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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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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论文研究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于1947年写的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自重版以来,一直备受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尤其是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各种看法,各种评论,可说是五花八门。但主要呈现出三个较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二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或开掘了研究的深度,或触及了研究的盲点;三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如:宋延平的《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重读〈围城〉及“〈围城〉研究”札记》就试图联结生活、文化、哲理三个层面来阐发《围城》的主题意蕴。在与《子夜》的比较中,作者发现《围城》对背景的不同处理。陈子谦的《〈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则从“悲剧之悲剧”这一美学概念入手,寻找《围城》主题的哲理意蕴等……从许多《围城》的研究论文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深者见其深,浅者见其浅”,但研究者们都能自觉地站在时代的高度,或向文化里追根溯源,或从哲学上寻找理论支撑,从而将《围城》主题意蕴和人物形象的研究逐步推向深入。而作为《围城》的忠实读者的我,从第一次看《围城》给我留下巨大的震撼,到多次重读每读一次便感动一次,特别是《围城》中女性的婚恋描写更是令我触动不小,因此,我在论文中就《围城》中与方鸿渐有重要关系的四个女性:鲍小姐 、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的婚恋观,与其悲剧的婚姻作探讨,着重从她们的婚恋描写来揭露现代女性对爱情、婚姻的追求和无奈,以及对美好爱情和幸福婚姻的向往。如把婚姻当作交易的鲍小姐,她不仅是整部书的开篇,也是男一号方鸿渐爱情生活的开篇。她把婚姻当作人生一次重要的交易。这也注定她的婚姻必然得不到幸福。苏文纨——囚禁在传统婚姻牢笼中的“新女性”。从苏文纨的爱情和婚姻中,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无奈和悲哀。留学海外、学富五车的才女,本应是女人中的精品,可在白拉日隆子爵号上方鸿渐偏选鲍而弃苏,再到后来又选了唐,这让多数人为她叫不平。而后来她嫁给曹元朗这样一个不仅丑,而且不学无术的假诗人实在让人惋惜,从书中描述中可以看出苏并不喜欢曹,如果是因得不到方鸿渐的爱而嫁,那就更不值了。所以,苏文纨的婚姻也必然是不会幸福的。唐晓芙女性梦幻范本,爱情完美主义者。她对爱情的表现是不成熟的,她心里也喜欢方鸿渐,但被别人说几句,便受到左右和方分手,因此我们只能说她年龄小,并不懂得真正的爱情,她只能是方鸿渐生命中的“半个女人”,是男性心中的梦幻范本。孙柔嘉——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的小女人。孙柔嘉是小说中一个较有心计的角色。她唯一的缺点在于把婚姻当作事业来经营,这也就注定她婚姻的失败。总之,幸福的婚姻要靠双方的共同经营,才能结出甜蜜的果实。当然这其中的艰辛和汗水也必然不少,酸甜苦辣都尝尽,人才会渐渐成熟,才能采摘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果。我真诚的希望所以和小说中女性有着共同经历的女性朋友们,能从中得到感悟,领会到“幸福”的含义。

内容提要:讽刺艺术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发展、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自然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关键词:《围城》讽刺艺术细节描写 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本文转自网学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一篇关于钱钟书的《围城》中人物的婚恋观的论文我们可以帮助你加我

对围城的研究论文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黄维梁.《与钱钟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第172期.

