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与行为摘要：态度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从拉皮尔所做的那个“言行不一”实验开始已经有相当一段长时间了，社会心理学家最初对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微弱相关感到惊奇，而转向研究内在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并在什么条件下，会影响我们的外在行为。本文综述了之前关于态度是否能预测行为的经典实验和社会学家据此得出的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态度对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并提出未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应该充分考虑内隐态度测量。根据这些理论设计出一年级小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的实验关键词：态度；行为；行为预测1 引言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经典的一个研究理论，在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块基石。而态度对人类社会行为活动预测，或者说态度对我们行为活动的影响更是社会心理学家积极关注的焦点问题。最初，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研究人们的态度就是为了预测他们的行为。然而态度真能预测我们的行为吗？日常生活中，我们深信着这一观点。在某些行为上，我们却似乎表现得有些“伪君子” 。如在一些许多颂扬以增强健康和体能为宣传口号的体育竞技赛背后，有很多卷烟等有害健康产品的广告，而且广告内容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又如我们知道也害怕巧克力的高热量，却总抵制不住美味的诱惑。这就像罗伯特?埃布而森所说，我们“精通并擅长为自己的行为找原因，但却非常不善于做我们已找到原因的事。”2 关于态度的概述什么是态度 首先将态度这一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的是Spencer和，他们认为态度是一种把判断和思考导向一定方向的先有观念和先有倾向。这种看法被后来的实验所证实，1888年，Langer发现，如果被试集中注意即将做出的反应，其反应时间比没有这种预先准备的情况要短。这种预先的准备状况就是所谓的态度。在此之后，许多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发现了，态度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应的制约作用。 1919年，托马斯等人在研究波兰移民问题时，为了说明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了态度的内涵，首次使态度成为社会心理学家的重要课题。态度概念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支持。后来心理学家们对态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态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对态度的经典解释有三种。 奥尔波特 () (1935)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总结归纳了的各种有关态度定义，在此基础上出6个要素: ①结构(get)。态度是人对于适应环境状况和对象的整体生命结构; ②行为的准备状态(readiness)，态度是对于某种活动的准备状态; ③心理基础(psy-choligical basis)，态度及其实际行为的准备状态是社会行为重要的心理意识因素; ④持续性(permanence)，态度是人用特定方式对有关对象或状况给予持续性反应的心理准备状态; ⑤学习性(learned nature)，态度是经验保持的结果,具有后天获得的倾向性; ⑥评价性(evaluative nature)，态度是对于环境事物趋离行为的意向,因此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性[4]。基于上述,他认为“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准备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者动力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奥尔波特把态度作为一种潜伏的内部准备状态，与神经过程统一起来，并强调经验在态度形成中的作用。 克雷奇（Krech）等人在1948年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问题》一书中提出，态度是“一种和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动机、情绪知觉和认识过程所组成的持久结构”。这个定义既强调了态度构成心理活动的意志过程，又强调了认知过程，强调了主动性，而不是对环境的被动反应。他的定义忽略了过去经验，强调现在的主观经验，把人当做会思考并主动将事物加以建构的个体，反映了认知派的理论主张。 弗里德曼（）在他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中，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提出了态度的定义，认为人的态度是一种带有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的持久系统。他的定义强调了态度的组成及特性。 综合上面的定义的共同之处，我们认为所谓社会态度，是指一个人对某一特定对象所持有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1]对于态度的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态度是一种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内在心理倾向。人们通常认为态度总是显露在外部表情、谈吐与举动中，这称为态度行为。其实态度也可以不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藏于心中。而且态度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经过丰富社会实践才形成的，是一种人的后天心理反应倾向。态度不是与生具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态度总有一定的对象。态度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群体，如民族、种族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众。态度的对象指的是与态度主题相联系的、被主题所指向的具有社会性的人、事、物、关系、价值等。他们一旦成为态度的对象，就称作态度客体。任何一种态度总是对一定的客体而发生的，它反映了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 再有，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它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这叫态度的抗变性。但并不意味着态度就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是随着人们社会互动的对象以及互动范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里所说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是指它不易改变。 最后，态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它在其它心理过程基础上综合而成，包括认知、情感、意向三种心理过程。因此，态度作为“心理反应倾向”，会有不同的内容。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倾向，如社会理想，对某人的看法等；也有以意向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如赞成或反对的态度。[2]态度的构成因素 尽管心理学家对态度概念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弗里德曼的态度组成理论：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认知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具有的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和信念，包括感知、思维、理解等。认知成分是态度其余部分的基础。情感成分指伴随态度的认知成分而产生的情绪或情感。情感成分是态度的核心与关键，既影响认知成分，也影响着行为倾向成分。行为倾向成分则指个体对态度对象企图表现出来的行为意图。 三种构成成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 除上述提及的三个结构成分之外，态度还被认为具有许多动机功能，包括知识经验（组织关于世界的信息）、工具性（获得奖励并避免惩罚）、自我防御（管理情绪冲突）、价值观体现（表达关于自我、个人价值观及自我身份的意识）、一致性（保持个人一致性观点）和独特性（将个体从相似的社会群体区分出来）。 我们可以将态度功能概括为态度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注意什么样的对象，决定着人们怎样加工有关对象的信息，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的体验，也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进行反应的先定倾向，并且在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中保护自己，向他人表达自己。3 态度与行为预测 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态度与行为是紧密相连。通常，我们假定态度能够至少是部分决定人们的行为。对此，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掀起以态度为中心的研究热潮。态度能预测行为吗经典实验 关于态度对行为预测的研究，可以说是始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Richard Lapiere）在1934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不仅提供了看待人类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还激起新的研究浪潮和许多后续研究。[3]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并且这种带有歧视的行为非常普遍且被人广泛接受。例如，一些旅馆、餐馆常有拒绝为一些种族或少数民族的人提供服务的规定，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拉皮尔决定利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规定来验证他的观点。与那些为人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他的研究理论假设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他们口头表达的社会态度很少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人们的言行并不一致。 这项研究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着重探讨真实的行为，第二部分是评估与其相关的假设性态度。 在真实行为阶段，拉皮尔与他的中国朋友开车两次沿太平洋海岸线周游美国，对这对中国夫妇所受到的礼遇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但并没有告诉这对中国夫妇。他解释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详细情况，就会变得不自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会降低研究的效度。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拉皮尔给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寄了一份问卷，问卷与真实访问之间有6个月的时间间隔。他对于这种间隔的说明是：他希望让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得以消退。问卷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你愿意在自己的旅馆或餐厅接待中国客人吗？”餐馆、咖啡馆共返回81份问卷，旅馆返回了47份问卷，回收率为51％。为了进一步确保问卷的回答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拉皮尔同时让另外32家旅馆和96家餐馆对同样的问卷作出回答，它们与中国夫妇访问过的餐馆、旅馆在同一地区。 在将近3年之后，拉皮尔终于有了确切的资料以对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进行比较。结果拉皮尔称，在251个他们曾光顾过的旅馆和餐馆中，他们只受到过一例由于他的这对同伴是异族所带来的冷遇。除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外，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待遇， 6个月后，那些寄往他们曾经访问和未曾访问过的地方的调查问卷所得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拉皮尔与中国夫妇到过的旅馆、餐馆、咖啡馆、旅行者之家（超过90％）都回答说他们将不会接待中国人。另外，来自于他们未到过的地区的回答，其分布状况实质上也是一样的。这就表明，研究结果并没有受旅行者最近造访的影响。 在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拉皮尔将焦点主要集中在调查个人真实态度的问卷缺乏效度。他提出：“直接比较对问卷回答的反应和对实际经历的反应是不可能的”。但他否认彻底排除问卷的有用性。他的建议是，在确定人们对假设性情景的假设性态度时，这些资料是有用的。因此他得出他的研究结论，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在面对某一真实的特定情景或特定人物时将如何表现的话，对假设性情景的口头回答（即态度问卷）是远远不够的。他主张，只有通过研究真实社会情景中的人的行为，才能可*地测量一个人的社会态度。其他后续研究 拉皮尔的研究结果，立即引起了大量的批评意见。有的认为，以一封信中对简单的是非题的回答为基础，不能有效的测量个人对某一群体的态度。例如，答题人大脑中对“中国人”表象，也许与他们实际遇得到的这对中国夫妇完全不同，他自己也提到“这对夫妇很有风度、富有魅力，并能很快赢得那些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钦佩与尊重”。又或者说，这种态度外显量表测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诸如被试反应粗心、极端化、默认、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一些有关信、效度的争议。还有人认为，在他们3人访问过的地方的人中，只有半数对问卷做出了回答，也许那些花时间回答问卷的人正是对亚洲人有极端偏见的人。最后一种批评意见是，6个月后，对问卷题目做出回答的人也许已经不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那些人了。 针对第一种批评意见，即测量技术上的缺陷，他们改良了测量技术，一种内隐(间接)测量技术随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早期的间接测量曾使用过不显眼的行为测量以及丢失的信件程序，而瞳孔反应、皮肤导电反应、面部肌电图等生理测量技术则一直延用至今[4]。对于现今的态度测量特别是内隐态度的测量或者说态度的内隐测量来说，更多的是内隐联想测验，情感性启动等等技术。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人们是否会花更多的时间将积极词汇与黑人面孔联系起来（与将积极词汇与白人面孔联系的时间比较）以测量内隐的种族态度。 但其他后续研究仍然发现，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很低，基本在之间[5]。与此同时同时，相关论的证据也不断出现。就在拉皮尔研究不久1936年美国人盖洛普运用抽样调查法，以预测投票率与实际投票率相差不到1%的准确性，成功地预测了罗斯福总统的当选。又比如Gibb等人的研究表明对自杀的态度直接导致行为的预想以及行为的发生。 研究结果似乎不尽如人意，于是研究者开始不完全否认态度和行为的直接关联，而转向对态度行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且一些影响因素得到很好的控制。社会心理学家Wicker(1969)曾就种族关系、工作满意和教室消磨时间等课题，进行了45次有关态度和行为联系的测量，只有9次落在此范围内。为此，Wicker得出结论:“作为一个整体，这些研究表明，与态度和行为密切有关这一说法相比，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态度与外显行为没有联系或只有极少的联系”。 ．3启示 心理学家对皮拉尔德研究反应就像一名运动员在极富挑战性的比赛中的反应一样。他们有的对此进行强烈的批评，有的研究者开始试图解释为什么态度的评估不能预测个人的真实行为，还有的还有的研究者试图发现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很少有对这几个方向进行综合研究，一般的研究都是用方便的原则只用一种理论作为框架，至今还没有研究去探索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理论，也许不同类型的态度行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但这些尚无明确的定论[6]。态度行为关系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无论是消费，管理，犯罪，健康等等都会涉及到通过态度的转变来预测行为，多学科的研究往往是不同重点的，所以采用的理论也有很大的差异[7]。 对态度的一些理论而言，如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我认为这些理论未必是孤立存在的，也许它们之间有嵌套作用，比如态度的强度可以嵌套在计划行为理论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而计划行为理论由可以嵌套在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中。作理论比较分析，而不仅仅做相关分析，这也许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 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有较多方面的研究方向，我这里要讲的是态度何时能预测到行为。 Taylor, Peplau和Sears(1997)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把导致态度与行为一致的因素概括为五类:态度的强度、态度的稳定性、行为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显著性、情景的压力等。 最近的一项研究是， 和（1999）综合了在此之前的对态度与行为关系影响因素分析，认为在通过态度预测行为时，应考察三个变量:态度的激活、态度的特性、行为的情景界定[8]。 （1）态度的激活：每个人有成千上万中态度。在多数时候，特定的态度并不进入我们的意识域，并且许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是无意识的或自发的，即我们无思而行。而某一态度要影响行为，它就一定要被激活，从记忆中进入意识域。态度要被激活的一种途径是安排一定的场景，呈现态度对象。当然不同的态度被激活的容易程度不一样，也就是它们有不同的态度可及性。一些态度如刻板类型可及性高，只要态度对象呈现即会被自动激活。而一个态度可及性越高，它对我们太度对象的分类、判断和我们的应为影响也就越大。态度的可及性通过激活速度来测量。 （2）态度的特性：态度的特性影响态度与行为的关系：①情绪-认知关系的一致性。态度的情绪性涉及对态度对象的情感评价，而认知成分指有关态度对象的一种信念。这两者之间一致性越强，态度与行为的联系就越强。在面对队里说服信息时，高一致性态度持有者往往会贬低对立信息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态度的抗变性；②直接经验。在与行为的一致性上，直接经验的的态度往往比间接获得的态度一致性要高。这是因为直接经验的态度大多数根源于过去的行为，建立与过去行为体验基础上的态度在将来的重复发生的概率要高；③强度。建立在直接经验上的态度，其强度高，态度与行为的关系紧密（也就是说，某态度的经验强度高，态度行为一致性高）。一个态度的情绪度高，或与个体自身利益关系高导致态度的重要性和确定性提高（它们都是态度的结构强度变量），那么，它对行为的预测性就好。 （3）行为的情景界定：我们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态度所影响，而且受他人的行为、他人发现我们的行为动机的可能性、情景限定等影响。情景限定指的是他人了解你的行为并作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的可能性。情景限定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再有他人互动的场合、群体压力场合或参照群体的场合，个体与他人对立态度尤其是弱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关系弱化。 另外，内在态度结构与行为预测也有密切关系。Millar和Tesser指出，内在态度被激活的结构层次没有必要与个体决定要怎样行动的结构层次一样，也就是说，在同一时点，态度评价和实际行为结构可以不一样。但只有两者结构一致，例如这两者的认知层面、情绪层面结构上是同质的，有态度的结构去预测行为的可*性才高。3研究设计：一年级小学生学习态度对学习成绩的预测及建议问题的提出 学习态度是态度中的一种，它必然具备上述关于态度的成分与特性，因此，我们可以从态度的定义中为学习态度下一个定义：学习态度是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内部准备状态,包括对学习目的的认识、学习活动的动力、学习活动的计划性以及从事学习活动的坚持性等方面[9]。 小学一年级是可以说是我们正式进入学习生涯的一年。根据先前的研究，我们已尽知道学习的态度是影响学习成就的关键因素，一个学生有了积极的学习态度，就能产生克服困难的毅力，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反之，一个学生如果没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即使有较高的智商也难取得好的学习成绩[10]。