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论文查重率高

#浅析中国传统自然观中“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摘要每个民族都会拥有其本民族所特有的自然观。本文主要从历史和传说，辅以地理及考古学的角度，加以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研究探讨两种中国人传统自然观：“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形成、地位和影响，以及对今天中国的影响。关键词：人定胜天，道法自然，自然观前言现在如果用著名的网络搜索工具Google Search来查找“人定胜天”一词，可以得到一个47，300条符合的网页；而“道法自然”还要更多，为63，000条；都要比“自然观”的22，000条多很多。显然很可能在我们的中国人心中多数还不明白什么叫自然观，但他们中很多人都会知道“人定胜天”，“道法自然”。什么是“人定胜天”？荀子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即可“制天命而用之”9，后人多解为人定可征服自然之意；什么是“道法自然”？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其为法者，效仿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自然观中相当重要的两条，这两条自然观几乎影响了三千年。可以当作例证的是我们语言中“人定胜天”，“顺其自然”，“率性而为”“因势利导”等词，甚而包括以前曾用过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不受到两种自然观的影响。还是让我们从源头开始探讨这些问题。一、史前的萌芽达尔文的进化思想告诉我们：人类的进化中面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和动力，便是生存环境的恶化。当人类的祖先不再能不费力气便能在森林中饱暖无忧时，为了生存，“它们”终究被迫离开了森林；而为了更好的生存，“它们”成了“他们”，接下来，他们构筑社会，他们形成了文明。什么是文明？辞典上是这样解释的：人类社会知识、文化和物质发展的高级阶段，标志为艺术和科学上的发展、文字的广泛使用和复杂的政治及社会机构的出现。为了这个“文明”，人类需要一个基本条件，那便是一个庞大具有相当劳动力水平的社会存在基础。对于古代史上主要文明——农业文明来说，他们最起码需要一大片可供开垦的土地以及充沛的水源。于是，最初人类的伟大文明都会选择在大河流域绽现它们自己夺目的光芒，所以这些文明所形成的民族自然观中，这些大河所带来的因素在其中必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之所以称为古代史上的主要文明，是因为现今能遗留下证据的几乎所有伟大古文明全部都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因其稳定性和对自然灾害的强抵抗性而对比游牧文明有更强的适应性而更具有种群的竞争力。每年春季当天狼星和太阳一起升起的时候，尼罗河旁常年驻守的官员就会测量到尼罗河水位的上涨，在官方的组织下，古埃及的人民纷纷离开河谷，等待尼罗河 “温和”的泛滥，待尼罗河水退后再回到自己原来的田地，因为埃及所处的气候带一年几乎没有什么雨水，所以随着每日的太阳升落，加之上涨的尼罗河留下来的肥沃泥土以及尼罗河充沛的河水已经预示着埃及今年的丰收了。而正因为太阳每日升落，尼罗河每年几乎永恒不变的定时泛滥，而这年年日日的轮回反复，让他们不仅把太阳和尼罗河当作了埃及的神；也让他们非常乐观地笃信前生来世的往复不息，于是他们便能完全带着一种快乐的心情，为法老建设金字塔去供奉他们来生的法老。1，2而在两河流域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两河地区与尼罗河流域虽然一样是少雨型气候。但致命的问题在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长度过短，幼发拉底只有2，750公里，底格里斯河甚至只有1，950公里；与尼罗河的6，695公里一比短了很多，这就使得同样规模的水量增加的洪水泛滥在这两条河中就显得“难以琢磨而极其浩大”。一旦泛滥，便是洪水滔天，无可收拾（同时还有其沙质土壤，含水层较浅，难以蓄水的原因）。这使得古巴伦人形成了悲观和及时行乐的性格，以及自然不可征服的自然观。他们相信人类受制于天上的星宿，而且不可抗拒，他们试图建立巴别通天塔，只为了能让自己的心声让天上的神知道。在七大奇迹中唯一属于巴比伦人的奇迹，只是一个为了供帝王享乐的“空中花园”。而很快古巴比伦的“堕落”和覆灭也就不可避免了。1古代印度则是另一种情况，它的雨量远比前两个文明充沛，它也有两条大河——恒河（2，700公里）和印度河。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力为之的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它的洪灾的损害也是完全无法避免。当真正的古印度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被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洪灾的泥砂湮没后，它的继任者，无论是原本黝黑皮肤的土著民还是后来从西北而来白皮肤的印欧人，他们都选择了一种对自然忍耐的方式。于是，苦苦修道的人在恒河边竖起了木桩，在上面站了一天又一天，他们克制自己欲望，以苦修的方式感动上苍，以期上天的惩罚不再降临。佛教也就在这个土壤中产生了。他们以今生的苦来祈求来世的福，他们情愿放弃和自然争斗的任何方式。1古代中国人面临与古印度人和古巴比伦人类似的问题。首先，我们都傍着大河，而同时，这些河都经常泛滥，喜怒无常。