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关少爷Billy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展现英雄性格发展的光辉著作。提到《西游记》不能不讲到孙悟空，就像提到《红楼梦》必须谈及王熙凤一样。孙悟空对于《西游记》的重要性，在于他身上英雄性格所具有的无比力量。正是基于这点，才使他成为全书的焦点人物，成为倍受世人关注与讨论的对象。孙悟空是一个“大英雄”，“真英雄”，这无庸置疑。至于他是一个怎样的英雄，给他一个完整而全面的定义，未免太难。由于作品内容，人物，思想的庞杂，加上“西游”、“神魔”、“诙谐”这道道神秘的面纱，给作品增添的朦胧，迷离和神韵，立场不同，角度各异，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文艺鉴赏的二度创造性是允许这么做的。是什么类型的英雄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在于英雄性本身所具有的感召力，启发力，影响力。要知道一个真正英雄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不经一番寒砌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本文主要从剖析孙悟空英雄性格的成长，成熟，完善，来认识孙悟空崇高的人性美，感受与体味英雄本色背后的英雄意义。·孙悟空形象分析 孙悟空的性格特点是好名，勇敢好斗，爱开玩笑，活泼乐观，重视承诺。大闹天宫的起因是由于好名。他接受招安以后，第一次打出天门是因为弼马温的官儿太小，根本未入流，面目无光，因此怀恨而去。第二次大闹天宫是由于齐天大圣有名无实，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因此不请他，于是跑去偷食，后来连太上老君的金丹也偷吃了，更进一步把蟠桃会的玉液琼浆偷来开“仙酒会”才犯下弥天大罪。结果失手被擒，太上老君把他推进丹炉，炼就不坏之躯，出来后造反虽是为了报仇雪恨，但提出“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的口号，显示他是不满意才高而位低的待遇。后来在取经路上，他经常想到不要坏了名头，如七十六回，大鹏雕说他不像是万里传名的好汉，是个小辈猴头，专在人肚里做勾当，他为了顾全名头，只好出来决斗，他被唐僧赶走。三十一回猪八戒故意使用激将法他出山降妖，也是因为悟空好名才受激，他后来还为此当面质问黄袍怪：“你害他便也罢，却又背前面后骂我，是怎的说？”可见他对“名”看得很重要。孙悟空的好斗表现在他经常主动捉妖，视作一桩桩好买卖。当然，他是勇敢的，每次临敌，丝毫没有恐惧。他认为自己的买卖“一定先输后赢”，自信心十足。一、“仙石迸猴”成佳话，洞天福地猴中王——“美猴王”英雄《西游记》开篇明义，第一回标题“灵根充孕源流出，心性修成大道生”这两句话实际讲的是小说中心人物孙悟空奇异的诞生历程：“每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风化一石猴，五官俱全，四肢皆备……”“仙石迸猴”的传奇诞生，既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纯天然的生命体，又预示了日后必有一番奇特的人生经历与轰轰烈烈的作为。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石猴，一跃而为“花果山水帘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既不是天意造化，更不是靠虚伪，欺诈手段谋取，而是凭真本事，真功夫。发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他的勇敢，机智可见一斑：众猴白手连呼三声：“哪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石猴随即两声高叫“我进去！我进去！”……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使他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石猴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猴王”的位置。但这毕竟是他的少年时光，生命的“懵懂”之龄，心智肤浅。勇敢之举难免夹带“自发”意识。自己这一跳，能不能达到他们预定的要求，顺利完成任务，心里肯怕还没底，只因难抑一时冲动，只为要出人头地，别无他虑。再加上他是趁“王”这重赏而去，勇敢本色中又掺杂着几许争强好胜。发现“洞天福地”后，众猴们都已陶醉于快乐之中，他却一人端坐在上，‘列位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何不拜我为王。从他乘“王”而去，得“王”而归，这种实至名归的背后掩盖不住的是他的逞强好胜，好出风头的顽劣性，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少年式英雄“美猴王”的应有表现。“仙石迸猴”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让他自命不凡，伴随他一生历经无数的坎坷磨难，英雄豪气始终未被困厄所消磨。二、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齐天大圣”英雄生命总要不断向前发展，人生也要从懵懂之态走向新生。对于孙悟空还是美猴王的他，其思想早已超越了年龄的限制。思想的先行，使他的生命日渐成熟起来，从而为他由美猴王顺利过渡到齐天大圣敞开了大门。这是一种生命的自觉，为他那种挑战传统，蔑视权贵，战天斗地的反抗精神铺平了道路，这时候的孙悟空已成长为一个顶天立地的“齐天大圣”。生命的自觉首要体现于他对生命的深虑：“众猴又笑道‘大王好不知足，我等日日欢会仙山福地，古洞神州，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为何远虑而忧也？”猴王一语道破心机：“今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老王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内？”“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美猴王忧的是“不能躲过轮回，不能做到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于是海外“寻师访道”，求学问能也就势所必然。正因为他畏惧的是生命无常，那么他想要的必然是“永生永寿”的法术技能，对于师父须菩提祖师提供的“流字门中之道，静字门中之道，动字门中之道”，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而对“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七十二般神异变化”情有独钟，也正如此，为他后来西天取经“降妖服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齐天大圣”之旗的打出，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不仅要做一个与天地山川“齐寿”的“大王”，更要做一个与天地神佛“齐平”的“大圣”，从大王到大圣，这可谓生命自觉的第二个标志。“齐天大圣是什么？”“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第7回），这就是他的铿锵之言，也是他以“英雄”为自己正名的豪迈之气。为什么要做“齐天大圣”？仅仅因为玉帝的“轻贤”（“弼马温”未入流）？不！这顶多只是诱因。根本原因在于他骨子里所渗透的反抗权威，蔑视尊严的勇气与胆量。加上他有一个筋斗能翻十万八千里，上天，入地，下海，七十二般变化超强的本领，一根横扫天下妖魔的如意金箍棒，又何愁“齐天大圣”旗帜不出，名号不响。学成归来的他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乐土“花果山水帘洞”，更没有忘记他的“猴子猴孙”们。当听说他的家园被占，猴儿遭受欺侮时，他咬牙切齿，“力逐”混世魔王，拉开了他反抗的序幕，同时为了重振家园，永葆基地，他“九幽十类尽除名，四海千山皆拱伏”（第3回），这一切为他接下来的“大闹三界”准备了现实基础。“大闹三界”是他震天动地反抗性的集中体现，又是此时英雄本色的淋漓尽致的表现。“地府除名，龙宫索宝，大闹天宫”这是孙悟空欲将自己的威名“远播”而做的三件大事，使“无人不知其名，无人不晓其能”。特别是“大闹天宫”更把他敢争，敢拼，敢斗的反抗性英雄性格展露无遗。大闹天宫实际上有“两闹”。缘于天廷的两次招安都不遂他之意愿，因而有“大闹”之举。一闹天宫是一次招安他当了“弼马温”，而“弼马温”（未入流）即不入天神之流，孙悟空一气之下打出南天门。“二闹”天宫是二次招安“齐天大圣”之职有名无实，连参加蟠桃大会的资格都没有，于是他“搅乱蟠桃大会”，“偷御酒”，“窃仙丹”把他的满腔愤恨尽情发泄。与天廷的“神兵神将”进行了正面交锋，其场面之激烈可以想象。然而，纵有十万“神兵天将”也难敌“齐天大圣”只手。