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家暴的受害者，被他打的脚骨折了，在我受伤的一个星期里他还是非打即骂，我找谁呀，
浅论家庭暴力----对“李阳家暴”的关注与法律思考摘要：随着李阳家暴事件的愈演愈烈，“家庭暴力”这个冷酷残忍的词又再一次走入公众的视野。当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庭暴力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严重地侵扰着家庭的安宁，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并且使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因此，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维护和保障人权，特别是从法律的角度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全球性课题。关键词：家庭暴力 成因 法律保护 法律思考9月4日是个疯狂的日子，“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对外籍妻子KIM实施家庭暴力的消息，在微博及多家论坛疯传，引起众多网友围观。微博中，“丽娜华的Mom”如此解释李阳的名言“我热爱丢脸”： 我热爱丢脸= 我热爱打我老婆的脸。署名“丽娜华的Mom”的网友发微博称：“李阳，你需要帮助。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担心我丈夫和我家庭的未来。你孩子需要她们的爸爸。我不知道怎么办!”微博中还附有一个外籍女子额头被打肿的照片，以及膝盖、耳朵受伤的照片。在微博上，“丽娜华的Mom”多是用英语在写微博，翻译成中文后，言语比较哀怨，如“It would beeasier if love had just disappeared the minute that your hand struck my face,but it did not. Seeing that you were having make up applied for TV appearancewhile I was in hospital hurts more than your slamming my head on the floor.”（如果爱可以消失在你的手击中我脸的那一分钟，一切将会简单得多，可惜没有。当我在医院的时候你却涂脂抹粉为了在电视上亮相，看到这样的你比你让我的头撞击地面更让我受伤。）“李阳妻子遭遇家暴”的消息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同时又引发了人们对家庭暴力的深刻思考。家庭暴力已成为全球公害而为世界各国所关注。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有10万个家庭因家庭暴力而解体；美国每年有4百万女性遭受家庭暴力；泰国曼谷50%的妇女经常遭受丈夫的肉体摧残；我国台湾地区有20%—30%的上层家庭存在暴力行为。在我国国内，广东省妇联在广州等11个城市1389个家庭进行入户抽样调查表明：有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其中有存在丈夫对妻子施暴。郑州市妇联在近3年所接待的上访投诉中，近1/3是家庭暴力案件。只有了解了家庭暴力的成因和现状，才能对症下药，防治并最终根除家庭暴力。一、 家庭暴力的成因在我国，一般认为家庭暴力是指以婚姻，血缘和法律关系为基础而构成的家庭中，家庭成员以暴力，胁迫，折磨或其它手段侵害家庭成员身体，精神和性等人身权利的强暴行为。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解释为：家庭暴力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导致家庭暴力的原因多种多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其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1、几千年的封建残余的男尊女卑，夫权统治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夫为妻纲”的古训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虽然新中国的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夫权”观念却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而且“男主外，女主内”的千古遗训一直控制着某些人的思想，在这种观念下，女性的全面发展受到抑制，自然要依附男性；男性自身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主宰，要担起养家的重担，这种思想注定了男性在家庭中说一不二的局面。同时重男轻女思想也在家庭暴力中凸现出来。在遭到丈夫的虐待案例中，由于妻子没有生育男婴或女方丧失生育能力的占相当比例。2、婚姻家庭个性方面的原因婚姻质量差，婚姻基础不牢固。夫妻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和仇视状态，这为家庭暴力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如第三者插足、二奶现象。当其他家庭成员难以容忍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的时候，可能采取极端的行为。由于心理变态而发生的家庭暴力，这种情况可分为：无情型变态人格，子女往往成为家庭暴力侵害的主要对象；偏执型变态人格，容易怀疑配偶不忠，并采取暴力行为“教育”。3、法制观念淡薄，受害者软弱，不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们的法制意识不强，与家庭暴力形成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通常认为夫妻之间打架不犯法，一般公民认为俩口子打架是私事，说什么：“天上下雨地上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白天同吃一锅饭，晚上睡觉同枕头。”往往在夫妻之间打架时，邻里朋友劝上几句了事；而基层干部则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夫妻打架报警，警察来了也是一样，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在处理问题上有法不依，缺乏公正力度，导致家庭暴力不仅得不到有效制止，反而助长了施暴者的威风。4、我国的法律救助略显薄弱我国现行法律打击和控制家庭暴力方面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虽家庭成员遭受到遗弃、虐待或伤害已纳入犯罪范畴，但这些案件仅是自诉案件，司法机关是不告不理，只有造成重伤或死亡时，司法机关才主动追究，那么，出现重伤以下的案件，由于受害方慑于强者的威性不敢告发，司法机关就决不多管“闲事”。大多数家庭暴力案件告到基层司法部门，均认为“家务事不好管”一劝了之，侵害方不会受到任何制约和制裁，受害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司法保护，回家之后，反遭之报复，迫使受害者忍气吞声，致使侵害者更加有持无恐。二、 我国目前有关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现状我国目前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有：《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禁止歧视、虐待、残害妇女”“妇女生命健康不受侵犯”等条文，《婚姻法》中第三条规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目前,我国《宪法》、《刑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虽然对家庭暴力行为都有禁止性规定，但缺乏明确的认定和制裁条款，民法中处罚和赔偿条款依据不足，刑法中没有“家庭暴力罪”等罪名来惩治，以致伤害未达到轻伤以上的无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些规定的可操作性较差,对家庭暴力惩治不力，没有针对家庭暴力的专门证据法规则。三、关于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思考1、加强反家庭暴力行为的立法，依法预防家庭暴力。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我国应当从整体上规划反家庭暴力的立法，其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增加反家庭暴力的内容和力度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反家庭暴力法》。从保护家庭成员的合法利益出发，应当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进行科学的界定和必要的法律干预，加强对家庭暴力行为的打击力度，通过健全的法律来预防家庭暴力危害的扩大。2、发挥警力在家暴中的特殊作用。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元化的家庭暴力预防和处置机制，这些机构的积极作用显而易见，但配合的不协调，从目前看，为强化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置机制，还有必要强化警察在处理家庭暴力中的作用。现实生活中。公安司法机关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依法严厉打击：对已有杀人动机但未着手实施者，可先行治安拘留，实行边拘留边教育。3、促高社会道德水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树立良好风尚。通过多种教育活动形式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准,制止、减少甚至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通过教育,借助舆论的力量,倡导良好的婚姻道德风尚等以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使不道德者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同时也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尊严的重要,充分认识到只有尊重别人的人,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对弱势群体———妇女进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使她们提高自身素质,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根本上摆脱家庭暴力。笔者认为，完善的立法能够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和后盾，完善的司法能够为家庭暴力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为有力的执行力保障；有效的司法干预机制能够以法律为受害人擎起没有暴力的蓝天。认真对待家庭暴力的产生和激化，正确运用法律手段对待施暴者，并加强对施暴者和受害者的法律教育，家庭暴力就会得以制止，社会也会更加和谐。参考文献：1、江珊:《家庭暴力缘何阴影不散》，《兵团工运》，2006年第一期2、丁海霞:《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及预防》，《解放军健康》，2006年第三期3、李思奇:《论家庭暴力的特征原因及解决方法》，《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三期4、张秀玲:《农村家庭暴力探析》，《甘肃农业》，2007年四月版5、赵丽葳：《关于家庭暴力的立法思考》，《理论研究》，2005年第二期
