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400字政治小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从法理上分析，这种行为指的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而在近期，在我国部分城市，却主要体现在交通方面。具体表现为：一位由执法部门派出的“钩子”，“发生了紧急状况”，向私家车主“求助”。车主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搭载。孰不知落入了一个圈套，因为不远处的执法人员，按照所谓的证据，将其定为“非法营运”。然后“依法处置”，罚款。这位车主自然是百口莫辩，除了“乖乖受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这样的执法方式固然荒谬。然而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却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如在上海，一位私家车主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他拖出，还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这位车主，他们市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这位车主交了一万元才取回车
同样是在上海，另一位车主也是动了恻隐之心，却引来“非法运营”的横祸。尽管他采用了“断指”的方式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也只是徒劳。
庆幸的是，最后他们一个采取诉讼的方式，一个采取向政府求助的方式，让法律还给了他们一个公道。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生活在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能否自觉的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威。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能否顺利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是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然而在“钓鱼”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却变成了违法者，引诱守法者违法。这让社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的做法所影响的也不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制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但是为何会有“钓鱼”执法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因为执法经济。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钓鱼”执法则成了执法经济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句话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句“最牛私家车标语”。当然这无疑是网民们针对“钓鱼”执法的黑色幽默。但是这或许成为了私家车主面对“钓鱼”执法的无奈之举。不过，如果这样的标语出现在每一台私家车上，是否就表示，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外衣，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那么我国的民族精神中的“团结互助”，又该如后得到弘扬，得到发展。而这种情况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与不安，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钓鱼”执法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法制观念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思索，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何把“钓鱼”斩草除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的决策，在认真试点总结的基础上，对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作了部署。这是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为了开展好这一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教育活动，必须进一步学习和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集中教育活动
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党员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保证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开展过三次成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党内整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上来。一次是在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为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干部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增强在复杂形势下承受和抵御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密切联系群众，从1998年底到2000年底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第三次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这些集中性教育活动都取得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进党的事业的显著成效。
这次由党的十六大作出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进行部署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以后，第一次在全党开展的集中性教育活动。同前三次集中教育活动相比，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二是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基本要求。显而易见，这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活动。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
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个论断明确地告诉我们，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围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进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先进性。这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坚持党的先进性呢?
首先，党的先进性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进部队。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表述，首先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世纪，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与中国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先进的阶级。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对此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同时，我们党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党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共同目标;我们党从来就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特点和优势。因此，从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看，把党的先锋队性质由“一个先锋队”表述为“两个先锋队”，符合执政后的党情，符合时代要求，也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先锋队性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新的丰富与发展。