感到一种不断增强和不断上升的、不安的、未获解救的努力,把自身不和谐的心理推向了一种极度的迷狂、一种骚乱的升腾。哥特式建筑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精神与建筑结构技术的探索结合起来,在建筑高度、垂直空间和框架结构的强度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构成了世界史上辉煌的篇章。艺术的价值,在于打碎现实日常生活的单调、枯燥和沉闷,是逃脱现实世界最好的方法之一。当然它也是我们同人生世界发生紧密联系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哥特式艺术处于开放的文化关系中,深深根植与社会社会历史与文化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艺术地甚或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见出世界的诗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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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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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择的议论文论据摘要: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就会面临选择。每个人的选择是与志向兴趣紧密相联的,志向高远,选择才能正确。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选定以后,就应以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切不可半途而废。(1)引言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就会面临选择。每个人的选择是与志向兴趣紧密相联的,志向高远,选择才能正确。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选定以后,就应以坚韧的毅力勇往直前,切不可半途而废。(2)事实论据鲁迅弃医从文鲁迅原抱着医学救国的初衷东渡日本学医的。当他从日本人放的电影中,看到中国人被日军砍头示众,周围却挤满了麻木不佳的同胞看热闹,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觉得:“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或看客,病死多少也不必以为不幸的。”他认为,能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只有文艺。李于是放弃医学,而改行从事文学创作。鲁迅终于成为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我们的事业在祖国在1997年就有247位留法人员回国,他们当中很多人在法国已有稳定的工作,丰厚的收入,但是他们还是选择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他们都些学有专长的人。有的还是某些科学前沿的专家,如曾任法国血管和血液研究所研究员并获得法国国家级大奖的韩中朝,在法国以第一发明人资格申请三项环保专利的余德辉,为法国微动摩擦学派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周仲荣,在药用植物深绿卷化学成分和原理作用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林瑞超,还有在凝聚物理研究中取得新发现的莫洪。他们所以决定放弃高薪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选择返回祖国,主要原因是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根在中国,自己的事业在中国。达尔文的选择达尔文的父亲是位著名医生,他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也做医生。可达尔文无心学医,成天收集动值物标本。他父亲对他无奈,又把他送进神学院,希望他将来当一个牧师。然而他的兴趣也不在牧师上,在剑桥基督学院毕业以后,却登上海军勘探船“贝格号”作历时五年的环球旅行,在动植物和地质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观察和采集,经过综合探讨,形成了生物进化的概念。并于1859年出版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生物进化论巨著《物种起源》。生物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3)理论论据发展成长的最有力原则在于人的选择。[英]艾略特《但尼尔狄隆达》生活的难处就在于选择。[爱尔兰]穆尔《折枝》一个人怎样思想,他就是怎样的人;一个作何种选择,他就是何种人。[美]爱默生《论文集第一辑》在选择面前不作任何去何从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选择。美国谚语蜜蜂总是绕着好花飞。俄罗斯谚语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荀子劝学》我让旁人去嘀咕,自己却干自己认为有益的事。我巡视了我的领域中的事,认清了我的目标。[德]马克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年轻的时候。柳青不要急着决定,因为你经过一夜的深思熟虑之后,会涌现出更好智慧。[俄]普希金两只坏苹果之间,没有什么选择。[英]莎士比亚《驯悍记》在筑围墙之前,我先要弄清,我把什么围在墙外,什么围在墙里。[美]弗罗斯特《修墙》即使在没有肯定的可去之处时,也有必须动身离开的时刻。[美]威廉斯《大路》你见了一头熊就要转身逃走;可是假如你的背后是汹涌的大海,你就只好硬着头皮向那头熊迎面走去了。[英]莎士比亚议论文论据集锦一、理想篇 1、道理论据:志当存高远——诸葛亮一个有了远大的理想,就是在最艰苦困难的时候,也会感到幸福。—徐特立一个没有理想,生活就会没有重心,就缺少朝气。为自己建立一个正确的目标,朝向这个目标去努力追求,生活自然就会充实而有意义。——罗兰 2、事实论据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略)周恩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新学期开始,沈阳东关模范学校魏校长问同学们读书是为了什么?于是有人回答说:“是为了家父读书。”有人回答说:“为明礼而读书。”也有人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魏校长点名要周恩来回答时,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站起来,庄重地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马克思的理想。