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吗？既是也不是。这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一个国家想在欧洲夺取统治地位，从而普升为世界大国的最后尝试。 如果没有希特勒，二战会爆发吗？不会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肯定不会在1939年爆发。可以认为，1939年德国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也会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国家，并取代法国的主宰地位。这是否会导致战争，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是认为这样的欧洲战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是不大可能的。 德国是否注定要统治欧洲？希特勒肯定相信这一点，他能说服大多数德国民众。这是德国国防军和工业界在与力量非常强大的世界大国进行对抗的6年战争中取得不俗战绩的原因。没有德国人民，希特勒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如果没有希特勒，在这6年里保持一定程度的全国团结和纪律也是不可想象的。 1914年与1939年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重大区别是：即使是威廉二世的坚决反对者也不会说只有这位德国皇帝一人应对1914年的战争负责。但要对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责的只有希特勒一人。由于他缘故，对二战爆发原因的理解要比一战容易。 从1933年到1939年，希特勒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39年，德国是欧洲实力最强的国家，比俾斯麦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更强大、疆域更宽广。与俾斯麦不同的是，希特勒甚至是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希特勒的野心在继续膨胀，他要取消波兰的独立。波兰人奋起反抗??结果是二战的爆发。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但对一战骇人听闻的血腥屠杀还记忆犹心的欧洲人民很少有、甚至根本没有父辈们1914年参战时的热情。简言之，1939年大多数欧洲人民都害怕战争，希特勒却不怕。德国国防军凭借进行战争的新战略战术占领了波兰。
德国政治教育目标属性和绩效政治教学论文论文关键词：德国； 政治教育； 目标； 绩效论文摘要：当代德国政治教育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它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认同”为基本目标，为其“政治合法性”进行辩证。它以清除纳粹思想和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为使命，并且基于自身的政治属性而被作为国家的政治资源加以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较高的政治绩效。德国政治教育,曾经历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国民教育”（Staatbürgerliche Erziehung）、资产阶级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Staat und Volk Bezugspunkte politische Bildung）、纳粹统治的第三帝国时期的“政治教化”（Politische Erziehung）等历史形态。二战以后，鉴于联邦德国政府揭露并深刻反省纳粹统治的黑暗历史，帮助德国民众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需要，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的需要，以及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增强民众参与政治合作的热情和能力的需要，把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方面进行了精心设置，逐步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体系。它们在战后德国政治、经济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在当代，政治教育既是当代德国联邦议会、政府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是一项基本的政府职能。以政府行政主导实施的德国政治教育，是对纳粹统治的批判和对魏玛共和国政治教育的扬弃与继承基础上的民主教育工作。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紧紧契合。也基于此，政治教育被纳入德国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和政府的公共职能之中，并从国家政治资源的高度进行建设。一、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目标德国政治教育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联邦德国建立之初，“根据纳粹独裁统治的历史，联邦政府和社会需要履行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促进以民主、宽容和多元化为基础的政治觉悟的发展。”基于此，西德政府在1952年建立了“联邦政治教育中心”（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标志着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工作在德国正式启动。从本质上看，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所领导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一个“政治认同”问题。“政治认同”的提高，有助于增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进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赖感和政治责任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稳定。政治教育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形式，是一种政治认同的“意识性资源”。“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在人们与本国执政政治权力之间起着连结点与桥梁的作用，才使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认同的理性基础”。德国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在德国社会中构筑这种理性基础，进而“在民众中推广民主意识，发挥联邦德国人民的能动性，让所有达到法定年龄的人都能主动地、批判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以德国宪法为核心价值的政治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民众对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政治权力和政治体制的“集体认同”，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取得“合法性”基础。