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 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同时中进土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 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
柳宗元(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生平 柳宗元一生经历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青少年时期。柳宗元父辈已定居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田宅，多藏书。父柳镇,官至侍御史,守正疾恶。柳宗元自幼受母卢氏教育,4岁能读古赋14篇。少年时曾随父去过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13岁写《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早有"奇名"。但他早年为文,主要是为考进士作准备,故"以辞为工"，以"务采色，夸声音"为能(《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曾自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可见他是胸怀大志的。 第二阶段，在朝做官时期。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贬谪远州时期。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永州八记"、《三戒》、《段太尉逸事状》、《贞符》、《非国语》、《天说》、《天对》、《捕蛇者说》等均为此时所作。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贬谪永、柳二州，虽然在政治上失意，却使他在文学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南方人士多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扩大了他在文坛上的影响。 文学主张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有密切关系。他的哲学思想，继承了王充元气自然论的传统，并利用当时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予以丰富，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他在《天说》、《天对》、《非国语》、《断刑论》等作品中,认为宇宙是无限性的,宇宙的本元是"元气"，不存在造物之神；物质世界的变化是由于阴阳二气的运动，人事祸福、社会治乱和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没有赏罚关系。他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在《封建论》中，他认为郡县制之胜于封建诸侯制，是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肯定郡县制，主要是为了反对世袭特权，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封建国家的统一。他又在《晋文公问守原议》中反对宦官干政；在《送宁国范明府诗序》、 《送薛存义序》中提出官吏"盖民之役而非以役民"；在《兴州江运记》、《非国语·不藉》中主张重视农战。这些进步思想，都具有现实意义。但唐代是佛教哲学泛滥的时代，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送巽上人序》），认为"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世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送琛上人南游序》)。在政治上失意时，他更进一步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文集中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占有一定的比重，对唐代盛行的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都有所涉及，对佛家的唯心主义立场表示同意。虽然他也认为"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送僧浩初序》），但反对像韩愈那样辟排佛教，以为那是"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蕴玉也"(同前)。他说"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同前）。所反对的仅仅是"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送元□师序》)一类的僧徒，他从"儒以礼立仁义"的观点看待佛教的"律"，说"儒以礼行，觉以律兴"（《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这就削弱了他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柳宗元的哲学、政治思想也影响到他的文学主张。散文理论方面，第一，他与韩愈同时倡导古文，同样重视文的内容，强调道与文的主次关系，主张"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对于"道"的内容，却不同于韩愈的只谈仁义。他认为"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以生人（民）为己任"，"以伯（霸）济天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与杨诲之第二书》)，认为"道"应该使国家强盛、对人民生活有利，应该切实可行，注重实际。由此出发，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须"有益于世"（《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强调了作品对现实所起的作用。第二，他也很重视艺术形式的作用。一方面，他反对内容不合于道而片面追求形式华美的作品,说"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辟,是犹用文锦覆陷井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另一方面，他对忽视艺术形式的偏向也有所批判，说"言而不文则泥"（《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杨评事文集后序》)。好的内容必须辅以好的形式,具有艺术感染力,才是完美的作品。第三,他认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不能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以避免文章的"剽"、"驰"、"杂"、"骄"等弊病（《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强调"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指出了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第四，他推崇先秦两汉之文，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时又不能堕于"荣古虐今"（《与友人论为文书》）。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诗论传统，并和同时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谕诗的主张相一致。他说:"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仆尝病兴寄之作□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答贡士沈起书》）。同时，他又接受了司马迁的说法："《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以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和韩愈"不平则鸣"之说相近。但他所说感激愤悱，是志在用世而不得行其道者之所为，这种有关创作动力的论点，较之韩愈所谓"穷苦之言易好"（《荆潭唱和诗序》）、"自鸣其不幸"(《送孟东野序》)等侧重个人穷困、不谈用世行道的论点，意义的广狭有所不同。柳宗元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文学创作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作品,包括诗文两部分。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宗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近百篇为骈文，不脱唐骈文的习气，但也有像《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那样的佳篇。古文部分,大致可分为论说、寓言、传记、山水游记、骚赋五类，很多是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的作品，特别是在贬谪南方深入接触社会以后所作。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章，以及议论为主的杂文。其特点是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的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等为长篇和中篇政论的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辨》、《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的代表作。特别是《封建论》，洋洋大篇,林纾称它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韩柳文研究法》）。 寓言继承《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他的寓言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实,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以寄寓哲理或表达政治见解。代表作《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合组成的《三戒》，通过麋、驴、鼠三种物态的描绘，反映现实，形象生动，语言犀利，篇幅虽短，而波澜起伏。《□□传》、《罴说》等篇嘲弄贪婪无厌、虚声惑众的人，同样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文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而有所创新。一种是写英勇正直的上层人物的，如《段太尉逸事状》，刻画了段秀实勇于与强暴者斗争和真切关心人民疾苦的动人形象,又描写了骄兵悍卒的无赖形态和虐民罪行,文章写得生气勃勃,向来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并称。又一种是写下层被压迫人物的，如《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宋清传》、《捕蛇者说》等,以进步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同情心,反映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才能、遭遇、高尚品格、抗暴精神，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有夸张有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桐城派古文家以为《宋清传》等"未免小说气"（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恰恰道出了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柳宗元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说："俳又非圣人之所弃"，正说明他对小说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这类作品，便是他这一主张的实践。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文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这些游记，均写于贬谪永州以后,而永州之作更胜于柳州之作。著名的"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即其典范。这些作品，画廊式地展现了湘桂之交一幅幅山水胜景，继承了郦道元《水经注》的传统而有所发展。《水经注》是地理书，对景物多客观描写，少主观感情的流露。柳宗元的游记则把自己的身世遭遇、思想感情融合于自然风景的描绘中。由于对客观景物观察深刻，又经过惨淡经营，因而能够准确地反映对象，并且在艺术思维过程中，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借被遗弃于荒远地区的美好风物，寄喻自己的不幸遭遇，倾注怨愤抑郁的心情。除了这种借景抒愤的特色外,游记中还有一种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他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寄托，如所谓"清冷之状与目谋，□□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潭西小丘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都体现了这种境界。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文笔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有的是"纷红骇绿"(《袁家渴记》)，有的是"萦青缭白"（《始得西山宴游记》）。写丘石之状,或如"牛马之饮于溪"，或如"熊罴之登于山"（《钴□潭西小丘记》）；绘溪水之形，或则"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袁家渴记》)，或则鱼"皆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都能用精巧的语言艺术地再现自然之美。后人写游记者，往往奉为楷模。 骚赋也是柳文中具有特色的部分。屈原的骚体，在东汉以后，徒具形式，精神全失。柳宗元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贬谪,悲愤激情,有与屈原相通之处。《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吊屈原文》、《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等篇，都是用《离骚》、《九章》的体式，或直接抒情，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确如严羽所说:"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沧浪诗话·诗评》）《天对》和《晋问》两巨篇，形式仿照《天问》、《七发》，为另一种类型。