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1895年—1969年）：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1898～1965）：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储安平（1909-1966）：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乃器（1897-1977）：任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平反）
章伯钧（1895年—1969年）：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1898～1965）：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储安平（1909-1966）：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乃器（1897-1977）：任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平反）拓展资料一、五大右派章伯钧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这次发言是后来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罗隆基曾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发言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彭文应曾发表言论包括“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被打成右派。储安平因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被打成右派。陈仁炳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1949 年6月16日上午，中国民主同盟在北平创办的机关报《光明日报》，出版了它的第一张报纸。社长章伯钧，总编辑胡愈之，秘书长萨空了，总经理林仲易。
1969－1970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下乡知青1970－1973年陕西省延安地区宜君县委宣传部、县委办公室干部1973－1974年陕西省延安地委办公室干部1974－1979年光明日报社国内部记者1979－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硕士研究生1982－1984年光明日报社政治经济部记者,群工部副主任1984－1984年光明日报社群工部主任1984－1986年光明日报社总编室主任1986－1995年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1995－2000年光明日报社总编辑2000－2001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2001－2001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2001－2002年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2－2003年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03－2006年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其间：－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6－2008年人民日报社社长2008－2013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2013－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兼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 中共第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穆欣，原名杜蓬莱，河南扶沟人，1920年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创办了《战斗报》。1940年参与创办《抗战日报》（后称《晋绥日报》），任通讯采访部主任。1946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特派员、解放军第四兵团分社社长、云南分社社长，志愿军第三兵团农宣传部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1956年后，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外文发行出版局副局长兼人民画报社社长、总编辑。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南线巡回》、《邹韬奋》、《关向应传略》、《陈赓大将》、《穆欣通讯选》、《王震传》、《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劫后长忆》等。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8月31日，他与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杀，老舍去世，储安平则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随后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两人有关系，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同僚，在各自的领域共同为建立新中国的事业而奔走呼告。
1、胡适
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参与编辑《竟生旬报》。1917年7月从美国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数十年，担任过中文系主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务。
讲授过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概要、唐宋思想史等课程。在留学期间，便投稿《新青年》，首先倡导白话文，主张进行文学革新。回国后，参加编辑《新青年》，反对孔教和封建伦理道德，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
1922年离开《新青年》，主办《努力周报》。“九一八”事变之后创办《独立评论》周刊，积极主张“西化”。193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回国后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2、胡愈之
1914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后任编辑。次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编辑出版《公理日报》。1927年4月13日与郑振铎等联合发表对蒋介石四一二政变的抗议信，次年流亡法国。
1930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国际法学院，1931年回国。曾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世界知识》。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任《半月国际》主编。1936年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8年在武汉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处长。武汉沦陷后，到桂林与范长江创办《国际新闻》社，并创办文化供应社。1940年赴新加坡主编《南洋商报》。新加坡沦陷后，流亡印度尼西亚。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新加坡与陈嘉庚创办《南任日报》。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南方总支部常委、马来亚支部主任委员。1948年经香港到华北解放区。
扩展资料：
两人的主要学术成就
1、胡适