但这研究大都是针对一些大学生，中学生而言，对一年级小学这一特殊的群体是否如此？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此时就开始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将对将来的学习有着不可沽量的作用。研究设计．1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5个普通小学的一年级下半学期约500名左右的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施测。．2研究方法 从已有的一些学习态度自陈量表，选出一些题目，自编量表。量表的题目不仅要在信度、效度上符合要求，而且根据小学一年级识字不多的情况，要尽量选取简单易做的题目，便于低年级学生的阅读和理解。必要时，也可在旁进行适当的辅导。 在此同时，结合观察法和访谈法。去旁听几节课程，在暗中观察学生的行为反映做出记录，记录要全面、准确。尤其对上课特别不认真和特别认真的学生加以关注，进行访谈。访谈要在学生本人，同学，老师和家长几个方面。 根据量表得出的分数和观察法、访谈法中得出的结论，把学生根据学习态度分为即优、良、中和差。 最后把学生单元及期末考试试卷的考试得分进行相加，求取平均分。用SPSS进行数据相关分析。分析结果，看学生学习态度是否与学习成绩有显著相关。4个人后记：让“好”态度成为行为，让“坏”态度不影响行动 我们大众对态度与行为的流行观点是态度在强烈的影响行为，但令人惊奇也让人困惑的是，态度这个通常被人认为是我们对一些事物或人的感情的东西竟然经常不能很好的预测行为。这个发现让社会心理学家急于去寻找我们常常言行不一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所表露的态度和做出的行为各自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它们两者之间也会互相影响着另一方。 我们的态度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如果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小化；如果态度与预测的行为紧密相关，比方说投票；如果态度是强有力的，被某事提醒我们牢记这点，或通过直接经验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情况下，我们所想所感与我们的行为会紧密相关。让我们下一个结论，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就像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同时，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态度行为的关系是：态度源于行为，态度高于行为，态度对行为有指导作用，同时，态度要接受行为的检验，也就是，态度要在行为过程中不断创新。也即：行为决定态度，态度反作用于行为。 态度与行为的这种 “扑朔迷离”关系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对于“好”的态度，赶紧去付之行动。例如说，我们在某个想在某个重要方面改变自己时，最好不要等待顿悟或灵感，去做就行了。对于“不好”态度，我们只要付出一点努力就能克服它。如在一些我们真的需要我们做出行动的时候，写那篇论文、打那个电话、见那个人等等，尽管非常不情愿那么做，但我们还是能克服自己。就实际应用而言，态度决定一切更有实际价值，良好的态度总是能带来良好的结局。这是我们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工作态度，不断的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而形成好的、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习惯、性格，使自己走向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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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人的行动
作者：[奥地利]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译者：余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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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年份：2013-1-1
页数：1016
内容简介：
作为其思想集大成的晚年扛鼎之作的《人的行动》，米塞斯先是假定有一个“先验的”人类行动的“公理”，在这个公理基础上，他一步步地推导出了他眼中的人类社会经济运作的种种安排和运行原理，最后构建出了他的“人类行动学”的逻辑大厦。
人的行动学（Praxeology，或译人的行为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意指人对于环境及他人有所反应而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一词最先在1890年被A埃斯比纳斯（Alfred Espinas）提出，但真正为人所知的则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稍后所提出的理论。
米塞斯试着探索经济学的根基。如同其他奥地利经济学派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学者一样，米塞斯反对使用观察的方式研究人类行为。他认为人类的行为太过复杂，不可能将其以解构的方式进行研究，而且人类的害羞本性使得他们的行为总是无法被正确的观察。也因此，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是，观察人的行动或者试图以历史资料解释人类的社会科学研究，都难以避免的会受到其他种种没有注意到的研究变因所影响。
在《人的行动》一书中，米塞斯主张自由市场机制不但可以完全取代任何政府计划的体制，更重要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根基。他将复杂的市场解释为无数的意识、有意识的行动、选择和个人偏好的结果。最终决定市场现象——供求、价格、生产方式，甚至盈亏的，是个人主观价值判断所反映出的个人选择。虽然政府可以设置价格，但最后还是个体自身，通过对于资金、产品和服务的选择和行动，真正决定了价格。因此，米塞斯不把经济学作为对于材料、服务和产品的研究，而是对于人的行动的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代表人物，被誉为“奥地利学派的院长”，其理论影响了之后的诸多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罗斯巴德等人。
译者：余晖，1963年出生于江西省铅山县。先后毕业于江西财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助教、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基金会项目官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网络心理学
网络心理学是一个新兴的网络名词。那么什么是网络心理学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网络心理学，相信能带给大家启发。
一、网络：作为心理与行为存在的“第三空间”
工具的使用对于人类进化的作用从来都是哲学家和进化研究者们在探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时最重要的主题。互联网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复杂前景最广阔的工具，它因而远远超越了作为人类工具的意义和价值。它不仅全面改变了个人的行为方式，而且深刻改变了人际互动和群体行为的组织方式。
互联网全面超越了人类传统的工具，表现在其共享性、智能性和渗透性。互联网的本质作用体现在个人思想和群体智慧的交流与共享;互联网对人类行为效能影响的根本基础在于其智能属性，它能部分替代人类完成甚为复杂的信息加工功能;互联网对人类行为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在于其发挥作用的方式能够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无所不在地渗透。
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名著《技术与时间》中，从技术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假说：“在物理学的无机物和生物学的有机物之间有第三类存在者，即属于技术物体一类的有机化的无机物。这些有机化的无机物贯穿着特有的动力，它既和物理动力相关又和生物动力相关，但不能被归结为二者的‘总和’或‘产物’。”。在我们看来，互联网正是这样一种“第三类存在者”。互联网首先依存于计算机和网络硬件，但是其支撑控制软件与信息内容的生成和运作又构成自成一体的系统，有其自身的动力演化机制。所谓的“网络空间”， 就是介于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之间的“第三空间”。
心理学深入互联网，正是要探索这个第三空间中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存在方式和演变规律。随着互联网技术和应用的迅猛发展，网络心理学正处在迅速的孕育和形成过程中，并且必将成为心理科学发展的一个创意无限的重要领域。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网络空间从文本环境转变为多媒体环境，从人机互动转变为社会互动，使它成为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虚拟世界。在第三空间这个新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中，一定会衍生出反映人类行为方式和内心经验的新的规律，包括相关的生理反应、行为表现、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后，手机、平板电脑等个人终端和网络覆盖的普及带来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便利性，人们在深层的心理层面上很容易将网络空间看做是自己思想与人格的延伸。伴随着网络互动产生的放大效应，人们甚至会感到自己的思想与他人的思想可以轻易相通，甚至可以混合重构为一体。个人思想之间的界线模糊了，融合智慧正在成为人类思想史上新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也正在改写人类的思想史。从人类众多生产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人的行为模式的改变也将会是持续不断的。从人类行为规律的层面探索这种改变及其效果，这样的研究问题就像网络本身一样令人兴奋和充满挑战。
二、网络空间的心理特性：行为重构的基点
对个体的心理活动来说，网络空间的心理特性体现为基本的空间特性、时间特性、人际特性和自我特性，分别对应的就是网络空间的跨越性、非同步性、匿名性和去抑制性。从人的行为的属性来说，这四个特性也是网络与人的结合带来的人的行为的新属性，是在传统的环境和空间中所不具备的。这些新的特性是在网络环境下重新审视和分析人的行为结构的基点。
跨越性
网络跨越性体现在空间距离的跨越，空间距离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力在网络空间被大大减弱。便利的多媒体在网络中的传递可以让人们跨越地理空间上的阻隔、物理的障碍进行互动和连接，包括信息分享和交换、商品交易和情感联结。这样的便利性一方面扩展了个体的生活广度，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之前不太可能获得的商品、信息或者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也改变着个体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定位，可以随时随地处理工作和生活相关事务让自我知觉的影响范围更大。因此，跨越性一方面使得个体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分割，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便利，另一方面也无形中扩大了个体的心理空间和行为范围。
非同步性
现实中的人际交往和互动，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但是网络的一大特性正是提供非同步性的交流沟通，通过邮件、论坛、个人主页、博客甚至即时通讯工具来实现。非同步性交流虽然部分不够及时，但是却为个体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性和控制性。个体可以基于这一特性，随时终止或者开始沟通;同时，也给了个体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选择回应的方式，而不必担心可能因慌乱而出错，带来人际损害;非同步性允许个体同一时间内开展多重社交,在沟通中感受到更多的可控性和自主性。更重要的是，非同步性以网络存储技术作为基础，能以多种形式的大数据形成巨量的群体智慧。个体在心理上可以随时面对群体智慧的存在，提取信息或者贡献自己的创造。非同步性使得个体与人类智慧活动的关系得以改变，对于人类智慧的进化发展和文明活动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匿名性
匿名性是指个体在网络空间里可以隐匿自己的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和身份信息、外貌特征甚至人格倾向，体现了人际互动的一种新的行为方式特点。个体在网络空间中可以随意变换自己的个人特征，也可以控制何时及多大程度上表露自己的人格信息。网络的匿名性对于处于自我认同发展期的青少年尤其具有吸引力，使青少年能够利用网络来进行自我认同实验，有助于其自我认同的探索和获得。同时，这样的特性对于那些在现实中因外在特征受到限制的人可以有选择性地呈现，从而促进关系的建立。
去抑制性
根据Zimbardo的研究，抑制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受自我意识、对社会影响的察觉和对公众看法的担心所约束的行为。根据这个定义，去抑制可以被描述为这些因素的缺乏;或从相反的角度，去抑制可以被视为公共意识的减弱，这将导致降低对他人看法的关注。而网络环境中的匿名技术和行为方式就会带来“去抑制效应”。这种特性的影响可能表现为两种方向：一是人们可能会利用它表现令人不快的举动或情绪，通常是辱骂他人或者实施网络欺负等行为;另一种情况是它可能让人们诚实而开放地面对某些个人问题，而这些问题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是无法讨论的。由于去抑制性的影响，个体在网络中就可能发表一些较为奇怪和独特的言论、呈现出比较标新立异的装扮、分享独特见解或者经历，甚至分享自己的生活等。这种网络上的“晒”和“秀”的展示性已经成为网络行为的一个特点。
网络空间的上述四种心理特性，可以用作描述网络行为的基本维度。当一个行为置于这个属性体系之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网络中行为的特点和差异，更深入地理解网络中行为的相互联系。
三、网络心理与行为研究的类型：行为研究体系的重构
Gosling和 Mason将心理学中的互联网研究分为三类：(1)转换性研究，指将传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应用到互联网上，如在线调查;(2)现象性研究，指由网络激发的行为或者基于网络的行为，如网络欺负;(3)新兴类研究，指使用新的方法来研究已有的主题，如谣言。这种分类可以清晰地看到互联网对心理学研究的价值，特别是方法价值。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互联网与心理学研究的关系，可以将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分为三种类型：基于网络的研究、源于网络的研究和融于网络的研究。这种分类其实是以互联网为依据对人的行为范畴的一种重构。“基于网络的研究”是指将网络作为研究人心理和行为的工具和方法，作为收集数据和测试模型的平台，如进行网上调查、网络测评等。
“源于网络的研究”是指将网络看做是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因素，是依据传统心理学的视角考察网络使用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网络是人类行为演化过程中全新的影响因素，能够全方位地影响人的行为，从基本的语词加工机制再到群体智慧的无限可能性，网络正在改变着人类行为进化的进程。源于网络的研究正是要探讨这种网络改变行为的机制。
“融于网络的研究”是指将网络看作是一个能够寄存和展示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独立空间，来探讨网络空间中个人和群体的独特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以及网络内外心理与行为的相互作用，这类研究内容包括社交网站中的人际关系、体现网络自我表露风格的“网络人格”等。
以上这三类研究从不同的出发点和行为层面对网络和行为进行了重构。这样一个行为重构的研究体系，能有助于更系统深入地探讨行为在网络时代中的不同属性和特征。
四、发展中的网络心理学：行为重构的领域实践
网络心理学，是指对互联网使用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进行研究的心理学领域或心理学分支，从网络心理学诞生之初至如今的蓬勃发展，网络心理学对行为的界定和重构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
1984年，Sherry Turkle出版了Second Life：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可以算是首次系统提出对计算机技术和人类关系进行探讨的学术著作。此后，Elwork 和Gutkin提出计算机时代的行为科学研究，一系列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从教育心理、信息加工、到情绪管理和心理健康领域，均有涉及。1985年，《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杂志创立，开始发表计算机、网络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研究论文，这标志着学术界对网络心理学的重视和认可。
时至今日，已经有超过20种学术期刊发表网络心理与行为的.相关论文，年发表量数以千计，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攀升。Yan 和Zheng用个体生命发展阶段来比喻网络心理学的发展，认为目前的网络心理学正处于“青少年”阶段。其原因为：一方面，这一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儿童期”期间，已经发展出了基本知识和方法论基础，具备了从儿童期过渡到青少年的基本能力;但另一方面在智力上还没有完全成熟，还没有被广泛认可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在未来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在所有网络心理学的研究主题中，有些研究主题格外受到了研究者和社会大众的关注，其中包括(1)网络成瘾、网络欺负等因为网络的迅速普及而出现的新型问题行为，由于其在年青一代中的发生率较高、可能存在独特的发生机制而引起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和临床工作者的关注;(2)网络社交、网络游戏、网络交易、网络色情等受欢迎的网络功能使用行为，由于其庞大的使用群体、巨大的市场收益和产业链条以及潜在的高危成瘾倾向，是目前网络使用行为中最受关注的行为，从其行为特点到对个体的影响，均有涉及;(3)网络情境下的教与学，不但使传统的教学互动得以扩展，并且发展出多种新型的在线学习方式，那么网络中的教与学的过程存在哪些独特的特征、如何最大化实现网络教与学的效果、哪些因素可能会促进学习等问题均引起了研究者和教学实践者的兴趣;(4)利用网络平台积极拓展现有的心理学服务社会的功能，包括如何将传统的心理咨询借助于网络平台使更多人受惠、如何将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结合使得心理健康教育和干预的效果最大化等问题均成为研究热点。
国内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起步较晚。2011年，我国首个青少年网络心理与行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华中师范大学通过筹建论证。中国心理学会已经正式筹建“网络心理学分会”。目前，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了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新的热点分支。
五、网络心理学的挑战与机遇
两方面的需要使得网络心理学研究充满了活力。一方面，已有的心理科学知识运用于网络环境时需要经过检验和改造，传统的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可以得到加强和改进;另一方面，人们的网络行为表现出一些不同于现实行为的新的现象，需要提出全新的心理学概念与理论来解释，形成新的理论和技术体系。
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需要与传统心理学深度融合
网络心理学与传统心理学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网络心理学研究的一大挑战。一方面，诸多传统心理学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范式都可以移植到网络心理学的研究之中，为网络心理学提供大量的研究课题和方法基础。另一方面，这些传统的研究主题在网络中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和意义。相应研究变量的测量以及对个体发展和适应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以网络欺负为例，传统欺负存在明显的以强凌弱的特点，欺负者与被欺负者都存在于特定物理空间，比较明确。而网络欺负与被欺负者之间的强弱关系变得更加模糊，而且被欺负者可能并不知道欺负者是谁，一个被欺负者甚至可以受到成百上千的人欺负。同时由于网络的匿名性和广泛传播性，网络欺负的影响可以在短时间内对被欺负者及其家庭造成重大影响。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传统的研究主题和变量移植到网络之中，研究变量的测量、数据的收集、变量的特点和影响后效、网络中相应变量的独特意义和价值都值得认真探索和思考。根据现有网络心理学的研究主题、文献和方法，对于网络心理研究与传统心理学研究的关系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可能需要深入探讨。
首先，网络心理变量是否具有独特的“网络”属性和特点。其次，网络心理变量与传统心理相应变量有何关系。再次，网络心理主题和变量的测量是否可靠可信。最后，网络心理变量的独特价值和意义是什么?在传统的心理变量和研究主题之外，是否能够进一步挖掘和发现网络中独特的研究主题?
