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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的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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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与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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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的湘西世界是他以自己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来写的!他的湘西世界中的人物是中国的国民性的一个方面。他和鲁迅的国民性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中国人的国民性。所以,沈和鲁迅不愧是对中国的重新塑造的伟大的文学家.沈从文是京派文人中最激烈的一位了。可以参看《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高恒文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在他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曾和海派有过激烈的争论,也和新月遗老进行过,他的为人不是和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平和,而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而且是一个眼睛里容不下沙子的人。至于他和湘西的关系,不如说是沈从文再造了湘西世界。正如李敖的《上山·上山·爱》,他在讨论这本书的时候他就说,这里的女人都是不真实的,是我把自己这一生所经过的女人的优点揉和在一起,创造出了这十七个女人的形象,他接着说,小说中的世界是作者心中的世界,是他想象中应该是的世界,所以不要把这十七个女人,哪怕是死去的和还在世的人,对号入座,否则的话是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我是创造出了这十七个人而不是简单写出了这十七个人。相比较,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也是他心目中的湘西世界,而不是他眼中的湘西世界,和它优美的风景、平和的山水世界相映衬的,是美丽的心灵和融洽的社会环境。但是和他同一时代的成仿吾,(也是我们DS的首届校长)就对沈的世界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湘西世界中并不是沈从文心中这么简单,要不然的话他(沈)也不会写出那么多的爱情悲剧,人生悲剧了。比如(《边城》中最后凄凉的结尾)所以说,正是他把湘西描写的这么美,这么平和,正是因为它不平和,但是它美,美得犹如一个脆弱的花瓶,随时都有可能被打碎,而且在当时混乱的社会背景下,它正面临着被打碎的局面,所以他要拿起笔,记下那个曾经美丽的世界,留给后人怀念。湘西,古老的苗民祖居地,数千年来,不断地遭到汉族统治者的入侵和同化,生存空间日趋缩小。但封建化进程迟缓,封建主义只统治着城镇码头等汉族聚集地,广大的山寨村落,宗法制仍然占主导地位,其政治经济结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习,都与封建密网下的内地社会大相径庭。特别是朴素的原始宗教信仰,简化了阶级关系,激发了苗民的狂热情绪和献身精神。沈从文把湘西社会概括为:“人生情感的朴素,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沈从文从广阔的文化——历史演变的角度,注视都市文明的推进和反动政治压迫在淳朴古老的湘西乡村社会所引起的历史变动。一边用他那支细腻、优美、抒情的生花妙笔塑造那座带有几分幻想性的美丽“边城”,并且不停地赞叹。同时,他又深刻感受到“边城“的非现实性和标志优秀传统的城堡不可避免的毁弃、荒芜。而且,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作家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于是,这些瑰丽的亮色,就逐渐被历史的“长河”冲刷尽去,裸露出他对乡村文明逐渐被腐蚀的历史哀痛:“美丽总令人忧愁。”这是作家对社会过分热情、对人民过分热爱、对有生一切过分依恋的情感反应。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即体现了“常”和“变”的对立。一经过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次侵蚀,湘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山民却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所谓“常”,即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这是湘西本土历经数千年不变的恒定文化因素,是自古以来湘西以种地、行船为主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所孕育的文化内蕴。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有很多典型:新婚夫妇不避人的大白天做使谁看了都生气的事情,被人抓来,丝毫不羞愧,因为他们认为在这种好天气做这种事是极自然的事。讨袁时代就是伙夫的会明,十年后,流氓都做了大官,他依然是伙夫,依然那样天真热情、忠于职守,向往再次把军旗插到堡上去。痴汉恋慕死去的美丽女人,竟不相信死的事实,硬绑架医生去救治。卖梨老妇在认钱不认人的世道,却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古训,坚持多收钱多给梨的诚实……湘西世界的一些人们像中世纪的最后一批骑士,得不到应有的欢呼和荣誉,相反却被人嘲笑和侮辱。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湘西社会的变化,,或者意识到了而不改初衷,以山民特有的固执,坚持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坚守着湘西世界中的“常”。这不是有意识的抗争,“理性”和“意志”都没有完善到这种程度。他们只是无意识地延续祖先传统而已。他们的行为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区域、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二随着社会朝现代转型,湘西的封建化、都市化,是在炮火的掩护下,以不容置辩、不可抗拒的方式,不断地向前推进的。一切凡属于昨天的旧人旧事旧物都被同化、被取代、被吞噬,新的生活、观念、文化和习俗逐步建立和巩固。在社会朝现代转型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于社会发展之“变”,也必然会产生阻碍社会发展之“变”。