家庭是学习举止礼貌的好场所。如果你的孩子成人后有良好的举止，这会使他们生活更加惬意舒适，下面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高三有关家教 议论文 作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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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是网络时代，大多数的人都依赖网络，孩子们都沉迷于电子游戏，不顾学习，因为一些电子产品耽误了学习。
一些孩子的成绩逐渐下降，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生一回到家就会拿起手机打游戏连饭都不吃，作业也不写。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不按时完成，甚至还会把手机偷着带到学校。家长对这种事情不满，可现在的孩子脾气又很大，不敢管得太严，有些孩子是留守 儿童 ，家长不在身边，就会让爷爷奶奶帮忙管教，可是孩子哪能听爷爷奶奶的话，反而更无法无天。
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家长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 ，可有些家长太过于溺爱孩子，一点活也不让孩子干，说是只要让孩子管好怎么学习就行了，读书才是最重要的。可我一点也不赞成，因为现在对孩子来说学习很重要，可是适当的干一些事情也是锻炼孩子，不能只顾学习其他什么都不会做，这对于自己没有任何帮助。
现在的家庭基本上只有一两个孩子，也比较溺爱他们，孩子更显得娇气，有一次我在广场上看见一个小男孩摔了一跤，他并没有立即爬起来，而是趴在地上哭，直到大人看到去，把小孩扶起来打打身上的灰尘，抱着哄哄才停止哭泣。如果是以前的小孩子发生这种事情的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爬起来，打打身上的灰尘继续玩自己的，让人看起来觉得这个小孩很坚强，也要让家长多给孩子讲一些关于他们那个年代的事情，让现在的小孩也知道接下来应该怎样做一个懂事的孩子。
在我的家庭里，爸爸妈妈从来都不溺爱我。有时候我会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当爸爸妈妈外出打工的时候，我不会像其他孩子一样沉迷在手机当中，还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家里我也很听话，爸爸妈妈有时也会给我讲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事情，还有怎样努力，考上一个好的学校。还说只有学习好，长大后才好找工作，会有很好的收入。不好好学习就会像我们这样累死累活的干活，还要听老板的唠叨，一定要好好学习，就不会像爸爸妈妈这样，不要只有到长大后才后悔。
家庭 教育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良好的家庭教育会让孩子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正确的家庭教育会让孩子在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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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京一位"迪爸"走经于网络。他因在网上为上小学的儿子写成长 日记 而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有人支持他的细心，也有人质疑他的做法是否会束缚孩子思想，在此，我认为，适度关注，孩子才能健康成长。
放纵成长，收获荒芜。孩子在幼年时期需要家长的悉心指导，在必要的时候给予点播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旅途其自由成长，给予孩子过宽松，宠溺的成长环境，结果必然是可怕的。如同在春天向地里撒一把种子，不施肥，不除草，坐等收成的结果，我想，也许只有上天知道了。因此，对孩子的教育要做到放松不放纵，宠爱不宠溺，自由不放任。
过度关注，思想束缚。在当今社会，信息媒体高度发展，一件小事都可能经过人云亦云似的传播形成不同版本的"大事件".童年无疑是美好的，需要的是鼓励支持与温暖而不是冰凉的键盘和犀利的评论。试想"迪爸"的儿子如果看到自己的生活秘密的隐私被成千上万的人讨论评价甚至是指责，那颗幼小的心将会受到多大的打击啊。我想到那个时候，他心里所剩下的可能不是对父亲的感激与感动，而是对这个社会的惧怕。他可能会按照人们的想象去成长，努力迎合"父亲粉丝"的心情，也有可能因叛逆从此堕落，这两种结果都是我们不愿看到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密切关注孩子，用压力来钳制住他们具有创造力的思想呢?过分地检验孩子的成长轨迹会蛀蚀他们的童年，让他们过早地成熟，被迫地长大。
球星贝克汉姆与时尚界先锋维多利亚育有三子一女。他们全家都是媒体的焦点，但这并不影响孩子们的成长环境，夫妇努力保护生活隐私，制定家规，教育孩子亲力亲为而且让孩子自由发展 兴趣 爱好 ，不干涉他们的自由，因此这一家成为教育的范本，流传的佳话。
适度关注，孩子才能拥有良好的成长环境，漠不关心会导致孩子盲目成长，缺少社会 经验 ，而过分关注，则会导致孩子思想行为僵化，个性无法发展。
在田地里，不"验"或过分"验"苗都会导致幼苗被蛀蚀，腐烂，无论做为农夫还是家长，适度原则才是通往收获之门的唯一途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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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爸"的 热点 又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两年多记录的几百篇成长日记让人不禁思考，是爱的坚持不懈，还是过度地介入，束缚孩子的成长。我认为，"迪爸"的行为不仅没有束缚孩子的成长，反而有助于父子的共同成长。
大自然中，不难发现，一株再美丽的花，一棵再笔直的树，不经意间也会有枝杈旁逸斜出，即使是经过人工打点的植株，时间久了，也会参差不齐。孩子的成长更是如此。在从小的生活中，父母的引导与指点就尤为重要。无论是孩子成长中所犯的错误，还是不适当的言语或行为，父母的及时纠正以及时常提醒，甚至是特定的教育，都是对孩子性格，人格及精神的塑造。时时的密切关注和记录，不只是家长的 反思 ，还有提醒，有助于今后对引导 方法 的及时调整，更是对孩子的警示。
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每个瞬间，你看到的孩子，也就是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了自己，并检查自己的人格。"于是，便成了那广为人知的一句话"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在与孩子的密切交往中，看到孩子的行为，便会不断提醒父母及时发现并改过自身的`问题，以便为孩子树立更好的榜样。一件被当成笑料的 故事 讲述了：一天一个人对自己的儿子说："这几天你一直玩游戏，就不能控制一下把精力用到学习上吗?"于是儿子回答："以前爷爷经常告诉你不要整宿到外面打牌，你不也还是去了。"可见，无论是行为得当还是失当，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重点是有过错及时改正。尽管父母不一定做得尽善尽美，但要始终如一地标准要求自己。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态度更是影响孩子的关键钥匙。有时，一句鼓励，一句期许，都足以撑起孩子的人生目标，迈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而这些又恰恰建立在相互陪伴的基础上。曾经有一个穷苦的牧羊人，带着两名年幼的儿子，靠放牧为生。一天他们赶羊到山顶，一群大雁飞过，儿子们便说，如果可以飞起来甚至比大雁飞得还要高，该有多好，这样，就可以飞到温暖的地方，不用再放羊，还可以飞到天堂看妈妈。于是牧羊人鼓励儿子们说，你们现在还小，如果想飞，只要不断努力，就一定可以飞起来，去你们想去的地方。儿子们牢记父亲的教导，并一直为此不断努力，等他们长大后终于飞起来了。他们就是莱特兄弟，他们发明了飞机。
只有坚持不懈的陪伴和密切的关注，才能指导孩子的进步，并修正自身的瑕疵，甚至在必要的时刻提出关键的指引。这，便是共同成长;这，便是陪伴的力量。父母是助孩子扬帆起航的风，孩子是提醒父母时刻转航的风向标，相伴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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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好弓，张弛有度方显其效;一副好画，张弛有度方显泼墨之美;为人处事，张弛有度方显睿智人生。家庭教育更是如此，张弛有度才能让和煦春风在家庭中育人成长。
家庭教育拒绝溺爱。“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过，那种父母过度溺爱孩子，导致其走上歪路的故事近日竟然又在网络出现，最终结果想必也和故事结尾一般，“如此”父母最后只会收到孩子的怨恨而已。在现在的开学季，也在网上看到不少各个大学的大学生抱怨 军训 各种苦和累，有的甚至表示第一次住校有种.种的不习惯，抱怨宿舍条件太差。军训期间的各种抱怨以及倒下的孩子也让父母更加的心疼不已，但是在学校为何别人能够坚持?过度的溺爱或许会让你的孩子变得比常人更加的脆弱易倒，如此一来反倒不利于孩子以后的发展。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溺爱式的家庭教育都不可取，他会让一个人失去本来应该有的独立和坚强。
家庭教育拒绝暴力。谈及家庭暴力，最近几年倒是时有发生。“虎爸虎妈”也是屡屡出现在网络上，看到“某某”用棍棒将三个女儿送上大学的各种例子，“捆绑底下出孝子”的信条仿佛一下子又风靡了起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的那场高考语文作文，教育问题在那年固然是受到了国家关注，只是没想到会用漫画的形式出现。那四幅小小的带着讽刺意味的漫画，在给当时学子们始料未及的同时，也让人不得不关注时下的教育问题。就在生活当中我也看到过许多的家长一直以独生子女之类的缘由给孩子过分的压力，至于他们在生活当中，养成了过分内向的性格，而在学习当中迫于过多的压力，导致学习日渐下滑，与父母的关系也渐行渐远了起来。“棍棒底下出孝子”并非适合在所有的家庭之中，每个家庭都应该注重孩子内心的心理需求。棍棒会把人赶上正途，亦会把人逼入胡同。