总之，应该在厘清网络心理主题和变量的核心内涵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出网络的独特魅力和潜在特点及其影响。
网络技术与行为主体的双重发展带来的行为复杂性和方法挑战
网络技术日新月异，而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和群体作为行为主体也在成长中表现出变化和差异。互联网在全面地改变了当代人的生活的同时，也作为一种环境空间在塑造或改变年青一代的成长。从出生时就在网络环境中并伴随着个体的成长一直使用网络的群体被称为“数字土著”，而成长到某一个阶段才开始使用网络的群体被称为“数字移民”。不同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的行为塑造程度和模式也会随之不同。因此，探讨随着网络的改变，网络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网络本身的进化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在网络没有如此普及之前，个体可能会在网络这种新的“虚拟”平台去建构一个不一样的自我，而且个体线上和线下的社交圈的重合度不大，这也为个体的网络身份和人格的探索和提升提供了便利。但随着网络普及率的逐年提升，线上与线下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对大部分个体而言，线上交往可能只是其线下交往的扩展和延伸，个体可能不再寻求在网络中再建立和塑造与线下不同的人格和身份认同。因此，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个体的自我呈现和人格表达具有线上线下的统一性。
网络对数字土著和数字移民的影响或许存在差异，对“60”后到“00后”不同年代的网民的影响也不尽相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是通过文化提供的工具实现的。不同朋辈受到各自年代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对于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的依赖和使用存在明显的差异。比如有研究发现，随着年龄增长，人们的网络社交圈子逐渐缩小，老年人社交网站上的朋友数量明显少于年轻人;同时老年人社交网站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现实中的朋友，而年轻人社交网站中的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陌生人或者不那么熟悉的人。比较不同朋辈的网络使用的差异及其对他们发展和生活适应的影响是网络心理学领域一个亟待深入的主题。
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使用网络的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一些早期(如十年前)的研究结论或许并不适合如今的研究状况，甚至可能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以社交网站的使用为例，早期的使用者可能用社交网站建立了很多新的人际关系，但总的来说，社交网站中的朋友并不算太多，个体并没有因为在社交网站中的投入而忽视线下的社会交往。因此，社交网站的使用可能降低了个体的孤独感，提升了其幸福感。但是随着社交网站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很多人使用社交网站可能变得比较被动，并因为线上的社会交往忽视了线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从而社交网站的使用可能会降低个体的幸福感。因此，对于早期的研究结论并不能盲目迷信，对于现在的研究结论是否能够推广到几年之后也应保持谨慎。这是网络心理学所面临的知识生命周期的一大挑战。而对于网络心理学领域的一些矛盾的结论，或许也可以从网络技术本身发展的角度给予分析和解释。
网络心理学发展面临研究伦理的挑战
心理学研究大多以人为被试，研究的伦理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也有颇多争议。而网络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更是本领域研究的一大挑战。一方面，网络平台的环境和实验控制更低、参与者身份更难确认等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的伦理难题。另一方面，网络空间逐渐成为维系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设施，已成为陆地、海洋、天空、太空之外的第五维国家安全领域，针对网络空间的攻击、破坏、窃密、感知等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如何在不影响网络网络文化安全和网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大规模的网络数据分析和研究也是网络心理学面临的伦理挑战。
与此同时，大数据已经成为当下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信息科学相关领域的热门词汇。正因为大数据与个体行为息息相关，这也使大数据发展到了与公民的隐私保护需求相抵触的阶段。在大数据与隐私的博弈中，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问题与经验而未雨绸缪，在大数据滥用成灾之前以权衡大数据发展与隐私保护的前提下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与控制。作为科研工作者，虽然所得的数据仅用于研究，但是仅用于研究显然不是绿色通行证。网络大数据的庞杂给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哪些数据可以开放和共享，哪些数据不能用于研究都需要有明确的规定和管理的办法。
信息和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心理研究机遇
互联网应用敏感地反映了新兴的技术手段的变化，同时也在不断地形成心理与行为新的表现形式。大数据和智能手机正在成为影响未来网络心理学研究的两大工具。大数据的存在，使得心理学对实体样本数据的依赖得以减轻，并能够更加客观地呈现个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甚至可以从一个更高层面对已有结果进行提取和组织。而智能手机的传感功能能够侦探周围的环境(噪音，光线，周围的其他人员)，记录下个体在线以及离线时的行为，提供及时的自动调节。这能够平衡网络大数据的偏差，并实现评价的流动性的期望。在个体行为的连续性和群体行为的大规模属性研究方面，大数据和移动互联技术给心理学和整个社会科学带来了重大的机遇。
网络心理学的瓶颈与创新
纵观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的网络心理研究，存在比较明显的瓶颈，具体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究主题较为狭窄。在国际网络行为研究领域，Facebook Psychology几乎占据了网络心理学的“半壁江山”。对于国内来说，网络成瘾一直是网络心理领域最活跃、最多产的主题。对于这些领域的广泛关注部分说明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和社会的关注程度，广泛深入的研究无可厚非，而且这两个领域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去拓展。但网络心理领域研究主题的多样性体现不够，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
其次，价值取向较为单一。大量研究者主要关注网络媒体对青少年发展的负面影响(如网络成瘾、网络欺负等)，少有研究去探索网络的积极价值和意义。网络对人类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有利就有弊，有积极的影响就有消极的后效。研究者应该从更加客观的视角探索网络的两面性。
最后，网络心理学随着互联网和计算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技术的发展速度较快，但研究的更新节奏相对较慢，目前网络心理学的研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虽然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同时也对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者一方面要关注当下的网络热点话题和主题，还要留意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加突出的主题或媒体平台,尽量实现“意识和技术的共同进化”。当然，一个更高的要求是网络心理学的研究者可以尽可能地从互联网的发展中抽取出一些不变或少变的元素，探讨这些元素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
互联网的本质作用体现在个体思想和群体智慧的交流与共享。互联网对人类行为效能影响的根本基础在于其智能属性。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都将得到巨大改造，网络将进一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和领域。这些方面，都是网络心理学创新性研究的基础，也是未来努力的方向。集体智慧在网络中的形成机制、网络资源共享的心理动因、网络经济行为的数学模型、网络搜索关键词与人格表达、网络智能与人的智力发展等主题应该得到进一步关注。
浅谈人类学差异和范畴差异论文
近几 十 年 来，社 会 生 物 学 （sociobiology）及 其 升 级 版 的 进 化 心 理 学 （evolutionarypsychology）正在改变我们对人心和人性的理解。人心不再被视为一块可由环境和教化任意型塑的白板（blank slate），它更像是一套被自然选择设计好的先天认知模块的集成。人性也随之从一个规范性概念转变成作为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背后固有的心理机制的描述性概念。我们于是被反复告知：你我的脑颅里装着石器时代的古老心灵，所谓文明不过是我们作为裸猿穿衣戴帽混迹于现代社会。人类所做的一切，卑贱或者高尚，无非是身体中携带的基因自我传播复制的无情手段。如果你对此感到惊诧，有人会这样安慰你：“得知这个结果，你无奈吗？你懊恼吗？你的道德感蠢蠢欲动吗？现在你所有的感觉也都是进化的产物。”①上述这幅理论图景当然不够精致，进化心理学的支持者也在批评质疑声中不断作出自我澄清和修正，②但是明眼人仍然担心，如果人类说到底只是基因和弥母（meme，“文化基因”）的载体，那么人之为人，或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之处是什么？“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我们通常相信伦理现象是人类独有的表现。生活中有人慷慨有人自私，从基因的观点看，两种行为模式都是生存适应的策略，而“慷慨”、“自私”之类的道德语词本质上也是无实指的虚幻观念。这种说法引发的后果对进化心理学的挑战远比想象的要严重。它的致命困难在于：两个人面对同样的处境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对人对事有着不同的“想法”，那些构成“想法”的信念、经验和理解只在作为独立个体的人的层面上才能予以描述和解释。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经验和理解构成了他的生存。③ 换言之，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进化心理学仅把人类当作一个自然类（natural kind）来研究，却遗忘了由之组成的具体鲜活的人类个体。用哲学语言来说，人类个体作为拥有自主性的理性能动者（autonomousrational agent）在进化心理学的框架中无法例示出来（instantiation）。
本文无意刻画和修补伦理学与进化论的理论张力，④也不打算把伦理现象作为人与动物的区分性特征进行考察。毕竟在现象层面上，可被当作“人之为人”的表现形态还有很多，语言、科学、艺术、宗教皆属其中。根据一种普遍认可的经典观念，唯有理性（rationality）才是“人禽之辨”的根本原则。然而在什么意义上理性使得人类区别于动物，则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解释方式。自然主义者延续了进化心理学的进路，试图寻找理性能力背后的某种或多种认知机制。斯塔扎克（Tobias Starzak）把这套认知机制叫做“人类学差异”（Anthropological Difference），它们是人类额外拥有的、任何其他物种所不具备的。⑤ 哈佛大学的波义尔（Matthew Boyle）根据亚里士多德范畴学说及其形而上学思想，秉承了康德看待理性的态度，指出理性不是人类这种动物所具备的某种额外的特征，而是让我们具有心灵的特殊方式。换言之，理性能够转变我们一切已有的基本心理能力，因此使得人类的心灵在范畴上不同于无理性的动物。波义尔把理性称为范畴差异（Categorial Difference）。⑥ 本文任务有两项：一是分别阐述这两种关于理性的解释进路，凸显它们的差异；二是通过两者的对比指出，“人类学差异”不仅缺乏解释力度，也容易产生非充分决 定 的 情 况 （underdetermination），而 且 包 括 进 化 心 理 学 在 内 的 进 化 自 然 主 义（evolutionary naturalism）原 则 上 不 能 说 明 人 类 个 体 作 为 拥 有 自 治 能 力 的 理 性 能 动 者 何 以例示。
自然主义者侧重于把理性看作人类独有的认知技能，考虑到这种能力仅仅在最近的25万年随着智人的出现才产生，人类的心灵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灵长类动物共有的，其研究目标旨在追问：是哪些因素使得人类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超越其他动物，最终结出了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果实？由于这项研究的进路可以在理论起点、抽象程度、演变动态等维度上可以各有偏重，我们姑且简要择取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和帕品纽（David Papineau）的方案来窥探“人类学差异”究竟如何实现。美国心理学家托马塞洛虽然没有对理性给出明确的界定，但事实上（de facto）现代人所显示出的各种令人惊异的认知技能，是人类以独有的方式进行文化传播的结果。⑦ 对于许多物种来说，困难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对以往的工具制造、符号交流和社会行为进行学习、改进和传播，从而产生文化累积的“棘轮效应”。这意味着人类具有一些认知能力使同物种的个体之间分享认知资源，而其他动物则不能做到。⑧ 这些认知能力包括：把他人理解为其自身拥有意图的个体，与其他人共享注意的联合注意能力（joint attention），以及模仿他人的能力。一旦发展出了这套认知技能，作为结果反过来构建了人类自身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生态位（niche），进而有效推动了文化传播的持续进行。⑨