沈从文以一个“乡下人”的身份,把目光聚焦到了后者,他发现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疾病”已经包裹着一些污浊泥水,冲进了乡村,促成了湘西世界中的“变”。在这儿,“变”即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因为新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立,湘民们失去了原来的质朴、勤俭、和平、正直的典范。如果说封建化后的湘西,尚保有某些小农经济互相协作和血缘认同基础上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际关系,那么,在都市文明数十年的侵蚀后,随着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败,“农村社会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了”。取而代之的是冷冰冰的金钱和赤裸裸的利益。沈从文在1937年还乡时,看着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便写下了《长河》。这是作家第一次写重大题材。虽然没有完成,但从第一卷里仍感受到作家对湘西世界的“常”逐步被“变”侵蚀的沉痛感慨。《边城》中的翠翠对心上人的纯情,依然出现在《长河》的夭夭身上。但军官和乡绅似乎都失去了往日的正直豪爽。他们在政治上横行霸道,经济上敲诈勒索,精神上空虚无聊,是一群被现代文明腐蚀的乡村灵魂。饱经风霜、见多识广的老水手,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新生活”面前,也失去了往日的稳重和自信,四处打听它的情状,并且断言:“好看的总不会长久。”历史的“长河”在不停地奔涌向前,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疾病”。虽然带来的都是“变”,但沈从文关注的是腐蚀乡村灵魂的“疾病”,是由社会历史之“变”而形成的人性之“变”。三正如前文所说,“常”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常”,指的是未被现代文明浸润扭曲的朴素美好的人性。“变”即湘西世界中的人性之“变”,是指由社会历史之“变”造成的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存在着互相映衬的关系。一方面,“变”使“常”具有了理想化的形态,以人性之“变”,映衬了乡间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在沈从文的笔下,把“常”描写到最理想化的形态莫过于将“人性”上升为“神性”了。“一切生命的呼唤,都有其庄严的意义。”生理欲望、情感需求,只要发自内心,都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颂,《雨后》、《神巫之爱》、《阿黑小史》中,青年男女自由地谈情说爱,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没有父母兄长的干涉;爱,就是“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不是装假的一切,只要有真实热情的歌。”甚至爱就是一切,就是生命存在的价值。《媚金·豹子·与那羊》中的媚金和豹子,《月下小景》中的年轻情人,都愿意“向那个只能走去,不能再回来的地方旅行”,为的是获得永恒的爱。这些便是最理想化的人性之“常”,即“神性”。另一方面,“常”使“变”呈现出现实中的病态,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使人性之“变”暴露了社会被腐蚀的一面。例如,《柏子》中柏子与吊脚楼妓女的数月一会,《萧萧》中萧萧与花狗的偷情,《贵生》中贵生对老板女儿的单恋。这些依附在封建经济关系上的儿女,自身也为封建毒素腐蚀得麻木不仁,他们的爱情已不像龙朱们、二老们那样热烈、那样纯净,不可避免掺合着杂质。柏子的自满自足,萧萧的无所作为,贵生的烧房弃逃,都说明他们某种程度上染上了文明人的“阳痿症”。四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集中反映了沈从文对湘西世界传统文化因素的热爱与对湘西世界被腐蚀的无奈。之所以有这样的热爱与无奈,是和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的。在理智上,每个人都知道“现在”是多么重要,但是,在感情上,有些人却又是那样地眷恋过去,总是克制不住地要一遍一遍地重温往事。让人感觉最亲切且难忘的,常常并不是孩提时那母亲的温暖的怀抱,也不是开蒙时那师长的鼓励的目光——这些单纯的印象固然使人感到愉悦,但令人真正难忘的却是另一些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一闭上眼睛,总是首先记起自己十几岁时的经历。如果恰巧在这个年龄上遭遇到环境的变迁,譬如由城市来到农村,那初次呈现在眼前的山坡、河道,田畦尽头的落日,村寨上空的炊烟,以及它们带给你的那种种新奇微妙的感觉,就永远刻在了你的心头。沈从文却是从农村来到城市,这一迁移给了他复杂而又强烈的印象。在“交织野蛮与优美”的湘西土地上长大的沈从文,童年时代就到“日光下去认识这大千世界微妙的光、稀奇的色、以及万江白物的动静”,接受大自然的感悟和启发。这种独特的人生教育,形成他对自然万物的特别倾心,以至成年以后,仍然“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沈从文总是用儿童的目光看世界,不计功利得失,只着眼于光和色的美丽,人之感官的愉悦,因此,他看见一个永远充满欢乐和生气的世界。他名之曰:“常。”虽然他也看到都市文明腐蚀下的疮痍人生,可他相信人们本性的善良,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童年的沈从文一方面看到了美好的湘西世界,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民族发展过程中,也看到了苗族人民经受了残酷的压迫。明清以后,中央统治者的血腥屠戮更是接连不断。苗族人民是善良而热情的,但在这样长期的苦难折磨之下,他们也不免会形成一些特别的心理习惯。据一位对苗族心理有研究的专家介绍,(如知道该专家,最好注明一下该专家的名字和著作)在沈从文那个时代,苗族人对现代意义上的政权,乃至由此产生的整个政治活动,都抱有一种固执的不信任情绪;他们虽是世居楚地,身体中奔涌着幻想的血液,但因为见多了流血成河的场面,也就不免会被逼出一种麻木和淡漠,仿佛已经不习惯于悲恸;他们避居在穷山僻壤之间,受大自然的保护,就在沉浸物我交融的恍惚状态的同时,那种理智的分析能力难免就显得薄弱多了;许多年来,他们一直被人称作是“蛮子”,也就渐渐习惯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这固然在许多苗人心中植下了某种不自觉的忍让和自卑情感,但同时,也常常会从另一面激起倔强执拗的反抗之心……童年的沈从文看到了湘西世界的美好,同时也看到了湘西世界所遭受的屈辱,那么成年以后的沈从文又有了怎样的经历呢?由湘西到北平,沈从文跨越了巨大的历史空间。