前一篇不少地方用唯物观点回答了《天问》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宇宙和人事各方面。后一篇用问答的形式，夸张晋地山河的险固，兵甲的坚利，物产的丰盛，归结到唐尧政治清明的主旨。两篇造语奇特，但也有奥僻难解之处。 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这主要是指其五古《首春逢耕者》、《溪居》、《饮酒》、《读书》、《感遇》、《咏史》、《咏三良》、《咏荆轲》等篇，思想内容与陶诗相近，语言也较为朴素，如杨万里所说；"五言古诗句雅淡而味深长者，陶渊明、柳子厚也。"（《诚斋诗话》）但他还有另外一些五古如《初秋夜坐赠吴武陵》、《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界围岩水帘》、《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南涧中题》、《与崔策登西山》等,却是学谢灵运的,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灵运,因此元好问又以为"柳子厚晋之谢灵运"(《论诗三十首》之四自注)。但谢、柳二人生活遭遇不同,思想个性不同,柳诗于清丽之中蕴藏幽怨,同中也就有异。除了继承陶、谢二家传统之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风格擅场的，五古如《哭吕衡州》、《哭连州凌员外司马》伤悼永贞政变时的同道者、同贬者，《韦道安》歌颂侠义行为;七古如《行路难》、《古东门行》、《笼鹰词》、《寄韦珩》，或咏叹志士仁人，或揭露豪强罪恶，或声讨藩镇叛乱，或描写艰险生活，现实性都较强。《唐铙歌鼓吹曲》12篇，热烈歌颂唐王朝初期反对突厥、吐谷浑贵族军事集团侵扰的业绩，体现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形象瑰伟，语句奇警，气壮山河，声裂金石。律诗如《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是唐人七律中的名篇，《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岭南江行》、《柳州峒氓》、《别舍弟宗一》诸篇，通过对南方奇异风物习俗的描绘,抒写贬谪生活中的哀怨之情,在唐律中独具一境界。绝句如《江雪》、《长沙驿前南楼感旧》、《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等篇，写景抒情，或幽峭奇辟，或韵致悠扬，在唐人绝句中不可多得。可见柳诗丰富多采，不拘一格。 有关柳宗元及其作品的评价，旧时大多数人由于对王叔文集团缺乏正确认识，往往肯定其作品而贬抑其人。韩愈赞扬他的作品为"玉佩琼琚，大放厥词"（《祭柳子厚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迁），崔（瑗）、蔡(邕)不足多也"（刘禹锡《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纪》引），认为他遭受贬谪以后能够"自持其身"，但对他参加王叔文集团则认为是"不自贵重顾藉"（《柳子厚墓志铭》）。后来评论家从刘□、宋祁、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直到清代的张伯行、林纾都持这种论调。首先为柳宗元昭雪的是范仲淹，不仅称其述作"礼意精密，涉道非浅"，亦称其人为"非常之士"；认为王叔文诸人谋国意忠，"《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述梦诗序》）。后来严有翼、李贽、王夫之、王鸣盛一直到近人章士钊也都为之辨证。对于柳文，评论家在肯定其成就的前提下，往往以韩、柳对比，有的认为柳不如韩，有的认为韩不如柳。如宋祁谓"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于己"（《笔记》）。方苞在《书柳文后》、《答程夔州书》、《古文约选序例》等文中，极端扬韩抑柳。晏殊、严羽，焦循、刘熙载、陈衍则扬柳抑韩。焦循誉柳为"唐、宋以来，一人而已"（阮元《通儒扬州焦循传》）。陈衍认为"柳之不易及者有数端:出笔遣词,无丝毫俗气，一也；结构成自己面目，二也；天资高，识见颇不犹人，三也；根据具，言人所不敢言，四也；记诵优，用字不从抄撮涂抹来，五也。此五者颇为昌黎所短"（《石遗室论文》）。章士钊《柳文指要》则极端扬柳抑韩。但诸家论柳文，除章士钊外，不论是扬是抑，偏重论文章形式的居多。偶有涉及文中思想的，如刘禹锡、王伯思肯定无神论，苏轼、何焯等则相反。对于柳诗，评论家也有不同看法。苏轼称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评韩柳诗》），"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是就柳诗近于陶、韦风格的一部分而予以肯定的。有的则过分推崇为"妙绝古今"（《王直方诗话》），"清词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诗之圣也"（袁宏道《与李龙湖》）。而持扬柳抑韩论的，又谓其"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当举世为元和体，韩犹未免谐俗，而子厚独能为一家之言，岂非豪杰之士"（刘克庄《后村诗话》）。相反，持扬韩抑柳论的,则或谓其"边幅太狭,不及韩之瑰伟"（许印芳《诗法萃编》），或谓其"近体卑凡，尤不足道"（王世贞《艺苑卮言》）。 本集和版本 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 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参考资料： 回答者：姗姗冰洁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2-7 15:14柳宗元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 【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简介:宗元 （773-819），字子厚。河东人，世称柳河东。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 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 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 永州八记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钻鉧潭记 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 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钻鉧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 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 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 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运城解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哲学家。 柳宗元是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的进士，又中博学鸿辞科，授校书郎，任监察御史。参与了当时王叔文等的政治集团，主张改革政治，任礼部员外郎。"永贞革新"失败后，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故又称柳柳州。 在哲学上，柳宗元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元气自己的运动。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说："生植与灾荒，皆天地；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柳河东集》卷三十一《答刘禹锡天论书》)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必然的趋势，这个"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否定"圣人决定论"和"天命论"。 柳宗元推崇"尧、舜、孔子之道"，"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说其自己"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柳河东集》卷三十《寄许京兆孟容书》)。提出儒家六经是"取道之原"(《柳河东集》卷三十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但并不排斥先秦诸子，认为老子、杨朱、墨子、申不害、韩非诸子，刑名、纵横、道诸家，与孔学并不对立，它们都是"孔氏之异流"，"与孔子同道"，所以应该"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将它们"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使之符合儒家的"圣人之道"(见《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又好佛学，认为佛学与儒学有相合之处，"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柳河东集》卷七《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因此不应该排佛，"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柳河东集》卷二十五《送僧浩初序》)。 柳宗元与好友韩愈共同推进当时的古文运动。他反对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四六骈体文，强调为文朴实、流畅，"文者以明道"、"羽翼夫道"，儒家的经典是作文的楷模，"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柳河东集》卷三十四《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所作散文峭拔、矫健，其所作诗，清新、峻峭，名列"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死后，其著作由好友刘禹锡编为《柳河东集》，今存。
柳宗元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简介:宗元 （773-819），字子厚。河东人，世称柳河东。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溪居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金石刻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生平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宋代苏轼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原拓)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渡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苏轼生平年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1036 苏轼降生1054 娶王弗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9 举家前往京都1061 仁凤翔判官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1064 任职史馆1065 妻丧1066 父丧；服孝（)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1068 娶王闰之1069 返京；任职史馆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1074 任密州太守1076 任徐州太守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1080 谪居黄州1084 往常州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1126 北宋亡苏轼的三任妻子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苏东坡的绝命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写诗的时间是他死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的即兴之作。苏轼轶闻1，苏轼“欺”师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大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但对上文拿捏不准。在苏轼拜见他时，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苏轼笑答：“想当然耳。”实际上，上面典故出自《礼记》，发生在周公身上，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可见功力非凡。2，东坡肉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3，苏轼退房苏轼晚年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肖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这年七月，他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逸闻趣事吟诗赴宴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
友谊是不会有感情的破产和快乐的幻灭的。爱情如果献出的超过本身的能力，最后就会接受多而献出少了。下面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关于友谊的作文素材，欢迎阅读。
友谊作文素材 （一）
朋友是这么一批人，是你快乐时容易忘掉的人，是你痛苦时第一个想找的人，是给你帮助不用说谢谢的人，是惊扰之后不用心怀愧疚的人，是你败走麦城也不对你另眼看待的人，是你步步高升对你称呼从不改变的人。——崔永元
天地间惟有真情最高尚珍贵，人生得一知己，就算有缘，一定要珍惜保存，就像珍藏一瓶陈酿的红酒，时间越长越醇厚。——李戈
友谊和花香一样，还是淡一点的比较好，越淡的香气越使人依恋，也越能持久。——席慕容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
找到朋友的惟一办法是自己成为别人的朋友。——爱默生
要把同道的人当作朋友，而不必把同利的人当作朋友。——罗兰
幸运时朋友认识我们，不幸时我们认识朋友。——培根
友谊的一大奇特作用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份快乐；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培根
选择朋友要慢，改换朋友要更慢。——富兰克林
助人为乐的人确实有。不过只有毫无嫉妒之心能衷心祝愿你幸福的人，才堪称真正的朋友。——海涅
像橡树般一寸寸成长起来的友情，要比像瓜蔓般突然蹿起来的友情更为可靠。——夏洛蒂·勃朗特
对我们帮助最大的，并不是朋友们的实际帮助，而是我们坚信得到他们的帮助的信念。——伊壁鸠鲁
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孟子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杜甫