在这个回路中，从调解因果性和意向性的力的角度来理解外部事物的能力，构成了“人类学差异”的关键要点。托马塞洛相信，一些灵长类动物可以初步理解外部事件的因果关系，但是，“对意向性和因果性的[完备]理解要求个体理解外部事件的调解力，这些调解力解释了‘为什么’某个具体的先后次序会如此发生，而这些调解力一般不容易被观察到。这种理解似乎为人类所独有，因此对于人类来说，坠落岩石的重量‘迫使’木材破裂；获取食物的目标‘迫使’生命体在木头下面寻找食物。重要的是，在这两例个案中，都可以存在其他一些先行的事件，只要有相同的调解‘力’参与，它们就能产生相同的结果。”瑏瑠炚庵秩现新技能使得个体能够预见和解释同类的行为，并且也被转移用来处理惰性物体的行为，于是我们能以创造性、灵活性和前瞻性的方式解决各种难题。尽管托马塞洛的研究焦点不是理性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对因果性和意向性的“调解力”是人类理性的必要条件。他继续指出：“显然，在无生命的因果性和生命体的意向性中，这些力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但推理过程的总体结构具有相同的一般性本质：先行事件>调解力>结果事件。”瑏瑡灷如，在“先行事件”风吹、同类攀爬、自己操控与“结果事件”果实坠落之间，唯有人类可以理解是树枝摇动这个“物理力”联结了二者。同样地，在“先行事件”岩石坠落、捕食者出现、噪音与“结果事件”受试主体逃跑之间，我们知道是因为受试主体的恐惧这个“心理力”导致整个事件发生。然而，托马塞洛并没有进一步阐释“协调力”这个富有隐喻意味的概念，最多只是用发展心理学的证据去解释以“联合注意”为要点的社会认知如何在人类婴儿9个月的时候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托马塞洛的研究中，被解释项（explannanda）仅仅是人类的文化社会现象，但人类之所以能够超越其他动物，正是由于我们在面对各种问题时，能够以符合逻辑和概率演算的思维方式形成精确的判断和信念。换言之，托马塞洛的理论可以说明文化何以累积、传播和改进，却不能说明诸如发现DNA或发明人造卫星这样的科学技术为何能够出现。而帕品纽关于理性进化的研究目标，则是直指这个问题。
首先，帕品纽注意到了人类认知绝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以符合逻辑规则的方式把追求真信念作为目标的。甚至多数情况下，我们输出的信念和判断的方式与哺乳动物类似，都是迅捷的、自动的和无意识的（系统1），不过一旦时间充裕且事关重大，我们倒是能以稍许缓慢、可控的和有意识的方式输出真信念或符合事实的判断（系统2）。当代心理学家亦有大量实验研究表明，人脑有两套不同的系统在处理问题，这被称为心灵的双系统理论（dual—system theory）。瑏瑢 有鉴于此，帕品纽试图刻画出我们能够抑制系统1的干扰而由系统2执行形成信念和判断功能的认知机制。在他看来，理性（即以可靠的方式追求真信念）能力的出现，主要基于进化出了两项能力：第一，我们能够把（在一个信念符合一个事实的意义上）“真”作为目标加以识别（identify theend of truth）；第二，我们能以一般性的“手段—目的推理”（general means—end reasoning）实现这个目标。
就第一项能力而言，没人指望我们的祖先早在石器时代就已进化出了“真”这个概念，倒是有大量的心理学证据提醒我们，“真”概念从属于读心（mind reading）的范畴，而读心能力几乎是公认的人类特有的认知适应器。所谓读心，指的是我们能将不同的心理状态归属给他人，并以此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能力。瑏瑶 这一点在托马塞洛的“联合注意”理论中也有提及。帕品纽对第二项能力的论述稍微复杂，手段—目的推理大体上是说：在表征（represent）外部世界时，（唯有）人类能够表征一般性的、显性的（explicit）因果信息（general causal information），加工这类信息将会产生新的行为。“新”之所谓，是指人类个体及其祖先此前不曾受益于这些行为，因此这种意义上手段—目的推理与旧有的刺激—反应联接认知系统相对立，后者是遗传所赋予的固有的心理配置通过联想主义的条件化实现的。灛伂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帕品纽对手段—目的推理能力的“一般性”和“显性”这两个特征的说明，实际上澄清了托马塞洛关于“调解力”的含混理解。强调一般信息旨在强调它与特定信息的区别，其表现形式有全称的析取/合取语句“所有As或者Bs”/“所有As和Bs”，或“所有As导致Bs”这样的类属因果信息。人类与简单动物的差别在于，我们的行动是通过对一般信息的使用来操控的，动物却只能使用与它们所处环境相关的特定信息，它们无法明晰地表征任何一般性的事实。具体而言，由于动物无法把握“物理力”或“心理力”，因此不能对某一因果类型下的诸多先行事件与相应的结果事件作出统一的综合判断。此外，一般性的信息表征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组合，进而输出新的一般信息，这就是“显性”信息的根本要求。瑏灛 人类个体能够从“大风吹过苹果树”和“苹果树在摇晃”输出“苹果落地”这个内容，动物则无法达到这个推理水平，它们也许具身地（embodied）获取了一般信息，但是不能产生新的一般信息。动物的行为倾向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把一个特定的信息项（“此刻大风吹过这棵苹果树”）与作为驱动力的需求（“要食物”）联系在一起，以此产生一个“守株待果”的特定行为。
帕品纽的理性进化学说本身并非完美无瑕，尤其是当他对进化心理学报以同情的态度，支持集成化的心理模块假说时，他便很难把手段—目的推理机制恰当地安置在整个心灵架构之中。瑏灛 读心模块似乎无甚争议，但是这里说的手段—目的推理能力是一个单独的心理模块还是由几个不同的心理模块所实现？它与语言模块有什么关系？它进化出来的促成动力是什么？作为系统2的构成部分它是怎样抑制了系统1的信息输出？这些疑问都尚未解决。然而，不管是帕品纽还是托马塞洛，对于任何可能的“人类学差异”解答，波义尔提出了一个更严峻的质疑。诚如进化自然主义者所言，人与动物都在“进化树”上各居其位，在生物学的意义上并无本体论上的区别———除非你是笛卡尔那样的二元论者。但问题在于，一旦接受“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论题，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人与动物———哪怕是黑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不仅是有认知技能或认知架构上的差异，这个区别更是在类型意义上（in kind）来谈论的，好比植物与动物在类型上是两种不同的存在者。因此进化自然主义即使给出了各种“人类学差异”的细致描绘，仍然亏欠我们一个理由：为什么这些差异能够被当作人类的心灵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心灵的原则？瑏瑨 波义尔把这种提问方式叫做“经典观点”，它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并被托马斯·阿奎那精心阐述。根据经典观点，“人是理性的动物”意味着：1）“理性动物”用以说明人类的本质（essence）；2）“理性动物”刻画了我们的形式（form）；3）“理性”这个概念指称了我们区分于“动物”这个类属的特征（genus）。瑏灛 波义尔相信，经典观点即不过时也绝非可有可无，它能为心灵哲学带来不少理论红利。
顺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波义尔认为，理性是人类的“本质”。就“本质”而言，只有那个刻画了一个事物作为某个特定“实体”的谓词，才能属于该事物的本质。一个事物作为某种实体，意思是说，如果某个事物存在，它根本上必须是这个事物（what it must be if it is to be atall）。我是中国人，但你不能用“中国人”这个概念作为我这个个体的谓词去解释我之所是（我的实体）。你可以对什么叫“中国人”给出说法，比如“中国人就是一个出生且生长在中国的人”。只要某个个体（individual）实现了“出生且生长在中国”这个属性，他就是中国人。但是你不能站在个体的角度上，以同样的方式去说明“人类”或“哺乳动物”。某个花园里有三只哺乳动物，但只有因为这三个个体都从属于具体的哺乳动物物种你才能这样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一个人类个体都可以是“两足无毛”的动物，但由人类个体展现出来的两足无毛这个属性不能作为人类的本质。“人类”是我所是的那个类型的基本概念：我只有成为这个类型的东西才能存在。我作为个体，是一个中国人或者是一位学者，这些都得基于我是人类才得以可能，所以在经典观点看来，“人类”是一个不可还原的基础概念。承认这一点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定义“人类”。说某个事物是人类，不是去描述那些使得一个个体被当作是人类的那些属性———这正是进化论自然主义所做的事，而是去刻画人类自身作为一个类别的实质。在给“人类”下定义时用到的那些谓词（例如“理性”），首先应用于人类这个整体而非具体的人类个体。
我们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展示亚里士多德本质学说的优势。设想在某个可能世界中，我不幸失去了双腿，从而不具有两足无毛这个属性。但我仍然属于人类，我有理性这个本质没有因此改变，只要是我作为人存在着，这个本质一直伴随着我。两足无毛的属性即便是人类独有的，不能充当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正如自然主义者强调的那样，尽管多数人类个体在多数情况下或许是通过“方便快捷”的心灵系统1来思考和判断的，但他们本质上还是理性的存在者。我们也不会把一个缺乏基本推理能力的成人说成是一个普遍动物，只要他是人，实质上就拥有（潜在的）理性。无论如何，人类作为“理性”动物拥有一种本质形式，它使我们成为一种独特的存在类别。理性不仅仅是由于它碰巧涉及某些特征才把我们与动物区分开来，它牵涉到了我们以独特的方式拥有这些特征。
为了凸显人与动物在形式上的本质区分，波义尔举了植物与动物的例子来说明二者在什么意义上是不同的。大家承认植物不具有行动能力，至少不能在动物表现出行动能力的意义上说这话。但是，在某种层面上你也可以说一棵树是一个能动者（agent）：一棵老树被伐倒了，到了春天它又长出新的枝叶，它的确是主动在“做”生长枝叶这件事，而不是说这件事被动地在它身上发生———虽然老树发新枝需要各种环境条件，但只有诉诸这棵树自身的性质才算真正解释这件事。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就一棵树而言，它也是具有目标导向的，但是这种目标导向的“行为”截然有别于动物。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说动物是作为能动者拥有目标导向。这不仅仅意味着动物能够做一些植物所不能做的事，而是说，我们是以全新的方式来谈论动物的“做事”。你可以说植物的根系把石头缠住，但是更贴切的说法是，它的根系是以缠住石头的方式生长着。一块石头此刻出现在这里，并没有对植物的根系生长添入新的内容。但是动物的行为则与此时此刻的环境紧密关联，对当下环境的描述能够构成动物行为的内容。 同样地，无理性的动物和有理性的人类都是能动者和认知者，但动物却是在一种不完善的意义上作为能动者和认知者，我们是唯一能够按照意图（intentionally）去行动的物种，当我们在行动时，可以自主决定哪个目标值得追求以及如何追求，我们知道（knowingly）自己应该如何行事。因此，理性意味着“人类能力的全部配置”，这个配置决定了“我们的能力以一种极其不同方式去规导和展现”。这就是人类的理性作为区别于动物的“范畴差异”。
那么波义尔所说的理性的配置又是什么呢？这就需要引入康德的一个关键论题：“‘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因为否则的话，某种完全不能被思考的东西就会在我这里被表征出来，而这就等于说，这表象要么就是不可能，要么至少对于我来说就是无（B。131）。”波义尔花了大量篇幅精心阐释了康德这段话的要义。根据他的理解，一个能够有意识地 （self—consciously）反思自己信念的生物（creature）在拥有一个信念p时，则能将其自身置于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认为是p？”而他是否持续相信p，取决于他能否为自己辩护这个信念。唯有当这个生物个体可以觉知（aware）到这个“为什么”的问题时———也就是“我思”伴随着这个信念———才能为他的信念p作辩护。根据一种隐喻的说法，康德不仅要“驱使”感性和知性充当“证人”，理性作为“自我指定的法官”，不是坐在一边旁观现场发生的一切，它要站在“法庭”前面，对它所调查的现象积极提出原则性的解释。没有这种“我思”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当然不同于“内在感知”———人类特有的知性能力、判断和理由就无从谈起。相比之下，动物当然可以感知到一个物体具有某些属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求和目的对这种感知做出恰当的反应，也可以把过去的感知保留在记忆中，甚至还能在某些情形下“表达”它的感知（例如被训练成会说话的鹦鹉），但是动物在表达自己的表象时并不伴随着理解性的断言（comprehending assertions），它们形成的表象不足以被称为“判断”（judging）。 因为判断一个命题p，就像陈述命题p那样，是一种特别的行动，这种行动是在批判性地反思自身信念的合法性，绝非简单地任由自身的信念得以形成或改变。瑑瑠 正如先前提到的动物与植物的本质区分一样，由于人类对自己的信念有着“我思”或自我意识的理性介入，我们可以“编织”（make up）自己心灵，因而我们是具有健全自治能力的理性动物。
行文至此，对比把理性作为人之为人的“人类学差异”和“范畴差异”，我们可以总结出三个结论。
第一，无论是托马塞洛说的“调解力”还是帕品纽说的读心机制外加手段—目的推理能力，人类学差异解释即使找到了人类拥有动物所缺乏的心理机制，但是这些只是理性的表现或“症状”（symptom），而范畴差异解释则刻画了“症状”背后的“病理”（pathology），后者的解释力度远非前者可比。
第二，人类学差异试图寻找和解释人比动物“多出来的”额外特征，范畴差异则要说明人类在本质、形式和类别上区别于动物的理由。前者始于对人类个体“理性表现”的经验观察，这种观察可以千差万别，得出的理论解释将是开放的（open—ended）。即使面对同一个经验证据，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对人类的进化图景、大脑的发育过程、心灵的架构及其运行模式可以采纳多种不同的理论承诺，因此用科学哲学的术语讲，人类学差异解释必然导致不充分决定的情况出现（underdetermined）。范畴差异解释基于亚里士多德对“本质”和“形式”等关键概念的理解，自上而下地说明了理性何以能够承担起人类排他性的、判决性的本质。