“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第7回）。纵观“二闹天宫”，“一闹”远不如“二闹”，一闹其实是为“二闹”作铺垫，是“二闹”的预演，从而把孙悟空的反抗性层层深入地推进。“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第7回）更是把他那反抗精神推向了一个光辉的顶点。青年时代的他，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难免行事鲁莽，不考虑行为后果和应担负的责任，有力量，有本事，而无深刻的理想，有对生命的自觉，而无追求理想行为的自觉，以“英雄”为自己冠名未免“狂妄自大”，“皇帝轮流坐”更暴露其“目空一切”。言行举止凡此种种，无不是在炫耀自我。“自以为是”的嚣张气焰必然遭到震慑，“大闹天宫惨败遭压五行山下”就是明证。是他那心高气傲，目中无人的情理必然。所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既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三、西天取经显英豪，功成正果美名扬——“斗战圣佛”（一说“圣战斗佛”）英雄“吃一堑，长一智”。孙悟空被压五行山下五百年，这是怎样的五百年？与孤独寂寞为伍，靠“渴饮铜汁”，“饥餐铁弹”度时光的艰苦生活。这种落难落魄的煎熬，与其说是一种惩戒，即对他那种年轻气盛，唯我独尊的傲岸品性的威慑，不如说是对他人格，人性的一次磨练。是一次自我重新认识，重新定位的良机。这既是他生命旅程中必经的一个过程，又暗示了他日后必将干出一番“惊天纬地”的业绩。诚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卷十二《告子下》）。这段艰难的岁月，孙悟空进行了沉痛的反省与深刻的反思“靠意气用事，大闯大闹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唯有干一番大业绩，才能取信于人，‘英雄’二字才会名副其实。”“西天取经”是孙悟空毕生为之追求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的正义事业。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从“齐天大圣”自诩英雄美名到“斗战胜佛”（这是取经后如来封赐的），昔日不可一世的孙大圣，如今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英雄。这是英雄性格的完善，人性之美的升华。“追求理想的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忠于事业的矢志不移，一往无前”是这一阶段英雄性的核心，也是由生命的自觉到生命的自为的光辉再现。（一）坚定，彻底的斗争精神西天路上孙悟空以力保唐僧取经为神圣使命，“降妖服魔”责无旁贷。一根如意金箍棒“扫尽天下不平之事，除尽天下不仁之人”，“敢问路在何方！”的英雄豪气跃然纸上。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画皮，什么刀山火海，什陷阱诡计，孙悟空万难不屈，百折不回，顽强与之奋战，直至最后的胜利。八十一难之中，无论是“黄风怪”，还是“大蟒精”，抑或是“白骨精”等等，孙悟空那种除恶务尽，决不与任何邪恶势力妥协的斗争精神贯穿取经始末。（二）敢为崇高理想而献身西天取经是孙悟空追求的崇高理想，而这一理想的实现过程与他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过程交织，渗透在一起，互相辉映。1，战胜自我：勇于战胜他人的人不容易，而勇于战胜自己——自我内在缺陷人性弱点的人更不容易。孙悟空确是这么一个“斗战胜佛”。“真假美猴王斗争”一回，非常精彩。“六耳猕猴”假冒充猴王，招摇撞，孙悟空怒不可遏，从花果山到“落伽山”，南天门，“阴司地府”，直到“雷音寺”，搅得天翻地覆。如来指出妖猴的真相，孙悟空难解心头之恨，“一棒”将他打死。这是两种思想的正面交锋，也是两种人生追求的“现实碰撞”。五百年的磨难与反省，孙悟空脱胎换骨，就必须与内心另一个自我“彻底绝裂”。2，忍辱负重：西行途中孙悟空被师父“一度气跑，两次遭贬逐”。首次气跑是“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14回），孙悟空对拦路抢劫的歹徒首开杀戒，反遭师父责备“无故伤人性命，全无一点好善之心”，孙悟空一气之下跑至东洋大海，“一度遭贬逐”是“尸魔三戏唐三藏，圣僧恨逐美猴王”（第27回），孙悟空对狡猾多变，想吃唐僧肉的白骨精义无反顾地给予“三打”，唐僧反而将功变罪，“一纸贬书”，无情地“逐走”孙悟空。“二度遭贬逐”是“神狂诛草寇，道昧放心猿”（第56回），对于一伙剪径的强盗，孙悟空毫不留情，一一除尽，师父决然将他再次“逐走”。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贬逐”，莫大的冤屈，孙悟空却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一心以事业为重。“身回水帘洞，心逐取经僧”（第30回），从而表现出宽广的胸襟与气度，这些放在“齐天大圣”那时的他是万万行不通，办不到的。3，勇于牺牲：作为“圣僧”的高徒，每遇妖魔鬼怪，或遭阴谋诡计，他都主动请缨，冲锋在前，与邪恶势力，搏斗在最前线，哪里最危险，哪里就有孙悟空的身影。“圣僧夜阻通天水，金木垂慈救小童”（第47回），通天河的金鱼精“为祸一方”，每年要吃一对童男女，孙悟空为民除害，与猪八戒变成陈家的小儿小女，充当妖怪的“口中之食”，其敢于牺牲的精神，苍天可鉴。在对敌斗争中，即使身遭伤害，一样毫无畏惧，舍生忘死。迎战红孩儿时，被“妖孩”的“三昧真火”，弄得“火气攻心”，“三魂出舍”，差点丧命，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师父啊！”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师父的安危，以及取经大业的成败。其勇于牺牲之志，感天动地。4，接受磨难：“艰难困苦，玉浴于成”。艰难困苦是磨厉人格之最高学府。“斗战胜佛”这道神秘光环的背后是泪水，汗水，甚至血水的凝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西行路上的磨难一为身外的“邪恶势力”，对此孙悟空凭借大无畏的精神与超强本领（筋斗云，七十二变化，如意金箍棒）能够较顺利驾驭。一为取经路上与孙悟空形影不离的紧箍儿与紧箍咒，这可谓最大的磨难。它的作用与威力，不止是肉体上的折磨之苦，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蜕化之痛”，这就需要孙悟空有超越常人的意志与毅力，接受它的考验。实践证明，在每一次那阵阵撕心裂肺，生不如死的惨痛之声中达到自我人格的不断完善，人性的不断提升。（三）不为狭隘的物质利益所囿，坚定的信念“英雄难过美人关”。西行中有多少美色的诱惑，孙悟空都不为所动，其心诚志坚，非同一般。而同为取经营垒中的猪八戒，却抵挡不住贪色之欲。每遇美女子，就心旌摇荡。他本为天廷的“天蓬元帅”，只因“酒醉戏嫦娥”，而“被贬”凡间为猪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他在“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第23回）得到深刻教训后仍不思悔改。无论是高家庄的“浑家”，还是西梁国女王，都使他“垂涎浴滴”，“心痒难挠”。甚至对“盘丝岭盘丝洞中的七个女妖（蜘蛛精）也要尽情调戏一番，贪色本性暴露无遗。权势与金钱同样是考验英雄的试金石。孙悟空为了取经大业的成功可以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还会在乎那权势与金钱吗？把他们视同无物。我们看到了一个忠于理想事业，保持崇高精神生活的“英雄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而猪八戒贪财爱钱，瞒着师父，师兄，师弟私藏银两，为一己之私，“意乱情迷”，时有表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被师父“贬走”后，他却想着与师弟私分行李，“各奔前程”，“一拍散伙”。虽然他最终没有离开取经队伍，但他这种被猥锁的物欲所“迷塞心胸”，目光短浅的毛病确实给取经事业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有时甚至是很坏的影响。（四）警惕之心，清醒之志，深隧之神“识时务者为俊杰”。何谓“时务”？即指我们生活的环境，其中隐含着许多对我们不利的因子。既要“识”，首先必有警惕之心。“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有明辨善恶曲直，洞悉正邪黑白，才能“有理有利有节。”《西游记》虽以唐僧西天取经故事为线索，但唐僧似乎并不是全书的正面人物形象，很多时候作者把他放在与孙悟空对立的层面加以善意的讽喻。唐僧身上集中了封建儒生的迂腐和佛教信徒的虔诚，他成天念叨着对一切“妖魔虫豸”讲仁慈，“行恕道，”是非不分，善恶不明，正邪不清，人妖颠倒，自己对恶势力一味的屈服，软弱，却对忠心耿耿保护他安全，肃清西行路上障碍而“除妖灭怪”的孙悟空不能容忍。