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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写作古代文学论文时，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论文的题目，一个好的题目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古代文学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一) 1. 汉魏六朝书信体 散文 研究 2. 汉初政论散文研究 3. 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考论 4. 汉武帝时期辞赋考论 5. 论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 6. 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 7. 论《史记》的叙事艺术 8. 论汉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9.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 10. 论《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和抒情技巧 11. 论邺下文人的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 12.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 13.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 14. 论魏晋隐逸之风与魏晋文学 15. 阮籍咏怀诗略论 16. 左思咏史诗略论 17. 试论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 18.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 19. 试论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二) 1. 浅谈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 2. 试论陶渊明诗歌中的鸟、酒和菊等意象 3. 谢灵运山水诗略论 4. 南朝宫体诗略论 5. 试论《世说新语》刻画人物 6. 唐前女性作家诗文创作论略 7. 略论《诗经》中的民俗描写 8. “风”“雅”“颂”研究综述 9. 孔子“删诗”说检讨 10. 《论语》文学性检讨 11. “女娲” 故事 流变探略 12. 中国洪水神话考论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三) 1、试论《诗经》中的婚恋诗 2、试论《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 3、试论《诗经》中的政治讽刺诗 4、《诗经》宴飨诗与礼乐 文化 精神研究 5、《诗经》意象论 6、《诗经》抒情手段论 7、论楚辞的来源及其文体特征 8、试论《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 9、试论屈原香草美人似的比兴手法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0、论汉人评屈 11、论班固评屈 12、论刘勰评屈 13、两汉骚体文学创作略论 14、魏晋南北朝骚体文学创作略论 15、论《左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 16、《左传》行人辞令研究 17、《左传》、《战国策》行人辞令比较研究 18、论《庄子》中的畸人形象的描写及其思想蕴涵 19、《庄子》寓言探略 20、汉楚歌略论 猜你喜欢： 1.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2.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大全 3.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 4. 有关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选题 5. 古代文学论文选题方向
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的分析。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一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动乱，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希望采纳希望采纳
有的时候与朋友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自己总觉得自己的行为没有过错，是完美无缺的，而别人做的事情都对不起自己，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犯的，与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可是等冷静下来换个位置，从朋友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也有很多不对的地方。也许在发生矛盾或者别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调换一下位置，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一下整件事情…… 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操、曹丕、曹植。曹植与曹丕兄弟二人为了争夺霸业的继承权打的是天昏地暗，曹植一气之下写下了“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用豆与萁来比喻手足相残，勾心斗角。哎！我想这也不能赖他和曹丕，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谁不希望手中掌握点权力呀，而曹植与曹丕又生活在强大魏国，而且他们的父亲是当时最有军事实力的诸侯，曹植于曹丕二人之间早就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传到了曹操耳朵里，曹操本来就有疑心病，在加上一些风言风语他对曹植与曹丕兄弟就产生了疑问，看看谁想夺取继承权，于是乎派心腹去刺探。曹丕比较聪明看出了其中的一些奥妙：一方面跟他的父亲面前表现的很有才能，另一方面想尽一切办法排挤曹植，好让自己独自掌握继承大权。 在我看来曹丕有点笨，古人云“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没有做长远考虑，也没有从大局出发来看待问题，如果他考虑二人共同继承曹操的霸业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我想司马氏就不会那么容易的夺取曹氏的基业吧。而曹植呢，虽然在这些事上表现得很气愤，但是他也没有从曹丕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二人，中一人敢于牺牲自己的眼前利益，作长远打算。那么曹操的霸业也就不会那么快的落入他人手中了。 我最喜欢郭沫若先生仿拟《七步诗》写成的《反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熟者度上珍，灰作田上肥。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曹植用“豆与萁”来比喻手足相残，而郭沫若先生者认为：若站在豆的一面“可以感到萁的煎迫未逸过火”，但若是站在萁的一面“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 换位思考，一个既省时又省力的方法，我们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相信我它真的很管用
一、曹植的生平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生于乱世，幼年即随曹操四方征战。他自称“生乎乱，长乎军”（《陈审举表》），在时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响下，树立雄心，以“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德祖书》）自期。曹植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深得曹操赏爱，几乎被立为太子。但他恃才傲物，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终于失宠。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病逝，曹丕继任魏王后，诛杀曹植心腹丁仪、丁廙兄弟。曹植位为藩侯，实同囚徒，汲汲无欢，终于在忧愤中死去。曹植最后一任徙封陈王，卒后谥为“思”，故后人又称之为陈思王。在政治上，曹植是一位悲剧人物，然而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二．曹植的前期诗歌——“但美遨游，黼黻锦绣”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评曹植黄初之作：“陈思入黄初，以优生之故。诗思更加沉著。故建安之体，如黼黻锦绣，而黄初之体，一味清老也。”谢灵运评价曹植“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颇有优生之叹。”