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报刊研究论文

摘 要：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过程中，维新派通过创办报刊的方式同封建守旧思想展开了一场争斗，通过这场争斗，不仅推进了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并向国民传播了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教育。在这一过程中，维新派还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创造了报刊新文体，对近代中国报刊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关键词：维新派；报刊；历史作用；贡献近代新闻出版事业的初步发展，是戊戌时期的成果之一。西方近代报刊在鸦片战争前已经通过传教士进入中国大地，伴随着出国留学、考察的国人日渐增多，报纸的作用越来越得到国人的认可。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的《中外新报》和1864年陈霭亭在香港创办的《华字日报》以及1874年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可以说是中国人自己办报的鼻祖。而到了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发觉办报比著书更加便利于传播新法，从而开始跻身报业，创办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报刊，包括《中外纪闻》《国闻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和《湘报》等，这是中国近代报业思想的一种延续和极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30多家[1]。这一时期维新派创办的报刊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对中国报业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一、维新派办报的三个阶段及其主要刊物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在内忧外患以及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唯有进行维新，学习国外，方能救中国。维新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开始在政坛上崭露头角。随着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拉开序幕，在变法的不断推动下，国人开始纷纷办报，掀起了创办报刊的高潮。1895至1896年，是维新派办报的第一个阶段。该阶段主要代表报刊是《万国公报》和《强学报》。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万国公报》双日刊，由梁启超等人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和当时的“邸报”（专门刊载诏书、奏章的报纸—引者注）分送给在京的官员。随着变法思想的不断传播，加上《万国公报》和上海的《万国公报》重名，不久即改名为《中外纪闻》，印数也迅速增长到3000份。作为维新变法的宣传媒介和舆论工具，该刊物在北京的一部分官员和士大夫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1895年，康有为离京南下，成立了上海强学会，1896年1月，《强学报》应运而生。《强学报》的诞生，对上海，特别是东南地区维新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不幸的是，正当维新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时，由于封建士大夫的弹劾发难，反动的封建势力进行了强有力的反扑。《强学报》刊出三期即夭折，强学会也被迫解散。这无疑是封建势力向维新派宣传新法的一次强有声的抗议，但维新派并没有因为受挫而止步不前，而是在康有为、翁同酥、李鸿藻等人的努力下，继续在全国各地进行维新思想的宣传。1896年至1898年，以《时务报》《湘学新报》《湘报》《知新报》《女学报》《算学报》等报为代表，是维新派办报的第二个阶段。本文仅列举前三种报纸做一说明。上海强学会被迫解散后，张之洞的亲信汪康年在1896年8月创办了《时务报》（旬刊），由梁启超任主笔，共发行了96册，为期两年后停刊。《时务报》有其独到的特点：言论大胆、文笔流畅、思想新颖，在当时风靡海内外，对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影响十分深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一系列批判封建残余、鼓吹新法、变法图强的政论文章，如著名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等，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报的建立不仅加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而且梁启超本人的名声也迅速提升，“康梁”之称就是从那时来的。洋务派代表张之洞一度也对该报大加赞赏，称其“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随着维新变法思潮的日益高涨，以湖南巡抚陈宝箴、谭嗣同的密友唐才常、老师欧阳中鹄、经学家皮锡瑞的对变法的支持、宣传最为积极。1897年，江标、唐才常等人在长沙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为《湘学报》），对变法进行了强有力的宣传。1893年3月，谭嗣同与唐才常又创办了《湘报》（日报）。该报的建立，不仅卓有成效的对变法进行了宣传，而且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并对南方其他各省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00年以后，维新派在近代办报的第三个阶段是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开展的。主要报刊有革命派的《民报》和维新派的《新民丛报》。该阶段维新派报纸的特点是主要以抨击、驳斥革命派的民主言论为中心。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公开宣布以“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建设共和政体”和“土地国有”为“主义”。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理论武装的《民报》，迅速占领了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大受海内外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而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时已经从时代的进步者逐渐走向时代的阻碍者，开始担心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通过在报刊上发表言论欲以驳斥革命派的民主革命思想，阻碍其传播。一场论战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中激烈的展开了，1905年至1907年，两派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论战达到了顶峰，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为中国近代史中之少见。二、维新派报刊的历史作用及其贡献维新派创办报刊对当时历史进步做出了十分有益的贡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首先，冲破封建言禁，赢得了报刊合法地位。维新派上书光绪帝，要求设报馆，广开言路。