最后，无论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或是把认知科学奉为圭臬的哲学学说，这些进化自然主义阵营下的种种理论，都是在亚人（sub—person）的微观层面上解释理性的起源。这条进路无非是说，人类这个物种作为一个整体，是遗传物质、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情境、脑神经回路等内在外在要素协同作用的产物，所谓理性，仍然是这个结果名下的某种属性或特殊表现。如此一来，人类个体作为自治性的能动者在这个解释框架下就被彻底遗忘了。正如进化心理学号称是一门研究人性的科学，但最终实现抽象人性的个体的人（person）却消失了。“人是理性的动物”，根据进化自然主义的解读，人首先是动物然后因为有了独特的认知机制才表现出符合逻辑推理的理性能力。但在波义尔这样的康德主义者看来，恰恰是“‘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的理性能力，把人类心灵配置中既有的、被动的、动物性的表征和行为模式，彻底转换成积极的、可反思的、可辩护的全新状态，人的能动性以及由之蕴含的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人生的意义据此得以保障。
态度与行为摘要：态度和行为的关系研究从拉皮尔所做的那个“言行不一”实验开始已经有相当一段长时间了，社会心理学家最初对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微弱相关感到惊奇，而转向研究内在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并在什么条件下，会影响我们的外在行为。本文综述了之前关于态度是否能预测行为的经典实验和社会学家据此得出的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态度对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并提出未来的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应该充分考虑内隐态度测量。根据这些理论设计出一年级小学生学习态度与学习成绩之间存在怎样的相关的实验关键词：态度；行为；行为预测1 引言 态度是社会心理学中最为经典的一个研究理论，在也是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块基石。而态度对人类社会行为活动预测，或者说态度对我们行为活动的影响更是社会心理学家积极关注的焦点问题。最初，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研究人们的态度就是为了预测他们的行为。然而态度真能预测我们的行为吗？日常生活中，我们深信着这一观点。在某些行为上，我们却似乎表现得有些“伪君子” 。如在一些许多颂扬以增强健康和体能为宣传口号的体育竞技赛背后，有很多卷烟等有害健康产品的广告，而且广告内容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又如我们知道也害怕巧克力的高热量，却总抵制不住美味的诱惑。这就像罗伯特•埃布而森所说，我们“精通并擅长为自己的行为找原因，但却非常不善于做我们已找到原因的事。”2 关于态度的概述什么是态度 首先将态度这一概念引入心理学领域的是Spencer和，他们认为态度是一种把判断和思考导向一定方向的先有观念和先有倾向。这种看法被后来的实验所证实，1888年，Langer发现，如果被试集中注意即将做出的反应，其反应时间比没有这种预先准备的情况要短。这种预先的准备状况就是所谓的态度。在此之后，许多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发现了，态度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反应的制约作用。 1919年，托马斯等人在研究波兰移民问题时，为了说明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会与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了态度的内涵，首次使态度成为社会心理学家的重要课题。态度概念的提出得到了许多心理学家的支持。后来心理学家们对态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根据自己的理解给态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对态度的经典解释有三种。 奥尔波特 () (1935)在《社会心理学手册》中总结归纳了的各种有关态度定义，在此基础上出6个要素: ①结构(get)。态度是人对于适应环境状况和对象的整体生命结构; ②行为的准备状态(readiness)，态度是对于某种活动的准备状态; ③心理基础(psy-choligical basis)，态度及其实际行为的准备状态是社会行为重要的心理意识因素; ④持续性(permanence)，态度是人用特定方式对有关对象或状况给予持续性反应的心理准备状态; ⑤学习性(learned nature)，态度是经验保持的结果,具有后天获得的倾向性; ⑥评价性(evaluative nature)，态度是对于环境事物趋离行为的意向,因此它具有肯定或否定的价值评判性[4]。基于上述,他认为“态度是根据经验而系统化了的一种心理准备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它对个人的反应具有指导性或者动力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出奥尔波特把态度作为一种潜伏的内部准备状态，与神经过程统一起来，并强调经验在态度形成中的作用。 克雷奇（Krech）等人在1948年在《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问题》一书中提出，态度是“一种和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的动机、情绪知觉和认识过程所组成的持久结构”。这个定义既强调了态度构成心理活动的意志过程，又强调了认知过程，强调了主动性，而不是对环境的被动反应。他的定义忽略了过去经验，强调现在的主观经验，把人当做会思考并主动将事物加以建构的个体，反映了认知派的理论主张。 弗里德曼（）在他的《社会心理学》教材中，以一种概括的方式提出了态度的定义，认为人的态度是一种带有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的持久系统。他的定义强调了态度的组成及特性。 综合上面的定义的共同之处，我们认为所谓社会态度，是指一个人对某一特定对象所持有的较为一贯和稳定的评价和行为倾向。[1]对于态度的定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态度是一种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获得的内在心理倾向。人们通常认为态度总是显露在外部表情、谈吐与举动中，这称为态度行为。其实态度也可以不以外显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藏于心中。而且态度是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经过丰富社会实践才形成的，是一种人的后天心理反应倾向。态度不是与生具有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交往和互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其次，态度总有一定的对象。态度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群体，如民族、种族或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民众。态度的对象指的是与态度主题相联系的、被主题所指向的具有社会性的人、事、物、关系、价值等。他们一旦成为态度的对象，就称作态度客体。任何一种态度总是对一定的客体而发生的，它反映了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 再有，态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它一旦形成，就不会轻易改变，这叫态度的抗变性。但并不意味着态度就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是随着人们社会互动的对象以及互动范围和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里所说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是指它不易改变。 最后，态度是一种综合性的心理反应倾向，它在其它心理过程基础上综合而成，包括认知、情感、意向三种心理过程。因此，态度作为“心理反应倾向”，会有不同的内容。有以认知和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价值倾向，如社会理想，对某人的看法等；也有以意向和情绪为主要内容的动机倾向，如赞成或反对的态度。[2]态度的构成因素 尽管心理学家对态度概念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弗里德曼的态度组成理论：态度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认知成分指个体对态度对象所具有的带有评价意义的观念和信念，包括感知、思维、理解等。认知成分是态度其余部分的基础。情感成分指伴随态度的认知成分而产生的情绪或情感。情感成分是态度的核心与关键，既影响认知成分，也影响着行为倾向成分。行为倾向成分则指个体对态度对象企图表现出来的行为意图。 三种构成成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统一体。 除上述提及的三个结构成分之外，态度还被认为具有许多动机功能，包括知识经验（组织关于世界的信息）、工具性（获得奖励并避免惩罚）、自我防御（管理情绪冲突）、价值观体现（表达关于自我、个人价值观及自我身份的意识）、一致性（保持个人一致性观点）和独特性（将个体从相似的社会群体区分出来）。 我们可以将态度功能概括为态度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注意什么样的对象，决定着人们怎样加工有关对象的信息，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的体验，也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进行反应的先定倾向，并且在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中保护自己，向他人表达自己。3 态度与行为预测 不用多说我们都知道态度与行为是紧密相连。通常，我们假定态度能够至少是部分决定人们的行为。对此，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西方学术界曾掀起以态度为中心的研究热潮。态度能预测行为吗经典实验 关于态度对行为预测的研究，可以说是始于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拉皮尔（Richard Lapiere）在1934年所做的一项研究。不仅提供了看待人类社会行为的全新视角，还激起新的研究浪潮和许多后续研究。[3] 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偏见和歧视，并且这种带有歧视的行为非常普遍且被人广泛接受。例如，一些旅馆、餐馆常有拒绝为一些种族或少数民族的人提供服务的规定，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拉皮尔决定利用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规定来验证他的观点。与那些为人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他的研究理论假设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与他们口头表达的社会态度很少具有一致性。换句话说，人们的言行并不一致。 这项研究分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着重探讨真实的行为，第二部分是评估与其相关的假设性态度。 在真实行为阶段，拉皮尔与他的中国朋友开车两次沿太平洋海岸线周游美国，对这对中国夫妇所受到的礼遇进行了详细的观察记录，但并没有告诉这对中国夫妇。他解释说，如果他们知道了详细情况，就会变得不自然，并改变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会降低研究的效度。在研究的第二部分中，拉皮尔给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寄了一份问卷，问卷与真实访问之间有6个月的时间间隔。他对于这种间隔的说明是：他希望让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得以消退。问卷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你愿意在自己的旅馆或餐厅接待中国客人吗？”餐馆、咖啡馆共返回81份问卷，旅馆返回了47份问卷，回收率为51％。为了进一步确保问卷的回答没有直接受到中国夫妇访问的影响，拉皮尔同时让另外32家旅馆和96家餐馆对同样的问卷作出回答，它们与中国夫妇访问过的餐馆、旅馆在同一地区。 在将近3年之后，拉皮尔终于有了确切的资料以对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进行比较。结果拉皮尔称，在251个他们曾光顾过的旅馆和餐馆中，他们只受到过一例由于他的这对同伴是异族所带来的冷遇。除了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外，他们在其他地方都受到了中等或中等以上的待遇， 6个月后，那些寄往他们曾经访问和未曾访问过的地方的调查问卷所得的结果。几乎所有的拉皮尔与中国夫妇到过的旅馆、餐馆、咖啡馆、旅行者之家（超过90％）都回答说他们将不会接待中国人。另外，来自于他们未到过的地区的回答，其分布状况实质上也是一样的。这就表明，研究结果并没有受旅行者最近造访的影响。 在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时，拉皮尔将焦点主要集中在调查个人真实态度的问卷缺乏效度。他提出：“直接比较对问卷回答的反应和对实际经历的反应是不可能的”。但他否认彻底排除问卷的有用性。他的建议是，在确定人们对假设性情景的假设性态度时，这些资料是有用的。因此他得出他的研究结论，如果你想预测一个人在面对某一真实的特定情景或特定人物时将如何表现的话，对假设性情景的口头回答（即态度问卷）是远远不够的。他主张，只有通过研究真实社会情景中的人的行为，才能可*地测量一个人的社会态度。其他后续研究 拉皮尔的研究结果，立即引起了大量的批评意见。有的认为，以一封信中对简单的是非题的回答为基础，不能有效的测量个人对某一群体的态度。例如，答题人大脑中对“中国人”表象，也许与他们实际遇得到的这对中国夫妇完全不同，他自己也提到“这对夫妇很有风度、富有魅力，并能很快赢得那些有机会与他们打交道的人的钦佩与尊重”。又或者说，这种态度外显量表测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诸如被试反应粗心、极端化、默认、社会期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一些有关信、效度的争议。还有人认为，在他们3人访问过的地方的人中，只有半数对问卷做出了回答，也许那些花时间回答问卷的人正是对亚洲人有极端偏见的人。最后一种批评意见是，6个月后，对问卷题目做出回答的人也许已经不是他们曾经遇到的那些人了。 针对第一种批评意见，即测量技术上的缺陷，他们改良了测量技术，一种内隐(间接)测量技术随科技的发展应运而生。早期的间接测量曾使用过不显眼的行为测量以及丢失的信件程序，而瞳孔反应、皮肤导电反应、面部肌电图等生理测量技术则一直延用至今[4]。对于现今的态度测量特别是内隐态度的测量或者说态度的内隐测量来说，更多的是内隐联想测验，情感性启动等等技术。