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结者，谓之知心。——冯梦龙
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蒲松龄
我们有三种朋友：爱我们的，对我们不感兴趣的，还有恨我们的。——尚福尔
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佚名
真实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高尔基《世界名言录》
患难之中的友谊，能够使患难舒缓。——莎士比亚《鲁克丽丝受辱记》
用友谊的耙子铲除敌视和仇恨的种子，再在原来的地方种下和谐的嫩苗。——狄更斯《古玩店》
友谊是不会有感情的破产和快乐的幻灭的。爱情如果献出的超过本身的能力，最后就会接受多而献出少了。这在男女双方都一样，而友谊则只能增长。——巴尔扎克《假情妇》
有了朋友，生活才显出它全部的价值；一个人活着是为了朋友；保持自己生命的完整，不受时间侵蚀，也是为了朋友。——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在情谊方面，世界好像是一个小商贩，它只能把情谊零星地出售。——罗曼·罗兰《母与子》
交情不像蘑菇，在树林子里是找不到的；孩子！它是长在心里的。——高尔基《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
我们不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地去保持友谊，从而使它受到玷污。如果为了那更伟大的爱，必须牺牲友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如果能够保持下去，那么，它就能够真的达到完美的境界了。——泰戈尔《戈拉》
大地啊，我到你岸上时是一个陌生人，住在你屋内时是一个宾客，离开你的门时是一个朋友。——泰戈尔《飞鸟集》
一旦朋友有难，或者事关道义，他显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总是挺身而出，排除万难。——《马克·吐温自传》
在有骨气的人看来，送礼的人要是变了心，礼物虽贵，也会失去了价值。——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世界上最相互排斥的两种性格碰在一起，隐隐地相互摩擦，暗暗地相互伤害，永远离心离德。——巴尔扎克《十三人故事》
使我们摔跤的往往是我们的朋友。——雨果《巴黎圣母院》
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一样，有呼也有吸：灵魂要吸收另一颗灵魂的感情来充实自己，然后以更丰富的感情送回给人家。人与人之间要没有这点美妙的关系，心就没有了生机。它缺少空气，它会受难，枯萎。——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巴尔扎克《乡村医生》
根据一般情理而论，在一件事情上靠不住的人，在什么事情上也是靠不住的。——狄更斯《荒凉山庄》
人生是一场赌博，唯有聪明人才能赢；所以第一要看清敌人的牌而不能泄露自己的牌。——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
对于没有热情，只有利害的人来说，他的“牺牲”值不得什么。——罗曼·罗兰《爱与死的搏斗》
最好的朋友是那种不喜欢多说，能与你默默相对而又息息息相通的人。——高尔基《孤独的人》
千万不要碍于交情，随便用人；可是面目全非同等条件的人当中，你还是用你所认识的人为好，用你的朋友，总比用陌生人强一些。——马克·吐温《赤道环游记》
善于在字面上翻弄花样的，很容易流于轻薄。——莎士比亚《第十二夜》
正直、真诚、老实、自信、忠于职守，这些品质在被曲解了的时候，是可以变成丑恶的。不过，即使丑恶，也还有它的伟大；它们的威严是人类的良知所特有的，所以在丑恶之中依然存在。——雨果《悲惨世界》
脸色是内心状态的反映，认为人的思想意识没有颜色是错误的。他的容貌显然是一种特殊的内心状态的流露。——雨果《笑面人》
酒食上得来的朋友，等到酒尽樽空，转眼成为路人；一片冬天的乌云刚刚出现，这些飞虫们早就躲得不知去向了。——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只要灵魂的火焰在亲睦的中蜡烛上燃着，友谊的翅膀就不会脱落一要羽毛。——狄更斯《老古玩店》
保护爱你的人，把必要的东西供给像星辰一样为你放射光芒的人，再也没有更甜蜜的事了。——雨果《笑面人》
友谊作文素材 （二）
克林顿“挥泪斩马谡”
（友谊也要坚持原则）
戴维·沃特金斯是美国白宫行政管理主任，也是克林顿最亲密的高尔夫伙伴，几年前因为擅自动用总统专机，与两名助手做了一次高尔夫“公费旅游”，被舆论曝光。戴维不但要偿还这次旅行的一切费用，还被克林顿“挥泪斩马谡”，当天就撤了他的职务。也许克林顿心里也不忍，但是作为一国的总统，就应该做到公私分明。就任时他曾经说过要整顿吏治，为了对自己的话负责，就算再好的朋友也要公事公办了。
赫本和她的设计师
（共同的情趣结成长久的友谊）
众所周知，奥黛丽·赫本是纪梵希的最佳服饰代言人，除了大部分戏服，生活中的赫本几乎是非纪梵希服装不穿。他们二人因对服饰同样有着高度的兴趣而成了最亲密的朋友，无论赫本的事业与爱情如何反复，这伟大的友谊却始终不曾动摇，伴随了他们一生。
早在他们互不相识时，赫本就为纪梵希简约、优雅而又不失性感的设计风格所倾倒，在她演出《罗马假日》第一次拿到片酬后，便到商店以原价购买了一件纪梵希的外套。后来为了给即将拍摄的电影《龙凤配》挑选一些巴黎设计师的原创服装，导演向赫本介绍了纪梵希，纪梵希抽不出时间为她单独设计，就决定在已经做好的现成衣服里挑一些，正是赫本的选择——后来她在《龙凤配》里穿着的几套衣服，使纪梵希对她的独特审美惊叹不已，从此刮目相看。他俩自这部电影起，共合作了18部电影，不但赫本两次婚礼上的婚纱都由纪梵希本人设计，连她最后的寿衣也出自其手。赫本对纪梵希的欣赏是由衷的，为他宣传从不收费，甚至还在商店买他的香水。
1957年，纪梵希香水企业建立那一年，他同时推出了两款香水，一款是“拉德·纪梵希”（LedeGivenchy），另一款就是献给奥黛丽？赫本的“禁锢”（L'Interdit）。
华盛顿与佩恩
（化敌为友）
1754年，华盛顿还是一位上校的时候，他率领着部队驻守在亚历山大历亚。在选举弗吉尼亚议会的议员时，有一个名叫威廉·佩恩的人反对华盛顿所支持的候选人。同时，在关于选举某一个具体问题上，两人形成了对抗。华盛顿出言不逊，冒犯了佩恩；佩恩一怒之下，将华盛顿一拳打倒在地。华盛顿的部下闻讯，群情激愤，部队马上开了过来，准备教训一下佩恩。华盛顿当场加以阻止，并劝说他们返回营地，就这样一场干戈暂时避免了。
第二天一早，华盛顿派人送给佩恩一张便条，要求他尽快赶到当地的一家小酒店来。佩恩以为华盛顿要和他进行一场决斗，却发现酒店里摆开了丰盛的宴席。华盛顿见佩恩到来，立即站起来迎接他，并笑着伸过手来，说道：“佩恩先生，犯错误乃人之常情，纠正错误是件光荣的事。我相信昨天是我不对，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如果你认为到此可以解决的话，那么握住我的手，让我们交个朋友吧。”佩恩感动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华盛顿先生，你是个高尚的人。如果你将来成了伟人，那么，佩恩将会是你永久的追随者。”被佩恩说对了，后来华盛顿果然成为美国人民世代崇敬的伟人；佩恩更没有食言，他到死都是华盛顿的忠实追随者和狂热崇拜者。
水火相容的两位科学家
（不同性格的人也能成为朋友）
十九世纪，德国有两位化学家——李比希和维勒，这两人的合作与友谊是科学史上也是伦理史上的一段趣话。李比希性格激烈、爽朗、勇敢、自信、好奋斗、风风火火，维勒则性格温和、平静、有耐心、有见识，即使遭到攻击也不动声色。两人一个是“一团烈火”，一个是“一盆冷水”。然而，这两位性格迥异的科学家却长期密切合作，为化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俩的感情相同，致力的科学相同，学问务求彻底相同，所以他们是“水”“火”相容。
李比希在自传中写道：“我有个大好运气，即得到一位志趣相投和目的相似的朋友。过了这么多年，我和这位朋友仍然以最大的热诚相合作……我们毫无妒忌，手拉手地努力向前，这一位要行动时，那一位已经准备好了。”
长眠在一起的文学家
（家境不同不会影响友谊）
歌德和席勒是十八世纪末德国最着名的两位诗人，歌德二十几岁成名，三十岁出头就当了国务大臣，而且出身富裕，一生过着贵族生活。比他小十岁的席勒则出身贫寒，一生坎坷，虽然席勒在二十多岁也蜚声文坛，但穷困与疾病一直伴随着他。尽管如此，歌德与席勒却保持着真诚的友谊。
席勒的友谊和勤奋使歌德从富贵享乐中惊起，又拿起笔来写作，包括《浮士德》在内的许多名作的问世，都与席勒的影响分不开。歌德满怀深情地对席勒说：“你给了我第二次青春，使我作为诗人复活了——我早已不再是诗人。”席勒也在朋友的鼓励下，抱病完成了最后一部伟大作品《威廉"退尔》。这部作品的素材，都是歌德提供的。
他们一起出版过《女神》杂志，合办过文艺刊物《霍伦》，共同出版过诗集《克赛尼恩》。他们常常是一个人构思，起草，另一个人修改润色，然后发表。互助的力量，使他们的文艺作品迸发出夺目的光辉。
当听到席勒早逝的`消息，沉痛地说：“我的存在丧失了一半。”二十七年后，歌德也逝世了，亲人按照歌德生前的遗愿，把他和席勒葬在一起。
艺坛忘年交
（年龄差距不会影响友谊）
傅雷（1908——1966），我国杰出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黄宾虹（1865——1955），我国着名的画家，两人相差43岁，却是一对真正的忘年至交。他俩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末，那时傅雷才20来岁，而黄宾虹已是年近古稀。傅雷早年在法国留学时，除攻读巴黎大学文科外，还就读卢浮美术史学校，回国后，一度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所以两人的志趣相投，真是酒逢知己、相见恨晚。
在《傅雷书信集》中收编的傅雷致黄宾虹的书札共有119封，写作年代始于1943年、止于1955年，历时13年。书札中充溢着艺术大师与艺术批评家心灵的契合。
据黄宾虹的幼子回忆，抗战孤岛时期，黄宾虹在北平靠100多元的月薪维持一家六口的生活，异常艰苦，迫不得已时还变卖家中珍藏的“四王”画。1944年黄宾虹80寿辰，傅雷在上海为他举办庆祝80寿辰画展，出版绘画着作，当时黄宾虹困居北京，一切事宜都是傅雷操办的，他多方奔走、不遗余力，还在画展的“特刊”上撰文高度评价黄宾虹。书札中即有较多内容涉及有关事宜，还有“附经手宾老寄沪书画总清单傅宅经收书画细账”、“附画会后代黄宾翁经手账目总清单”等，足见傅雷“义利关头，素不含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争论
（争论不会损害友谊）
法国科学家比？特雷莫写过一本名叫《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与变异》的书，马克思看后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书，比起达尔文来，还是一个非常的进步。”但恩格斯读了，却持截然相反的意见：“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为此，这对挚友争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马克思向恩格斯的观点靠拢了。不过，恩格斯一点也不庆幸自己“赢”了。他诚恳地表示说：“如果没有马克思的意见，我不可能对真理认识得这么清楚。”
吕岱的诤友
（朋友间要互相提醒错误）
三国时期，吕岱（160——256）和徐原是一对好朋友，徐原为人忠直，经吕岱的极力推荐，官至御史。但是吕岱偶有过失，性情忠厚豪放的徐原总是不客气地当众指责，有人觉得太过分，到吕岱那里说他的坏话，吕岱却感叹地说：“这就是我尊重徐原的原因啊！”徐原死后，吕岱悲伤地说：“我的好友，如今你不幸而去，从今以后，我还能从哪里听到自己的过失呢？”吕岱说的话是只有真正懂得友谊的人才说得出来的。
管宁割席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东汉人管宁和华歆年轻的时候是好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读书，交往甚密。后来，通过几件小事，管宁看出了华歆的人品低下，便和他绝交了。
原来，有一次他们俩人在菜园里松土锄草，锄着锄着，忽然从泥土里锄出一块黄金。管宁目不斜视，把黄金当做瓦片石块一般，照常挥锄不止；华歆却动了心，拾起来看了看，才把它扔在一边。
又有一次，管宁和华歆坐在炕席上读书。忽然，从外面传来一阵鼓乐之声。原来是一位权贵乘坐着漂亮的马车从门前经过。管宁好像没有听见鼓乐声一样，仍旧专心读书；华歆却扔掉书本，羡慕地跑到外面观看去了。
通过这几件小事，管宁发现华歆是一个权力欲和金钱欲很大的人。和自己的处世态度与道德观念完全不同，缺少作为好朋友的共同的思想基础。于是，当华歆在权贵走远后返回书房时，管宁就用刀子把炕席割开，郑重地对华歆说：“子非吾友也。”毅然断绝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到后来，华歆果然热中于追逐名利，成了曹丕手下的鹰犬；管宁则成了有名的学者，一直过着隐居生活。魏文帝几次请他出来做官，都被他回辞了。
季子挂剑
（朋友间要讲信用）
季札，春秋时吴君寿梦的小儿子，因封地在延陵，又称延陵季子。寿梦曾想传位给他，但他辞让不受，是着名的贤者。有一次，他被派往鲁国出使，路过徐国，徐君很喜欢季札的佩剑，但没有提出来。季札心里也明白，但因为使命在身，没有把剑送给他。后来，季札出使完毕回来，徐君已经去世了。季札把剑解下来，挂在徐君坟墓旁边的树上离去了。众人说：“徐君已经死了，你把剑给谁呢？”季子说：“当初我心里已答应给他，怎么能因为他去世了就违背我的心呢？”
柳宗元代友远迁
（为朋友做出牺牲）
柳宗元，唐代着名文学家，与刘禹锡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改革，失败后都被贬官。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不久又被贬为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播州（辖今贵州遵义市等地）刺史。当时播州属于荒蛮不开化的地方，瘟疫盛行。柳宗元哭着说：“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他考虑到刘禹锡母亲年纪大了，便上书皇帝，请求让刘禹锡到柳州而自己到播州去，即使因此得重罪，也不后悔。当时，正好朝中也有人替刘禹锡请求，于是刘禹锡得以被改派到柳州。
杜肃卖友求荣
（出卖友谊是可耻的）
唐朝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下诏禁止屠宰；有位担任拾遗职务的张德，刚生了一个儿子，就私下宰羊，请同事好友吃饭庆祝一番。杜肃就偷偷地带着张德宴请同事的羊肉，向武则天揭发张德违反朝廷禁止屠宰的命令。第二天，武则天就对张德说：“朕听说你生了一个儿子，非常的高兴啊！”张德就向皇上拜谢。武则天就问：“张德，你是从哪里得到羊肉请客的？”张德听皇帝这么一问，立刻就叩头认罪。武则天就安慰他说：“朕下诏禁止屠宰，但是家中办喜事，或是办丧事，则不在禁止的范围之内。你从今以后若是请客，也必须要谨慎地选择客人啊！”武则天说完之后，就拿出杜肃攻讦张德的奏折给他看。这时候杜肃感到惭愧得无地自容；满朝的文武官员，非常不齿杜肃的为人。
最短的距离
多年前，英国《泰晤士报》曾刊出一道难题，公开征求答案，题目是：“从伦敦到罗马，最短的距离是什么？”许多人从地理位置上找答案，结果都落选了，最后只有一个答案获奖，那就是：“一个好朋友（onegoodfriend）。”
有好友相伴，一路上说说笑笑，不仅不会觉得道路漫长，反而会感叹路途如此短。在人生旅途中，朋友可以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在朋友的激励下，我们的脚步会迈得更加沉稳，更加坚实。
人生只有一个半朋友
从前有一个广交天下豪杰的义士，在临终前他对儿子说：别看我自小在江湖闯荡，结交的人如过江之鲫，其实我这一生就交了一个半朋友。
儿子纳闷不已，他的父亲就贴近他的耳朵交代一番，然后对他说：你按我说的去见我的这一个半朋友，朋友的要义你自然会懂得。
儿子先去了父亲认定的一个朋友那里，对他说：我是某某的儿子，现在正被朝廷追杀，情急之下投身你处，希望予以搭救！这人一听，容不得思索，赶忙叫来自己的儿子，喝令儿子速速将衣服脱下，穿在了这个并不相识的朝廷要犯身上，而让自己的儿子穿上这个朝廷要犯的衣服。
儿子明白了：在你生死攸关的时候，那个能与你肝胆相照，甚至不惜割舍自己的亲生骨肉来搭救你的人，可以称作你的一个朋友。