基于特殊的国家社会主义历史、建国初期的现实困境和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这种认同又必须是建立在对纳粹的全面反思和铲除的基础之上。因此，政治教育一方面要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继续占领时期的“非纳粹化”运动，另一方面，还要使德国民众在内心深处接受、认同现存民主政治体系。也就是说，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纳粹史观”尤其是“二战史观”与资本主义民主观，是新的社会条件下德国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既是实现德国的地缘政治理想，推行欧洲一体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需要，又是建立、完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政体，铲除政治极端主义，按照资产阶级的政治理念培养教育青年一代的必然要求。在德国各类学校，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促进青少年以政治认知发展为基础的政治品格的形成，并能够有效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最终完成自身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知”和“政治参与”作为德国学校政治教育的两个关键词，既是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实现基础，又是主要的实现途径。其中，政治认知又是政治参与的根基，有效的政治参与必须以充分的政治认知发展为前提。在青少年政治认知发展的过程中，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不仅重视各种政治知识的教授，更加强调政治技能的培养，注重的是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的统一。因为青少年只有具备了完备的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才能为将来进行政治判断、从事政治活动、选择适当的政治行为奠定基础。在个体政治认知能力的发展过程中，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受到重视。德国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教育观”、“修养观”对学校政治教育的教学理念、实践也同样影响重大。政治认知的目的在于政治能力的提升，在于政治品质的形成，因此，它注重学生的自我修养和知识的内化。而这又需要学生依靠社会政治实践的体验，即所谓“知行合一”。德国学校政治认知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有能力和热情参与社会政治。德国政治教育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接受和认同政治体系及其政治文化的重要参量。在联邦德国成立的最初十几年里，苦涩的历史传统的惯性使得德国民众对政治体系的取向相对被动，属于臣民取向而非参与者取向。这既影响到新生的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又影响德国民众的政治忠诚。因此，政治参与不仅仅是德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为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越高，政治体系对公民意愿的反应就越敏感，这样也就提高了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一体化和认同感，直接促进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二、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源于盟国占领军政治“再教育”运动的当代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愈发受到联邦议会和政府的重视。有关政治教育的理论探讨和学术争论日渐增多。这一时期风靡欧美的政治社会化理论，与德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成为德国政治教育的基本指导理论。在很多德语学术著作里，它都与政治教育密切联系，甚至政治社会化概念本身就被等同于政治教育，二者经常交替使用。政治社会化在社会层面就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永恒化的途径，这需要对每一个社会成员进行持续性政治教育，以促使其完成“接受政治规范——认同政治体系——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的最终目标集中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政治参与”。在政治社会化的进程中，相比英、美等国，德国政治教育更强调和重视发挥国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政治教育在德国被视作一种重要且特殊的政治资源，它虽然不像国家机构、政党那样带有明显的“物质”特征，但却具有较大的政治交换价值。通过政治教育，支撑德国政治体系的价值基础（即德国宪法）才可能转化为社会大众政治认同的价值基础。显然，德国政治教育作为现实政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实质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行为，更是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属性的政治教育因而成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治资源。政治社会化的基础就是国家对政治教育这种政治资源的合理配置。国家和政府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对这种政治资源进行精心的培育、开发、管理和分配。学校、政治教育专门机构、大众传媒、政治党派甚至政府部门本身都是重要的政治教育资源，这些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机构，在国家和政府的宏观调控下，积极配合、协调作用，营造出和谐统一的政治文化环境，从而为取得广泛的政治认同奠定基础。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联邦德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将政治教育作为国家政治资源和社会公共产品纳入政府的整体规划来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出纵横交错的政治教育资源网络，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工作有机结合，成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该体系的主要构成元素包括各级议会、政府，各政治党派、学校、社会组织等，它们在德国政治教育中担当各自责任，发挥各自功能。形成了“联邦议会总决策和总监督，联邦政府组织和管理，学校主导实施，社会组织参与实施”的政治教育工作格局。在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体系中，内政部下属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居于核心地位，是具体工作的策划、组织、实施和管理机构。它的工作直接受联邦议会的管理和监督。