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话：据说这是继道金斯《自私的基因》后最好看的神作。广义理性与狭义理性，两种理性使得人之为人，它们是认知科学与决策科学之剑，也是人类爱与善良之剑！将剑交给那些能够挥舞它的人，现在，少年，这把剑就交给你啦。 作者: [加拿大]基思·斯坦诺维奇 出版社: 机械工业出版社 出版年: 2015-5"我，机器人？" 是的，你是一个机器人！你有两个毫无人性的主人，一个是基因，一个是模因。 它们寄生在你身上，你懵懂无知地为你的主人卖命，哪怕为此丢了脑袋也在所不惜。 体重直线上升，存在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风险，但你还是无法抗拒甜食的诱惑。这是基因主人布下的陷阱，它让你拼命储存能量以繁衍后代，保证它自己可以延续下去。 即使逃出了基因的掌控，你还在模因的魔掌之中：相信自己死后能进天堂，让恐怖分子铤而走险，蹈死不顾；相信意念能治绝症，让很多人把钱源源不断地掏给，即使没有任何疗效也执迷不悟；还有吹嘘各种保健观念、虚荣身份的广告……这些模因都在以你为载体复制传播自己！ 你如同被操纵的“机器人”，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偏离了方向——一心为基因和模因服务，却忘了自身的利益！ 你的生命还有意义吗？你怎么才能逃离被利用的惨境？ 好消息是，你拥有地球上最复杂灵活的智能，有许多可用的“武器”，而在你的“武器库”里，没有什么能比理性思维更强大了。 理性思维代表你的个人利益，在基因目标和个人目标冲突时，确保大脑优先处理个人目标；理性思维帮助你评估你的欲望、信念和目标，确保方向和手段的正确性，避免被模因误导，从而让你更易实现个人目标。 在本书中，斯坦诺维奇将帮助你：重新认识理性思维在人类生存境况中的关键作用，深入理解理性思维运作的机制，提升理性思维能力，从而在生活、事业等各方面做出更为明智的计划和决策，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拥有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 在这场以理性为武器的叛乱中，你将真正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主人。 基思·斯坦诺维奇 （Keith E. Stanovich），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心理学和人类发展科学荣誉退休教授，也是加拿大应用认知科学前研究主席。他的研究领域是推理和阅读的心理学机制。他著有200多篇科学论文和7部书。在一项对于论文引用率的调查中，斯坦诺维奇教授位列引用率最高的50位发展心理学家之一，也是25位最高产的教育心理学家之一。 斯坦诺维奇教授获奖无数。他于2012年荣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桑代克终身成就奖，也是唯一两次获得国际阅读协会颁发的阿尔伯特 J. 哈里斯奖的学者。 斯坦诺维奇教授著有畅销书《对“伪心理学”说不》，该书被全球400多所高等教育机构采用。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理商：为什么聪明人总是做蠢事》获得了2010年格文美尔教育奖。 从人的角度看，人是宇宙的中心，予一切以意义；但在人体深处，从基因的角度看，人不过是其自我复制的载体。自我复制是基因唯一的“目的”，对人类福祉的“关心”仅限于其中有利于基因复制的那一部分，两者利益并不完全重合。比如，完成繁衍，则人对于基因不再有价值，衰老、死亡接踵而来。人类渴求长生，基因报之以癌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人之为人，就是要脱离对于基因的盲从，超越刍狗的命运。——财新传媒主编 王烁你是一个机器人！ 你有两个毫无人性的主人，一个是基因，一个是模因。 你懵懂无知地在为你的主人卖命，哪怕为此丢了脑袋也在所不惜。 这其实就是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揭示的真谛： 你是载体，是不朽的基因复制自身的工具，也是肮脏的模因复制自身的平台。 这是一个令人惶恐不安的现实，这是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剧本。 你该怎么办？你能怎么办？这其实就是作者斯坦诺维奇写这本书的初衷。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道金斯扯下了进化温情脉脉的面纱，让它露出了自己狰狞可怕的面目，可这使你心惊肉跳，惶恐不安。而斯坦诺维奇则在你最无助的时候，悄悄地走过来，拿给你一把剑，教你跟进化的怪兽搏斗，以勇气和智慧战胜它。 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因为这头怪兽在你心里。换句话说，你要跟另一个你战斗。其中的一个你，代表基因和模因的利益，它们是两种可怕的复制子，以追求自身永垂不朽为目标。而另一个你，代表着载体的利益，追求的是个人的目标。两种目标一致的时候，两个你相安无事。可是两者不一致时，它们就要争夺控制权，在你的大脑中爆发冲突。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复制子赢了，作为载体的你就要被牺牲。而载体赢了，复制子就要俯首称臣。 