如今中国的家庭教育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应试教育的沉闷与学习压力的沉重，或许需要家庭更加有利的疏导孩子的学习心理，对每一个不同性格的孩子和每一个不同情况的家庭来说，需要的是自成的一套教育方法。
张弛有度方显家庭教育之本色，教育不是为了一个大学，也不是为了一个名声。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在康庄大道中走出更美好的人生。家庭教育拒绝溺爱，拒绝暴力，张弛有度方为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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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仅只体现在孩子的学习情况上，也在道德品质，日常行为习惯上得到体现。有温暖的家庭是学生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家庭重要性的表现。四， 八年级 学生把父母都作为最崇敬的榜样，也是以体现出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且完善家庭教育。
重视家庭教育，首先要让学生明白家庭的重要性，要营造一个有温暖的家，创造一个温馨，充满爱与幸福的环境。
调查显示“有温暖的家”排在学生认为人生最重要事情的首位，体现出家的.作用，从古到今，很多文人墨客写诗作文时也总是要表达出自己对故乡，对家的思念之情，有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思念，也有杜甫在国破家亡时的一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所以家一直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我们一直都对这个避风港，这个温暖的地方充斥着感情。所以，在家庭教育中，最先营造一个温暖的家才是家庭教育的基础。
重视家庭教育还在于父母不断努力，在家中树立良好的榜样，成为孩子的崇敬对象。
从四年级到八年级，学生心中最崇敬的人都是父母，而第二第三位却受到改变。父母整日与孩子朝夕相处，最容易影响孩子，所以家长应当给孩子树立好的积极向上的榜样，对孩子认识世界，改变三观起到积极作用也是家庭教育的重要部分。孟母三迁只为了让孟子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由于孩子不断成长，心智成熟，对崇敬对象也开始有了变化，难免误入歧途，所以家长要有引导作用，重视家庭教育。
重视家庭教育不能单单只看分数，也应该重视学生身体，心里等方面。
学生认为家长最重视的是成绩，说明家庭教育还没有完善。道德素养，日常行为也应该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道德的人，学习再好也终将受到社会排挤，所以在重视成绩的同时也要教会孩子做人，完善家庭教育。
重视家庭教育，首先要重视家庭，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父母也要不断上进，树立好榜样，全面培养孩子也要关心孩子，不断提升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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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题目太简单，下面两个回答的都不到点上，题目意思是婚姻存续期间完成了作品，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你除非不发表，一旦发表，无论你何时发表的，这笔稿酬，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婚姻法修改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所讨论的重点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高度概括、总结从法律的功能作用来看，这种调整和重视规范无疑是准确适时的，但是，就法律自身所要求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言，一部法律经过修改之后必须保证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其所调整的范围恰当衔接从这个意义上讲，转变立法观念，使一些约定俗成的伦理关系上升为法律，并以发展的眼光预测未来尤其重要，这是保证这部法律具有前瞻性的重要条件就此，笔者对新《婚姻法》出台后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一、应对故意生非婚生子女给予一定的惩罚。《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笔者认为，该条法规是现今社会中大量出现非婚生子女原因之所在。因为“婚外恋”、“通奸”、“重婚”以及“非法同居”等，当事人均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故亦得不到法律之保护。所以当事人双方或者第三人为追求利益甘愿生下子女。但这种行为导致的后果即违反了社会道德规范，又增添了社会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还产生了对计划生育工作正常开展的影响，以及对非婚生子女的照顾抚养等一系列社会及法律问题，笔者认为应在相应的的《解释》中对故意生下非婚生子女者给予一定的惩罚，但应视具体情况而言，分为：第一，如未经男方同意或者在男方不知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愿或者行为时，女方私自生下子女的，应对女方给予一定的惩罚；第二，如男方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女方有生下子女的意愿或者行为的，而未加以阻拦的，应对男女双方均给予一定的惩罚；第三，男方在违背女方的意愿下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应对男方给予一定的惩罚；第四，当事人双方以外的第三人，违背当事人双方或者一方意愿，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迫使女方生下子女的应对第三人给予一定的惩罚。二、在婚姻存续期间也应该对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作出赔偿。《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家庭暴力的受害方不应该仅仅在离婚时才可得到补偿根据《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个人财产，要进行赔偿是有法可依的，且在损害赔偿时，不仅包括医院费、误工费等，还应该赔偿精神损失费，因为第四十六条提及的几种事实对当事人感情的伤害尤为严重，均为导致当事人双方感情破裂的原由所在。三、《婚姻法》所保护的男女不应有差别定位。从《婚姻法》修改草案和讨论的情况，乃至新《婚姻法》的出台来看，对妇女的直接或者间接保护都源于男女的差别定位，也就是说将女性定位于弱者。这种意图值得深思。目前我国保护妇女的专门性法律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劳动法》也针对女性不同的生理条件进行了差别性规定，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也赋予了妇女在接受教育、就业等政治、经济领域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可以说，我国对妇女权益的法律保护是比较完善的《婚姻法》作为调整婚姻关系的法律，过分强调女性利益是有失公平的，这不仅违背了这部法律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同时，也不利于鼓励女性自强、自立。因为，传统的中国妇女，包括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深受封建儒家文化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观念较重，一旦结婚，即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了家庭，精神上更依附于男性，这种依附的后果是削弱了女性在社会上的竞争力，此时，男性则在社会这一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双方巨大的反差，很可能使男性对女性从尊重、钦佩到爱恋的基础丧失，从而导致婚姻的不稳定。审判实践中出突出地反映了这些问题。一是许多婚姻案件中的女性，既使男方没有感情，也拖着不肯离婚，不愿失去名分和依靠；二是被婚姻抛弃的女性，往往是社会地位、个人才智和能力与男方差距较大，而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与妇女过强的女性角色意识妨碍了其成长有很大关系。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要否认女性注定要更多地投入家庭这一事实，关键是，法律在了解女性弱点的情况下不要接受认可这种弱点，如果这样做了，就意味着纵容这种软弱和依附，从而会使她们更没有自强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如果法律不再充当救世主，她们自强自立的精神反而会更强烈，这样，来自外界的伤害则显得无足轻重了。由此可见，将婚姻立法定位于男女平等远远比强调保护女性更重要。四、对婚内强奸单独实施惩罚。“婚内强奸”一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主体的规定采取了概括规定的方式，即未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强奸罪的主体，也未明确将丈夫排除在外。这种模糊的立法给司法部门带来了不小的障碍，也给法学家解释法律提供了很大的空间。目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婚内无奸说”，其最主要理由就是“同居义务说”，认为自愿结婚本身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承诺，并且这种承诺只要作出一次性概括就已足够，将在整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直有效。但是，这种观点却存在着致命缺陷-因为同居权利和义务不是法律权利和义务，积极的性行为无法用法律来调整，爱情才是维系正当同居的唯一有效保证手段，法律赋予夫妻双方的只是“同居请求权”。故笔者认为应增加对婚内强奸的规制，从而减少家庭暴力的发生。五、建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度。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西方国家立法早已有之，称之为非常夫妻财产制，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特殊情况出现而依照法律规定或诉讼程序确定财产分割的制度，旨在保护夫妻一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依其发生原因，可分为当然的非常夫妻财产和裁判上的非常夫妻财产制。