联邦议会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监督权是由一个专门的管理委员会行使的。委员会的成员由议长根据各议会党团的建议任命，通常由20位左右联邦议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具体包括：一是监督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工作中的政治立场，以及是否违背“超党派原则”（überparteilichkeit）。所谓超党派原则是指政治教育中心的工作不能体现个别政党的意志，以防止违背基本法的民主和多元化根本原则。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超党派原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性。能超越个别党派，却不能超越其资产阶级性质；二是对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重大事务进行决议，具体包括政治教育主题的确定、财政预算（包括制定和执行）、年度工作计划和年度工作报告等。其工作均不能违背管理委员会确立的方针政策。并且管理委员会有最终决议权。由此，联邦议会就把持了德国政治教育的总决策权，掌控了德国政治教育全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主要工作职能包括：一是对各级各类学校政治教育工作做出规划，为各类学校的政治教育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考试要求，并对政治教育教师进行培训；二是组织政治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编辑各类政治教育资料，为课堂政治教育教学提供参考，也免费提供给社会大众；三是面向全社会、各阶层民众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政治教育活动，如时事讲座、展览、参观旅行、主题节日、知识竞赛等；四是研究政治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紧密结合现实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对社会政治进程进行持续地调查和分析，开展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五是以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为载体，向公众提供政治信息，引导公众树立对于复杂政治领域的正确观点和判断，在政治教育职责中扮演着全体公民的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建设并维护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网站，通过互联网开展政治教育。 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最重要的职能体现在其对德国政治教育资源建设和配置方面。它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教育工作，以促进政治教育这一重要政治资源的培植与建设。通过成熟的社会化运作的手段，以行政契约的方式，委托社会非政府机构实施政治教育，并通过规章制度及合同条款的约束，达到对之进行监督和控制的目的，使其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不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的方针原则相违背，以实现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通常，这些参与政治教育的社会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种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免费向公众开放，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和统一管理；另一类是作为政治教育主管部门认证的社会政治教育机构，包括各种注册协会、学会、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等。对这些社会政治教育机构，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通常的程序是：一是由政治教育政府主管部门做出明文规定，明确想要承办政治教育活动的社会机构所必须具备的各种“软”、“硬”件条件，如人员素质、场地条件等，尤其对这些机构所承办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和主题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二是由这些社会机构提出正式申请，申请时须递交机构的章程、经济状况证明材料、机构主要领导成员名单，以及希望承担的政治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等。三是由主管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当通过审查后，拨付活动经费，并对承担者所要举办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指导或建议，活动结束后进行效果评估。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每年资助数百家社会机构申请承办政治教育活动。德国政治教育工作卓有成效的关键在于构建了这种比较完善的政治教育国家资源体系，形成了“国家主导与政府行政指导下社会组织普遍协同和广泛参与相结合”的政治教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 德国政治教育的政治绩效在通过系统、持续的政治教育以促进德国社会和民众的集体性政治认同上，经历了一个由怀疑到接受再到认同的社会政治心理的转型过程。二战结束之初，在战争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面临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严重困难。尽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盟国的大力扶持，这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并未能从一开始就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这一点，在1963年出版的阿尔蒙德所著《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人民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度》一书中对德国公民的民意调查结果就可窥一斑：1959年仅有7%的德国人把象征民主国家政权的基本法当作民族自豪之源。战后初期的民意调查显示当时德国人普遍对民主政治相当冷淡，对往昔的权威政治体制尚有眷恋。选民对民主程序缺乏了解也缺乏热情，他们对政治仍抱着被动的臣民而非积极的公民态度。当时德国人对政党和政治机构的态度是“接受式的、冷淡漠然、过分实用主义和玩世不恭。纳粹思想残余的根深蒂固、魏玛共和国的前车之鉴、东西方冷战夹缝中求生存的恶劣政治外交环境，再加上战败对德国经济的毁灭性打击，导致民众普遍的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德联邦宪法为价值取向的政治教育，受到当局的高度重视，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铲除纳粹主义思想和构建民主政治文化是政治教育两大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清除”是“构筑”的基础，只有深入彻底地反思、清算纳粹思想，才能发展如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政爱国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而这种德国历史上可望不可求的政治文化，恰恰是联邦德国取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及民众“集体认同”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德国新的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明显为普通公民所接受。