轻则斥责惹祸生事，残酷不仁，重则骂他“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甚至“念咒贬逐”。唐僧这种迂腐不堪给西行之途“蒙上”多少阴影，给孙悟空频添多少艰难困苦。由“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再到“斗战胜佛”，孙悟空一生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战斗历程。生命从“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我们看到了一代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四，孙悟空英雄形象的底蕴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有品格的孙悟空用勇敢与执着谱写正义之歌。（一）作者理想的化身孙悟空是作者在《西游记》中精心塑造的英雄，因而他身上寄托了作者的理想追求。作者之所以这么浓抹重彩，为的是“若得英雄重展挣，他年奉佛上西方”（第7回回末诗句）。“齐天大圣”大反天宫被压五行山下，作者极力歌颂他的反抗精神并称之为“英雄”，然后又历史性地安排他忍受天灾困苦的磨难，以“奉佛上西方”，这“隐喻着”吴承恩对心目中理想人物的追求，意味着作者希望培育社会的一个理想人格来使国家天下达到太平。表现他渴望在孙悟空身上把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价值的实现完美地结合起来，从而寄托他美好的社会人生理想。（二）建功立业的儒家英雄史观作者生活的时代是封建大一统的明朝，儒家思想是正统，主流。曾作为一名封建知识分子的他，既痛恨这种腐朽的制度，又对之予以了深刻的反思，但儒家所宣扬的那套“英雄理念”深深植根在他的脑海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人生理想实现的铁的法则。孙悟空既然是代表作者意志的理想人物，但这个理想人格能不能经受得住时代，社会的考验，必须从实践中求得答案。西天取经是一项神圣而伟大的事业，又是作者特意为孙悟空安排的一番“磨心厉志”之旅，“八十一难”的漫漫“修身”，这是孙悟空必经的一个过程，谁能经受得住考验，奋战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才能谓之为“英雄”，也才是真正的一番“建功立业”。得到社会的承认，从而为将来的“治国平天下”，奠定坚实的基础。（三）作者英雄理想与针对腐朽黑暗的政治现实作者在《禹鼎志》序中称：“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徽有鉴戒寓焉。”可见，借助神话以“鉴戒”现实这是作者的高明之处。《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作者通过超凡的想象，神奇的夸张，怪诞的变形的艺术手法所描绘的漫漫“西游”全景，无不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西行路上，除了遇到那些“为祸一方”，兴风作浪的妖魔鬼怪之外，还经历了“宝象，乌鸡，车迟，西梁，比丘，灭法，祭赛，朱紫，天竺”九个人间国家和“凤仙郡，玉华州，金平府”三个地方。这些国家与地方，之所以妖精横行，因为这里“君政混乱”。“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这一切，无不是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宦官专权，特务横行等等丑恶黑暗现实的大胆暴露与反映。“国势日蓑”的混乱时势必然造就作者笔下“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这是时代的迫切需要，呼唤这样的理想英雄人物来扫清天下，正本清源，匡国救民。（四）历史英雄的渊源孙悟空是一个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英雄人物，身上那神异的本领，人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孙悟空又是神，人，物的三位一体。西天取经路上，作者是把他作为“人类英雄”的典型来重点塑造的，从而使得形象亲切感人。对于英雄性格的刻画作者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与历史上那些记载与歌颂英雄人物的文学著作有着内在的联系与统一。《三国演义》中一代枭雄——诸葛亮为全书的关键人物，为报答刘备“三顾茅芦”之恩而穷尽毕业生精力辅佐，治理蜀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忠心耿耿，感人肺腑。《西游记》中孙悟空也是为了报答师父救他出五行山之恩，而对之四拜（孙悟空一生只拜过三个人：观音，须菩提祖师，唐僧）。“师命”与“父恩”交织在一起，使他一心一意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八十一难，十万八千里路途，十四载寒暑春秋，矢志不移，忠心不改。《水浒传》塑造了梁山泊上以宋江为核心的一百零八条英雄好汉那种疾恶如仇，见义勇为，锄奸扶弱，除暴安良，与黑暗腐败势力作斗争的英雄史迹。而这又显然与孙悟空那种与邪恶势力作坚决，彻底斗争的反抗精神构成了鲜明的映照。五，英雄性的深远意义（一）孙悟空英雄人格的完善与升华孙悟空由一代“美猴王”终成“斗战胜佛”。昔日那个勇敢中难免年少轻狂的孙猴王消失了，代之以一个有理想，有能力，有个性，有品格的，散发着人性美光华的“斗战胜佛”。一代英雄的真我本色与风采永远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孙悟空凭借自身所具有的那种不断完善，成熟的英雄性，使自己的思想与灵魂获得了再生，也就催生了一个崭新的“孙悟空”形象，这是一种质的飞跃。（二）取经大业终成正果“斗战胜佛”的被封赐，也就表明取经已获得圆满的成功。西天取经的成功，孙悟空功不可没。西天取经是他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与正义事业。为了它，他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勇往直前与邪恶势力作彻底斗争，为理想而勇于献身等等，这些英雄性格为他赢得无可否认的头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很难想象，西天取经缺少了孙悟空，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再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孙悟空身上那英雄性格作保障，又会是怎样的结局。别说取经成功，就连“踏进”西天“雷音寺”都是“难于上青天”。（三）对后世的深远启发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每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不仅能够影响一个时代，而且对后世都有深远的意义。文学的这种影响既有文学作品的题材，立意，构思，艺术手法等等文学本身物质形态方面的，更重要的在于一种精神，一种思想的时空穿透力。《西游记》的成功得益于孙悟空形象的塑造，而孙悟空身上“最闪光”之处集中在“英雄性格”这一内在灵魂之上。这是作者理想在现实中的超越，是时代精神与社会现实碰撞的产物。孙悟空虽是一个神话式英雄人物，但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富于人性美的英雄品格，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普通要求，美好愿望，理想追求。因而这“神话”外衣的内里或多或少地集中了人民群众自身的力量与智慧。在市场经济之旗高高飘扬的时下，商潮翻滚，货币坚挺，金钱飙升，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沉渣泛起。加上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浸入，体制本身的不完善，不健全，各种邪恶势力猖獗，“卖毒，贩毒，制假，售假，坑门拐”等等丑恶现象弥漫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道德的滑坡”，“精神的贫血”，“理想的阙失”，也呼唤孙悟空这样的英雄形象的“再生”。1，敢于同邪恶势力作坚决斗争，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一方面既要与之严格划清界限，特别是思想上要划清界限，保持高度警惕，即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同流合污。在斗争策略上，不能逞匹夫之勇，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悟空在除妖降魔的过程中经常与猪八戒，沙和尚合作且配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尤其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不能忽视，从而达到最有效地打击邪恶势力。