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男少女杂志总编辑

临沧市委书记（1950－） 李国伟，中共临沧市委书记。 男，汉族，云南凤庆人，生，参加工作，大学文化。 2006年8月当选中共临沧市委书记。《少男少女》杂志副编审、广州人 广东广州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广东省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72年参加工作，历任广州齿轮厂工人、团支部书记，解放军一六五师炮团炮手、班长、文书，《少年文艺报》编辑、编辑部主任，《少男少女》杂志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副编审。199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报刊工作者。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我们这样设计人生》，历险小说《少年警队》、《阳台上的绑架》、《太空俘虏》、《非洲巫师的咒语》、《连环大追捕》、《马戏团劫案》、《诺西森林的野人》、《狮面神像》、《沙漠追踪》、《马戏奇案》、《太空遇险》、《神秘的咒语》，系列童话《发高烧的外星人》等。[编辑本段]原湖北省政府副主席（1893－1978） 李国伟，原名忠枢，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皋秀早亡， 自幼依靠母亲扶养长大。祖父是一位学识比较渊博的塾师，李国伟从6岁起，便跟随祖父读四书、五经，学习算术、历史、 天文、地理等知识。在祖父的栽培下，养成了好学上进的习惯。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李国伟考入上海澄衷中学。同年秋季入震旦大学。1910年读完预科，因家里缴不出学费被迫退学。他在家自学英语，半中后适逢唐山工学院(一说唐山路矿学院)招收学膳免费生，李国伟赴考被录取，攻读土木工程科。 1915年，李国伟毕业后，经同班同学托人介绍至柳江煤矿，担任该矿建造轻便铁路测量员的临时工作。次年3月，全线测量工作完成后，他到北京另谋职业，请同学转托在陇海铁路任局长的哥哥介绍至东路第一分段(开封景家楼)担任副工程师。 1917年，李国伟28岁，经堂姑丈华艺三(时任无锡商会会长)介绍，与荣德生长女荣慕蕴结婚。荣德生曾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中写道： “知为大器，不论家况也。” 1918中初，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陇海铁路原来的工程计划紧缩，李国伟被调至陇海铁路工程总局任绘图员。这时他回无锡迎接母亲和妻子到郑州安家。不久他又调至徐州铁路分局任绘图员，全家亦随迁徐州。同年秋，荣慕蕴回无锡探亲，荣宗敬要她劝说李国伟改行，从事实业，到汉口去负责筹建福新第五面粉厂，同时，荣宗敬也请华艺三致函敦促李国伟能走“实业救国”之路。李国伟在亲友们的劝说下，终于辞去徐州铁路分局工作。于1819中冬，全家迁至汉口，从此李国伟便与荣家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负责“福五”的筹建和设备安装工程，首先，他选定了紧临汉水又靠京汉铁路桥口终点处的地方为厂址，这样既可利用铁道线直达厂内，又可兼收汉水船运之便，为今后发展生产，减少运费，降低成本创造了条件。这一点深得荣氏兄弟的赞许。筹建过程中，除了工厂设计依靠行家外，其余李国伟均亲自动手。1919年10月“福五”竣工投产，当时拥有美制面粉机22台，600匹马力蒸汽机l台等主要设备，能日产牡丹牌面粉6400包。投产后，荣家任命李国伟为协理兼工程师。从此李国伟开始致力于钻研制粉工艺。他针对当地小麦含杂质较多面影响粉质的情况，认真组织工人筛选。同时还通过改进制粉机的性能，提高了面粉的质量。不久，牡丹脾面粉就畅销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并通过美商洋行，远销英、荷等国，因此开工8个月就获利20余万元。“福五”在产销两旺，盈利优厚的条件下，又不断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至1925中增建了第二车间，增添了能日产面粉6000包的美制最新制粉机一套。至中底竣工后，连同第一车间，而粉日产量增加到1．2万包，投资也增加到150万元，为开办时的5倍，已雄居华中面粉厂之首，在荣家12个面粉厂中也跃居第4位。为了就地解决“福五”所需的面粉袋布，一年半之后，经荣家同意，李国伟又着手在汉口创办第二个工厂——中新第四纺织厂。1922年2月投产，李国伟兼任“申四”副经理和工程师。该厂在创办初期， 由于连续3年亏蚀达36．9万元，因而引起福新系统一些股东和少数高级职员的忧虑，他们以“申四”会把“福五”拖垮为理由，向上海总公司提出了出卖“申四”专办“福五”的建议；风声传出，汉口的日商安泰纱厂也四出活动，妄图吞并“申四”。李国伟在全厂职工的支持下，毅然派代表到上海向荣宗敬陈说利害，最终才避免了一场被日商吞并的危机。 