你希望载体赢，因为它就是那个当下的你，那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你，那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你，那个作为机器人的你。 斯坦诺维奇微笑着告诉你，理性能帮你，它就是那把交到你手里的剑。 可是，等你真正拿到那把剑的时候，你才发现，那把剑不那么好使，它甚至会伤着你。为什么？因为那把剑就是模因做的，你握在手里的有可能是敌人送给你的礼物。要真是这样，它就是第五纵队，它会出卖你。你比没剑的时候还要输的惨。 这时，斯坦诺维奇偷偷地在你耳边嘀咕了几句，你才明白： 想叛乱，自己得有两把剑。其中一把剑叫狭义理性，简单地说就是正确做事。 这把剑能保证你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可是，这些结果真的是你（载体）想要的，还是假扮成你的基因或模因想要的，你不知道。因为你此时不考虑自己的目标和欲望是否合理，只想着用合适的办法实现它。说白了，你只想着正确做事，至于事情本身正确不正确，你不在乎。因此，这些被正确完成的事情，有可能并没有体现你的意志，而是在为基因或模因效劳。 好在除了狭义理性之外，你还有广义理性这把剑。这把剑是要确保你做正确的事，而不仅仅是正确做事。 否则，你有可能正确地做了一件对你有害的事。可狭义理性不管这一点，因为它不在乎目标合理不合理，它只在乎手段是否能实现目的。有了广义理性这把剑，你就不那么容易误入歧途了。 不过，要想拿到这两把剑，尤其是拿到广义理性这把剑，很不容易。我猜，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斯坦诺维奇要在最后一章花费那么多笔墨的原因所在了。 当然，在斯坦诺维奇明目张胆地鼓吹机器人叛乱之前，许多东西方的大哲都有过类似的思考。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人生毫无存在的价值。 尼采说，上帝已死，我们需要重估一切价值。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庸说正心修身。这其实都在说，评估能力或批判精神，对我们的精神自由很重要。 因为约束我们的，除了外在的世界，还有内在的大脑。我们大脑中的自发式系统，以及分析式系统中未经反省而获得的部分，很可能都是基因和模因的代理人，它们就是你实现自我的内心枷锁。 可很长时间以来，你作为一个机器人，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些狡猾的代理人不让你想，一切都在按照它们的指令悄悄运行。你就像是一个玩偶，沉沦在欲海中，掉落在欲壑里。 进化生物学家勇敢地揭示了这个可怕的真相。他们的发现引出了一道棘手的难题： 既然基因和模因才是进化的主角，作为进化配角的载体如何捍卫自身的利益 ，如何寻找自身的意义？斯坦诺维奇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给出了有力的回答。 这其实是他对我启发最大的地方。 进化心理学告诉我们， 基因传递是进化的标尺 。有助于基因传递的性状，都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而保留下来，保留在我们的心智中——无论这种性状是合作还是背叛，是亲密还是残忍，是觅食还是择偶，是忠贞还是花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进化心理学家关心的问题是：作为适应装置的人类心智模块，如何解决进化史上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帮助石器时代的人类祖先适应环境，繁衍生息？ 其实，他们这里有一个默认前提，即基因跟载体大多数时候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对基因传递有利的性状，常常也对载体有好处。这些发现让我们坚信，进化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她爱我们。 斯坦诺维奇也承认这一点。他在这本书中也不断强调，基因跟载体大多数时候的关系都很好，像好得能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一样。可是，斯坦诺维奇也敏锐地意识到，在少数情况下，对基因有利的情况未必对载体有利，比如基因组中存在大量垃圾 DNA，比如鲑鱼繁殖之后马上就死，比如有丝分裂过程中的分离畸变。此外，即使在进化环境中作为适应器的某些身心装置，也可能在现代环境中给载体带来巨大代价。 换句话说，进化母亲并不总是慈祥的，她有凶恶的一面。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喜欢吃甜食的装置。在一个缺衣少食的时代，这种装置能保证人类祖先的存活，因为彼时彼地，肥者生存。可到了现在这样食物充裕是时代，这种装置却在很多人身上引发了肥胖，导致了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因此，要是不假思索，只听基因的，有时候就会让自己陷入悲惨境地。 人类大脑中还有很多缺省设置，比如各种各样的认知偏差，它们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进化遗产，也都能在很多类似进化的环境下施展拳脚，帮我们分忧解难，可它们就像甜食设置一样，在现代光怪陆离的新环境下都有可能运行紊乱，轻而易举就让我们犯错误。现代广告业对我们进化心智的利用，就是这一逻辑的自然延伸，只不过它在主动引诱我们犯错误。 其实，在斯坦诺维奇看来，广告业对现代人的利用也暴露了进化心理学家的第二个盲点，即他们忽视了模因的巨大力量。