1835秋天,马克思中学毕业,面临着职业选择。当时,在马克思的同学中对选择职业有种种考虑,许多人认为有虚荣心和追求名利有理所当然的事。但是马克思觉得,一个青年应当选择最能为人类服务、最能实现人类幸福的职业,马克思在他的毕业论文结尾写道:“我们选择职业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 二、立志篇 1、道理论据: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越有益。—高尔基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话百岁。——石玉昆 2、事实论据:周处立志好学 鲁迅异医从文许多科学家、发明家,都是从小立志(爱迪生、爱因斯坦、高斯)美国科学家爱迪生,29岁发明留声机,33岁发明白炽电灯泡。德国物理学家爱因基坦,26岁提出狭义相对论,37岁提出广义相对论。德国数学家高斯,17岁就提出最小二乘法,24岁出版《算术研究》,开创近代数论,32岁提出行星轨道的计算方法。 三、谦虚篇 1、道理论据: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毛泽东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泰戈尔 2、事实论据:马克思厌恶别人歌颂自己。有一次,马克思的朋友库格曼称颂马克思为19世纪的智慧的思想家,《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是划时代的著作,马克思知道后很不满意,给库格曼的回信说:“过分的赞扬我的活动是十分令人厌恶的,一切总归有个限度。” 竺可桢“我知道太少了。”竺可桢是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1974年1月23日,是他逝世前两个星期的日了,这天,照例有少人来看望他,因他病情日重,竺夫人便把所有的亲朋好友留在房外。猛然间,竺可桢听到外孙女婿的声音,便迫不及待地叫他进去。竺可侦的外孙子婿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而竺可桢深感自己缺乏“基本粒子”这门新学科的知识,并为此着急而曾五次向晚辈求教。现在,他又抓信这个机会,要求“补课”了。竺老病重,听觉受到严重损伤,带上助听器也听不清外孙女婿的讲话,只得要求把讲的写下来。竺夫人劝他休息,竺老缓慢地吃力地说:“不成,我知道得太少了。”当他听完国外研究基本粒子的近况,以及杨振宁的《规范场》取得的新进展后,满意地笑了。 四、勤奋篇 1、道理论据:只有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是不必担心不能成材的。——华罗庚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可以创造出来。——鲁迅人生在勤,不索何获。——范晔 2、事实论据:王羲之苦练成“书圣” 头悬梁锥刺股自学成才的高尔基。高尔基小时候是在每天十几小时繁重劳动和鞭打责骂下度过的。但即使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也总是抓住每一分钟空闲时间读书。店老板不许他读书,他千方百计地弄到书,躲到阁楼上、储藏室里阅读。夜晚借月光或自制的小灯盏照着读书,没有蜡烛,他就把老的烛盘上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只罐头盒里,再注入一些灯油,用棉线卷一根灯芯照着读书。在面包房当工人时,他用零碎的木棒在揉面的台子上架起一个临时的书架,一面揉面团,一面读书。有一次,老板走进去看他在读书,想把书拿走扔到火里去,高尔基抓住老板的胳膊愤怒地叫喊:“你敢烧掉那本书!”吼退了老板。监视、威吓没能阻止高尔基读书,反而使他自学的信念更坚定了。 五、积累篇 1、道理论据:积薄而厚,聚少而为多。——《战国策》只有经过长时间完成其发燕尾服的艰苦工作,并长斯埋头沉浸于其中的任务,方可望有所成就。——黑格尔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罗丹 2、事实论据:陶罐积累资料。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了积累诗作素材,准备了许多陶罐,并分门别类贴切着标签,整齐地放在一个七层的架子上,他平时收集到了资料,按不同门类投到各自的陶罐中。 契诃夫的创作题材。有一天,几个青年问俄国作家契诃夫:“怎样才能获得创作题材?”契诃夫顺手拿出一本厚厚的日记说:“这里有100个题材。”这几个文学青年看着这珍贵的日记本入了迷,日记中所记的每一个材料都生动、感人。有个青年说:“真想买几个回去,这些材料太好了。”契诃夫笑着说:“题材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每个题材都是作者本人深入生活积累的结果。” 司马迁游学积累。徐霞克徒步跋涉实地考察。 六、勤学好问篇 1、道理论据: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知,不思则不得也。——晁说之 读书是易事,思索是难事,但两者缺一,便会毫无用处。——富兰克林具有创造性独立思维的人才可能有创造事业。——伯克 2、事实论据:华罗庚一生好质疑。伽利略多思好问。 鲁班发明锯子。鲁班生活在工匠之家,从小好学肯钻,随家里人参加建筑工程劳动,学会多种手艺。一次,他的手指被草拉破出血,他便研究起茅草,发现茅草边上有许多锋利的锯齿。据此,他发明了锯子。他还发明了曲尺、钻子、凿子、铲子、机关锁、机动的木马车和云梯等工具。两千多年来,他直被木匠奉为“祖师”。 七、惜时篇 1、道理论据: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最短,最平凡而又是最珍贵,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高尔基如果说时间是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浪费时间就是最大的挥霍。——富兰克林时间可以获得金钱,金钱却买不到时间。——谚语 2、事实论据:分秒必争。苏联昆虫专家柳比歇夫每天晚上要把一天的活动,包括休息、读报、写信、看戏、说话花去的时间,十分精确地记录下来。一月做一次小结,一年做总结。1963年是他最满意的一年,因为他创造了2006小时的最高工作记录。他出去散步,便背外语,遇到废话连篇的会议,就演算习题,真是分秒必争。巴尔扎克惜时如金。巴尔扎克是位多产作家。他的时间一一秒也空过的。一次,巴尔扎克太累了,对一个朋友说:“我睡一会儿,你一小时后叫醒我。”一个小时过去了,朋友实在不忍心叫醒他,巴尔扎克醒来,发觉超过了一个小时,几乎是暴跳如雷地对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叫醒我,耽误了我多少时间啊!”闻鸡起舞。东晋祖逖与刘琨均为同州主簿时,共同立下大志,决心在为国家做出一番事业来。祖逖与刘琨共被同寝,中夜听到野外鸡叫,将刘琨蹬醒说:“此非恶声也。”直床练习舞剑。逖、琨并有英气,每语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谓曰:“如果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我与您都应当离开中原到外边干一番事业了。” 八、助人为乐篇 1、道理论据:高洁的人喜欢施惠,而耻于受惠。——亚里斯多德助人应及时,帮人应诚心。——谚语谁若想在困厄时得到援助,就应在平日待人以宽。