正当沈从文以一种眷恋偏爱的目光回首俯视时,发现一只无形却有力的手,正撕碎他朝夕膜拜的偶像,于是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历史是无情的,它的进步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传统中合理、美好的东西,在封建主义的步步进逼下,正在或将要无可挽回地失去,这种历史的相对退步,使得把生命系在“过去”碇石上的沈从文深深感受到世界变了,什么都得变,“好看的总不会长久”,“美丽总令人忧愁”,因此,“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的种种,常具一种‘悲悯’感。”无可奈何的作家,面对无可逆转的蜕变,再无法不流露他的惋惜、他的忧郁、他的依恋,于是慨叹道:“如一颗星,如一道虹,一瞬间即消逝了。留在后人心灵上的是一光明的符号。”过去对于沈从文描写湘西世界的文章,存在着两种批评:其中一个是说他的小说缺乏内容,认为他是“空虚的作家”;另一个则判定他对湘西社会的描写不真实,是歪曲了当时湘西农村的生活真相。其实,这两种批评都是犯了同一个毛病,那就是没有看清楚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忽视了他那个独特的创作出发点。如果他原就无意于描绘具体的社会运动,那就不能因为从他笔下看不到这方面的描绘便判定他是“空虚”;只要还没有对作家的题材范围作出非常苛刻的限制,就应该承认,在作家笔下,再缥缈的情绪也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价值。同样,如果沈从文原就不是在描绘三十年代实际存在的那个湘西社会,而是在企图重现他自己头脑中对于昔日湘西世界中的“常”,又怎么能援引湘西的现实状况来责备他失真呢?那个真实的标准本来就和他的小说不相配。在这里举出这两种批评意见,只是要想说明,即便是持一种挑剔的态度去评价作家——认为这无可厚非,也应该保持对那个作家的尊重,至少先应该去认明白,他大致是个什么样的作家。沈从文真是一个复杂的作家。他的大部分笔墨还是用在渲染湘西人民的朴素美好的人性之“常”上面的,可他也有不少的篇章,都或明或暗地在那里挑剔湘西社会的隐患和烂疮,它们和那些优美的牧歌图画常常形成那样尖锐的对比,简直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才算是代表了沈从文的真心。他是陷入一种行为和情感的深刻矛盾了。不管他在笔下如何挑剔湘西世界中的“变”,赞美湘西世界中的“常”,甚至引申出一种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怀疑和否定判断,他实际上却是湘西社会的逆子,他千里迢迢从湘西来到北平,此后虽也辗转迁流,却一直安心于城市的生活。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他始终是一个嘈杂都市里的居民,而并非沅水岸边的隐士。人总是矛盾的。沈从文的矛盾更是有几分必然。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昔日湘西世界中“常”的向往之情,都是被他与北平文化生活的接触所激引起来的。当他决意用现代小说的形式来抒发这种感情的时候,他就已经注定要陷入那行为和情感之间的矛盾了。湘西世界中的“常”与“变”,除了和沈从文的的成长轨迹与心灵路程分不开以外,外部社会的“变”也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尽管湘西人久居化外,但整个社会的剧烈变化,仍极深刻地影响到湘西的人事安排:大的如乾嘉暴动、改土归流等;小的如儿女情长、个人恩怨等,这些都在湘西人的记忆里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痕。过去与现实的层层堆积,古人与来者的互相守望,湘西人在深味对自己的处境和对未来的隐忧中,对整个湘西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作了理智的返顾。30年代抗战前后连续不断的大小内战、国民党对苗汉民族实行的反动黑暗统治,腐蚀了自古以来自然经济运行的湘西世界,使得朴素美好的人性逐步被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所侵蚀,从而形成了自己关于“常”与“变”的历史观。它浸润着浓浓的湘西风情。这是造成“常”与“变”的直接原因。这其中,还有内在的哲学因素。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的发展总有惊人的相似。”从湘西人的经验来看,在这条“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百年前同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它指人类历史的可复制性,这是由人类不思进取的惰性和安于现状的惯性的合力促成的。因而,这条“河”沉淀着“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不过,与“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另一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相比,更容易“把我们带回到四五千年那个过去时间里去”“河船拍打水面的浆声,油坊里油锤与油榨相撞时爆发的回声,伴和着古老悠长而又悲凉的船歌与号子,沉沉的牛角声,水车飞转发出的‘咿呀’声……”总之,湘西人仿佛依然生活在过去的生存形态里。 实 质 上 讲 , “ 历 史 是 一 次性的 , 它一 经 过 去 便 永 不再现。” “ 常 ” 不过 是一种历 史 表 象 , 一 种 对 于 历 史 的 情 感逻辑,一 种 湘 西 人 安 于 现 实 的 自 慰 , “ 变 ” 才是 历 史 的 真 正 本 质 。 “ 变 ” 本 是自然界的 普 遍 法 则 , 指 事 物 内 部 矛 盾 对立的 双方 相 互 不 断 的 斗 争 , 而 使 事 物 的性质 、状 态 或 情 形和 以 前 不 同 了 。 但 囿于湘 西少 数 民 族 在 历 史 上 的 特 殊 境 遇 (即历 代汉族 统 治 者 都 把 他 们 蔑 称 为 “ 蛮 ” 而加 以武 力 镇 压 ), “ 变 ” 渗 透 着 一 股浓重 的 悲凉 : 联 系 着 整 个 社会的 “ 变 ” , 他 们 身 不 由 己 又 无 力 拒 绝,如 面 对 历代 中 央 王 朝 对 他 们 的 同 化和征服 , 他 们为 自 身 的 生 计 而 不 得 不 作反同 化 和 反 征服 的 困 兽 之 斗 。几 乎 每 个朝代 都 有 着 这种 充 满血 腥 气 的 记 载 。变动的 社 会 就 象 一个 旋 转 的 巨 大 石 磨 , 辗碎了 许 多 人 的 灵魂 , 如 政 治 上 的变色龙 、 走 私鸦 片 、 好 玩女 人的跳 脚 ,有 的甚至 用 颓 废 的 身心去 狂 嫖 滥 赌 … … “ 变 ” 是永 远 纠 缠 着历代 湘 西 人 的 历 史症结。正是作家自身因素(沈从文个人的成长轨迹和心路历程)与外部世界因素(湘西世界所遭遇的社会历史之“变”)的综合,使沈从文的视角关注于湘西世界中人性之“常”与人性之“变”的冲突,并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不断影响文坛上学者的思考与探索。沈从文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不合时宜又过分认真执著,正体现了沈从文独特的生命气质。昨天的湘西,那个美丽而野蛮的世界,像一个动人的传说已经远去,余留的只有尚在作困兽之斗的乡村灵魂和业已腐蚀的乡村社会。