一方面又要与之作坚决，彻底斗争，无所畏惧，我们不能屈服妥协。对于他们我们既要准备“最狠的心”，又要把握住“最利的刀”，只有在斗争中求得胜利，不能在屈服中求得生存。2，有大志，有情操，不为狭隘物欲所囿，坚定的信念有志向，有崇高追求，才会有无比的动力，才能激发自身的潜能。但任何理想的实现，并不是一帆风顺，直线上升的，要经受住时代与社会的考验。有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是血的代价（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时，差点送命），有时要抵挡住各种诱惑，特别是权势，美色，金钱，要做到“坚如磐石”，心不被外物所役使。没有坚强的意志与超人的毅力是办不到的，有时需要调整自我，改变自我，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不断修身养性，完善升华自己的人性与人格。我们要靠一种心灵之美，精神之光去赢得自己的未来与生活，赢得社会的重视。当然，对于孙悟空那种神奇怪异的“非人”本领，我们无能为力。但那种英雄品格与精神确是我们光大发扬的瑰宝。在这样一个“乏英雄”，“非英雄”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精神脊梁”来坚强自己，锻造自己，锤炼自己。不仅我们，时代亦然。传说：孙悟空，之所以能够成佛，是因为他的渊源太大了，女娲补天的时候召集各地灵石来报名。补到最后只剩下了最后一颗石头，这颗石头由于一直在女娲的身边，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灵性。直到有一天这颗石头迸裂了，便有了石猴——孙悟空。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闯下那么大祸，还能有保护唐曾，最终修得正果——斗战胜佛。是因为他在女娲补天时，早就应该象那些石头一样修成正果了，所以孙悟空修成正果一切都是缘分与命中注定好的。
荷兰白瓷猪
把孙悟空和蜘蛛侠相提并论，是全球化的叙事策略澎湃新闻：你博士论文的题目叫《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你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一下这篇论文主要是研究什么的吗？白惠元：这篇论文主要是写晚清以来孙悟空形象的演变，以时间为线索：从晚清至40年代的“滑稽小说”，到1950-1970年代的戏曲，再到1980年代的电视剧，1990年代的电影、网络小说，进而从新世纪回溯中国动画电影。我想要研究的是不同的孙悟空形象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机制是什么。简单来说，比如为什么1941年的动画片《铁扇公主》里的孙悟空像米老鼠，为什么去年的《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是个中年的形象，这都和背后的时代、意识形态相关。论题、论点都得益于与导师陈晓明先生的反复讨论，他提出的“自我超越”概念恰恰内合于我的“中国故事”立场。而方法论上，跨学科性是这篇论文的鲜明特征，我想，这种方法恐怕是我的“一意孤行”了。我觉得，对于新一代青年学者来说，我们对于“人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学科的边界正在松动，“学术越界”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越界，才可能更自由，才可能生成全新的观察视野，贺桂梅老师称之为“人文学的想象力”。澎湃新闻：是什么样的具体契机，让你产生了把孙悟空作为你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因为你是孙悟空的狂热粉丝吗？或者说，以你的个人经验来说，你是如何遭遇孙悟空的，孙悟空在你的成长经历中意味着什么？白惠元：老实说，我不太相信英雄，也对任何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持审慎怀疑态度，因此，谈不上孙悟空的粉丝。在我有限的经验里，粉丝心态是写不出好论文的。我曾经狂热迷恋毕飞宇先生的小说，《青衣》《玉米》《推拿》，我爱到手不释卷。然而结局却是，我把论文写成了赞歌，我千方百计地试图论证毕飞宇的写作优点，现在想想，实在乏味。我很喜欢你使用“遭遇”这个词，所谓“遭遇”应该是指向一种“震惊体验”，一种期待视野中的巨大落差。那么，我必须说，遭遇孙悟空是“独生子女一代”成长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年之内，先是央视版《西游记》为我们树起了英雄偶像，后经由周星驰《大话西游》将其拆毁。就我个人而言，真正意义上的“遭遇”发生在1997年的春节，我在CCTV6遇见了《大话西游》。不期然地，孙悟空成了有七情六欲的山贼，困于挣不脱逃不过的世俗羁绊，最终变得“好像一条狗”，这个故事唤起了我对应试教育体制最初的绝望。博士论文的学术契机发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具体来说，就是邵燕君老师主讲的“网络文学”课程。那次，我的学期作业是讨论《悟空传》与“后青春期”，我发现，孙悟空形象从古典文学中“穿越”而来，在经历了戏曲、电视剧、电影等不同媒介的再现之后，竟又熔铸于网络文学的经典。在孙悟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生命力。对一篇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而言，我选题的首要依据就是生命力。澎湃新闻：你在论文里写到《刮痧》《孙子从美国来》等电影，里面都把孙悟空和西方的蜘蛛侠等英雄形象进行并置，在你看来，孙悟空和蜘蛛侠是一个层面上的英雄吗？白惠元：蜘蛛侠是美国漫画制造出的“超级英雄”，平时他们就是普通市民，关键时刻才换上紧身制服，成为都市的守护者，可见，“超级英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孙悟空则不同，它诞生于中国古典文学，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赋予他强烈的反权威精神，他要保护的是唐僧，是一种超越性的价值信仰。因此，蜘蛛侠和孙悟空当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英雄。近年来，电影作品频繁将他们并置，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叙事策略，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平行比较的，我们都陷入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博弈之中。在这里，我真正关心的是“翻译”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文化层面上的“翻译”问题。以蜘蛛侠为例。有美国学者就说过，超级英雄诞生自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意识，它通过描绘一种强有力的男性身体，来凝聚民族国家认同。可是，当我们把Spiderman翻译成“蜘蛛侠”时，我们显然带入了中国前现代的“侠文化”逻辑。所谓“以武犯禁”，正是一种游侠精神，是不安居不乐业不守法，它归根结底是反秩序的。于是，冷战的历史维度脱落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用“文化”替换了“政治”，形成了一种更为柔性的美国认同。这是值得反思之处。《大话西游》《西游降魔篇》把“反抗者”孙悟空改写成丑角，说明我们丧失了另类选择的可能性澎湃新闻：在电影《西游降魔篇》里，孙悟空变成了一个深居谷底、矮小丑陋、邪恶阴鸷的魔王，你怎么看这一形象转变？白惠元：我在情感上是有些抗拒的。从媒介视角看去，孙悟空魔化的直接原因是数码转型与3D技术。当观众戴上3D眼镜时，他们更希望获得“值回票价”的视觉观影体验，于是，孙悟空变成了“金刚”，变成了使人毛骨悚然的怪兽，青面獠牙，暗黑阴郁。在好莱坞的文化谱系中，怪兽象征着邪恶的异己力量，是绝对的他者。这背后究竟有何文化意义？《西游降魔篇》站在“驱魔人”的视角上，将孙悟空视作被征服的对象，唐僧的终极目标就是驯化孙悟空这个恐怖怪兽。不经意间，我们与社会权力结构达成了共谋——我们将曾经的“反抗者”改写为丑角，进而丧失了另类选择的可能性。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没人敢称“齐天大圣”，没人敢另辟新路，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被成功地奴役了。同时，从电影类型的角度谈，古典小说《西游记》催生出全新类型：东方魔幻。当然，“东方魔幻”的概念本身就是杂合体——魔幻片（如《指环王》等）根植于基督教的“驱魔人”文化逻辑，其中的“魔”是绝对他者；而《西游记》重点在“游”，是试炼和考验，你此生的敌手或许正是前世的朋友，其东方性在于辩证与流动。