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似乎又有着先天的优势，第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5，500公里）虽没有尼罗河长，却比其他两大文明的母亲河长了一倍以上；第二，我国黄河的地形相对其它几条大河的要远为复杂；或许还可以加上中国在所有古文明当中是唯一的处在温带气候环境下的，这就使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严酷的冬季可以用来磨练意志。123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几乎从骨子里就有了一种“人定胜天”的自然观。但是人力毕竟是可以起作用的。古巴比伦人把“混沌”称为水，因为水是他们无法征服，是令他们无比恐惧的。而中国人把混沌描写成没有人前的天地状态，而称水是柔弱的，是可以疏导的。这个分别就是因为中国有了一场大禹治水。而鲧和禹的淤塞和疏导两种治水的故事抑或传说，也自然给了我们另一个“道法自然”的自然观见解。或许用这些来说明这两种中国人的特殊自然观的产生或影响有些证据不足或者牵强附会，但毕竟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最初的旁证。因为对于神话和传说，创造它们并流传它们的人毕竟是确切曾经真实生活在我们的华夏大地上的他们，是我们的祖先。二、神话时代所有文明历史记载的前端，几乎都是以神话和传说作为这个文明的序言的。（也有些学者认为古代中国人并不相信神的存在，或者仅仅有些惧怕“天”这个非常模糊笼统的概念）在所有文明古国的神话中，天地都是神创造的，但是方式有所不同：古埃及就有四种说法，或人神，或兽神，或男神，或女神，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他们手一挥，或者挥都没挥，世界便有了，简单地如同埃及人的自然观。巴比伦人比较血腥些，一个硕大的女神被活活破开，一半成天，一半成地，而这个破开别人的人就是他们的主神，他也被称为“混沌”，或者水神，这份凶残的创世说完全能体现巴比伦人的对洪水的恐惧。印度神话有一说是讲一个梵天的神创造的，吹了一口气，天地便产生了。还有 “金蛋创生”一说，创世神Prajapati 摆脱金蛋而出世后，想开口出声，结果第一声便生成了地，第二声化成了天，第三声则有了四季。唯独中国的创世神话及传说似乎都有着一种更为独特的方式。首先创造我们天地万物的也是一位神；但我们创世的神似乎并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最初的他被封在了一个叫混沌的“蛋”中，他无法挣脱，无法可想之间，却不知从何处提起一把斧子，这一斧劈下去， 混沌的“蛋”便被劈成两半，轻清者上升为天，重浊者下沉为地。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巴比伦的神话有些像，只是作为天地“原料”的，一个是“蛋”，一个是一位女神；但是下面人力的作为便出现了：巴比伦的主神劈完天地便算大功告成了，可我们的盘古还依然站在那里撑着天地，为了便是防止天地再合起来，每日盘古都会长一些，为得便是把天撑高，地踩实。直到三千年后，天已经很高，地也很实，他也觉得天地再也合不上的时候，盘古认为这样可以了，他便死了，或者更好的说休息了。毕竟我们中国人的性格似乎不喜欢绝对的悲剧。可是他“休息”前，还让他的骨骼变成山脉，血液变成江河，一只眼睛变成太阳，一只眼睛变成月亮，毛发变成森林，于是为后面的女娲造人完成了所有的“物质基础”。3每次读到这样的情节，虽然明知这是传说，也不免感慨，再读完后面女娲造人，炼五彩石补天这些情节，以至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等。我无法不感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大都有着一种令人激昂的元素：那就是一种奋斗不止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一种“人定胜天”的精神。于是，作为这样一种传说的传承者的中国人便一直有一种在自然界的面前绝不低头，绝不退缩的精神，无论后来如何，至少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而在这种传说中成长的中国人，他们便几乎天然有了这种最为单纯的自然观。再于是，我们可以打开吉尼斯世界纪录查到这样的纪录：人类最长的行军：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世界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1，801公里；世界最大工程：中国长城，在两千五百多年的不断修筑和重建，所有时代的长城段落加在一起，共有50，000公里，所有的土方加在一起可以建一条十厘米厚，两米高的标准围墙绕地球赤道25圈以上。4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古代文明，包括中国，甚至以后亚述、希伯莱、希腊文明的神话或者传说中，似乎都牵扯到了一场罕见的大水，时间大约在4000至5000年前左右。现在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全球气候变暖，在第四次冰川纪中间的间歇暖期，造成大量冰川融化的缘故，不过这不是对于这篇文章很重要的地方，而关键在于当时的人类对这场大水的处理态度。对于这场大水，相对中国而被我们称为“西方”古文明的这些国家民族空前一致，大家解决的立场和方式都差不多：以船逃命。这些故事分别被记入本民族的神话和传说中，以至《圣经》这样的宗教法典中；而最出名的也正是圣经中的诺亚方舟。5 但这时中国人再次与众不同，他们决定治水，这一番轰轰烈烈，前前后后治了22年，大水才被平息下去，服服帖帖地在古代中国人脚下被送入了大海。而记载这件大事情的却是两本在经史子集的四库中算作经部的史书：《尚书》《史记》。67这里似乎也有中国的地形远比上述这些文明所在地点的地形复杂等因素，但不可否认，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人终究选择了向无情而令人恐惧的自然宣战的道路。那么其中“道法自然”的因素又体现在哪里呢？