270 评论

sophialili

soso或者baidu

163 评论

快到碗里吧吧吧

你竟然用这种方法!太过分啦!

278 评论

比尼爱汤姆

《边城》论文提纲

论文提纲是作者构思谋篇的具体体现。便于作者有条理地安排材料、展开论证。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边城》论文提纲,希望大家喜欢。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作品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

论文题目:浅析沈从文《边城》中的乡情美论文

一、序论

《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具特色的小说文本,是文学牧歌传统中顶峰之作。沈从文的《边城》建构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反映了“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为悖人性的人生形式”。小说刻画了众多鲜明独特、至善至性、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沈从文心中的女神翠翠形象的塑造,她是爱的天使,人类的精灵。是爱与美最完美的体现。作品极力表现的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是那么地和谐、优美、纯净,令人钦慕。沈从文用诗意的笔触点染的边城和当时动荡社会相比,简直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边城》中不仅仅是对理想、对主体的审美追求,也流露出作者淡淡的忧愁和寂寞,也有人在命运变数面前的无助与无奈,隐伏着很深的悲剧。《边城》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真正寄寓着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而且达到了极致,为读者所仰慕。

湘西地处川、湘、黔三省交界,边城茶垌较少受到现代都市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加之那里是少数民族杂居,过去统洁者大汉族主义压迫,增加了少数民族的内聚力和团结性,而民族内的阶级、等级观念相对淡薄。在湘西世界里,沈从文在山与水的自然环境中度过了一般乡下孩子应有的童年,青年时在令人烦乱的军营里挣扎生存,到后来弃军从文走进六朝古都北京,从此就有了他艰辛地文学创作生涯。这期间,沈从文在都市生活中看到的是太多的血腥、伪善、残酷和丑恶。于是他只能转过身来,从过去,从民间寻找生活的勇气和信心,用乡村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来达到改造社会,重塑民族品德。固然,湘西这块被人们称为“中国的瑞士”的故土终被沈从文发现并钟情。