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离婚时的财产分割，《继承法》规定了夫妻一方死亡时的财产分割，没有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度，需要加以完善，使之与其他财产制相配套，组成完整的夫妻财产制度。笔者认为，我国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分割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确立：第一，在夫妻一方被处以罚金、没收财产等刑罚处罚时，所及的财产只能是其个人财产；如果以共同财产承担，势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权利，这时就有必要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第二，当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或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其难以行使对财产的共有权、共有权由另一方形式，难免会发生损害一方权利的情况。如将其有财产无偿赠与他人，任意挥霍浪费共同财产等，这时有必要对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明确界定属于被宣告方的财产由另一方代管，这就使其不为被宣告方的利益不能处分被宣告方的财产，从而加强对夫妻一方财产的保护。第三，夫妻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参加民事活动，有时难免会承担民事责任。为避免夫妻合谋损害第三人利益，以借口没有个人财产逃避责任，使第三人的权利难以实现，这就需要对共同财产予以分割第四，夫妻一方履行法定义务而另一方加以阻挠，或借口没有个人财产而不予履行，第三人权利就得不到保护。为此，也要分割共同财产，使第三人权利得以实现。
我就是家暴的受害者，被他打的脚骨折了，在我受伤的一个星期里他还是非打即骂，我找谁呀，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婚姻法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中国婚姻法文化考论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3、秦汉家族法研究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
很多公司在大众对其市场营销项目厌倦之前，就已经厌倦了自己的市场营销项目。而Liz Claiborne(丽诗加邦)却不同，它的善因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注1)项目自确立以来，从1991年2002年，每年都坚持不懈地不断完善和更新。Liz Claiborne在防止和反对家庭暴力方面担负起了领导者地位，而这个涉及家庭暴力的项目也成为了公司的一个标志 性项目，Liz Claiborne的营销团队通过每年推出新的角度和新的创意来保持这一项目的新鲜感，在保持项目核心目标和主题不变的前提下不断扩展其内涵和范围。 成立于1976年的Liz Claiborne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生产和销售服装、佩饰和香水产品的公司。该公司拥有和经营着几十个不同的服装品牌，从传统经典风格到流行风格，以适合各种不同的消费群体的需求，如：Liz Claiborne、Bora Bora、ENYCE 、DKNY等。其产品通过遍布于世界的30,000多个专卖店和零售机构被销售。 自从开展这一系列涉及家庭暴力的项目和活动以来，在十年的时间里，Liz Claiborne被持续地盛赞为“一个富有创意、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领袖”。 有几个因素使这个项目与众不同。首先，Liz Claiborne挑选了一个并不是特别时髦且不容易操作的话题，这样才使Liz Claiborne公司独自“拥有”这一话题。第二，该公司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各种项目。 剑指目标客户群 在1991年，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著名女性时装品牌Liz Claiborne(丽诗加邦)计划开发出一套善因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项目。在当时，善因营销这种营销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的善因营销项目的操作方式无非是：消费者在购买某商品时，每花费一美元就捐出其中的几美分给一个慈善组织。但是，Liz Claiborne想更进一步，因为研究显示，消费者在做购买选择时，越来越考虑一家公司的声誉，消费者尊重那些关注并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 该公司希望能找到一个当时妇女们所关注的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开发出一套营销项目，要求它既要合时宜、与消费者相关，又要具有新闻性。首先，Liz Claiborne邀请了美国著名的女性艺术家来创作涉及重要妇女问题的公共艺术作品。在芝加哥，艺术家Leah Komaiko领导了一个项目，来自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写了一本关于“上班族母亲”的书。在旧金山，六位知名的视觉艺术家创作了一系列关于家庭暴力的公益广告。由此产生了美国营销史上颇具生命力且非常成功的一套围绕反家庭暴力主题展开的善因营销项目。 有几个因素使这个项目与众不同。首先，Liz Claiborne挑选了一个并不是特别时髦且并不容易操作的话题。在当时，乳腺癌问题已经吸引了很多企业的赞助以及媒体的关注，而媒体对家庭暴力这一问题的关注很少。正是由于这些原因，Liz Claiborne公司才能独自“拥有”这一话题。第二，该公司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各种项目。 在项目开始的第一年，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93%的美国女性相信家庭暴力是一个问题。这一数字在Liz Claiborne的客户当中更高，持这种观点的客户表示，将会对开展相关项目来帮助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公司有好感。 来自旧金山的六名艺术家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合作创作了一条公益广告，该广告于1992年的10月，即“全国家庭暴力宣传月”(National Domestic Violence Awareness Month)期间，出现在旧金山湾区的200多个户外广告牌上以及公共汽车站。同时，该公司为第一个24小时家庭暴力救助热线提供资助，并且牵头成立了一个致力于筹集资金和提供援助的志愿者团队。 以上的这些举动不仅使家庭暴力热线的电话数量增加了三倍，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女性和时尚媒体的报道，如《妇女着装日报》(Women's Wear Daily)、Mirabella和Elle，同时也为公司的高层主管创造了很多演讲的机会。 新角度、新创意保持新鲜感 在1993年，Liz Claiborne展开了第二轮的项目。艺术家Barbara Kruger创作了非常有感染力的新版公益广告，在“全国家庭暴力宣传周”期间被投放于波士顿和迈阿密的户外广告牌上。同时，该公司在公共广播电台投放这条公益广告，并向公众投放教育性宣传材料。 在1994年，Liz Claiborne聘请艺术家Annette Lemieux创作限量版的体恤衫和咖啡杯，通过Liz Claiborne分布于全国各地的专卖店以及一个免费的热线电话来销售。另外，Liz Claiborne开始接触意见领袖，它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财富1000强”名单中的公司的高层主管。当被问到“家庭暴力是否影响它们公司的业务”时，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家庭暴力对各自公司的业务有影响，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帮助员工应对他们所面临的家庭暴力问题会有助于公司的业务。 在1995年，Liz Claiborne开展了一项员工艺术比赛，来为反家庭暴力运动设计品牌形象。最后获奖的是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手绘的、包含红黑两色的心形图像，图像周围的口号是：“了解事实、积极参与、结束家庭暴力”(Get the Facts, Get Involved, End Family Violence)。这一形象被印在纪念性的体恤衫和咖啡杯上。在体恤衫和咖啡杯的另一面则印上了阻止家庭暴力的四个步骤。 在1996年，这一项目转移方向，第一次针对男性开展工作。该公司制作了一条30秒的电视公益广告，广告起用来自一些大学的知名美式橄榄球队员为演员。该广告在一些大学的橄榄球场被播放，并且在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橄榄球比赛的电视转播中播出。 在1997年，该公司继续前一年的战略。传统的涉及家庭暴力问题的公益广告往往针对女性，告诉她们如何识别暴力性行为、如何取得帮助。而Liz Claiborne的公益广告以前卫、先锋、富有新闻性的方式来谈论这一问题，向男性传达信息。这一次，该公司起用知名的男性音乐家做演员，如Backstreet Boys(后街男孩)、Clint Black、Coolio、Kenny Loggins、Richard Marx、Travis Tritt等。这些出现在公益广告中的演员具有阳刚气质，且是众多男性心目中的典范。他们献身说法，主张男性应该在反家庭暴力运动中采取主动姿态。这一套广告呼吁，那些即使没有实施过家庭暴力行为的男性应该站出来劝阻他们的朋友、兄弟和同事。这一套条广告被播放于全国2000多家广播电台。 在1998年，这一项目又调整方向，将注意力转向了父母，出版了手册《如何与你的孩子交谈：关于健康的人际关系》。这一与专家合作开发的手册指导父母们如何帮助和引导他们的子女在谈恋爱时间应对可能出现的暴力现象。 在1999年，Liz Claiborne与“家庭暴力预防基金会”合作，推出了一本长达20页的手册《女性指南：如何与他人讨论家庭暴力》。 在同一年，Liz Claiborne赞助了第一届反家庭暴力“纽约市行走” 活动(New York City Walk)。作为这次活动的冠名赞助商，Liz Claiborne向这一活动提供了赞助。 在2000年，该项目的注意力集中在青少年。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展活动以来，Liz Claiborne就开设了一个互联网网站。在2000年，该公司又推出了一个专门涉及恋爱中的暴力行为的网站—— (意思为“爱不是滥用”)。该网站在推出的第一年中，每月有25000人访问。另外，一本新的宣传手册《给青少年的指南》(A Teen‘s Handbook)出炉。该公司通过专卖店、诊所、家庭暴力避难所、救助机构、警察局、政府的卫生部门以及学校等管道将75000份指南散发给许多个人和组织。 到了2002年，该项目继续被更新，在内容上有了延伸。Liz Claiborne的董事长和CEO在第七届全美家庭暴力年会上演讲。另外，该公司继续赞助V日(V-Day)——一个全球性的、阻止对女性实施的暴力的运动。该公司还与女性电视频道Lifetime合作，推广“停止暴力周”。另外，该公司还推出了一个针对11至14岁青少年的新网站—— 。