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所以，强调“先锋队”也就是强调先进性。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性质的鲜明体现。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来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建党时这个党是先进的，并不是以后就永远是先进的。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论断，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因此，党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根据不同时期人民的利益要求，制定正确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两点：一是不能空谈党的先进性，而要把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模范行为上。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面前，党的先进性无疑应当包含新的时代要求，要同先进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相联系，同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联系。这也就是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要义。否则，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党的执政地位也就无从巩固。
二是不能满足于党在历史上取得的辉煌，而要在与时俱进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党要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做到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考察政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并非任何政党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一个时期里也许可以做到，但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却不容易。如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过去无疑是先进的，但是后来落后了，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被人民所抛弃。实践证明，任何政党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适者生存”。所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抓住坚持与时俱进这个关键，不断开拓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样，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立于不败之地。
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必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保持先进性，至少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做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二是各级党组织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和充满活力的制度机制。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正确了，干部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没有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有没有一个制度保障，有没有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机制。三是广大党员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普通党员也要保持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和重要基础。离开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怎样才能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呢?我认为至少要坚持做到：
第一，要树立党员意识、执政为民意识。
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我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有了执政意识，才能自觉提高执政能力。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要有党员意识。要深刻理解共产党员是一个崇高的称号。这个称号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作出巨大牺牲所赋予的理想，反映了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提出的明确规范。牢记党员要求，履行党员义务，享有党员权利，就是党员意识。必须时刻牢记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树立党员意识，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中是个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广大党员必须自觉增强党员意识，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第二，要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增强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和运用。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我们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那就谈不上保持先进性。所以对每一个同志来讲，就是要坚持实践标准，尊重实际，尊重规律，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真正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为此，我们只有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要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本领，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好事。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一名党员，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旨，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精神，二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为人民服务要有真本事，要增强党员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驾驭工作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力。
随着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新阶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特别注重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想方设法带领困难群众解困致富。同时，生产生活困难的党员也要顾全大局，积极进取，学习新本领，实现再就业，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第四，要具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宽广胸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志存高远，心底无私，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应有的精神境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十分珍惜党的团结统一，始终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复杂多变的状况，共产党员要以宽广的胸怀，正确处理同志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认识差异。有不同认识、不同做法，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都应该相互谅解和理解，努力防止和克服各种破坏团结的现象。同时还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勤劳致富、扶贫济困、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帮助困难群体，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五，加强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在当今多样、多元、多变的社会生活面前，共产党员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面临着各种消极影响和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只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把党纪国法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于党组织来说，要积极探索党员管理工作新机制和新方法，使广大党员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监督，从而做到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保持先进性。