二、本论

(一)《边城》乡情美的第一个方面是通过描写山水风情之美,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还可爱的湘西来展现的。

《边城》开篇便将读者引领到湘西的一片旖旎风光中。边城依山傍水,远离尘嚣,和平安详,如世外之境。白塔下的老人、女孩和黄狗居住在一条小溪边,“溪流如弓背,清澈透明”。这座小小的山城,鸟语花香,青山翠竹;古朴的吊脚楼,耸立的小白塔,一脉清流相伴随,花自开来水自流,自然的生命季节循环不息。

(二)《边城》展现乡情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服毒死了,女儿为之殉情。老人主动挑起了哺育孤雏的重任,没有一句怨言,几十年如一日,风里雨里,来来去去。。

(三)《边城》展现乡情美的第三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自己工作的敬业和对过渡人的慷慨来表现的。

在作者的笔下,老船夫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

(四)《边城》乡情美的第四个方面是通过邻里之间的和谐与自然体现了最宝贵的乡情美

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点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无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妄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乡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风民俗,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绎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

(五)《边城》乡情美的第五个方面是通过对风俗的描写来体现《边城》中对风俗的描写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对端午节这种娱乐民俗的描写。譬如,作品的第三节这样写到:“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头上,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手上拿两支小令旗,左右挥动,指挥船只的进退。擂鼓打锣的,多坐在船只的中部,船一划动便即刻嘭嘭铛铛把锣鼓很单纯的敲打起来,为划桨水手调理下桨节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声,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红玉老鹳河时水战擂鼓的种种情形。”

这样的喜庆风俗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美啊!作者把赛龙舟的整个过程细致地叙述出来,内蕴着作者对它的虔诚和赞美之情。作品中描写的那如雷般的鼓声、两岸人的呐喊助威声、庆祝胜利的鞭炮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向世人传达着湘西这一古老民族的强悍与旺盛的生命力。这声势浩大、激动人心的湘西古老民俗活动,蕴含着坚定、自信、奋勇、拼搏的民族活力。

三、结论

《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别致的艺术精品。《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没有丑恶,只有善美,纯然是一曲人性美的牧歌。《边城》写的是往日的湘西,是现代文明所未曾浸染的封闭的乡村社会。活跃在这里的人物,不论是管码头的顺顺,老军人杨马兵,还是掌渡船的爷爷同翠翠,都是靠自身的劳动生活,都是存心于人为善存心待人以诚。都不去思考生活的意义,只是默默地忠实地劳动着,都信奉着灵魂的天真,这里人与人,人与自然都是极和谐的,因而洋溢在作品中的是一种活脱脱的“生命”。这种“生命”还处于自在状态,从相依为命的撑渡船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到同爱着翠翠的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每人都无不善良,正直,热情。他们有简单而执着的信仰,在宁静纯朴的生活中跃动着生命坚韧的活力。

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一个“神性”的世界。是“爱”与“美”构筑的一个理想王国。《边城》就是这个王国中的一座丰碑,在《边城》中,作者以恬静悠远的风格,用温润柔和的笔调,借诗词曲赋的意境,描绘出了风俗淳朴,便是作野气的卖身女,粗俗的水手,迟钝的山民也因了家乡边地淳朴的风俗,原始的活力而显得浑厚可爱,对一切不抱偏激的态度,在宽容中欣赏一切有生。这种飘逸而中庸的人生态度和美学观说明沈更多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美在沈心中是确切而可感知的,其参数值是稳定的。

1、翠翠的身世悲剧

小城没有收到现代文明的影响,保持的古朴的韵味,但传统的思想对人性也产生的束缚。翠翠的神十很可怜,本来她的家庭很美满,有恩爱的父母,但是她的父亲在爱情与责任无法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那个时候翠翠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翠翠出生后,妈妈自杀殉情。只剩下翠翠与爷爷,不用想就知道这一老一小的生活该是多么艰难和悲凉。爷爷对翠翠虽然很关心,但是毕竟没有女人那么细腻的心思,能够在爱情方面指导翠翠。在还没结婚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只剩下翠翠一个人,孤苦无依,但是她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2、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互相喜欢上了对方。本来两个人两情相悦,应该会有个好的结局。但是,傩送的哥哥也喜欢上了翠翠,为了躲避情伤成全弟弟,外出闯滩死了,这让傩送觉得,如果坚持和翠翠结婚就对不起哥哥,而船总觉得大儿子喜欢翠翠,现在大儿子死了,也不好将翠翠嫁给傩送。[]因为从小没有妈妈,没有人告诉翠翠该如何处理感情,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傩送的追求,而选择了逃避,她羞怯的.个性,让傩送到最后都不知道翠翠其实是喜欢他的;而爷爷在对这件事的处理上,表现的很委婉,让傩送误会了他的意思,而且对于哥哥,傩送始终是觉得愧疚,最终选择了离开。翠翠与傩送的爱情之花,还没来得及开放就凋谢了,之所以会造成这种悲剧,主要是因为男女主人公对各自的命运都没有很好的把握,而错失了机会。