——萨迪 2、事实论据:韩信与施恩不图报。雷锋的优秀品质。雷锋生活上艰苦朴素,却常用省下来的钱去帮助别人。战友中谁家里有困难,他就偷偷地把自己的钱寄去;战友的衣服脏了、破了,他就悄悄地帮助洗净、补好。业余时间,他到学校当校外辅导员;逢年过节,他到火车站扶老携幼,到候车室打扫卫生;出差外出,好事做一路。一次,有位妇女为丢失火车票犯愁,他掏出自己的津贴买来票,还送她上车。有人说他是“傻子”。他却说:“我是甘心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是需要这样的‘傻子’的,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的。” 老人种苹果。有位老大爷种了许多苹果树。有家问他:“你这种这么多苹果树干什么呀?要等好久好久,这些树才能结出苹果来呢,恐怕你吃不着它们了。”老大爷说:“虽然我吃不着,可是别人吃得着呀,那时候他们会感谢我的。” 九、勇敢坚毅篇 1、道理论据:遇事难易,而勇于敢为——欧阳修我的最高原则是:不论对任何困难,都不屈服。——居里夫人古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2、事实论据:关羽胃疗毒刘伯承开刀勾践卧薪尝胆奥斯特洛夫斯基用生命写成《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十、友谊篇 1、道理论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论语》成功可以招引朋友,挫败可以考验朋友。——贺拉斯真挚的友谊犹如健康,不到失却时,无法体味其珍贵。——培根 2、事实论据:举世无双的密友——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山流水觅知音。春秋时期,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善于听琴。伯牙弹奏描写高山的曲子,钟子期便赞美道:“弹得好啊,高耸巍峨的泰山。”当伯牙转而弹奏描写流水的曲子,钟子期又赞赏道:“弹得好啊,浩浩荡荡如流水。”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琴断弦,从此再不也弹琴了,认为世上再没有知音了。管宁割席。三国时,管宁和华歆本是少年时代的同学。两人曾一起在菜园中锄草,看到地上有一片黄金,管宁看也不看一眼,只管锄草。华歆把黄金捡起来看了看,才指导它掷去。有一次两人同坐一席读书,门外有一们官员路过,身穿鲜明的官服,坐着车子,前呼后拥,好不气派。管宁照常读书,一点也不动心,华歆却忍不住出去看热闹,心下羡慕不已。管宁看到这种情况,便把坐席割开,跟华歆各坐各的。并且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跟你坐一起。” 十一、孝敬父母篇 1、道理论据:羊有跪乳之恩,鸦有肥哺之义。——谚语长江能容百代客,寸草难报三春晖。——楹联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也是对人类劳动的尊重。——俗语 2、事实论据:孝道要看尽心。孔子的大弟子子路是个有孝心的人。有一天他想到已去世的父母,感慨地说:“我真伤心,因太贫困了父母在世时,没有好的东丁供养他们;父母去世时,丧礼办得也简单。”孔子劝解地说:“你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你用大豆做食品,将白水当饮料,侍奉父母又亲,虽说是清苦些,但能尽量让他们高兴快乐,就算尽到你的孝道了。”母亲永远只有一个。恩格斯的父亲去世时,留下一笔巨额遗产。按照法律,长子恩格斯应该得到一笔遗产,但恩格斯的弟弟却蛮横地要恩格斯入弃继承权。这时,恩格斯的母亲正患重病,为了不使母亲因兄弟间的财产纠纷加剧病情,他毅然放弃了继承权。一年之后,母亲的身体逐渐康复,恩格斯才将真相告诉母亲。“世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我让您在晚年时因家庭纠纷而悲伤。我还会有成百上千个企业,但我永远只有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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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网论文范文音乐学毕业论文大众传播与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新特点大众传播与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新特点时间:2020-09-01 16:47:42大众传播与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新特点毕业论文内容摘要 :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音乐的传播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艺术的传播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关 键 词 :传播 大众传播 音乐传播人类的社会音乐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的传播已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状态,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弄清音乐传播的新特点和新状态,对于理解和探究当代音乐艺术的现实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一所谓传播,从广义上说,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它一般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反馈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是指“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由于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音乐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音乐传播中,传播的信息即乐音音响符号,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由此使得音乐传播的各过程凸显其特有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作为传播子系统的音乐传播,注定会受到社会整体传播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传播的发展和进步总是受到传播媒介的制约,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看,人类的传播可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数字化传播时期。从传播类型和功能来划分,又可分为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几种模式。