模因是道金斯发明的一个术语，可认为是文化基因。模因是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文化片段，可以从一个大脑进入另外一个人的大脑。 很多时候，模因对它们的寄主都很好，因此它们被寄主接受，安装在头脑中。这其实也是进化心理学家的普遍看法，即我们大多数的信念都对自己有好处，也正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才把它们保留在自己的头脑中。 可是，在斯坦诺维奇看来，进化心理学家忽视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有些模因对我们没好处，自身也不正确，但它们依然能像病毒一样潜入我们的大脑，原因就在于它们太强大，太狡猾，拥有自我复制的巨大优势。 相信自己死后能进天堂的模因，让恐怖分子铤而走险，蹈死不顾。相信意念能治绝症的模因，让很多人把钱源源不断地掏给，即使没有任何疗效也执迷不悟。 不少模因比基因更可怕，更龌龊。基因至少会让载体活到可以繁殖下一代的年纪，可模因就不必对载体这么怜香惜玉，因为它的潜伏期更长。即使一个会让载体万劫不复的模因，它在载体倒霉之前也有无数机会传播自己。可以说，它更冷血，更无情。“洗脑”这个词描述的就是一种被模因感染的载体状态，因为它已丧失了对自己的控制权，彻底变成了模因的傀儡。它做的很多事，或许都对自己没好处，甚至有坏处，可它浑然不觉，因为模因控制着了载体，让载体失去了判断力。载体变成了为模因效劳的仆人，一具行尸走肉。 这，简直是机器人的噩梦。 斯坦诺维奇的这本书，就在告诉你，如何逃离基因的陷阱，模因的噩梦。我说了梗概，更多的内容你需要亲自听他说，我无法代替你完成。还有，我得提醒你，他写的书，我说的话，都是模因，都需要你自己来判断，包括质疑、评估，以及之后的拒绝或接受。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同意他，但你无法忽视他。斯坦诺维奇为你寻找意义开了一个头，但你是否能走好，是否能找到，还是要靠你的手脚，还有大脑。假如你在读了这本书之后，能学着批判性地看待他人和自己的信念，能尝试清除自己头脑中的模因病毒，把健康的模因保留下来，把合理的模因保护起来，那么，恭喜你，你正在发动一场叛乱，一场意义深远的机器人叛乱。 你在真正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主人。 你，作为一个机器人，完全能活得更明白，更透彻，更有意义。不再对盲目的基因俯首帖耳，不再对善变的模因言听计从，而是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价值。简而言之，你可以也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真正的我就是这时的你。 她从未远离，但有待发现，有待实现。 现在，就是叛乱的开始。久违了，这一场期待已久的叛乱。
财新传媒总编王烁春节期间讲了一课——人生的大战略（The Grand Strategy），虽然只有十多分钟，但信息量很大，给我巨大的启发。王总是两年前参加耶鲁“世界学人”项目时，研习了该校名课《国家大战略》，该课讲授者殿堂级学者加迪斯出了新书《论大战略》（On Grand Strategy），王硕读后深深震动。他认为狭义的大战略服务于国家，广义的大战略则服务于每个人。穷则独善吾身，达则兼济天下，就是一种人生大战略。 人生大战略就是你怎么协调必然是有限的能力与有可能是无限的抱负？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你一定是制定并运用自己的人生大战略，运用你的能力、资源来实现你所认为的人生价值。 问题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就像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里所说，战争里的所有事都很简单，但简单的东西最难。人生也一样。 借用加迪斯的智慧，王硕给了我们的人生大战略九点提示。 第一，要敢为天下先。 自我作古，自己为后人树立先例，而不是被前人树立的先例所束缚，所以，绝不要被大人物唬住。大人物的优势是他们身居高位，这恰也是他们的劣势。常识如同氧气，位置越高就越稀薄。位置越高能见度也越小，从下面看着高不可攀，上面的实际情况却是危如累卵。大人物爬得越来越高，结果总是忘记了重力，而重力总会起作用的。 第二，随着你自己位置越升越高，掌控越来越大的格局，你越得泰然行事。 泰然行事并不是因为一切尽在你的掌握，而是因为一切必然完全超出你的掌握。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写俄国名将库图佐夫，在与拿破仑决战时，不动如山，因为沉着、镇定和稳定军心是开炮以后他惟一能做的事情。你的位置越高，领导力就越不在做事情本身，而越集中于发出正确的信号，成为大家合作中彼此协调必需的那个聚焦点。 皇帝新衣的故事当作笑话讲，大家却往往忽视了其合理内涵：假装穿新衣是皇帝的本职工作，所有皇帝都得假装穿着新衣。只要他假装穿着，只要大家假装他穿着，格局就还在。这种事孩子揭穿，是因为孩子确实不懂事。 第三，在一切必然超出掌握的现实里摸索，你得有个方向，但不要过度准备。 德国人打仗以精密计划著称，但就连发明军队总参谋部的那个老毛奇也说，枪声一响，计划就变废纸。人生际遇是一个接一个的偶然，你不可能事先都准备得过来。智者不去探究虚幻的因果链条，而是走一步看一步，只要不是随波逐流，有罗盘提醒自己要去的是哪个方向。 第四，在路上你要带上清单，而不是地图。 那些意外丛生的地方，没有地图可言，而最危险的是自以为有地图。