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发布“上谕”，准许报刊“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并对办报给予“免税”奖励，促进了各地报刊飞速发展。“康梁”创办的《万国公报》和《时务报》是民间创办报刊的先例，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对舆论的控制，开创了中国历史言论的新时代。而时人则把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的国人办报活动，史称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其次，涌现出一批近代著名报人，并开创了政治家办报的先河。“政治家办报”这一观念是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的，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办报传统。“政治家办报”和“喉舌论”、“党性原则”一起成为新闻工作的“金科玉律”[3]。在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新闻界主要是以西方传教士传播宗教教义和商业信息盈利为主要目的，所以，报业发展十分缓慢。维新变法前，中国的办报者多为落魄的文人，报纸内容空洞、乏味、低级无聊。直到以“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的出现，一扫过去陈旧腐朽的气息，报业的宗旨和命运开始和政治紧密相连。而这一时期涌现出的著名报人主要有：梁启超、严复、唐才常、汪康年、麦孟华、徐勤等，不得不说，这些名噪一时的报人成为近代中国报刊业的主导力量。康、梁的政党报刊思想对后来的党报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康有为、梁启超把创办报纸作为开展政治活动的必要准备，同时把报纸看做政府的耳目喉舌，让报纸成为宣传政党纲领、同革命派势力进行斗争的阵地。“康梁”的办报思想实际上承认了报纸的党派性[4]。维新改良派在创刊宗旨和目的，创办过程中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处理方式上，以及思想传播和政策宣传等方面，对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等人的办报思想和理念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并对后来的政党报刊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次，在亡国灭种的19世纪末，通过报刊强有力地向广大国民发出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声音。维新派办报是在中日甲午海战惨败之后。这时的中国已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眼中都想据为己有的一块肥肉，列强们的铁蹄进一步践踏入中国内地，沉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民族觉醒。这一沉痛现状使全中国上上下下震惊、悲愤，也首先引起了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的深刻反思，他们通过创办报刊这一形式，在报纸上强烈地呈现出当时中国危机四伏的紧迫局势，愤恨地谴责着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恶劣行径，并发出了建设一个独立、强盛的新中国的号召，这极大地激发了上到士大夫，知识分子，下到平民百姓“抵御外辱、兴中华”的爱国情怀。第四，启迪国人，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教育。梁启超主办《时务报》期间，著有《变法通议》一文，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者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5]”这段话明确指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他还大胆的宣扬“民权论”，否定、批判“为天子论”的封建论调，认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至弱之根源”[6]。梁启超还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改变科举制度等。1895年，严复在《直报》上相继发表了《原强》《辟寒》《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沉痛批判封建传统观念，这些文章成为宣传变法的有力佐证。当时维新派主办的报刊上刊登了相当多介绍西学和西方情况的文章，热情宣扬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使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头脑为之一震，国民的思想逐步得到提高。第五，推动维新变法的发展，使变法成为可能。各地维新派团体的报刊活动在全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影响，当时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仁人志士都纷纷表示支持，对变法起到了很大帮助。第六，重视政论，创造了新型的报刊新文体——时务文体，推动了政论写作的发展。维新变法之前，报刊上流行的是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结合的混合文体。为了变法的需要，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文章开始改革，并发展了王韬的报刊政论文体，逐渐形成了以时务文体（政论文体）为特征的独特的行文风格。他也曾这样描述过自己当时的工作状态：“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这样的努力使他被称为“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笔到之处，情感充沛，略不检束，打破旧文体的清规戒律，风靡戊戌前后，开启了一代文体的新形象，对日后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及以后的报刊文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启 示面对当前新闻工作者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渐弱的现状，通过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办报内容和作用的认识和了解，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新闻工作者学习先辈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吸取前人在第一次办报高潮中的办报精髓，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培养自身的人格修养，做一个有责任的新闻工作者。（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参考文献：[1]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 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6.[3] 赵云泽,孙萍.中国新闻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 张默玉.浅议康有为和梁启超政党报刊思想[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2).[5] 梁启超.变法通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6]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