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在校大学生的话，图书馆里一般都有论文期刊相关网站的链接（学校已经付费了），当然学校不重视的话也有可能没有。不是的话，那就自己去相关网站付费购买了，比较有名的就那几个，知网，万方，维普，等。写论文的话是离不开期刊论文网站的，你要是想靠百度知道给你提供一两片文章的话，那你这论文注定稀烂了。
婚姻法修改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所讨论的重点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高度概括、总结从法律的功能作用来看，这种调整和重视规范无疑是准确适时的，但是，就法律自身所要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言，一部法律经过修改之后必须保证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其所调整的范围恰当衔接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立法观念，使一些约定俗成的伦理关系上升为法律，并以发展的眼光预测未来尤其重要，这是保证这部法律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条件就此，笔者对新《婚姻法》出台后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一、应对故意生非婚生子女给予一定的惩罚。《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笔者认为，该条法规是现今社会中大量出现非婚生子女原因之所在。因为“婚外恋”、“通奸”、“重婚”以及“非法同居”等，当事人均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故亦得不到法律之保护。所以当事人双方或者第三人为追求利益甘愿生下子女。但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即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又增添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还产生了对计划生育工作正常开展的影响，以及对非婚生子女的照顾抚养等一系列社会及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相应的的《解释》中对故意生下非婚生子女者给予一定的惩罚，但应视具体情况而言，分为：第一，如未经男方同意或者在男方不知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愿或者行为时，女方私自生下子女的，应对女方给予一定的惩罚；第二，如男方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愿或者行为的，而未加以阻拦的，应对男女双方均给予一定的惩罚；第三，男方在违背女方的意愿下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应对男方给予一定的惩罚；第四，当事人双方以外的第三人，违背当事人双方或者一方意愿，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应对第三人给予一定的惩罚。二、在婚姻存续期间也应该对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作出赔偿。《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不应该仅仅在离婚时才可得到补偿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个人财产，要进行赔偿是有法可依的，且在损害赔偿时，不仅包括医院费、误工费等，还应该赔偿精神损失费，因为第四十六条提及的几种事实对当事人感情的伤害尤为严重，均为导致当事人双方感情破裂的原由所在。三、《婚姻法》所保护的男女不应有差别定位。从《婚姻法》修改草案和讨论的情况，乃至新《婚姻法》的出台来看，对妇女的直接或者间接保护都源于男女的差别定位，也就是说将女性定位于弱者。这种意图值得深思。目前我国保护妇女的专门性法律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也针对女性不同的生理条件进行了差别性规定，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赋予了妇女在接受教育、就业等政治、经济领域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可以说，我国对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是比较完善的《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过分强调女性利益是有失公平的，这不仅违背了这部法律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不利于鼓励女性自强、自立。因为，传统的中国妇女，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深受封建儒家文化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观念较重，一旦结婚，即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精神上更依附于男性，这种依附的后果是削弱了女性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此时，男性则在社会这一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双方巨大的反差，很可能使男性对女性从尊重、钦佩到爱恋的基础丧失，从而导致婚姻的不稳定。审判实践中出突出地反映了这些问题。一是许多婚姻案件中的女性，既使男方没有感情，也拖着不肯离婚，不愿失去名分和依靠；二是被婚姻抛弃的女性，往往是社会地位、个人才智和能力与男方差距较大，而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与妇女过强的女性角色意识妨碍了其成长有很大关系。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否认女性注定要更多地投入家庭这一事实，关键是，法律在了解女性弱点的情况下不要接受认可这种弱点，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纵容这种软弱和依附，从而会使她们更没有自强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如果法律不再充当救世主，她们自强自立的精神反而会更强烈，这样，来自外界的伤害则显得无足轻重了。由此可见，将婚姻立法定位于男女平等远远比强调保护女性更重要。四、对婚内强奸单独实施惩罚。“婚内强奸”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主体的规定采取了概括规定的方式，即未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也未明确将丈夫排除在外。这种模糊的立法给司法部门带来了不小的障碍，也给法学家解释法律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婚内无奸说”，其最主要理由就是“同居义务说”，认为自愿结婚本身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承诺，并且这种承诺只要作出一次性概括就已足够，将在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有效。但是，这种观点却存在着致命缺陷-因为同居权利和义务不是法律权利和义务，积极的性行为无法用法律来调整，爱情才是维系正当同居的唯一有效保证手段，法律赋予夫妻双方的只是“同居请求权”。故笔者认为应增加对婚内强奸的规制，从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五、建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西方国家立法早已有之，称之为非常夫妻财产制，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特殊情况出现而依照法律规定或诉讼程序确定财产分割的制度，旨在保护夫妻一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其发生原因，可分为当然的非常夫妻财产和裁判上的非常夫妻财产制。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继承法》规定了夫妻一方死亡时的财产分割，没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度，需要加以完善，使之与其他财产制相配套，组成完整的夫妻财产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确立：第一，在夫妻一方被处以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处罚时，所及的财产只能是其个人财产；如果以共同财产承担，势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权利，这时就有必要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第二，当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或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其难以行使对财产的共有权、共有权由另一方形式，难免会发生损害一方权利的情况。如将其有财产无偿赠与他人，任意挥霍浪费共同财产等，这时有必要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明确界定属于被宣告方的财产由另一方代管，这就使其不为被宣告方的利益不能处分被宣告方的财产，从而加强对夫妻一方财产的保护。第三，夫妻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有时难免会承担民事责任。为避免夫妻合谋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借口没有个人财产逃避责任，使第三人的权利难以实现，这就需要对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第四，夫妻一方履行法定义务而另一方加以阻挠，或借口没有个人财产而不予履行，第三人权利就得不到保护。为此，也要分割共同财产，使第三人权利得以实现。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婚姻法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3、秦汉家族法研究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结果1 试论我国的同性恋立法 沈赵 理论观察 2007/022 同性恋者如何维护权益——访婚姻法专家杨大文教授 江淮法治 2006/103 中国对同性恋以及同性婚姻立法的必要性和思路 何东平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06/024 各国(地区)同性恋立法与司法概况 刘国生 法律与医学杂志 2005/045 同性恋：在伦理与法律边缘游荡 水木 政府法制 2005/226 施瓦辛格再否同性恋婚姻法 法律与生活 2005/207 妻子向同性恋丈夫索赔 文健 法律与生活 2004/058 欧洲同性恋立法动态的比较考察 M·克斯特尔 比较法研究 2004/029 宣扬同性恋是媒体的失职 严平 新闻三昧 2003/10<<<<<<<<<<<<<<<>>>>>>>>>>>>>>>>>>>>>>><<<<<<<<<贴上一篇供参考另外在我帮你存了两篇PDF格式供参考<<<<<<<<<<<<<<<<<<<<<<<<<<<>>>>>>>>>>>>>>>>>>>>>>试论我国的同性恋立法沈 赵(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 南京 210097[摘 要]在国外, 伴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开展, 不少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用法律明确了同性恋者的权利和地位。针对我国同性恋者权益受侵害, 同时又带来社会危害的现状, 笔者主要从必要性和可行性两方面来论证为同性恋者立法, 用法律来约束他们的权利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关键词]同性恋; 必要性; 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 920. 0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9- 2234 2007 02- 0079- 02D A一、同性恋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同性恋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亚文化现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曾存在过: 古埃及人曾把喜好男色看得很正常; 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与武德、理智、审美及道德等方面的某些美好品质相联系, 因而特别推崇; 我( )国远在商代就有“比顽童”的说法, 还有“分桃而食”春秋 、“龙阳君”战国 、“断袖”汉 等历史人物和故事的记载。虽然同性恋现象从古至今都客观存在着, 但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上, 其社会地位却经过了复杂的变迁。总体说来, 人们对同性恋的认识经历了三次转变 :第一次转变使得同性恋从宗教意义上的罪人和法律上的罪犯转变为病人。根据《圣经》中的“原罪说”: 同性恋是一种罪恶, 它违反了婚姻是两性的结合、违反了生育和繁衍的原则, 因而它应当受到歧视和惩处。早在公元4 世纪, 罗马成文法就明确规定同姓恋是违法行为, 有些国家还规定同性恋者要受到长期监禁和苦役, 甚至要用火刑、绞刑等方法处死。著名的神学、法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同性恋是“违反天性”的行为, 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至此之后, 随着基督教成为欧洲各国的国教, 同性恋行为便被普遍地列为犯罪。直到19 世纪, 西方发达国家的精神病研究人员才把“同性恋”归类为疾病, 认为它其实是一种性心理障碍。“同性恋” 这一术语也是在Homosexuality这个时期 1869 由德国医生 正式提出。Benkert第二次转变是从认为同性恋是身体或心灵的病态, 转变为认为它不是病, 只不过是一种异于常人的违反社会行为规范的个人倾向。早在1948 年, 美国金赛博士的《男性性行为研究》报告中, 他就对同性恋病理化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50 年代初, 人类学家克利夫兰·福特和弗兰克·比齐在通过对跨文化人类行为的研究后, 得出结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 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能力……将它视为与异性恋并行的正常的行为方式” ; 1973 年, 美国精神病学会率先作出了将同性恋剔除疾病分类的决定; 1994 年, 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同性恋从“ - 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名单上ICD删除; 2001 年4 月, 在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 我国也作出了类似的规定。