清单提示你要做好那些事先能做的准备，以免意外一击就将你击倒。但清单不是戒条，它只是在各种已知的意外中取最大公约数，准备那些能解决的问题，至于未知的意外，它给你留下了自作决定相机行动的弹性空间。 第五，同样的道理：理论很有用，但你得知道怎么用好它。 克劳塞维茨说，理论就是有例外的规则，而不是包打天下的法则。它是过往经验的结晶，但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有限。它最好的用处是当作训练教材。 关于理论有句话，两头都说到了：所有理论都是错的，好在有些还有用。有用就继续用，别忘了前半句就行。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不是相反，当现实反过来纠正理论时，这是现实对理论的回馈。这时你要感激，不要说傻话，说什么理论不会错是现实错了。 第六，你为未知意外所能做的最好准备，是拥抱自己的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把它们变成你的战略优势。 无论意外来自哪个方向，你都已经做好了对冲。美国总统罗斯福说过，别让我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做什么。有人想将他的军：总统先生，如果都不知道另外一只手在做什么，你的大脑怎么给两只手同时下指令？ 罗斯福：只要能赢，自相矛盾无所谓。 罗斯福这么干可以，你则要注意，同时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并能游刃有余，这种智慧只属于第一流人物。 如果你身边人或手下没有这智慧，你不要轻易置他们处于自相矛盾的境地，这会把他们折磨得痛不欲生。一般人太重视前后一致和自我一致了。 你在现实中管理自相矛盾与前后不一，最好把它们放在不同层级：左手做左手的事，最好别知道右手做的事跟它完全相反；右手也一样。他们接受不了，只要上一层的大脑能接受能处理就行了。 自相矛盾的公式当然不成立，但自相矛盾的现实却最终会找到出路，把它交给时间，交给现实，时间和现实最后会选择方向。 第七，自相矛盾也可以叫作权变，时左时右，时进时退，把这事跟随机乱来分开来的是原则。既要有原则又要通权变，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 原则与权变的大宗师是林肯。有些事对林肯来说是不容谈判的，比如废除奴隶制，但选择在什么时机让大家知道这不容谈判，以及在什么时机做这件事，他掌握得像艺术一样高明。 他宣布南北战争的目标是维护合众国的统一，首先是因为这确实是他的目标，也因为这个目标能在那个时刻凝聚最大限度的支持，要是说为了废奴打仗的话，有一半人马上就散了；战争有自己的动力学，打起来就停不下，得广泛动员资源，黑人参军自然而然地变成战争需要，没有谁会反对；最后，当黑人与白人并肩作战，为合众国流血牺牲，废奴就成为阻力最小的选择。 废奴是目的还是手段？维护国家统一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些停留在争论的话可以争到永远，在现实中则目的手段融为一体。 一切既顺势而为，又自带完美节奏。大高手一旦出手，好像全不费力，能进就进，每有广泛支持就走下一步；该退就退，遇到难关就缩一缩。日拱一卒，偶尔猛进。相反，孤军奋战看起来很美，却大概率失败。 第八，对我们来说，正是因为每天都要在坚持原则与权变之间做取舍，所以分寸感极为重要。 在目的与手段之间，能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择手段会不会使你变成你所憎恨的那种人？这些终极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人生大战略要将有限的能力与无限的抱负协调起来，协调就意味着两者相互依存，缺了哪个都不行：没有稳定就谈不上正义，没有正义的稳定无价值；没有战争就没有和平，不为了和平的战争无意义，等等等等。为分寸下的最好定义来自马基雅维利，他称之为美德（Virtue）：做不得不做的事，但不为它所驾驭。 第九，这导出最后一条，也是只有你才能为自己选择的一条。协调有限能力与无限抱负的人生大战略，关键在分寸，每个人都得决定自己的分寸在哪里。 你的分寸在哪里？加迪斯给我们提了个建议：分寸要向自由（freedom）倾斜。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在稳定与正义之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在所有这些与那些之间，分寸要向保护自由倾斜，这里的自由指消极自由，即每个人免受别人干预的那种自由。 总结一下，所讲人生大战略，它是将有限能力与无限抱负协调起来的元思维； 人生未可知，你我怎么管理不确定性？怎么在不确定性之下管理自己？ 计划和理论可以帮我们一段路，但最后只能靠自己在未知地带摸索；我们无法超越任何一种重要的两难情境，惟一可以选的，是分寸。 讲完九点提示后，王硕强烈推荐了《论大战略》这本书，但它还没有中译本，对于我这种英文很烂的人，只能遗憾了，坐等中译本上市。 王硕在课程的结束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什么时候，是靠着自相矛盾走出困境的？ 王烁在课程的结尾是这么说的，在这个降维风险越来越大的时代，希望你有十足勇气，朝着自己要去的方向，带上清单，有计划但不执着于计划，有理论但不盲从于理论，时左时右，退一进二，不得不做的事那就放手去做，而又不被它所驾驭，在未知中航行，最终到达你的天命。