因此，东方魔幻恐怕又是一个难解的“翻译”问题，比如香港导演郑保瑞的3D《西游记》系列，他正在探索自己的“形式”，但也仅仅停留在探索层面。澎湃新闻：你论文里提到，在中国崛起这一大语境下，我们呼唤与这一背景相应的文化符号，我们发现今天许多电影都是关于孙悟空的，为什么孙悟空可以成为一个如此强大的IP？白惠元：毫无疑问，孙悟空是当代中国的最大IP之一，因为他可以最大程度地激起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因而也就更容易创造经济价值。当然，正因为他如此深入人心，我们也就必须明白，孙悟空本身是一个权力交锋的“场域”，在这个形象内部，本就包含着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协商。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孙悟空发出的声音，就是中国的声音，这关乎当代中国的主体位置。一方面，从孙悟空的源流看，无论是鲁迅的“无支祁”论，还是胡适的“哈奴曼”论，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孙悟空属于“第三世界”。不管他是产自中国还是印度，他都是千真万确的“第三世界”构造。因此，孙悟空形象自诞生之日起，就关涉着“东方”如何表述自我的文化议题。另一方面，表述自我又是困难的——向谁表述？如何表述？孙悟空的文化困境可能正和“中国”相仿。借用戴锦华教授的观点，孙悟空的文化困境正在于“闹天宫”与“取经记”的断裂。也就是说，孙悟空从前期的反抗者，变成了后期的效忠者，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这是一个原型困境，那么，“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与“无限忠于”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此基础上，我推进一步，在现代中国的视阈内，孙悟空的任何一次再现都试图缝合这种断裂，而在这种“缝合术”的背后，则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以今何在的《悟空传》为例，他试图论证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的必然性，而他给出的答案是：成长。于是，“闹天宫”的孙悟空成为了叛逆青春期，“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才是成熟状态，这是彻底取消了反抗的合法性。我的立场是，“闹天宫”与“取经记”之间不存在进化论意味的线性转变，并且二者不可偏废。如果真的要给这种自相矛盾做出解释，那我只能说，这是中国文化所独具的“自我否定”精神，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在论文中，我试图寻找到一种解释，比如竹内好先生的“回心说”：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只有朝向内部的自我否定，才能确立主体性。因此，孙悟空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电视剧《西游记》86版《西游记》取经全国各地，通过风景重建民族国家认同澎湃新闻：你写到86版《西游记》的时候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说这个电视剧取景于中国各地的风景名胜，你提到风景和后“文革”时期的国家认同间的关系，能具体谈谈吗？为什么当时会出现重塑国家认同的问题？白惠元：在对《西游记》的再现版本中，1986年的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创造了两个“第一次”。首先，这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游记》全书的完整再现，而非此前的折子戏或邵氏电影，那些都是片断式再现，因此，“游”字（以及“路”的主题）才真正得以浮现。其次，这是第一次对《西游记》的实景拍摄，如贵州黄果树瀑布、云南石林、九寨沟……每一集的取景地基本都是中国的4A或5A级景区，我称之为“实景的政治”。所谓“实景的政治”，是基于“风景”的民族主义功效：从自然风光到国家风景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赋值的过程。86版电视剧《西游记》通过将中国各地的自然风光集合呈现，询唤出观众对于“祖国”的认同感，这也是导演杨洁在自传中提到的。那么，电视剧《西游记》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文革”结束后，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而1980年代的文化策略正是用“祖国”取代“国家”，“国家”象征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体制，“祖国”则指向“大好山河”。澎湃新闻：在解读86版孙悟空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时，你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说这和当时中央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之间有一种巧妙的对应，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以及这种对应是有意识的还是某种时代的无意识？因为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不是你的过度诠释。白惠元：从这首主题曲打开对电视剧《西游记》的阐释空间，当然是有根据的。一个重要史实是，《敢问路在何方》在1986年被官方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艺宣传材料。可以肯定的是，歌词最后的设问也就成了时代之音：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两句与“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应，我认为，这种耦合无法在作者意识层面解释，我们只能将其看作1980年代的集体无意识。换个角度看，“摸着石头过河”所强调的“试验”“实践”与“反激进”三个层面，都可以在《敢问路在何方》中找到答案。至于“过度诠释”，我想，“诠释”则必然过度，因为我笃信罗兰·巴特的那句“作者已死”。在后结构主义的谱系中，文本已不再是封闭的，它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中心意涵，而任何的读解也都无法在原作者处找到答案。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时代，文学/文化批评何为？我们面对的对象是谁？是那些具体的文本吗？恐怕不只是。我们更要解释这个时代，解释我们所生活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铭记杰弗里·哈特曼的那句名言：“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他是在说，文学批评本就是一种虚构，它的根本任务和小说、散文、戏剧一样，只为对读者有所启悟，或曰打动人心。澎湃新闻：你分析了不同时代的四部孙悟空主题动画电影，1941年的《铁扇公主》、1964年的《大闹天宫》、1985年的《金猴降妖》、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这四部电影中的孙悟空形象来看，孙悟空的形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跟时代之间是什么样关系？白惠元：视觉造型层面的变化是显著的，即孙悟空的身体正在发育。从《铁扇公主》到《大圣归来》，孙悟空的“身体”经历了从幼儿（动物）到少年，再到成年，进而中年的发育过程，这集中体现在“头身比例”上，头的比例越来越小，身体的比例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这种“发育”是创作者的有意为之。例如，《金猴降妖》的导演特伟在创作谈中提到，经历《大闹天宫》之后，孙悟空的身体应该更魁梧，更成熟，更有阳刚之气。而《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晓鹏则直接将孙悟空指认为“有故事的大叔”。作为一种文化修辞，孙悟空身体的发育正隐喻着中国历史的成长。在这四部动画片中，孙悟空的表情都是具有时代性的。1941年是米老鼠般“空洞的滑稽”，呼应了孤岛时期的主体身份失落；1964年是“自信的微笑”，是“人民”对“新中国”的乐观期许；1985年是“悲情的冤屈”，是“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2015年则是“疲惫”与“沧桑”，是占据父亲位置的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对全球格局的一种使命感。