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主政治文化已经在联邦德国形成。同样是对民主政治体制的态度问题，到1978年的认可度已经上升到31％，到1988年则为51％，而对基本法的支持率到1978年甚至达到了71％。同时，民众对议会、政党政制的高支持度，对联邦议会选举的高参与率也都体现了民主政治文化在德国的逐渐发展与成型。经过30年左右的时间，联邦德国基本上解决了“政治认同”的问题，究其原因，固然少不了经济的腾飞、政局的稳定和东西方对抗的历史机缘，而以政治教育为重要途径的政治文化建设也同样功不可没。自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以来，以“民主与宽容”为基本主题的政治教育，不仅对消除两部分德国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实现两部分德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为培养德国人民的“欧洲公民身份”意识、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统一后联邦政府更加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并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政治教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这也体现出德国资产阶级议会和政府为解决德意志民族沉重的历史遗产，稳固其资产阶级政体，对意识形态工作常抓不懈的政治现实。参考文献：[1]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Jahresbericht 2000/2001[M].Bonn：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2][美]戴维·伊斯顿.社会生活的系统分析[M].北京:华夏出版社,.[3]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M].南京:南开大学出版社,.[4]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The Civic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3.
太长了，不想抄
2007-01-11 10:49: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日继续欧洲之行，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默克尔向安倍保证，她支持欧洲联盟维持对中国军售禁令的立场不变。有分析指出，刚刚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德国如果坚持对华军售禁令，有可能影响中德关系。 安倍此次出访欧洲，积极寻求主要欧盟会员国就维持对中国军售禁令提出保证。他说：“我认为中国的成长，对全世界来说是个机会，我曾于去年10月走访中国，同意与他们建立符合相互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国防预算快速成长，却欠缺透明性。” 安倍还说：“我向默克尔总理说明日本的关切，也即欧盟若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可能会影响到东亚（安全）。” 默克尔则说，德国无意解除对华武器禁运的立场没变。她还说，将继续与中国进行法制国家对话，而“促进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同样也是德国与日本的共同立场”。 德国刚刚于2007年1月1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按照惯例，轮值主席国有权对欧盟半年内的大政方针提出自己的建议，能够对欧盟决策施加重要影响，这将使德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可以为推动欧盟军售解禁发挥关键作用。有分析指出，如果默克尔总理在推动欧盟解禁问题上发挥积极影响，将为中德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而如果德国以轮值主席国的身份继续对军售解禁问题消极回避，那么中德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遭受挫折。 另有分析指出，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事关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政治基础。欧盟一再表示愿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同时却迟迟不愿意解除这一政治决定，表明欧盟尚并将中国作为真正平等的伙伴看待，即中欧关系在政治上并不平等。在这样具有歧视性的政治基础上，中德之间是很难发展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关系的。 据了解，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已达17年之久。2004年12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正式决定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纳入欧盟的议事日程。自那时以来，欧盟多次再重申继续致力于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政治意愿”。 有分析指出，虽然欧盟内部要求解禁呼声越来越高，但至今拖而不决。主要原因是来自美国的阻力。据媒体披露，自从中国要求欧盟取消对华军售禁令之后，华盛顿利用各种场合和渠道做欧盟国家的工作并打预防针。 美国的反对态度主要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欧盟重新对华军售将导致“台湾海峡军力失衡”，美国扶植台湾、保持两岸力量均衡的战略将受到严重挑战。其二，欧盟的军事科技将有助于缩小美、中之间的军力差距，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根据美国五角大楼的战略，美国应对它的“潜在竞争对手”保持10年到20年的领先优势，因此，欧盟解禁将可能使美国逐渐丧失这种优势。 中国方面则认为，武器禁运政策是“冷战时期的遗产”，而且废除此项政策的政治宣示意味将大于其军事上所代表的意义。在中国已经成为欧盟的重要经贸伙伴，而且共享一些国际政治的地缘战略价值之后，废除禁运政策才能真正落实欧盟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在欧盟内部，法国的立场与德国相近。法国方面认为，解除禁运政策将无实质军事上的立即效应，因为法国自1992年至2001年对中国的武器销售只有7千万欧元，而对赛浦路斯则达亿欧元，对马来西亚也达7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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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让女人走出了家庭 上世纪四十年代前，大部分美国女性一旦结婚，便会辞职回家，安心扮演“贤妻良母”、“全职主妇”的角色。