1、王烁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财新周刊》总编辑。 2、王烁曾任财新传媒执行总编辑。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财新周刊》总编辑。 王烁于1995至1998年担任《人民日报》国际编辑，于1998年加入《财经》直至2009年11月。王烁是《财经》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财经》执行主编，主导过多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如《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等。 3、王烁的所获荣誉 王烁领导的编辑记者团队在国际上屡获殊荣，曾获国际调查报道学会“2003年度杰出国际调查新闻奖荣誉提名奖”； 凭借SARS报道，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2004年古柯索国际新闻奖荣誉提名奖”。 王烁领导的财新传媒作为“独立媒体的先锋”，获得斯坦福大学颁发的2011年度肖伦斯特新闻奖。 2012年，王烁获选世界经济论坛年度“全球青年领袖”。 2014年，王烁荣获道富集团亚太区金融机构新闻奖之“杰出机构新闻贡献奖大奖”。 2016年，王烁入选“耶鲁世界学者”。 2018年，王烁受邀任瑞士Stars基金会国际理事会委员。
严格意义上，记者与编辑的区别是传统媒体定义的，有明显的专业分工。你可以简单理解成记者是负责采访和写稿的，编辑是改稿和审稿的。所以在社会上、田间地头大家一般接触到的都是专业记者。
传统媒体的记者是分条线、分区域的。比如你是财经行业的大佬接触的大多是财经记者、大学校长教授见得更多的是教育行业的记者。这就是前者分条线的意思，基本上是按领域分的。后者按区域分的，比如你家水管爆了没人来修、捡钱包了这种一般是城区部记者负责，同理可证田间地头、翻山越岭这种传说中最艰苦的就是县域部记者。我的第一份日报工作就在这里展开，其实也挺有意思的，苦乐都是宝贵的人生经历嘛。
在之前传统媒体兴盛年代，为记者提供获取新闻线索渠道还有通讯员和接线员。通讯员不是专业记者，一般是基于其单位沟通宣传的需要，一般由单位的宣传部门指定专人担任；接线员是媒体单位内部工作人员，以接听致电群众电话为主，做简单记录，把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上报到线索平台，由相关记者继续跟进。
按稿件制作流程来看以记者为主，通讯员和接线员的帮助为辅，可以算是媒体工作的前端吧。
编辑主要负责的是编稿和改稿，从专业角度看，个人感觉报纸编辑对稿件的改动较大，杂志编辑对稿件的改动较小。网站编辑基本没有改稿的权利，对单篇稿件大多数情况只做发布的基本操作，新媒体的情况稍后另说哈。
除此之外，广电系统也是大致如此分类。具体细节欢迎广电口的媒体同行在下面留言补充。另外，还有一些以接受外界投稿为主的媒体、包括出版社，也有编辑岗位，只是这里就没有专业记者的供稿了。
辅助编辑工作的有专业的校对，主要是文字校对，这就比较类似于稿件制作的中后段，整个流程的中端了。
听之前的老记者和媒体领导说过，之前编辑大多是做过资深记者的，在我刚去媒体工作时情况略有改变。编辑、记者轮岗的情况也比之前的频次和范围小了很多。
再往上就是媒体的管理层了，总编就是媒体的职位天花板了。
那个年代想成为真正的编辑记者是要考证的，考取资格证（见页面标题图）后，再根据媒体单位的名额换证。然后还要定期送审，同时接受大众监督，不能有违规违纪行为出现。边界感清晰，职责分明，也便于大众理解。
二者边界开始模糊，职责不清，职能开始混淆和记者证的效力减弱以及互联网行业的崛起，媒体行业变革的时代背景有关。
1.网络媒体崛起，各个传统媒体开始成立自己的网站，开始有网站编辑这一职位。职责以信息采集和稿件的略微改编为主，不以采访和原创性稿件为主，虽然后来也吸纳了一些传统媒体的优秀采编但是主体职能并没有和传统编辑记者完全一致。网站编辑也大多数没有采编资格证，网络媒体单位也没有换证资格，所以这就是网站编辑的由来。
2.商业网站开始大量崛起，网站编辑岗位所需人才量加大。虽然都没有采编资格，但是基于自身业务的需要，编辑职位开始内部细分，比如原创编辑，很多时候就行使了“采访+写作”的职能。当时饱受诟病的“小编”，就是时代变革初期与人们对传统媒体编辑认知不相同时的暗讽与抵抗。
3.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当然也可以说是移动媒体时代，采访（少量且小规模，多内部）+写作+编辑+发布+运营为一身。新媒体编辑，或者多种职能融合的新媒体内容运营职位开始发展。这种基于自媒体的运营方式，后来也被各类企业作为掌握流量密码，降低获客成本的重要方式。从一两个人，发展到一个团队 6-8 人左右。好处就是不再有采编矛盾，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营销号”霸屏现象。总体来说，还是职能、所属权与信息安全的问题。
所以，本质上来说，记者编辑的区别核心还是采访权的所属问题。至于专业是否细分化的问题还是那句“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最后至于称呼的问题，好像很少有人称呼“王编辑”“李编辑”的，做记者的时候倒是经常有人喊我“肖记者”。在媒体行业，好像我们一般习惯叫“王主编”“李主编”的，只有在遇到总编辑的时候会尊称、敬称“某总”。毕竟作为整个传媒集团的最高管理者，叫一声总也不为过。
记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行业。 记者节 也是我国仅有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有记者就会有编辑，记者的工作是新闻采访。编辑的工作是整理内容放上网站里。下面，就随我一起看看记者与编辑的内容吧。