（《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平原侯植》）。 曹植前期诗歌主要以游宴、言志、赠别为主，风流自赏，豪健洒脱，然亦有优世、优生之叹。1、游宴诗 曹植的《斗鸡》、《公宴》、《侍太子坐》、《名都篇》、《闺情》等诗写他早期的享乐生活。单纯读这类诗，的确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的印象。他有时沉浸、陶醉于这种贵介公子的享乐生活，乐而忘忧。但斗鸡走狗、金觞肴馔、红颜娇姿带给子建的，并不都是快乐的感受，透过这表面的欢乐，他往往会体会到更深刻的悲凉。2、言志诗 子建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以子建素志，非泛述也。”（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它与《名都篇》恰恰形成鲜明对照，这两首诗恰恰表现了曹植人格的两极。3、赠别诗 离别，本来是黯然伤神之事，更何况在战乱频繁的建安之时，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他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之爱之于西洋诗。这个诗歌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译本，第13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曹植对于友情是有重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是指曹植友情诗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指其友情诗的质量。代表有《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等。二、曹植后期的诗歌——优生之叹，沉著清老 在曹丕、曹睿时代，“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遭遇，使曹植的诗充满了哀愁。徐伯虬云：“（子健诗歌）宛而不险，质而不蘼，蓄而不虚，节而不巧，幽愤而有余悲，其可谓古之遗声也已。”李梦阳、王世贞评点《曹子建集》）李梦阳云“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同上）幽愤、伤悲等消极情感正是子建后期诗作的情感特征。 曹植诗歌有建功立业之志，与曹操诗歌之“悲情”相通，亦有生命意识之念，与曹丕“忧境”相通，但更多地描述的是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之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趣着腾挪，深挚沉痛。故这里姑且称为“哀怨之情”。1、对生命悲剧的体认，对于生命本体旷世孤独的经验 曹植早期诗歌本已多有对生命悲剧的体认“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干》）“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送应氏二首》）……如此深重的悲叹发自于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王子之口，不得不令人深思。黄初年间，当丁氏兄弟等亲植派先后被剪除，当任城王不明不白地死于京师，当有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毛求疵，子建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被加上“动乱国经”的罪名而遭到毁灭。此时他心中怆悲忧患不知不同于他早年的慨叹，亦不同于中古时代普通文人的忧患意识。他此时的叹息饱蘸了血、饱蘸了泪，是浸透血泪的哀叹。二是对生命本体矿世孤独的体验。曹丕继位之初，即遣诸侯就国。从此，子建便处于被禁锢被封闭状态。其《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其实物质上的贫困还不是最残酷的迫害。更严重的是对其生命对其精神的威胁与折磨。子建后期处于曹丕爪牙的严密监视之中，这些监视者中既有奉迎圣上旨意的小人，也有专职的特工人员。他们联合起来，沆瀣一气，投井下石，与置子建于死地。他后期诗歌反复申诉愁苦之情：“慊慊仰长叹，愁心将何诉？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浮萍篇》）“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吁嗟篇》）“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暮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杂诗》其一）后期的子建，只有将沉重的悲哀、弥天的愁苦独自吞咽，独自咀嚼。2、曹植诗歌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诗教的典型代表 子建自云“欢怨非贞则，中合诚可经。”（《赠丁仪王粲》）看来他对中和之美深有体认。《怨歌行》以周公自况，极写为臣之难，却以“为君既不易”开篇，意在表明它对于为君之难亦颇为理解，这是他怨君而不怒君的缘由。被后人视为千古绝唱的《美女篇》也是典型的“怨而不怒”之作。本诗乃曹植后期处境和心情的写照。“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夫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刘履《选诗补注》）。 怨而不怒的另外一种写法是借弃妇之形象来曲折吐露自己的怨怼。其《七哀》写一种深切的哀怨之情。刘履《选诗补注》云：“《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子建温柔敦厚之性情于弃妇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浮萍篇》写出恋恋之情，言辞温厚，弃妇对其夫有指责亦有眷恋，眷恋情深如海，指责委婉温和。子建以女性自拟、以丈夫拟君的象征法以及“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忽起忽伏、忽断忽续”（王邦采《离骚汇订》）的抒情方式来源于屈原之《离骚》。不过，子建弃妇诗已尽失屈子“扬才露己”、“暴显君过”、“怨怼激发”的锋芒，更加温驯和柔、吞声忍气、凄伤缠绵。 这种“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情感、形诸于诗歌艺术，可以形成一种意向遥深、含蓄委婉、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这种隐曲深沉、低回缠绵的美学风格与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相融合，遂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正宗的派。3、曹植“哀而不伤”之情感渗透于所有诗作中 那些“忧怀从中来”的弃妇诗莫不怀着美好的期望，企求起伏有朝一日良心的觉醒，故不曾堕入消沉、绝望之境。然其“不伤”之情在下列两类诗作中展现得尤为充分：一类是言志之作，一类是游仙之作。前者有昂扬向上、自强不息之骨，与原始儒学之人文精神相通；后者有超旷逍遥、睥睨万物之气，与老庄哲学之精神境界相系。《赠白马王彪》是哀极而作，诗犹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之句，表现了诗人的自我克制力和志在四海的胸怀；《责躬》诗写于生死未卜之时，诗中犹谓：“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不改其建功立业之想。其后期表现慷慨不平之气的作品很多。 如果说不甘消沉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来源于原始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那么，老庄思想、道教神仙境界则给了曹植以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安慰。诗人在游仙境界中所表现所追求的往往是自己在现实中最缺乏的。子建后期生活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自由，因之他的游仙诗便表现对于自由的渴求，是他渴求真正的人的自由之意识的折光。绚丽的意象，开阔的境界，深沉的寄托，神奇的想象构成了曹植游仙诗的独特魅力，为后世处于哀愁之境的诗人指出了一条解脱的途径。 曹植诗歌形成了既含蓄蕴藉、低回要眇，又骨气充盈、远举豪逸的表情方式。曹植诗歌之所以深受后人推崇、认同，与其创造出此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密不可分。