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传播活动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并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毫无疑问,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由广播、电影、报刊,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及摄录音像制品等大众传播媒介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即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作为“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内容”的大众传播,正在经常而全面地诱导和制约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信息,包括艺术活动的多样现象,纷纷随同大众传播的巨大辐射力及其快捷、直接、形象具体的方式而漂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二如上所述,我们已进入一个传播媒介丰富多彩、大众传播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大众传播模式更加成熟,其功能更加突出,使得它已成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形态和信息系统。其一,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包括报刊、电台、电视、网络、音像公司等在内的专业化媒介组织;其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其三,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传播学术语中的“受众”;其四,大众传播的信息既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其五,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其六,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在这样强势的大众传播环境下,当代音乐艺术传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和状态呢?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第一,传播者和受传者(受众)。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尽管仍然存在“口传心授”“口头接力”等个体式的、人际式的音乐传播方式,但传播的主体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唱片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完全掌握了传播的主导权,成为了社会音乐艺术的传播主体。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者与表演者所共同阐释的音乐作品,或被记录、还原、复制的音乐音响信息,都不是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进行传送和传播。也正因为大众传媒的强大复制功能和传播效应,昔日笼罩在“艺术”之上的神秘光彩开始褪色,艺术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而非少部分人的纯粹精神领地。其受传对象也从精英分子、专业人士走向了一般大众和普通平民,从而使音乐受众成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音乐接受群体,真正开创音乐艺术传播的“大众化”时代。第二,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艺术作为审美体验的一种结构性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及其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从最早的“留声机”到今天的各种摄录设备,从磁带、唱片到光盘,从广播电视到MP3及互联网,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技术性质变得日益突出,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音乐传播能够有组织、大规模、专业化地进行,但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和技术的控制力。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虽然口语传播(现场传播)和乐谱媒介传播仍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传承作用,但传播的主要形态却是以电子媒介和网络数字化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由此给当代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一次音乐会或歌会的传播,既有演奏者(演唱者)与听众(观众)之间的现场传播和共同参与,又有电台、电视台或网络进行的同步直播,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采录编辑的专题节目以及音像公司加工复制的音响音像制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音乐传播也呈现出一种综合性、市场化、产业化的特点。第三,传播过程和时空。由于唱片、光盘、互联网、电视等摄录技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从音乐传播源到接受者的`传播过程更加快捷,音乐符号的记录时间更为持久,当代音乐传播已经突破“面对面、近距离”的“在场性”和“即时性”限制,从而完全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跨地域的传播。正是电子及网络数字化媒介的记录和传播功能,使我们今天既能欣赏到20世纪初的著名京剧唱段,又对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著名歌唱家的歌声耳熟能详,并能引起那些“不在场”地域居民的“共鸣”,实现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或是“跨地域”传播。比如,在传播媒介的“远距作用”下,摇滚乐从美国传到欧洲和全球的大多数城市,中国的“西北风”以及当下的流行网络歌曲,也成为不同地域人群的共有文化。另外,在音乐的网络传播中,作曲家只要把音乐文件推上互联网,音乐的社会传播和交流活动就已开始。