有关经济法论文范文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经济法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包容性发展视角下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
摘要： 随着政治文明的不断建设，我们已经由“人治”社会过渡到了“法治”社会。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是对于社会存在的反应，所以法律必然也会反映我们的政治生活，时政话语也必然会体现在法律当中。换句话说，法律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单独存在，它可以规划并制约我们的政治生活。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时政话语就是如“以人为本”、“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等在政治生活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专有名词。“包容性发展”则是时政话语的代表，它是发展经济学的概念，包容性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自身都可以实现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已经证明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在法律中的重要体现，法律越来越贴近生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本文将以包容性发展的视角来探讨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
关键词： 时政话语；法律；和谐发展；包容性
一、引言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物质文明得到了满足。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法律逐渐发挥出重要作用，为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提供重要的法律支撑。
政治话语也体现在经济法学里，逐渐丰富经济法学的内容。当今社会，我们以“包容性增长”为发展理念，逐步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使得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
二、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伴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周围，可以说它充斥在我们的整个社会中。
同时，政治话语由于其简短性、节奏感极容易被人们记住，这有利于我们政策方针的有力宣传。
（一）政治话语的概念
政治话语就是经常应用于政治生活中的话语，它能够体现出我们当今社会的治国方针与经济、政治发展模式。
政治话语是我们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时代产物，它是政治术语，不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简单、随便的生活语言。
（二）政治话语的性质
政治话语首先是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的，它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首先，政治话语一般都较为简单、带有节奏性、便于人们熟记、传播。
其次，政治话语并不是简单随意的，它是极其正式的官方用语，所以正式性是政治话语的又一特性。
最后，政治话语具有鼓舞性。
由于政治话语有极强的节奏感，这使得政治话语能够鼓舞人们，便于政策方针的执行与宣传。
（三）政治话语的意义
政治话语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有一定历史使命的。
政治话语的使用便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执行与推行。如“包容性发展”、“和谐社会”这些政治话语的出现都极大地推动了国家的政策方针的推行。
同时，政治话语的出现丰富了经济法学的主要内容。例如经济法一开始只是解决一些国际贸易纠纷等问题，后来出现的政治话语“包容性增长”等促使经济法学丰富其法律内容。
三、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并不是一种促使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它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包容性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包容性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这里所说的包容性发展不仅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四、包容性发展背景下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现状
我们都知道经济法学主要是研究经济领域的经济纠纷等问题，例如：解决国际贸易以及绿色贸易壁垒纠纷问题。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都赋予了时代特色，经济法学也必然融入了时代特色。
包容性增长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文明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同等作用。在政治话语的引入后，经济法学开始着手于为实现包容性发展而制定出新的经济法学的法律条文。
将包容性发展所要求的内容都写入经济法中，对于企业和个人都具有约束作用才能实现包容性发展。政治话语的引入，交给了经济法学艰巨的任务，经济法将试图将各种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层面，逐步发挥出经济法学的重要作用。
五、完善经济法学的重要举措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在包容性发展背景下的时政话语的经济法学现状，我们就应该选择合适的方式不断丰富经济法学内容，从而促使经济法学不断发挥出自身的优势，为人类营造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
首先，经济法学专业的人们，不应该将知识只局限于法律领域，应该深入了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法律漏洞，不断完善经济法学。
其次，对于政治话语应该保持足够的重视，不断地将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上升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
六、结语
社会在不断进步，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也在不断进步。法律的出现使得我们的社会体系逐渐得以系统化，也为人类社会生活提供了哟普立德法律保障。