2002年的活动产生了8400万人次的媒体印象(注2)。许多知名媒体进行了报道等。 在2003年，该公司与Marie Claire杂志和宝利来(Polaroid)公司合作，开展了一个名为“不再”(No More Tour)的全国巡回路演和反家庭暴力电影节活动，途径华盛顿、亚特兰大、洛杉矶等地。每一站的活动包括：在大学校园举行的音乐会、反家庭暴力电影作品展映、与畅销书作家和青年暴力问题专家Rosalind Wiseman的对话等。到了2004年，该项目进入第十三个年头。该公司的产品标签开始出现反家庭暴力的信息以及相关的网站地址。 坚持的力量 不断翻新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善因营销，使Liz Claiborne的社会尊重度和影响力大幅攀升。到2003年为止，Liz Claiborne一共分发了50万本宣传册和9万多个海报，给全美范围内的组织和个人使用。数年中，其CEO Paul Charron被邀请参加了一系列高规格的活动，如进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由四十人组成的“全国反家庭暴力咨询委员会”；被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邀请参加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一个反犯罪法案的签署仪式。还数次进入美国女性经理人协会评选的“最适合女性经理人工作”的30家公司名单。 通过Liz Claiborne的努力，家庭暴力问题由一个原先的属于家庭内部的私人问题变成了一个公共健康问题，从政府、企业界和非营利组织获得了必要的资源和资金。 尽管许多公司都在争夺时尚和女性类别媒体的报道版面和空间，尽管媒体不太愿意触及像家庭暴力这样的敏感话题，Liz Claiborne持续的善因营销项目还是争取到了许多媒体的报道，获得了很高的认知度。在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所有的媒体报道和公益广告所获得的媒体印象总数为13亿人次，相当于1200万美元的广告价值。 而与此同时，该项目获得了包括SABRE和公关新闻白金奖在内的多项公关和营销业内奖项，并被业内人士认为是美国最成功的善因营销项目之一。另外，Liz Claiborne不断得到一些来自员工和消费者的反馈，那就是许多人将该公司与反家庭暴力问题联系起来。该善因营销项目显示出Liz Claiborne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并加强和深化了Liz Claiborne与其核心的女性客户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著名的时尚品牌，Liz Claiborne 用十年的专注，创造了一个善因营销的“善果”——成为一个公众心目中“富有创意、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领袖”。 注1：Cause-related Marketing也被翻译成“事业关联营销”或“高尚目标市场推广运动”。 注2：媒体印象(Media Impressions)的定义：一篇新闻报道的媒体印象为刊载该文章的报纸或杂志的发行总量或进行报道的电视台所覆盖的总观众人数。 专家点评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与公益事业相连的往往是跨国公司，鲜见国内企业的身影。其实国内企业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并不少，但主要是对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被动参与，而不像跨国公司的公益行为具有系统性和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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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几个，以供参考：《如何让让家庭远离暴力》《爱，开在幸福家园》《幸福之花，处处开放 ----家庭暴力的思考、对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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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性论文答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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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本文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范围出发，讨论了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上的必要性，把离婚中的损害区分为离因之精神损害和离婚之精神损害，重点研究了离婚之损害的法律继受、权利义务主体、请求权的让与与继承、赔偿原则及适用范围等问题。关键词：精神损害 离因之精神损害 离婚之精神损害千百年来，婚姻的基础都建筑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上，只是到了上世纪爱情才成了婚姻的基础。但婚姻中情感因素的加入以及过于浪漫的情感追求，反而增加了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使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增加，人们的观念、欲望和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李银河在北京市作过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而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因此，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理由也越来越多样化，酗酒、遗弃、缺乏感情、性生活不和谐、彼此厌倦及一系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都可以成为离婚理由。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2]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我国《婚姻法》却未对离婚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作出规定，《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中也无相应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则更无从寻求救济。虽我国法学界有学者曾提及我国应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问题，但对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在我国新的婚姻家庭法已形成专家稿草案、制定民法典已被提上日程、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之际，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撰文研究，希望能有一定实际意义。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研究早在罗马法发展的法典编纂时期，就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凌辱（injuria），涵义很广，不仅是对个人的自由、名誉身份和人格等加以侮辱就构成，举凡伤害凌辱个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行为，都包括在内。后来裁判官允许被害人提起“损害之诉”，自定赔偿数额。到帝政时代，损害赔偿的请求额，完全由裁判官视损害的性质、受害的部位、加害的情节及被害人的身份等斟酌定之。[3]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沿袭罗马法的侵辱估价之诉的做法，建立对民事主体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路线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在罗马法以后，开始出现赔偿因侵害身体、健康、生命权非财产损失的方法，即人身损害的抚慰金制度。[4]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和发展是在20世纪。早在制定《瑞士民法典》时（1907年公布，1911年施行），就有精神损害赔偿肯定与否的争论。报界因深恐报道自由受到限制，增加讼累。德国一些学者亦警告精神损害将使人格商品化，因而采用限定主义，仅限于姓名权等几项权利损害可请求赔偿。限定主义，是大陆法系之初的基本主义。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为非限定主义。[5]非限定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趋势，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分别改采此种主义。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6]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权利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的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遭受损害。[7]亦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同时也不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害，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 �8]笔者进一步认为精神损害不限于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痛苦，也包括非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如离婚等。二、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一） 从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法律上看，这种变化经历了两个时期：1、以夫权为标志的一体主义时期，即男女结合后合为一体，夫妻人格相互吸收，但实际是妻的人格为夫吸收，妻子婚后无姓名权和财产权，无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一切受夫的支配，这种模式多为古代法中世纪法所采用。2、以夫妻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为标志的夫妻别体主义时期。