胡适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在于他为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所做出的努力。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自胡适开创之后，又有一批哲学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金岳霖和冯契等人不断的在哲学思想上的精进。
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征程，而且显示了胡适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的转换中所作的开创之功。因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换，是在胡适的勇于创新精神的烛照下不断向前推进的。
2、胡愈之
号召全社会支持、宣传、提倡普通话。在世界语运动方面，他是中外闻名的活动家，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领导者，他积极从事世界语的学习、传播、组织、领导的工作，并撰文《世界语与中国文字的改革》、《国际语的理想与现实》、《世界语四十年》等。
热情宣传世界语的理想与目的，并详细介绍了世界语结构的11种特征及其在语言学上的价值。胡愈之的著作还有《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胡愈之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6月，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天津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张建星简介中的第七段最后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1983年，张建星大学毕业。富于诗人气质的他最大的理想是当个作家，最后却不情愿地成了一名记者。但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报社。张建星不甘寂寞，觉得自己一定会在新闻事业上有所成就。1984年冬，他主动请缨赴东北三省沿线采访，冒着-40℃的严寒，坐马车、爬犁，沿途走到中国最北端北极村，每天发稿，成为《天津日报》的热点报道。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张建星又争取到作为随军记者赴火场一线采访。张建星在新闻事业上一发不可收拾。《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1988年，出版长篇经济纪实著作《万众突围》；在90年代初《天津日报》为他开的个人专栏“今早相会”中，他谈改革、话观念，成为全国新闻界的知名人物；1995年获得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1999年，他提出了“以图片带版面，以版面带新闻，以新闻带记者，以记者带队伍”的办报操作思路，继而，又针对激烈的报业市场竞争，以做强做大党委机关报为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主打新闻，深度报道，精作副刊，提高品质”的理念，开展了一系列报纸改革。很快，《天津日报》从传统的机关报脱胎成一份带有都市风格的报纸，即在创新中唱好主旋律，突出权威性和深度报道，令市民群众耳目一新，喜闻乐见。为迎接中国50华诞，他亲自组建了“50年50版工作室”，不仅优秀地完成了报道任务，而且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机制，并派生出以后的“百名记者百年行工作室”、“凯歌行进80年工作室”。张建星亲自担纲的“国庆50周年庆典”报道，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实现了历史的突破零的突破。当日报纸珍藏版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首次永久收藏，成为该馆收藏的惟一一份当代报纸。而2000年1月1日的“新世纪特刊”总数为108版，创造了机关报一天版数最多的纪录，在海内外反响强烈。2000年8月，张建星被任命为天津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接手的时候，报社的经营状况不容乐观，可以说是账面没钱、库里没纸。张建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扭转乾坤，但他是那种可以失败却绝不能被吓倒的人。上任以后，他提出“合闸、整顿、改革”的操作目标和“办好报纸为中心，强化管理为保障，体制创新为动力，扭亏增盈为目标，跨越发展为方向”的工作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定岗定编、减员增效、实行末位淘汰制，广告实行全面代理制，发行组建公司，任用年轻有为的干部到关键的岗位，首次实行预决算制度，等等。8个月以后，报社扭亏为盈了。
天津解放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天津在各大城市中率先出版了新中国最早的晚报《新生晚报》。薪火相传，今天的《今晚报》，已经成为天津市目前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国报业著名品牌。 解放前，天津各种晚报纷纷登台亮相。从1945年到1948年，天津先后发刊的晚报就有《自由晚报》、《新生晚报》、《大众晚报》、《人民晚报》、《夜报》、《民国晚报》、《大路晚报》、《真善美晚报》等8家，其中除《民国晚报》是附属于《民国日报》的国民党党报外，其余都是独立经营的。这些报纸中以《新生晚报》影响最大，其它多无特色，销路也甚窄。创刊于1946年7月31日的《新生晚报》社长是常小川，发起人和第一任总编辑是张道良（今名张道梁），随后约请马际融任总编辑。分工上，马际融分管副刊和本市新闻，张道梁任主笔，编要闻版，管理社内外事务。天津解放后，则由贺照担任总编辑。《新生晚报》平时日销量在一万五到两万份左右，社址设在罗斯福路240号（今和平路百货大楼旁），1956年搬出。《新生晚报》在南京、北平、沈阳等处约有记者，经常拍发专电。该报也像其它报纸一样“偷电”，即通过电台接收各大报、通讯社的电讯，同时，也有自己的专电。如张道梁与北京《世界日报》成舍我约定，每日中午定时由两家晚报以长途电话交换上午各自采访的新闻，由马际融负责记录并写成新闻稿。报道上，《新生晚报》晚报特点比较突出，时事新闻迅速翔实，重要新闻多当天消息。配合新闻的评论和专页文章，许多谈得比较深刻，为一般群众喜闻乐见。因为报道倾向于人民，曾多次受到国民党天津当局的警告。如1946年9月3日，该报播发了解放军解放大同的消息后，国民党市党部即派人带着特务持枪到报馆质问威吓，后经常小川托人疏通才平息。《新生晚报》有七个周刊，即“文艺大地”、“读书”、“人物”、“妇女”、“星期专页”、“报与报人”、“宗教论坛”。其中不乏名家作品，如北京著名作家徐凌霄和张中行均开辟了专栏。由于该报是由基督教百万基金会资助的，《宗教论坛》由教徒乔维熊编辑，报社只负责校对、印刷等，其它并无宗教色彩。《新生晚报》的政治态度，开始基本上是中立的，以后逐渐倾向革命。同时，其负责人张道梁、马际融等与中共人士也有联系。更重要的是，解放前的天津地下记者协会在《新生晚报》发展了8名地下成员，其中就包括解放后成为总编辑的贺照等，编辑部基本上已处于“地下记协”的控制之下。正是由于《新生晚报》表现不错，解放后得以继续刊行。 1949年1月15日当天，《新生晚报》和《民国日报》发行了天津解放的号外。随后，旧有各报一律停刊。1月18日，党中央给北平、天津两市市委发了指示，要求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经过市军管会文教部对旧有报刊的审阅，3月，《新生晚报》复刊。复刊后的《新生晚报》，仍然为民办报纸，社长仍然是常小川。工作人员大体上是原班人马，贺照担任总编辑，张道梁、马际融改办书店，后分别从事其它工作。但是，在新的环境下究竟如何办晚报，许多问题不清楚，加之也没有别的晚报可以借鉴、参考，因而思想放不开，总的来说，版面反而不如解放前的《新生晚报》生动活泼，发行量也仅万八千份。随着1951年“三反”“五反”的进行，社长常小川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报纸的控制。1952年夏，《新生晚报》原有资金财产或没收或退回，《新生晚报》收归公营，要求常小川自动离职。经历了短暂的停刊后，更名为《新晚报》继续出版。 《新晚报》社址仍在原《新生晚报》的社址，仍然是贺照担任总编辑。但《新晚报》的性质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完全公营，归市委宣传部领导，行政主管机构为文化局。同时，也增加了人力和设备。然而，对于如何办出晚报特色，当时领导上和报社负责人则似乎都缺乏考虑，因而报纸内容比较简单枯燥，读者意见很大，订报者越来越少，从而销路日窄，经济困难，入不敷出。1953年初，市委宣传部领导对报社领导提出了批评、建议，报社同志的思想有所解放，内容渐见起色。内容上，《副刊》坚持“杂俎”的方针，面向一般读者（具体读者也可看、愿看），内容越来越广，版面越来越活，不少栏目成了读者欢迎、关心、每日必读的栏目。