经济法学主要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现今的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如果只是用道德来约束很明显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日常见到的政治话语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而使得经济法学为社会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做出重要贡献，使得各种看似高谈阔论的政治话语落实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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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自由州、大州.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看了“如何写政治论文”的人还看： 1. 怎么写政治论文格式 2.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 3. 历史政治论文怎么写 4. 关于生活的政治论文怎么写 5. 初三政治论文如何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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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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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小论文，首先先说说发展对外经济对我国的利弊得失，罗列好处，若干点，罗列弊端，若干点，比较好处与弊端、权衡那一种对民生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如何做，使人民得益。最后做出总结陈词结论。一千多字，很容易写出来的。
“零花钱”不容轻视（政治小论文）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日益富裕起来，孩子们的零花钱便也在不止不觉间不断上涨，有的甚至到了让人膛目结舌的地步。 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班吧！班里有些男生女生，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可是对于穿着打扮，可都是“行家”。"BALENO"的上衣，"NIKE"的鞋子，"adidas"的书包，“SONY”的MP3……真可谓集名牌于一身。另有一些男生，通常每天身上都会带有上百块的钱，用于所谓的“吃喝玩乐”，泡网吧，打游戏，看色情录像、结交不良少年；更有的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手机……这种例子在如今的校园中已不再是凤毛麟角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点原因：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与之前相比有了较大改善；二，目前家庭多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其中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是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传统中，父母们都会用零花钱来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比如：勤俭节约、财务自理。但在今天，生活富裕了，孩子的那点零花钱家长也不会放在心上。但这种超前消费意识是不适合中学生的，将给他们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首先，会促使他们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第一，吃零食的习惯，尤其是初中学生，一旦身上有了钱，见到喜欢吃的零食便会毫无节制地买。一些学校的校门前就有不少卖零食及饮料的小卖部，周围还有很多摆地摊的，卖些廉价的冰棒、棉花糖、油炸食品等。吃零食本身已经对身体无益了，更何况这种环境下出售的往往是一些三无食品。这样一来，不但浪费了钱，更重要的是不利于身体健康。 第二，浪费的习惯。许多学生自以为有的是钱，所以对很多东西都不珍惜。比如，买了丰盛的午饭一句“没胃口”就原封不动地“回收”了；早餐的馒头咬了一口就慷慨地留给了“垃圾桶”，等等。如果有人“介意”，他们会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他潇潇洒洒所花的钱凝聚了父母多少的血汗。 其次，孩子之间容易产生攀比心理，从而引发一些孩子的心理失衡。今天你在“肯德基”搓一顿几十元；明天我在“XX酒家”摆一桌几百元，看谁更有风度。现在的孩子谁手里要是没几个零花钱，看着同伴经常拿着钱去买这买那，总是羡慕得很，又尴尬的很。这种羡慕、尴尬处理得好那是幸运，若是处理得不好，带来的后果将不可想象。4月12日江北区一名约7岁的女孩哭喊着要跳楼。不为别的，就只是为了从父母那得到零花钱。而有的孩子可能萌生或多或少的拜金主义，以金钱或能换取金钱的一切作为自己的钟爱。 再次，会给其他人树立不好的榜样，给他们的父母造成压力。有的孩子由于心理还未成熟，分辨是非能力不足，看到别的同学有那么多钱用，于是也向父母要。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很有钱。我相信，现在很多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人也一般，但是为了满足孩子，甚至维护他们的“尊严”，他们只好省吃俭用地挤出一点来给孩子。可孩子并不心疼，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还嫌不够。 第四，会使孩子形成错误的金钱观，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知道应认真学好知识，不懂得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有的孩子，把父母的叮咛嘱咐，老师的教诲当成“耳边风”，只懂得吃喝玩乐，腹中却空空如也。更是忘却了将来有独立生活，赡养父母，为社会作贡献的责任。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某些孩子走上犯罪之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可能今天你的家庭是相对富裕的，但谁也不能保证将永远富有，倘若已经养成了奢侈的习惯，将来要如何面对贫穷呢?也许有的人靠自己的意志能熬过去，但有的人却会难以自拔。前不久，报纸曾经报道，广州一名14岁的中学生在潜入同字家中盗窃被发现后，向同学的母亲狂刺38刀实在是惨无人道。 身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愿给孩子付出呢?但是，家长们该给孩子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味地给钱显然是错误的，而应该给他们以知识和正确的引导。金钱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伤人———家长们对此一定要有充分认识。在处理孩子的零花钱问题上，家长首先要牢记：零花钱，也是一种教育孩子的手段。 一是培养劳动意识。家长可以把零花钱作为一种奖励手段。比如，孩子做了什么家务劳动，学习上取得了什么成绩或进步，可以按照事先的约定给孩子一定的奖励作为零花钱。让孩子形成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二是培养合理的消费观念。花钱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就像学游泳一定要亲自下水一样，不让孩子自己掌握、使用零花钱，他们就学不会合理消费，这对他们以后走上社会，独立生活是不利的。 三是培养自立能力。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给孩子零花钱是孩子的“成长需要”。让孩子自己乘车、买文具、买图书，其重要意义是通过“购买”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专家建议，至少在孩子七八岁时，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合理提高孩子自由支配的数额。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理财知识，如消费、储蓄等。 零花钱是每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钱”，是人生道德大厦中一根重要的支柱。孩子对零花钱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其成年后道德的形成。作为父母，首先，绝不能在经济上放纵孩子，从小培养他们勤俭节约的思想；其次，在此基础上，教会他们如何消费与分配零花钱，掌握一些基本的经济知识。一句话，要使孩子合理使用零花钱。
政治能使我们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下面是我整理的政治论文 范文 ，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 现代 工业 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 自然 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 发展 成为生态 政治 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 经济 、 社会 、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 问题 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 中国 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 影响 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 目前 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 历史 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 理论 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 规律 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 时代 》，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 研究 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 哲学 、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 政治 发展 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 目前 经常出现，比如 经济 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 科技 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 自然 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 社会 、文化等 问题 ，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 影响 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 研究 的核心 内容 。