如此微妙的对应，加速着主体的生成。《大话西游》孙悟空变山贼，象征着中国英雄主义的衰落澎湃新闻：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孙悟空，大家脑中的第一反应可能还是86版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每年86版《西游记》还在重播，一个看似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是，为什么86版《西游记》如此经典？白惠元：2016年给我印象最深的网络文化事件，正是年初微博里的“帮六小龄童上春晚”。几亿中国网民发出同一个声音，而且还是自发的，这在当下中国几乎是个奇迹。也正因为如此，六小龄童所饰演的孙悟空形象就更值得深入分析：他为什么是人人喜爱的表演神话？杨洁导演给六小龄童定下的表演方针是“人性化”，六小龄童自己对孙悟空定义是“真善美”。而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当我们提起“美猴王”三个字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小龄童。在这里，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应该是这一版孙悟空为什么美（那是表演艺术问题），我们真正应当反思的是，“真善美”这套话语机制本身就是1980年代的再创造，其背后，是“大写的人”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六小龄童版孙悟空备受推崇的原因，正是始终发挥作用的“人性论”，它自1980年代以降，有效替代了1950-1970年代的“阶级论”。那么，在当下语境中，“人性论”将继续发挥作用吗？我想，随着数码转型和3D技术的崛起，随着“东方魔幻”类型的发展，“人性”的话语有效性正在降低。我们或许需要暂时搁置“人性”，转而重提“人类”。因为，数码合成的孙悟空形象呈现为一种“后人类”状态：日常状态是“人”，由演员表演完成；战斗状态是“怪兽”，由数码技术合成。我在查阅《西游降魔篇》的网络影评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因为许多网友都认为，那个“兽性”的孙悟空形象是更符合《西游记》原著的。对于这一论断，我从情感上难以接受，毕竟，我的情感结构是由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及电影《大话西游》所塑造的。但这至少提醒我们，数码转型的时代巨变正在发生。澎湃新闻：在论文里，你写到：到了1990年代，孙悟空的英雄形象经历了一个失落的过程，他从英雄降为山贼草寇，为什么在1990年代会发生这样的英雄失落？白惠元：恐怕不只是英雄形象的衰落，而且是整个历史语境中英雄主义的衰落。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扑面而来，资本逻辑彻底宣告了1980年代的历史性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遭遇《废都》和《白鹿原》是那么合乎情理，我们理解英雄为何颓废，乃至转向犬儒主义。具体到孙悟空形象，其特殊性在于，他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想象中脱轨，却又接合进了199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谱系。是因为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吗？这太神奇了，也难以解释。但总之，孙悟空总是能生成全新的问题域，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化生命力”。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自然是典型案例，至尊宝就是一个没什么宏大理想的山贼。他从叛逆走向皈依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中国青年社会化的收编过程。《大话西游》的悲剧精神正在于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快快乐乐做山贼，要么老老实实做条狗；保持天真则注定无能，成为英雄则必然虚伪。澎湃新闻：孙悟空是一个反抗权威的形象，在当时新中国的文化政治里，孙悟空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白惠元：对于1950-19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我在论文中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猴戏”，也就是戏曲改造中的孙悟空形象。这里有两则案例。其一是1956年上演的、由翁偶虹主笔修改的京剧《闹天宫》，其前身是清代连台本戏《升平宝筏》中的《安天会》一折。从《安天会》到《闹天宫》，在名字上就可以读出主体的颠倒，孙悟空成了人民反抗权威的偶像。其二是1961年进京演出的、由六龄童主笔修改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情整合了《西游记》中的四处情节，以达成孙悟空对唐僧的教育功能。整出戏的戏眼是“火眼金睛”，是“智取”而非“力敌”。再结合毛泽东、郭沫若、董必武等领导人观戏后的唱和诗，我们会发现，孙悟空的根本任务转移为识别他者，他必须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从京剧《闹天宫》到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形式上是从北派猴戏到南派猴戏的转折，然而，这形式并不是孤立的。其思想立足点从“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唯物论，转移至“主观战斗精神”的矛盾辩证法，是谓“形式的意识形态”。在新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孙悟空无疑是人民的代言人，是绝对的文化主体，然而其斗争对象（他者）却是不断漂移的。澎湃新闻：你的分析文本主要集中在视觉文本，作为一个乐评人，你怎么看何勇的《姑娘漂亮》里的那句“孙悟空扔掉了金箍棒远渡重洋”以及2015年戴荃的《悟空》唱的“我要这铁棒又如何，我要这变化又如何”？在阶层分化的现实面前，孙悟空有金箍棒又有何用？白惠元：这些歌词都被我写在了论文不同章节的开篇处。何勇的《姑娘漂亮》收录于专辑《垃圾场》，那是1994年，大陆摇滚乐的辉煌年代。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噪音”，摇滚乐的生命力在于抵抗。何勇的歌词里唱道：孙悟空扔掉了金箍棒远渡重洋/沙和尚驾着船要把鱼打个精光/猪八戒回到了高老庄身边是按摩女郎/唐三藏咬着那方便面来到了大街上给人家看个吉祥。他在歌词里将孙悟空指认为中国青年，又在音乐风格上具备了朋克气息。戴荃的《悟空》诞生于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随后不断被明星翻唱，成为热门单曲。这恐怕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音乐风格的“中国化”，从编曲、配器，到中国调式、曲艺式唱腔，这一切都放大了流行音乐层面的“中国”，也呼应着选秀节目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同理）；其二，是歌词内容的“呐喊性”，以坚定的第一人称口吻自称“悟空”，并且延续了《悟空传》式的感伤，或许正基于当下中国阶层分化加剧的事实，悟空才会感喟，自己的努力奋斗可能毫无意义——“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澎湃新闻：我们当前面临着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焦虑，而2015年的《大圣归来》获得空前的票房成功，你认为这部电影可以看成中国故事的一个成功案例吗？抛开技术层面的因素，你认为是什么促成了它的成功？白惠元：在整部博士论文里，我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就是孙悟空形象再现与“中国故事”的同构性。在这个意义上，《大圣归来》是空前成功的，它有效调用了观影者的历史记忆，并凝聚为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大圣情结”，因而具有了史诗气质。当然，回归《大圣归来》的叙事策略，我们会发现两个重点：其一，是影片首次将孙悟空结构于“父”的位置，并成功唤起了二次元群体的父性认同；其二，是影片以“大闹天宫”为前史，并且使用了2D效果，随后转入“大圣归来”段落，才是3D，这正是杰姆逊对于后现代的经典论断——“时间之空间化”，也是主题曲《从前的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票房成功与“自来水”现象或可说明，“网络一代”的民族主义认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二次元民族主义”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澎湃新闻：在论文中，你提到在跨语际的视野里认识孙悟空，我注意到美国也拍过孙悟空，2001年拍过一部叫《齐天大圣》的电影，观音是白灵演的。