新闻报道面也日见广阔，有的抓住重大事件，连续报道，有的则着重反映天津人民的新风尚，反映天津的社会新面貌，有消息，有特写，有专访，有专栏，大都以短小精悍的文字，表现天津各方面的新变化随着报纸内容的改进，销路日广，收入日多，经过了两三年，财政收支达到了平衡有余。《新晚报》后期发行量达到十几万份。 1960年6月30日，《新晚报》在头版发表了简短的“本报启事”，声明：本报今日终刊，和天津工人日报、天津青年报合并，七月一日创刊天津晚报。各单位和读者所有同本报联系的一切事宜，请继续与天津晚报联系。1960年7月1日，《天津晚报》正式创刊。《天津晚报》的“创刊词”，表明了这份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对象、主要任务、内容结构和办报特色。创刊词称：天津晚报是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的一张综合性的报纸，以城市人民为主要对象。它将遵照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围绕党的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配合和辅助天津日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向全市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创刊词称：天津晚报在宣传报道中力求准确、鲜明、生动、活泼，认真贯彻全党办报的方针，努力提高报道的质量。《天津晚报》面向市民，抓住市民这一共性，晚报天地自然宽阔了。随着晚报的发展，销量达二十万份左右，为历来天津的晚报所未有。这些销路，绝大多数是自愿、自费订购的，说明广大群众喜欢阅读晚报。内容上，晚报也不断改进。其一，由于全国晚报多了，新华社每天上午播发国内外时事新闻，晚报的时事新闻比以前充实多了。其二，《副刊》的质量、格调不断提高。谢觉哉等老革命家和冰心、老舍、谢国桢等一批名家都成为晚报的作者。其三，增加了文体版，几家晚报合作，经常互发专电，充实了报道内容。其四，本市新闻方面增加了移风易俗的报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天津晚报》仍能正常出版。1967年1月，全国报界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天津晚报》面临灭顶之灾。1月6日，《天津晚报》总第2067号报纸如常出版，当天4个版面。而1967年1月7日，代替这份报纸的是一纸“查封《天津日报》、《天津晚报》声明”。这份声明没有报头、没有总刊发序号，落款为：天津市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等。 改革开放春风吹来，全国一批晚报相继复刊、创刊，天津人民关于恢复天津晚报的要求和呼声十分强烈。1983年8月，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正式发出《关于恢复出版<天津晚报>的批复》，原则同意天津日报社关于出版《天津晚报》的请示。1983年11月，中共天津市委办公厅正式给市委宣传部发出《关于我市晚报定名<今晚报>的函复》。文件明确：经市委领导同志批示，同意我市晚报定名《今晚报》。随着《今晚报》的复刊，天津晚报重新获得了新生。1984年7月1日，由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题写报头的《今晚报》横空出世，很快成为中国晚报界“四大名旦”之一。进入21世纪，《今晚报》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报业发行百强”之一、“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中国媒体标杆品牌”，其海外版遍及各大洲，品牌价值高达亿元。特别是，《今晚报》在天津人民心中形成口碑，被公认是天津城市的名片。今晚报业发展如日中天。1997年岁末，被列为天津重点工程之一的今晚大厦建成。今晚大厦是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经过数年的努力，由今晚报投资数亿元兴建的。1998年初，今晚报正式搬入大厦办公。2005年9月，今晚传媒集团成立，今已形成拥有《今晚报》、《渤海早报》、《天津老年时报》、《今晚经济周报》、《中国技术市场》、《智力》杂志、《家庭育儿》杂志、《今日天津》画刊以及今晚网在内的“五报三刊一网”的新格局。今晚传媒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众多公司，业务涉及广告经营、发行快递、酒店、网络技术、印刷、文体发展、人力资源、餐饮、投资、保险代理等。今晚传媒集团经过深化两分开的体制改革，正向着跨区域、跨媒体发展的战略目标前进。今晚报新增了《今晚报数字报刊》浏览今晚报数字报刊，在这里您可以阅读采用新型媒体技术，结合网站互动的多媒体报纸。通过今晚报多媒体版您将看到版面中相关新闻的广告，不仅仅是平面图案而是新闻图片或广告以视频、Flash等多种形式呈现。采用带有区域定位的版面图在网页中直接显示，点击版面图中的任何区域，即可看到对应的文章、图片或广告。
是我国经过了30年的解放运动，特别是3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打垮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在建国的前夕，《光明日报》诞生了。《光明日报》初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1949年7月起，《光明日报》就陆续开始创办《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新语文》等各种专刊，开始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1953年起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合办。1957年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对象始终没有改变。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4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的光明日报社编制方案明确规定：光明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此报的顺序号从创刊第一号“号”的称谓一直延续至今，区别于其他某些报纸“期”的称谓。此报当时的零售价为旧币制20元，后升至200元一份。当时《光明日报》社社址在北平西长安街32号，编辑、印刷厂在石驸马大街90号，报社社长未署名，当时报社设有8个部处组，分别有联系电话。 从《光明日报》报纸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当今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 《光明日报》创刊以来，为党紧密联系和激励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光明日报》从一份民主党派机关报发展为党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成为“党的喉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有报纸26家。根据中央对进步、反动、中间性质的旧有报业不同的处理意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平旧有报业的处理除保留《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二家私营报外皆予查封。旋即由于《世界日报》在刊登新华社来稿的同时还发布国民党新闻稿件，2月25日被当作国民党CC系报纸而没收。时隔2个多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曾提出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的意见，中共中央指定由中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国民主同盟接收原北平《世界日报》的产业及人员。《世界日报》是由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人办三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报业家成舍我于1925年2月创办的民营报纸。该报除了主要进行军事、政治新闻报道外，同时还兼重教育新闻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占领北平，《世界日报》停刊。此时《世界日报》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社会影响极大。其规模、设备、编辑、作者队伍堪称全国一流水平。