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 工业 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 历史 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 时代 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科学 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 中国 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 法律 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 现代 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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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小论文，首先先说说发展对外经济对我国的利弊得失，罗列好处，若干点，罗列弊端，若干点，比较好处与弊端、权衡那一种对民生影响最大，也就是说，如何做，使人民得益。最后做出总结陈词结论。一千多字，很容易写出来的。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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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首先提出观点，然后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两个方面进行论证，最后总结观点。
范文如下：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一个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和谐社会应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
民主法制首先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意味着要尊重人民群众的独立人格和民主权利，尊重并维护公众的社会知情权、参与权、意志表达权和民主监督权。
二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公平与正义是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永恒话题。我们讲公平正义，就是要针对当前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
三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现代社会的诚信友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厦的重要支柱。强调诚信友爱就是要求全社会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四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活力是社会前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强化创新意识，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都是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条件支撑。要使社会充分释放活力，必须强调“四个尊重”，即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五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安定有序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秩序。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妥善解决和处置突发性群体事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保持社会安定团结，都是政法机关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
六是和谐社会应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生态平衡，减少对大自然的破坏，发展循环型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都是我们近期的奋斗目标。
我认为，稳定是和谐的基础，和谐是稳定的延伸，没有稳定就谈不上和谐。因此，只有社会稳定才能创建社会和谐。长征精神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
“零花钱”不容轻视（政治小论文）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家庭日益富裕起来，孩子们的零花钱便也在不止不觉间不断上涨，有的甚至到了让人膛目结舌的地步。 远的不说，就说我们班吧！班里有些男生女生，学习成绩不怎么样，可是对于穿着打扮，可都是“行家”。"BALENO"的上衣，"NIKE"的鞋子，"adidas"的书包，“SONY”的MP3……真可谓集名牌于一身。另有一些男生，通常每天身上都会带有上百块的钱，用于所谓的“吃喝玩乐”，泡网吧，打游戏，看色情录像、结交不良少年；更有的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手机……这种例子在如今的校园中已不再是凤毛麟角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点原因：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经济状况与之前相比有了较大改善；二，目前家庭多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分溺爱；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而其中家长对孩子的过分溺爱是最主要原因。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传统中，父母们都会用零花钱来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思想观念，比如：勤俭节约、财务自理。但在今天，生活富裕了，孩子的那点零花钱家长也不会放在心上。但这种超前消费意识是不适合中学生的，将给他们带来诸多不良影响。 首先，会促使他们养成一些不良的习惯。第一，吃零食的习惯，尤其是初中学生，一旦身上有了钱，见到喜欢吃的零食便会毫无节制地买。一些学校的校门前就有不少卖零食及饮料的小卖部，周围还有很多摆地摊的，卖些廉价的冰棒、棉花糖、油炸食品等。吃零食本身已经对身体无益了，更何况这种环境下出售的往往是一些三无食品。这样一来，不但浪费了钱，更重要的是不利于身体健康。 第二，浪费的习惯。许多学生自以为有的是钱，所以对很多东西都不珍惜。比如，买了丰盛的午饭一句“没胃口”就原封不动地“回收”了；早餐的馒头咬了一口就慷慨地留给了“垃圾桶”，等等。如果有人“介意”，他们会满不在乎地说："反正我花的是我自己的钱。"但他却没有意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他潇潇洒洒所花的钱凝聚了父母多少的血汗。 其次，孩子之间容易产生攀比心理，从而引发一些孩子的心理失衡。今天你在“肯德基”搓一顿几十元；明天我在“XX酒家”摆一桌几百元，看谁更有风度。现在的孩子谁手里要是没几个零花钱，看着同伴经常拿着钱去买这买那，总是羡慕得很，又尴尬的很。这种羡慕、尴尬处理得好那是幸运，若是处理得不好，带来的后果将不可想象。4月12日江北区一名约7岁的女孩哭喊着要跳楼。不为别的，就只是为了从父母那得到零花钱。而有的孩子可能萌生或多或少的拜金主义，以金钱或能换取金钱的一切作为自己的钟爱。 再次，会给其他人树立不好的榜样，给他们的父母造成压力。有的孩子由于心理还未成熟，分辨是非能力不足，看到别的同学有那么多钱用，于是也向父母要。可是，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很有钱。我相信，现在很多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收人也一般，但是为了满足孩子，甚至维护他们的“尊严”，他们只好省吃俭用地挤出一点来给孩子。可孩子并不心疼，钱花到不该花的地方，还嫌不够。 