至此,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完成了“同性恋非病理化”最为关键的一步。第三次转变即是随着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在许多国家合法地位的获得, 人们认为它不过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遗憾的是: 这一转变在我国还未实现。二、为“同性恋者”立法的必要性一 社会现状根据1991 年至1992 年上海中医院和一些香港学者在上海对2190 例大学生的调查发现, 男女大学生有过同性恋行为的分别占男女大学生总数的8. 3%、9. 2%。 李银河博士也曾根据国内外的权威调查推测出: 在中国, 同性恋者有3900 万至5200 万左右。 2004 年12 月, 中国卫生部门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 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 约占男性人群的百分之二至四, 以此估算, 中国约有五百万至一千万男性同性恋者。这些数据表明: 在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一定比例的同性恋者, 而且, 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个比例已呈现出上升趋势。一般认为, 同性恋者可能造成的危害表现为: 1 同性恋者的性行为通常较为混乱, 性对象多变, 容易感染各种性传播疾病 包括艾滋病 ; 2 在现有主流文化下, 同性恋者大多具有道德罪感, 其心理压力大, 承受能力不佳, 一旦遇到一些情感问题, 容易表现出一些失控行为, 如自杀、自伤、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 3 一些同性恋者为了满足自身欲望, 会采取欺、利诱乃至暴力、胁迫等手段, 严重侵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4 一些同性恋者在公共场所 包括监动教养场所等 公然进行同性恋行为, 同性恋者卖淫活动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 这些都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5 同性恋本身给自己及其家属带来很大的精神痛苦, 同性恋者所缔结的婚姻则更为不幸。因而, 从法律上关注这类特殊群体, 不仅对其本人, 对其家庭, 而且对全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二 法理依据1. 平等地关怀与尊重德沃金在其名著《认真地对待权利》一书中写道:“政府不仅要关怀和尊重人民, 而且要平等地关怀和尊重。这就意味着政府绝不能以某些公民更值得关心而有权获得更多的理由来分配各种利益或机会; 绝不能以某团体中某些公民〔6〕的美好生活概念比他人优越或高贵而限制自由。” 据此,针对社会上同性恋者受侵害、受歧视的现象, 政府应当通过( )权力行为 尤其是立法行为 来赋予同性恋者与普通人同样( )的权利, 不能因为同性恋者关于美好生活的概念 性取向不符合一般人的评判标准就去限制其权利。然而, 个人利益与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即一般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 一般利益的强大, 足以使个人权利的要求落空。因此, 在判断个人究竟是否有权利的问题上, 德沃金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表述:“在对个人希望有或希望做的事情上, 集体目标已不足以成为否认的理由时, 或对个人所加的损失或伤害上, 集体目标也不足以成为支持的理由时, 个〔7〕人就有权利。” 根据李银河教授的调查, 人们不接受“同性恋”的理由无非就是觉得恶心, 觉得这种现象不符合普遍的( )道德标准 虽然同性恋与道德无关 。然而,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同性恋爱、结婚并没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也没有扰乱公共秩序, 更不会造成社会风气的道德沦丧。所以,“集体( )目标”所谓的不符合道德标准 也不足以成为否认同性恋者权利的理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不会影响他人的自由, 那么他便享有这个权利。大多数人的喜恶不能作为否认个人权利的唯一立法依据……要认真看待少数人的权利; 只要少数人的同性恋行为不有伤风化或损害社会秩序, 就应予以宽容与保护, 不诉诸刑法,〔8〕舆论上也不予谴责, 生活上不加歧视。”2. 法不禁止即自由“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是在古希腊的政治准则中最早得以表达。古希腊人把“法律之下的自由”视为城邦的基本要素, 并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奉扬。所谓“法律之下的自由”就蕴含着“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要义。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认为, 某些自由是依法律无明文规定而存在的, 人们可自酌而行之; 英国哲学家密尔在《论自由》中也规定了人类自由的( ) ( )三个领域:“ 1 良心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2 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 它‘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 要求有自由订自己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 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 )做, 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3 个人相互间联合的自〔9〕由。” 目前, 我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对同性恋行为加以禁止, 从法理的角度来说, 既然法律没有明文禁止, 同性恋爱、结婚又属于公民私权利的范畴, 那么法律就应当对此给予宽容、国家权力也不应当不当干涉。诚然, 法律不禁止的行为, 并非都具有积极的功利意义; 有些法律不禁止的行为还可能导致消极的后果。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 有利必有弊, 当利弊发生抗衡时,立法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 针对其中的弊端, 法律也只能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避免。三、立法的可行性分析及建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 同性恋者的法制环境会越来越好:首先, 2001 年4 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颁布了《中国( )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以下称《标准》, 其中的同性恋者已不再归类为精神病人, 这虽然比美国晚了 28年, 但毕竟是一种进步。《标准》的颁布不仅显示了我国对同性恋有了更为科学的认知, 而且也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支持。其次, 中国的立法通常会比较、考察国外法学界的做法。目前,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同性婚姻等问题做出了规定: 荷兰《家庭伴侣法》规定, 登记的同性伴侣将会和婚姻中的夫妻双方一样, 在退休金、社会安全保障、继承和扶养方面享有同样的权利; 德国的《生活伴侣登记法》规定, 同性伴侣也可以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结为“生活伴侣”, 其社会和法律地位与传统的异性婚姻类似; 芬兰的法律规定, 登记注册的同性伴侣可获得部分同合法异性夫妻同等的权利义务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讲, 目前只有在荷兰和比利时承认同性婚姻, 其他很多国家只是赋予同性伴侣不同程度的权利, 虽然有些国家的规定已与异性婚姻伴侣的权利十分接近, 但并没有使用“婚姻”这一概念。李银河教授针对同性婚姻的这一问题曾提出过两个方案: 一是修改婚姻法的个别字句。凡是出现“夫妻”两个字的时候就改成“配偶”, 第一次出现( )配偶这个词的时候加一个括弧 性别不论 。另一个方案是搞专门的同性婚姻法案。相比较而言, 笔者认为, 第二个方案更具有合理性:首先, 人类社会从古至今, 都是在男女结合的婚姻制度下繁衍, 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婚姻”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了宗教色彩, 但是, 世界各国无论信仰如何, 都没有改变一男一女结合的婚姻定义。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而言, 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还不能接受同性婚姻这一现象, 如果国家强制用一部《婚姻法》来同时调整同性婚姻与异性婚姻, 势必导致绝大多数人的抵制。所以, 从我国的文化土壤出发, 在大多数人还未接受同性恋现象之前, 不宜用婚姻法来调整同性伴侣之间的关系。其次,《婚姻法》中的某些权利义务也是不宜赋予同性伴侣的,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有关“收养子女”的规定。笔者认为, 同性家庭对子女的成长极为不利。曾有研究结果表明: 同性恋者主要受童年环境、青春期经历、环境因素等方面的影响而造成性取向出现偏差。长期与同性恋者亲密相处的子女, 其身体、情绪必将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子女甚至会认为同性恋是很正常的现象, 久而久之, 这些本不该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便成为又一批同性恋者。此外, 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 由于主流文化对同性恋仍然持排斥态度, 而这种排斥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子女, 使这些子女在受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歧视。这些歧视对子女自身而言, 将会造成其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 对社会而言, 便造成了犯罪、社会秩序混乱的根源之一。综上所述, 国家应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关系, 本着对“同性恋者的权益”采取“不歧视更不提倡”的态度, 制定专门的《反歧视法》, 其内容至少应当包括: 第一, 明确《婚姻法》中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于同性伴侣之间, 除非《反歧视法》有明确规定; 至于同性婚姻, 该法也应设置专门的“婚姻篇”, 规定同性伴侣在结婚、离婚、财产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二, 设置专门的“人格篇”, 明确规定同性恋者的人格不受歧视、个人隐私受保护等权利, 具体地来说, 也即同性恋者有权同普通人一样, 公平地获得学习、劳动就业、参加社会活动等权利。禁止任何单位、组织、个人以任何方式对同性恋者进行侮辱; 各类传播媒体不得恶意披露某同性恋者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该同性恋者的资料; 第三, 由于同性恋毕竟不是婚恋关系的常态, 所以, 从人类繁衍、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 国家应在此法中设置专门的“防治篇”, 明确规定对于自愿治疗的同性恋者, 有关卫生部门应给予一定的优惠; 有关单位特别是学校、军队、监管场所等也应加强防治、宣传措施, 从源头上尽可能减少同性恋者的人数。至于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同性性犯罪无法可依的情况, 立法机关应出台相应的刑法解释。对于此,《反歧视法》没有必要设置专门的一篇来调整, 原因在于该法仅是规定同性恋者的民事权利义务, 并不涉及刑罚领域, 而且如果在该法中规定刑事责任, 势必削弱刑罚的统一性和威慑性。[参 考 文 献]〔1〕李慧波. 国外同性恋者生存状态和法律地位〔〕. 电J( )脑校园, 2001 4 .〔2〕何东平. 同性婚姻合理性的研究〔〕. 乐山师范学院J( )学报, 2005 8 .〔3〕刘达临. 中国当代性文化〔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M出版社, 1995: 113.〔4〕李银河. 同性恋亚文化〔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M司, 2002.〔5〕王延光. 同性恋与艾滋病预防对策〔〕. 浙江学刊,J( )2001 1 .〔6〕 . , ,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1978, niversity Press page〔7〕同上, 〔8〕党永辉, 等. 刍议中国同性恋的立法〔〕. 中国性科J( )学, 2005 9 .〔9〕王人博, 程燎原. 权利及其救济〔 〕. 济南: 山东人M民出版社, 1998: 230.<<<<<<<<<<<<<<<>>>>>>>>>>>>>>>>>>>>>>><<<<<<<<<贴上一篇供参考另外在我帮你存了两篇PDF格式供参考<<<<<<<<<<<<<<<<<<<<<<<<<<<>>>>>>>>>>>>>>>>>>>>>>