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人们是否会花更多的时间将积极词汇与黑人面孔联系起来（与将积极词汇与白人面孔联系的时间比较）以测量内隐的种族态度。 但其他后续研究仍然发现，态度和行为的相关系数很低，基本在之间[5]。与此同时同时，相关论的证据也不断出现。就在拉皮尔研究不久1936年美国人盖洛普运用抽样调查法，以预测投票率与实际投票率相差不到1%的准确性，成功地预测了罗斯福总统的当选。又比如Gibb等人的研究表明对自杀的态度直接导致行为的预想以及行为的发生。 研究结果似乎不尽如人意，于是研究者开始不完全否认态度和行为的直接关联，而转向对态度行为不一致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且一些影响因素得到很好的控制。社会心理学家Wicker(1969)曾就种族关系、工作满意和教室消磨时间等课题，进行了45次有关态度和行为联系的测量，只有9次落在此范围内。为此，Wicker得出结论:“作为一个整体，这些研究表明，与态度和行为密切有关这一说法相比，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态度与外显行为没有联系或只有极少的联系”。 ．3启示 心理学家对皮拉尔德研究反应就像一名运动员在极富挑战性的比赛中的反应一样。他们有的对此进行强烈的批评，有的研究者开始试图解释为什么态度的评估不能预测个人的真实行为，还有的还有的研究者试图发现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很少有对这几个方向进行综合研究，一般的研究都是用方便的原则只用一种理论作为框架，至今还没有研究去探索究竟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理论，也许不同类型的态度行为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但这些尚无明确的定论[6]。态度行为关系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无论是消费，管理，犯罪，健康等等都会涉及到通过态度的转变来预测行为，多学科的研究往往是不同重点的，所以采用的理论也有很大的差异[7]。 对态度的一些理论而言，如理性行为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我认为这些理论未必是孤立存在的，也许它们之间有嵌套作用，比如态度的强度可以嵌套在计划行为理论中成为它的一部分，而计划行为理论由可以嵌套在内隐态度和外显态度中。作理论比较分析，而不仅仅做相关分析，这也许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态度何时能预测行为 态度对行为的预测有较多方面的研究方向，我这里要讲的是态度何时能预测到行为。 Taylor, Peplau和Sears(1997)进行了一项研究，试图把导致态度与行为一致的因素概括为五类:态度的强度、态度的稳定性、行为与态度的关系、态度的显著性、情景的压力等。 最近的一项研究是， 和（1999）综合了在此之前的对态度与行为关系影响因素分析，认为在通过态度预测行为时，应考察三个变量:态度的激活、态度的特性、行为的情景界定[8]。 （1）态度的激活：每个人有成千上万中态度。在多数时候，特定的态度并不进入我们的意识域，并且许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是无意识的或自发的，即我们无思而行。而某一态度要影响行为，它就一定要被激活，从记忆中进入意识域。态度要被激活的一种途径是安排一定的场景，呈现态度对象。当然不同的态度被激活的容易程度不一样，也就是它们有不同的态度可及性。一些态度如刻板类型可及性高，只要态度对象呈现即会被自动激活。而一个态度可及性越高，它对我们太度对象的分类、判断和我们的应为影响也就越大。态度的可及性通过激活速度来测量。 （2）态度的特性：态度的特性影响态度与行为的关系：①情绪-认知关系的一致性。态度的情绪性涉及对态度对象的情感评价，而认知成分指有关态度对象的一种信念。这两者之间一致性越强，态度与行为的联系就越强。在面对队里说服信息时，高一致性态度持有者往往会贬低对立信息的重要性，从而增强态度的抗变性；②直接经验。在与行为的一致性上，直接经验的的态度往往比间接获得的态度一致性要高。这是因为直接经验的态度大多数根源于过去的行为，建立与过去行为体验基础上的态度在将来的重复发生的概率要高；③强度。建立在直接经验上的态度，其强度高，态度与行为的关系紧密（也就是说，某态度的经验强度高，态度行为一致性高）。一个态度的情绪度高，或与个体自身利益关系高导致态度的重要性和确定性提高（它们都是态度的结构强度变量），那么，它对行为的预测性就好。 （3）行为的情景界定：我们的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态度所影响，而且受他人的行为、他人发现我们的行为动机的可能性、情景限定等影响。情景限定指的是他人了解你的行为并作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的可能性。情景限定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再有他人互动的场合、群体压力场合或参照群体的场合，个体与他人对立态度尤其是弱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关系弱化。 另外，内在态度结构与行为预测也有密切关系。Millar和Tesser指出，内在态度被激活的结构层次没有必要与个体决定要怎样行动的结构层次一样，也就是说，在同一时点，态度评价和实际行为结构可以不一样。但只有两者结构一致，例如这两者的认知层面、情绪层面结构上是同质的，有态度的结构去预测行为的可*性才高。3研究设计：一年级小学生学习态度对学习成绩的预测及建议问题的提出 学习态度是态度中的一种，它必然具备上述关于态度的成分与特性，因此，我们可以从态度的定义中为学习态度下一个定义：学习态度是学习者对学习活动的内部准备状态,包括对学习目的的认识、学习活动的动力、学习活动的计划性以及从事学习活动的坚持性等方面[9]。 小学一年级是可以说是我们正式进入学习生涯的一年。根据先前的研究，我们已尽知道学习的态度是影响学习成就的关键因素，一个学生有了积极的学习态度，就能产生克服困难的毅力，就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反之，一个学生如果没有积极的学习态度，即使有较高的智商也难取得好的学习成绩[10]。但这研究大都是针对一些大学生，中学生而言，对一年级小学这一特殊的群体是否如此？如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此时就开始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学习态度，将对将来的学习有着不可沽量的作用。研究设计．1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5个普通小学的一年级下半学期约500名左右的在校学生为被试进行施测。．2研究方法 从已有的一些学习态度自陈量表，选出一些题目，自编量表。量表的题目不仅要在信度、效度上符合要求，而且根据小学一年级识字不多的情况，要尽量选取简单易做的题目，便于低年级学生的阅读和理解。必要时，也可在旁进行适当的辅导。 在此同时，结合观察法和访谈法。去旁听几节课程，在暗中观察学生的行为反映做出记录，记录要全面、准确。尤其对上课特别不认真和特别认真的学生加以关注，进行访谈。访谈要在学生本人，同学，老师和家长几个方面。 根据量表得出的分数和观察法、访谈法中得出的结论，把学生根据学习态度分为即优、良、中和差。 最后把学生单元及期末考试试卷的考试得分进行相加，求取平均分。用SPSS进行数据相关分析。分析结果，看学生学习态度是否与学习成绩有显著相关。4个人后记：让“好”态度成为行为，让“坏”态度不影响行动 我们大众对态度与行为的流行观点是态度在强烈的影响行为，但令人惊奇也让人困惑的是，态度这个通常被人认为是我们对一些事物或人的感情的东西竟然经常不能很好的预测行为。这个发现让社会心理学家急于去寻找我们常常言行不一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所表露的态度和做出的行为各自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且它们两者之间也会互相影响着另一方。 我们的态度能够预测我们的行为：如果把“其他因素的影响”最小化；如果态度与预测的行为紧密相关，比方说投票；如果态度是强有力的，被某事提醒我们牢记这点，或通过直接经验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情况下，我们所想所感与我们的行为会紧密相关。让我们下一个结论，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就像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同时，理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就是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态度行为的关系是：态度源于行为，态度高于行为，态度对行为有指导作用，同时，态度要接受行为的检验，也就是，态度要在行为过程中不断创新。也即：行为决定态度，态度反作用于行为。 态度与行为的这种 “扑朔迷离”关系能给我们很多启示。对于“好”的态度，赶紧去付之行动。例如说，我们在某个想在某个重要方面改变自己时，最好不要等待顿悟或灵感，去做就行了。对于“不好”态度，我们只要付出一点努力就能克服它。如在一些我们真的需要我们做出行动的时候，写那篇论文、打那个电话、见那个人等等，尽管非常不情愿那么做，但我们还是能克服自己。就实际应用而言，态度决定一切更有实际价值，良好的态度总是能带来良好的结局。这是我们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树立良好的人生态度、工作态度，不断的纠正自己的行为、习惯，从而达到改善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而形成好的、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习惯、性格，使自己走向更大的成功。参考文献[1] 戴维.迈克斯.社会心理学.第八版.北京：人民电邮出版社, －102.[2] 朱启臻，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北京：北京社会出版社, －152.[3] 著 白学军等译.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397.[4] 张乐.态度形成的理论与实验—基于评价性条件反射范式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2008届研究生博士学位论文. 20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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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不断地影响自然环境，引起环境质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着人类正常的生活和健康。在生产活动方式比较简单、规模比较小时，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不大。产业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和破坏了人类环境，特别是生态系统。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煤炭、钢铁、石油、化学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新的城市和工矿区不断出现，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因此，废水、废气、废渣，以及农药等有机合成物质、放射性物质和噪声等严重污染环境而形成公害。 伦敦烟雾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哮喘以及米糠油事件(多氯联苯中毒)等重大公害，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另外，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癌症以及非特异性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高，也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成为当代医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这个问题太大了，不是三两句话就说清楚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或者到图书馆借一本这方面的书看一看。我想你的孩子应该不会上网吧，那么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或许能找到你想要的资料。祝你的孩子健康快乐地成长，也祝你们全家幸福安康。你的问题太广了，网络心理学是研究网民心理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网络心理咨询、网络心理教育、网络心理治疗和网络心理学史等。