记者是一种职业，也是一种行业。主要从事新闻纪录，新闻报道等。记者要持证采访，也就是记者证。
编辑是一种工作类别，也是一类职业身份。指对作品等进行编写。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士，中文被称为“编辑”或修改，编辑属于一种职业，其对应英文词汇为Editor。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为主编或总编辑（总编）。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的综合性学科，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编辑工作是现代出版事业的中心环节。
记者和编辑区别还是很大的工作的内容完全不同。 记者，一个无比光荣的职业，又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多数记者在工作中都会碰到因为自己是聘任记者而受到单位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曾经一度在深圳大学教书的方宏进，在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聘任为主持人以后，成为《东方时空》的元老级人物、《焦点访谈》的主力主持。
可他依然是以往的身份，编制也不在中央电视台。如同中国人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活必须领取“暂住证”一样，他不是中央台正式进入的工作人员，就只能享受“长期临时”聘任待遇——仿佛让你进中央电视台工作就是一种恩赐，就别提待遇公正不公正了。为了区分正式与聘任人员的差别，他们手中的中央电视台出入证就有区别，别的新闻单位也有类似的现象。
编制永远是制度设计不完善造成的，更是中国新闻人的阵痛。在中国，暂时还不能说有真正的职业记者，记者多数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的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准公务员，有编制的国家给予理应获得的所有待遇，没有编制的只能靠干活吃饭——随时没有饭吃就走人，国家不养着。这些人，干多干少，绝对不一样，有的人可以月薪8000元，有的人只能1000元多一点。
原因就是跑腿多，上稿多，编版多，获奖多，或者拉赞助多，回报多——个别的记者还拿红包多。这些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单位只是出了一个“名分”而已。但对于有编制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即使他们请假一个月，或旷工一个月，单位也不敢开除，人家正式员工，工资不能少一分，谁奈他何？
记者：找选题（自己找或编辑安排）、采访，成稿，交给编辑。不坐班，时间自由掌握，来去自由。
编辑：收到记者的稿子，安排版面，安排头条，次头条和各个位置。给记者的稿子修改标题，尽量起吸引人的，内容在排版时，可适当删减。也可以想一些专题，让记者去按编辑的选题写稿子。编辑通常要值班，下班晚，要等记者都交稿后才开始工作。
网站：没有采访权，很少有网站有自己的记者。主要是编辑，摘选纸媒的新闻放到网站上。
【结束语】以上的内容就是我为大家带来记者跟编辑的区别，记者虽辛苦、不易。但是编辑也不容易，毕竟记者的时间大部分都是由自己安排的，而编辑要等记者把内容发给自己，才能整理上传。
1、职务不同
记者：新闻记者按工作性质分为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广播记者、电视记者、网络记者；
按报道内容分为政治记者、军事记者、经济记者、文教记者、科技记者、体育记者等；
按地区分为本地记者、驻外记者、特派记者等。新闻机构为了专题采访报道或专门地区、部门的采访报道，还聘请编制以外的特约记者。
编辑：编辑的分类包括两种，文字编辑（Copy Editor）和美术编辑（Art editor）。
2、工作内容不同
记者：记者的表现方式可以分为报道、专题、调查采访、专访、精确报导等等。
编辑：主要负责行文措辞、知识点描述、内容结构，后者则需要揣摩分析著作的选题、中心思想、学术真伪、理论价值，所以编辑具有专业偏向性，比如文学、教育学、哲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都有相关的编辑工作。
3、任职单位不同
记者：记者主要在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杂志社、通讯社等机构工作。
编辑：出版社、杂志社、网络媒体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记者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编辑
王波明。王波明担任广东《财经》杂志总编辑，杨浪担任《财经》杂志副总编辑，何刚为《财经》杂志执行主编，法蛮担任《财经》杂志副主编。
南叶北胡指的是叶檀和胡舒立。北胡指的是胡舒立，南叶指的是叶檀。北胡南叶是吴晓波对中国财经评论界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女才子胡舒立、叶檀的称誉。
北胡南叶概述