儿子又去了他父亲说的半个朋友那里，抱拳相求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这半个朋友听了，对眼前这个求救的朝廷要犯说：孩子，这等大事我可救不了你，我这里给你足够的盘缠，你远走高飞快快逃命，我保证不会告发你……
儿子明白了：在你患难时刻，那个能够明哲保身、不落井下石加害你的人，可称作你的半个朋友。
背叛友谊的人没有好下场
驴子与狐狸合伙去打猎。他们突然遇见了狮子，狐狸见大事不妙，立即跑到狮子面前，许诺把驴子交给他，只要自己免于危险。狮子答应可以，狐狸便引诱驴子掉进了一个陷阱里。狮子见驴子已不能再逃跑，便立即先抓住狐狸吃了，然后才去吃驴子。
这是说，那些出卖朋友、背叛友谊的人也得不到好下场。（《伊索寓言》）
遇难见真情
有两位好朋友走在山路小道上，突然就在他们眼前出现了一只大熊。其中一个敏捷地爬到树上，而另一个却没有这种功夫，赶紧倒在地上，假装死掉的样子。熊走过来，拨弄一下倒在地上的那个人的脸，然后就走了。因为熊对死的动物是不会侵犯的。爬到树上的那个人放心地爬下树来，问道：“熊刚刚悄悄地和你私语着，说了些什么呢？”倒下的男子回答道：“熊对我说在遇难时，不能相助的人，不是好朋友。”
虚假的友谊经不起小小的考验
黄狗和黑狗躺在厨房外的墙脚边晒太阳，不觉攀谈起来，它们谈到了友谊问题。
黑狗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和忠诚可靠的朋友在一起生活，有患难就互相帮助，吃和睡都在一块，彼此相亲相爱，并且抓紧机会使朋友高兴，同时也在朋友的快乐里找到自己的欢乐——天下还能有比这更加幸福的吗？假如你和我结成这样亲密的朋友，日子一定好过得多。”
“太好了，我的宝贝，就让我们做朋友吧！”黄狗热情地说道。黑狗也很激动：“亲爱的黄狗，过去我们两个简直没有一天不打架，我好几回都觉得非常痛心！这是何苦呢？主人挺好的，我们吃得又多，住得也宽敞，打架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类把我们当作友谊的典范，就让我们用行动向人类证明：要结成友谊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来吧，握握手吧！”“赞成，赞成！”黄狗嚷道。
两个新要好起来的朋友立刻热情地拥抱在一起，互相舔着脸孔。就在这时，厨子扔出来一根香喷喷的骨头。两个新朋友立即闪电似的向骨头直扑过去，滚在一起，相互撕咬，搞得一撮一撮的狗毛满天乱飞，直到一桶凉水浇到它们背上，才把这一对宝贝拆开了。
人世间充满了这样的友谊。听他们讲话，你以为他们是同心同德；丢给他们一根骨头，就全成了狗了。（《克雷洛夫寓言·狗的友谊》）
不合适的友谊会带来灾难
鼠不幸被青蛙所爱。青蛙愚蠢地把老鼠的脚绑在自己的脚上。开始，他们在地面上行走，走了走，一切正常，还可吃着谷子。当来到池塘边时，青蛙把老鼠带到了水里，他自己在水里嬉戏玩耍，高兴得呱呱叫。可怜的老鼠却被水灌饱，淹死了。不久，老鼠浮出水面，但他的脚仍和青蛙绑在一起。鹞子飞过这里，看见了老鼠，冲向水中，把他抓了起来，青蛙跟着被提出了水面，也成了鹞子的美食。
这是说，不合适的友谊会带来灾难。
友谊从来不曾远去
有一天晚上，一个人做了个梦，梦见和菩萨一起走在沙滩上，空中忽然闪过了他一生中的点点滴滴；他发现在每一幕里，沙滩上都有两对脚印，一对是他的，另一对是菩萨的……当最后一幕划过后，他再回头看看沙滩上的脚印，却发现有好几次，沙滩上却都只有一对脚印！而且那些时候都正好是他生命中最低潮、最难过的时候……
他困惑地问菩萨：“你答应我的，说你会循声救苦，一旦我誓愿跟随你，你就会一直走在我身边护持我，但是我发现在我生命中最难受痛苦的时候，沙滩上却只有一对脚印！我不懂，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慰助的时候，慈悲的你却舍我而去？”
菩萨慈悲柔和地回答说：“我忆念你，护持你，而且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在那些你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你只看到一对脚印，因为，那是我抱着你在走的……”
当我们面临考验之际，往往会一直以为自己是孤军奋战，在我们觉得最孤立无援的时候，静下来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人都在旁边陪着你……
材料一：柳宗元的《永之氓》 永州的百姓都善于游泳。一天，河水突然上涨，有五六个人乘着小船横渡湘江。渡到江中时，船破了，船上的人纷纷游水逃生。其中一个人尽力游泳但仍然游不了多远。他的同伴们说：“你最会游泳，现在为什么落在后面？”他说：“我腰上缠着一千文钱，很重，所以落后了。”同伴们说：“为什么不丢掉它呢？”他不回答，摇摇他的头。一会儿，他更加疲乏了。已经游过河的人站在岸上，又呼又叫：“你愚蠢到了极点，蒙昧到了极点，自己快淹死了，还要钱财干什么呢？”他又摇摇他的头。于是就淹死了。 讽刺那些见钱眼开、掉进钱眼里的人，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丢掉钱财的人。同时也讽刺了那些爱财如命，本末倒置的人的可笑行为。 材料二：杞人忧天 古代杞国有个人担心天会塌、地会陷，自己无处存身，便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另外又有个人为这个杞国人的忧愁而忧愁，就去开导他，说：“天不过是气体在一起聚积起来的。你的一举一动，一呼一吸，整天都在空气里活动，怎么还担心天会塌下来呢？” 那人说：“天是气体，那日、月、星、辰不就会掉下来吗？” 开导他的人说：“日、月、星、辰也是空气中发光的东西，即使掉下来，也不会伤害什么。” 开导他的人说：“如果地陷下去怎么办？” 那人说：“地不过是堆积的土块罢了，填满了四处，没有什么地方是没有土块的，你行走跳跃，整天都在地上活动，怎么还担心地会陷下去呢？” 那个杞国人才放下心来，很高兴；开导他的人也放了心，也很高兴。 这则寓言是一则益智寓言，写了忧天者与忧人者两种人。作者不以这两种人为然。他的原意是要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这是道家的人生哲学的反映。后来，人们常用“杞人忧天”这个成语来形容不必要的无根据的忧虑。
作文素材万用通则 一定要学会吃透素材。 一材多用！一材多写！《定风波》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们看到 狂风，急雨，挟着料峭的春寒，从天而降，铺天盖地！茫茫天地间，满是风的呼啸，满是雨的倾洒，除此，便只有崎岖沙湖道上，行色匆匆的一群人。没有遮拦，没有雨具——肆虐风，无情雨，没头没脑地砸向这群人，他们浑身湿透，寒意砭骨！而奇就奇在，一中年汉子，却在这风雨的侵袭下，且吟且啸，徐步前行，任雨水在脸上淌成一道道小渠，任寒风将浓髯猎猎飘举。 雨过天晴，斜阳临空，虽然身上还带着微微的寒意，但已惬意多了。那汉子若有所思，忽地，他目光灼然，取过随身携带的纸笔，写下了一首《定风波》。 这是苏轼！在他笔下，自然界的风风雨雨、阴阴晴晴，都具有了人生路途的象征意义。金榜题名，少年得志，累任名州，声震华夏，他的天，晴过；乌台一案，身陷囹圄，贬斥黄州，动辄得咎，他的天，又乌云翻滚了。嘿，处变不惊，随遇而安吧！“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是他人生态度真实写照，“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他对人生哲理的思索产物。其实，正如古人所说：“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在灾祸、挫折、困难面前，泰山崩于前而不瞬；在尊宠、顺境、得志之时，荣耀加身不沉迷 ——这，才是“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实含义，人生的真正“成功”，也该在此吧。 一材多用：考场作文的启示 苏轼的一首《定风波》，本是借他人——自然界——“风雨”这个酒杯，来浇自身“乌台”这个块垒，不想成了千古绝唱。时至于今，它又被作为基本立意或主要材料，运用到很多的考场作文中，却毫无牵强之嫌。运用“变通”观点，同一个材料，是完全可以恰当应用于不同话题、不同观点作文中的 。这里仅以2005年高考作文题为例，应用“苏轼”这则材料，写出全国各地高考作文题的构思提纲。 全国甲卷：出人意料和情理之中 雨，来得如此突兀，如此迅猛，全在意料之外，以致于“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而这突如其来的风雨，洒向苏轼，湿透了全身，料峭春寒，更令他饱尝苦楚；然而，这苦楚，却似醍醐灌顶，令他清醒——与其说这是自然的风雨，不如说是那场政治风雨的象征；对于饱经风险和磨难、在死亡的刀口上滚过一遭的苏轼，这点风雨算得什么？只要任其自然，达观处世，必能履险如夷。 天地茫茫，烟云苍苍，大雨弥漫，路途崎岖。而大彻大悟的苏轼，却冒风雨，策竹杖，踏芒鞋，且吟且啸，徐步前行。看哪，他的步履，多么稳重，多么坚定。 意料之外的一场风雨，情理之中的一份收获。 全国乙卷：位置与价值 那官场飓风---乌台诗案，把他推向了社会的最底层。在黄州，一方面，物质极端匮乏，苏轼的生活陷入了绝对的困境，除了“行”以外——因为苏轼是被禁止出行的——衣、食、住都成了问题，几乎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一连串沉重的打击，不仅使他理想信念灰飞烟灭，而且连身家性命都几乎不保，直接带来了内心的迷茫与绝望。 曾经声震九州，官居太守，而今却落得如此下场，人生的位置，不啻天壤。而恰恰是由于这种“换位”，才使苏轼的人生价值得以实现，是苦难，造就了这位风流千古的文学巨匠。 辽宁卷：今年花胜去年红 酒醒时分——喔，方才，还是黑云翻墨；此刻，却是山头斜照来相迎，什么料峭春风，什么淋漓之苦，统统随它去吧——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东坡啊，我知道，自今日起，在你的信念中撑起了一片蓝天，在这片天空上永远日朗风清，在这片天空笼罩下，将永远、永远是：年年岁岁花相似，今年花胜去年红！ 重庆卷：自嘲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题为《纵笔》的自嘲诗，一传十，十传百，传到京城，叫东坡年轻时的朋友、后来当了宰相的章惇知道了----被贬惠州，还有心情写诗？“苏轼还活着啊？还那么高兴？” 章惇阴冷地说，“那就再到一个更偏僻的地方吧。”于是，62岁的东坡，又被贬到儋州。 到儋州不久，他又写道：“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消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直至晚年，他的自嘲更是无以复加：“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明明是他三次被贬之地，却偏偏称之为三大“功业”！ 且慢！字里行间，我们分明听出了话外之音：这，是自嘲，更是一种抗争；是自嘲，更是一种尊严；是自嘲，更是一种洒脱；是自嘲，更是一种自信。鲁迅亦然。 山东：双赢的智慧 章惇，东坡年轻时的好友，后来叛卖了东坡；还落井下石，害得苏轼被贬儋州。风云变幻，东坡遇赦北归，章惇却贬于雷州了。而此时，东坡却写信开导章惇的老母亲，说雷州半岛虽然偏僻，但尚无夺人性命的瘴气。还对章惇的儿子说：“过去不愉快的再提他也没有什么益处，多想想以后吧。”东坡早就跳出了恨得圈子，这也是他能摆脱被流放时的恶劣的生活和心境的缠绕，终于北归而未葬身蛮荒之地的原因。 想想东坡，如果你恨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始终不能敞开心胸，想想他。双赢的智慧，尽在于此，那就是：真诚与大度。 广东：纪念 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西子湖上，一道“不为游观为民耳”的大堤，无意间成了世间最美的风景。这，便是苏堤。当年，苏轼曾率民疏浚西湖，以葑泥为堤。堤上广植花木，五步一桃，十步一柳。春日晴明之时，桃红含烟，柳绿滴翠，微风过处，万枝婀娜…… 走在苏堤的烟柳中，踏着脚下坚实的土地，我明白了什么才是最值得纪念的：高贵的人格、实在的成就、爱民的心 全国丙卷：忘记和铭记 忘记这郁郁不得志的愁怀，铭记那曾经有过的豪情壮志 天津卷：留给明天 把对明天的忧虑留给明天，不就意味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今天的生活之中，用坦然无畏的心灵、认真负责的态度、果断有力的行动去拥抱人生的每一刻时光吗？ 上海卷：当今文化生活的影响 哲人说，播种行动，收获习惯；播种习惯，收获性格；播种性格，收获命运。 我们说：播种文化，收获希望。 湖南卷：跑的体验 青年时，我们为了理想而呐喊，冲锋，劈波斩浪。日子一天天过去，呐喊变成了彷徨；射天狼变成了买田置产；奔跑变成了徐行！老年时，我们捋着长髯，飘飘似仙的感慨:也无风雨也无晴。 江苏卷：凤头猪肚豹尾 纵览苏轼一生，足当凤头、猪肚、豹尾：少年聪颖，才思过人，可谓凤头；中年大起大落，阅历丰富，可谓猪肚；晚年可谓豹尾了。 凤 头 “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这刘先生名微之，颇负诗名，他吟诵自己的《鹭鸶》诗，这正是他得意的两句，不觉捋了捋胡须。在学童们崇敬的“啧啧”声中，一位长脸的孩子却开言道：“先生，此句固然不错，但学生觉得，改为‘渔人忽惊起，雪片落蒹葭’似更好些——鹭鸶被那渔人惊起，转眼又被风卷着，雪片一般落于蒹葭之上。这一起一落，岂不美哉？ 再者，可爱的鹭鸶也有个归宿，不复可怜地‘逐风斜’了。”微之先生始而尴尬，继而惊喜道：“吾非若师矣！”这长脸的孩子便是苏轼，时年一十一岁。 起笔惊人，足可当“凤头”了吧？预若不信，还有那2米见方的“石门”二字的刻石为证，笔力雄健，直攀颜柳，也是童年苏轼题写。 北京卷：说“安” “乌台诗案”，苏轼以“讽刺新法”、“讪谤朝廷”的罪名被逮捕，受到严酷的拷问，差点儿被判死刑。经过举个月的折磨，死罪已免，活罪难饶。他被贬黄州，“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说是“安置”，然而，他此番的经历，可是大大的不安。 来到黄州，他首先遇到的是生活上的种种“不安”：无处安居，只好寄寓僧寺。人在困厄中，总盼亲人在身边，也是精神上的一些安慰，而衣食困窘的苏轼，甚至害怕妻儿来到自己身边，难以养活。他的亲笔记载，都真实地反映了苏轼当时极为不安，穷愁潦倒的生活与心境。 北京卷：说“安” 其次，政治上、也即人生道路上的沉重打击，给他的心灵造成的切肤的伤痛，更搅得他不能“心安”。刚刚经历的一场严酷的文字狱，“几至重辟（杀头）”，这不能不使他的心灵笼罩上沉重的阴影。 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中的挫折，人生道路的坎坷，对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这几乎意味着断送了一切，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前途，什么作为，什么国家社稷？哪里还谈得到一个“安”字呢？从天而降的厄运，是挑战，是考验。是消极沉沦，还是重新振作？是怨天尤人，自怨自艾，还是直面灾难，经受考验？ 不是没有过彻心的苦痛，不是没有过犹豫和彷徨，不是没有过压抑和郁闷，然而，在这人生的洗礼中，在这惊涛骇浪的冲击和狂风暴雨的袭击下，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苏轼，你，挺过去了，站起来了，你，成熟了，安然了！但是，这份安然，又使你又不能再安静下去了，终于，你那如椽的巨笔，饱蘸着浓重的墨水，不，那是饱蘸着你对人生的大彻大悟，饱蘸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积淀，挥洒出来，而且一发而不可收了。连你自己都惊异道：“新阕甚多，篇篇皆奇！”“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 由于你这份安然，也由于你这不能“安静”的行动，黄州时期，竟成了你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 “话题”作文就要借“题”发挥 什么是话题作文？话题者，谈话的中心。围绕某一谈话中心，联系实际，发挥想象，议观点，叙事件，抒情意，点缀成文，就是话题作文。这就是说，浇心中 “块垒”之时，要以规定的话题为“酒杯”。“酒杯”是命题者限定的，而“块垒”则应是自身酝酿而成的。话题作文的基本特征是开放，而要写话题作文，就必须借“（话）题”发挥。为什么选择苏轼来做作文材料？我们的回答是： 由于苏轼多方面的巨大成就，由于他更多的人民性，由于他时时闪现着智慧光芒的睿智思想，由于他超凡脱俗的旷代才华，千年以来，他受到那么多人的爱戴而有口皆碑；更由于生活经历的丰富性，他常常成为人们谈话的话题及内容。自然而然，学生们在作文时，也往往喜欢用东坡事迹作话题或材料，毫不夸张地说，有作文处尽可以有东坡。