指男女结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间享有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男女法律上的平等。现代各国立法大都采用此种模式。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各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所有能力，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可能，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予损害赔偿。[9]（二） 从有责离婚主义到破裂离婚主义随着传统婚姻观念的巨大转变，离婚已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当代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从有责主义发展到破裂主义，对离婚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从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社会和法律对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依无过错离婚法的基本要求，只要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不论有无过错，任何一方都可以获准离婚。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也不曾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法律仍可背其意愿而强制离婚。这就使配偶一方受到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余地。如果婚姻不幸破裂并且无可能挽回，那就应该让那个名存实亡，徒有其表的法律外壳解体，不过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最小限度的痛苦和烦恼。对于精神权益的损害，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个好的救济手段。（三）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会导致婚姻商品化、人格商品化。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意见表示反对，认为允许损害赔偿会使婚姻趋于商品化，为高价离婚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更合适。但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婚姻关系，婚姻主要是生活与利益的结合。若仅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显然无法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夫妻关系中有人身人格利益因素，既然民法上其他人格权利受到侵害要求损害赔偿没有导致人格商品化，那未，离婚之损害赔偿当然不会导致婚姻的商品化，相反，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的过错行为，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提高婚姻质量，进一步提高当事人的人格独立、民主、平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而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以及形成和谐安全的社会秩序所必需。[10]三、 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一）有利于完善法律体系。事实上，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对于保护公民的精神权利是明文规定的。《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评选陷害。”《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又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学者认为，应对此作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定主义解释，即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定为上述四种侵权行为。这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虑似无不妥，但系以牺牲法的妥当性为代价的。笔者以为，若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相结合，应将上述条文作扩大解释，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将离婚过程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亦涵盖其中。（二）有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近年来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起因于家庭暴力。因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0%以上。[11]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因一方过错的侵权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不能够得到救济，则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三）是实现“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离婚自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社会生活多元化的趋势，使自由的法律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但婚姻制度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工业化并且还不是那么富裕，离婚自由就可能与婚姻制度的养育功能和夫妻的共同投资相互保险功能发生冲突。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广大的农村，而且城市地区的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社会资源都还不足以支撑大量的单亲家庭的出现。就离婚的夫妻双方而言，也有问题。至少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离婚案件，特别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的案件中，往往是要求离婚的一方（多为中年男子）有了钱，有了成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女方由于生理原因，往往年老色衰，即使再婚，也往往是同一个年长的男子结婚，更多是照顾了年长的男子。因此，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来看，这样的被离异妻子往往可能永久性的失去了“老来伴”。实际上是她当年的保险投资被剥夺了。 此外，许多妻子往往放弃了个人的努力来养育子女、承担家务，以自己的方式对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投资，因此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而不仅是财产——也往往有妻子的功劳。但是离婚时，这些一般都不作为财产分割，而且在技术上也确实难以分割。那么离婚就实际是对每一个妻子的一种无情的掠夺。有经验研究表明，美国无过错离异的妇女在离婚以后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男子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主要经济后果是被离异妇女和子女的系统性贫寒化”。而另一方面，这种男子的成就、地位、财富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因素都可能由第三者来享用，坐收渔利。这些因素往往对离婚妇女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因此，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的法律调控手段，恰到好处地在保障受害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保障了“离婚自由”的实现。[12]四、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关于离婚之损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亦限于夫妻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害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的违反而侵害到对方之配偶权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不具有侵权行为之要件，而离婚本身即为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例如由于夫妻一方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或虐待他方配偶之直系尊亲属而离婚时，对他方配偶不构成侵权行为，但他方配偶仍得请求损害赔偿。[13]学说上有认为台湾民法 1506条第2款之非财产上损害，包括受害人因离婚所受之精神上痛苦及因他方虐待、遗弃、通奸、重婚等所受之痛苦。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都能发生精神损害，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两者构成要件不同。离因损害精神赔偿，其实质是引起离婚的原因，如虐待、遗弃、不贞等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足以降低社会对受害方已有的评价，侵害了受害方对正常结婚生活的期待感，导致其对将来生活的不安，以及因离婚而丧失对子女的日常监护与共同生活而遭受的感情痛苦等，因而由实施离婚的侵权行为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因而它必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离婚损害精神赔偿，并非由于引起离婚发生的原因构成侵权行为产生精神损害，而离婚本身即是精神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对这种精神损害，依侵权行为理论解释，在法的构成上，尚属不足，如果解释为救济因离婚所产生的损害而设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则较为妥当。