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0日于北平原地复刊。当时民盟集中了较多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素有办报的传统，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1949年5月14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第11次会议，商讨接手、改造《世界日报》的事宜，就当时黑暗的旧中国面临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光明的政治背景，会议通过决议将报名定为《光明日报》，同时决定5月16日正式接收报馆，社址仍用原《世界日报》西长安街的社址。创刊报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也有人认为是沈钧儒先生所题写的，两者之中无论是谁题写的，这一报头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先后题写了上百家报纸的报头，《光明日报》却是极少数非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报纸之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6月16日新报出版，由民盟总部所主办的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于北平横空出世。办报伊始《光明日报》每天出版对开四版，星期六增出对开四版称之为增刊，主要有“学术”、“新语文”、“历史教学”、“文学评论”等。版式上采用传统的仍是竖排法。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对排版格式进行改革，开国内报纸横行排版的先河。众所周知，在此以前，我国报纸历来都是竖排版的，没有横排的先例。当时《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前苏联的《消息报》很相似，于是把《消息报》作为参考标志进行文字排版改革，最终全国第二大报《光明日报》成了中国第一份文字改版的报纸。到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紧接着全国报刊积极响应。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前，《光明日报》虽说是由民主党派主办，但同时也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领导。办报经费按照公营报纸实行“供给制”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拨给办报所需要的资金和设备及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社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是第一任社长。历任总编基本上是由具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人士担任，如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第三任常芝青除了是民主党派人士外都是共产党员，第四任储安平则只是民主党派人士。 《光明日报》创办之时就将主要读者定位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报道内容除了重要的国内外时事之外，主要是有关知识界的各种情况。随着1952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根据民盟的政治任务明确规定：《光明日报》以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作为报纸的中心内容。此后，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内容每期几乎占1/4的版面。加上《光明日报》拥有诸如包括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梅兰芳、程砚秋、俞伯平、沈从文、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大批著名的精英作者。《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众多报纸中特色鲜明，受到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为大力报道抗美援朝内容，《光明日报》的副刊除“历史教学”外全都被取消了，但不久之后《光明日报》又陆续创办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副刊。从1954年春到1957年上半年反右开始，《光明日报》副刊的发展进入到“文革”前的巅峰时期。《光明日报》在全国非常畅销，成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感到自己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权，促进“双百方针”的顺利推进，毛主席及党中央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工具来调动知识分子的激情。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特别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问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让民主党派独自办报。4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章伯钧仍继续就任社长之职。紧接着在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将文艺、学术思想问题的“争鸣”转变为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对此毛主席又一次专门召开了新闻出版界代表的座谈会，其中就办报而言，他认为“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样一来，在“整风”、“鸣放”阶段，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们显出了无比的热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储安平以《光明日报》名义，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九大城市采访，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座谈纪录11次，共占了12个版，约13万字”。在整风发言中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章伯钧、储安平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的言论。以此同时，《光明日报》作为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成当时全国两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大胆刊出各种“鸣放”声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光明日报》被定为推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成为新闻界的“毒蛇”，被点名批评：“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章、储两人均被当作“大右派”揪出，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光明日报》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大跃进”，新闻界内部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宣布了《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这个纲要其中强调了“千方百计地利用广大读者的来信，使读者来信真正成为丰富报纸内容的源泉，每月争取刊用读者来信600件至1000件……”。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新闻界掀起了相互竞赛的热潮。《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一改“同人办报”、“专家办报”的作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开门办报。