陈思情采源于骚——论曹植在实现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化过程中对屈赋的继承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曹植和鲍照、庾信、杜甫一样，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诗人。如李重华《贞一斋诗话》云：“五言自汉迄魏，得思王始称大成。”葛晓音先生说：“（曹植）在中国古典诗歌从朴实无华的民歌转向体被文质的文人诗这一发展阶段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根据传统学的理论，人的任何创造都离不开对以往传统的继承，创造性地吸收前代创作成果，是曹植开创诗歌新局面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人们对曹植诗歌创作源头似乎早就有一个比较确定的说法，即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其源出于国风。”这种说法影响深远。如明代朱弁《风月堂诗话》就说：“魏曹植诗出于《国风》，晋阮籍诗出于《小雅》，其余遂相祖袭，虽各有师承，而去《风》、《雅》犹未远也。”（注：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二。）然而仔细阅读曹植的诗，觉得他的诗源于《骚》处正是不少。诗中虽兼采《国风》，但真正促使他的诗由汉乐府向文人抒情诗转化的是《骚》而不是《风》。可是对于曹植诗受到《骚》的影响，除了清代刘熙载（注：刘熙载：《艺概·诗概》。）以外，历代诗论家很少有人提及。本文拟对此做详细的分析。从汉乐府向文人抒情五言诗转变的具体内含是“一方面是乐府诗由叙事转向抒情，另一方面是指从朴质转向华茂”（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也就是说在内容上抒发情感，在形式上讲求词采，是曹植承前启后的关键。从这一转变内含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如下几个问题：在曹植以前就有了文人抒情诗的写作，从叙事转向抒情不是从曹植开始的，何以把继往开来的功绩大多算在曹植的身上？如果曹植能当此“殊荣”，那么，他的抒情诗与汉末以来的文人抒情诗有何不同？如果有什么不同，与他继承屈赋有什么关系？这些是本文必须回答的问题。汉乐府是带有抒情性的叙事诗，而汉末文人五言诗是抒情诗，可见在汉末文人诗那里，已经开始了由叙事向抒情的转变。那么王世贞为什么说“汉乐府之变，自子建始”（注：王世贞：《艺苑卮言》。）呢？这说明汉末文人五言诗转变的力度还不够。五言诗由叙事性的乐府转向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诗是诗人们继承《诗经》和《楚辞》的结果。但由于五言诗作者所处时代和个人生活经历的作用，使得他们在借鉴时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对《楚辞》借鉴得太少，因而没有彻底完成转变的使命，而曹植由于时代和自身的独特遭遇，使得他完成了这一使命。下面就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来具体分析。首先表现在内容上。从现存的《古诗十九首》、《古诗五首》、《李陵录别诗二十一首》等诗中看出，他们所表现的情感，尽管情真意切，但并不广泛，绝大多数局限于个人生活的困苦。他们生活在汉末动荡之际，大都没有从政的经历，四处奔波飘荡，给他们最直接的刺激是生活上的困顿，相思的痛苦，较少顾及到更高层次的追求。因而他们的诗还大都是一种对自然力量的控诉和抗争，而不是政治上的苦闷。在汉代文人诗中，只有张衡的部分作品因学习屈赋而呈现另一种风貌，而张衡恰恰和其他古诗作者不同，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吏，所写的是政治上的苦痛。曹植由于特有的时代和特殊的经历，使他写出更多的政治上的苦闷。屈原是以前诗歌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抒发政治苦闷的诗人，曹植正是借屈赋来表现这种情感，使这种情感有了更深的内容和更普遍的意义的。例如古诗当中，十之八九是写离别相思之情的，但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私情。曹植的诗中有许多作品同样表现飘泊无依，但这种痛苦却不是重复古诗中的游子思乡，是一种政治上的孤独。他把屈原那种政治上的悲哀融入到相思离别的题材之中，使感情变得更加深厚。这种深厚的情感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表现出对国家事业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坚持正义的高洁志趣和自己的感情得不到他人理解的哀怨之情。曹植自幼聪颖过人，十岁时就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屈原的作品，自然已是烂熟，成为他作赋时心摹手追的对象。然而真正使他学骚的是他与屈原有相似的身世经历和遭遇。此前贾谊和司马迁都因他们特殊的遭遇而成为屈原的知音，曹植也因与屈原相似的经历而成为继贾谊、司马迁之后最能通屈原之心志的人。曹植是魏武帝之子，文帝之弟，明帝之叔。这使他同屈原（“楚之同姓”）一样，对王业有一种天然的责任感。他“生乎乱，长乎军”，满怀希望，想大干一场，甚至想继承父亲开创的基业。可是他这番远大的志向却因家庭内部斗争的失败而付之东流。父亲死后，曹丕父子相继做了皇帝，不但不给他任何实际职务，反而将他放置外藩，加上种种管束，形同流放。这样早年诵读的屈原的作品就成了他心境的写照，于是借屈原的笔法来表明自己的心志。他写下了《九愁赋》、《洛神赋》、《白鹤赋》、《离檄雁赋》、《鹞雀赋》等。正如丁晏所评的那样：“王既不用，自伤同姓见放，与屈子同悲。乃为《九愁》、《九咏》、《远游》等篇，以拟楚骚。又拟宋玉之辞为《洛神赋》，托之宓妃神女，寄心君王，犹屈子之志也。”（注：《曹集铨评·魏陈思王年谱序》。）他的诗中也同样表现了屈子之志。屈原被怀王疏远之后，仍然心系楚国。曹植在诗中充分地表现了这一情感。在曹丕未称帝之前，他就在诗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济世之志。《白马篇》中那个游侠的心理就是他自己的志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种甘心赴国难的责任感，并没有因曹丕当了皇帝，自己备受迫害而改变，他仍发出“闲居非吾愿，甘心赴国忧”的呼喊。曹丕死后，他给曹ruì＠①上一个长篇的《求自试表》，强烈要求为国立功。他有感吴蜀两国未平，想提一旅之师，前往征讨。他明明知道曹丕父子并不信任他，但他为的是国家。这一心理与屈原虽被疏远，仍“恐皇舆之败绩”，表示“来吾导夫先路”一样，正是出于那种割舍不了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曹植这种对国家的责任感更多的是与他坚持高尚的人生志趣，追求真理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使人仿佛看到了屈原在《离骚》当中，反复申说自己的高洁志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上下求索，寻求真理的情形。屈原被疏远完全是由于小人谗毁的结果，他在诗中反复斥骂那些“竞进以贪婪”、“兴心而嫉妒”的“众人”、“党人”。曹植认为自己之所以被文帝疏远，也是小人从中谗毁的结果。他在《黄初五年令》、《黄初六年令》中曾向文帝请求除掉那些小人，并指出了他们的姓名。他在类似于《离骚》的一篇赋——《九愁赋》中写道：“恨时王之谬听，受jiān＠②枉之虚辞……伤时俗之趋险，独怅望而长悲……似参差而不齐，岂毁誉之可同。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党而妒贤，俾予济乎长江。”他在诗中更是反复地表现这一内容。其一首佚题乐府诗云：“胶漆至坚，浸之则离。＠③＠③素丝，溺色染移。君不我弃，谗人所为。”在《怨歌行》中他还说：“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臣事不显，乃有见疑患。周公佐成王，金＠④功不刊。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泣涕常流涟。”他还愤怒地写道：“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侍进待中人。众口可以铄金，谗言三至，慈母不亲。愤愤俗间，不辨伪真。愿欲披心自陈说，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注：曹植：《当墙欲高行》。）他认为君门不通，都是由小人谗毁造成的。他想自己去剖白陈说，无奈君门九重，难以得进。这自然使人联想到《离骚》中诗人上下求索，欲向上帝陈词，而天帝的守门人却不给他开门一样。曹植曾写下了大量的弃妇诗，在这些诗中，他把那些妇女都写得美丽而坚贞，从而表明自己志向的高洁。恰如他在《九愁赋》中所说的那样：“知犯君之招咎，耻干媚而求亲……宁作清流之沉泥，不为浊路之飞尘。”屈原在痛苦中上下求索，也曾产生过远游的志向。曹植也有许多诗表现这种远游之志。他曾写过十多首游仙诗，其中除了个别的作品没用汉乐府的题材，表达对神仙的羡慕以外，大部分是寄托寻求自由世界的理想。其中有两首，都名为《远游篇》，显然是在学习屈原。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说：“曹植的十多篇游仙诗，其中一部分写世情险恶，有感而发，想籍升天远游忘却人间烦恼，上承屈原《远游》的精神和表现手法，下启李白纵横捭阖的浪漫想象。”（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远游没能使屈原得到真正的解脱，因为他宁死也不愿改变他高洁的人格和政治理想，不能像江边渔父劝他的那样“与世推移”。当他真的要离开祖国时，仍然眷恋故乡。曹植也是一样，他虽然对受压迫处境感到不满，对现实社会感到厌倦，一度想出世远游，但他并不能远游。“仰天长态息，思想怀旧邦”（注：曹植：《磐石篇》。），不忘故国的心情又占据了上峰。他有时甚至将“屈子远游出世之意化为入世建功之志”（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屈原在作品中以大量的篇幅抒写了不被人理解的哀怨之情。曹植的许多作品也表现了这一内容。史称：“植每欲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注：《三国志·陈思王传》，方壮辰《三国志注评》，977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曹植后期大量诗作都表现了这种因不被信任，不能为国立功的痛苦。如《圣皇篇》中写道，由于大臣上奏，藩王不得在京城淹留，于是辞亲上路，“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将日暮，何以远阙廷。