对这种损害，最早规定的是1907年瑞士民法典。以后，1920年北欧诸国的婚姻法，1931年的台湾民法，1941年的法国民法典等都有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1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决损害赔偿，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1条第2款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其次，法律适用不同。因离因损害而生之精神损害赔偿，依侵权行为之规定而为请求，属于财产法上之规定；而因离婚损害而生之精神损害赔偿，虽未满足侵权行为之要件，亦得请求赔偿，乃属亲属法上之特殊规定。[14]笔者以上述区分为基础，提出以下五个问题来重点讨论离婚损害精神赔偿。（一）对于离婚之精神损害，会不会导致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滥用，我国法律应如何继受？配偶一方由于配偶另一方或第三人的过错行为导致其婚姻关系破裂，而遭受的非财产上损害自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权利受到侵害法律就应当提供救济的途径，因此确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必要的。当然，法律应设计严格的构成要件以控制滥用：1、须有违法行为。因配偶一方或第三人之违法行为致使婚姻关系破裂，即有违法性之存在。违法行为主要指，实施通奸、姘居、重婚、虐待、遗弃、意图杀害配偶，因犯罪被判处长期徒刑等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违法行为。2、须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发生。即因配偶一方或第三人之违法行为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精神上的损害。精神损害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部分。3、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通奸、重婚、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4、须有主观过错。即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方或第三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我国法律除在亲属法中规定以上要件外，还可通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给付方式、数额限制等加以调控，以防止其滥用。（二）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范围是什么？在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破裂发生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受害配偶能否向第三者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子女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这些问题是不无讨论余地的。这涉及到对婚姻本质的认识。台湾学者林秀雄曾以颇具现代化的康德婚姻理论为基础，探讨了通奸当事人的责任问题。我国学者传统上认为自由婚姻是以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为基础的，而否认婚姻与利益密切相关。但婚姻即使在现代也不可能如理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仅仅关涉性和情爱，它一直关涉利益及其分配。真正坚持离婚自由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公正界定和侵害离婚双方在婚姻中的投入和累积起来的实在的和预期的利益，并且要能够实际有效地保障这种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禁止离婚或对第三者予以惩罚。基于此，笔者认为康德的婚姻理论对于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亦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特此阐述。康德认为婚姻为男女双方以其性的特征为一生的交互占有。他把婚姻关系分为对人类之物的支配面及人格的支配面，而加以分析。由于婚姻之成立，夫妻互相拥有“对物的对人权”。所谓之“对物权”是得以对抗天下万人之绝对的观念的权利，亦即近似于物权。其所谓之“对人权”是对于作为自由意思主体的法人格者的请求权，亦即近似于债权。而发生此二权利之基础是双方的自由意思，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契约自由”原则。夫妻基于相互支配关系而拥有之权利，即是可以排除第三人之独占的、排他的配偶权。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所有权不可侵”原则。林认为，康德的婚姻理论，明白说明了近代一夫一妻制的本质，同时将近代民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与所有权不可侵——导入婚姻关系，确实有其独到之见解。[15]笔者以为，康德的婚姻理论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本质说明了婚姻具有不可侵性，因而论证了第三者侵害配偶权、侵害婚姻关系的可能性。因此，从理论上说，第三人亦能成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从实践上来看，确实也存在大量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家庭关系破裂的事实存在，有条件地给予受害方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能起到补偿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慰抚作用，从而较好地发挥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平衡功能，也有利于受害方开始新的生活，对维护社会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反对将此立法者常提的第三者难以界定，举证困难等问题乃事实认定问题，不属理论上探讨范畴，故在此不展开论述。（三）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否让与和继承？一般认为，离婚所生之精神上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一身之专属权，尤其是权利行使上之专属权，即权利之行使与否，专由权利 人予以决定，在未决定前，虽不得让与或继承，但一经决定行使，则与普通财产权无异，具有移转性。[16]精神上损害赔偿请求权是被害人为聊慰精神上之痛苦而为之个人的、主观的请求权，因此痛苦之有无及痛苦之程度，须基于被害人本身的主观判断。被害人所受之痛苦，随之死亡而消逝，因此，此请求权不可让与或继承。德国、法国及瑞士等也都规定被害人如无请求，则不能继承。但一旦离婚所生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已依契约承认或已起诉者，即表示被害人已有行使请求权的意思，则此专属权已转化为普通债权，自是可以转让与继承的，此谓之专属性之解除。（四）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否以请求方无过错为原则？我国台湾民法第1056条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有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依此规定，损害赔偿可分为财产上与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两种。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须对方有过失者为限；而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不仅对方有过失，而且须请求人亦无过失始可。但笔者以为，既然侵害人格权之精神损害赔偿不以相对方无过失为必要，则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亦不应以其无过错为原则，法官可依“过错相抵”原则裁判之。（五）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是否适用于协议离婚？我国台湾民法仅承认判决离婚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日本不论是判决离婚或协议离婚都可请求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不适用于协议离婚，而在日本则无此要求。笔者以为，无论是判决离婚还是协议离婚，均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协议离婚时，若未对损害赔偿作出约定，并不等于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若受害之配偶仅有解除婚姻关系之意思表示，就断定其放弃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使其丧失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则未免不公。因此，日本之规定较台湾为优，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于协议离婚。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我国应在相关民事立法中予以规定，以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发挥法律对弱者的保护功能，实现社会之共同进步。[1]参见 李银河、马忆南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2] 参见 （美）康斯坦丝·阿荣斯著，陈星等译：《良性离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 参见 周楠等：《罗马法》第18-19页，转引自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4] 参见 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第246-247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5] 参见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 参见 刘士国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第2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7] 参见 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第252-254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8] 参见 刘士国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第161-162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9] 参见 马继军著：《试论建立离婚之损害赔偿制度》，载于《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4期。