动物的通讯行为 任何生物都不是孤立地生活在自然界中，它们总 是组成一个小的生活群体，尽管有一些喜欢独来独往，但至少它们在交配时需要与异性接触在接触过程中，它们的鸣叫，彼此间互相的触摸，甚至一些化学物质的释放，使得它们声息相通，行动一致，无论是在捕食活动中，还是在对配偶的争夺上都井然有序。这些都是与动物之间存在的通讯行为分不开的。 所谓通讯，就是指个体通过释放一种或是几种刺激性信号，引起接受个体产生行为反应。信号本身并无意义，但它能被快速识别，更重要的是它代表着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属性，如性别、年龄、大小、敌对性或友好性等等。 视觉通讯 在动物园里常会看见游客向孔雀园中的雄孔雀鼓掌拍手，孔雀听到掌声，会为游客表演孔雀开屏。然而，孔雀向人们竖起美丽的羽毛，可能是在向雌孔雀示爱，或者是在向同种雄孔雀示威，也许是在向人们发出警告。它那五颜六色的羽毛其实就是它展示自己，吓唬敌人的武器。孔雀是在通过展示尾羽传播某种视觉信息，可惜，在场的游客却错误地接受并传递了另一种含义的信息。 视觉通讯的形式是比较广泛的，雄性驯鹿头上硕大的犄角，草原上雄性狮子颈部漂亮的长鬃毛，这些动物的外表特征都是向雌性同类发出的视觉信号。青蛙在草丛中呈现碧绿的体色，而潮一、的保护色往往是通过散布错误的视觉信息来迷惑天敌或猎物的。 视觉通讯的形式还包括动物的肢体语言。拟态使得落叶蝶化作一片枯叶，欺鸟类的双眼。猎狗面对对手时，头部前伸、前肢前趴、身体下伏、后肢蹬地、露出牙齿、两耳竖起以示对对方的威吓。而在主人面前，猎狗便会俯首贴耳、摇动尾巴，一副顺从的模样。雄蜂源在向雌蜂蝶求爱时，会表现出一个相当复杂的仪式：将最漂亮的体色显现出来，向着雌妹饭的方向用尾巴拨动水流，并且水中带着雄峰燃身上一种特殊的气味。雌蛾螺便同时获得了视觉、嗅觉和触觉三方面的刺激。视觉通讯对于人类来讲也是最为简单和直接的联系方式。无论是杨贵妃的回眸一笑，还是张翼德的吹胡子瞪眼，恋人之间含情脉脉的对视以及反目成仇的怒视……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视觉通讯的作用。 视觉通讯在动物界是十分普遍的一种通讯方式，具有简单、准确、迅速等优点。但是这种通讯方式也有很多的局限性。在自然界仅仅以视觉通讯作为主要通讯手段的动物是很少的，它们往往以视觉通讯方式和其他通讯方式共同使用，发送或获取准确的信息。 听觉通讯 鸟类为吸引异性排斥同性，宣告领地占有的歌声以及警告捕食者来到的尖叫声都是听觉通讯。法 德、的住物学家记录下乌鸦的种种叫声集”。他们开着放音车在村子周围移动，通过播放其中一种乌鸦的叫声，终于解决了该村长期困扰村民的乌鸦问题。这其中就巧妙的运用了听觉通讯的原理。 由于动物的发音机制不同，产生的种种奇妙的声音也大相径庭。哺乳动物依靠喉管，鸟类依靠鸣管，昆虫往往依靠翅膀的振动，而青蛙却依赖于声囊发声。因为声波可以绕过障碍物传播，发声的频率多样组合又为各种信息的传递奠定了基础。同样的发声器官只要做出略微的调整就能产生一系列的声音，具有很强的灵活性，所以声音的传播不受白天黑夜的限制。然而，声音的传播又具有瞬间性，稍纵即逝。 当然，在动物世界里有一些动物是依靠超声波来进行通讯与捕食的，如人们熟悉的编幅和海豚，就是利用超声波通讯的。 化学通讯 俗语有“鼠目寸光”的说法。这是由于老鼠的视觉能力很低，只能达到12厘米的距离。而老鼠的听觉也仅70千赫左右，一张报纸就足以阻碍听觉信号的接收。老鼠的活动环境十分复杂，很容易阻碍它那本来就不出色的视力月D么老鼠是通过什么来进行交流呢？这就是另外一种通讯方式：化学通讯。 化学通讯就是动物通过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来影响或控制其他动物的行为。化学通讯有时会影响整个动物群体的活动甚至调节整个种群。这些化学物质称为外激素。有文献报道，外激素可能是最为原始的通讯信号，在蓝藻、细菌和其他原核生物之间是惟一的通讯方式。动物释放化学物质，不仅影响其他个体的行为，还能影响到生理。如蜂后会分泌一种称为“蜂王浆”物质的化合物，能抑制工蜂卵巢的发育。另外，化学通讯还是维持群体秩序的重要手段。在蚂蚁群中，蚁后不能养活自己，但它可以分泌一种外激素，来引诱工蚁，使工蚁积极喂养蚁后。蚂蚁的卵和幼虫也能分泌一种物质。蚂蚁幼虫的生活需要一定的条件，当湿度变小，它们便停止分泌外激素，而工蚁会很快的将其转移到潮湿的地方，这样幼虫便能重新分泌对工蚁来说堪称“美味佳肴”的化学物质了。 谈到化学通讯，似乎我们应该为狗随地小便的不文明行为进行一下辩解。其实这并非狗的不文明表现，而是它在行使自己的化学通讯手段。狗往往并不是由于膀眈充盈而到处排泄，实际上它只是在向别的同类宣布：这里已经是我的地盘了。这是一种依靠化学物质抢占领地的做法，当一条狗三条腿着地，一条后腿提起对着马路上的消防龙头排尿时，说明它已经用尿液的气味将消防龙头划为己有了。而狗真正的排尿姿势是四肢平铺蹲在地上的。 触觉通讯 触觉通讯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通讯方式。对于视觉能力有限或者生活在无法利用视觉通讯环境中的动物来说，触觉通讯往往是一种重要的传递信息的方式。 某些生活在深海区域中的鱼类，由于光线很弱，视力退化了，但它们往往具有非常发达的鳍刺和触须，上面布满了敏感的神经，在水中游动时，它们可以感知水流的变化，寻觅与捕捉猎物和接收性信号。 触觉通讯也可以通过其他物体作为媒介，以振动或者波动的形式来传播信息。雄蜘蛛想要进行交配必须到网上寻找对象，上网前雄蜘蛛会做出一种类似“拨弦”的动作，拨动网丝发出一定的振动，据此雌蜘蛛可以判断出是猎物，还是求爱对象。 不仅低等动物依靠触觉作为通讯方式，在高等动物中触觉通讯也相当普遍与重要。在猴子的社会群体中，猴儿们常会彼此相互梳理毛发，这其中既有母猴出于对幼猴的怜爱，又有出于对猴王的奉承，当然还有猴王嚣张的戏弄。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将刚刚出生的小猴从它的母亲身边抱走，由专门的机器人来抚养，那么即便身体健康，它的反应能力和智力与正常的小猴相比，也显得比较低下。如果人们经常抚摸或者抱抱它，情况则会有很大的改观。从这里不难看出，幼年时，对小猴的经常抚摸、搂抱，可以使它的反应提高，更具有生气。对于人类来说，父母们在孩子幼年时多给一些爱抚，比起成天以婴儿车和玩具熊来应付孩子，更有益于孩子的生长发育。 电通讯 在发现美洲大陆后，许多冒险家都前往那里寻找他们梦寐以求的黄金。有一个西班牙探险队伍，在当地印第安人带领下，进人了亚马孙河上游的一个低洼地，这里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水塘。印第安人止步了，白人不理解，这里不可能有食人鱼，当然也不可能有鳄鱼和大蟒蛇。一个白人挺身而出，要给印第安人作榜样，可是没走多远，就大叫一声，直挺挺地仰面倒下，几个同伴上前去救他，也跌倒在水塘里。过了好一会儿，其余的同伴才将他们救出来。几个小时后，这些人才从僵直的状态下恢复。 到底是什么袭击了他们？原来在热带混浊的水塘中，生活着依靠体表放电来进行彼此交流和捕食的特殊鱼类——电鳗。那几个探险家就是被水塘中电鳗施放的电流所击倒的。它们施放出的电压往往可以达到600伏特。自然界中不仅有电鳗、电路利用身体发电器官产生很强的电流猎取食物，深水中的鲶鱼、鳄鱼也可以依靠体表电感器进行个体之间的信息交流。 动物的通讯行为是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的，每一类通讯行为往往有着特殊的功能与进化过程。这一过程历经了许多艰辛，在不同的环境下，因物制宜，形成了适应自己的交流方式。 可以说通讯方式、环境以及某些器官之间是一个相互影响、共同促进的关联网，相互作用下，使得彼此达到协调的状态。往往越是高等的动物，越具有较多的通讯方式，这样就可以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仍可以交流信息，与同伴共同渡过难关。而那些依靠单一通讯行为进行交流的生物，此时则会与外界完全失去联系，等待它们的只有死亡。 通讯行为不仅是发生在个体之间或群体之间的事，细胞之间也具有相互通讯的方式，化学通讯与触觉通讯可能是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在细胞的不断分裂过程中，当彼此相互接触时，正常的细胞将会停止分裂，即所谓的接触抑制，这其中好像完成了某种信息的传达。癌细胞似乎不受这种通讯的影响，仍然不断地疯长，对于它的控制及其通讯行为有待深入研究。当然，细胞之间的通讯行为属于细胞社会学研究的范畴，这正是当前细胞生物学领域的研究热点。]
动物传递信息以信号为载体发送出去，为各种外感受器所接受。所用信号有以下各种形式： 声音声音利用声音通讯的动物种类很多。许多昆虫用身体各部摩擦发声，秋虫唧鸣为人所熟知。呼吸空气的脊椎动物（蛙、少数爬行类、几乎所有的鸟类和大部分哺乳类）能发声。脊椎动物的发声器官在喉部。用声音传递信息最成功的应属鸟、鲸和人，人类借语言传递的信息量极大。言语现象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至今未能证明除人以外其他动物有语言。 声音通讯常用以维系社群、求偶、告警、恐吓对手、通知同类食物的所在等等。以声音为媒介的通讯方式有以下特点: ①声音有许多变量,包括频率、音质、清晰程度、响度、时间模式等。每个变量都提供一些信息，因此声音的信息容量很大。 ②发声时动物的躯干和四肢仍可自由活动。 ③声音能在一瞬间发出和停止。声音信号的产生和消失均快，维持的时间短。 ④接受者不一定要面向信号源。 ⑤声音可绕过障碍物，但频率高的声音传播的距离较短，而超声波只能直线传播。 ⑥脊椎动物头部两侧有耳，还可定位声源。视觉形象包括身体上的标志(结构、颜色等)、姿势、动作等。在各种信号形式中视觉形象研究得最为透彻。视觉信号较声音或化学信号容易定位。但视觉信号只能直线传播，易为环境中的物体所遮挡，又受光线影响；一般借助反射光的动物只能在白日通讯，而自发光的动物如萤火虫则只能在夜间通讯。视觉信号可以是持续存在的，如身上外露的标志，但视觉信号也能在一瞬间开始和结束，例如某些深在标志的突然显示和隐蔽以及各种仪式化表演。许多动物具保护色，从背面看体色与环境一致，但腹面色彩鲜艳，这种色彩仅于求偶或恐吓敌害时方显露出来。如许多蜥蜴背色与环境一致，在求偶时会立起身体显露色彩鲜艳的腹部以吸引雌体或恐吓敌手。为了让接受者接受视觉信号、免除障碍物的遮挡，通讯者往往选择一个易被发现的位置，如站在高处或飞在空中。进行视觉通讯时无论作出姿势或进行动作都会影响通讯者同时进行其他行为，而借助上述标志来传递种属、性别、年龄、乃至生理状态等信息可不妨碍同时完成其他行为。不过传递复杂信息仍需要仪式化的表演或更复杂的动作。如鸟类的求偶表演丰富多彩，而蜜蜂中的工蜂则利用舞蹈动作报告食源的距离和方向。化学物质从原生动物到哺乳动物都能产生一些化学物质,分泌到体外,用以传递信息。这些物质称为信息素或外激素,通常为5～20个碳原子的有机化合物。人类也释放多种化学物质，但几乎从不有意识地用它们作为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动物广泛地将信息素用于性引诱，如家蚕雌蛾释放蚕蛾醇,有种和性别特异性,一个分子即足以引起同种雄性的应答，但对其他物种或同种的雌体均不起作用。信息素也可用以指明食源和休息场所，或用作报警信号、进攻信号、集合信号、驱散信号等。蚁的信息素研究得较为详尽。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信息素由不同的腺体分泌；不同的信息素的释放率、消失速度和引起反应的阈值各异。例如报警信息素扩散得甚为迅速，消失亦快，需要继续报警时其他个体会接替分泌报警信息素。用于辨认种属的信息素或一般的集合信息素则消失缓慢。 信息素多释放到环境中，作用于接受者的嗅觉感受器，也有的留在自己体表，由接受者舐尝而作用于其味觉感受器。如蜂后分泌的一种外激素──习称“蜂后物质”，通过空气或口器为工蜂吸收，抑制其卵巢的发育，从而形成蜜蜂社群的阶级制度。哺乳动物将粪尿排在自己领域的边界以为标志，也是一种通讯。触觉信号触觉信号都在近距离传递，易于定位。多为身体直接接触，交配行为的完成有赖于触觉通讯。三棘刺鱼的雌体被雄体引入巢，于尾基部被雄体吻部触碰后才能排卵。圆蛛的雄体在生殖季节以一定的力度和节奏牵动雌蛛所结网外周部分的蛛丝，告知系雄蛛求偶，并非猎物入网。触觉信号的强度和性质可以迅速改变，出现及消失也快，有一定的信息量，便于传递定量信息。盲人亦可用触觉代偿失去的视觉。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通讯信号的特异化。在进化过程中，每个物种的通讯信号逐渐变得只有本物种的个体可以接受、理解或作出相应的应答。人就闻不出鼠被夹住后留在夹子上的遇险信息素，也不能理解秋夜里蟋蟀唧唧叫声的意义。尤其是性引诱信号，雄体进化出具种特异性的信号，雌体也进化出对信号的特异性应答。但有时也存在着交叉应答，亦即一个物种的通讯信号也为另一物种的个体接受。这可以来源于学习，例如一种鸟的报警信号常为其他种鸟所接受，这是一种种间合作。可是性信号一般只为同种个体所接受，因而避免了无效交配的出现。 在同一个物种内，由于地理环境的分隔，有时通讯信号也出现类似人类语言中“方言”的现象。这种情况见于鸟、哺乳类以及昆虫。如鸟鸣的基本型调是先天性的，而具体鸣叫方式系模仿学习而得。不同地理区域的鸣叫差别就导致“方言”产生。缅因州海鸥的鸣叫为荷兰和法国的同种海鸥所不懂。]
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通讯系统与同种的其他个体、异种或周围环境联系起来，以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根据信号的不同可将昆虫的通讯分为化学通讯、声通讯、视觉通讯、行为通讯、触觉通讯等等。其中，后四种通讯方式的发送信号者在发送信号时都必须暴露自己。 1 化学通讯（Chemical communication） 是以挥发性信息化学物质（semiochemicals，包括信息素和异种化感物）作为媒介的通讯方式，是昆虫最常见和最有效的通讯方式。 化学通讯的优点是传送距离远、特异性高、隐蔽性好。该通讯方式在昆虫的生殖、觅食、追踪、聚集、报警、调整种群密度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例如，在小蠹虫科的一些种类中，当一个小蠹虫被松树释放的挥发性化学物质（觅食）引诱来后，它就释放信息素招引同种其他个体（聚集），接着它们蛀巢道、交配和产卵（生殖），然后释放信息素阻止其他个体以免密度过高（调节）；在社会性昆虫中，化学通讯控制着巢群内个体的分型或分级、协调着巢群中各个体的活动与行为，使整个群体能有条不紊地生存和发展。 2 声通讯（Acoustic communication） 是以音频信号作为媒介的通讯方式。这种通讯方式在直翅目、同翅目、半翅目、双翅目、鳞翅目等昆虫中较常见，主要功能是在昆虫的生殖、聚集和报警中起重要作用。例如雄蚊群的"嗡嗡"声吸引雌蚊前来交配；雄蝉的"知知"声引诱雌蝉来交尾等。 3 视觉通讯（Visual communication） 是以视觉信号作为媒介的通讯方式。这是昆虫近距离通讯的一种常见方式；但在萤火虫等发光昆虫中，它可以是远距离的通讯方式。 在萤火虫中，有的雌雄两性都发光，有的仅雌萤发光，其闪光是一种性信号，具有种的特异性，因此它们能准确地确定异性的位置并飞去交配。但是，一些种类的雌萤火虫可模仿近缘种的闪光，吸引异种的雄性，然后捕杀对方。 在蝴蝶等部分昆虫中，雄性个体常有较雌性更鲜艳的体色，可能在示爱时有取悦对方的作用，与昆虫的视觉兴奋有关。 4 行为通讯（Behavior communication） 是以行为作为媒介的通讯方式。大家最熟悉的是蜜蜂的舞蹈，它可以告诉其它个体关于蜜源和水的数量和位置。当蜜源距蜂巢不足60～100米时，觅食回来的蜜蜂跳圆舞（round dance）；当蜜源距蜂巢远于100米时，觅食回来的蜜蜂跳摇摆舞（waggle dance）。同时，蜜蜂的舞蹈角度、频率、圈数及跳舞姿态等则可以进一步告诉对方准确的位置和蜜源的数量等信息。德国著名昆虫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弗里希（Karl Ritter von Frisch）因其这一重大发现而荣获1973年度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5 触觉通讯（Tactile communication） 是以接触感觉作为媒介的通讯方式，也就是昆虫靠身体的相互接触传递信息的通讯方式，只有当同种或不同种的个体接触时才能发生，是昆虫种内或种间近距离的重要通讯方式。如蚂蚁通过用触角触碰同类的触角来告诉对方食物的性质、数量和位置；蚂蚁通过触角拍打蚜虫的腹部可使对方分泌出蚂蚁喜食的蜜露；寄生蜂通过触角敲打植物表面以寻找寄主，或通过触角敲打寄主表面以识别寄主等。触觉通讯在寄生蜂的寄主识别和很多昆虫的示爱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在昆虫的复杂生活中，它们不是孤立地使用上述单一的通讯方式，而是综合地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通讯方式来协调完成种内或种间的通讯。]
动物的通讯的意义：
1、方便猎取食物资源；
2、遇到危险便于团体逃脱；
3、遇到自然灾害便于逃脱。
总之，动物的通讯功能就是为了让动物更加适应生存的体现。动物机体体内各细胞间即用化学手段进行通讯。原生动物是单细胞生物，它们之间的通讯主要也是以化学物质为中介。
化学通讯最为发达的见于社群性昆虫，如蚁能分泌出大量种类不同的化学物质：报警物质、示踪物质和控制其他个体性发育的物质等。出现最晚的通讯手段可能是高等灵长目的面部表情和人类的语言。动物社群行为的完成有赖于通讯。通讯还见于生殖、取食、育幼、占域、防御等行为的过程中。
扩展资料
通讯见于所有的动物分类阶元。不同物种感觉系统不同，所用通讯手段也各异。许多低等动物主要采用化学和触觉信号。对鱼类来说，视觉更为重要。鸟类更多地用听觉和视觉信号。哺乳类几乎应用所有的感觉通道。通讯不但见于同种动物之间，也见于异种动物之间。
许多热带珊瑚礁中的小鱼取食大鱼身上的寄生虫和口内的食物残渣，大鱼不会吞食这些“清洁鱼”。它们之间存在一套通讯方式。清洁鱼身上往往有鲜明的条纹，它们在进行清洁工作前在大鱼面前作舞蹈表演，此外还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大鱼借此认识它们，允许它们接近身体取食。
站在动物角度观察人类