[2]朱志宏.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3]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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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编辑本段【主题象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2006年 ISBN:702002475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本段【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锺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第353页)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锺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编辑本段【人物形象】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编辑本段【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论文浅析《围城》的语言艺术 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揭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不那么先进甚至还很迂腐和软弱的普遍性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对他的心理刻画贯穿全篇。当战争的火药味儿弥漫开来的时候,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而来到湖南一个偏僻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他置身于民族斗争的风暴之外却又始终处在个人斗争的风暴中心,有时幸福着,有时混沌着,有时清醒一些,更多时候则在浑浑噩噩中幻灭。在三闾大学的人与人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渐渐看到生活在蚕食着他的生存意识、操守和灵魂。在《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很少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他的焦虑和思考只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这不是他的问题,他只能想到那样深。在《围城》中,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的昙花一现,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 对方鸿渐心理刻画的成功,在推动文本节奏和故事情节的同时,给人物命运的逐步揭示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给“围城”人物的叙事极大地展开提供了自然天成的铺垫,使得小说的艺术结构趋于圆润、完美。 ②.对其他人物的心理刻画 作者对其他人物大多采用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的方法,从不繁冗拖沓,这些人物有利地衬托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给主要人物以足够的刻画和渲染空间。 作者透过方鸿渐的刻画,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围城》对除方鸿渐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刻画虽然笔墨不多,但往往能起到凸显人物内心最深藏的本质,在这些人物都想掩饰、深藏自己的过去、缺点时,心理刻画这一方法就是最好的识破工具。 4.辨证统一的语言艺术结构 《围城》的语言结构可谓严谨而圆润,全书体现了语言艺术的辨证统一。三个无形的语言圆圈结构让《围城》的语言艺术自然天成、浑然一体。 ①.美与丑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外在美丽实则内心丑陋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一个美与丑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都是被认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海归派,“博士”学位,“见识广博”,有背景,有一定的人脉,家底至少殷实富足,作风正,准备回国大展拳脚,他们理应是被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们都有写在脸上的光彩和荣耀,这是美的。但是,从走下那条象征激情和锐气的船以后——实际上,他们的“围城”生活在船上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身上的光环已经变暗变淡。走下“神坛 ”之后,他们在读者面前走马灯似的出场,一次次地丑态毕现,又一次次的“从容”地故伎重演原来的“美”,就这样逐渐完成了第一个语言叙述的圆圈结构。 这个圆圈结构的出现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为了揭示出“围城”人物的真实病态,让他们在自身设计的美丽之中,逐渐迷失自我或逐渐沉沦本性以后尽显丑露,倒不是作者心狠手辣,理应是文本架构的需要。 ②.大与小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表面自大实则渺小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二个大与小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有头衔,有人聘请去大学任教,有门当户对的“血统”可以嫁娶,当然他们也很自大。这种自大,在他们演绎起来自然流畅,反而是方鸿渐最不习惯。他们喜欢夸大自己的一点见识和所谓的成果,在小规模的“公共场合”大谈特谈,丝毫不加掩饰。这种自大其实是他们内心的虚荣体现,他们的身份让他们自大,习惯性的自大,虚妄的自大。读者都看得出来,他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乃至勾心斗角,实则显示出了个体的渺小。 他们不在民族抗争的中心与敌人斗争,首先显示了他们内心境界的小,这是他们故意的,也是和他们的身份不相契合的,一种畸形的中庸主义;他们在三闾大学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使出浑身解数,为职称、待遇、婚姻而不停地争斗,再次显示出了他们心胸的狭小;他们在生活、工作、婚姻等多个“围城”里辗转争斗,最终都很难逃脱“围城”的束缚,成了笼中鸟,成了那只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成了阿Q。 在人物表面的自大和自我的夸大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个体作无谓和无奈的抗争时的渺小,显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观在经历思考、怀疑之后的迷惘,这也正是第二个语言叙述结构所要表达和延展的主题。 ③.喜与悲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喜剧行为和悲剧性格的双重性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三个喜与悲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多有令人俯仰的喜剧行为,这在他们具有外在的美和表面的自大之后,那些原本啼笑皆非的喜剧——更是闹剧——就真正变得可悲起来。他们的悲剧性格带有普遍性,是一种集体的“瘟疫”,在“围城”里,他们相互遮掩却要相互传染,“共患难”还并不接受“净化”,他们的悲剧结局在“围城”还未筑好的时候就早早地有了定论。人物表面的喜剧性在通过悲剧性格的透视之后,小说的主题也就有了更深的包孕性和普遍性。 这种双重性的人物造像,在形成文本诙谐戏谑特色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作者行文的沉重——并不是没有鲁迅的“悲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一个严肃的主题,并一定都要洪钟大吕之声。像《围城》这样,一路的戏谑,一路的耳光抛洒,噼啪作响;一条大船满载希望,一口丧钟惊醒世人,“围城”仍在。 《围城》集中展示了钱钟书心理讽刺的高超技巧,其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语言驾驭功底,其人的睿智广博至今仍让人肃然其敬。辩证统一的、圆润严谨的语言艺术结构让整个作品变得无懈可击。作品中大量的奇妙譬喻让人深思,能让人顺手摘抄或在公众里稍加发挥,翕然一笑之余,总要感叹“钱氏语言”的奥妙无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语言也不爱情物语。本文并不赞同如今女士们热衷《围城》的理由是能从中发现爱情与婚姻的厚黑学。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理应是多层次的,它的语言艺术亦是多结构多建筑的。 参考文献[1]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商务印书馆,1996年. [2] 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3] 〔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王艾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