当然,由于技术的使用以及大众传播的“影响(制约)——接受”(认同)过程,也使当代音乐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复杂化了。第四,传播内容和功能。传播的本质在于信息的流通,即一种符号化的传播内容的移动、变化和共享。在大众传播环境中,“作为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音乐信息(内容),人们通过传播市场来接受和消费,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说明传播的音乐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另一方面,音乐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其内容是一种“神性与物性的双重变奏”。但是,随着音乐商品价值的挖掘和膨胀,以及艺术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 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当代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个性特征、情感深度等“经典”标准被逐渐“削平”,而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加强,音乐传播的内容、功能及其整体模式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参考文献 :[1]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王德胜.大众传播与当代艺术状况.原载于现代传播..《大众传播与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新特点.doc》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大众传播与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新特点】相关文章:1.谈电视新闻传播新特点论文2.大众传播与国际贸易论文3.当代广告传播的误区研究4.当代艺术与商业的融汇论文5.浅谈当代美学转型与艺术批评6.浅谈当代艺术中的艺术家与网络7.论当代音乐教学的评价方式艺术论文8.论当代音乐教学的评价方式的艺术论文9.影视艺术传播内容与形式分析论文大众传播与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新特点搜索文档Copyright©2006-2022应届毕业生网版权所有付费复制付费获得该文章复制权限限时特价:元/篇 原价:20元微信支付免费复制仅需3秒1、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加载中...点击复制2、进入公众号免费获取验证码3、将验证码输入下方框内,确认即可复制请在这里输入验证码确认联系客服 提示:如无需复制,请不要长按屏幕影响阅读体验下载全文一键复制全文选定内容复制首页下载润稿写作咨询大众传播与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新特点毕业论文内容摘要 :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音乐的传播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艺术的传播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关 键 词 :传播 大众传播 音乐传播人类的社会音乐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的传播已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状态,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弄清音乐传播的新特点和新状态,对于理解和探究当代音乐艺术的现实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一所谓传播,从广义上说,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它一般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反馈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是指“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由于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音乐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音乐传播中,传播的信息即乐音音响符号,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由此使得音乐传播的各过程凸显其特有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作为传播子系统的音乐传播,注定会受到社会整体传播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传播的发展和进步总是受到传播媒介的制约,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看,人类的传播可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数字化传播时期。从传播类型和功能来划分,又可分为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几种模式。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传播活动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并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毫无疑问,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用,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由广播、电影、报刊,尤其是电视、互联网及摄录音像制品等大众传播媒介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即所谓的大众传播时代。作为“由一些机构和技术所构成,专业化群体凭借这些机构和技术,通过技术手段向为数众多、各不相同而又分布广泛的受众传播符号内容”的大众传播,正在经常而全面地诱导和制约今天人类的日常生活;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的信息,包括艺术活动的多样现象,纷纷随同大众传播的巨大辐射力及其快捷、直接、形象具体的方式而漂浮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逐渐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和生活方式,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二如上所述,我们已进入一个传播媒介丰富多彩、大众传播强力控制的文化时代。