车轮为徘徊，四马踌躇鸣。路上尚酸鼻，何况骨肉情。”丁晏《曹集铨评》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曹植还把自己比作离开根本，被风吹来吹去，丝毫不能自主的转蓬（注：曹植：《吁嗟篇》、《磐石篇》、《杂诗七首》其二。），寄居清水，随风东西漂流的浮萍（注：曹植：《浮萍篇》。），他歌咏驰骋寒地的代马，“思彼蛮方”的越鸟，他同情那悠悠远行，离家千里的行客（注：曹植：《杂诗》。）。这种心境的描写，我们从屈原《九章》里的《抽思》、《哀郢》、《涉江》中可以看到，其《佚题诗》中“游鸟翔故巢，狐死但邱穴。我信归故乡，安得惮离别”就是化用《哀郢》中“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几句。曹植常常借男女之情来表达得不到曹丕父子理解的怨愤。这一点后面还要详细分析，这里暂不举例。上面我们分析了曹植与屈原心志相通的几个方面。屈原的思想感情在《离骚》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达。而曹植思想感情分散在许多篇章当中，但曹植的连章诗《赠白马王彪》和组诗《杂诗七首》，也可以把前面分析的几点内容大致包括进来。且以《赠白马王彪》为例，诗的第一、二、四章极写离开京城的眷恋和感伤，与他在《吁嗟篇》、《浮萍篇》、《杂诗》其二等诗中抒写的远离故都的痛苦是一样的。第三章写“鸱枭鸣横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与《佚题乐府诗》、《妒诗》、《当墙欲高行》等诗斥骂小人挑拨离间，导致兄弟不能相亲是一样的。诗的第五、六、七章，由骨肉间生离死别的咏叹引入对人生价值的思考，特别是“苦心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几句，可以看作是他对求仙远游的真实态度。他想超越现实，追求长生和精神上的解脱，可残酷的现实仍然压迫着他，使他痛苦不堪。但他仍有一种节士的豪气，没有因此失去“四海之志”。整首诗写得哀怨悲愤，与其《九愁赋》一起，可以称为陈思王之《离骚》。清代宋徵璧就曾说：“《离骚》不可学，嗣此，其《白马王彪》一篇，……庶儿《骚》之变乎？”（注：宋徵璧：《抱真堂诗话》。）我们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曹植几乎把屈赋中所表现的几个重要内容都有所继承和发挥。屈赋本来在中国诗歌史上就有着很强的原型意义，曹植将这种原型化入到五言诗当中，从而加强了这种意义。后世举凡怀才不遇之悲，离别相思之苦，功业无成之叹，生命不永之痛，种种抒写人生志向和抱负的诗篇几乎可以在曹植的诗中找到原型。可以说曹植扩大了文人在诗中所表现情感的深度和宽度，赋予了文人感情以更高的价值。这是汉末乃至建安其他诗人所少有的。后代的诗人，特别是盛唐诗人，正是大力抒写这种高远的情怀。李白的“人生飘忽百年内，且须酣畅万古情”，便是唐代诗人豪迈情怀的呼喊。总之，是曹植成功地把屈赋中高远政治情怀融入到诗歌当中，使汉末文人诗由抒写个人的生活痛苦上升到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痛苦，从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曹植实现了汉乐府由叙事转向抒情，首先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其次，表现在形式上。曹植对《楚辞》的借鉴大大增加了诗的辞采。古诗的写作还是比较朴素的，可以看出从乐府脱胎出来的迹象。而曹植的诗词采华茂，已更近于后来的文人诗。古诗中也广泛地采用了比兴的手法。花木香草、越鸟胡马等在诗中也多处运用。但在用法上更近于《诗经》，而不似《楚辞》。《诗经》中采用比兴虽然增加了诗的色彩，但风格却是朴素的。东汉以来，特别是汉末文人诗当中也有一部分借鉴《楚辞》的作品，就呈现出另一种风貌。如张衡的《怨诗》，借秋兰以咏美人，《同声歌》，写新妇初夜的心理就是摹仿《离骚》借香草以喻君子，借男女之情以喻君臣的写法。对《同声歌》，《乐府解题》说：“言妇人自谓幸充闺房，愿勉供妇职，不离君子。……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张衡和其他古诗作者不同，他是一个正直的官吏，目睹世风日下，“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fēn＠⑤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之不得以通”（注：《四愁诗序》，系后人伪托。）。他的《四愁诗》写得色彩瑰丽，情深意长，直启杜甫的《赠韩谏议》。另外《古诗十九首》当中的“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古诗五首》中的“兰若生春阳”，都是借鉴《楚辞》之作，相对于其它诗华美而情韵悠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末文人的诗歌创作，凡是借鉴《诗经》和乐府诗多的作品，就显得朴素；凡是借鉴《楚辞》多的作品，就显得华美。曹植的诗由于在借鉴《诗经》的同时，大量地引入了屈赋中的意象，不仅在句式上借鉴，而且全篇借鉴，从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局面。比，是屈原作品中常用的手法。洪兴祖说：“《三百篇》比赋少而兴多；《离骚》兴少而比赋多。”（注：转引《四溟诗话》。）由于比的大量运用，丰富了诗的词采，使得《骚》和《诗》呈现出鲜明的对比。曹植的诗中就大量采用了比的手法，如“浮萍”、“转蓬”、“代马”、“越鸟”等，这就大大丰富了诗的意象。屈原在世俗险恶的情况下，“独好修以为常”，他以香草自喻，表明自己高洁的人格，曹植也是这样。如《白鹊讴》歌咏“饥食苕华，渴饮清露。异地畴匹，众鸟是慕”的白鹊。白鹊食苕华，饮清露，不同于蝇营苟取的凡鸟。再如《佚题诗》中的“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宴婉绝兮我心愁”，简直像《离骚》中的句子。屈原常常借对爱情的追求以表明对君主的依恋。曹植在《出妇赋》、《洛神赋》中使用了这一比喻。但他用得更多的还是诗歌。现存曹植诗有九十多首，而写妇女以及爱情的诗就有十三首。如《美女篇》、《妾薄命行》、《妾薄xìn＠⑥》、《妾薄相行》、《闺情诗》、《代勋妻王氏杂诗》、《弃妇诗》、《七衰诗》、《怨诗行》、《杂诗七首》其三、四、七等，虽然有的是借用汉乐府的旧题和题材，但其中大多数作品的意思已完全不同于汉乐府劝世的主旨，而是借以表达自己的感情。在他的笔下，女子大都是美丽高洁，处境却是孤独凄清，或遭遗弃，或空房独守，价值得不到人们的珍视和承认。这与作者身怀济国之才却得不到任用一样，那些女子的处境正是他现实处境的写照。美女们希望得到爱，正如曹植的“愿与根＠⑦连”（注：曹植：《吁嗟篇》。），希望曹丕父子能顾念同根之情，改变他眼前的处境一样。如《美女篇》，《乐府诗集》卷三十六云：“美女者，以喻君子。言君子有美行，愿得君而事之，若不遇时，虽见征求，终不屈也。”对《七哀诗》，刘履评论道：“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以孤妾自喻。”（注：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再看他的《种葛篇》：种葛南山下，葛＠⑧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和瑟琴。行年晚将暮，佳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颈兽，仰有双栖禽。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襟。良马知我悲，延颈对我吟。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于今。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考曹植的生平，可以断定这不是纪实之作，而是另有寄托之篇。正如朱绪曾所说：“此亦不得于文帝，借弃妇而寄慨之辞。篇中葛＠⑧、棠棣、皆隐寓兄弟意。”（注：见黄节：《曹子建诗注》。）曹植与曹丕本是两小无猜的兄弟，等长大以后，为了争夺继承权，各怀异心，终于一个作了皇帝，一个成了“被软禁的囚徒”（注：葛晓音：《八代诗史》，60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诗的立意直接取法《离骚》：诗中的男女本是一对欢爱夫妻，后来“佳人怀异心”，出现“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的结局，这正与屈原与怀王本为政治上的盟友，后来怀王破坏“成言”，“悔遁而有他”的情形一样。曹植这类诗大都写得很华美。诗中对美女的描写已不同于《陌上桑》中罗敷富于人间气息，而是带有一种浪漫奇异的色彩。这正是受屈赋影响的结果。如《妾薄命行》中对美女的描写：“携玉手，喜同车，北上云阁飞除。钓台蹇产清虚，池塘观沼可娱。仰泛龙舟绿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退咏汉女湘娥。日既逝矣西藏，更会兰台洞房。”我们看到，这仿佛是在神仙的世界里。其中汉水的宓妃、湘水的娥皇、女英，都是屈原作品中所歌咏的形象。而兰室洞房，更使人想起《九歌》中湘君为迎接湘夫人而精心布置的相会之所。再如《闺情诗》：“有美一人，被服纤罗。妖姿艳丽，蓊若春华”，《杂诗七首》其四：“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朝游江水岸，夕宿潇湘＠⑨”，《远游篇》：“夜光明珠，下隐金沙。采之谁遗，汉女湘娥”，所写都不是像罗敷那样的人间美女，都染上了神异的色彩，而这正是构成他的诗“词采华茂”的因素之一。诚如许学夷《诗源辨体》中所说的那样：“子建、仲宣则才思逸发，华藻烂然，自是词家手笔。”