第四，会使孩子形成错误的金钱观，以为“金钱是万能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知道应认真学好知识，不懂得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有的孩子，把父母的叮咛嘱咐，老师的教诲当成“耳边风”，只懂得吃喝玩乐，腹中却空空如也。更是忘却了将来有独立生活，赡养父母，为社会作贡献的责任。 最后。也是最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某些孩子走上犯罪之路。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人俭难。"可能今天你的家庭是相对富裕的，但谁也不能保证将永远富有，倘若已经养成了奢侈的习惯，将来要如何面对贫穷呢?也许有的人靠自己的意志能熬过去，但有的人却会难以自拔。前不久，报纸曾经报道，广州一名14岁的中学生在潜入同字家中盗窃被发现后，向同学的母亲狂刺38刀实在是惨无人道。 身为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愿给孩子付出呢?但是，家长们该给孩子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味地给钱显然是错误的，而应该给他们以知识和正确的引导。金钱是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伤人———家长们对此一定要有充分认识。在处理孩子的零花钱问题上，家长首先要牢记：零花钱，也是一种教育孩子的手段。 一是培养劳动意识。家长可以把零花钱作为一种奖励手段。比如，孩子做了什么家务劳动，学习上取得了什么成绩或进步，可以按照事先的约定给孩子一定的奖励作为零花钱。让孩子形成劳动最光荣的观念。 二是培养合理的消费观念。花钱也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就像学游泳一定要亲自下水一样，不让孩子自己掌握、使用零花钱，他们就学不会合理消费，这对他们以后走上社会，独立生活是不利的。 三是培养自立能力。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给孩子零花钱是孩子的“成长需要”。让孩子自己乘车、买文具、买图书，其重要意义是通过“购买”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生活方式，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专家建议，至少在孩子七八岁时，家长就应该有意识地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合理提高孩子自由支配的数额。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理财知识，如消费、储蓄等。 零花钱是每个家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对待“钱”，是人生道德大厦中一根重要的支柱。孩子对零花钱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其成年后道德的形成。作为父母，首先，绝不能在经济上放纵孩子，从小培养他们勤俭节约的思想；其次，在此基础上，教会他们如何消费与分配零花钱，掌握一些基本的经济知识。一句话，要使孩子合理使用零花钱。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我为大家带来了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希望你们喜欢。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一 日常生活的政治 人们都很熟悉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经典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但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马克思的深邃见解往往被人忽略。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形态、法律制度、宗教观念、艺术主张上，忘掉了这些现象与人类物质生活的关系。本期刊载的三篇 文章 重返基础，探讨城市居住模式变化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值得推荐。 谈到中国城市居民的居住模式，过去25年至少目睹了四个方面的巨大变化。第一，人均住宅面积大幅增加，从1978年的平方米直线上升到2005年的26平方米，【1】这一数字在世界上代表了相当高的水平，大大超过香港(平方米)和日本城市居民住房面积(平方米)。【2】第二，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单位体制的式微，住在单位宿舍的人越来越少，搬进商品房的人越来越多。第三，九十年代末，随着福利分房的取消和国有房产的廉价出售，上亿城镇家庭成为近三十亿平方米原有公房的所有者。【3】这使得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从1995年的30%一跃提高到现在的80%左右，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仅高于香港(50%左右)、日本(60%左右)和几乎所有欧洲国家(40-50%左右)，也高于美国(2003年为)。【4】第四，进入二十一世纪，与世界上 其它 地区一样，中国出现了大量由保安守卫、由物业公司管理的封闭式住宅小区 (gated community)。 居住模式对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不可小看。首先，居住面积的扩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洗手间与厨房，不必与他人共用，邻里关系随之改变：从比近亲还近变为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同事加邻居的叠加关系与单纯邻居关系性质完全不一样。以前曾有研究发现，在英国，同一工厂的工人往往居住在同一街区，而美国工人往往散居在不同街区。这个差别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美国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薄弱。【5】中国以前那种单位宿舍大院不仅在塑造集体意识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因为所有人都相互知根知底，曾经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职工宿舍的解体使集体主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载体，也要求社会控制从邻里守望转化为依靠职业警察或保安。再次，房产对租户只是住所，但对业主则不仅是住所更是资产。当80%的城镇居民变为业主后，他们家庭的最大的资产往往就是住房。租户关心的仅是居住条件，业主则在居住条件以外，还关心所有影响房产价值的环境因素。最后，封闭式住宅小区所封闭的不仅是一片物质空间，也是一片由房价和物业管理费划出社会空间。相对于传统居民区，封闭小区的住户一般属于当地中上收入群体;其中的“豪宅”更是上层阶级的禁脔。中国人往往把封闭小区等同于“高尚社区”，然而在美国评论家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D. Kaplan) 看来，封闭小区的出现正是“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的前兆。【6】 以下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住”的政治有多么丰富、多么复杂、多么有意义。如果说有什么缺点的话，那就是它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封闭小区的居民身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这些精英也许是当今中国社会中声音最大的群体，但他们只是社会金字塔的顶尖，而不是社会的全部。这个缺陷正好说明，关于“住”的政治，还有多大的处女地有待开垦。经常听到有学者抱怨研究中国政治的禁区太多，似乎这是他们拿不出象样学术成果的唯一原因。如果他们重温一下马克思，像这三位年轻学者一样换一换视角，关于吃、穿、住、行的政治，不知道能写出多少论文和书籍。普通老百姓都清楚，吃、穿、住、行绝非无关紧要的小事;学者们也应该明白，研究日常生活的政治比空洞地高谈阔论“民主”、“自由”更有意义。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2】孙洪磊，“专家称我国人均住宅面积超过日本，居世界较高水平”，新华网天津2006年3月20日专电。 【3】 屈宏斌，“住房改革与财富转移”，《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 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篇二 论中国式“生活政治” 内容摘要 “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往往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将政治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政治。历史地来看，积极的“生活政治”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所接受，成为“收拾人心”的途径;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往往走向“泛政治化”。 关键词 生活政治 政治生活化 生活政治化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能或者愿意直接从事政治事务，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都能感受到“政治”的存在，人类历史的重大进程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政治”相关，个人的命运往往也受到“政治”的左右。