中的人身地位低下，并且封建的礼法还从财产权利方面对妇女进行各种限制和剥夺，中国古代历代封建法律都否认妻子的财产继承权，如明、清律均规定：“妇女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份，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其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反之，妻子故后遗留财物当然归夫所有。妻子的携入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于夫。这更从根本上巩固了夫权统治，剥夺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第四，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封建家庭是家长制度的家庭、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妻必从夫，全家都必须服从家长，即所谓“家事统于一尊”，封建孝道是亲子关系的最高准则。“父为子纲”是“三纲”之一，父权和家长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子女不仅要服从父母而且还要受到其他尊长的支配。父母对子女的权力由父亲集中行使，母则是：“亲而不尊”，这些权力包括主婚权、惩戒权等。子女的人身和财产权益，都得不到来自法律的保障。宗法家族制度还十分强调男女、嫡庶之别，子和女的家族地位很不平等。庶子、庶母的地位远较嫡子、嫡母低下。父权很大，处在保护权下的子女，对父母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样，子女的权益普遍的被漠视。“父为子纲”被奉为天经地义，这为维护封建的宗法统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父子之亲成了君臣之义的缩影。一家之内，“父叫子亡，了不得不亡，”一国之内，“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家国一体。子女违反教令，族规国法，惩罚很严酷。以至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滥用权力的事例屡见不鲜，却得到法律的容忍和保护。封建统治阶级正是用这种家长专制的方式，维护了封建宗法，社稷一统。第五，以“出妻”为主要方式的男子专权离婚。在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下，对离婚的限制是很严格的，离婚权主要属于男子和男家。妇女则处于无权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夫一妻制家庭和对偶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坚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离弃他的妻子”④在整个古代，离婚是不自由的，对妇女来说更是如此。离婚是丈夫是特权，妻子是无离婚权利可言的。我国古代的礼法中有关离婚的规定，就是这方面的明显例证。离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有“出妻”，“和离”及“义绝”，“出妻”亦称休妻，是中国古代最常见的离婚方式。出妻的理由有七项、被称为“七出”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窃盗。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限制离婚，古代礼法还设有例外情况，称“三不出”，即“尝更三年丧不出”“贱取贵不出”，“有所受而无所归不出”，⑤唐律规定：“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杖一百，追还合”，但妻子“若犯恶疾及奸者，不用此律”。义绝，就是古代的一种强制离婚制度，如果夫妻之间、夫妻一方与他方的一定亲属间、双方一定亲属间发生了法律所指明的事件，经官司处断后，便认为夫妇之义当绝， 双方必须离婚。这是男女不平等的反映。实行义绝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和宗法统治。义绝与出妻不同，“七出”是于礼应出，于法可出，而非必出。该当义绝而不绝者，则须依律科刑。如唐律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和离是古代的一种协议离婚制度，相当于近世的两愿离婚。如唐律规定：“若夫妇不相安谐而和离婚，不坐”。这看起来似乎公平，可是由于妇女受到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所以很难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夫和离，愿不愿离婚仍取决于丈夫，有时，妻犯“七出”之条，夫家不愿“家 丑”外扬，便采用和离的方式将其休弃。在这种情况下和离往往成了出妻的别名。除以上三种方式外，我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封建法律还有基于特定事由向官府呈诉离婚的规定。例如，男方据以诉请离婚的原因是：“妻背夫在逃”，“妻殴夫”，“男妇虚执翁奸”“妻杀妾子”，“妻魇魅其夫”等，女方据以诉请离婚的原因是：“夫抑勒或纵容其妻与人通奸”，“夫逃亡三年以上不归”，“夫殴至折伤以上”，“夫典雇其妻”，妻因受夫之祖父母，父母非礼相殴至笃疾”，“夫强奸妻前夫男妇或前夫女”“翁欺奸男妇”⑥等。从这些离婚的理由，也可看出男女的不平等，以女方的理由之一为例，“夫殴妻至折伤以上”方可离婚，而男方的离婚理由“妻殴夫”男方即可提出离婚。中国古代这种关于离婚的礼法规定，明显的使男子处在一种有利的地位，妇女则处于被动地位，从而维护了封建的夫权统治、伦理纲常。以上中国古代的婚姻法的特点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它的经济根源是地主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小生产经济；它的政治根源是封建国家所实行的宗法统治；它的思想根源是反映封建经济、封建政治要求的封建伦理观。男女、夫妇、亲子、尊卑、长幼、家长和亲属间的种种不平等的关系，无非是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等级关系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女子完全的受这四种权力的支配。而婚姻法是以封建的生产关系为经济基础的，又受着封建四权的联合支配。第六，中国古代的婚姻法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是详于礼而略于法，在奴隶社会中，婚姻关系主要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以及为统治阶级所认可的习惯来调整的。有关婚姻家庭的礼，实际起着法的作用。到了封建社会，调整婚姻关系的方式是礼、律并用的。如汉朝的《九章律》中有“户律”一章，用以规定婚姻、户籍等。三国，两晋、南北朝上承汉制而有所损益。魏律和晋律中均有“户律”。北齐律以婚事附于户，改称“婚户律”。北周律中则分设“婚姻 ”，“户禁”两篇。隋朝的《开皇律》将婚、户二律合而为一。唐朝的婚姻家庭立法，在古代的婚姻家庭立法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永徽律》中“户婚”的有关规定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婚姻家庭立法提供了蓝本。宋、辽、金、元各代的法典中均有关于户婚的内容。除律外，封建王朝的户令和后期与律并用的例，对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处理婚姻家庭案件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需要提出的是，“律”中所规定的，主要是那些与刑相关，即一旦违法，便处以刑罚的问题，其它事项一概委诸与礼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婚俗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也开始进行异族通婚制。
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易�6�1序卦》：“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与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措）”《礼记�6�1昏义》：“婚礼者，礼之本也”；“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这种观念反映了古代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习俗，婚姻主要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 后世儒家经典记载了西周时期贵族的婚姻状况，当然这种状况已经被理想化了，但它仍然对后世的法制和观念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因为西周时期去古不远，许多部族和地区在不同程度上还保留着氏族时期的一些婚姻习惯。《周礼�6�1媒氏》里说，在仲春时候，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和私奔，国家并不禁止。《诗经》里也有许多反映民间男女自由恋爱的诗篇。近世有学者指出，一直到汉代以前，在燕、赵、中山、政、卫、齐、楚等地区，还盛行着各种非礼制的婚俗。因此，在西周时期的平民生活中，婚姻方式还是相当自由的。我们这里所谈的只是儒家经典所记载的贵族婚姻状况。 据记载，西周时期就有了掌管婚姻事务的机构——媒氏。《周礼�6�1地官�6�1媒氏》：“掌万民之判”。“判”就是判合，男女相匹配。可见，媒氏就是婚姻管理机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早婚，门第婚，近亲婚和异辈婚等婚姻习俗。魏晋南北朝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政权更迭频繁。而这一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开放和多元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婚姻习俗方面也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习俗就呈现出多样化自由和开放的特点，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习俗吧。
一、早婚和门第婚
早婚现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普遍，而这一现象后来也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由于皇族的成婚较早，所以贵族阶层也纷纷效仿，贵族男女多在十六岁以前就成婚。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势力大，对出身极为看重，当时的几大家族之间会相互通婚，通过这种方式来为护家族的利益，也保证血统所谓的高贵和纯净。
二、近亲婚和异辈婚
汉族很早就有禁止直系血缘关系结婚的传统，但由于认知不足，对近亲却没有严格要求，而加上门阀士族对门第看得极重，基本代代相互通婚，这也就导致了近亲结婚的频繁出现，而近亲结婚其实也是门第婚的一种延续。另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异辈婚也普遍存在，这种婚姻虽然有违伦理，但出于家族利益考虑也是无法避免的。
另外在魏晋南北朝又幼童婚，财婚，冥婚等非常不合常理的婚姻习俗。闻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会有诸多不符合常理的婚姻习俗，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关系，门阀士族的形成使贵族的权利极大，甚至凌驾在皇室之上。而婚姻有关系，有利于巩固大族的权力，所以这一时期，巩固政治权力，远远比传统的伦理道德要重要。此外由于常年战争，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锐减，所以服役纳税年龄都相对提前，这也导致了结婚越来越早，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习俗，其实是当时政治经济和道德观念等的一个方面的反映。
从婚姻的原则看：古代婚姻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指主婚权属于父母，即选择配偶，嫁娶方式均由父母做主，而不问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实质上就是父母包办婚姻。《诗经·齐风·南山》“娶妻何如,必告父母”； 《孟子·滕文公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恩格斯也指出：“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媒妁之言”是指婚姻由第三人即“媒人”撮合，它是父母包办婚姻不可缺少的终结，是包办婚姻的组成部分，与父母之命共同构成封建婚姻成立的要件。例如唐律规定：娶妻无媒不可，正所谓“名媒正取”，合礼合法。媒妁在古代之所以重要，在于协调宗族关系，成为宗族联姻的一个桥梁。古人讲究“和”与“睦”，宗族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通过媒妁，缔结成良缘，“合二姓之好”，使两家建立亲属关系；事情办不成，由于双方有媒妁作缓冲，就不会发生直接正面冲突。“父母的意志为子女婚姻成立或撤消的主要的决定条件,他以自己的意志为子授室,为女许配,又可以命令他的子孙和媳妇离婚,子女的意志从来就不在考虑之列。”[1]“家长有包办子女婚姻的权力,无论子女成年与否,他们的婚事都依据家父的意志决定,甚至无须询问本人的意见。”[2]《孔雀东南飞》一文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故事让人潸然泪下,因婆婆不喜欢媳妇,百般刁难,使得女方在再婚当天“举身赴清池”[3],投河自尽；男方也“自挂东南枝”,上吊自杀了。陆游与唐琬，只能垂泪吟诗：“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4]酿成这样的悲剧原因何在?归根到底就是所谓的“父母之命”。为什么古代能奉行包办婚姻,使子女的婚姻权利掌控在父母的手中?婚姻家庭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也就会有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形式。中国古代这种婚姻家庭制度是当时社会性质的体现，并与当时社会形态相适应。《礼记·昏义》：婚姻的目的是 “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缔结婚姻一方面是为了外部关系，即“合二姓之好”，也就是通过婚姻这一纽带将两个宗族连接起来，结成一种亲属联盟。古代婚姻是以国家和社会为本位的，并不考虑男女当事人双方的个人利益，所以婚姻制度在我国古代往往带有婚姻以外的政治含义。 另一方面是考虑内部关系，即“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就是祭祀祖先，延续后嗣，古代社会的婚姻主要是用于传宗接代，维系宗法血缘关系，使家庭兴旺，长盛不衰。总之，不管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都是出于家庭、家庭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当事人个人的幸福；婚姻行为实际是家族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家系和宗族利益是包办婚姻的唯一基础，既然是出于亲属集团的利益需要，是家族行为，自然家父和丈夫在家庭中居于至尊地位，妻子和子女则处于无权和服从地位，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更没有什么婚姻自由可言。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5]中国最早的辞书《尔雅》对“孝”的定义为：“善父母为孝”。“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拆我树杞。