北胡南叶中，北胡指的就是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南叶指的著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叶檀，现《每日经济新闻》主笔、《解放日报》经济评论员，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在《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财经国家周刊》、FT中文网等多家媒体开辟财经评论专栏。
所谓南叶北胡，人们用武侠式的称号形容财经传媒界两位精干的女性。而与胡舒立相比，叶檀市场派急先锋的特性更为明显，她以一种急切的叙述方式，仿佛将当代中国拉回到几十年前的美国，那个最终被证明是危机四伏的繁荣期。
你好，您想问的是财经杂志总编辑是什么级别吗？通过查询相关资料显示，财经杂志总编辑是正部级干部级别。总编辑是新闻或出版单位的负责人，国家新闻或出版单位为司局级行政职务。负责研究、制定和实施工作方针，组织领导编辑部日常业务工作。不设置社长的新闻、出版单位，总编辑除管理编辑业务外，还要管理行政工作；设置社长的单位，总编辑专门管理编辑业务。总编辑是媒体事业之中，负责编辑、采访业务部门的主管。
你说的财经杂志吗？财经杂志的执行主编是何刚，管内容的；幕后老板是总编王波明，他同时也是《财经》隶属的联办传媒集团的董事局主席。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王波明。王波明担任广东《财经》杂志总编辑，杨浪担任《财经》杂志副总编辑，何刚为《财经》杂志执行主编，法蛮担任《财经》杂志副主编。
王波明厉害。王波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专业，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曾在美国纽约交易所任职。1987年回国后，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1990年代初，亲自组织和实施了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创了多项投融资先例，是中国投资方面资深专家和经济学家，现任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社长。是非常厉害的人物。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纽约股票交易所。这一天成为金融界及实业界的噩梦。持续很久的牛市当天惊人下落，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指数骤跌508点，一天内跌去的股票价值总额是1929年华尔街大崩溃时跌去价值总额的两倍。混乱中，价值超过6亿美元的股票被抛售。震荡也冲击到东京和伦敦。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观望了这场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混乱。后来，有人称他为“华人圈里第一个目睹了‘黑色星期一’的人”。他就是王波明，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中的自发推动者。那时，他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在纽约交易所做数据整理员，满怀着年轻人的激情，雄心勃勃地期待开创一番事业。在这个年轻人眼里，“黑色星期一”背后的传奇性和神秘，远远超过了它的灰暗和恐怖。旁观者清，王波明对证券市场的作用有了深入的了解。他觉得证券市场能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大展身手。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成为他的理想之一。尽管历史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但是，总有一些身影在历史远去的时候异常清晰。王波明即是其一。 1988年下半年，王波明和同是海归的高西庆一起，给高层写了封信，大意是：中国的农村改革在1986年已经基本完成，而城市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而城市经济改革，首先就是金融改革、股份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他们是幸运的，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因为在同时，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为主的政府部门，也开始探讨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可行性。1988年9月8日，北京万寿宾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在这里悄然举行。这拉开了中国资本市场创立的序幕。该会议是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的名义组织的，名为“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当时，王波明刚从纽约股票交易所辞职回国大约两三个月，他也参加了这个会。