[10] 参见 马继军著：《试论建立离婚之损害赔偿制度》，载于《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4期。[11] 参见 陈苇著：《建立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载于《现代法学》，1998年第6 期。[12] 参阅 苏力著：《“ 酷（cool）”一点》，载于《读书》，1999年第1期；张贤钰著：《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的法律法律调控》，载于《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13] 参见 （台湾）林秀雄著：《家族法论集（二）》，第128页，汉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14] 参见 史尚宽著：《亲属法论》，第463-465页，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15] 参见 （台湾）林秀雄著：《家族法论集（二）》，第179-180页，汉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16] 参见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Ⅱ》，第268-26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家庭暴力的成因及对策本文从分析家庭暴力的现状及成因，探讨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不力的原因，从而提出如何完善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一、家庭暴力的现状及危害从广义上讲，家庭暴力既包括应受刑法惩罚的暴力犯罪行为，也包括应受治安管理条例处罚的违法行为，还包括应受民事制裁的一般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从实践中看，构成犯罪应受刑法惩罚的家庭暴力案件只占家庭暴力行为的15%左右，但却属恶性暴力案件，危害性极大，能被社会所关注和对施暴者给予应有的制裁。而其他家庭暴力行为虽然也具有违法性，应受行政制裁或民事制裁，但却被视为家庭内部矛盾而忽视了它的危害性，客观上起到了纵容暴力行为的后果。由于长期放纵这类暴力行为，导致了家庭暴力行为的升级。据调查，20世纪全世界有25%-50%的妇女曾受到过丈夫或男友的虐待，而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高75%。家庭暴力不仅直接对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伤害和威胁，而且还会破坏家庭的稳定和安宁，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发展。有多少触目惊心的家庭恶性刑事案件的起因是丈夫对妻子实施的家庭暴力或是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暴力而实施的极端报复行为。因此，不管是构成犯罪的家庭暴力行为，还是一般违法的家庭暴力行为，都应当采取措施加以减少和消除。惩治家庭暴力，是实现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的重要保障，有利于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二、家庭暴力的成因（一）立法不完善和执法不严格家庭暴力的解决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1）对某些家庭暴力行为，即使已构成犯罪，社会也不能主动干预。（2）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损害赔偿没有法律规定，是使家庭暴力问题难以解决的另一原因。（3）对于一些特殊的家庭暴力如婚内强奸行为，立法当前尚是一片空白，使司法实践无所适从。执法不严格，使得家庭暴力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我国相关法规本来就不完善，再加上执法不严，使得对家庭暴力的司法救济更加脆弱。司法人员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认为家庭暴力只要不出人命就不是什么大事，正是由于这种心理“，110”出警后得知是夫妻打架掉头就走；民事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尽管当事人之间武力相向已是家常便饭，却总是判决不予离婚；刑事法官在处理家庭暴力引起的案件时，也会处处对被告人明显轻判的现象。正是这种“放纵”使法律在家庭暴力面前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二）传统观念的影响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家庭暴力产生的思想根源。传统的家庭观、婚姻观以其强大的惯性影响了人们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方式，严重削弱了我国现有的尚不完善的法律制度，成为家庭暴力产生的思想根源（。1）施暴者认为“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秉承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国法不及于家”的思想，认为家庭之间的事是私事，其他人无权管“，打家里人不犯法”（。2）受害者往往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不愿控告，他们宁可牺牲个人的安宁也不愿破坏家庭的稳定。于是，他们选择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态度。可正是这种逆来顺受使暴力一步一步升级，也使得司法机关无法介入。（3）对司法人员而言，对他们影响较大的则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观念。因为家庭暴力并非一般的治安问题，还涉及到感情因素。（三）社会控制手段缺乏有效性对家庭暴力的社会控制手段政出多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中国目前存在多元化的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处理机制，除司法机关外，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内务司法委员会设有妇女儿童专门小组，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设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还有各级妇联和工会中女职工委员会及农村中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等。但这些机构职责分工不明确，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协调和配合，致使对家庭暴力的社会控制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形同虚设。三、家庭暴力的对策目前形势下应该立足于现实，用足和用好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勇于突破和创新，建立一个多渠道、全方位、具有中国本土化特点的反家暴模式。具体有三个层次：一是法律层面。我国现有的制裁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行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法律，既有实体性的规定，也有程序性的规定，且有针对某具体问题制定立法的先例，这为制定专门的单项立法奠定了基础。各地方的行政规定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补充已有法律法规的不足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各地方立法的制定也有利于促成全国性法律的出台。我国立法机关还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在《反家庭暴力法》中应包括新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要明确家庭暴力的概念、范围和性质，以有利于司法实务中对家庭暴力案件的界定和有关法条的正确使用。二是行政干预层面。一方面推动公安机关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纳入对受害者的保护性措施；一方面可以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中对相关单位和部门在反对家庭暴力中法定职责的规定，将反家暴的情况作为相关部门，如公安、妇联、民政等政绩考核的指标，推动这些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社会救助层面（。1）推动社区调解是预防和制止家暴有效而重要的途径（；2）建立零家庭暴力社区试点，在社区内开展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和培训（；3）建立多机构合作机制，充分发挥公安、社区、单位、妇联、民政、医疗、心理救助、法院等各部门的作用，并加强多机构的联动与协作，使之环环相扣，使家庭暴力的预防、调解、救助、证据收集、制裁等得以有效进行。（4）办法律热线电话、接待来信来访等方式，为全国妇女提供免费法律咨询（；5）为贫困女性当事人、严重侵犯妇女权益以及重大典型案件的女性当事人免费提供法律援助；（6）对中心接待咨询及代理案件进行分析总结，针对其中重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向有关部门提交法律意见，并提交立法建议，推动法治建设，并通过出版和发表相关书籍与文章，以提高社会的法律意识。参考文献：［1］杨根乔．家庭暴力的现状、成因及其对策．合肥学院学报．200（86）．［2］凌志东．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2）．［3］高莉，郑晓斌．论家庭暴力．法制与社会．200（811）．［4］罗萍．中国家庭幕力的现状、原因及法律措施浅议．新疆大学学报．1997（4）．［5］孙彬，姬新江．婚姻家庭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