“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各地文教部门建立了五百多个通讯组，发展了近两千名通讯员”。这样一来，稿件猛增，篇幅显得紧张，于是10月25日编委会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毛主席看了这个启事后，认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根据主席的意见，11月2日’又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大跃进时期，报社内也搞大跃进，如排字房案提出“比干劲，放‘卫星’，排字案工显奇能；不论编辑删、倒、花，政治挂帅克服它!”校对室提出“质量要好保时间，分分秒秒都抢先，政治挂帅鼓干劲，校对卫星飞满天”，如同其他报纸一样，《光明日报》也成为推动“大跃进”的有力工具。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报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到1968年底，大多数报纸停办，全国报纸数量降为历史最低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光明日报》便是能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全国性报纸之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形成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宣传机构，负责披露“最高指示”、新的运动口号以及运动的最新“战略部署”。“两报一刊”成为全国舆论的指挥棒，是全国人民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当时全国报纸的内容及版式皆以“两报一刊”为样版。内容上，《光明日报》的副刊和专刊全部取消，大量转载刊登政治性的文章，学术色彩削弱，内容单一化。版式上，以《光明日报》报头为例，原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为改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形象，就有人提出换掉以前的报头，请毛主席题写。直到1964年夏天，报社穆欣同志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而毛主席认为(《光明日报》)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他曾说过，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写。情况并非这样，郭老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为避免因《光明日报》报头非毛主席所题写，而遭到“造反派”的挑剔，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1966年12月24日，报社同志用毛主席1963年1月9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词末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中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主席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开始使用，此后沿用至今。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新闻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78年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于5月份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使之成为以宣传科学、教育为主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在国内报业中第一家提出不刊登一般性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内容，最先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引语由黑体变成宋体，随后其他党报纷纷效仿。改版后的《光明日报》在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放在报道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保持报纸的学术色彩，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发表意见。《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了了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均转载了此文。到5月底，全国共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逐步开展，形成了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3年，总编辑徐光春提出了改革报纸宣传的十二个转变，其中一切的关键是实现“变科教文报为综合性报纸”。1994年8月，党中央批准光明日报社为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光明日报》成为全国性重要党报。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虽然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努力把报纸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宗旨始终没有变，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这一鲜明特色没有变。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人，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英国三年，攻读政治学。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出任新华书店经理、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50年代初先后加入九三学社和中国民盟，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委员。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1966年8月31日，他与老舍同一日投湖自杀，老舍去世，储安平则自杀未遂，被造反派押回九三学社，看管起来，随后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6月，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大学毕业后，只身乘船赴美留学，1929年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1930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他曾先后做过测量员、绘图员、货运员等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波士顿参加了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工作，任机关报《先锋报》的编辑。1932年在纽约加入了共产国际美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执行委员、书记，纽约《救国时报》编辑，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1939年底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他将自己的名字余宰扬改成了余光生。曾任张闻天的秘书兼管延安华侨事务。延安《解放日报》创刊后，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任该报副总编辑、国际版主编。1942年3月至1943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中直、军直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6年5月任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委员、总编辑。