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曹植由于把屈赋中“比”的手法大量地引入到诗的创作之中，丰富了诗的词采，与质朴的汉乐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曹植融屈骚的情采入诗，是诗歌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他把在建安时代召唤下而产生的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屈原所抒发的政治上的苦闷结合起来，从而在诗中开创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他增加了诗情的厚度，提高了文人抒情诗的思想品味；他增加了诗的词采，开创了诗歌文质彬彬的局面，影响至为深远。钟嵘《诗品》云：“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钟嵘虽然指出曹植的诗出于《国风》大有疑问，但对曹植诗特点的概括非常准确。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睿右加又＠②原字为奸的繁体字＠③原字为日右加交＠④原字为月右加卷的上部下加糸＠⑤原字为雨下加分＠⑥原字为仆的左部右加幸＠⑦原字为草的上部下加亥＠⑧原字为节的上部下加田再下左加田右加田＠⑨原字为汰的左部右加止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一个最杰出的人物，他的著作有赋、诗、颂、赞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诗歌，从东汉时期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的努力，不仅题材范围扩大了，而且诗的风格也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转变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从“质木无文”转变为“以文被质”，把五言诗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给后来五言诗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 曹植的诗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也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我们为了要比较全面地了解曹植的诗歌，有必要来进一步谈谈他的艺术性。他的诗歌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善统一，充分显示出他高度成熟的艺术才华。如同文学史上许多优秀诗人一样，曹植也创立了他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钟嵘评其诗“骨气奇高”（《诗品》），指出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这种风格首先是由其伤口的内容所决定的，他的诗充满了当时英雄豪杰甘心赴难，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形成了作品骨气奇横，神采焕发的风格和情调。“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远游为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游？壮介多悲风，谁泗驰激流。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诗中主人公意气风发，壮怀激烈的高大身影，耸立在狂风怒吼，浪高流急的大江的背景之上，磅礴壮观，大有气吞万里之势，这类篇章，在曹植诗中最引人注目。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吁嗟篇》，同时，也表现了他建功立业的政治雄心，贯穿了慷慨豪壮的献身精神和捐躯巳国，视死如归的态度。然而也会有壮志莫伸，抑郁不平之气。后人称许这类诗篇“长于豪逸”（秦观《韩愈论》）。 其次，是他的诗歌清素淡雅。（《七哀》）：“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妇，悲叹有余哀。借问叹者诗谁，言是宕于娄。……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这些似素描，似速写，疏疏几笔，就让独困空闺的愁妇哀怨思恋的柔情蜜意跃然纸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如果说：“骨气奇高”偏重刚健，清素淡雅则偏于柔美，曹植诗歌的总的风格特征正是这种刚健柔美的融合和统一。他的作品大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刚柔相济，浑然天成，这种风格自然是集众家之长的结果。（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悲凉慷慨的艺术风格是建安诗人的共同特点，但曹植艺术上高于建安诗人之处正在于他不但具有“骨气奇高，悲凉慷慨”的一面，也具有“词采华茂，雕绘工丽”的一面。 第三，曹植诗反映生活和塑造人物形象上取得了生气成就。为了增强作品的形象性，他很重视比喻、象征的表现手法：“皎若日出扶桑，形象夜同白昼灯火辉煌，惊风飘白日”，形容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比喻皆新鲜贴切，生动巧妙。《赠白马王彪》一诗中比喻非常生动。如一章中以恶鸟、害虫比喻朝廷中小人的嚣张形象。用“转蓬、浮萍”的遭遇象征自己漂泊无定的身世，用怨女愁妇的悲叹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情思，唤起读者联想，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曹植诗歌中的人物，不管是英雄、美人，还是游子、怨妇，无不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白马篇》里英气勃发，武艺高强的少年英雄；“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啼……”这个弓箭不离身手，全副武装的马上健儿，顶天立地，气壮山河，宛若读者亲睹。曹植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剖析入微，无比细腻，“愿为南流景，驰光见我君”（《杂诗》）把织妇缠绵悱恻的幽情通过浪漫主义的幻笔，表现得淋漓尽致，意味无穷。《美女篇》描写少女的丰姿艳丽更是光彩照人：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罗衣何飘飘，轻裙随风还……。作者对人物的观察与描写，层次分明，因系采桑，首先从手上看起，再头上，身段，再神采风韵，把一个穿戴华丽，美妙绝伦的少女，生动形象地再现出来，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故后人赞其《美女篇》“意致幽妙，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千古绝作。 作者：有鱼有鱼 1位粉丝 2007-2-26 23:21 回复此发言 2回复：【论曹植诗歌艺术】想抄论文的朋友来吧~~极具参考价值另外，曹植在刻画人物心理活动时，大量运用比兴。如《野田黄雀行》通过描写一个少年解救见鹞自投罗网的黄雀的故事，寄托自己要营救蒙难朋友的急切愿望，这种手法是对古典诗歌艺术手法的继承，又是诗人所处特殊地位不能畅所欲言的直抒胸臆，只能借助比兴曲折含蓄地加以表现。 第四，咏物之诗也有独到之处，颇见佳句。如“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全诗主要描写片妇清夜独居愁思，并非刻意描写月景，这二句景物描写，增添了全诗悲切凄凉的气氛，月光徘徊，征妇的思心也随之徘徊。《送白马王彪》第四章中写眼前景物，抒发心中难堪的感情，“秋风寒蝉，白日西匿”，呈现出秋天原野原一片萧条的景象，这种景物已触动了行人的忧伤之感，何况又见到归鸟投林，孤兽索群，物类相轻的形状，人不如物，怎能不感物伤怀呢？这样描写景物，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而又紧扣主题，感情委婉真挚。从以上看来，曹植诗歌中的景物描写，都是与抒情紧密结合，因而他笔下的飞禽走兽，花卉草木和山山水水，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相得益彰。但是，总的说来，曹植虽然在景物描写上和其他建安诗人一样尚欠工丽细致，却也开了南北朝山水诗之先河。 第五，曹植在诗歌语言上很有提炼。这首先是他的语言优美而朴素。曹植对语言的运用比起乐府民歌来已跨进一了步，他已注意到语言的内涵和色泽的选择，因而他所描写的人物形象或生活现实都具有特殊的生动的色彩。他的语言的特征被钟嵘冠以“词采华茂”的桂冠，他是受之无愧的。郭沫若先生评他的诗“爱驱驶辞藻，使乐府也逐渐脱离了民俗。”曹植对语言的严格要求，主要是不满于东汉文人创作的“质木无文”，也不甘于停留在乐府诗歌的通俗易懂上，而要求在语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故其《名都》、《美女》、《白马》诸篇，用词妍美，词藻绚烂。又如《七哀》，它既没有汉赋的堆砌词藻，也没有六朝文学的浮弱淫靡，而是呈现出一种自然、朴素而带有清丽的美。这种“美”就给他刻画的思妇的体态、容貌活灵活现的色彩鲜明的展示在我们面前。另外，他炼字造句也毫不含糊，朱华昌罗池“时雨静飞安”、“时俗薄朱颜”、“鸱鸟鸣衡轨”等句中的“昌”、“静”、“薄”、“鸣”这些带音响或动作性的字眼，无一不经千锤百炼才镶嵌在作品里，如宝石般闪光，醒人耳目，对后代作家影响很深。 总之，曹植诗在内容、语言等各个方面在建安文学中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独树一枝，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曹植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