让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神——我们的祖先——我们的英雄都不是万能的，他们需要工具的力量——盘古的斧，女娲的五彩石，夸父的拐杖，精卫的石子；所以作为神或者英雄他们更接近于人，他们有人的感情和精神。所以，相对那些喜怒无常，无所不能的创世神，我更愿意把我们的神当作“神”。而由于他们无法随由自己的想法来肆意改变这个世界，犹如盘古没有继续支撑的天地；女娲未补完的天；夸父永远追不上的日；精卫填不平的海；它们不由这些英雄、这些神的影响，他们依旧会每日东升西落，潮涨潮落。诚如老子所言：“可以为天地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里荀子的意见显然和老子有些相同：“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11他们都认为存在这样一种东西，老子命名其为“道”。它不由你去规定，它只会按照他自己的规律行事。这便是“道法自然”。而同样是这场洪水中作为治水领袖两个古代英雄的成败可以说明：鲧的失败正是最好的只考虑“人定胜天”而罔顾“道法自然”的反面教材；而禹的胜利则同时兼具“人定胜天”和“道法自然”的光芒。下面一章，让我们继续在我们的历史中去寻找各种证据，来阐述这两种思想的形成和影响。用历史，是因为它是确切曾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是我们的祖先的故事。三、青铜时代我完全是带着一种骄傲在这里叙述着下面的内容。因为只有中国在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开始）后有了每年都有的历史记载，公元前770年（东周春秋开始）后有了精确到每个月的历史记载。这让我很是方便地找到很多历史的记述，来描述那个远在两千年前的时代。虽然中国人至少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已经掌握炼铁，但我国的第一个统一封建王朝（有学者认为这时的中国已经不再能称之为是封建时代，而是“后封建时代”，或者称之为中央集权制时代，我们科大的李志超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依旧是由青铜武器打下的江山。这可以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得到证明。那么当时炼铸的铁，都用到哪里了呢？考古学可以给我们答案：农业，绝大部分在关中发掘出的当时的农具几乎都是铁质的。而如果知道在秦灭六国之前秦朝的人口为500万，却要常年供给20至100万的常备军，比如王翦伐楚时便带了60万军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此后几百年西方的古罗马帝国的鼎盛时期，在拥有三千万人口的同时，也只供给四十万到一百万的军队。1这说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因为中国比西方早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我把在秦灭六国此前直到上古的尧舜禹“神话传说”时代之间的时光，称之为青铜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提出这两条思想的提出，而且已经可以看到“道法自然”，“人定胜天”这两条自然观对中国的影响。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全世界其他同时代的古国所一致奉行的奴隶制似乎已经不太适合中国了。让我们稍微用一些篇幅来简单解释描述一下为什么奴隶制在那时就已经不适合中国了。与希腊的多山崎岖，以及中东被沙漠分割开的各个小王国相比，中国的周朝中央分封的国家太多却又靠得太紧密了，同时这些国家又有一些共同的外来敌人，从早期的猃狁到后来的匈奴，这就使得这些分封国家的内部之间和外部的战争要远比希腊和中东为频繁。史载“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12，在晁福林的《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中把这个问题细化，有这样一个统计表：齐国吞并35个小国，晋国吞并19个小国，楚国吞并36个小国，还和吴国一起瓜分了24个小国；这些所谓“小国”也许就是那些被概括在“亡国五十二……不得保其社稷者”中的了，于是我们可以随便计算一下：春秋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共计296年，只算这几个大国吞并的结果，那么平均下来，三年不到就至少要有一个小王国被吞并。是什么促使这些国家大肆的吞并呢？周王室暗弱自然算是一个原因，但是这个理由只是当时一个大环境，而这个环境并不具有任何约束性。如果没有这些诸侯国本身的原因（亦即哲学中的内因），这类侵吞、兼并事件本也就不会发生了。客观的说，经济学中自然要说顺应支持整个社会的社会化生产的生产力发展所需。但从主观方面，我们则要这样描述：对于那些不需要看别人眼色的大国来说，他们需要战争带来的大量奴隶和土地来满足越来越贪婪的奴隶统治阶级以及各种对外战争的物资要求。而这不仅最终带来了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其间也还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内部革命。让我们继续推演那个侵吞兼并的故事，那么当有一天，天下已没有几个小国可供这些大国随意攻伐，周围的邻居都拥有相当的实力，在旁虎视眈眈，而自己的奴隶数量开始减少而且反抗越来越激烈时，他们就不得不找寻方法来解决自己的内忧外困，甚而发动更大的吞并。而必然，这种被逼的革命不会首先发生在那些实力雄厚，依然有足够实力完成兼并而不需要触动整个经济基础的大国身上。而最终选择了靠在齐国身边而一直遭到强大齐国“欺负”的鲁国。既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的要求已经不允许生产关系的倒退，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8，于是随着鲁国公元前596年“初税亩”的施行，各国的争相仿效，这场自鲁国开端，魏、楚、秦等国家相继实行改革的风潮宣布中国的封建时代开始了。