这部片子在网上网友很多吐槽，觉得是恶搞。你认为西方人在看待孙悟空时，会遭遇怎样的文化障碍？他们如何想象孙悟空？你怎么看待美版《齐天大圣》这样的改编？白惠元：在跨语际的视野中讨论“孙悟空”，我会更倾向于使用“符号”，而不是“形象”。在文化翻译的层面，西方人对孙悟空的认知，主要还停留在能指原材料层面，谈不上什么精神内涵。这个谱系包括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孙行者》，也包括成龙、李连杰主演的美国电影《功夫之王》等。从更为宽容的视角出发，任何翻译行为都是一种有意的文化误读，其文化障碍都是不可逾越的。私以为，西方人对孙悟空的最大困惑或许是，为什么这只实践暴力抗争的猴子，却能够俘虏中国人的温柔心？看上去，我们的民族性格里是没有这种暴力成分的。而我更关心的问题是，西方人越来越容易用孙悟空来指代中国，并称之为“Chinese Monkey”。以英国BBC制作的北京奥运会宣传片为例，全片以孙悟空破石而出为始，以孙悟空在鸟巢体育馆中举起火炬作结，辅以画外音“为了希望”，十分明确地将孙悟空表述为“中国崛起”的象征。其背后的原因是有待阐发的。澎湃新闻：我看到有两个有趣的说法：一个说，全球化到这种地步，真的没必要出国念文科博士了；另一个在澳大利亚念人类学博士的朋友自嘲说，到国外做中国研究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你怎么看？白惠元：一方面，人文与社科仍有不同。就人文学而言，“国别”本来就是学科内部预设的基本视野，因此，中国研究的关键在于一种从“中国”出发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具有当下性的问题意识，这和在哪里读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国内自然是更容易占有资料的，问题域也更为“内部”，说到底，需要的还是对中国现实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我很喜欢读海外汉学家的著作。这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有多精准，而是我欣赏他们的学术想象力，及其对学科边界拓展所做出的努力。他们因为天马行空，而真正获得了学术上的自由。近年来，我越来越觉得选择从事文学/文化研究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的论文写作是被鼓励“不拘一格”的，我们是被允许在研究中释放个性的。我时刻意识到自己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不是学术工厂的机器零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期间，我周边的求学者都对知识、思想本身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倒也未见崇洋媚外之风气。或许更该担心的，是文科博士毕业后的经济待遇问题？
青青园中葵me
作者是吴承恩 写作背景 唐太宗时玄奘到印度研究佛法,历时十七年,取回佛经六百多部,达到「信,达,雅」之境. 「西行」为表层象徵 ,更重要「修身」过程,「修心」目标. 一念为仁,便成菩萨;一念为恶,就成妖魔. 灾害实为虚幻,将心中恶念形象话化. 作者 自幼聪颖敏慧,少年时代即以文名冠乡里.「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 喜读野史,爱听神怪传说,对日后撰写西游记有相当帮助. 中秀才后因不喜科举八股文,故屡试不第.后因母老家贫,不得已屈就;但性格傲岸,最后放浪诗酒而过余生. 内容摘要 写作时代为明朝中期,当时社会经济虽繁荣,但政治日渐败坏,百姓生活困苦.作者对此不合理的现象,透过故事提出批评. 共一百回,六十余万言.分回标目,每一回目以整齐对偶展现. 故事叙述唐三奘与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经过八十一次磨难,到西天取经的过程. 内容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一到七回)介绍孙悟空的神通广大.第二部分(八到十二回)叙三藏取经的缘由.第三部分(十三到一百回)全书故事的主体,悟空等降伏妖魔,安达西天取回真经. 角色分析 全书引人入胜的是--角色生动描绘 一,猴精孙悟空机智伶俐,得意忘形,诙 谐乐观,不畏艰难.二,唐三藏是非不分,滥发慈悲,懦弱无能但关心爱徒.三,猪八戒巧言令色,得过且过,好色贪心但个性忠厚.四,沙悟净个性忠厚,态度随和,负责尽职,平息争论. 以唐三藏师徒四人为主,其他妖魔鬼怪为辅. 西游记》是继《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后出现的又一群众创作和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它的成书，酝酿了七百多年。无数民间艺人和无名作者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深厚的创作基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注：《广弘明集》卷二十五载玄奘《请御制三藏圣序表》称贞观元年开始西行，今从《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定在贞观三年。)玄奘不顾禁令，偷越国境，费时十七载，经历百馀国，前往天竺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震动中外。归国后，玄奘奉诏口述所见，由门徒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介绍西域诸国的历史人情、宗教信仰、地理资源，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以后门徒慧立、彦琮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为了神化玄奘，在描绘他突破艰险，一意西行的同时，还穿插了一些神话传说，如狮子王劫女产子，西女国生男不举，迦湿罗国“灭坏佛法”等。它们虽还游离于取经故事之外，却启发后来作者创作出更多的有关取经的神话。 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起来，形式近乎寺院的“俗讲”。书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他原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化身为白衣秀士，自动来护三藏西行。他神通广大、足智多谋，一路杀白虎精、伏九馗龙、降深沙神，使取经事业得以“功德圆满”。这是取经故事的中心人物由玄奘逐渐变为猴王的开端。我国古代的稗史、志怪小说如《吴越春秋》、《搜神记》、《补江总白猿传》等，都写过白猿成精作怪的故事。而《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怪无支祁，他的“神变奋迅”和叛逆特色同取经传说中的猴王尤为相近。《取经诗话》虽然粗糙简单，某些细节如蟠桃变幻、虎精破腹等都不近情理；但已比较清楚地显示了取经故事的轮廓。从深沙神、鬼子母国、女人国的描写上，也多少可以看到《西游记》某些章回的雏形。 取经故事在元代已经定型。元时磁州窑的唐僧取经枕上已有唐僧、孙悟空、猪八戒等沙僧师徒四人的取经形象。《永乐大典》一三一三九卷“送”韵“梦”条，引有一千二百馀字的“梦斩泾河龙”，标题作《西游记》，内容和世德堂本《西游记》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基本相同。可以想见，至迟在元末明初曾有过一部类似平话的《西游记》。此外，古代朝鲜的汉、朝语对照读本《朴通事谚解》也载有取经故事的梗概。注云：“详见《西游记》。”我们虽还不能断定《永乐大典》及《朴通事谚解》所引出自一书，但从它们时代的相近与规模的相当来看，却完全可以肯定在吴承恩著《西游记》之前，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朴通事谚解》复述了“车迟国斗圣”的梗概，和《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十分相似。从书中有关的八条注里，还可以窥见元末明初取经故事的轮廓。一条注说：“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子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可见取经故事本身已十分丰富复杂。注中还提到了住在花果山水帘洞铁板桥下“号齐天大圣”的老猴精，它偷得仙园蟠桃、老君丹花，又窃王母仙衣“来设庆仙衣会”。李天王奉命“引领天兵十万及诸神将”，“与大圣相战失利”。