3、天保的感情悲剧

在《边城》中,天保是一个悲剧人物,感情悲剧是他人生的标签,他爱上了翠翠,这是多么纯美的女子,可是偏偏也是弟弟傩送的心上人,那么天保就必须面对两难处境:成全弟弟的感情,自己奔走异乡;或者是不顾一切的追求翠翠,成就美好姻缘。在这种选择下,天保的悲剧命运便注定了,作为哥哥,善良的天保不会和弟弟抢夺爱人,所以他选择成全。他对翠翠是真心的,虽然退出了,内心却是痛苦的、落寞的,为了走出情伤、摆脱这种负面的情绪,天保选择离开家去闯滩。因为情绪受到影响,使他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失去的以往的冷静和判断,不小心掉到水里再也没有上来。天保的一生非常短暂,但是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所以他的爱情无法开花结果。

4、爷爷的命运悲剧

小说中爷爷的命也很苦,女儿在他中年的时候自杀死了,身边只有女儿留下的孩子陪着他。爷爷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为翠翠找个婆家,让心上人能够呵护翠翠,使得翠翠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爷爷是经历岁月洗礼的,他有细致的心思,并且努力的促成翠翠和傩送两个人的婚事。可是,由于他处理事情总是不那么直接,使得顺顺这个船总对他不满,天保的死也打击了傩送,使其由负罪感。爷爷年纪大了,原本应该子孙满堂、幸福闲适的度过晚年,可是却不得不操持生计,忧心于外孙女的婚姻大事。爷爷是坚强的,同时也是落寞的,这使得这个人让人同情,对孙女的疼爱,对生活的奔波,年岁不饶人,最终死在了一个风雨骤起的夜晚,使其悲剧一生画上了不圆满的句号。

《边城》这部小说讲的故事比较简单:在湘西茶峒山城一里外有一条小溪,溪边住着一个摆弄渡船的老人,他有一个名为翠翠的孙女,老船夫和孙女两人相依为命,在城内码头上掌事的龙头老大名为顺顺,他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同时爱上了翠翠,而翠翠却钟情于弟弟傩送,老大天保在失望之下驾船下游,结果出事淹死,弟弟由于哥哥的死而内心非常纠结愧疚;在一个雷雨之夜,翠翠的爷爷死了,虽然傩送也爱着翠翠但始终没有回来,留下翠翠一人生活。

一、生命的优美、健康

生命的健康与优美一方面指的是体魄和容貌上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青年人身体结实强健,充满了生命力。沈从文为了描写这一特点,常常使用动物来描写人物的体魄,比如说用“结实的小公牛、小老虎”来描写天保和傩送,用“一只天真活泼的小兽物”来描写翠翠。作者完全没有贬低之意,反而是对这些年轻人所散发出的自然灵动的气息充满喜爱。翠翠的容貌也具有自然的美感,沈从文这样描写到: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的这种天然质朴的美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另一方面是爱情的自然与美丽,在《边城》中沈从文描写翠翠和傩送之间的爱情非常含蓄:第一次两人在黄昏时相遇,一见钟情;第二次傩送上青浪滩,翠翠并未见到他;第三次,翠翠与傩送在龙舟比赛中偶遇,两人对视微笑。当天保发生意外之后,傩送内心歉疚,黯然离乡,而翠翠早晚等在他离开的渡口。虽然二人之间的爱情铭心刻骨,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间却非常短,沈从文也用了非常高超的技巧描写了少女的矜持和羞涩,这样的爱情是严肃而庄严的,充满了神性的美 。

二、人格品质纯美高尚

小说《边城》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拥有诚实、勇敢、热情、真诚的优美品格,在这个小城中几乎无人不善。比如说老船夫将摆渡当作是自己的天职,一辈子任劳任怨,从未收取过客的财务,偶尔一些不得已而得到的好处,老船夫也想方设法超量的回报;船总顺顺仗义疏财、正直大气,受到了很多穷人的尊重,比如说船工在水上失事后,他经常赠送财务帮助其周济,而当船工之间产生纠纷时也常常会让他来做出裁判,顺顺总是可以非常圆满的解决问题。其他人物比如说天保、傩送、翠翠等,他们身上所具备的诚实善良、热情真诚的品质更是优秀青年的代表。