但1941年12月7日发生的“珍珠港事件”改变了这一切。这场突然袭击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全面进入战争状态。几乎所有的适龄男子都应征入伍，男人们都上了战场，工厂几乎瘫痪，可是战争需要大量的设备和物资，谁能够让工厂的生产线动起来？这时的美国妇女挺身而出，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国心，她们纷纷走进工厂，填补了男子们留下的空缺，妇女劳动力也成为战时工厂强有力的支撑。 美国政府发出号召，报纸杂志积极配合，文章和广告铺天盖地，当时的口号是：“越多的妇女工作，我们就越快地赢得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张“铆工罗西”的海报，海报上有一位虎背熊腰的女子，代表着二战时期工厂劳动妇女的强壮形象，所以“铆工罗西”成为二战美国劳动妇女的代名词。 “铆工罗西”成为主力军 “铆工罗西”的原型之一是罗斯·韦尔·门罗，当时的好莱坞明星沃尔特·皮金到一家飞机装配厂参观，遇见了门罗，于是推荐她在一部政府宣传战争的片子中担任主角，著名的插图画家诺曼·罗克韦尔根据门罗的形象创作了“罗西”这一形象，刊登在1943年5月29日的《星期六晚邮报》上，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热爱“罗西”的热潮，那家报纸的发行量也增加了一倍。“铆工罗西”的另一位原型是罗斯·希克，在纽约的一家飞机制造公司工作，给格鲁曼公司生产的“复仇者”轰炸机的机翼上铆钉。后来，一位艺术家根据这些素材加上想象创造出了那张在美国家喻户晓的“铆工罗西”海报。 据估计，美国总共有2000多万个“铆工罗西”。一位名叫斯蒂芬逊的老太太当年在波音飞机制造公司里当铆工，给B-17轰炸机的机翼打铆钉。她说，她们经常爬到第三层工作台上工作，手持嗡嗡作响的铆钉枪，一个一个拧紧铆钉，由于机翼是用铝合金做的，有时眼睛几乎被反光射得睁不开。每天的午饭是在风速很大的隧道里吃，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一天下来，整个人累得都僵硬了。大部分人都超时工作，希望尽可能多造一些飞机。除了这些在军工厂工作的女工外，还有的妇女成为电车司机，有的操作重型建筑机器，有在的震耳欲聋的炼钢厂工作，创造了美国社会中女性全新的形象。 事实上，无论在安全程度还是在工资上，女工的待遇都与政府宣传的相差甚远。一般说来，同样的工作，女工挣的只有男性的60%。更有统计显示，在战争的头18个月中，死于军工厂各类事故的女工，远比同期在前线死于战争的士兵要多。她们做出的另一个牺牲就是孩子。虽然政府成立了托儿所和幼儿园，但这样的机构是无法替代妈妈的作用的。 战争胜利后被迫把工作还给男人 战争胜利后，对武器弹药的需求量一下子降了下来，男人们也从战场上回来了，他们想要回自己的工作。1944年底，报纸杂志的宣传导向变了，广告中的内容成了“胜利后的家园”，鼓励妇女们回到家中，继续做一名家庭主妇。这时的美国政府一反刚开始鼓励妇女进工厂的宣传，声称她们原本就是临时的替代者，如今男人们回来工作了，她们也应该回到家中。一小部分妇女又一次响应政府号召，用挣得的钱经营自己的小家庭，但是大部分的人并不愿意放弃工作。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80%以上的军工厂女工，不愿意离开她们的工作岗位，可是没办法，战争结束了，不再需要她们了。最后，大部分“铆工罗西”被从工作岗位上解雇，坚持留下来的人，只好去做一些收入较低的工作。 战后的一段日子，“铆工罗西”的辉煌趋于平淡，人们忙着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似乎没有人再记得她们。但是今天，她们终于赢得了美国人的尊重，如今大部分“铆工罗西”已经不在人世了，活着的也已满头银发。回忆起往事，玛格丽特·贝利满怀深情地说：“我感觉好像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工作，每当想起为轰炸机铆接火炮时的那种声音和感觉，我仍激动不已。每次我到西雅图的航空博物馆里观看二战时的轰炸机，都会产生一种感觉，那就是我还能让它们飞起来。事实上我曾帮助修复过那里的轰炸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士兵，像在前线打仗的小伙子一样，是个战士。”
美国的历史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扩张史，美国的文化就是征伐，杀戮和霸权。
你应该说的是60毫米-美国m-2迫击炮。m2迫击炮于1940年装备部队，由于这是美军装备的第二种迫击炮，因此被命名为m2。二战美军标准编制一个步兵团下辖27门60迫炮，使用单位除了团直属迫炮连之外，各步兵排也有直属迫炮班配发3门60迫炮提供火力支援。重量：身管长度：（倍口径）口径：60mm炮架或载具种类：圆形底板式三脚炮架最大射击仰角：+40-+85度最大回旋角度：中心线左右7度有效射程：最大射程：1815m使用弹种：m49a2榴弹，m302白磷弹，m83照明弹，训练时使用用m69训练弹m2化学迫击炮是在1928年定型的m1化学迫击炮基础上，参考了英国的英寸迫击炮之后设计出的一种口径为英寸的线膛迫击炮。一般以化学迫击炮连的形式装备，每个连12门。每个步兵师下辖两个化学迫击炮连。也有m2被m3a1半履带运输车搭载，成为t21/t21e1自行迫击炮。m2最后在1951年被m30迫击炮取代。
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政治上:第3帝国有一点变态的犹太政策，使德国在欧洲大陆、甚至全世界失去了人心;极端狭隘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种容不下别人，不让别人生存的国家必然被其他国家所不容.非正义的战争使德国 战略方面:两线作战是大忌.，不该实施“芭芭罗萨计划”. 海军不强,不能截断英国的补给线.在大西洋海战中,英国破译了德国的核心密码而德国却毫不知情..在不列颠战役中,没有打垮英国.自己空军飞机和飞行员损失过大. 装备方面：武器过度追求技艺的精湛,总数量太少.例如;黑豹.虎王.虎..等品种太多,应生产一种黑豹就可以了.因为生产一俩虎的时间可以生产二俩黑豹. 经济上:资源不足。特别是石油。 还有就是,非正义的战争即使能够得逞于一时，但是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要失败的
德国失败的原因很多，但说到根本，就是战略上的失败。
根本原因：
战略上陷于两线作战，德国国土面积和人口使他不可能同时应对多个强大的敌人。历史上菲特烈大帝时期普鲁士因为四面受敌差点亡国，后来的一战也是因为未能彻底击溃东西线的任意一线而失败。二战失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失误上。1.未消灭英国而攻打苏联。2.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战，二战均势迅速打破，美国的参战使整个战争形势迅速向盟军方面发展。
次要原因：
军事角度来说，战线拉得太长，多头作战，最后疲于应付。另外，如果不在东线作战，西线压力会比较小。及时巩固战果，可能就不至于死这么快。
1:德军阵线拉太长，远水解不了近渴。2：年纪大了，累不动了。谁不会老？这世界没有常胜将军。3：输给了工农红军，因为底层的就是工农商，工农商就是衣食父母。4：阵线拉这么长，一旦失去底层的食物衣物供应，自然就输了。两军交战粮草先行。5：古代打仗为啥用腊肉作为粮食？携带方便不会坏，晒一下太阳越晒越香。
(Titel der Arbeit,Name,etc. bzw. Cover der Arbeit) .(Methodik/Forschungmethode - aber nicht sehr benötigt) Teil ( Erhebung)Überprüfung zu Hypothesen/Resü. Literaturverzeichnis/QuelleverzeichnisNormalerweise schreibt man ein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in solchen Form. Das Zitat soll auch berücksichtigt werden! Ich wünsche Dir viel Erfolg!
