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论文的文献

我们老师是钱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而邓小平同志则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竭力主张和推动全面改革，扩大开放，克服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障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重大问题。 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作为一般社会形态均具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指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亲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不可能作出超前的说明。列宁因去世过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种种严重失误。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党的八大文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不同，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无疑是一大理论贡献。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情就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不仅没有看到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抓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症结，在实践上反而把新制度和旧制度残余的矛盾扩大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主要矛盾，所以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矛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在20年间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和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 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为大力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7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全党把工作中心适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明确的，只是由于他后来在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及其它复杂原因，才导致了在实践中未能一贯地实行转移。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但他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到了晚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下，甚至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深切关注的问题。他曾把这个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环节上还不相适应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引申来说，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现象，固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先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成为其滋生、发展的土壤。据此，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 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