岂敢爱也？畏我父母，仲可槐叶，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孔子认为“孝”必须 “无违”。无违就是绝对服从。而古代婚姻包办性已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这一“孝的文化”的影响。《孝经》所宣称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意也，民之行也” 在古代中国子女心中根深蒂固。他们认为“父母之命”是天经地义的，毫无自我意识。这一思想的禁锢让中国古代的男女本人在很多场合被置于契约客体的地位，却毫无反抗意识。在古代社会中，在运用思想统治这一“软兵器”的同时，还适用法律这一“硬兵器”以确保婚姻制度的目的。夏商以来形成了“罪莫大于不孝”“罚莫大于不孝”的罪行观念及制度。唐律将“不孝”作为“十恶”罪名之一，“不孝”包括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或供养有缺，不按规定服丧等，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原则。古代的“孝”强调它与宗法等级关系密切相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宗法制下父母尊长对子女卑幼的支配权，主婚权就是对人身支配权重的典型。社会上这种宗法等级制度其实是阶级对立关系的一个缩影。“在中国古代婚姻制度中，男女本人之个性的、情爱的要素被极端地忽视，尤其是女性在这一方面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6]两性地位的等级性是古代婚姻制度的另一特征，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弱势群体，毫无地位可言。恩格斯曾指出：“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便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中国古代的男尊女卑思想和制度都是极为突出的，男主女从的不平等关系为封建的礼教和法律所确认，并得到严格的保护。《仪礼·丧服》载：“夫，至尊也。” “夫，天也，妻，地也；夫，日也，妻，月也；夫，阳也，妻，阴也。天尊而处上，地卑而处下。”[7] “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也。妇者，服业，服于家事，事人者也。”[8]“夫为妻纲”，是封建伦理纲常中的“三纲”之一。这种夫权统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在夫妻关系上的反映，是与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紧密相关的。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卑贱、屈从、依附、遭奴役的地位。《礼记》阐述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 《女诫》规定“事夫如事天，与孝子事父，忠臣事君同也。”，认为女子应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从一而终”充分说明了夫权的绝对威严和妇女地位的极其低下。夫妻之间，无论是人身关系，还是财产关系，丈夫均处于支配、命令者的地位，妻子则只有屈从。我国古代的“礼”和“法”为男子休妻规定了七种理由，这就是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是指儿媳不孝顺公婆，得不到公婆的欢心，尽管妇女没有过错，只要公婆不喜欢儿媳，即可成为出妻的理由。无子，即妻子不生儿子，封建时代的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淫，即指妻子与人通奸。妒忌，在古代封建社会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官宦豪绅除娶一个正妻外，还可以纳妾。如果女子从思想、行为上不准丈夫纳妾，男子可以此为理由将她休掉。恶疾，指妻子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多言，指妻子多言多语，离间了夫家的亲属关系。窃盗，指妻子擅自动用家庭财产。在古代社会，妻子无权处理家庭财产，私自动用家财就被认为是盗窃。古代女子根据父母的意思一旦缔结了婚姻，就是确定为夫家之成员，在夫家遭受不幸，关系恶劣并受到虐待的场合，社会一般不可能以援救媳妇的立场，加以尝试有效的干涉。这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已经背负了太久太久！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方式也具有独特的一面。中国古代传统法制以维护家族、宗族、国家等团体利益与集体和谐为宗旨，强调社会成员的服从义务，权利意识受到一定的压制，故刑事、行政等公法体系相当发达，民事之类私法相对滞后。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属于刑法和行政管理法的“附属规范”，在法律体系中并未取得独立地位，而是包容在统一法典之中。如从汉朝开始通常以“婚律”“户律”“户婚律”或“婚户律”之名置于诸法合体的成文法。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至关重要的是来源于礼制的习惯法。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是被称为“不得与民变革”的永恒准则，也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最高原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是处理亲属关系的基本伦理要求；“六礼”、“七出”、服制等等都带有宗族习惯法的性质；记载西周政治体制及政府职能的《周礼》则规定了婚姻家庭事务的管理机构和执法标准。在以上四个部分中，除了伦理规范之外，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宗族习惯法和婚姻行政管理制度都可以纳入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的范畴。我国进入阶级社会起，宗法制度便起了支配作用，宗法的精神和原则——尊尊、亲亲、男女有别是封建家庭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因此，调整封建家庭的民事立法，是以保证父权，夫权为主要宗旨，它体现在婚姻继承各个方面。但是封建民法中所规定的子女对尊长的赡养义务，虐待父母的子女不得享有继承权，对于维护家庭的稳定性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也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剔除封建家庭法的糟粕仍有值得批判继承的内容。[9]在学习古代婚姻制度过程中，我们看到家长漠视子女的权益，专制独断，将其婚姻当作政治筹码，看到女性背负两千多年的沉重枷锁，看到古代男女婚姻的悲惨与不幸，看到了古代婚姻的包办性、人身的依附性、家庭关系和两性地位的等级性等突出特征。两千多年来，中国婚姻立法有无至有，其间经历的艰辛可想而知。今天，我们需要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丰富经验，做到鉴古明今，古为今用，总结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吸收外国法律知识，在完善婚姻家庭等单行民事法的同时，促进民法典的诞生。
法律分析：唐代法定的婚姻年龄，唐太宗贞观元年定为：“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为了增加人口，把结婚年龄又降低到“男15岁，女13岁”。 唐代确立婚姻关系第一步是立“婚书”。因唐代法律规定长辈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子女如果不服从，法律规定，丈责一百，因而，决定了唐代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一般不能体现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 除了立“婚书”外，唐代由于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俗的影响，买卖婚姻非常普遍。
法律依据：《中华人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三妻四妾而妻子却要三纲五常这就是封建制度的不好的地方让人觉得恶心反胃
我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即使皇帝也只是有一个老婆，但那个时候的内容只要有条件，可以娶很多个老婆，但那叫妾，不能称妻。妾下面还有通房丫头。只有办了手续的通房丫头才能称妾。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中，婚姻是实现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方式，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实体。由于人类自身生产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延续，从而形成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心理和礼俗。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从事于生产资料和生活日用品的生产，其中一些产品则成为文化的物化成果；而人类精神生产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又作为精神文化反作用于物质生产和人类的自身生产。正是由于婚姻在上述三大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被称为“婚姻大事”。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把婚姻当做人际关系的开端。《易·系辞》：“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自然界由阴、阳二气交感所产生，人类是由男女交接而产生。纳西族东巴经象形文字中有关于人类自然产生的观念，与《易·系辞》的说法相近。在天地之间产生气，气变成蛙，蛙变为人类（男人由天上生，女人由地上生，天地产生人类）。这是对产生人类的原始看法。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认为：“昏（婚）礼者，礼之本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1)。它把婚姻家庭视为组成社会肌体的胚胎。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夫为妻纲,妇女的一切只能服从和依赖于丈夫,即使丈夫死了也不准改嫁,从一而终。而男子却可以三妻四妾，皇帝有三宫六院，一般的达官贵人亦都妻妾成群。一个男人能娶多少女人没有受到法律的限制，而这些女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只有被称为正室的女人才具有妻子的资格，其余只能处於从属地位。翻开《红楼梦》看看，王夫人和赵姨娘的家庭地位是多么不同，就是她们的儿子在家中的地位也是天壤之别。但在众多妻妾中正室只能是一人，否则，为什么贾宝玉不能同时娶林黛玉和薛宝钗为妻呢？所以我国古代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一夫一妻多妾”的婚姻制度。正因为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千百年来上演了多少人间悲剧？它是强加在我国古代妇女身上的沉重枷锁。中国婚姻关系的本质精髓所在，即为“伦理”。它刚开始是作为一种社会风气习俗以及道德观念而存在，直至唐朝才以法律的形式完整而全面的确认了这种封建伦常关系，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即《唐律•户婚律》。《唐律•户婚律》是关于户籍、土地、赋税以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其中的婚姻家庭制度包括了婚姻关系的缔结、保持以及解除。在此本文仅从婚姻家庭制度中婚姻关系的解除方面来看唐朝伦理道德思想渗入社会生活乃至婚姻关系的状况。《唐律•户婚律》对离婚有二种规定。第一，强制离婚，它包括官府强制离婚和丈夫强制离婚。官府强制离婚是指夫妻凡发现有“违律为婚”、“嫁娶违律”、“义绝”者，实施强制离婚。丈夫强制离婚是指妻子犯了“七出”之条，丈夫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的“出妻”“休妻”；第二，协议离婚，是指夫妻双方自愿离异，即所谓“和离”。
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现状从当前世界各国关于亲属法的法律制度来看，对违法婚姻的规制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立法模式，即单纯规定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一种的单轨制和既规定无效婚姻又规定可撤销婚姻的双轨制。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既反映了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也反映了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单轨制单轨制立法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即只规定无效婚姻的方式和只规定可撤销婚姻的方式。有些国家规定，只要缺乏法律规定的某一个结婚要件的，都属无效婚姻，绝对无效，无效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发生婚姻的效力。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人可以是婚姻当事人，也可以是其他相关特定人或特定的国家机关。属于这一类亲属法的有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如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中规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与杀害自己配偶而被判刑的人不得结婚，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违法婚姻，可以由新婚夫妇和他们的最近尊亲属、检察机关和其他所有因提起诉讼而得到合法利益和现实利益的人提起撤销婚姻之诉;另外，未成年人不得结婚，当事人不满法定结婚年龄，可以由新婚夫妇、他们的最近尊亲属、检察机关提起诉讼;对于非自愿婚，即结婚时一方没有辨认能力或意思表示能力，或者在胁迫之下、恐吓之下表达结婚意思的，或者对配偶的人身辨认错误或个人基本情况产生重大误解而表达结婚意思的，可以由配偶提起撤销婚姻之诉。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在意大利婚姻法中，除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之外，只要确认婚姻无效能够维护自己一定合法权益的人都可以对违法婚姻提起无效之诉。规定欠缺法定结婚要件的婚姻全部为可撤销婚姻。