用。德国论文用pdf提交，提交的论文格式都是word或者pdf版本的，pdf版本在其余的软件上或者手机上打开格式和排班不会乱，所以会要求使用pdf提交。
你可以先想好中文的提纲，然后想范围，大学里学的不可能直接用德语思考问题，所以还是要借助母语的，我就是中文在心里有个数，列好提纲，直接去找资料，按着每个部分要写的内容去找的话范围会小点，到时资料照的七七八八了在着手写，可能心理会就有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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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不同阵营的对立。在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和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间进行的超过40年的最大对峙。
有关中俄关系的形式与政策的论文是怎样写的，写形式与政策论文有哪些相关的信息值得关注的地方。我给大家整理了关于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你们喜欢!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1 浅谈中俄关系 如今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也日趋复杂，每天打开电视，各种新闻节目总是将目光聚焦到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上。台海问题，中日关系，钓岛局势，南海问题，中印边界，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听了都头皮发麻。当然，不能让我们忽视的，还有与中国远隔万里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然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邻居，他曾经辉煌，然后衰落，如今再度崛起，他与我们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境线内，在历史上，我们与他亦敌亦友。而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却时常被民众所忽视。他就是俄罗斯。 中俄关系实际上是中苏关系的继续和发展。俄罗斯独立以后，由于中俄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在两国关系上都采取冷静、郑重和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原则，中俄关系不但没有停滞和倒退，而且在政治、经济、 文化 技术和军事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顺利和健康的展，两国关系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两国经济关系落后于政治关系、边界勘界中遇到的一些困难、两国边境人员进出交往中的某些无序现象等问题有可能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必须引起重视，加以解决。中俄两国平等信任、睦邻友好关系形成和发展是由历史教训、国家利益、时代要求和人民愿望等主导因素决定的。这些主导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和有深厚基础的，它们将对两国关系产生长远的影响。 中俄两国在亚洲互为两个最大的邻国，中国和俄罗斯亚洲部分的国土加在一起几乎占亚洲陆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两国之间有4300多公里漫长的边界线，两国又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上5个核国家中的成员，中俄两国关系的性质和状况，对亚洲和世界的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和重要的影响。在世纪之交和下个世纪，中俄关系的前景如何，对亚洲和世界会有什么影响，这是每个国人都应该关注的话题。 俄罗斯所拥有的中西伯利亚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中 国的领土。古代时，我们便与这片土地产生了诸多的联系。而中俄关系密切起来则是从近代开始的。俄罗斯的前身苏联曾是共产主义的老大哥，是中国在革命时期重要的盟友，二者又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在那几十年中，中俄关系(当时称中苏关系)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建国后，中国面临着美苏争霸的格局，作为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当然义无反顾的站在苏联这边。而苏联也很照顾中国，为中国援建了许多工厂和设施。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初期，苏联专家也提供了很多帮助。 然而好景不长。在赫鲁晓夫上台后，他全盘批判斯大林，中苏关系开始紧张。政治上，苏联试图在中国建立电台，了解干涉中国政治，毛泽东极力反对。军事上，苏联反对中国的核弹研究。经济上，苏联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要求中国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方面不赞成，毛泽东批判苏联的是修正的社会主义。1961年，中俄 珍宝岛战役爆发，中俄关系降至冰点。苏联方面撤走了留在中国的专家。在经济方面，苏联也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衣钵，中苏关系开始慢慢恢复。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中俄两国有着相同的立场。中俄两国目前有着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美国。所以按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一原则，两国关系也理应越走越近。 中俄关系越来越密切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从实力上来看，俄罗斯是一个合格的盟友。俄罗斯拥有大量的资源和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也在慢慢复苏。而中国则是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是全球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二者联手，可以与美国相抗衡。 近年来，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又给中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中俄也在近海区域频繁进行军事演习，其用意不言而喻。2005年，两军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2007年，我军赴俄罗斯参加上合组织成员国武装力量“和平使命——2007”联合反恐军事演习;2009年，中俄在沈阳军区洮南合同训练基地举行“和平使命——2009”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中俄的军事演习已经常态化。我们且不想将来爆发战争，俄罗斯会与中国联手出击。假设台海终有一战，那么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中俄关系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因为两国的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内部其实暗流汹涌。事实上，中俄两国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中俄国防关系最明显的变化是近几年俄罗斯出售给中国的武器在大幅减少。中国国防武器的增加和改良也使得俄罗斯官方面临了一个很难的抉择。直至现在，俄罗斯都拒绝将其最先进的武器，譬如远程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出售给中国，他们害怕中国获得这样的武器后会打破东亚的军力平衡。 俄罗斯政府也不愿将其最好的核能技术和其他知识产品传授给 中国，因为那将使低价的中国制造取代俄国成为第三方市场的出口方。双方的能源合作仍存在问题。双方不断地对外宣称两国签订了巨额石油和天然气合同，但直到最近都没有实现。俄罗斯能源公司试图引进欧洲和亚洲客户来抬高竞买。尽管这个 方法 提高了俄罗斯的议价权，但却使中国更加怀疑俄罗斯是否是个可靠的长期能源合作伙伴。 两国政府还对彼此在中亚的活动有所怀疑，在东亚中俄国企再为石油和天然气进行着竞争。中国拒绝同意俄罗斯认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是独立国家的决定。这两个地方是2008年8月，在战争中，俄罗斯从格鲁吉亚抢来的。在社会层面，中国民间交流也很有限。 综上所述，我们与俄罗斯既要合作，又要有所防备。历史的 经验 告诉我们，俄罗斯这个国家是有虎狼野心的。与中国合作也不过是权 宜之计，未来也不是不存在反咬一口的可能。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对俄罗斯的动作，也该要有些防范。 参考文献：新华网2012年04月23日 07:58 新京报(北京) 2012-04-29 02:13:01 《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2 【摘要】5月7日，普京宣誓就任新一届俄罗斯总统。