这正是因为，苏轼的精神与思想，早已融入了中国的文化与历史，还在影响着我们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和传承。 是否还有和苏轼类似的材料？——柳宗元的故事思考题一2005年，某地摸底考试，作文题是： 一只老骆驼又一次穿过了号称“死亡之海”的千里沙漠，胜利凯旋。马和驴想找这位英雄介绍经验。“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老骆驼说，“认准目标，耐住性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就到达了目的地。”“就这些？”马和驴同声嚷道，“一点儿也不精彩！太令人失望了！” ——其实真理都是很简单的，就看你去不去做了。 请以“真理其实很简单”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一蓑烟雨任平生 “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千里沙漠，被称为“死亡之海”，可见自然环境的恶劣。白昼，在炎炎的烈日下，地表温度能煮熟鸡蛋；深夜，寒风凛冽，气温骤降，有时还大雪纷飞；还有成群饥饿的野狼，夜色中间双眼闪烁着绿荧荧的寒光。更不用说什么食物、水。然而，骆驼成功了，在它看来，真理其实很简单，只要做起来，认准目标，一步一个脚印。 载誉而归，老骆驼晋身“英雄”的行列，多么荣光！然而，一句“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却把它轻轻抹过，在老骆驼看来，只要做起来，认准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真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只有那份过人的“宁静”，才足以穿越“死亡之海”；只有那份清醒的“淡泊”，才足以面对成功的辉煌。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思考题二以渗透为话题，写一篇800字的文章。一蓑烟雨任平生 往事千年，一场豪雨！ 雨水，浇湿了沙湖道中一行人的衣衫，让他们狼狈不堪；雨水，更浇到了那位啸雨吟风者的心头，点点滴滴，渗下去，渗下去，滴滴透骨，竟渗透了他心灵。 于是，一首《定风波》迸射而出：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好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里，消尽了先前的惶惑，消尽了昔时的无奈，更消尽了那临风悲叹的自怨自艾。 好一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里，自有几分苦涩，但却更有几分自信，几分坦然，更多的是深透通彻的清醒。 千年前的这场豪雨啊，你罪莫大焉：是你，如此残酷地折磨着一个失意的落魄者——而折磨落魄者本身就是一种残酷——他刚刚从高悬的达摩克利斯剑下逃脱出来，还没有来得及定一定神；而他，却本应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啊。 千年前的这场豪雨啊，你功莫大焉：因为你造就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大转折——一个踌躇满志、一路青云，希图“济天下，报君恩”的苏轼消失了；而作为中国文化史上亘古巨人的苏轼，却从黄州大地，不，从中华大地上上站起来了！ 这渗透心灵的雨，深深渗入了中华文化。 思考题三以极限为话题 “乌台诗案”使苏轼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他所面临的，是种种不堪忍受的屈辱，是峻法严刑的拷问，是死亡的威胁，他几乎崩溃，几次想到过自杀；被贬黄州，生活上、精神上的折磨更是接踵而至……他被无情地推入深渊，面临着人生的极限。但是，经历了艰苦的思想历程，倔强的苏轼不仅挺下来了，而且把这灾难融入了自己的生命，在黄州大地上，他又站了起来，而且站得更高，更稳。好，突破极限获新生。这里，我们再来看两篇话题作文。 2004年北京某区“一模”作文试题： 以“名与实”为话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作文。考生乙的作文得了满分。 但求无愧于心 秋空浩远，黄叶漫天。南飞的大雁不舍的哀鸣，最后的夏蝉嘶哑地哀号。单簿的长衫敌不过风中些许的凉意，他轻轻打了个寒颤。瘦削的脸上，目光灼然，遥望着渐渐远去的长安。辘辘南去的车轮碾碎了他年轻的理想。 那一年是公元805年，永贞革新失败的柳宗元被贬湖南永州。 他有些迷茫了，面对尚未开化的永州，野林阴郁、瘴疫猖獗，面对政敌阴冷的笑容，噩梦般的纠缠。他的功名——他曾立志为之奋斗——他一生的骄傲，粉碎在一夜间，一段时间，他总是站在面北的窗前，目光茫然，渐渐地，他的身形有些佝偻了，洗得泛白的长衫显得微微松垮，消瘦的脸上，剑眉深锁着，不禁的苦痛。 可是，我们又怎能责怪他，毕竟他是一个文人，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名”可以是他的一切，在属于他的时代。 可他终于走了出来走出了那个峨冠博带的梦。他关上窗，拿起了笔，十年，只有笔尖游走在纸上的声音；十年，在枯瘦的手指下，流泻出了华夏文学不朽的骄傲。 幻想至于地面，他终于握住了自己的现实。“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一种分明的宣告：从此，但求不愧于心，字字掷地有声。 终于，他又走了出来，从闭锁的书房，那一年是公元815年，柳宗元被召回京，随即改贬柳州。 在更为僻远的柳州，他走出了书房，决定创造一个现实。 在那里，他以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办了学，打了井，开了荒，种了树，放了奴婢。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营造了南荒中一道绮丽的风景，一个绮丽的现实，一个坚实的证明：无愧于心。 凭着这无愧于心，柳宗元走出了对浮华虚名的追逐，抓住了他的现实，创造了他的现实，凭着这“实”——他的诗文，他对柳州的开发开化，柳州的柳侯祠，被后人供奉了千年，并将继续供奉千年，万年…… 当年高考，北京市高考作文题是：以“包容”为题，写一篇文章。 考生乙是这样写的： 包容 秋日的天空明澈如洗，远山外残阳似血。秋叶镀了一层金红，偶尔飘落一片，静寂无声。失群的孤雁呜咽着远去，衰蝉在凉风里嘶哑的哀鸣。 单薄的长衫终难抵风中的些许凉意，他轻轻打了个寒颤，挺了挺身子。瘦削的脸上，目光灼然。身下的车轮辘辘南去，碾碎了他年轻的理想。回望着渐渐远去的长安，他暗暗咬紧下唇——他怨，他恨，他怎能不怨恨！ 公元805年，永贞革新失败，他被贬永州。 荒蛮的永州，瘴疫猖獗，民风剽悍；阴险的政敌，不断监视，伺机发难。怨恨，梦魇般纠葛在心头，日日夜夜，夜夜日日。正值盛年的他，却早已须发斑白、形容枯槁、步履蹒跚，仇愤深深刻进他紧锁的眉间。 到永州的那天傍晚，他发现庭院一隅有株矮矮的菊，不禁自嘲地苦笑：自己就是这株墙角的菊——向前看，只一堵寂寞的高墙；向上看，唯一角狭小的天空。没有群芳环绕，没有百花争妍。偶尔，抬头，有飞鸟淡淡的翅影；低头，有蚂蚁匆匆的足迹。是谁把她丢弃在这里？为什么命运对她如此不公？她大概快要枯萎了，他想。 然而，西风飒飒的一个清晨，她忽然开放——如雪般洁白的花瓣优雅的舒展，在寂寞的墙角吐着静静的幽香。 那一天，怒放的白菊前，有一个身影，久久伫立；有一道目光，渐渐释然…… 他回到书房，关上了那扇朝北的窗，却打开了心头一片豁然的天地。然后，他拿起了笔。十年，他枯瘦的手指间流泻出华夏文学不朽的骄傲。 面对人生的失意，包容，让他安然。 公元815年，他被召回京，旋即再贬柳州。 这一次，离开都城的路上，他目光淡定，遥望天际，却没有再回望长安。 在更为偏远荒僻的柳州，他走出了书房，凭借一颗正直文人的良心，开了荒、打了井、种了树、办了学、释放了奴仆，营造出南国荒原中一道绮丽的风景。 面对命运的坎坷，包容，让他淡然。 感谢包容，是它留给我们歌咏永州的不朽诗文；感谢包容，是它使柳州迎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感谢包容，是它塑造出一位光耀千古的文学大师——柳宗元。 柳州城内，柳侯祠的匾额至今光彩夺目。那上面，闪耀着包容的熠熠光芒…… ﹡﹡﹡﹡ 在小作者的笔下，柳宗元也是活的。在近一年的高考复习中，柳宗元一生坎坷。他是一位政治革新家，但他真正的政治生涯却很短暂。他二十六岁进入仕途，到四十七岁去世，其间仅二十一年，却过了十四年的贬谪生活。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在他的支持下，主张革新朝政的王叔文集团，开始了“永贞革新”。但可悲的是，李诵一直重病缠身，而太子李纯又十分仇视革新，因此这次改革很快就随着顺宗禅位、太子（宪宗）即位而宣告失败。革新集团的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位主要成员都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事件。33岁的柳宗元被贬永州，这实际上意味着柳宗元政治生涯已经走到了尽头。十年后，再贬至更荒僻的柳州，柳宗元的政治希望彻底破灭。上述两篇作文均以此为材料而写成。 政治上的失意，使柳宗元的人生道路异常险仄，在官场上、在生活中，他确实并不能算是快乐幸福；但是，灾难促使柳宗元转换自己的思维方式，就会出现另外一番思索：当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时候，是万千百姓受益的时候，难道他就不会感到成功的快乐和幸福？当他游走的笔锋书写出超凡的意境、深刻的哲理，甚至书写出他的内心的真苦痛的时候，难道他就不会感到创作的欢乐和幸福？这里列举了2004年高考全国及各地区的大部分作文题，请想一想，若与柳宗元的生平事例为材料，难道不都是能产生联系的吗？ 全国卷（桂、琼、藏、陕、蒙等地区）话题：快乐幸福与我们的思维方式 全国卷（吉、川、黑、沪等地区）话题：遭受挫折和放大痛苦 全国卷（甘、青等地区）话题：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 全国卷（鲁、晋、皖、豫等地区）话题：看到自己与看到别人 浙江卷：话题：人文素养与发展 天津卷：话题：材与非材 辽宁卷：话题：平凡与自豪 重庆卷：话题：自我认识与他人期望 全国卷（鲁、晋、皖、豫等地区）话题：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 湖北卷：话题：买镜 福建卷：话题：人物——孔子、苏轼、曾国藩、鲁迅、史蒂芬?霍金或文学形象——曹操、宋江、薛宝钗、冬妮亚、桑提亚哥（苏轼与柳宗元有着相似的经历） ﹡﹡﹡﹡
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
自东汉而至南北朝的数百年间，山水游记渐成一体，文人染指遂多，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写作技巧与表达方式。如果将视野定格在此时，或许我们可以认为，此后的山水游记，只不过是沿着这条已经成型的路继续走下去罢了。但是柳宗元的出现，却从根本上变革了山水游记的写法，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典范。写于元和四年到元和九年这五六年间的《愚溪诗序》和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山水文学创作的集中体现。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他醉心于人与山水之间的同感共应，展现了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相融共生、内蕴美与形式美的和谐统一，同时也体现了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
一、 结缘：人与山水之间的同感共应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
九月，因被政敌所陷，柳宗元由礼部员外郎外放为远州刺史，赴任途中，又加贬为远州司马，未几，再贬永州司马。柳宗元被贬的官职，具体来说，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司马”本为刺史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但当时已经成为有职无权的冗员；“员外置”意为在定员以外设置的官，而“同正员”意为其待遇同正员一样。总之，柳宗元是一个无具体职务的“编外”官员。非但如此，朝廷甚至没有给他安排官舍，到达永州后，他只好寄居在城内的龙兴寺。寺内“凫鹳戏于中庭，蒹葭生于堂筵”，一派荒凉景色。加之气候潮湿、语言不通，又有“罪谤交织，群疑当道”，他日子并不好过。在元和四年（809）
的一封家书中，柳宗元向亲人倾诉自己身体上众疾交加，心理上抑郁苦闷，以至于“每闻人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制止”。
然而，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柳宗元却没有一味消沉，他也在积极寻求精神的寄托。他自幼即信仰佛教，既寄居寺庙，便常与僧人谈禅论道，从青灯梵呗中寻找些许安慰。值得庆幸的是，一批与他遭遇相似的士人先后来到永州，这些人中，有些本就是柳宗元的旧交，比如吴武陵、元克等。这些人的到来，给了柳宗元精神上极大的安慰。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中，他说道：“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自此，柳宗元常与友人们游览饮酒，谈文论艺，尽管抑郁的心情仍然无法完全释怀，但毕竟有了倾诉的对象，也有了同道的理解，这让他在逆境中，仍能发愤作书，迎来了创作上的一个 *** 。
元和五年（810）
，柳宗元从城内移居潇水西岸的愚溪。这是柳宗元文学生涯中一件有标志意义的事情，此举开启了柳宗元山水游记创作的新篇章，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山水文学的新时代。值得注意的是，溪水本名冉溪，“愚溪”是柳宗元改的名字。为什么要将其改为愚溪呢？“愚”又有何深意？在《愚溪诗序》中，柳宗元说道：历史上的宁武子，是“邦无道则愚”，颜子则是“终日不违如愚”，这都不是真愚。而自己在“有道”的时代，却“违于理，悖于事”，以至于被发配到这种偏远的地方来，这才是真愚。这条溪水在别人看来虽然没有什么价值，但它的“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却正合乎自己的性格，所以“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柳宗元以“愚者”自况，而溪水和自己相类，故名其为“愚溪”。
整篇序，都着落在一个“愚”字上。“违于理，悖于事”，正说明了柳宗元不为小人所屈，高标自置的独立人格。这里的愚溪，亦为世所弃，正象征着他被贬的悲剧命运。这使得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感共应的关系，也使得柳宗元对愚溪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柳宗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借愚溪以泄孤愤”的层面，而是更加积极地将心灵投入到自然之中，借对山水之美的发现，来表现自身的价值，并以此来质疑社会的现存秩序和道德标准。林云铭《古文析义》评论此文说：“本是一篇诗序，正因胸中许多郁抑，忽寻出一个愚字，自嘲不已，无故将所居山水尽数拖入浑水中，一齐嘲杀……然后以溪不失其为溪者代溪解嘲，又以己不失其为己者自为解嘲。”所谓“溪不失其为溪者”与“己不失其为己者”，也就是溪与人的固有价值，二者在这一点上得到契合。
二、 自然美与人格美的相融共生
永州的山水其实并不出色，几无名胜可言，更遑论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会稽相比了。“永州八记”里所描写的，也都是十分平常的地方——甚至平常到本地人都不注意。比如《钴潭西小丘记》：“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予怜而售之。”再如《袁家渴记》：“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然而就是这些不为人在意的地方，在柳宗元笔下，却摇曳生姿，令人读来如在目前，心生向往。
