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2008年本科招生专业一览表 院、系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人数 学制 学费 授予学士学位门类 备注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 050101 200 四年 4800 文学 文 传播学 050305 20 四年 4800 文学 文 历史学院 历史学 (含历史学、博物馆学方向) 060101 100 四年 4800 历史学 文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哲学 010101 20 四年 4800 哲学 文理兼收 思想政治教育 030404 80 四年 4800 教育学 文理兼收 社会工作 030302 15 四年 4800 法学 文 法学院 法学 030101 60 四年 4800 法学 文理兼收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经济学 020101 30 四年 4800 经济学 文理兼收 工商管理 (含电子商务专业) 110201 40 四年 4800 管理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 020102 30 四年 5000 经济学 金融学 020104 30 四年 5000 经济学 会计学 110203 20 四年 4800 管理学 教育学院 教育学(含公共事业管理专业) 040101 20 四年 4800 教育学 文理兼收 学前教育 040102 30 四年 4800 教育学 特殊教育 040103 30 四年 4800 教育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英语 050201 103 四年 6000 文学 文理兼收 日语(零起点) 050207 20 四年 6000 文学 文 俄语 050202 9 四年 6000 文学 文理兼收 艺术与传媒学院 影视学(影视与传媒方向) 050423 10 四年 4800 文学 文、统招 影视学(含影视与传媒、数字媒体方向) 050423 35 四年 8000 文学 艺术类 、文理兼收 音乐学(含音乐教育、音乐表演方向) 050401 26 四年 8000 文学 艺术类 、文理兼收 舞蹈学(含舞蹈教育、舞蹈编导方向) 050409 29 四年 8000 文学 艺术类 、文理兼收 美术学(含书法学、美术学方向) 050406 22 四年 8000 文学 艺术类 、文理兼收 艺术设计 050408 11 四年 10000 文学 艺术类 、文理兼收 数学科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含统计学专业) 070101 64 四年 5400 理学 理 数学与应用数学 070101 96 四年 5400 理学 理 物理学系 物理学 070201 130 四年 5400 理学 理 化学学院 化学 070301 140 四年 5400 理学 理 天文学系 天文学 070501 20 四年 4800 理学 理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信息科学技术(含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071206 80 四年 5400 理学 理 教育技术学院 教育技术学(含教育技术学、教育信息工程方向) 040104 60 四年 5000 理学 理 生命科学学院 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含生物科学、生物技术专业) 070405 40 四年 5400 理学 理 生物科学 070401 60 四年 5400 理学 理 心理学院 心理学 071501 80 四年 5400 理学 理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地理科学 070701 60 四年 4800 理学 理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070702 20 四年 4800 理学 理 地理信息系统 070703 20 四年 4800 理学 理 环境学院 环境工程 081001 20 四年 5400 工学 理 环境科学 071401 20 四年 4800 理学 理 资源学院 资源科学与工程 081105 20 四年 4800 理学 理 管理学院 管理科学 110101 25 四年 4800 管理学 理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110102 25 四年 4800 管理学 理 人力资源管理 110205 25 四年 4800 管理学 文理兼收 公共事业管理 110302 25 四年 4800 管理学 文理兼收 体育与运动学院 体育教育 040201 50 四年 4800 教育学 理 运动训练 040202 30 四年 5400 教育学 文理兼收 励耘实验班 新生入校一学期后,经测试择优选拔100名组成励耘实验班,实施励耘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合计 2100 文学院 文学院前身是中文系,历史悠久、基础雄厚,教学科研综合实力在全国高校同类学科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这里聚集着近百名优秀教师,既有老一辈学术大师,又有一大批站在学科前沿的享誉海内外的中青年学者。
在职教授50余名,其中博士生导师40余名,学术氛围浓厚、教学质量优秀。 文学院现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民俗学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和“民俗典籍文字”两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与北师大共建“中国文字整理与规范研究中心”,依托9个博士点、13个硕士点组建起来的10个研究所,以及5个跨专业的研究中心,硕、博士点数量居全国高校中文系之首。
这里是首批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首批全国仅有的两个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博士后流动站之一,“985工程”二期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目前在文学院学习的有本科生1000余人、硕士研究生800余人、博士研究生300余人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300余人。
文学院为本科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1)按照“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贯通培养的方案设计本科培养方案,一批优秀本科生可以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直接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两年以后再择优提前攻读博士学位。(2)为了适应新世纪的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按照“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原则,文学院调整了本科教学课程体系,为培养研究型人才和高级应用型人才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3)率先实施“4 + X”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有更多的选择机会。(4)文学院硕博士研究生每年招生额度居全校第一,本科生未来发展前景可观。
文学院现设有汉语言文学。
就跨专业考研而言,难度比较大;相对简单点的跨专业,历史学还好。因为历史学是全国统考,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复习的内容大体相同。如果真的喜欢,可以着手准备着,先不着急定学校,可以到十月份看你的准备情况定。这就比那些自主命题的考试好很多。把目标定的高一点,动力会足一点,加油!