关于围城的主题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讽刺艺术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发展、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自然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关键词:《围城》讽刺艺术细节描写 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本文转自网学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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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外国学者对围城的研究论文

《围城》国外研究现状如下,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

你的论文题目是不是 论小说《围城》的讽刺艺术? 同求呀、、、这是我刚总结的,你看能用上不、、、、 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 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宋延平的《中西文化合流中的蜕变人格及其人生——重读〈围城〉及“〈围城〉研究”札记》(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2期)就试图联结生活、文化、哲理三个层面来阐发《围城》的主题意蕴。陈子谦则从“悲剧之悲剧”这一美学概念入手,寻找《围城》主题的哲理意蕴。(注:《〈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3期)他认为尽管钱钟书否定了王国维称《红楼梦》为“悲剧之悲剧”的断言,但他接过了“悲剧之悲剧”的概念,赋予它以愿欲说为中心内容的含义,并将其潜在意识成功地化为了《围城》的形象血肉。张清华的研究的价值在于他将对文化意蕴的提炼与对文化成因的探讨结合起来。他的《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4期)一文把《围城》置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从而准确敏锐地洞见钱钟书不同于前人的新的文化策略,并在为这种文化策略的出现提供背景和寻找原因中,注入了对钱钟书的深刻理解。在对现代文学话语方式的整体把握下,张清华看到,出于对前代知识分子文化操作的情感色彩的理性反省,钱钟书选择了殖民文化视角的二元论批判。胡河清在他的博士论文《钱钟书论》(注:出版时名为《真精神与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胡河清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中,凭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丰厚底蕴的深刻体悟,指出:钱钟书对中国传统天命观冷峻彻底的批判,发前人所未发,显示出非凡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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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编辑本段【主题象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2006年 ISBN:702002475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本段【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锺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第353页)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锺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编辑本段【人物形象】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编辑本段【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对外国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和性格有参考价值,由于翻译过程中的一些语言转换的障碍,个人认为中文中的幽默并不一定能很好地被传神转换,就像让我们看某些外国名著,如果让你不断看注释,并不断有典故诗词方言夹杂于其中,你非但不能感到精彩,反而会很乏味!所以影响应该是谈不上的,但作为文化沟通的参考是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对某一段历史的时期,某一部分人的行为,耐人寻味。

论文答辩围城

研究生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反思我考研的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考研,大概率是因为本科毕业不能找到一个家里人满意,自己满意的工作吧。外面的人在拼命往里面挤,从每年不断增长的考研人数就能看出来。即使研究生扩招力度再大,也永远赶不上考研人数的大幅增加,竞争依旧很激烈。而“围城”内的人,不少同学又在后悔,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要考研,为毕业而发愁!有些扛不住压力的同学可能会选择退学,这还是好的,毕竟,一退可以解千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读研,心态真的很重要。很多时候,有一颗“佛系”的大心脏真的很有用。在读研的过程中,被导师骂,被天天催进度,做不出来结果焦虑不安,论文发不出来都有可能。并不是人人读研都能很顺利。