对世人视而不见的景色，柳宗元为何能独具慧眼呢？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的“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具体说来，就是他的心灵审美与山水景致在精神上产生了契合，故而能对自然景物洞察入微，捕捉住别人所难以发现的美妙动人之处。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柳宗元之前，描写山水的文字已有很多，但比较一下便可发现，前人所记的山水，多为名山大川或幽景胜迹，其美尽人皆知，通俗点儿说，就是“有的写”。而柳宗元笔下的山水，既然没有出众的“硬件”，便更需要他洞幽烛微，充分发掘出永州山水的特点来。我们看“八记”里描写的，虽都是眼前小景，但却各具特色，有美的个性。同样写水，钴潭之水是“流沫成轮”，石涧之水是“流若织文”，而石渠之水则是“流抵大石，伏出其下”；同样写石，小石潭之石是“为坻，为屿，为嵁，为岩”，石涧之石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而小丘之石则是“若牛马之饮于溪”“若熊罴之登于山”。真可谓妙笔生花，气象万千。
柳宗元笔下所表现出的自然美，是与其人格美分不开的。他历经磨难却不改本色，一腔牢落，尽数倾之于山水。在观赏山水的同时，他将自己与山水融为一体，以山水自喻，借以寻求人生真谛。因此，他刻画永州的山水，不是纯粹客观地描摹自然，而是赋予了其血肉灵魂，将山水性格化了。他的笔下，多写怪石清流、奇树幽草，这同其本人高洁深邃、卓然独立的人格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柳宗元写道：“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悠悠乎与颢气俱”，也就是养吾浩然之气；“洋洋乎与造物者游”，也就是与自然同化。
读这“八记”，会时时感受到有一个“我”在里面。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我”不同，这里的“我”强调的不是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而是一种与山水同感共应的亲切感，二者相爱相怜，如在目前。这种情怀，既不同于“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寥廓感，也没有“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或“孤鹤寒啸，游鸿远吟”的距离感。一方是地处荒郊、无人赏识的石潭溪水，一方是远谪永州、抑郁难申的作者，因为这相通的际遇而彼此引为了知己。永州山水因为有了柳宗元而得遇知音，并名传千古；而柳宗元又何尝不是借永州山水而得到了自我的解脱呢？
三、 内蕴美与形式美的和谐统一
传统的文学观念中，文章贵乎含蓄，如北宋梅尧臣所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对文贵含蓄也有着自己的体会。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明确指出，写文章要“含蓄而不晦涩，明朗而不真露”。这十二字的主张，在“永州八记”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柳宗元虽然以一腔牢落来游览山水，但并没有大肆评讥；他笔下的山水，其秉性是峻洁的，同时又是含而不露的。柳宗元的感情，在“八记”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抒发是《钴潭西小丘记》中。他写道：“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这段文字大有深意。所谓“铲刈秽草，伐去恶木”无疑是象征着对恶势力的讨伐；而“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则象征着自己高洁人格的卓然独立。但即便是如此强烈的感情，柳宗元吐露出来，也是用隐喻的手法，而没有直接去宣泄；但读者却又能完全体会到，可谓力透纸背。与此相关，“永州八记”中一个典型的意象，便是“石”。石虽然是景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柳宗元如此热衷于写石，尤其是写怪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以石来隐喻自己的人格。清代沈德潜评论道：“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怒，行间言外，时或遇之。” “不怨而怨，怨而不怒”，这是对柳宗元山水游记内蕴美的最好概括。
在具有内蕴美的同时，“永州八记”又富有外在的形式美。
先看语言之美。柳宗元在创作实践中，形成了对于文章语言“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的心得，通观这八篇游记，可以说无一篇不是字凝句炼，明丽流畅，含蓄而隽永。比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流沫成轮”四个字就形象地描绘出小溪“啮崖荡石”的情景；再比如《袁家渴记》中，仅以“舟行若穷，忽又无际”八个字，便将袁家渴山重水复的绝妙景观表露无遗。同篇中，还有“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一句，最为后人所称赏。苏轼称其“善造语，若此句殆入妙矣”；林纾也赞道：“妙在捻出一个‘风’字。”
再看结构之美。“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数年内连续创作的一个系列，这八篇游记整体构思一气贯通，皆精裁密致，谨严有序。从总体上来看，以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发端，通过对西山及袁家渴周边山水景致的描绘，最后以《小石城山记》“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的向天发问作结。而在这“八记”中，自第二篇起，每一篇都各以不同方式与上篇相关联，前后呼应，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比如首篇写西山宴游，第二篇就以“钴潭在西山西”起笔；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五步”发端，写小丘；而第四篇则以“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开篇。如此种种，一景接一景，令人目不暇接。尤其令人折服的是，这八篇中，有时相隔一二年之久，但在柳宗元笔下，却犹如一日而就，毫无间隔之感，这可以说是其结构谨严、一气贯通的最突出体现。具体到每一篇，其结构之美也是如此。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全文仅二百余字，却错落有致，开始未写石潭，先写水声，有“未见其形先闻其声”之妙；接下来依次写潭里奇石，潭边绿树，潭水游鱼，最后抒发内心感慨。全文由远及近，由旁及中，层层推进，极尽跌宕之能事。刘熙载《艺概·文概》评论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可谓的论。
余论：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
“典范”之所以成为“典范”，另有一点，是要在开创基础上示之以轨则。柳宗元山水书写的典范性，若从整个文化史上纵向来关照，还关联到山水审美的历史转折。
唐代之前的山水审美，其视角多是“仰观”与“俯察”，存在着一种距离感。楚辞、汉赋，自不待言；魏晋士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但他们在欣赏山水时，仍然时时受着玄理思辨趣味的影响，那份与自然的亲和，总让人感觉尚隔了一层
（陶潜算是个例外）
。但到了柳宗元笔下，那种隐藏在自然中的神秘感已经荡然无存，本来无生命的山水仿佛注入了更多的人间趣味。我们看“永州八记”中，柳宗元对山水之境的那种体察入微，对山水之意的那种亲和神会，可以说，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强调的那个“我”，至此不是消解了、变弱了，而是更强了，更加主体了，人与山水之间，变为了平等、毫无距离的知己关系。“八记”中，柳宗元其实仍然是以人观物，只是在外在的视角之外，另增加了一种内在的体察、沟通方式。正因为这种体察、沟通方式的改变，山水的境界在柳宗元笔下也似乎“变小”了。在《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宗元写道：“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笼而有之”四个字，在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正是这种变化的精神实质。人既然能与山水为友，那么这种关系便有了一种生活气息。在“八记”中，宗元有多处都写到购地、整地，山水在这里打上了明显的人的生命活动印记，换句话说，人不是要消泯在山水里，而是要以山水为“家”，这个“家”，既是物理的，又是精神的。
这种“笼而有之”、以山水为“家”的审美观，或者说，这种人变“大”而山水变“小”的审美观，不经意间完成了山水审美史上的一个转折。这种审美观，也体现在唐代之后的文人山水画和园林建造中。明末治园名家计成将中国园林的特点概括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种旨趣，我们可以从柳宗元的山水书写那里找到源头。
柳宗元山水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多数的山水诗，在描写山水景物之后，结尾抒发诗人感受。柳宗元山水诗的结尾流露出儒家思想。因而其山水诗大多呈现儒佛境界。柳宗元的贬滴生活虽放情山水，醉心佛学，但用世之心在山水诗中却时有流露。因为诗人“机心”未忘，并由此带来忧伤与悲愤，这是柳诗中常见的意境。
有关柳宗元的学术论文（2011-2012）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的检索结果来看，光2011年至2012年10月这一段时间里，以柳宗元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就有400来篇。这些论文内容广泛，涉及了柳宗元的生平交游、著作系年、思想影响、版本考订、诗歌艺术、地方文化、教学教改及文学推广等诸多方面。下文从接受与嬗变、思想与政治、考释与比勘、教育与传播四个方面略述其要。
一、接受与嬗变
尚永亮、洪迎华：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
尚永亮、洪迎华在《从辨体思想看明清诗学对韦、柳五古之接受》（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明清诗学对韦应物、柳宗元的接受。
明清时期，受尊古思想和辨体意识的影响，韦应物、柳宗元五古的体裁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读者接受视野中得以凸显。因诗学主张及价值观的不同，此期诗家对韦、柳在五古发展史上的“正”与“变”及历史地位存在多样化的解读：或谓其变而不失正，可作为追陶及尚古的门径；或谓其乃六朝余韵，虽不足尽法，然实有妙诣。视角不一的批评和接受，一方面深入阐释了“韦柳体”的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确立了韦应物、柳宗元在五言古诗及整个诗歌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明清时期，虽然各位诗家在思想倾向上有复和求变的差异，理论建树上有主格调、重性情尚神韵等不同，诗歌批评上也有唐、宋诗的轩和争议，但在接受古诗时，基本都认同汉魏及陶诗的高格和雅正。对于唐代得古诗正音的诗人，各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有人于古诗独尚陶之清澹和技艺，以至在唐代惟推韦、柳二人。进一步看，韦、柳在这一五言正脉的传续上又有特殊的地位。元好问有“古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柳止”的说法，承接元氏观点，明清诗家在古诗流变中赞许唐代五古作者，也通常将韦、柳视作殿后的两位，由此形成此一时期较为一致的接受态度。究其缘由，恐怕在于韦应物、柳宗元所处的贞元、元和之际正当诗史新变和转关的特殊时段。
杨再喜论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
杨再喜在《宋代接受视野中的“韩柳”并称论及其文化成因》（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3期）中认为：由于儒学复兴和文学复古的需要，唐代古文家韩愈和柳宗元在宋代同时迎来了接受史的第一个春天，其中的“韩柳”并称论成为一种重要的接受方式。对于“韩柳”并称论的接受主要有“文章之士”和“道学之儒”两大群体。“文章之士”们常常坚持“韩柳”并称并且使之广为盛行；“道学之儒”们在北宋时往往“扬韩抑柳”，甚至反对“韩柳”并称，到南宋时，由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韩柳”并称论也得到了理学家的认同。“韩柳”并称论的境遇在于：韩、柳两人文学地位虽然相当而在对待儒、释、道的态度上却不一样。
杨再喜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
杨再喜在《论唐宋古文体系中“文道观”的传承与转关》（原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中认为：在唐宋古文理论中，“文道观”居于核心地位，对于道之含义的理解，一方面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基础，另一方面对儒、释、道各家的态度明显不同。两宋时，唐代“文道观”的基本思想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使唐宋古文运动成为一个整体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但由于接受语境的变化，历经演进，原有的“文道观”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和转折。
具体到柳宗元，韩、柳二人对于“道”的含义的理解也有着共同的基础，即坚守儒家的圣人之道。对于儒家之道的强调，是韩、柳二人在文学史上得以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柳宗元“统合儒释”的思想也发展为王安石的“通融儒释”观。
肖扬碚论柳宗元在明代的接受与批评
洪迎华论刘禹锡柳宗元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
洪迎华在《政治家刘柳在明清时期的接受境遇》（《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中认为：因为永贞革新及王叔文等的关系，历史上对政治家刘禹锡、柳宗元的接受表现出诸多争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人、文学家身份的刘柳。唐宋时期，刘柳的政治作为及人格处于被贬斥的地位，降及明清，其接受境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接受者对永贞革新的认识走向公正和深刻，王世贞、王夫之、王鸣盛等人皆在对事件背景、过程的客观探讨中，重新审视和大力肯定了革新的历史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革新人物的不实罪名翻了案。另一方面，明清读者对革新中的人物角色表现出了较为复杂的接受心理。诸多史家大力肯定二王的革新作为，但在道德品行上却加以贬低，并对其用事作风示以不满。而对刘柳，则出现了由否定其人而否定其文，和尽管对刘柳与王叔文结交并在行事中的激切、浮躁不无微辞，但对其人其文均予以肯定的两种不同接受态度。
李栋辉论宋代柳诗的接受
李栋辉在《宋代柳宗元诗歌接受新论》（原载《柳州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柳诗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的诗学思想有着紧密关联，诗学思想与人格境界之“平淡”追求，深深的影响了柳宗元诗歌在宋代的传播过程。宋代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主要从“陶柳”诗风异同论、“韩柳”诗风不同论、柳诗深得“骚学”论等三条路径展开的。