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大众传播模式更加成熟,其功能更加突出,使得它已成为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传播形态和信息系统。其一,大众传播的传播者是包括报刊、电台、电视、网络、音像公司等在内的专业化媒介组织;其二,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活动;其三,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即传播学术语中的“受众”;其四,大众传播的信息既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其五,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其六,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在这样强势的大众传播环境下,当代音乐艺术传播又具有哪些新的特点和状态呢?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究。第一,传播者和受传者(受众)。在大众传播环境下,尽管仍然存在“口传心授”“口头接力”等个体式的、人际式的音乐传播方式,但传播的主体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唱片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完全掌握了传播的主导权,成为了社会音乐艺术的传播主体。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创作者与表演者所共同阐释的音乐作品,或被记录、还原、复制的音乐音响信息,都不是直接呈现给受众,而是通过电台、电视台、网络、音像公司等专业化媒介组织进行传送和传播。也正因为大众传媒的强大复制功能和传播效应,昔日笼罩在“艺术”之上的神秘光彩开始褪色,艺术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而非少部分人的纯粹精神领地。其受传对象也从精英分子、专业人士走向了一般大众和普通平民,从而使音乐受众成为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音乐接受群体,真正开创音乐艺术传播的“大众化”时代。第二,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艺术作为审美体验的一种结构性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及其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从最早的“留声机”到今天的各种摄录设备,从磁带、唱片到光盘,从广播电视到MP3及互联网,当代音乐艺术传播的技术性质变得日益突出,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音乐传播能够有组织、大规模、专业化地进行,但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和技术的控制力。在当代音乐传播活动中,虽然口语传播(现场传播)和乐谱媒介传播仍然发挥着其独特的传承作用,但传播的主要形态却是以电子媒介和网络数字化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由此给当代音乐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深远影响。比如,一次音乐会或歌会的传播,既有演奏者(演唱者)与听众(观众)之间的现场传播和共同参与,又有电台、电视台或网络进行的同步直播,还有广播电台、电视台采录编辑的专题节目以及音像公司加工复制的音响音像制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音乐传播也呈现出一种综合性、市场化、产业化的特点。第三,传播过程和时空。由于唱片、光盘、互联网、电视等摄录技术和传播技术的使用,从音乐传播源到接受者的`传播过程更加快捷,音乐符号的记录时间更为持久,当代音乐传播已经突破“面对面、近距离”的“在场性”和“即时性”限制,从而完全实现了长时间、远距离、跨地域的传播。正是电子及网络数字化媒介的记录和传播功能,使我们今天既能欣赏到20世纪初的著名京剧唱段,又对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等著名歌唱家的歌声耳熟能详,并能引起那些“不在场”地域居民的“共鸣”,实现如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或是“跨地域”传播。比如,在传播媒介的“远距作用”下,摇滚乐从美国传到欧洲和全球的大多数城市,中国的“西北风”以及当下的流行网络歌曲,也成为不同地域人群的共有文化。另外,在音乐的网络传播中,作曲家只要把音乐文件推上互联网,音乐的社会传播和交流活动就已开始。当然,由于技术的使用以及大众传播的“影响(制约)——接受”(认同)过程,也使当代音乐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更为复杂化了。第四,传播内容和功能。传播的本质在于信息的流通,即一种符号化的传播内容的移动、变化和共享。在大众传播环境中,“作为意义的生产和流通”的音乐信息(内容),人们通过传播市场来接受和消费,都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说明传播的音乐信息产品本身就是一种商品;另一方面,音乐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们对它的消费主要是精神内容,即意义的消费。意义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其内容是一种“神性与物性的双重变奏”。但是,随着音乐商品价值的挖掘和膨胀,以及艺术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 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当代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个性特征、情感深度等“经典”标准被逐渐“削平”,而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加强,音乐传播的内容、功能及其整体模式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探究的重大课题。参考文献 :[1]戴元光,金冠军主编.传播学通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王德胜.大众传播与当代艺术状况.原载于现代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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