就北师大而言,是有悠久历史的学校,历史学是比较古老的学科,所以北师大的历史学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考了师范类学校,多数的都得从事教育事业。如果想在大学,得博士,在好的大学,比如北师大差不多得洋博士。初高中的门槛就没有那么高了。
对于准备,初试是统考卷,要看当年出的权威的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考必备历史学辅导书,有精力的话多看看北师大出版的书
答:历史学研究生
历史学研究生毕业后主要就业方向分别为:
1、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该专业研究生去向主要为 *** 、企业、教学、科研等部门中负责策划、咨询、管理和教学、研究等方面工作。近年来,毕业生主要就业于各地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出版社等。
2、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文物、考古、博物馆系统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在目前全国范围内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良好的就业势态。只是前些年的毕业生大都留在北京等中心城市,许多省市文博系统长期得不到相关的毕业生。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90%以上,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中小城市或地区毕业生的需求始终供不应求。
毕业生就业范围主要集中在全国省、市、区各级文物考古研究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各级、各系统的博物馆文化部门,国家及省市机关(公务员),全国各高校(任教),出版部门(编辑、记者)。同时,部分毕业生出国深造,部分毕业生毕业后在相关领域工作。
北师大的历史学可以排在前五吧,实力还是很强的!未来的就业不仅看学校,专业,还有个人的努力程度。
比如发什么有质量的文章,读研期间参加什么重要的活动等等。最好还要看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
一般来说,历史学硕士毕业生会选择去大、中、小学校担任历史老师,在博物馆从事历史研究或博物馆管理,历史文化导游,图书馆管理人员,历史类文字编辑,党史研究室,革命纪念馆的人文岗位等等。 从历史学研究生就业范围来看,毕业生的择业面看似狭窄,但凭借该专业的人文底蕴和历史厚重感,完全可以在媒体的文案策划、企业的企划部门、图书出版界、旅游等岗位或领域闯出一番天地,而不一定限制在研究或教学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 历史学科是北京师范大学最早形成的系科之一,由 1902 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第二类”分科演变而来。2006 年 3 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与史学研究所合并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合并后的历史学院现有 1 个国家级重点学科,1 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7 个博士点,8 个硕士点。在科研方面,我院是国内历史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是全国高校中最早设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最早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也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1994 年设为国家首批人文社会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拥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和考古与博物馆学等专业。中国古代史研究方向为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民族史等。
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政治史等。 世界史学科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史、西方史学史、中外古史比较、欧洲中世纪史、西方近现代思想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美国史、英国史、俄国史、日本史等。
历史文献学学科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古籍整理等。 考古与博物馆学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史、博物馆学等。
史学研究所是 1980 年经原国家教育部批准建立的全国第一个史学史科研机构,一直承担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国家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以及多项横向科研项目,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近现代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史学批评、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经史)研究。特别是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外古史比较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形成特色,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居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
设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室、中国通史研究室、《史学史研究》编辑部。 《史学史研究》已有 40 多年的历史,是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也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学术界有重要影响。
主要内容阐明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揭示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批判地总结史学遗产(包括史学传统),为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提供成果史学史研究和阐述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的学科。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主要任务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古今历史著作,探索史学思想的源流与派别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并考察历史知识积累的过程和历史编纂方法的演变等。史学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世界史学史、国别史学史、断代史学史等
你就看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出版的相关期刊,这是由中科院直属的报刊。。中国社会科学 与你所说的历史研究都是该杂志社出版的。
《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史学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史学史研究 》北师大史学所《世界历史》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文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历史档案》北京·历史档案杂志社《史学集刊 》长春·吉林大学该刊编委会 《史林》上海·该刊编辑部《中国地方志》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史研究动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经济研究杂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自然科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
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学系,曾任东北文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参与《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创办工作,任编辑。197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1980年,《历史研究》隶属在本编辑部基础上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后任编辑、副编审、编审,编辑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历史研究》杂志主编。曾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辽金史学会会长等。研究方向是辽金史、中国社会史。
一、历任会长:首届、第二届会长:林甘泉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第四、第五届会长:林剑鸣(西北大学、法律出版社)第六届会长:高敏(郑州大学)第七、第八届会长:张荣芳(中山大学)第九届会长:周天游(陕西历史博物馆)二、二、现任会长:周天游现任副会长: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葛剑雄(复旦大学)、黄今言(江西师范大学)、孟祥才(山东大学)、黄留珠(西北大学)、岳庆平(北京大学)、彭 卫(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卜宪群(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谢桂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宋 超(历史研究编辑部)。三、本会聘任顾问:林甘泉、何兹全、田余庆、安作璋、高 敏、朱绍侯、张荣芳、张传玺四、本会理事会理事:王子今 彭 卫 周天游 葛剑雄 黄留珠 卜宪群 张铭洽 宋 超 徐卫民 李均明 黄今言 吕宗力 李振宏 孟祥才 岳庆平 刘华祝 白音查干(蒙) 臧知非 谢桂华 冷鹏飞 田 静(女) 杨兆荣 张鹤泉 黄朴民 黄婉峰(女) 王 健 余华青 孙家洲 丁毅华 赵国华 陈松长 何双全 宋一夫 刘 敏(女) 高大伦 江 淳(女) 朱子彦 刘汉东 张仲立 焦南峰 李解民 马 新(女)孙福喜 田人隆 邵 鸿 田旭东(女) 王彦辉 宋 杰 雷依群 曹旅宁 陈长琦五、本会秘书处:秘书长:卜宪群(兼)副秘书长:张铭洽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5月10日给王来棣复信,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我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在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位副主席没有理睬我们的要求。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十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同志写的题词。我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用药过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强写出了这个题词。