景遐东、曾羽霞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影响
景遐东、曾羽霞在《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体特征》（《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创造性的吸收了前人成果，开拓了新题材，扩大了山水的关注范围，在对山水的描写时凸显山水的特色，写“意”中的山水，“人化”的山水；通过独特意象的选择，注重情景交融、物我冥合意境的开拓和语言的诗意化，形成了山水游记文体的诗化状态。无论是其娴熟的诗化手法、独特的题材选择、高洁幽远的创作风格与精美隽永语言，对唐以后历代散文家都有深刻影响。晚唐的皮日休、罗隐、陆龟蒙等的散文，随处可见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痕迹。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明代的袁宏道、徐宏祖，清代的姚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山水游记的影响。
吕海龙论刘知几对韩柳的影响
何哲群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
何哲群在《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接受与继承》（原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屈原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中国人文精神、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相似的时代环境和人生经历，使柳宗元对屈原有千年一遇之感。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就极力追慕屈原，他的政治追求是对屈原“美政”理想的继承和发扬；他的文学创作师法屈原，是对屈骚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柳宗元继承了屈原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且更有发展，批判力度更强，方法也更多样。其次，柳宗元继承了屈原《离骚》“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的传统。再次，柳宗元还继承了屈原骚学的抒情模式。
殷学国论《江雪》的影响
殷学国在《唐诗经典影响史的三个层次——柳宗元﹤江雪﹥影响研究》（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认为：《江雪》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与后人对其诗典和意象之借鉴和接受属于一体两面的关系，均表现于语典引用、意境重绘和意蕴转换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代表了唐诗经典影响史研究的三个层次，具有方法启示的意义。《江雪》语典的使用频度和语典形式的变化见其在后世的接受程度。对《江雪》意境的重写和再绘则能见出接受过程中一些丰富而细致的变化。寒江独钓意蕴在后世诗作中的接受变化，既丰富了意象内涵，又为探求《江雪》意旨提供了路径和线索。
杨榕论《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
杨榕在《经典论断的评析与认同——柳宗元﹤封建论﹥的接受与再接受》（原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中认为：《封建论》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柳宗元的经典名篇，文章立论有据，驳斥有力，凸显了严谨的文法及见识。《封建论》被宋代古文家苏轼接受及被选文学家高步瀛再接受的过程中，体现了高步瀛对苏轼评析柳文经典论断的认同。
于清惠论宋诗对柳宗元的接受
于清惠在《从﹤石林诗话﹥中看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原载《船山学刊》2011年第1期）认为：从诗话角度，以《石林诗话》为例，浅析宋诗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的表现。柳宗元诗歌对宋诗有影响，而作为宋代诗话中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又是对宋诗研究的重要著作，《石林诗话》中对宋诗人的评价，符合柳宗元诗歌的一些特点，体现出柳诗对宋诗的影响。
陈如毅论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
陈如毅在《以共鸣理论看杜牧对柳宗元的接受》（原载《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杜牧在晚唐柳宗元的接受处于低谷的时候，唱出了“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的诗句。共鸣理论认为，当接受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审美契合度越高时，共鸣效应越大，文学接受越易发生。由于杜牧在自身气质、政治热情、文学创作及情感经历上与柳宗元存在高度的契合，所以也对柳宗元诗文的共鸣要多于他人。这是杜牧欣赏接受柳宗元不可忽视的内在原因。
莫军苗论柳文在金元时期的接受
邓怡舟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的影响
邓怡舟在《论老子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原载《沧桑》2012年第1期）中认为：柳宗元在寓言方面能取得如此卓越的成就，主要是他发奋钻研、师承广泛、博采众长，而又大胆创新的结果。本文阐述老子的思想对柳宗元寓言创作内在精神等方面的影响，以此论证柳宗元寓言与老子思想的师承关系。
田恩铭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
田恩铭在《论﹤新唐书﹥采摭柳文入传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原载《西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唐宋思想的转型，落实在史传书写上，则从史家的实录写法转向本时代理念的参与，这样所形成的传记文本必然存在着对当下思想意义的张扬，即以他人之观念表达自我之思想。《新唐书》一改《旧唐书》的格局，通过全面采摭柳文入传展现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侧面。柳文被广泛采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议论”和“史才”的价值上。而采摭柳文引起的化学反应则是实质性的，从文学、思想层面到政治层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柳宗元形象因之形成了重构的效果。宋祁采摭柳文入本传分别展示了柳宗元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形象;而采摭柳文入其他传记则更使韩、柳合流，完成了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寻求资源的阶段。通过采摭柳文入传，既建立了本时代的思想资源，也无形中有意地让柳宗元与韩愈走到一起。
曾明论胡宿的活法诗学不乏柳宗元的影响
林阳华论柳宗元、元结对沈辽的影响
沈辽对柳宗元深为理解，当他来到愚溪时，作有《愚溪》，诗云：“夫子幽栖十二年，至今使人长叹息。” 柳宗元往日歌咏的永州山水，一方面是他哀叹柳宗元不遇的催化剂，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他寻幽探险的去处，以此同他产生共鸣。
二、思想与政治
翟满桂论柳宗元的重民思想
翟满桂在《论柳宗元“吏为民役”的重民思想及利民活动》（原载《文史博览》2011年第12期）中详论了柳宗元的重民思想。柳宗元主要活动在唐永贞、元和年间，谪居湖南十年。他提出了“吏为民役”的主张，强调保护人民的利益。本文在阐述柳宗元重民思想内涵的同时，展示其“利民”和“民自利”活动实践。重民主张有：均税薄赋、抑制豪强、厚德简刑。利民举措有：一是采取措施，解放奴婢。二是身体力行，重视生产的发展。他亲自组织游民，在柳江南岸的大云寺开荒种地、种菜、种竹、种稻、种树。三是致力于以文化民。他于元和十年六月到达柳州，十月修复孔庙。四是尊重少数民族。柳州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之一。柳宗元很注意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较少一般人的华夷偏见。他是最早描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生活和当时风俗的一位重要作者。
王洪臣论《非国语》的明道意识
王洪臣在《论柳宗元﹤非国语﹥的明道意识》（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柳宗元在《非国语》中对《国语》所记载的不合于“道”的某些内容，从“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几个方面进行了批驳，充分表现出了他的“明道”意识和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郑建钟论柳宗元的大中之道
郑建钟在《论柳宗元天人观的政治逻辑——以“大中之道”为线索》（原载《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中论述了柳宗元的大中之道。柳宗元的天人观突出了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天人之际”转化为现实政治努力的总概括“大中之道”，并将这一理论范畴贯穿于现世的政治原则与政治目标，这种观点在宋明理学后备受诟病。然而，历史最终证明，对天人观的神秘性的解蔽，是现实政治走向现代的一条必由之路，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证明不源于“上帝”，也不源于神秘的“天志”，而源于人自身。
朱璐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
朱璐在《论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对儒家天论思想的完善与创新。借言天道以明人事，是历代儒家所取法的言说方式。秦汉诸儒论“天”带有很强的道德主体性，且偏于伦理而疏于哲理。柳宗元提出元气本原论、反天人感应论及新“天爵”论，从本原、天人关系、以及本体论角度，完善了先秦至中唐儒家天论思想的不足，思辨化的“元气自动”论也为宋明时期的气本论哲学体系开启了端绪。
高会霞论柳宗元统合儒佛思想
高会霞在《柳宗元的“统合儒佛”思想及其复性路向》（原载于《天津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中唐时期，面对佛教压力，为了复兴儒学，柳宗元提出了援佛入儒，统合儒释的思路。柳宗元认为儒佛相合于“性”，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就必须吸取佛教心性论思想精髓，从“复性”入手，而复性思路的提出为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陈洪、赵纪彬论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
陈洪、赵纪彬在《柳宗元的诗歌佛学渊源探析》（原载《北方论丛》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人，其特殊之处在于他从小由于家庭的原因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和对佛教进行长期研究，尤其是在其政治上受到挫折、遭受排挤时，其更加关注和研习佛理以此能从佛理中找到精神慰藉，因此，佛教对其精神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所从事的诗歌创作活动也必然带上佛教的烙印，其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技巧上都与佛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在众多方面呈现佛学的特征。
宋来惠论《永州八记》中的佛心禅意
宋来惠在《从﹤永州八记﹥看柳宗元的佛心禅意》（原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永州八记》字里行间都明显流露着作者的佛心禅意，留下了作者佛学思想的深刻印迹。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静境画面，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永州山水在他笔下所呈现出来的清幽凄美、寂寥空澄的优美的静境画面，字里行间展示出柳宗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佛化人格，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僻静的山水中发掘清寂幽邃的意趣之用心，这种佛心禅意地对美丽山水的独特解读和深刻感悟，对他来说是对凡世尘嚣名利挣扎的一种超然，是对身处逆境诸多痛苦的一种解脱；也是一种佛化自然寻求寄托的精神安慰，更是一种宁静心灵与世无争的自我满足。
张爱梅论《江雪》中的文学意蕴
张爱梅在《柳宗元﹤江雪﹥文化意蕴探析》（原载《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论述了柳宗元永州时期孤独、忧伤与绝望的心情。《江雪》为柳宗元谪居永州所作，短短二十言，写景状物，空灵虚荡，绝非一般的感兴排遣，极尽孤寒与悲怆，是他政治上压抑悲愤、生活上孤独悲凉而至绝望的心情的凝结与沉淀。
闵祥鹏论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
闵祥鹏在《柳宗元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原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于中唐的灾害新思维。：柳宗元在继承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观点的基础上，对天人感应的灾害天谴说、阴阳失调说、时令失序说、鬼神为祟说等灾害思想提出了质疑批判、重新阐释或者辩证分析，并由此提出了中唐灾害的新思维：一是灾害的发生并非天谴，也不能预示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二以灾害为主的环境压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推动力之一；三灾害发生有其自然因素，人类社会与自然灾害之间不能相互感应，消弭灾害不能通过人类社会调和阴阳、顺应时令、敬奉鬼神的方式实现。
赵建军论柳宗元的贬谪心态
赵建军在《从种植诗看柳宗元的贬谪心态——兼与白居易的种植诗相比较》（原载《阴山学刊》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论述了柳宗元的贬谪心态。种植诗创自杜甫，是传统的咏物诗与诗歌题材日常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柳宗元的种植诗中，反映了他被贬之后的复杂心态，即忧生与救治，自负与自怜，绝望与理想。而白居易的种植诗主要反映了他的闲适心态。
李建华论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李建华在《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原载《北方论丛》2012年第2期）中认为：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谢水顺论柳宗元的民法学思想