在这种立法模式下，没有无效婚姻的情形，只要不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相关当事人皆可以申请撤销。如德国《民法典家庭法》第1313条规定：“婚姻只可以在法院的判决基础上予以撤销，婚姻随在发生法律效力后而解除。在德国家庭法中规定，可以撤销的婚姻有以下几种情形:(1)重婚，一人在结婚前已有合法婚姻;(2)无行为能力的人结婚;(3)未到法定结婚年龄:(4)一方性无能;(5)直系亲属和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婚;(6)双方无意共同生活:(7)一方不知其行为是结婚;(8)因受欺诈而结婚;(9)因受胁迫而结婚等等。虽同为可撤销婚姻，但申请主体有所不同:在(1)一(6)情形中，申请撤销的权利人为婚姻关系中的任何一方、主管行政机关以及重婚涉及的第三人;而在后三项中申请人则只能是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撤销婚姻的后果依照关于离婚的规定予以确定”。双轨制双轨制是指既规定无效婚姻，又规定可撤销婚姻的立法模式。其中的可撤销婚姻只能由婚姻当事人或者特定的人在一定期限内提请法院予以撤销。婚姻的效力从宣告撤销时起消失，没有溯及力，又称相对无效的婚姻。若有撤销请求权的人未在期限内起诉，则婚姻一直有效。双轨制根据亲属法中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不同侧重，又可分为几种具体情况。规定无效婚姻占主体地位，可撤销婚姻相对较少。我国就属于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对绝对无效的婚姻规定了四种情形，即重婚、早婚、近亲婚和疾病婚，而对可撤销婚姻只规定了当事人受胁迫而结婚的一种情形。另外，法国也有类似规定。但各国在申请无效或撤销的主体方面则也有不同的立法要求，如《法国民法典》仅规定未经夫妻双方或一方自由同意而结婚的只能由婚姻当事人起诉;如人的根本资格发生错误，则只能由另一方配偶申请婚姻无效:对须经父母、直系尊血亲或亲属会议同意才能结婚的，只能由有同意权的人或须经同意的人起诉。“该法第184条则规定，除上述之外的都是绝对无效婚姻，并可由夫妻双方、有利益的人、检察院提起诉讼” 。规定可撤销婚姻占主体地位，无效婚姻相对较少的立法模式。规定无效的条件较少而可撤销的条件较多的，有瑞士、我国台湾地区、日本、美国等亲属法。如《瑞士民法典》亲属编规定的无效婚姻有:结婚时配偶一方己有婚姻关系，结婚时配偶一方患有精神病或因继续存在的原因无判断能力，配偶双方因血亲或姻亲关系而被禁止结婚;而其可撤销婚姻则有:配偶一方在举行结婚仪式时因暂时的原因无判断能力的，因误解而结婚的，因受欺而结婚的，因受胁迫而结婚的，无婚姻能力人、未成年人或禁治产人未经其父母或监护人赞同而结婚的等，可撤销婚姻的条件明显多于无效婚姻的条件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现状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将无效婚姻称之为违法婚姻，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明确规定，据此有人认为我国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其实，我国婚姻法虽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文规定，但我国1980的颁布的婚姻登记办法和1994年颁布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中都有婚姻无效的规定，如1994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由此看来，“以上办法和条例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仅仅是笼统规定” ，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2001年4月修改后的《婚姻法》对无效婚姻作出了明确规定。这说明，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已正式成立。婚姻无效是违法婚姻的法律后果，从理论上讲，违法婚姻由于其违法性而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应等同于婚姻无效。但在现实条件中，并不是所有的违法婚姻，都是婚姻无效。这是因为，婚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身关系，其后果不仅及于当事人双方还直接影响到子女和家庭其他成员；同时，婚姻关系又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所以，各国对违法婚姻的立法都极为慎重，并不将所有的违法婚姻都简单地归于无效。比如，有些国家认为结婚条件的规定有轻重程度之分，只将那些违反较重要结婚条件的违法婚姻规定为无效婚姻。再比如，我国在1994年2月1日以前，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的效力的作法，都说明违法婚姻的范围较无效婚姻为广，也就是说婚姻无效肯定是违法婚姻，而违法婚姻不一定引起无效的后果。所以，婚姻无效是对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而成立的婚姻关系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是违法婚姻的一种法律后果。通过对婚姻无效的原因、认定程序、诉讼请求权、诉讼时效及法律后果等规定，构成婚姻无效法律制度。婚姻无效制度作为婚姻法律体系中结婚制度的保障，是婚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其完善与否，直接影响违法婚姻的治理，因此，建立全面系统的婚姻无效制度乃是完善我国婚姻立法的当务之急。婚姻无效的原因我国《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重婚的；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未达法定婚龄的。”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效婚姻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重婚，所谓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再行结婚，即某个人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配偶。重婚是对一夫一妻的家庭原则的破坏，因此为各国法律所禁止，并且对于重婚，其后果归于无效。如果其重婚行为违反了刑法规定的，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近亲婚，从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范围上看，凡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的，都是无效婚姻。疾病婚，禁止特定的疾病患者结婚，如患麻疯病、性病、重型精神病未经治愈，以及患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或暂缓结婚的疾病的婚姻，属于无效婚姻。早婚，早婚是指男女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姻而结婚，即指在未达到法定婚龄之前所形成的非法两性关系。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岁，女不得早于20岁。只有男女双方分别达到法定年龄，才允许结婚。未达到这个年龄而结婚者，谓之早婚。未登记婚，未登记婚是指男女双方没有履行结婚登记程序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两性关系。未登记婚违反的是婚姻成立的法定形式要件。从婚姻成立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角度来看，未登记婚同样是无效婚姻，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引起以下法律后果：婚姻关系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我国现行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可见，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从当事人结婚之时，婚姻就没有法律效力，即使当事人取婚姻登记，该婚姻也是自始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婚姻法有关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前提是合法婚姻，是有效婚姻。由于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是违法婚姻。因此，婚姻法有关夫妻权利义务的规定以无效婚姻被撤销婚姻的当事人都不适用。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这种婚姻所生育的子女却受法律保护。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婚姻法中规定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当事人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时，坚持并贯彻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规定其当事人所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义务，任何人不得歧视。“当事人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Marriage Custom and Western Marriage Custom 中西方婚俗的差异AbstractThere are many procedures in Chinese marriage custom. The book propriety and ceremony, which records earliest wedding ceremony, says that marriage includes six etiquettes, namely, proposing, asking the name, asking for fortune, sending betrothal presents to the girl's family, discussing the date of marriage and meeting the bride. In western marriage, there are four procedures. They are proposal, changing surnames, choosing the day and holding the wedding. As the different religions, cultural origins, marriage concepts and geographie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existing in the two kinds of marriage customs. In Chinese marriage custom, the matchmaker functions almost all the time and youths have no right to choose and women are not on an equal footing with men. By contrast, in western marriage custom, the priest functions and the youths have legal right to choose whom they want to marry and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There also exist common things in the two sides. They have been maintain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Bu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after the founding of modern China), people have tended to discard some of the details and advocate simplified marriage procedures and wedding WordsMarriage custom; differences; reasons摘 要中国婚俗有着许多的仪式。最早记载婚礼习俗的《仪礼》云：“婚有六礼，纳采、问名、 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而在西方国家主要有4个程序，即建议，改姓，选期和举行婚礼。由于宗教、文化根源、婚姻观念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西方婚俗的不同。在中国婚俗中，媒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作为婚姻当事人的青年男女却没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力，而且男女在婚姻中的不平等现象也屡有出现。 在西方，是牧师在婚姻中起作用，并且青年男女有合法的权力去选择自己的夫婿或妻子。当然中西方的婚俗也存在相同的地方。它们存在了上千年之久。近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西结合的婚姻屡有出现。