封建制刚建立时就极大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各国变法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蓬勃向上时期。“百家争鸣”就发生那一个时期。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时代，大多中国人都犯了一个两千五百多年的错误。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气候，他认为在春秋战国直至汉代中国都处于一种相对温暖的大气候环境下，这种气候下中国春秋时的自然环境，是一种“草木茂盛，禽兽逼人”的类原生状态。根本不存在很严重的水土流失，封建制度下的自给自足为主体的个体经济也使得普通百姓不会去考虑自己的劳动“大众化”后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当被奴隶制压抑已久的生产的积极性一下子被激发出来时，由奴隶转变成的农民（或者农奴）首次拥有了自己的一份生产资料，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那么即便不为了国家考虑，只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而不考虑其他非法行为，最终他们也必然会开始考虑开垦新田地，而且是“主动而积极”的。由于国家在这方面的鼓励，如时任魏国相的李悝（约公元前455年~公元前395年）提出占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一律为垦田的范围。于是“人定胜天”的大规模的垦荒就从封建制在全华夏的建立而开始了。作为中国人完全以“人定胜天”指导的垦荒方法相当简单，原始：放一把火烧掉山林草原，然后利用那些灰烬作为肥料，进行种植粮食植物。必须承认，这种方法是在当时没有除草剂和现代机械，最为省时省力的方法。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破坏自然环境的方法也不是当时人所创，而是前人为之。《孟子∙滕文公下》这样记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既然是古圣先贤的方法，自然会被一代代恭谨的中国人使用。比如，《韩非子》中就有“焚林而田”的记载。而且一烧就是三千年，直到清朝都有“凡乡人垦种，必举火焚之，然后播种，名曰开荒”14的纪录。显然，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淡化“道法自然”，而只注意“人定胜天”。不过公正地说，这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完全遗忘“道法自然”。甚至在战国的法律条文《月令》（令，古代一种法律形式）中有“（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秦汉的律令20，21中也有相关的条文。而且秦时的中国人按照“道法自然”和“人定胜天”一起作为指导思想所完成的工程都要比这种只注重“人定胜天”，“焚山林而为田”要有名很多：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叫都江堰，一个叫灵渠。而自秦以后，中国人的很多土木工程也是同时兼顾这两种思想，包括汉时治理黄河、西北建设坎儿井、依地势建设蓄水陂，以及很多现存纯木制古建筑。但这毕竟不是涵盖全历史和覆盖全民的，有很明显的局限性。也就是“好”事只是“地方性”“政策性”“阶段性”的，而“坏事”却几乎是“全民总动员性”的，虽然“道法自然”始终存在，且有相当的影响，但与“人定胜天”相比却一直处于下风。比较科学地为更多人接受的解释是：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当然这样“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18这就是“人定胜天”而非“道法自然”。我认为一方面，这是生产力和当时社会需求的决定，以及当时的中国人忽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造成的；我的父亲谈到中国这两种自然观地位问题时，曾提到了这个问题的民族思想根源：我们中国人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往往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另一方面，或许也和提出这两条自然观的哲学家有一定关系。老子的消极避世和“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5的政治构想在那个时代，包括以后直到现代都没有什么市场；而荀子却有两个和秦朝灭六国息息相关的大名鼎鼎的学生：李斯和韩非。当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茂密森林能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爆发前时，我们的祖先却早早决定把它们白白烧掉以便用来种各种粮食并付诸实行达三千年时。这不得不说明那时普遍的中国人当真已经太自信了，完全没有把大自然放在眼里。若不是当年孔子提出切勿“竭泽而渔”，而孔子又被尊为圣人，很难想象现在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以后的历史中找到大自然对那时及以后“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人的惩罚。四、(后)封建时代汉初，全国只有600万人口，而到西汉末期，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000万人以上。16，17所以，对应着种人口的几乎爆炸地增长，垦田是一项必要而且必然的社会性工作。