随着普京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执掌俄罗斯政权，“新普京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正式拉开。普京此次其再度当选俄国最高领导人，一方面对于俄罗斯乃至世界来说都将是一次变革，然而另一方面对我国来说其间将包含众多的“利弊得失”，中俄关系将得到新的发展。 【关键词】普京 中俄关系 近来世界局势变化多端，国家间博弈风云变幻，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普京再度入主克林姆林宫，成为俄新一任总统。其“硬汉”形象吸引着世人之目光，在其之前领导俄罗斯十数年中，俄罗斯逐步走出苏联解体之创伤，不断迈向世界大国之路，但其执政之强硬 措施 ，亦是使得世界望而生畏。俄罗斯作为一个真正的资源超级大国和国际上唯一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大国，始终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在“新普京时代”中俄关系将会有怎样新的发展、存在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首先:俄罗斯之于中国具有资源、安全、政治以及技术方面的重要意义。 安全方面，近两年来，中国周边环境并不和平，南边是东盟国家领土领海争端，西边中亚国家动乱，东边面临日本、韩国的压力。这种形势下，北边和俄罗斯关系的和睦就显得非常重要。 从政治角度看，在国际上中俄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互相支撑尤其重要，在地缘关系上会影响到欧亚政治与军事力量的平衡。反之，如果没有中俄的互相支撑，不仅中国在国际上会孤立，俄罗斯也真的孤立了。 从能源角度看，尽管目前中国从俄罗斯获取能源占比不大，但是未来亟须思考就近获取能源的问题。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资源大国，仅就中国急需的能源来源，截至2010年底，俄罗斯天然气储量世界第一，石油储量跃居世界第七，仅次于海湾国家和委内瑞拉。俄罗斯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和石油输 出国 组织(OPEC)以外最大的原油输出国。而现在中国主要的能源来源地不但距离远，而且政治环境不稳定。 技术方面，尤其是军事技术方面，虽然中国国防现代化进展很快，但很多技术来源于俄罗斯。因此，在直到2050年今后的30多年内，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将始终是中国健康成长的一根国际支柱。 中俄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正在呈现出制度化走向。例如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协调及广受瞩目的军事合作。在伊核及朝核问题上，中俄两国配合得非常密切。双方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都是多边会谈的积极参与者。两国的合作为把问题控制在政治、外交框架之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中俄关系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 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双方高层交往密切并已实现机制化，各领域互利合作发展迅速不断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与配合。胡锦涛同志指出，中俄两国都面临着维护和平稳定、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两国互利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中方高度重视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胡锦涛还说，中俄双方都重视两国立法机构的友好往来，希望中国全国人大和俄罗斯联邦会议及国家杜马充分发挥已有的对口合作关系和相关机制的作用，积极促进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发展。 与历史上的两国关系不同，目前的中俄关系既没有强烈的针对性，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既有现实的互利考量，也有缔造长久和平的长远打算。两国共同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理性国家关系，因此有理由相信，这种关系将得到长久的发展.。中俄应共同努力打造理性国家关系，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对于一级世界造成的重心倾斜具有重要的平衡作用，对于中俄两国来说，也具有巨大的安全和经济价值。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化和发展，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希望双方加倍努力，密切配合，推动中俄战略协作在今后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决定中俄关系今后走向的上述主导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和有深厚基础的，不会因为两国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它们将对两国关系产生长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21世纪中俄关系的前景及其对亚洲和世界的影响得出三点看法: (一)中俄两国在进入21世纪后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双边关系，两国在经贸、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二)从地区和世界范围来看，中俄两国都将各自奉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在共同关心的地区性和世界性等国际问题上彼此会加强磋商和协作，但彼此 不结盟，也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三)中俄睦邻友好、平等信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将会有利于亚洲的和平、稳定、发展和合作，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安全和发展。 回顾我们走过的历史，展望未来，中俄两国只有坚定不移的坚持睦邻友好合作，坚定不移的站在一起，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远亲不如近邻，当前的国际局势依旧很复杂，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强权政治依旧横行，我们两国既为邻邦，就应该互相合作，互相帮助，这是我们两国新的历史机遇，也是两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只要中俄两国能携手共进，相信，这两个曾经在世界上无比辉煌的国家，必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重新创造新的辉煌!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篇3 摘 要:上任后首次外访的第一站就是俄罗斯,而俄罗斯梅德韦杰夫也在第一时间电话祝贺了.这也是中俄高层频繁交流的缩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不仅加强了在国际政治事务上的合作,同时还涉及到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随着俄罗斯经济的继续复苏,中国的不断崛起,中俄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今后的一段时期内,中俄合作仍然是趋势所在,我们应该把握这一趋势,使中俄关系保持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关键词:中苏关系;现状;新时期;展望 中俄关系的渊源始于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而分析当今局势必须以历史为依据,所以,我们从冷战中的中苏关系开始,分析中俄关系. 一、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新中国建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球对抗.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并且在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后,仍然对国民党进行支持,同时对中国进行封锁.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边倒”,即全面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而苏联也派专家对新中国的建设进行指导,中苏关系发展迅速. 19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各党会议上,中苏发生争论,苏联不仅在会上组织围攻,而且在会后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听从其指挥.