关键词婚俗；差异；原因IntroductionMarriage is formed in a long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marriage custom in a nation. It is the regularity of the activities that restrains people's awareness of marriage and marriage. Marriage custom’s binding does not depend on the law, and it can not rely on science tests neither, but on the force of habi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history,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system has experienced different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Human have experienced group marriage, the dual system of marriage and individual marriage system (monogamy).As a un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and a family formation stage, marriage includes not only marriage, but also the preparation phase for the marriage and the performance stage after the festivities. I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process of life. These customs, as a national symbo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ethnic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is a country with an ancient civilization and a long history, and many customs. Among so many customs, there is a particular marriage custom. This custom goes through various and long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ancient simple wedding ceremony to later complex ceremony, from feudal marriage custom to the modern free marriage custom. During these courses, people’s ideas are progressing, though we can not say that their ideas are up to the top of mankind’s ideas in all over the world at all over the time because there are still backward ideas existing in many places, in many people’s mind and they maybe will still exist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they are up to the top of mankind’s ideas in a certain stage of the uninterrupted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is the base of western culture. Britai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western history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of course marriage with each other, they are different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in right aspect and in freedom aspect and there are many reasons that result in these differences such as cultural reason and geographical reason. I. Chinese Marriage CustomLike other folk, marriage custom has the same development and evolving process. In the early days of humanity, the human relationship in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still carried the irregular relations like the animal world. There was no marriage at all, if suggest some, the only "arbitrary marriage." In China, marriage has gone through for a long time. As a most grand etiquette, it has always been a high degree of attention. To control the marriage, the family and the whole socie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Zhou Dynasty, Chinese marriage should comply with six procedures, which is the so-called "six etiquettes." And Later in Tang and Ming Dynasty in China, marriage also complied with the "six etiquettes". As time goes by, although many wedding customs experienced various changes "Six etiquettes" as the basic pattern has not changed much. It is still essential and core in marriage has changed much today, but in many places, there still remains traditional marriage feudal society, a marriage would be decided not by the youths’ love, but by their parents' desires. Only after a matchmaker's introduction and when parents considered the two family conditions were similar and could be matched, would the marriage procedures went forward. Conditions t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cluded wealth and social status. If a boy's family was well-off or an official family, his parents would never permit him to marry a girl from a poor family. Essential to the marriage process were the commonly recognized 'three Letters and six etiquettes'. The three letters were the betrothal letter, the gift letter with a gifts list and the wedding letter used on the day the bridegroom met his bride at her home. The book propriety and ceremony, which records earliest wedding ceremony, says that marriage, usually, involves six necessary procedures, namely, proposing, asking the name, asking for fortune, sending betrothal present to girl's family, discussing date of marriage and meeting the . Proposing:Proposing is the first etiquette in marriage and is the first meet between the members in the two families. Thus, it is very important. Using a common expression, it is making an offer of marriage to another family on behalf of the son or the parents thought that the girl could be the daughter-in-law in old times, they would ask a matchmaker for sending the gifts and bring the son and the girl together. If the girl’s parents also agreed on the marriage, they would accept the gifts. People usually used a wild goose when sending the gifts. Because the wild gooses could fly to the south or the north according to the seasons and they would never change it which implied the woman would be punctual and also because when the wild gooses flied they were in a row and when they stopped they were in a line which implied that woman should comply with the marriage rules and arrange in order that one should not breach . Asking the NameIt aims to ask for girl’s name and ancient times the girl’s name would not be known by other people until the girl was in an age of marriage. First, one must have the matchmaker and inform of the man’s family through a card. And the man’s family would lastly receipt for postal remittance.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asking the name” not only meant that the man’s family wanted to know the girl’s name, but also wrote down the woman’s birthday and Eight-characters (in four pairs denoting the time, date, month and year of a person’s birth, each pair consisting of one Heavenly Stem and one Earthly Branch, used in fortune-telling). If the birthday and Eight-characters were not harm the man, the man’s family would lastly receipt for postal remittance. Sometimes the woman’s parents also wrote down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woman’s great-grandpa, grandpa and father and the dowry that could be supplied.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during this progress it was the matchmaker that functioned, not the man’s family or the woman’s family. Matchmaker was also important in the other procedur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arriage, people believed “behest of the parents and proposal of a matchmaker”. That’s why many marriages in the past were arranged by parents and matchmakers. Matchmaker’s proposal was the marriage’s valid basis in Tang has been simplified today. Many marriage does not need this . Asking for Fortune After asking the name, the bridegroom’s side had got the woman’s birthday and Eight-Characters and they went to consult a fortune-teller then which was called “asking for fortune”. It included two aspects of contents. One was consult the female virtues. Ancient people regarded female virtues 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n the gospel of three obedience that were obedience to one’s father before marriage, to one’s husband after marriage, and to one’s son after one’s husband’s death and four virtues that was morality, proper speech, modest manner, and diligent work for a woman according to Confucian lichun, Zhuge Liang’s wife (Zhuge Liang was a statesman and strategist in the period of the Three Kingdoms, now a symbol of wisdom in Chinese folklore) was famous for her ugliness, wisdom and high female virtues. A man in old times always had many wives. In order to solidifying and stead in the family, peopl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female virtues. Hence there was the saw “Marry wife is marrying virtues and take a concubine is marrying appearance”.The other one was consult good or bad luck. If they were not fit for each other in Eight-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birthday and what’s more, the woman would