三、人际关系的和谐美

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美可以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关系看出,《边城》中所描写的是一个具有些许原始氏族遗风的宗法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矛盾的阶级仇恨。船总顺顺是富人,老船夫是穷人,然而他们可以和谐相处往来,当老船夫到顺顺家中去时都可以得到一位老人应有的尊重,顺顺看到老船夫与翠翠生活困难,还常常派人给老船夫送财务。第二,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可以从朋友之间的交往看出:《边城》中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真心实意的对待朋友,杨马兵年轻时曾经喜欢翠翠的母亲但却没有走到一起,而他却并未对老船夫一家有所记恨,反倒是和船夫成了忘年交。老船夫去世之后,杨马兵便搬到船夫的家中,肩负起照顾翠翠的责任,和翠翠两人相依为命,一起等待傩送归来。最后,人际关系的和谐美也可以从长辈对晚辈的疼爱怜惜看出来,天保向翠翠提亲时,老船夫是同意的,而当他了解到自己的孙女喜欢天保的弟弟,于是便尊重翠翠的意愿,尽可能的帮助孙女实现她的愿望。

四、民风的淳朴之美

在《边城》所创造的社会中,处处都能够发现真善美,船总顺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小说中描写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友、慷慨且能帮人解决燃眉之急。顺顺对于因为船只失事而破产的船家都慷慨解囊,尽自己可能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在顺顺的身上我们看不到现代人的自私与拜金,而是一种朴素的正直与光明磊落的品德,而这些优点我们也可以从天保兄弟的身上找到。天保兄弟都爱上了翠翠,在他们心中,真正的爱情是与金钱、地位、名利无关的,它代表的是付出与奉献而非索取,但当自己的幸福与他人产生矛盾时,他们都愿意忍痛割爱,成人之美。这一点直接的表现了出了天保兄弟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以一种健康自然的生命形式,彰显出了一种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让读者都为之动容。恰恰就是这些乡民所具备的美德让这块土地形成了淳朴的民风,而这样淳朴的民风也在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扬,演绎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美丽故事 。

五、结语

沈从文借小说《边城》着力刻画了人性的美,同时把这些美集中在一个“情”字之上:两性之情、亲子之情、朋友之情。透过这些情感来描写了人和人之间的淳朴、友爱以及人内心的善良真诚,创造出了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人都可以保持做人的美德、人人都可以守住灵魂的纯洁,是一个没有经受世俗污染的自然和谐的社会。

一、包含死亡意蕴的水———终结生命的力量

《边城》中的水意象不仅具有清澈透明的柔美气质,同时还包含着刚烈凶猛的死亡意蕴,小说中有三个美好而纯净的生灵因为水而死亡。首先是翠翠的母亲。这位老船夫的独生女不愿违背道德和责任的规范,最终为了成全爱情的忠贞而殉情———产后吃冷水而死,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同时也间接造成了翠翠的悲剧。翠翠这个可怜的孤雏从出生起便只有爷爷一个亲人,在小说中翠翠也常常冒出“若爷爷死了呢”这样可怕的念头,而老船夫也对女儿的去世无法释怀,每每想起都颇为伤心,也忍不住会担忧翠翠可能会与她母亲有着共同的命运,同时也会自言自语“翠翠,爷爷不在了呢?你将怎么样?”可见水带走了翠翠母亲的命,同时也使翠翠陷入一种极其脆弱的人生状态中。其次是顺顺的长子天保。在经历了月下唱歌之后,天保毅然决定乘船离开茶峒这个地方,不料却在茨滩下溺水而亡。随着天保的死亡本来简单的爱情故事变得误会重重,天保的死在船总顺顺和傩送心中对老船夫埋下了极深的芥蒂,为傩送和翠翠原本纯真的爱情埋下了挥之不去的阴霾,由此翠翠的爱情悲剧似乎已成定局。最后是翠翠的爷爷老船夫。一夜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之后,翠翠醒来,发现雨水冲毁了屋旁的菜园地,冲垮了屋后的白塔,更带走了爷爷年迈的生命。这对于她来说无疑是一次颠覆性的打击,如果说傩送的顺水而下使翠翠失去了爱情的着落,那么失去爷爷则使翠翠的生命失缺了依靠和荫庇。她失去了唯一的亲人,失去了从小到大的依靠,她从此只能孤苦无依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待那个不知归期的爱人,悲剧气氛在此达到高潮。