当时到会的一共有一二十人，包括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中创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农信公司总经理王岐山，以及时任外贸部部长助理的周小川等。多年以后，《证券市场周刊》总编方泉在一个讲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会议上，称他们是“年轻的有先见头脑的金融官僚”。该会议就如何组建北京证券交易所方面进行了讨论。当时，张晓彬介绍了他和王岐山共同草拟的建立北京股票交易所的建议书。会议对交易所应该设在北京还是上海，争论很热烈。会议之后，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编写材料，最后定下来由中创公司组织策划，提供经费和办公场所。于是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和王波明等人，共同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也就是后来被简称的“白皮书”）。他们充分运用在国外的所学，搭建起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基本框架。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拿到了“白皮书”以后，很快就回复，表示要专门召开汇报会，这就有了1988年11月9日的“中南海汇报会”。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表示：先由基层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和筹划。后来被总结为“民间推动，政府支持”。1989年1月15日，九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发起了一个会，讨论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筹备工作。很多国家级的金融机构也参加了会议。这被戏称为“北京华尔街会议”。“九大非银金融机构包括中信、光大、北京国投、中创等，最后确定，参与这个事情的公司要每家拿出50万元人民币，作为组建机构的经费。”方泉介绍说。这个机构就取名为“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又正式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成立时间是1989年3月15日，王波明出任副总干事，理事长为经叔平。 证券交易所应该建在北京还是上海？这是一个问题。1990年三四月份，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知道“联办”后，向他们发出了邀请，并表示可以解决他们的户口问题。成立了筹划交易所小组，尉文渊任组长。1990年8月，中央出台《开发浦东纲要》，明确提出把上海建成远东金融中心。这时候，上海和深圳开始争夺中国第一个证券市场的开业权。北京，已经被落在后面。一个插曲是：朱镕基在加拿大访问时，就宣布上海要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而且年底就要开张。这使得深圳变得被动起来。不过，深圳还是抢在了前头，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同年12月19日，上交所开业。深交所开张的时候，中央还没有批，就用红布盖着牌子，仅搞了一个小仪式，宣布可以交易了，可想而知，交易单自然也寥寥。经过两年的努力，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了。而王波明自股市成型后，一直游离于核心圈外。他一直任职“联办”副总干事，以及“联办”旗下一揽子财经媒体的社长或总编，包括《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王波明如今为人低调，《财经》联席主编杨大明回忆说，他只接受过王安的采访，当时王是在写一本书。或许，面对自己曾经那么投入的一个事业成果——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成长的中国股市，王波明应是无语最好。这位股市的设计者之一，依然率性，骨子里依然崇尚勇敢，依然用漫不经心的神态，悠然于这几大财经媒体；叼着烟卷，擎着老茶杯，在烟雾缭绕里，怀揣着对激情的膜拜，继续打造他的梦想。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国债协会理事《财经》杂志总编《证券市场周刊》社长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金融硕士。曾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任经济师,参与中国初期资本市场的建立，包括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参与设计了中国第一个投资基金，从而开创了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先河；曾被世界经济论坛推选为“全球未来领导”成员。王波明作为证券市场的早期主要推动人之一积极推动、策划并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