而中国坚决反对苏联对我国内政的粗暴干涉,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改为“两个拳头打人”,既反美也反苏,重点发展和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此时中苏关系开始转冷. 60年代末,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渐演变为国家利益的冲突.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扬言要对中国进行“坚决的反击”,公开发出了战争威胁,多次策划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不仅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而且在世界上,大国沙文主义严重,随意干涉别国外交和内政.此时美国深陷泥潭,对中国的态度转变并逐步建交.中国面对严峻的军事威胁,开始联美反苏. 80年代末,苏联穷兵黩武的政策使其经济衰退,国内问题严重,被迫转为守势.而中美关系也再度恶化,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但“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① 二、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初步恢复 冷战结束初期,中俄两国立即达成一些协议,其中有两点最为重要:第一,中国承认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二,中俄两国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国领导人所签署的两个《中苏联合公报》依然是中俄关系的指导文件,中俄两国将继续坚持上述两个《中苏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基本原则②.这是实现中苏关系平稳地转变为中俄关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中俄未来加深友好交往的利好因素,这为以后中俄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俄罗斯一直把自己看作是欧洲的俄罗斯,俄罗斯“大西洋主义”思想和“从渥太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政治安全体系理念都昭示了俄罗斯急切地加入美欧政治安全体系的心情,而中国受困于影响,这一时期在外交关系上遇冷受挫.也就是说,俄罗斯亲西方的外交政策限制了俄罗斯对华政策的推进程度,而中国不稳定的国内形势又影响了两国探究新型关系的深度.同时中俄双方刚刚修复的关系还比较脆弱,历史的消极因素仍然存在,当时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态度明显要强于对中国的态度,中俄两国的“互视友好国家”的关系就显得有些“低洼”,两国只确认了“好”邻居的状态. 然而,虽然俄罗斯努力融入西方国家,中国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并未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美国惧怕俄罗斯过于强大,西欧各国对俄罗斯的态度也由热转冷,都对俄罗斯的未来感到担心.此时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实力不断增强,加上俄罗斯和中国的地缘优势,中俄开始接近. 三、中俄关系的现状 中俄也对双方关系发展进行了研究,采取了新举措,吸取了过去极端化的教训,避免了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宿命,摸索出一条既符合两国国情,又适合两国利益需要、更顺应时代潮流的合作道路.1996年两国确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这一关系性质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普京认为该条约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长期内调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的文件”,是“世纪条约”但不是上个世纪的条约,这是未来世纪的条约,“因为它确定的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友好国家在我们合作的基本方面彼此相互协作的原则”③.中俄这一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致力于战略上全面促进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安全和人文关系不断深化和拓宽,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永作“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④.不仅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相互支持和依重,在经贸领域加强合作互惠,人文领域的合作日益广泛而富有成果,而且在 教育 、文化、政党、司法等方面交流频繁. 对两国未来的展望应充分考虑两国现阶段的国情以及今后的发展任务.在国内,中俄担负着相同的历史任务:对俄罗斯来说,就是要重振俄罗斯,实现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对中国来说,就是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且,中俄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在区域一体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形势下,中俄需要加强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在国际上,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感到忧虑,并以各种方法减缓中俄崛起的速度.中俄现阶段都没有与美国争霸的实力和意愿.中俄都致力于为自身的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维护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因此,为了突破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封锁,中俄必须走到一起,相互倚重. 四、中俄关系未来的展望 可以说,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边关系发展已经比较稳定和成熟,能够经受得住一些国际重大事件的考验.虽然影响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依然很多,但是双方在考虑自身利益时,已经能够兼顾对方利益关切,而且随着两国国内政局的稳定,两国外交政策不断成熟,中俄关系仍会稳中有进.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化会为两国合作提供更多的平台,而且两国在伊拉克问题,朝核问题等国际问题上也有了相互合作的经验.两国之间“要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对彼此之间的分歧,要坚持对话,不搞对抗,从双方长远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加以解决,反对动辄进行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⑤. 中俄毗邻而居,命运紧密相连,和则两利,不和则两害.两国和睦相处,加强合作不取决于愿意还是不愿意.因为两国除了难以割舍的深厚传统友谊,彼此还处于相似的战略环境,持有趋同的国际政治理念、拥有得天独厚的客观互补条件.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它既是两国政府高层的共识,也得到两国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中俄各领域合作已全面启动,两国关系又处在了新的历史起点,面临着又一次的重要发展机遇.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所起伏,但中俄深化各领域合作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 《人民日报》1991年12月13日、12月29日. [3] 普京.普京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 江泽民同志在莫斯科大学的演讲:共创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新华社莫斯科2001年7月17日电. 2017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相关 文章 ： 1. 2017论中俄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大国关系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7国际形势与政策论文 4. 有关中国与俄罗斯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5.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