二、虎耳草———纯美少女的朦胧情爱

虎耳草作为小说中重要的一个植物意象,小说中一共提到了六次,前五次是在梦中,最后一次是翠翠在现实中摘了一把虎耳草。虎耳草这一意象是翠翠纯真情爱的象征,而从梦中到现实的这个过程则预示着翠翠情爱意识一步一步地自我觉醒。翠翠在回味着爷爷诉说的母亲与父亲白日对歌的爱情故事中睡着了,“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在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虎耳草这一意象在文中的第一次出现。父母的爱情故事,加上傩送那夜在月下的歌声促使着翠翠在梦中展开了一段情爱幻想,而虎耳草则正是翠翠的相思意象,是少女对心上人歌声在梦中所做的心有灵犀的感应,而飞到悬崖上摘虎耳草这种大胆的幻想则预示着她对情爱的追求与期盼。小说第十五节中,爷爷给翠翠唱傩送给她唱过的情歌时,翠翠不是在梦中而是在口中说出“我又摘了一把虎耳草了”这句话,进一步表明了这颗少女的心已情窦初开了,也使得爷爷最终明白了孙女心归何处。小说第十七节中,翠翠上山去掘竹鞭笋,“翠翠把竹篮向地下一倒,除了十来根小小鞭笋外,只是一大把虎耳草”。这是小说中最后一次提到虎耳草,也是唯一一次翠翠在现实中摘的虎耳草。这一情节暗示着翠翠的纯真情感由暗中期待转变成显性展示。正如闫晓昀所言:“‘虎耳草’同‘翠翠的爱情’正是在这种相互映照的过程中实现了双向建构,在‘恰到好处’的出现中,虎耳草具备了超越审美价值的语义阐释功能,仅着六处笔墨,便已能替代繁琐的描述,将翠翠复杂的情爱心理变化凝练地呈现。”

三、碾坊与渡船———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

碾坊与渡船是小说中一组相对的人文意象,分别象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整体反映出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甚至还有人认为“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不仅反映了湘西的时代特征和民间习俗,而且凸显了一个封建宗法关系与原始民性交织的社会”70。单纯从傩送的角度出发,他的爱情生命中存在着两位为他守候的女子,一个是与他一见倾心的翠翠,另一个则是主动求亲的团总家的小姐。如果说碾坊是团总家小姐的陪嫁物,那么渡船则可以看作是翠翠的陪嫁物。渡船背后所代表的生活和价值观:从老船夫的口中我们知道摆弄渡船是有口粮的:三斗米和七百钱,这便是祖孙二人所有的收入。翠翠与天保初遇时,顺顺让天保将鸭子给翠翠,并提及“且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尖角粽子”。可见守着渡船的祖孙俩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即便生活如此清苦,当客人硬是要给祖孙俩额外的渡钱时,他们就硬拽住客人把钱还给他们,还自备上好的烟招待渡客。而碾坊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小说第十节中,傩送邀翠翠和老船夫到城中看热闹时,老船夫到新碾坊看水碾子时,听到熟人介绍碾坊值大钱七百吊。翠翠在河边也听到妇人们的谈论:“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一些”,“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由此可知,得到碾坊可以过富足无忧的生活。渡船是流动的,碾坊是固定的,渡船是不带来财富的,而碾坊是可以带来财富的,从这两种意象的不同特点中,我们不难看出:渡船是边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意象,是与边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相生相伴的,是依水而生的边城人民的重要交通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边城人民的生活是一天也不能离开渡船的,它象征着一种古朴、淳厚,虽清苦但安适、自由、浪漫的生活方式,反映的是重义轻利的传统价值观。而“碾坊”则是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衍生出的新兴意象,在当时是作为一种“罕物”而存在的,是平常人求之不得的,代表的是一种富足却庸俗的生活方式,传达出重利轻义的现代价值观。通过翠翠耳朵,我们知道河边的妇女曾这样议论过:“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可见,在茶峒人民的最初观念里,碾坊和渡船这两个意象本身不具有可比性,不存在任何好坏优劣之分,只要各人“心里爱”便就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价值观的不断入侵,“利”观念逐渐加入,两相比较,明眼人都可看出“在河边管理一个碾坊比管理一只渡船多变化,有趣味”,而且“一个撑渡船的若想要有座碾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妄想”,这几乎快成为整个茶峒人民的整体思想观念了。这也反映出现代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的强烈冲击。当然作者也透过傩送选择只有渡船的翠翠而放弃有碾坊作为陪嫁的富家女的这一决定,表露他自己对传统价值观的肯定。正如罗才平所说:“正是因为怀着对民族美德丧失的深切忧虑和重建的责任,沈从文才在《边城》中对那亘古的‘渡船’寄寓了丰富的象征意蕴。它既是老船夫高尚人格乃至民族品德的一种象征,又是两兄弟对翠翠的真挚爱情的实质之所在;既寄寓了作者人性皆善的社会理想,又在理想人生与理想社会的描绘中揭示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93笔者希望能够在文学地理学视域下为《边城》的解读开辟全新的视角,以期达到为后来者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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