读研究生的话的确像一个围城,因为现在每年考研究生的人数都在400万以上,然后寿命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考上研究生,但是真的在读研究生的人才会知道其中的一些苦楚,就是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分为好几部分,如教学类的,文学类的等等,每部分题目不一,大约在交论文前一个月,他们会给你寄一本书,当然题目并不一定必须从这里面选。题目太多,不方便一一输入,转发几个相关题目吧~一、自考生毕业论文选题指南(一)、美学1、论自然美2、生活丑与艺术美关系研究3、论优美4、论崇高5、悲剧理论研究6、市场经济与美学研究7、文学作品美学风格研究8、丑的美学意义研究9、应用美学研究,如园林美学、书法美学、服饰美学、广告美学等10、中国古代美学专题研究,如古代美学思相家,美学范畴注变,某一美学著作等11、西方美学专题研究12、喜剧性研究13、艺术品与非艺术品关系研究14、审美时尚研究15、审美趣味的个性化研究16、审美教育与完美人格培养的研究17、美的民族性研究18、美的历史发展性研究19、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如人物比较、范畴比较等20、中国当代美学思想的研究(二)、文学理论1、市场经济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研究2、文艺政策研究3、文艺与现实生活关系研究4、文学语言研究5、文学风格研究6、文学欣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7、艺术灵感研究8、论艺术欣赏的主体性9、文学作品的理论反向10、中国文化专题研究11、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影响研究12、中西文论比较研究,如文论家、理论13、艺术真实性问题研究14、当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15、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研究16、文学作品与宗教关系研究17、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18、关于文学与人生的研究19、文学社会效果研究20、目前文学理论热点研究二、外国文学论文选题范围 1、荷马史诗研究2、古希腊戏剧研究3、古希腊文学对后代文学影响研究4、但丁研究5、莎士比亚喜剧研究6、莎士比亚悲剧研究7、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思潮研究8、弥尔顿诗歌研究9、古典主义戏剧研究10、歌德研究11、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2、拜伦研究13、雨果研究14、普希金研究15、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6、《红与黑》研究17、《人间喜剧》研究18、狄更斯研究19、果理研究20、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21、易卜生研究22、托尔斯泰研究23、海明威研究24、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研究25、卡夫卡研究26、圣经文学研究27、《沙慕达罗》研究28、《一千零一夜》研究29、《源氏物语》研究30、泰戈尔研究31、川端康成研究32、大江健三郎研究三、现当代文学选题目录 1、鸳鸯蝴蝶派再认识2、张恨水社会言情小说论略3、论《春明外史》的“野史”特点4、论《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形象5、论《啼笑因缘》中樊家树形象6、《啼笑因缘》与《秋海棠》比较研究7、论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8、还珠楼主武侠小说论9、王度庐“鹤一铁”系列武侠小说10、金庸武侠小说简评11、回顾与瞻望:新派武侠小说的过去与未来12、试析鲁迅小说的人物形象系列13、鲁迅小说的叙事艺术14、鲁迅小说中的忏悔意识15、鲁迅小说中的女性世界16、《伤逝》再解读17、《孔乙己》的叙事艺术18、鲁迅小说 中的童年叙事19、鲁迅小说的诗化特征20、鲁迅与老舍国民性批判比较21、老舍小说的京味特征22、老舍小说的语言艺术23、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24、沈从文小说的抒情化倾向25、论沈从文创作中的人性内涵26、萧红小说创作的抒情色彩27、萧红《呼兰河传》的诗化特征28、郁达夫小说艺术论29、废名小说的审美特征30、废名小说艺术论31、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32、张爱玲小说中电影表现手法运用33、郁达夫小说中的孤独者形象34、审美化的人生——张爱玲散文论35、冯至诗歌中的现代意识36、论艾青诗歌中的忧郁37、《围城》新论38、孤独与梦想——重读《边城》39、郭沫若诗中的抒情主人公40、《女神》浪漫主义风格论41、胡适与中国现代新诗42、周作人散文艺术论43、朱自清散文艺术浅析44、冰心“小诗”简论45、徐志摩散文艺术论46、徐志摩诗歌中的意境47、戴望舒与中国现代诗派48、卞之琳诗歌“非个人化”倾向论49、穆旦诗歌中的“自我”50、曹禺戏剧的诗意特征51、茅盾小说中的“现代女性”52、《腐蚀》的心理分析艺术53、巴金《寒夜》新论54、郭小川诗歌论55、贺敬之诗歌论56、李瑛诗歌论57、论闻捷的爱情诗58、论李季的诗歌59、公刘诗歌论60、艾青新时期诗歌论61、论艾青国际题材的诗歌62、论艾青的创作道路63、论舒婷的诗歌64、顾城诗歌论65、论“朦胧诗”的产生66、论“朦胧诗”的艺术特征67、“第三代”诗人论68、论“朦胧诗”与“第三代”区别69、论赵树理的《三里湾》70、论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创作71、信纸柳青的小说创作72、论柳青的《创业史》73、《创业史》艺术论74、论建国后战争题材的小说75、茹志鹃的小说创作论76、论吴强的《红日》77、论《保卫延安》的思想与艺术78、论王蒙的小说79、论王蒙的《活动变人形》80、蒋子龙小说创作论81、高晓声小说创作论82、张洁小说创作论83、论新时期军事题材的小说84、贾平凹小说论85、张炜小说论86、论莫言的《红高梁》系列小说87、论杨朔的散文艺术88、论刘白羽的散文艺术89、论秦牧的散文艺术90、论新时期的文化散文四、古代汉语论文题目 