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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SGGS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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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同时在经济,科技,教育,民生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提升,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同时中国也不得不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这不仅说的是政治环境,还有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欧美国家在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和中国纠缠不清。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中国的出口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导致美国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美国等国家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改变这种状况。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出口贸易以及就业的压力,坚决拒绝人民币升值。一方面来说保持汇率的稳定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话,势必会降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会使中国的招商引资遭受严重的打击,同时会大幅减少中国的出口,这样的话大批的民营企业就会倒闭,大量的工人会失业,会导致国家的政治环境恶化,社会不稳定。虽然人民币可以促进中国的进口,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这些都要在国家的经济局势稳定,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才会有意义。由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美国人经济状况更加的糟糕,美国人大幅降低消费,特别是对中国商品的消费。由于美国人消费降低,导致中国的出口大幅下跌。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工人失业。郎咸平教授说过,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政府将资金注入银行,同时美国的利率很低,美国人大量地贷款用于买车和其他消费。才导致了次贷危机的发生。这不无道理,同时这与美国政府自身的调控和美国人不良的消费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政府面对此次危机提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主要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一部分是支持企业的资金。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了一大批的钢筋水泥企业的生产,而且带动了大量的就业,可是这些投资都是一次性的,建完就不会再去重复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的经济发展是不会持久的。同时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高铁,高速公路的建设已经大于交通运输的实际需求或者超出了人们的消费能力。比如高速铁路,其投资成本非常的高,而且成本回收的周期非常的长。一般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能力和魄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建设。然而要收回成本,其票价必然不会低,有些线路价格将逼近机票的价格,使得很多路线的乘客往往是寥寥无几,实在是对资源的二次浪费。为何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如此之低?当今流行语,“病不起”,“死不起”等都反映出普通老百姓极低的消费能力。其原因很多,首先是中国的人口多。中国的人口是怎样影响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的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提高,劳动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工资却不能跟上这方面的提高,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就算劳动力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由于劳动力过剩,使得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高,工厂和企业就有更多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如今大学的扩招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大量的扩招,不仅严重地降低了教学的质量,而且造成劳动力的趋同化,使得大学生难以胜任工作,而且形成恶劣的竞争。由于劳动力的工资不高,消费能力自然也不会高。另外就是房地产过热,导致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得不被拘束在房产上。由于中国人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对家庭和房子有着特殊的情感,所以一般会首先考虑买房,其次是买车。开发商抓住了买房者的心理于是抬高房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普通老百姓由于处于被动地位只能任由开发商漫天要价。其次是地方政府为了短期的利益和政绩,抬高地价,频频拍出地王。房地产开发成本又间接转嫁给了购房者。可以说地方政府在房价高涨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教育,医疗费用也是普通老百姓的重要开支。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被束缚,导致内需不振,同时外贸出口又遭遇寒霜。政府提出的三驾马车有两驾马车已经不能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所以只能依靠通过加大政府的投资来拉动经济。由于政府的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在GDP所占比例甚至达到70%以上。试想一下,如果这些基础建设完成,中国应该用什么去填补空出来的GPP空缺。到时中国的经济就会停止不前,甚至出现大的滑坡。中国的政府投资行为似乎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但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政府如何摆脱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就是转变增长方式,控制产业链,把握产业链的高利润节点。中国如今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在制造。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中利润最低的节点,会造成环境破坏,资源浪费,和严重的劳动力剥削。美国人聪明之处就是控制了产业链,自己控制高利润的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等环节。而把利润最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制造转移到中国,剥削中国的劳动力。而且往往造出来的产品都返销美国,国人并不能享受这些产品,真是“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政府为了保障出口,保持着劳动力的廉价优势,或者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促进出口。这种思想方式似乎有悖于“经济发展,全民共享”的理念,为增长而增长的思维并不能真正实现国富民强。政府需要产业升级,加强产业链控制,重新审视经济增长的定义和意义。不能盲目地信从GDP指标,应该以人为本,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思路。相信政府可以抓住新一轮的发展机遇,真正达到国富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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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熏1995:78-79.

[2][3][5][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5,15,5.

[4][7][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14,15.

[6]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8]高清海等著: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3-184.

[9][1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51,333.

[10](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发展的新战略[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4.

[1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9-250,367.

[14]江泽民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4.

[15]江泽民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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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宏宏

一、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放缓符合内在经济规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从要素结构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16-59岁)总量开始减少,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出负贡献;随着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去,储蓄率开始下降,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减弱;随着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外贸出口增速大幅放缓,技术溢出效应减小,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效应放缓,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短期内比较稳定,因而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存在放缓态势。从产业结构来看,2012年起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于当前中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因而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从经济总量来看,2014年中国GDP总量达到万亿美元,增量高达8000亿美元。一般而言,一国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经济增速会递减。因此,从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总量等方面看,中国经济逐步转向中高速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不仅中国国内各级政府、企业和居民要认识到这种发展趋势,而且国际社会也要认识和适应这种变化,不能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在高速增长状态。二、中国经济放缓是短期需求减弱与中期结构调整叠加的结果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周期性因素来看,世界经济复苏低于预期,中国外需明显不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持续大幅升值进一步抑制出口增长;企业盈利前景不佳以及去库存化等因素导致投资出现减速;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龙头市场调整导致消费稳中略降。从中期结构性因素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相互交织,新兴产业增长难以弥补传统产业下降的影响,要素投入支撑作用减弱,结构升级要求提高,化解过剩产能、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等都会影响经济增速。从体制机制因素来看,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但是改革尚未到位,各部门、各地方行政效率较低影响到政策落实。此外,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懒政不作为现象,稳增长政策执行不到位。三、中国可以实现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今年上半年,尽管中国传统制造业减速明显,但是,机器人、电动汽车、服务器、智能终端、铁路机车等制造领域增长迅速,特别是股市带动金融业、电商带动快递业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对宏观经济做出了积极贡献。展望下半年,股市成交大幅缩水使得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显著减弱,但随着连续降息降准、扩大财政支出和清费降税、以及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和消费工程包等一系列稳增长政策逐步见效,改革红利不断释放,加之基数较低等因素,中国经济有望保持小幅回稳态势,可以实现全年GDP增长7%左右的预期目标。四、中国经济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高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0%以上。目前,尽管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是7%左右的经济增速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速之一,而且由于总量基数高,7%左右的增长将带来巨大的GDP增量,中国经济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正着力推进更高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加快双边、多边自贸区建设,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将进一步增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将更加凸显。当前中国经济减速换档,表象来看会对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资源出口国影响较大。然而,从大宗商品来看,铁矿石进口降幅有限,1-8月铁矿石进口同比仅下跌,而且增速微跌与上年同期的高基数有关;尤其是原油进口增速不降反升,1-8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增长,增幅同比加快个百分点,近三年来增速在持续加快;1-8月大豆进口量同比增长,谷物进口量增速更是高达。中国经济减速对欧美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今年以来中国进口额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在于进口价格下跌,剔除价格后1-8月份中国进口实际增速仅下跌4%左右。尤其是中国经济减速并非近期美国股市暴跌的“罪魁祸首”,美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加息预期意味着货币政策将会转向,市场流动性收紧;同时,金融危机以来,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70%,存在估值技术调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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