动物行为学的形成与发展 贾秀英 20世纪60年代以来，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就受到各国科学家的关注。欧洲的一些动物行为学家对动物行为研究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7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动物行为研究重要性的认识，有关的科研项目日益增多，动物行为学已成为生物学中极为活跃和重要的一个分支学科。它除了研究动物行为本身外，还把研究内容从行为维系群体的作用，扩展到行为的个体发育进化史、行为的控制及社会性组织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使动物行为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已逐渐发展为一门不仅涉及行为学，而且涉及到生态学、生理学、心理学、遗传学、进化论、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一、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历史20世纪以前是动物行为学的萌芽时期，是动物行为学经历的一个缓慢发展的阶段。早在旧石器时代（34000～10500年前），人们开始注意观察周围的动物，随着动物家养的开始，人类也需要了解动物的生活周期和行为。在文明时代的早期，古埃及人开始尝试人工孵卵。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384～322BC）开始了观察、描述动物行为的新纪元。在他的论著中，记录了540种动物的生活史和行为，对后人关于生命的认识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17、18世纪，研究动物行为的人更多了，开始了比较不同物种行为的研究和行为的理论探讨。如德国人约翰（Johunn Pernaller）研究了不同鸟的行为差异，涉及取食地、社会行为、筑巢、领地、季节性羽毛色彩变化、迁徙、鸣叫和育雏等方面。法国的勒雷（Chorles George Lereg）对狼、狐的捕食行为及野兔的恐惧表现有过生动的描述，提出了动物依靠它们的记忆和生活经验能够聪明地生活。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发表，对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人类的由来》（1871）一书研究比较了人与动物，及本能行为。19世纪末，人们使用述宫，研究老鼠的学习行为。劳埃德（ MOrgun）研究鸡的本能、学习、模拟行为。现代行为学中许多术语，如Behaviour（行为）、Animod Behaviour（动物行为），都首次出现在他的论著中。20世纪是动物行为学迅速发展和真正延伸的世纪。霍布豪斯（Hobhouse）在1901年发现了猴及其它动物能使用一定的工具（棍、箱子）得到食物。1906年，动物学家詹宁斯（）对原生动物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研究，写出了《原生动物的行为》一书，这是第一本专门论述动物行为的著作。柏林的海因罗特（Oskar Heinorth）在1871年至1945年间，详尽研究了多种鸭、鹅，比较了它们的运动方式、解剖学特征、社会行为、鸣叫及繁殖行为，并且发现了灰雁从孵卵箱中孵出后的印记行为。他独自阐述的同源性学说，现在还被许多人认为是行为学真正诞生的标志之一。动物学家罗曼内斯（ Reimarus）发展了达尔文的思想，并正式建立了比较行为学这一学科，为现代的行为生物学奠定了基础。随后摩尔根（）和杰姆斯（），以及劳埃波（）等都在方法、概念上对行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31年至1941年，欧洲著名的行为生物学家廷伯根和劳伦兹在自然和半自然条件下对动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发表了诸如“社会性鸦的行为学”、“鸟类环境世界中的伙伴”、“关于本能的概念”、“对雁鸭类行为的比较研究”等论文，建立了物种的行为图谱，发现了所研究的行为型的功能。提出了显示、位移、仪式化等等新概念和新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劳伦兹提出的“印记”这一术语，极好地说明了先天性和后天获得性行为的结合问题。在行为分析、行为生态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二、动物行为学的现代进展近年来，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获得了蓬勃的发展，主要是把动物行为与生命科学中许多其它的许多分支学科相互渗透在一起，形成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完整、系统地阐述动物行为的原因、机制、发生或发育。进化与适应功能等问题。动物行为学的分支很多，不可能在此全面论述，本文仅以行为遗传学和行为生态学为中心，作一简要介绍。1.行为遗传学 行为遗传学是用遗传学方法研究行为的遗传基础。自1960年，美国学者Thompson第一个总结了有关资料，写成《行为遗传学》一书，从而宣布这一新学科的诞生。其后，相关研究大量涌现。10年以后，一份专业期刊，《行为遗传学》问世。1967年，Benzer第一个通过人工诱导和选择的方法得到了果蝇的行为突变体，从而为行为遗传学的研究开辟了道路。从此以后，行为突变体的研究很快在果蝇、线虫、草履虫、细菌及其他生物的研究中大量开展起来。目前，已在分子水平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作行为基因的分离、克隆和转移的研究。行为遗传学为动物行为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对于阐明行为遗传的规律和机制都具有重要意义。2.行为生态学行为生态学主要是研究生态学中的行为机制、动物行为的生态学意义和进化意义，在理论及方法论方面是动物行为学中发展最快、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行为生态学主要涉及到取食行为生态学。防御行为生态学、繁殖行为生态学、社会生态学、时空行为生态学（如栖息地的选择、定向和导航、巢域和领域现象等），以及行为生态学预测等内容。其中，在社会生态学或社会生物学方面，近年来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对鸟类社会行为的研究、（1974）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以及 Frisch对蜜蜂社会行为的研究，奠定了社会生物学的基础。1975年，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这门学科的观点、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社会生物学把达尔文自然选择的概念应用于社会行为的研究，又把生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进化沦加以综合，提出了内在适合度和亲缘选择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把社会行为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目前，这一领域所展示的迷人前景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尤其是关于行为经济学和进化稳定对策（ESS）的研究，正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在我国这一领域还几乎是个空白，但随着这一学科的迅猛发展，也必将引起我国学术界的巨大兴趣。动物行为的研究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描述性的，在理论研究方面，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方面，与国外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到目前为止，国内仍没有形成专门的动物行为学教材、期刊。但据已公开发表的有关论文和资料显示，我国在动物行为某些领域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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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的相比性，希望你能写出好的作文。
助人为乐”顾名思义，意思就是：帮助人就是快乐。虽然这句话听起来、看起来、写起来都很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并非易事。助人为乐的模范有很多，数不胜数。如果我为大家介绍雷峰等人们，大家肯定不用我介绍都知道吧？！那我就为大家介绍几位我们身边的“活雷锋”吧！他，长相不出众，学习却很好。他，永远微笑面对生活，总是那么乐观，那么幽默。他，总是不走寻常路，总是干一些别人不会做的事情！他很奇怪，在路上遇见老师就会像好朋友一样打招呼。跟学弟学妹们见面似乎很合得来。他经常在食堂里帮助在食堂工作的老师们端碗，干这干那。这在我们学校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看到别人遇到挫折，会像离了弦的箭般第一个冲上去。看到一点纸屑就会捡起来乖乖地放进垃圾桶。有些人或许会以为他像个傻瓜，但我却觉得他值得我敬佩，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有着一颗乐助于人的心。如果你经常在我们班，你肯定会知道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谁了。在乱哄哄的教室里，她总是第一个帮忙做值日。即使今天不是她的值日。在嬉笑打闹无人管理的教室里，第一个站起来训诫我们的是她。即使她不是我们的班干部。在有人感到无聊到都能睡着的课堂上，最专心听讲的也是她。即使有的知识她可能听不懂。她的学习成绩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我肯定她肯定是最努力的那一个。他永远铭记着：“学文学问，不懂就要问！”这句格言。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他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她、他。在我们的生活和学习周围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活雷锋”，他们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好榜样。在此我想对你们说：“帮助只是举手之劳，或许因为我们的举手之劳，人们会顺利地度过难关，过上幸福的生活！如果你遇上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就请给他一点帮助吧！
1、在人生的旅程中，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别人的帮助，因为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没有谁能够脱离周围的事物而孤立地存在，但在接受别人帮助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去帮助别人。2、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快乐，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令自己感到快乐。3、大家多一声问候，行走多一些礼让，见面多一些微笑，让爱充满生活，我们才能享受到生活的温馨。即使是一点小小的爱心行为，只要我们从自身做起，帮助别人，把爱洒向生活周围的人，就能把快乐留给自己。有这样的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4、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5、我知道我做得还不够，我要以“八荣八耻”为标尺，要进一步关注社会，融入社区，在适应社会中实现知行的统一，做一个文明、感恩、诚信的好团员。我坚信：帮助别人是自己的幸福。6、助人为快乐之本。助人为乐是一种美德。助人是人格升华的标志。现代化建设需要助人为乐的精神。助人要从日常小事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7、最好的满足就是给别人以满足。8、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貌合心离者孤。9、一堆沙子是松散的，可是它和水泥、石子、水混合以后，比花岗岩还坚硬。10、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一个人先进总是单枪匹马，众人先进才能移山填海。
有这么一个例子，在战场上一家轰炸机直冲了下来，按理说应该立即卧倒。可一位班长看见旁边的小战士还笔直的在那站着。他毫不犹豫一个箭步把那小战士扑倒在怀。飞机走后，他朝自己原来站着的地方看那里被炸出俩个大坑。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有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没必要帮助别人，自己管好自己就可以了。就打个比方，在你遇到困难时，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帮助你。你是否会在他困难时毫不犹豫帮助他那？答案是：一定。我们在换一个角度想，假如你一直是对别人困难时都袖手旁观，当你遇到困难会有人帮你吗？有的时候看那些有很多死党的人，很多很多都是乐于助人的。因为，在你困难是帮助你的人会是你记忆很深刻的人。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很普通的司机，在送客人往某个地点送的时候，那位客人说要往回走。他很尴尬的说换衣服的时候忘拿钱了。那位司机反而安慰那位客人，又送给那人往返的车费。回去之后司机就忘记这件事了，因为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不久之后，就有人邀请他做他的司机。而那人就是某一个银行行长。这位司机有着宽容的胸怀，有着世界上最美的心。他很乐于帮助别人，即使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他却一直帮助别人。这是很不容易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做一个好人不难，难得是一直做好人。而那个司机却坚持下去，直到幸运砸到他的头。其实，很多人认为帮助别人没有回报，没有意义。这样的一辈子都不会有自己幸福，幸运永远都不砸到他的头。人生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你只要一直善良下去，你一定会变成最幸福最幸运的人。
我们付出的是自己对别人的生命的爱，就仿佛给别人的生命之树捧一掬清泉。我们付出得越多，内心就越充盈，幸福感就越强。所以，助人不仅是付出，也是收获。雷锋、丛飞等等。铭记:给予就是获得。字数受限，不能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