1、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2、《论语》句法研究3、《孟子》中的“之”字4、《孟子》中的“其”字5、《左传》被动句研究6、先秦“是”的用法及其发展7、《韩非子》中的被动句8、先秦双宾语句的类型9、“被”字的词义演变10、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11、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12、《苟子》副词研究13、先秦修辞方式研究14、《战国策》中的“是”字15、《国语》中的判断句16、《国语》中的被动句17、试论词义的演变类型18、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19、试论汉字形体演变对字形结构分析的影响20、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五、古代文学及近代文学题目1、中国古代洪水神话考论2、《诗经》燕乡食诗的场面描写3、《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塑造4、《战国策》中策士言辞的抒情化特征5、《庄子》中的畸人描写及其思想蕴涵6、论《诗经》中的婚恋诗7、《左传》中行人引诗分析8、《孟子》文章的论辩技巧9、《庄子》寓言的场景描写10、宗玉赋试论11、贾谊政论文的策士风范12、司马相如赋的现实政治企向13、论《史记》中下层人物的描写14、汉乐府民歌的讽谕特征15、论蔡邕的碑体文16、曹植诗风的衍变17、潘岳哀诔文的创作特色18、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风格19、梁园文人群体的辞赋创作20、汉武帝时期赋家考论21、《史记》人物合传的结构安排22、《古诗十九首》中的人生思考23、邺下文人游宴活动与游宴诗创作24、阮籍咏怀诗的抒情特征25、左思咏史诗的咏怀特质26、谢灵适山水诗的摹象特点27、宫体诗的女性描写28、论《文选》对诗的分类29、论《子夜歌》30、《世说新语》的语言风格31、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32、王维诗中的禅趣33、论杜甫安史之乱时期的诗歌创作34、盛唐时期绝句的特色35、柳宗元的山水游记36、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37、岑参边塞诗初探38、论李白的梦诗39、论白居易的感伤诗40、韩孟诗派的艺术追求41、晚唐苦吟派诗人的创作心态42、论中唐传奇的创作特色43、试论西昆体的艺术风格44、欧阳修记体文的创作特色45、苏轼黄州诗试论46、论陆游的爱国诗47、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48、李清照词的艺术个性49、柳永词的语言特点50、苏轼对词境的开拓51、贺铸词的艺术个性52、论诚斋体53、宋末逸民诗初探54、王安石散文的写作风格55、论关汉卿的喜剧创作56、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57、论《倩女离魂》的艺术特点58、《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59、《水浒传》的忠义观60、《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61、猪八戒形象分析62、“三言”中的商人形象描写63、公安派的小品文创作64、《金瓶梅》的家庭生活描写65、《西厢记》的继承与创新66、《琵琶记》悲剧意蕴分析67、元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创作68、元代散曲的情感企向69、宋江形象分析70、《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71、论西门庆形象的文化警示意义72、“三言”“二拍”中的风尘女性73、李贽“童心说”的文学价值74、论《西游记》的谐趣75、清初历史剧兴盛原因初探76、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77、《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形象78、《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79、大观园的文化意义80、《红楼梦》的梦幻描写及其意义81、《长生殿》的爱情观82、狐鬼花妖尽世情83、《儒林外史》的批判意识84、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85、论林黛玉86、论桐城义法87、张飞、李逵形象塑造比较88、花间词的艺术成就89、《红楼梦》中的丫环群象90、魏晋散文的骈俪化倾向91、归有光的散文创作92、《桃花扇》的结构艺术93、论晚唐的怀古咏史诗94、江西诗派宗杜论95、论《史记》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96、宋代豪放词的艺术风格97、论明清小说题材的邅变98、《文心雕龙》对创作构思的分析99、严羽《沧浪诗话》以禅喻诗分析100、道家虚静说对古代诗歌创作论的影响