谢水顺在《柳宗元民法学思想探微》（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中认为：中国古代刑法体系非常发达完善，自古就形成了“重刑轻民”的法律传统。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其刑法学思想相当丰富，而民法学思想相对分散，难成一家之言，但其精微细致处也比较精彩。
曹章庆探析柳宗元谪居永州前期的精神
三、考释与比勘
卢燕新考论柳宗直《西汉文类》
卢燕新在《柳宗直﹤西汉文类﹥考论》（原载《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哲社版）中认为：柳宗直《西汉文类》是今可考唐代为数不多的由唐人编纂且未选唐人诗文的总集，虽然该集已佚，但编纂者柳宗直兄柳宗元所为序文尚存，其他典籍亦保留有是集的相关资料，据此可以考知该集的编纂动因、选录内容及标准、编纂体例及批评特点。尤其重要的是，《西汉文类》纂于唐古文运动盛兴之际，该集所体现的文学观、选学观等与唐古文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吴在庆考补柳文系年
吴在庆在《柳宗元文系年补考》（原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中认为：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等文章的系年，诸家有所不同。其中或有均误系者，今据有关典籍资料重加考订，如《道州文宣王庙碑》乃改系于元和十一年。亦有考其准确作年者，如认为《大鉴禅师碑》应作于元和十年十一月至元和十一年正月之间。又有考定何者为是者，如以为《陆文通墓表》之作年，最早应是元和元年初。
柳宗元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简介:宗元 （773-819），字子厚。河东人，世称柳河东。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溪居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渔翁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唉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金石刻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欧阳修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生平欧阳修幼年丧父，在寡母抚育下读书。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佑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景佑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庆历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以后,又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和元年(1054)八月,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佑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辙、曾巩等人。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佑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以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 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熙宁四年(1071)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卒谥文忠。宋代苏轼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原拓)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影响也最大，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与张秀才第二书》），主张“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与高司谏书》、《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泷冈阡表》等，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但也很有特色。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如《食糟民》、《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但他写得更多、也更成功的，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六一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他的词，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当然，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 欧阳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在经学方面,他研究《诗》、《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外，又自著《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他勤于收集、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取得了显著成绩。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天下翕然师尊之”（苏轼《居士集叙》）。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北宋以及南渡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他的文风，还一直影响到元、明、清各代。苏轼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 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 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 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苏轼生平年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1036 苏轼降生1054 娶王弗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9 举家前往京都1061 仁凤翔判官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1064 任职史馆1065 妻丧1066 父丧；服孝（)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1068 娶王闰之1069 返京；任职史馆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1074 任密州太守1076 任徐州太守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1080 谪居黄州1084 往常州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1126 北宋亡苏轼的三任妻子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苏东坡的绝命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写诗的时间是他死前两个月，看到李公麟为他作的画像后的即兴之作。苏轼轶闻1，苏轼“欺”师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大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但对上文拿捏不准。在苏轼拜见他时，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苏轼笑答：“想当然耳。”实际上，上面典故出自《礼记》，发生在周公身上，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可见功力非凡。2，东坡肉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修苏堤，兴水利，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3，苏轼退房苏轼晚年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肖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这年七月，他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见宋 费衮《梁溪漫志》）逸闻趣事吟诗赴宴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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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类
1、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
2、论辛词的英雄情节
3、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
4、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
5、论韩愈的“以文为诗”。
6、“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
7、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
8、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
9、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
10、元散曲的艺术风格
11、柳宗元的寓言创作
12、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13、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14、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15、论杜牧的七言绝句
16、论归有光的散文
17、论李商隐的无题诗
18、牡丹亭的艺术成就
19、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
20、西游记的奇幼美与诙谐性
21、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
22、金瓶梅人物论
23、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
24、“三言”“二拍中经商题材的时代特色
25、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26、论纳兰性德词
27、苏轼词的主导风格
28、桃花扇人物论
29、秦观词的婉约风格
30、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31、红楼梦的悲剧精神
32、论易安体
33、论陆游诗歌的爱国主题
3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1、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
2、论“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
3、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或《屈原》、
4、论早期的象征派诗歌
5、论周作人早期的散文
6、论丁西林的话剧
7、茅盾小说的独特贡献
8、老舍的小说与“京味”
9、论巴金的《寒夜》
10、论沈从文的〈边城〉
这是作者在参加王叔文等领导的革新失败后,在被贬期间写的一篇政论文章。这里所说的“封建”,指的是我国古代实行过的“封国士,建诸侯”的分封制,与现在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封建”含义不同。这篇政论文章的论题是“封建制”的存废,及其与郡县制的优劣。但其内容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作者以周、秦、汉、唐四代史实作依据,论证了“封建制”的弊端:裂土分国,常形成“末大不掉”的局面,“继世而理”,不能“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世大夫世食禄邑,堵塞贤者发挥才能的机会,指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肯定了秦废分封、立郡县、建立中央集权制的进步性。论文中多论古事,但实质是借以针贬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现实。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维护国家统一,重视“生人之意”的政治思想。写了一周，还剩下三段，弟弟明天回家，我又是一个人了，似乎这是必然，阻止不了也不想阻止。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 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大教堂突然的彩虹，意料之外。模糊却也神秘，似乎这才是对的感觉！唯一不摸图的一张图，大致清楚，感觉可以看看。
这种说法精辟！但又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不过，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其中一个方面：1、“以佛治心”：寡欲少求，避免贪得无厌；2、“以道治身”：修真养性，注重养生，可保身体健康。3、“以儒治世”：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社会各种关系，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佛治心，道治身，儒治世。
佛教到了宋代，各个宗派之间渐渐协调起来。随着宋代理学的发展，佛教有可能与道教、儒教统一起来，终于形成“三教合流”。但这三种宗教毕竟不同，有人以三句话来概括：“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三教合流，各尽其职。若从深一层来看，中国文化到了宋代，则真正走完了它的前半段，或者说基本上确立了体系，后来明清时代则走向晚期了。
儒和道，是同一起源，这个是非常明确，都是源于周公。但这里面的儒家，是指汉代以前的儒家，汉代以后的儒家，从董仲舒起，只是穿了件儒家的衣服而已。有关佛道同源的背景，讲起来比较复杂，也比较敏感，但是我们知道，乔达摩和老子，包括张陵，都得到地祖法藏的亲传，而且从汉朝到唐朝，佛道两家经常是同在一个大院子里居住交流，难分彼此，双方身上都有着对方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