政治凭借着权力、暴力、利益等压迫性力量或者诱惑性资源，能够进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生活刻上政治的印记。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突出呈现的这一特征，使得政治具有了“生活政治”的特性，同时也使得日常生活具有了“政治”的意味。“生活政治”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政治价值、政治倾向通过日常生活而发挥效能，并直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环节，与日常的生活仪节捆绑在一起进而影响人们日常的精神言动。“生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意义上的解释范式，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政治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同样，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典的政治传统也有所裨益。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厘定 “政治”是为了保持人类社会生活秩序化的必备物，在共同体的生活中，“政治”由或显或隐的多种样式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政治”就是围绕共同体的公共权力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及其后果。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政治”称之为争取“支配权”的努力[1]。这样的“政治”既可以是争取支配性的公共权力的活动，也可以是以代表共同体全体成员意志出现的政权(政府)的政务活动，这种政治可称之为“政权政治”。牟宗三认为，“政权者，笼罩一民族集团而总主全集团内公共事务之纲维力也”[2]。由是观之，政权能代表共同体成员的全体意志，“政权政治”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显著性力量，它既可以是所谓的“庙堂政治”，也就是政权自身的代表者所从事的各种维护政权、治理国家的活动;也可以是“夺权政治”，即为了取得支配性权力或者政权而开展的一系列暴力或者非暴力的活动。 除了围绕国家政权或者以政权为核心的“支配权”而产生的“政权政治”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随处可见的“生活政治”，这种 “生活政治”不以直接争夺政权为目的，而是在政权稳定的前提下，在既定的政治意志下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转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习俗和传统并以此来强化共同体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同时，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也因此而带上了“政治”的色彩，体现政治价值、身份等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权利分配。 安东尼?吉登斯曾专门提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的概念，用以区别摆脱剥削、不平等或压迫等各种束缚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吉登斯认为，生活政治是现代性视野中个体自我实现和生活方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3]， “生活政治不是属于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属于生活方式的政治”[4]。在一般意义上，“政治”活动凭借权力来主导社会嘉益的分配，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创造或者改善生活机会，而吉登斯则认为“生活政治”是为了挖掘人的生活方式选择问题。许丽萍教授曾经以“生活政治”为论题专门讨论过吉登斯的思想，她认为“生活政治以‘我们如何生活’作为问题的出发点，以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手段，以重构我们时代的道德和解决生存问题为目的”[5]。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着重讨论的是用以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问题，以服务于现代生活为鹄的，表现的是人在自我实现过程所遭遇到的公共性政治问题。吉登斯提出的这一概念为其“现代性”的系列思想张目，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自我实现的多元选择与多元可能的问题，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认为，从汉语的语境和中国丰富而悠久的思想传统来看，“生活政治”还可以做进一步的“中国式”解读。 从汉语的语词逻辑角度来看，“生活政治”可以看作是“生活”对于“政治”这个概念的逻辑限定，如前所述，存在着一种围绕政权的“政治”，也存在着一种关联日常生活的“政治”。在这里，“生活”因为是“政治”展现出来的场域而成为“政治”的限定词。政治除了在“支配性权力”场域得以凸显之外，同样可以在“日常生活”领域中或隐或显的展示出来。在日常生活领域里，“政治”不是直接的与支配性的政治权力关联起来，而是将“权力观念”、“秩序观念”具体化到个体的日常生活行动中。因此，就“生活政治”的字面意义而言，主要指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包含了政治浸润在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为政治服务的意蕴。公共性的政治进入到私人性的日常生活，而私人性的日常生活也围绕政治活动而展开，政治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全方位的体现了政治价值、政治信仰或者政治倾向。换句话说，日常生活中的传统、习俗、仪式、活动等都为“政治”服务，体现政治价值和政治诉求，并在生活中落实符合现实政治要求的“秩序”。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体现 “生活政治”最大的特点是“政治”弥漫在日常生活之中，使得日常生活不仅仅只是满足人们精神物质需要的场域，还充斥着政治的意味。在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程中，政权通常都希望通过各种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推行共同体所推崇的主流价值。在中国古代以儒家价值为主导的政治社会中，尤其注重在民众的日常生活来传递政治价值。 在儒家的礼乐文明中，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进而形成社会风俗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和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的认同。干春松教授在讨论“制度化儒家”的时候曾提出：所谓思想观念的制度化，就是在权力的支持下，赋予这种思想观念以真理性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具有强制性法律、习俗、实践系统，来确保这样的思想观念的传播、落实，并对其反对的力量进行控制甚至打击。”[6]生活中的礼乐制度，正是在权力的支持下逐渐形成社会习俗和实践系统，它将政治观念、政治思想转化为日常仪节，并用社会舆论、宗族内部惩罚甚至法律意义的刑罚来保证这些仪节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推行，从而实现政治认同。这种通过礼乐仪式来强化政治认同的做法，就是古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生活政治”。 在中国经典思想里，人们(特别是政治人物)的日常生活往往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穿衣吃饭、孝亲嫁娶等日用伦常也往往被予以政治解读。按照儒家政治哲学的设想，政治上治国平天下的问题扎根于君子修身齐家的日常生活。这种思想，正是意识到了日常生活的“修身”对于“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因此，日常生活不独惟是个体的私人问题，也是共同体走向良善的单元性保证。在儒家看来，正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个独立的社会单元(家庭和个人)都以政治上尊崇的价值规范来要求自己，政治价值、社会规范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是中国式“生活政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逻辑。 中国式“生活政治”的问题与启示 社会政治有赖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无法不能和政治脱离干系，这形成了中国式“生活政治”的主要特点。而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有着双重的意义，换句话说，存在着积极的“生活政治”和消极的“生活政治”。