随后“申四”不断更新设备扩大生产规模，产量和品种均有较大的增长。从1929年底起除生产面粉袋布外，又增产了斜纹、哔吸、直贡呢布等应时产品，因而生产有了转机。后来经理荣月泉退休，由李国伟接任“申四”、“福五”两厂经理。 1930年春，李国伟赴日本进行考察，他特别重视学习现代企业的管理经验，回国后，在厂内进行推广，如革除封建的工头制，使用专科毕业生负责车间管理等，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 1933年3月，“申四”在停工维修时，不慎起火，除栈房和公事房外，厂房、设备全被烧毁。李国伟被汉口警备司令部以火头罪拘留1天，后经律师辩护才获释。李国伟为此心情十分沉重，但荣家并未责怪他，荣宗敬随即召开股东会议，决定将股金增至92万元重建“申四”。李国伟即利用追加股金、保险赔款和银行的抵押货款着手重建，并添置了当时最先进的英制纱锭2万枚，修复了被毁纱锭5万枚余，添置了3000千瓦发电机一台和全套锅炉设备等，至1935年春，终于建成了当中国内第一流的大型纺织厂。在该厂投产前后，李国伟采取了三项较大的改革措施：一是毅然决定招收大批青年女工。开设短期养成工训练班，在10个月中，先后培训出能够熟练掌握各项标准工作法的新工人千余人，取代了工厂遭灾后离去的老工人。二是为了适应美制纱机的性能断然改变总公司规定的混纺工艺，采用长纤维细绒棉花专纺16支纱，使产量大增，成本降低，产品拉力增强，因而获得了市场信誉。三是针对“申四”所产12磅细布产质量低于当时汉口同类产品的水平，将原来每方英寸的经纬纱各减少10根，织出一种产量高、成本低，售价仅及同类产品80%的，名闻一时的“绿双喜牌”轻质细布。1935年起，李国伟又通过买旧机、添购新机，把原来的布厂扩充成拥有800台布机的大厂。因此重建后的“申四”开始进入了生产蒸蒸日上的发展时期。 1937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华北、华东等工业较集中的地区相继沦陷，使武汉地区的经济出现了暂时繁荣的局面。李国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全力组织“申四”、“福五”增加生产，因而在抗战初期，两厂都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如“申四”1937中的盈利高达185万元，为1936中的3．8倍；在1938年8月工厂内迁之前， “申四”、 “福五”所积欠的约700万元债已全部还清。 但是好景不长，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下令武汉的所有工厂企业必须全部内迁至川、陕、湘、滇等地。这时荣家内部对企业的内迁问题，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即以荣德生为代表的大股东们，因看到当时国民党军队一再溃退，认为“汉口守不佳，内迁也没有办法”，主张将“申四”、“福五”的生产设备全部寄存于汉口沙逊洋行的栈房，或全部出租给美商经营，为此他们还派专人去国民政府疏通，企图达到不内迁的目的。而李国伟、章剑慧等一批中青年资本家和广大职工都主张内迁，李国伟一面多方劝说荣家支持内迁，一面于同年4月即亲至重庆视察并选购土地，8月底，李国伟又亲赴陕西宝鸡踏勘，并至西安拜见省主席蒋鼎文，蒋面允给予特别协助，同意在宝鸡购地400亩 ，借给50吨钢筋和一千筒水泥以支持其建厂，李国伟通过重庆和宝鸡两地考察。把宝鸡与重庆相比，决定把大部分设备迁往宝鸡。荣德生等人只好同意内迁，并函嘱李国伟要努力“报效国家社会，在荒僻创造事业”。李国伟全力投入紧张的内迁抢运工作，两厂设备从1938年8月底起，经水陆两路先后运至重庆和宝鸡。 1938年10月，在内迁工作基本完成后，李国伟即去上海参加“申四”临时股东会议，汇报迁厂经过。股东们因怕内迁企业亏本受累，会上决定内迁企业都不准用“申新”、“福新”的牌号，而另行成立庆新股份有限公司，下设庆新纱厂和庆新面粉厂，以“申四”、 “福五”的设备出租给庆新收取租金。 李国伟回到重庆后，决心发奋创业，因陋就简，先建造生产车间和职工食堂，因而庆新纱厂即于1939年1月率先建成开工，不久全部设备开足生产，每月产纱220件。接着庆新面粉厂亦于1939年5月建成投产，日产面粉500包。由于战时重庆一度经济繁荣，投产较早的企业，都能获得厚利。在沪股东们见有利可图，就主动提出恢复“申四”、 “福五”牌号。 1939中4月起， “申四”宝鸡厂在李国伟亲自主持下，在荒僻的土地上进行筹建工作，同年8月建成投产，因受动力限制仅开2000纱锭。1940年8月又两次遭日机轰炸，受到了一些损失。为了抵御日机轰炸，李国伟组织工人在工厂附近山头开挖山洞，建造窑洞车间55．4万立方米，装有2万纱锭，至1941年春建成投产。由于原料、劳动力均十分低廉，所产棉纱可近销关中，远销渝、蓉，在资金上又能得到重庆厂的支持，故“申四”宝鸡厂的发展较快。 在内迁企业获得初步发展后，李国伟便把历年盈利继续投资于原有企业的扩充和创建新企业上。1940年初，扩建了“申四”重庆厂的第二工场，使纱锭增至1万枚；1941年在成都创建拥有4200枚纱锭的“申四”成都厂和日产面粉500包的建成面粉厂。