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其代表作有《洛神赋》《白马篇》《七哀诗》等。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其诗以笔力雄健和词采华美见长，留有集三十卷，已佚，今存《曹子建集》为宋人所编。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文学批评家钟嵘亦赞曹植“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
并在《诗品》中把他列为品第最高的诗人。王士祯尝论汉魏以来二千年间诗家堪称“仙才”者，曹植、李白、苏轼三人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曹植
怎样选定论文题目一、毕业bai论du文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能否顺利完成的关zhi键，应慎重从事dao，不要轻率马虎，最好一次选题成功。二、根据参考性选题确定个人论文题目时，应充分考虑以下主客观条件：1、个人的特长和兴趣。应当在自己特长的范围内选择自己兴趣较大的题目，否则成了命题作文，很难写出有特色的、满意的论文。2、选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应选择本学科中在理论上具有指导意义，对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实用价值的题目，如果你对某一选题有哪些理论应当总结、修正、发展；哪些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应当解决，如何解决心中无数，免强写这样的题目也只能泛泛而论，质量不高。（1）资料来源。主要考虑对拟选题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是否初步掌握，需要的第一手资料有无可能取得，即没有现成资料又不能取得第一手资料的题目就很难研究下去。（2）考虑时间、经费条件，选择难度和范围适中的题目。选题的难度过高、范围过大、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选题太易、范围太小又会影响论文本身价值和考生自身潜力的发挥。3、初步确定选题后，应准备一个书面材料，以便在与指导教师交流时将有关问题确定下来。书面材料的内容包括：（1）明确所选题目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准备解决什么理论问题和实际应用问题。（2）对研究的题目，自己掌握了哪些资料，还缺少哪些资料，准备怎样解决？（3）对撰写所选题目论文的初步设想，列出论文的框架结构；论文分成哪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写什么问题，从哪些方面来写，这也就是论文的粗纲。（4）写作计划。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出详细的提纲、论文初稿、论文定稿的时间安排和各阶段工作的大体步骤。三、自行拟定论文题目时也应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
确定论文选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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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题是选题的第一环节，要对研究的主题/对象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主题/对象可以是自己头脑中突然闪现或是自己比较感兴趣的内容。经验是确定研究主题最快且选择出好的主题概率比较大一种研究主题来源，所以我们比较推荐这个方法来确定研究主题。
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去选择研究主题，比如查阅文献，通过对别人研究的总结，选择自己想要的研究主题。
除了上述两种来源，还有一种方式，可以通过一些资料来确定主题，比如查看每年的课题指南，从中挑选合适的，或是一些期刊发布的选题计划，或是一些新闻热点等。
需要注意的是，新闻热点由于具有传播时间的滞后性，在大多数人看到热点的时候，可能学界比较权威的专家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且热点问题对于普通作者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可能不容易发表，所以也不推荐普通作者选择热点问题来研究。
但课题指南和期刊选题计划还是具有一定研究指向的，可以从中选择自己想要研究的主题。
（二）研究问题：
选题的第二个环节是研究问题的确定。
研究问题需要根据研究主题展开，围绕研究主题选定一个具体的问题展开研究，这个问题可以是一个直接的疑问句，也可以是非疑问句，但无论哪种形式，这个问题必须是一个不可知的问题。
也就是说不经过调查就无法得到答案的问题，那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不能算作学术论文的研究问题。研究问题有理论问题也有现实问题，对于普通作者来说，一般情况下要写理论问题，或是将现实问题理论化，为我们的研究找到理论的支撑，增强论证依据。
（三）研究方法：
选题的第三个环节是研究方法的确定。
学术论文写作的研究方法有很多，有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又包含量化研究、质化研究还有混合研究，量化研究包含实验研究、相关分析、调查研究，质化研究包含案例分析、深度访谈、文本/内容分析、扎根理论、田野调查、话语分析、民族志等。
选择哪种方法需要根据研究问题来定，且需要根据实际会使用哪种方法来定，比如人文学科的大部分人对量化研究不够熟悉，其相关方法也不会使用，那么就不适合选取这类方法。
还有部分人对这些方法都不够熟悉，那么可以学习一些比较容易的方法，比如扎根理论、内容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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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在历史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说曹操是个“奸雄”，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再加他的儿子曹丕“篡”了汉献帝的位子，曹操被尊为魏武帝，所以也就等于曹操“篡”了位。做臣子的篡了君王的位，不是奸贼是什么？ 当然这只是腐儒之见，可笑得很！当时曹氏代汉，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如果说改朝换代者都是“反叛”、“篡夺”，那么，自商周以降，中国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合法的朝代了。 第二个理由，是曹操为人奸诈，善于玩弄权术，非正人君子所为。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曹操耍奸使诈的事例有很多。有本专门讽刺、揭露曹操奸诈行径的书叫《曹瞒传》，书中举了一例，说曹操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整日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叔向其父亲曹嵩反映这个问题，希望曹嵩对曹操严加管教。曹操闻讯，担心受到责罚，便心生一计。一日，曹操在路上遇到其叔叔，立即装出脸歪嘴斜的样子，十分痛苦。其叔大惊，问他怎么了，曹操回答说：“突然中风了。”其叔赶紧去告诉曹嵩，曹嵩也大吃一惊，忙找来曹操，见曹操面容正常，问：“你叔叔说你中风了，怎么这么快就好了？”曹操说：“我并没有中风，只是叔叔不喜欢我，所以就诬蔑我。”以后曹操的叔叔再向曹嵩说曹操的坏话，曹嵩根本不信，于是曹操也就更加无法无天了。小小孩子，就是耍奸高手，可谓是“自古奸雄出少年”了。 再举几个曹操是“奸雄”的铁证：曹操能“梦中杀人”的故事很有名。曹操生怕遭人暗算，扬言他有特异功能，谁若在他熟睡时靠近其卧榻，他虽在梦中也能觉察到。他还对侍臣和姬妾们说：“我睡觉时不可随便靠近我，一靠近我，我便杀人，而且我自己也不知道。”一日，曹操佯装熟睡，故意没盖被子，一个近侍忘了曹操“梦中杀人”的话，好心去给他盖上了被子，结果此人好心未得好报，被一跃而起的曹操一剑砍死了。从此，在曹操睡觉的时候，左右谁也不敢靠近其卧榻。 曹操还声称自己“人欲危己，己辄心动”。他私下对一个侍从说：“你暗藏刀子来到我的面前，我说我的心动，然后佯装要杀你。你不要说是我安排的，就一定不会有事。事后我有重赏。”那个倒霉的侍从信以为真，怀藏刀子靠近曹操，曹操遂大叫“心动”，令人将那个侍从拿下，果然从其怀中搜出了利刃。曹操立即令将那个侍从斩首，可怜那个倒霉蛋至死不明白自己是为什么死的。 曹操杀粮官以塞众口的故事也很典型。在与袁绍对峙时，军中粮草已尽，曹操生怕士兵们因为吃不上饭而生变故，乃将粮官找来商量对策，粮官说：“分发粮食时可用小斛代替大斛。”曹操高兴地答应了。但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肯定瞒不过将士们，军营里顿时议论纷纷，皆骂曹操人。其实曹操何尝不知此法难以欺众？对此他早已胸有成竹。他对粮官说：“我要借你的头以平众怒，不然事情不好办。”遂将粮官斩首，令人挑着粮官的头在军营中示众，血淋淋的脑袋上还贴着曹操的亲笔判词：“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将军粮不足的责任推到了粮官的身上。