积极的“生活政治”能推动良好的、正义的理念在日常生活中落实，而消极的“生活政治”则会加剧各种不合理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权力通过日常生活化的路径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积极的“生活政治”，是一种在好的政治理念指导下的日常生活秩序，在这种状态下，政治理念与人类的本性相通，政治为人们的良善生活服务。或者说，政治对生活起到促进作用，日常生活又能验证和体现政治理念的嘉益，日常生活中人们形成的政治观念可以矫正为政者的过失，督促为政者实施善政。儒家倡导礼乐文明，痛斥礼崩乐坏，正是希望其倡导的伦理政治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匡正为政者的行为，使得他们遵守礼乐规范。现代社会崇尚法治、民主、平等、公正、自由等价值，而这些价值除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通过法制治理、选举政治、议会政治等“政权政治”形式体现出来以外，更多的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规则、保证男女平等、实现家庭事务中的民主、崇尚生活观念的多元自由等行为和理念，也集中的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政治价值。举例来说，如果要培养人们在政治生活中遵守规则、遵守法律，那么就应该从培养他们养成遵守交通规则、尊重公共秩序做起。 中国传统的“生活政治”把“政治”转化为日常生活问题，同时又将日常生活提升到政治层面，展现的是为政者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社会生活状态，它依靠政治权力以及人们对秩序的尊重而推广，为政者期望通过日常生活礼仪所带来的权威性安排生活秩序，期望通过日常生活规范来强化政治价值与政治权力的存在，并逐渐形成浸润着政治观念的风俗和习惯，达到“收拾人心”、“凝聚人心”的效果。“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与“生活政治化”，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有着或深或浅的痕迹。作为一种政治观念落实的方式，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历史中，“生活政治”有着积极的一面，但更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其消极的影响。生活的泛政治化以及将各种原属政治范围内的事务推进到日常生活领域，使得生活失去其原初意义而演变成了政治的场域，模糊了“公”、“私”边界，进而使得日常生活丧失了自由与生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无疑需要关注“生活政治”传统，厘定公私界限，进一步 反思 与扬弃“泛政治化”的“生活政治”。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5：55. [2]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9. [3]安东尼?吉登斯，赵旭东、方铭译，王铭铭校.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252. [4]安东尼?吉登斯，李惠斌、杨雪冬译.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4. [5]许丽萍.吉登斯生活政治范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3. [7]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1-59.大学生活政治论文1800字相关文章： 1. 大学生活相关的2000字思修论文 2. 大一思修论文范文3篇 3. 大学生健康生活论文3篇 4. 大学生如何适应大学生活论文 5. 关于大学生活的说说
保护环境 小小绿叶,大大世界。保护环境,还地球一片纯净的绿色。 你们也知道，地球是我们的家园，环境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类大量的消耗水资源和污染环境，已经把一个美丽的地球毁的不象样了。水渐渐少了，好多动植物濒临灭绝……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不注意保护环境造成的。 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难道不是么?海洋生态破坏，例如工程建设和渔业生产，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甚至发生海啸，都会使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和改变。等等 还有破坏环境使其后果也有很多，沙漠化、生态破坏、气候变化等，但是最直接的是影响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气温上升导致冰川融化、生物不断灭绝，人类不断砍伐树木、臭氧层出现空洞……这些情况都来自“厄尔尼诺现象”。这些现象不断地暗示我们：拯救地球吧！保护环境已迫在眉睫！ 首先，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我提出一下建议： 1 使用布袋 2 尽量乘坐公共汽车 3 倡步行，骑单车 4 一水多用 5随手关灯，节约用电 6拒绝使用一次性物品 7节省纸张，回收废纸 对于保护环境，需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许多事情当然必须由国家和政府来做宏观调控。 做为新时代的高中生应该在这个社会，应该有一份职责保护环境。 保护环境，刻不容缓。自己在随便更改吧，望采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科学地揭示客观经济规律，揭示经济规律也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成功的认识经济规律，便可以利用经济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为人民大众谋利益，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越深刻、越全面，行动就越自由，越能发挥主动能动性，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亦称唯物辩证法，在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规律，研究社会经济运动，揭示其本质及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更替，看作一种客观必然的历史过程，用它来评价社会经济制度的先进和落后，评价某一阶级的进步与反动，看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发展时期（而我们的课本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的分析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全面的看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研究是从分析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直接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活动叫做商品生产，商品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商品的二因素就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有用性，即能满足人民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比如粮食可以吃、衣服可以御寒、遮体、钢铁可以造机器武器等，使用价值是商品必须具备的一个首要因素，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不能成为商品。不拿来进行交换，也不是商品，也就是说有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只有用来交换的时候才是商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粮食和衣服被作为商品大量的交换，在封建社会初期它大大的促进了社会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强盛之时，国与国也有大量的商品交换活动，例如“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产生了。最初有战国的刀币、小铢等，发展到后来由白银、黄金、珠宝等稀有物品作为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出现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的货币的本质和职能完全一致，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品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是货币的本质，它的五个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世界货币，在我国的封时期也得到了具体体现。尤其是世界货币，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国家败落，清政府用白银买了大量的武器，依然战败，后来的战争赔款，向别国借款等。充分体现了货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