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学术界研究现状论文

古典诗词在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及当代的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说是由其巨大的思想价值及其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决定的。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他们的诗歌，但不同的民族，诗歌的发展程度是不同，诗在不同民族的精神生活中的比重也是不同的。世界上的许多民族的诗歌，都长期处于原始的、自然的发展阶段，真正高度发达的诗歌艺术，是以高度发展的文化为基础的。当然文化的发展也不一定必然促使诗歌的发展，其中必须有适宜于诗歌的文化因素。这样来看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其适宜于诗歌发展的因素，是极其丰富的，举其大端，如礼乐文明的崇尚、山水审美活动的兴盛、文官制度与科举考试，无不是促进诗歌艺术长期的繁荣并高度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诗歌，早期的成绩就十分辉煌，有《诗经》、楚辞、汉乐府诗三大系统，作为后来文人诗歌的源头与母体。魏晋时期，进入高度自觉的文人诗发展的时期，从此一直到近代，以文人为主体的诗歌系统，一直在连续发展，其历史之长，诗人之多，诗歌对整个社会文化影响之深，的确是举世罕见的。这样造成的古典诗词艺术，其审美价值之高，自然无需论证。文化与文学的历史既然是无法割断的，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华的诗词在当代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自然也毋庸争议的。虽然，五四以来，出现了新诗的创作，其成就也堪称辉煌，但对于更多的大众甚至在知识分子群中，古典诗歌仍然在人们的诗歌欣赏与陶情治性乃至社会交际中占有主要的地位。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也就是说，当代人对古典诗词，仍有很高的需求。 古典诗词与当代人的重要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当代人的诗词写作活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新诗兴起，所以20世纪的诗歌创作，从发展的方向来说，是以新诗为主流的。但在整个20世纪，诗词乃至于曲赋的创作，一直在延续。20世纪初，一些以旧文人为主体的诗词流派如同光体、晚唐体创作上仍然十分活跃。稍后一辈的知识阶层中，仍然有不少人擅长诗词写作，也出现了一些诗词创作群体，我认为至少存在学者、职业革命家、新文学家这样三个重要的旧体诗词创作群体，出现一大批重要的诗词家。他们的知识背景、文化观念、思想意识各不相同，但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过五四文化运动的洗礼。所以，20世纪的诗词，并非简单地模仿与复古，而添进了不少现代的精神。当然，20世纪的诗词写作，是时有起伏的，有时不无衰落之态，文化的政策、文学的观念都有不利于诗词发展的一些因素。近20年来，从写作者的人数、作品数量、诗词活动之频繁、刊物之众多来看，颇有复兴之势，尤其是在青年学生中，旧体诗词的吸引力在增加。诗歌是青春的缪斯，青年人总是有一种天然的爱好诗歌、尝试创作的愿望。他们中间旧体诗词写作的增加，正说明当代人与古典诗词之间有着难以割断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当代人继承传统的诗歌思想，用诗词吟咏情性、刺美现实，使当代诗词在表现当代人的情感与思想、反映当代生活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功能。新诗的出现，无疑是古老诗国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对文化精神也是一种更新。但旧体诗词，是具有与新诗并存发展的价值的，甚至在审美与表现的功能上可以互补。所以，我认为，在诗歌界与学术界，亟须建立一种宽容大度、新旧体并重的新的诗歌观念，这有利新诗与旧体诗词的共同发展，以造就中华民族诗歌的再度辉煌。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