众人见曹操已经将“贪官”斩首，也就消了气。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一瓜杀三妾” 、“代人捉刀”等，透出曹操凶残的一面。当然，如果仅仅是人，如“望梅止渴”之类，倒是传为美谈了。 第三个理由，是曹操的残暴嗜杀。曹操曾悍然杀死了汉献帝的皇后伏氏、贵人董氏以及伏氏、董氏的亲属。在卫道士们看来，这是其“谋逆”的铁证。不过话说回来，曹操是因为汉献帝与伏氏、董承、伏完等阴谋除掉他时才痛下杀手的，应是属于自卫，尚不为大过。 难以获得人们谅解的是曹操滥杀无辜。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以其父为徐州牧陶谦部将所害而攻之，竟将徐州一带男女数十万人活埋于泗水以泄愤，清代大学者王夫之认为曹操此举“惨毒不仁，恶滔天矣”。 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又将降卒近八万人活埋。还有，曹操杀死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名士孔融及其两个幼子，杀死聪明过人的杨修，借刀杀死恃才傲物的弥衡……这些都是曹操的斑斑劣迹，历来为人们所诟病。肯定曹操的，则说他是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是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英雄。他志向远大，气度恢弘，知人善任，唯才是举；是他，逐步消灭了北方的军阀与匪盗，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是他，指挥军队开垦荒田，抑制豪强，兴修水利，发展经济，为以后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名篇佳构，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 人们评价历史人物一般采用两个标准，一是“成败标准”，一是“忠奸标准”。成则英勇败则寇，多是指皇帝而言的，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对臣子而言，则以“忠奸”为分水岭，非忠臣即奸臣，罕有例外。如果曹操果敢地取代汉献帝即皇帝位，然后扫平刘备、孙权，统一天下，将帝位传个一二百年，那么，曹操理所当然是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与“黄袍加身”的宋太祖又有什么分别呢？而且，以曹操的多才多能，在历史上的地位恐怕要远远高于宋太祖。果真如此的话，谁还说曹操是“汉贼”、“奸雄”？ 可惜曹操是武大郎攀杠子——上下不够头。他既没有代汉称帝成为“篡贼”，也没有一心一意辅佐汉献帝成为“忠臣”；既没有一统天下成为一个绝对的成功者，也没有被人消灭成为一个绝对的失败者。所以，曹操在历史上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用传统的“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曹操，似乎都不合适。 伟人也好，凡人也好；好人也罢，坏人也罢，都是人。既然都是人，那么，不管是伟人还是凡人、好人还是坏人，都应该具有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曹操当然也不例外。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应该看其大节，看其对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有何作用和贡献，而不应该抓其一点、不计其余。时势造英雄，乱世出豪杰。曹操是在当时的乱世中应运而生的人物，其本性还是个欲扶大厦于倾危、拯百姓于水火的仁人志士。 建安十五年，因为人们盛传曹操将“有不逊之志”，曹操特意写了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自剖心迹，说明自己并无代汉的野心，只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曹操当时的心愿。考其投身行伍后的言行，与其志向是一致的。讨黄巾军时，曹操身先士卒，屡立军功。平定黄巾后，曹操见朝中宦官专权，政治黑暗，遂辞官归隐，“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视官职如敝屣。董卓进京后，欲篡汉自立，诸侯或拥兵自重，或兴兵讨伐，刚刚趋于安定的汉朝江山又将分崩离析。曹操为了维护汉朝社稷，毅然加入到讨伐董卓的阵营之中。在诸侯之中，袁绍、袁术等各怀异志，首鼠两端，只有曹操与孙坚对汉朝忠心耿耿，作战最为勇敢。对此，王夫之评价道：“故天下皆举兵向卓，而能以躯命与卓争生死者，坚而已矣！其次则操而已矣！岂袁绍等之力不逮操与坚哉？操与坚知有讨贼而不知有他，非绍、术挟奸心以养寇，而冀收刺虎持蚌之情者所可匹也。故他日者，三分天下，而操得其一，坚得其一。”王夫之之言，颇有点好心有好报的意思。 而刘备呢？小时候与小朋友们在村头玩游戏，便说自己是皇帝，村头的大桑树是其“羽葆盖车”。他的两个儿子，一叫刘封，一叫刘禅。封禅是古时皇帝祭奠天地的礼仪，可见刘备一直想着要做皇帝。如果按封建道德来评价他的话，刘备早就有“不臣之心”。袁绍虽然才疏，但是志大，讨董卓之时即生异志，得到玉玺后爱不释手，丑态毕露，因此为曹操所看不起。袁绍之弟袁术更是称帝心切，早就在寿春称帝，结果不久便被曹操所灭。与曹操比起来，袁绍、袁术可谓“乱臣贼子”。 孙权如何？且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时他不听招呼、公然与朝廷的军队展开赤壁大战，于汉献帝尚在位之时，他竟居心叵测地公然写信劝曹操称帝，压根就没把汉献帝放在眼里。与袁绍、袁术、刘备、孙权这些人相比，曹操是最没有野心的，也是对汉室贡献最大的一个人。曹操曾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并非夸张之言。不仅曹操至死没有称帝，在他活着的时候，刘备、孙权也不敢称帝。如果不是曹操在汉献帝走投无路的时候收留之，汉献帝根本不会再做上二十五年的皇帝。如此说来，说曹操“名托汉相，实为汉贼”，实在是冤枉了他。 此外，曹操平定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日后统一全国奠定基础，自有其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当曹操掌握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之后，人性中的一些弱点也随之暴露出来。如追求美色，贪图享乐，刻薄多疑，玩弄权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至被长时间地打入“奸臣”之列。说他是“奸雄”，还是比较客气的评价。 权力，尤其是绝对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就好比强烈的腐蚀剂，足以使人产生质的变化。曹操最初起兵时，并未有“篡汉”的想法，其理想不过是能够因功封侯，做个“征西将军”。但随着实力的日前雄厚、权力的日益扩大，其野心也随之膨胀。就连不学无术的袁术，在拥有地盘和军队之后尚思过过皇帝瘾，何况雄才大略的曹操呢？ 至于曹操玩弄权术、滥杀无辜，也当然是权力使然。若无权力，就谈不上玩弄权术；若无权力，他更不可能滥杀无辜。所以说，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是最危险的东西。它不仅能使无辜者横遭劫难，也能令掌权者身败名裂。 民主的真谛，实际上就是对政治家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既是对大多数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掌权人的保护。它可使掌握权力的人合理地使用权力，不至于让一个英雄变为一个奸雄、让一个政治家变成一个暴君、独夫。 不过话说回来，以民主的理念去衡量一千八百年前的曹操是没有道理的，曹操就是曹操，对历史人物，当然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求全责备。郭沫若为曹操翻案，将曹操塑造成了一个没有缺点的“高大全”式的“正面人物”，又未免矫枉过正了。对于一贯以“成败标准”和“忠奸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人们来说，一般会将历史人物分为两类：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于正面人物，可以无限拔高，将他描画得没有一丝缺点，有缺点也要“为贤者讳”，以维护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对于反面人物，则描画得一无是处。其实，既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就会有七情六欲，有公心，也有私心，就不可能成为“完人”和“圣人”。 其实，承认曹操有缺点和弱点，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正如陈寿在《三国志�6�1武帝纪》中所评价的那样，曹操“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操才是真正的霸主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一句多么广为流传的话语啊！可就是这句体现了曹操的鸿鹄伟志的话，竟在罗贯中的描写之下，变成了曹操是奸臣的写照。 真不明白罗贯中为什么将刘备写得如此仁义，曹操写得如此奸佞，孙权写得如此可有可无。实际上按我看，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先就总体来看，他们三个人能在群雄纷争的那个年代坚持到最后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就必然有他们各自的过人之处。