同时，从1941起，通过修旧利废创设了日产面粉2000包的“福五”宝鸡厂和日产面粉1000包的“福五”天水厂。当时后方难以获得进口设备，李国伟等人决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创办机器铁工厂来制造所需设备。他从194l年起先后在宝鸡创办了宝鸡铁工厂，在重庆创办了公益面粉纺织机器广。两厂除制造出120台机床等工作母机外， 还自制了一批制粉机、细纱粗纱机、梳棉机和打包机。又自制成全套小型造纸设备，于1944年4月创建了以废棉为原料的鸡宏文造纸厂，日产新闻纸一吨半。为了缓解工厂用煤的困难，李国伟于1941年集资3000万元，在陕西自水县创办了宝兴煤矿公司，先后采得上等半烟煤3000余吨，后因交通困难问题，李国伟在宝鸡还设立了运输大队，购置卡车40余辆，以装运各厂的原物料和产品往来于川陕、川黔、渝蓉等公路上。又自备木船多艘利用嘉陵江等水道运输物资，成为当时内迁企业组织最完善的企业之一。 1941年6月，李国伟在宝鸡宣布成立了申四、福五、建成、公益、宝兴五公司总管理处，自成系统，由他总揽荣家内迁和新建企业的经营管理权。 1942年，国民政府对棉纺织和面粉工业实行产销统制和苛征高税政策之后，使内迁企业逐步陷入困境，不得不靠接受政府的加工来维持生产。此时，李国伟被迫采取了三项对策，来保存内迁企业的经济实力。第一，通过贿赂和拉拢地方官员的办法，操纵原料市场。他到处设庄，压价收购棉、麦等工业原料，囤积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业通过设立暗帐，隐匿巨额利润，以逃避和抗拒高税政策，如“申四”各厂从1939一1945年的暗帐盈利为934万元， 盈利率高达161％，而明帐盈利仅325万元，盈利率为70％。第三，抽调资金，大量购储外汇和黄金，来保持币值。据1945年的帐面统计，“申四”、“福五”系统共积储外折汇合美金达300多万元。 在抗战胜利前夕，李国伟草拟了一个以“申四”为发展重心的《申新纺织公司战后复兴计划》，该计划除了保留原设在上海、无锡的申新二、三、五、九厂外， 拟在郑州、常州、汉口、济南新设申新一、六、七、八厂，计划尤其注重发展“申四”。 抗战胜利后，李国伟即着手建立以武汉为中心，以川、陕和上海为两翼的企业体系。他先致力于汉口“福五”、“申四”的恢复工作。为了加强对战后企业发展的领导，李国伟于1946中9月，把五公司总管理处迁到汉口。并增设了上海办事处，以加强同总公司和海外的业务联系。他还大力标买敌产。 1946年秋，标买上海纸器厂扩建成宏文造纸公司上海厂；同年11月，标买日资三兴第五面粉厂改为建成面粉公司上海厂；1948年1月，标买重庆军政部纺织厂(拥有2万纱锭)改为渝新纺织厂；1947中春，又租用芜湖益新面粉厂，改为“福五”芜湖厂，可日产面粉1800包，后因经营不善，于1948年11月退租。此外，李国伟还购进敌产上海美华肥皂厂，汉口汉莹冰厂等。1947年李国伟将“福五”日产面粉3000包的制粉机拆迁至广州，建立“福五”广州厂；1948年又把国外到货的2万纱锭改运至香港，创建了九龙纱厂，接着五公司总管理处亦迁至广州，继而该管理处又和李国伟一同迁往香港。 1950中元旦，李国伟响应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唤，毅然回归，继续主持领导总管理处所属各企业。1951年，李国伟首先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并获准将宝鸡各厂和“福五”天水厂改为公私合营新秦企业公司，成为解放后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之一。1954年，他又将汉口“申四”、“福五” 上海宏文造纸厂，上海和成都的建成面粉厂，渝新纺织厂(包括已并入的 “申四”重庆厂)，成都“申四”“福五”和广州“福五”等厂一并申请公私合营，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时，“福五”重庆厂亦实行了公私合营。至此，李国伟兴奋地对人说： “我一生所经营的工厂，都已还之于人民，这实在是我最愉快的一件大事！” 回国后，李国伟先后担任了武汉市人民代表，湖北省政府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湖北省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市民建常务委员。1956年，他还参加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苏联、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1978年10月1日李国伟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他的家属遵照李国伟生前的遗愿，把他历年购买的公债28万元如数捐献给了国家，并把发还在“文革”中被扣的30万元个人存款，充作教育基金，捐献给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以支援两会发展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