harm the man, the result was that this marriage would not be held and would be cancelled. If the result was fit for each other and moreover the woman would make the man prosperous, the man’s side would inform the woman’s side through the matchmaker and send the betrothal gifts and exchange cards. Thus the marriage was actually decided to be . Sending Betrothal Presents to the Girl’s FamilyThe book propriety and ceremony wrote by the scholars in Han dynasty regards it as sending money. If there is no receipt of gifts, there is no marriage. Hence whether receipt the gifts or not i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of the marriage by the woman’s significance of it includes two aspects of meaning. One is the thanks for the woman’s parents because the parents feed up her. The other is help the woman’s family prepare for . Discussing the Date of MarriageIn the past, the bridegroom’s side decided the lucky day and sent the matchmaker to inform of the woman’s family. Peopl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marriage time. They usually had a person looked at the almanac or asked for fortune. They liked having marriage in spring or autumn because spring was the time that everything comes back to life and time when spring was changing into summer and was favor to pregnant with new life; autumn was the season of harvest. After the labor for a year, people had enough money to hold the ,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vent. People pay many attentions to . Meeting the BrideThe marriage is finally held after the five procedures. In the past, the bridegroom wore wedding suit, riding on a horse, and guided the bridal sedan chair to marry the bride on the day. And the bride wore a red cheongsam waiting for the bridegroom. Now, the bridegroom wares western suit, and the bride wares wedding dress and usually in a car.待续
希望对你有帮助有关我国《婚姻法》中损害赔偿制度的几点看法内容摘要：《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定了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使法律对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进一步，使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进行裁判有了法律的依据，使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制度在实践操作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使得对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显得不足。本文就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基础，确立的意义，损害赔偿的要件，适用条件，赔偿义务主体的范围，以及实际操作中的归责原则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现实存在的问题及自己的看法与建议。关键词： 婚姻的契约本质 损害赔偿 婚内损害赔偿 举证责任（一）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基础有学者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源于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对破坏婚姻关系的行为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责任，依照侵害名誉权的法律处理。也有观点认为应将破坏婚姻关系认定为侵害配偶权的民事责任，实行精神损害赔偿。本文认为：确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依据在于婚姻的契约本质。长期以来，我国并没有采用婚姻契约理论，传统认为“婚姻是男女双方精神上的结合”，“爱情是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的”，更有反对确立婚姻损害赔偿的人士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了婚姻的伦理本质，并使婚姻关系商业化，法律解决道德的问题是不妥当的等等。总之，这是因为对婚姻的本质存在不同看法而导致的不同结论。婚姻是男女双方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依法结成的以人身和财产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民事契约。就是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契约，而契约不仅强调权利，更强调自由。因此，我们可以说，婚姻意味着自由。法律上的婚姻自由制度的根据就是契约自由，包括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我国采取结婚登记主义，这说明，婚姻契约的缔结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进行。它的内容就是夫妻双方各自所享有的婚姻权利和各自所应履行的婚姻义务。这种权利义务包含了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而且婚姻当事人可以选择离婚来解除这种权利义务，即婚姻契约的解除。以上内容均可反映出婚姻的契约本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就是从婚姻救助措施的角度来反映婚姻的“契约”本质的。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并无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国外立法却早在几百年前就确立了这项制度。如1791年法国《宪法》、法国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均确立了这项制度。婚姻的“契约”本质在我国长期受到禁锢，在封建社会，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是极不平等，妇女的地位极其低下。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承认婚姻是一种契约，仿佛就是把婚姻看成了一种可耻的交易。所以应当说，这种理念回避了婚姻关系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婚姻自由原则的贯彻和实现。所以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基本没有什么合法权益，当婚姻关系破裂时，更谈不上合法权益的保障。近年来，随着民众“契约”理念的渐趋深入，有关婚姻本质的认识也越来越明晰。并且，这种认识已经反映到婚姻立法上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正是基于婚姻的契约本质而确立了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已经严重违反了婚姻契约之义务，理应承担损害赔偿之责任。（二） 《婚姻法》确立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2001年，我国《婚姻法》确立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目前社会形势下保护婚姻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有利于警示、惩罚重婚，姘居，通奸，婚外恋，家庭暴力等过错当事人的行为。（2）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公序良俗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人们对包二奶，通奸，姘居等行为日渐麻木漠然 ，社会风气日渐沦下的今日，用法律的手段，来提高道德的认识是必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树立崇尚法治婚姻，道德家庭的理念。（3）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家庭的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4）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司法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需要，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由于我国原婚姻法没有规定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能按照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来操作。但是在财产很少甚至没有财产的情况下，该照顾原则根本无法适用，无法给予无过错的受害方以公平合理的保护；同时使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和制裁。因此，让司法有法必依，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至关重要。有反对该项制度建立者认为：损害赔偿制度违反婚姻的伦理本质，而惩罚第三者是用法律干涉私人的感情世界，道德问题不能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并且容易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捉奸成风的不良风气，司法介入婚姻过错的调查，取证困难，诉讼成本高，操作难等等。笔者认为，婚姻关系是建立在夫妻双方感情的基础上的，但婚姻关系的维护除了需要感情的积极因素，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介入。婚姻法有伦理道德方面，但更多的确实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采用结婚登记主义，婚姻这项契约必须严格依照婚姻法缔结。它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巨大利益，更涉及社会利益，理应受法律的严格保护。调查难，诉讼成本高不能成为反对立法的理由。三峡大坝水利工程难、成本高，为什么国家还要建设？因为它建成后的社会效益可观。那么建立婚姻法上的损害赔偿，其社会效益，也具有长远的精神效益！（三） 损害赔偿的要件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几点：行为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主观方面要件，即要求一方主观有过错。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无过错，则不承担赔偿责任。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行为要件，即过错方的行为违反了婚姻法的规定或婚姻契约对婚姻义务的要求。请求权人有受损害的事实。这是损害赔偿的客观后果要件，即享有请求权的一方当事人必须具有损害事实，包括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事实上，也只有当无过错一方有损害事实时，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需要强调和补充的是：通说精神损害赔偿要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因为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又要求它用法律所要求下的事实状态表现出来更难。在学理上为了解决精神损害存在的客观性，有学者和实务者将精神损害分为“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和“证实的精神损害”。所谓“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又称“形式上的精神损害”，只要受害人有举证侵害人的侵权行为明确存在的表现形式，依一般的认识水平，相信受害人确实存在遭受精神损害的事实，法律则推定这个损害的真实性。所谓“证实的精神损害”也称“实证的精神损害”，法律不能推定受害人是否存在精神损害的真实性，受害人必须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是否存在心理上，身体上，精神上受到损害。笔者认为：通说要件所述的精神损害的事实应理解为是“名义上的精神损害”。只要有侵害婚姻家庭的危害行为的存在，即推定受害方存在有精神损害而无须再辅以证据加以证明。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这是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要件，即违法行为与无过错一方的损害事实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四） 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文中在阐述中一直强调婚姻的损害赔偿，而非离婚的损害赔偿。