1945年11月任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常务委员。1946年2月至11月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代理社长。5月至11月任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2月调东北工作。1946年底，国民党在东北不断对解放区发动进攻。为了保证东北战场的人员和物资的运输，加强东北铁路运输的领导，考虑到余光生在美国学的是铁路运输专业，余光生于1947年2月被党中央派往东北，任东北铁路局第二局长，协助吕正操局长工作。由此开始，余光生一直奋斗在我国的铁路运输战线上。1947年2月至1948年任东北铁路管理总局第二局长。1948年8月至9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第二副部长。同年9月至1949年3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铁道部副部长。1949年3月起任东北铁路总局局长。5月起任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委员。8月至9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驻东北特派员，中长铁路理事会主席。1950年12月至1953年2月任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政治委员。1953年5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1954年9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委员。1955年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副部长兼运输总局局长，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兼党组书记（至1956年6月）。1978年6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春桥（1917年－2005年4月21日），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政治家，理论家。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他是四人帮成员、文化大革命主要策划者。男，汉族，1917年2月生，山东巨野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2年至1934年在山东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济南参与创建右翼文学组织“华蒂社”。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担任上海杂志公司校对员。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化名“狄克”，在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上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抗战期间到延安，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1940年赴晋察冀解放区，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1949年7月至9月任新闻日报管委会委员。1949年随军进入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至1953年1月）。1950年6月至1954年4月任新华通讯社华东总分社社长。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1月至8月任《解放日报》社总编辑。1955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5月至1957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文艺工作部部长。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59年1月起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1966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6年5月至1969年9月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起任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起）。1975年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职至1976年10月），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为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1975年2月起为中央军委委员、常委，任职至1976年10月）。1976年10月6日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公开审判，1981年1月25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鉴于张春桥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将对其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逝。
[张春桥](1917—)山东巨野人。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张春桥](1917—)山东巨野人。1931年至1934年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1933年春参与发起成立华蒂社，成为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1935年5月到上海，从事文化写作。其间曾同国民党中统特务有过联系。1937年9月返回济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到达延安。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隐瞒个人加入反动组织的历史。此后从事革命的宣传文化工作。曾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1949年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宣传“左”倾思想。1965年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时起，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7年初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制造上海“一月风暴”，在全国刮起夺权风。此后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等职。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被选为中共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他伙同江青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疯狂地进行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煽动打倒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挑动武斗，残酷迫害老干部，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对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6年10月，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7月经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被永远开除党籍，并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