汉语言文学论文答辩自述稿

说明这个课题的历史和现状,即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取得哪些成果,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自己有什么新的看法,提出并解决了哪些问题。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汉语言文学论文答辩自述稿,希望能提供帮助。

尊敬的各位老师:

我叫xxx,xx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我所撰写的论文题目是:论《围城》方鸿渐形象的现实意义,我的指导老师是xxx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题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x老师精心细致的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完成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老师的批评指正。

选择《围城》这本小说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本小说比较的喜欢,包括由这本小说改篇而成的电视剧。的`确,《围城》是一个富有人生哲理和重大社会意义的命题,它向人们说明40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黑暗和病态,使恋爱、结婚、家庭成为“鸟笼”和“城堡”,寓意只有冲破自身的局限和昏暗社会的“围城”,把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会有新的生路。《围城》不愧为一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好作品。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的现象也与《围城》中的描写场景有一些的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真、善、美的人性和理性的人生,也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写作给社会的一次贡献。

我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和现实对比的写作手法,各阶段安排依照先典型分析(即具体事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展现警示,再综合论述,阐明现实意义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一、方鸿渐“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造成的影响对现实社会的警示意义!

1、假的文凭的后果与不学无术

2、对爱情的“玩世不恭”造成的苦果与性开放

二、方鸿渐复杂思想性格的现实指导意义

1、表现在爱情生活方面的复杂分析及现实意义

2、表现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复杂思想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3、表现在事业方面的复杂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第一个方面,着重从方鸿渐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到当今社会两种不良现象(即不学无术和性开放),以警示世人,这部分用词颇多,篇幅较长。第二个方面,综合阐述方鸿渐在社会大背景下的爱情、家庭、事业三个方面的思想性格,意图说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果缺乏主动性,缺乏自主有为的精神,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是很容易被环境和他人左右的,一个人只有将自身的发展置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熔炉里,事业才会有所成功;一个家庭,只有在安定平和的社会大环境下,削除了社会的重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谅解,家庭生活才会真诚和自由。这部分语言精练,立意高远。

在提纲的完成过程中,我得到了x老师的详细指导,观点进一步得到了提炼,对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也进一步深入。初稿完成后,x老师又详细地审阅了全文,对一些用词不当的地方,观点不明朗的地方提出了指正。最后正式定稿后,x老师又认真地提示了论文打印的格式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正是在老师的着力指导下,在本人细致的研究下,我结合当今社会现实的某些现象,发现了《围城》所蕴含的警示意义和指导意义。关于《围城》的有关论著相当地多,但以其人物形象的现实融合来确定研究方向,应该是我的一个创新之点。

本篇论文已经完成,虽然不是很尽人意,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更全面的改进,但总的来说,在撰写的过程中,我真实地学到了许多东西,更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认识也有了相当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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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围城论文研究
  • 对围城的研究论文
  • 关于围城的主题研究论文
  • 外国学者对围城的研究论文
  • 论文答辩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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