而实际上，在那段时期，全国土地的增长数竟还要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关于上述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生产力的提高：牛耕的普及，鉴湖等水利工程的修建，耧车的发明，这都使得原本一个劳动力能耕作的土地更多了；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明越来越多的森林和草地被焚烧为农田。至于说明汉朝的赋税增加，并用于什么地方，被什么人占有，是题外话，本文不予讨论。还得感谢我们详尽的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自己稍微计算一下当时这场向自然“索要”的田地有多少。从《汉书》和《后汉书》中的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简单模型：汉初，晁错曾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也就是说，一家平均五口，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是劳力，可耕一百亩地（当时行小亩，约合192平方米），那么假设全国绝大部分都是农民，那么当时的耕地约为23，040，000，000平方米，亦即23，040平方公里（曾有文献论证当时的耕地约为一亿小亩，即19,200平方公里，但暂已不可考证出处，目前依然还没有查到原文，故自己构筑模型，作者注），还没有中国最小的省区——海南省大。而到公元2年（汉元始二年），亦即圣子耶稣一岁的时候，当整个耶路撒冷还在古罗马帝国的皮鞭下颤栗，基督徒们依旧被随意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活活烧死的时候，罗马的斗兽场中角斗士仍然在殊死搏斗求得生存时。统一的（后）封建王朝中国汉朝的耕地已经增加到八亿二千七百万亩（大亩，约合461平方米），亦即381，247平方公里，几乎是四个江苏省的面积了。二百年内中国人开垦出将近一个日本、一个德国，一点三个新西兰、一点五个英国或者九个荷兰的面积的土地，而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和外敌（匈奴等）内患（七国之乱，南越之乱等）打了上百年的仗。这应该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但是这个奇迹的代价却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很难为此而骄傲。因为那时中国人依然是采用“焚林以为田用”的方法，所以这个代价必然就是自然灾害的频繁暴发，大自然终于开始决定向过于自信的无畏而无知的古代中国人报复了！“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水旱篇》的说法，先秦大约12年中有两个灾年，灾年占。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灾9次，占统计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可见《史记》、《盐铁论》所说的先秦自然灾害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灾害率要高。东汉自然灾害更严重，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间，有46年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从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间，我国有水灾2673次，旱灾2526次。灾情以黄河中下游最为严重，这同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坏最剧烈、水土流失最严重无疑是有关的。”18这期间，“人定胜天”渐渐全面压过了“道法自然”；而自然则渐渐开始全面反击人。作为结果，人没有真正胜天，天也没有真正胜人，但不能算平手，也许可以说成是两败俱伤。六、尾声:近代到现代中国人不仅有一个相对短很多的奴隶制时代，还有一个几乎短得不存在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可以戏称中国的社会有“跳跃性”，虽然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中国缺乏一个真正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倒有一个结结实实的资本原始“被积累”的过程，自1840年开始，腐败的清廷签了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割了十几块地，赔了大约13亿两的白银。19整个国家也乱了一百多年不得安生。从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这些事情一一说来，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会刻上耻辱的印记；此后军阀混战，两次大战，好好一片华夏壮美山河，却活脱脱只剩下残垣断壁，十室九空。无论后人中有谁对这个人有何反对意见，因为曾经的“疯狂”的六十到七十年代而把很多事情怪罪他，但是他在民族的史册上必然是要填上自己的光辉而不朽的名字的：他的名字叫毛泽东。毕竟是他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人让中国人“从此站了起来”，让已经饱受磨难的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可以真正挺着腰板和别人说话。而接着，中国人在真正一穷二白，两手空空的基础上建设到现在的我们可以提出“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