依我看来，刘备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得到了当时天下大半的人材，诸如诸葛亮、关羽、赵云等。孙权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率先夺得了江东并增强海军，并且收复台湾（这可能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收复台湾吧。）以至后来谁也不敢轻意下江东。而说起曹操，他的过人之处我认为是最多的了。 首先，我们先来就其三人的出身进行一下对比。曹操与刘备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的，而孙权则是坐其兄的江山。就这一点来说，曹操与刘备就比孙权强。那么再在曹操与刘备之间比较一下。刘备的起义初始于那个流传千古的桃园三结义，也就是在这次结义中，刘备在一开始就得到了关羽与张飞两员三国之中少有的大将。此后，又在刘备的虚伪与东投西奔之下，最终入蜀，南平各郡，以成鼎足之势。而操则不然。 曹操在最开始的时候就为了大义而陷入了“孟德献刀”后的逃亡之中。在“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语从曹操的口中说出之后，便从此决定了他为了平定天下而东征西讨纵横天下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此后，他在陈留“发矫诏，举义兵，讨董卓，打黄巾，平‘徐兖’之乱耳，抵官渡之大兵，定凉州之地后，震威名于‘襄荆’。”成为了三国中最为有权谋，有地位，并且力量最为强大的势力。我敢肯定，如果曹操能再活二十年的话，天下就早落入曹操之手了。孙权得以发展到最后，在于他有江东；而刘备能够发展到最后，在于他有四川；而曹操的中原却无任何地利，相比之下，我认为还是曹操的能力最强。大家想一想，中原之地最为广阔，其地势不比巴蜀、楚地，只要攻入，便可以从此立足，中原之地相比之下最为难以立足，但曹操发展的地方却恰恰就是这最难立足的地方，而且发展的最好，所以就这点来说，曹操也是三国之中能力最强的。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战争方面。三国初期，各地豪强纷纷进行了大小规模不同的起义，而发展到后来的三国，这些豪强都被谁的败了呢？大家回想一下，除了刘璋被刘备打败，江南诸军阀为孙策所灭外，几乎所有的军阀都是曹操灭掉的！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打仗方面也是最强的。 这样来看，曹操不论发展、治国和打仗都是三国中独一无二的厉害的。所以，曹操才是当时天下真正的霸主！
顶，曹操是一代奇人。说他坏，有几个人能站出来，大喊：“曹操不如我，我比他强。”
?一、?教学内容分析： 北师大版《历史》七年级上册第20课《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一课主要介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初期阶段 —— 三国鼎立的形成。黄巾起义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势力，并为争夺地盘进行混战。经过官渡之战 ，曹操统一了北方；经过赤壁之战 ，曹操、孙权、刘备分别据有中原、江东、四川等地，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在这段有关三国鼎立局面形成过程的历史中，自始至终贯穿其中并对这段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有诸葛亮、曹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研究诸葛亮、曹操这两个人物来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曹操, 是三国历史中为人们所熟识的人物之一，但由于受到《三国演义》中传统观念影响，人们一直对曹操存在着历史的偏见，有人把曹操称为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究竟是英雄还是奸雄一直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因此，启导学生用今天的目光重新审视曹操是十分必要的。通过举行关于 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的辩论赛, 我们可以引导学生学会对历史素材进行去伪存真地批判学习，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理解三国历史，引导学生逐步掌握科学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二、学生基本情况分析 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初中学生是一种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的人，并且是具有能动性和自我教育可能性的受教育对象。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皮亚杰将儿童青少年认知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感知运动阶段，第二阶段前运算阶段，第三阶段具体运算阶段，第四阶段形式运算阶段。其中12岁以后为形式运算阶段，这个阶段少年的个体思维能力已经发展到成熟水平，已经具有假设 —— 演绎推理、命题推理、组合分析等特点。所以，我们在初中教育阶段应该着重加强抽象思维和概括能力的培养。但是，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又必须依托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兴趣是力求认识、探究某种事物的心理倾向，它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内在趋向性和内在选择性。因此，我们设计的课堂既要生动、有趣，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能激活学生的求知和探究欲望，又要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求知、自主探求的能力和习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对于三国的历史，大部分学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且通过书籍和影视对三国的故事和人物有一定的认识，但这种认识又只是停留在感性的、直接的层次。所以，初中的历史课堂应该创设历史情景让学生在三国历史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自主探索、独立思考、批判学习过程中，逐步形成对三国历史、人物理性、科学、个性化的认识。因此，关于 曹操是英雄还是奸雄 这个话题的辩论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的学习习惯和能力。三、?教学目标1、认识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过程中重要历史人物曹操，引导学生学会根据历史史实客观、辨证地评价历史人物，并运用这种方法客观评价曹操的优缺点及其对历史的发展所起的作用。2、了解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 ，知道这两场战役胜负的原因，说出这两场战役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关系以及曹操对此的影响；3、指导学生利用老师所提供的网页课件和网点自主搜寻资料、整理素材，培养学生自主探求知识、主动获取信息的意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参与性、自主性、合作性的新型学习方式。4、利用辩论的形式培养学生辨证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及表达能力。四、课前准备1、辩论正反方分组。把学生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代表正反方，正方：曹操是英雄；反方：曹操是奸雄。选出小组长，由小组长制定工作计划，分配任务，组织具体工作。2、老师将有关三国历史、人物的资料制作成网页课件，并搜寻有关三国历史的网点，向学生介绍；指导他们搜寻、整理素材。3、组织学生观看《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草船借箭》等三国历史影视片；组织学生对比阅读《三国志》、《三国演义》，指导学生去伪存真，区分真实历史和小说。4、指导学生撰写辩论稿，指导学生围绕某些焦点辩驳准备，例如：（1）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 是英雄所为还是奸雄所为；（2） 曹操在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 ，结合史实阐明 ；陈词应该观点鲜明，富有说服力。（3）自由辩论阶段。双方其他同学抓住对方错漏之处或不当之处展开针锋相对的自由辩论。（4）总结陈词阶段。最后正反方派出一名队员总结陈词，陈词包括总结己方观点，指出对方不当之处，再次阐释己方的观点；辩论过程必须紧紧根据历史史实，不能凭空说话，要言之有理。（5）学生自由发表意见，嘉宾点评。（6）宣布辩论赛胜负结果。 七、老师进行针对性小结，总结辩论赛得失，表扬表现突出同学，指出不足之处和存在问题。 八、布置作业，要求学生根据辩论赛所得，以评价曹操成败得失为主题写成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