这正是本文的重要观点之一——确立独立的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支持婚内损害赔偿。《婚姻法》第46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应该理解为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提起确定了一个前提条件吧?那么，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出损害赔偿的请求么？难道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就必须以离婚为代价么？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无疑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形成了一种“强行配售关系”，如果婚姻一方当事人想主张损害赔偿，那么离婚便成为了一种“强制搭配品”，否则损害赔偿就无从提起。然而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两种本质截然不同的权利。离婚请求权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破裂而主张夫妻关系的解除，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基于违背婚姻法所规定的义务的违法行为而主张受损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将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取消以离婚为前提的限制，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请求。也许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什么意义？判来判去都是一家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界定是有意义的。它可以整体提高人们对家庭、对婚姻义务的重视，起到警示的作用，而对有过错一方进行惩罚和教育，即体现了法律的威力所在，又有利于过错方悔悟，使其“回头是岸”，促进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无过错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并且对于这种因婚内赔偿无过错方所取得的财产或财产权利亦应认定为其个人财产。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其稳定与否，在一定因素上关系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确立这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从长远的角度看，其社会效益，精神效益都是可观的。（五） 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范围的界定《婚姻法》第46条，在责任主体上界定模糊。从条文分析，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有过错的第三方的连带责任。无过错方可否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呢？笔者认为可以。第三者介入他人的婚姻，是对现行法律保护的婚姻制度的破坏，同其他的违法行为的本质是相同的，而不仅仅只是道德问题，法律必须做出否定的评价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制止，制裁。因为配偶一方与婚外第三人重婚、姘居、通奸是严重的违法行为，过错方有错的同时，第三者也大都有过错，理应承担赔偿责任。不过，无过错方不应在离婚诉讼中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而应另行提起侵权之诉；如果像本文第四点所述的，允许婚内赔偿的话，无过错方则可以以有过错的配偶和第三人为共同侵权人提起侵权之诉。有的专家、学者称“惩罚第三者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司法上难以操作。”笔者认为：只要第三人插足于他人家庭并有重大过错，如重婚、姘居、长期通奸，及导致他人离婚的就应受到民事制裁，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亦不免除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追究第三人责任体现了一种立法价值取向，维护公序良俗。当由道德约束的问题超越了社会文明的底线，则需要法律来维持它的正义和标准。如果法律对第三者的重大过错视而不管，仅对离婚过错方进行惩罚，将达不到法律所预期的预防，警示及教育，惩戒作用。而且设立向婚姻损害第三方主张损害赔偿的制度也是多数国家法律的通例。（六）婚姻损害赔偿制度在举证责任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样举证的责任就落在了无过错的受害一方。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若干解释）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有些权利主张者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收集证据材料及运用证据不当而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当然，有相当一部分权利主张者根本无法提供此方面的证据材料。在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笔者认为：适当适时适地地采用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会加大受害方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如果可以这样操作，那么有相当一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主张，无过错责任或者特殊侵权场合，我国民法应借鉴法国的经验，侵权人侵害自然人物质性人格权，无论侵权人有无过错，均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换言之，在受害人之物质性人格权遭受侵害，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场合，可以适用过错责任，也可以适用无过错责任。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 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也应该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例如在重婚、与婚外异性同居等情况下，无过错方要求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由过错方对其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没有过错进行举证。正如本文前面所述，“法律视婚姻仅为民事契约”， 确立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具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同时，也加大了对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综合前六方面的论述，笔者在婚姻损害赔偿制度方面存在了以下的看法及建议：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源于婚姻的“契约”本质；确立这项制度是我国目前婚姻家庭观念“世风日下”，恢复道德伦理的公序良俗的需要；对于婚姻法中的精神损害应理解为“名义的精神损害”为宜；损害赔偿不应局限在离婚条件之下，亦应及于婚姻持续的过程中；损害赔偿的义务人应包括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和第三人（权利主张者以何名义诉之在所不问）；适当适时适地的采用过错推定原则来加大无过错受害方的保护力度。参考文献：（1）王利明 主编 《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王利明 主编 《民商法研究》（3）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李银河 马忆男 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5）关今华 主编 《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与评算》（6）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7）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8）李绍章：《点评新婚姻法》
论文答辩的时候问的问题都比较专业，而且肯定是围绕你的论文的内容和主题进行提问。所以在答辩之前一定要非常熟悉自己的论文内容。主要问题有以下这些：
1、论文中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在答辩的时候，导师最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论文中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当老师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同学们千万不要慌，要有条不紊地将论文中的核心概念说出来。
2、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什么？这也是导师常问的问题之一。主要考查学生对自己的论文熟不熟悉，对自己论文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了不了解。
3、其他问题
此外，以下这些问题也是导师比较常问的：
（1）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这个选题有什么意义？
（2）论文的基本框架、结构都是怎么安排的？
（3）论文的核心概念主要体现在哪里？
（4）论文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5）论文中的结论是否具有可行性
（6）论文各部分的逻辑关系是怎么样的？
（7）在研究本课题时，有没有发现不同的见解？
1.因为近年来，通过报纸、网络等媒体，报道出来家庭暴力的现象很多，甚至普遍化，有必要对此现象的原因进行研究，规避暴力现象。2.研究这一课题的意义在于发掘家暴问题背后的原因，目的在于预防家庭暴力的产生和对其进行治理，减少家庭暴力悲剧的发生。3.全文的框架和结构是根据研究问题的依据、方法、对策和目的安排的。4.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根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一逻辑关系展开的。5.在研究的过程中，治理家庭暴力的对策方面出现不同的意见，一种倾向于民间调解，一种倾向于法律治理，考虑到对策的可行性和严肃性，认为法律途径比较有强制力。6.我认为是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及妇女儿童保护法体系的不健全等立法问题。7.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论述不是太深刻，根本原因论述不透彻。8.立论依据为国内外的案例和家暴问题解决途径。 没有看到原文，自己瞎编的，不知道与原文是否契合，希望对你有帮助，
通常提问会依据先浅后深、先易后难的顺序，答辩人的答题时间会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除非答辩教师特别强调要求展开论述，都不必要展开过细，直接回答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去掉旁枝细节，简单干脆，切中要害。
常见问题
1、自己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
2、研究这个课题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3、全文的基本框架、基本结构是如何安排的。
4、全文的各部分之间逻辑关系如何。
5、在研究本课题的过程中，发现了哪些不同见解。对这些不同的意见，自己是怎样逐步认识的？又是如何处理的。
6、论文虽未论及，但与其较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哪些。
7、还有哪些问题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在论文中论述得不够透彻。
8、写作论文时立论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扩展资料
作为将要参加论文答辩同学，首先而且必须对自己所著的毕业论文内容有比较深刻理解和比较全面的熟悉。这是为回答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就有关毕业论文的深度及相关知识面而可能提出的论文答辩问题所做的准备。所谓“深刻的理解”是对毕业论文有横向的把握。
例如题为《创建名牌产品发展民族产业》的论文，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可能会问“民族品牌”与“名牌”有何关系。尽管毕业论文中未必涉及“民族品牌”，但参加论文答辩的学生必须对自己的毕业论文有“比较全面的熟悉”和“比较深刻的理解”，否则，就会出现尴尬局面。
论文答辩一般会问的问题如下：
1、你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
A：选题问题可能涉及到你的研究兴趣以及以后的研究方向，如果你已经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之前已经认真瞭解过，可以大胆的告诉导师，如果还没有确定研究方向，可以和老师说说你的选题来源以及之前搜集过的资料。
2、你的论文价值是什么?
A：论文价值问题一般考察你对于现实的关注以及思考问题的能力，这一部分可以回答一些论文的现实意义，包括对目前研究的领域有什么帮助、提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等等。
3、你的论文理论基础是什么?
A：理论基础考查的是专业能力以及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回答时要逻辑清晰，突出知识性和专业性，用专业的理论知识来阐述你的论文框架和论文内容，切不可用口语化语言。
4、你的文献综述是如何形成的？
A：文献综述可以看出你的研究能力以及搜集资料的能力，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简单的，阐明获取资料的管道，如知网、学术网站、图书馆等。
5、你的毕业论文进行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A：一些专业在初试中可能不会重点考察研究方法问题，但是在研究实践中研究方法却是基础，所以基础研究方法还没掌握的同学可要好好补补课了，不然没有研究方法怎么做毕业论文的研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