终赖二郎神捕获，被观音押入石缝，“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唐僧取经，路过此山，将他放出，“收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孙行者”。写孙悟空的来历和斗争历史已和吴氏《西游记》大体相同。注中还提到另两名护法弟子：一个是从《取经诗话》中的深沙神演变而成的沙和尚；一个是《取经诗话》中不曾提到的黑猪精朱八戒。但是他们的神通都不及孙悟空。可见这时百回本《西游记》的重要情节早已定型，为吴承恩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和取经故事在话本中逐步定型的同时，类似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金院本《唐三藏》和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均已失传。现存元末明初人杨讷所著《西游记》杂剧，(注：按《录鬼簿》载：吴昌龄有《西天取经》，题目正名为“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又有《鬼子母揭钵记》，相当于杨本《西游记》杂剧第三卷“鬼母皈依”。天一阁钞本《录鬼簿续集》载：“杨景贤，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名下有《西游记》剧目，当即今存《杨东莱批评西游记》。)以敷演唐僧出世的“江流儿”故事开场，这同样是后来《西游记》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 取经故事的最后完成者是吴承恩(1510?-1582?)。(注：刘修业《吴承恩年谱》将生年定为弘治十三年(1500)左右。今按吴承恩《石鼎联句图题词》云：“因忆少小时，侍客谈此，仆率尔对曰……回思此对，二十馀年矣!”自署“丙午秋日”。丙午即嘉靖二十五年(1546)，距此“二十馀年”尚云“少小”，则吴承恩生年最早当在正德初年(1510顷)。)他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江苏淮安)人，出身于一个从“两世相继为学官”，终于没落为商人的家庭，“髫龄即以文鸣于淮”，却“屡困场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十多岁时，始补岁贡生；后因母老家贫，作过短期的长兴县丞。但他长期度过的，却是一种卖文自给的清苦生活。这固然销磨了他“少年人谩比终军”的锐气和壮志，却也激发他“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的愤慨和狂傲，使他比较容易接受当时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变革的思想感情。而他的“善谐剧”的风趣，酷爱野史奇闻的癖好，一旦和那种深沉的愤满情绪结合，便很自然地引起他继承“志怪”传统，讽刺社会黑暗的创作动机。他的《禹鼎志》就是寓有鉴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说。他的诗如《瑞龙歌》、《二郎搜山图歌》等，也都表现了借神话传说，寄托扫荡邪魔、安民保国的愿望。所谓“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正是通过歌颂二郎神的搜山除妖来寄寓自己的理想的。它的浪漫主义风格，不仅可以和小说《西游记》互相印证，而且也流露了他创作《西游记》的旨趣。吴承恩虽处在前后七子“驰鹜天下”的时代，而他的诗文创作却能独出胸臆，不入藩篱。这种追求艺术独创的精神，在小说《西游记》中，则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
深海R蔚蓝
《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之形象是否有原型，原型为何，始终是一个难以被淡化的学术问题。凡治《西游记》者，大都难以回避这一学术悬案。 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 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 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 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 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 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150080）副编审，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27日）
我不是水蜜桃
：《西游记》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其主人公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是农民英雄，有说人是起义叛徒，有人说是新兴市民，有人说是开明地主；还有人提出，大闹天宫时他是急于向上爬的野心家和愚蠢的罪人，而西天取经时则是理想的奋斗者和改革的英雄。其实，不去追述他的政治倾向，单就其人格魅力，以我们当今时代的眼光去看，无论是大闹天宫时的英雄气概和叛逆精神，还是西天取经时屈服的嫌疑和造福于人群，都只是他人生里成长的阶段，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意义的路程。在孙悟空的人生里，前一阶段他是个率性而为天真烂漫勤奋聪慧的孤儿，后一阶段这个孤儿在多年沉寂后一举奋发，一路斩妖除魔，忠心护主，为民除害，造福苍生，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kiss小妮妮
1.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展现人类共有的天性。 2.在某种意义上，孙悟空是打破束缚，心灵狂放的体现。 3.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对孙悟空的个性自由给予了充分的张扬，而且是把它作为一种善的化身得到充分的肯定，这不仅表现在作品前半部分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些精彩的艺术描写，同时在作品后半部分的取经故事中，也得到了极好的展现。 4.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探索追求，体现人类共有的追求。 5.在取经过程中，作者所肯定的已经不只是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了，而是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探索追求精神。 6.《西游记》的后半部分孙悟空在取经过程中，排除万难，求得个人人生价值的实现，成了作者心目中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
中国第三方物流企业战略研究摘要 3-5 ABSTRACT 5-6 1.导论 10-25 1.1 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10-11 1.2
千针坊丶 3人参与回答 2023-12-11 以下是论文选题背景的写法：交代社会⼤环境、交代⾏业的⼤环境、交代⽬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 论文选题背景主要有以下⼏个写作点： （1）交代社会⼤环境
五月的史努比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9 ........自己去查
夏日风清凉 7人参与回答 2023-12-08 浅谈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不仅是一个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且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和相关性。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联系。
单曲5678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8 乘务礼仪是一名空乘人员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养。在“全国乘客话民航”活动调查中，有46.2%的乘客认为空乘的优质服务有利于树立航空公司形象和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乘务
一首ciao情歌 3人参与回答 2023-1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