这个题词中,胡绳同志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也引起了学术界注意。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给胡绳同志写信,信中说:“大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对近代史学界是大事。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表达我的读后感而已。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名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特敬请您为拙著书名题赐墨宝,以增光宠。附上《追求集》目录,请过目。”10月初,胡绳同志的墨宝就送来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胡绳同志题写的“追求集”三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给这本论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与墨宝同时送到的还有胡绳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他对我写的书评表示感谢,同时说明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中是否设立了“谋略处”,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文章,要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一阅。原来,我写的书评中,高度肯定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修订再版的意义,指出:无论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卷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许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在这篇书评中,我还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政府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同志的信,很谦虚地表示他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在胡绳同志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同志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写的,我感谢胡绳同志对《追求集》的题签,同时把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质疑谋略处的文章以及几首诗送给他。谋略处的文章是他要过的,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他的清听,妨碍他的休息,我很惭愧。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1998年10月12日,胡绳同志在北京对“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谈话时,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以及是否用现代化作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问题。他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我对胡绳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系统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系统的讨论。所以,胡绳同志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最近几年,胡绳同志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大腿的外科手术,我曾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同志去看过他。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个人表示问候,同时报告近代史所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胡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召开追思会,我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简短发言,初步评述了胡绳同志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我在那个发言中说过:“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鸦片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看到刚刚出版的《童稚集》(胡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现胡绳同志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表明他已经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了。这时候,范文澜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来。因此胡绳一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需要特别引起重视,需要总结。我现在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做这个题目。这是我的愿望。(本文根据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举办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和1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 “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会议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1.网站 历史千年 2.论坛 轩辕春秋 国学论坛 3.历史研究 中国最早、最权威的历史研究类刊物,创刊于195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最早的一本综合性史学期刊。它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1995年获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期刊提名奖,199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 《历史研究》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同志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先生是《历史研究》编委会的召集人,他撰写的发刊词论述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必要性,同时认为“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 百家争鸣、实事求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是《历史研究》编辑部同仁始终坚持不懈的办刊方针和不断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 本刊主要发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史学史、各种专业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还刊登史学研究动态、读史札记和史学著作评论等。 《历史研究》主要栏目:专题研究、史家与史学、学术述评、读史札记、讨论与评议、 书评、海外新书评介、读者来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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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吗?建议先从理论性书籍开始研度比较好。参阅下目前北大出版的《历史观念译丛》(如布罗代尔的《论历史》、凯博的《历史比较研究导论》埃尔顿的《历史学实践》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一系列书籍如何?个人认为有助于学术基础知识的提升,从基础做起,然后可以对你喜欢的专业理论知识方向开展研读工作。格林菲尔德的《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霍布斯鲍姆的经典《革命年代》《资本年代》《帝国年代》三部曲以及其稍后的《极端年代》也是不错的阅读书籍,其他的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再到麦格尼尔父子的《人类之网》也是不错的阅读书目。不建议问者一开始就阅读各类史学期刊,当然关注动态是必须的,只是由于史学期刊的设计内容过于宽广,如果阅读时候一些必要的理论知识不扎实的话,会对升入理解研究状况产生误解效应。以上只是个人观点,问者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取舍。(另外,约尔丹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作为辅助阅读书籍也是一本不错的选择)本人也是学世界史的,东师的,有意愿可以多联系。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文史哲》是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创刊伊始,《文史哲》即坚定不移地恪守“学者办刊”的宗旨,不遗余力地推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1951年夏,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元帅在上海的一次大会上曾说:“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是开风气之先,继续办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国各大学的重视。”从创办至今,《文史哲》的海内外发行量,一直稳居全国高校文科学报之首,因而成为中国大学学报的品牌。 《文史哲》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着力打造的特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办刊风格,尊奉“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则是其始终不渝的办刊宗旨。《文史哲》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 《文史哲》的第一任主编杨向奎先生曾说:《文史哲》的目标是:“(1)办好刊物,繁荣学术;(2)培养学术人才;(3)发现学术人才。”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作为办好《文史哲》的十分突出的目标。他又说:“刊物的编者如同伯乐,在万马奔腾中能够识别良否不是容易的,绝不能以名取稿,而要在平凡中发现珍奇。”“社会科学的刊物好像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没有刊物的学校与研究机关,研究成果无处发表,得不到学术界的评价与支持,这种成果也就永远得不到检验的机会,结果会枯萎了。可以说刊物是培育学术的泥土,没有刊物,就不会有学术的繁荣。” 在《文史哲》创刊35周年之际,杨先生又发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一文 ,专门谈《文史哲》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方面的问题。他说:“我给《文史哲》编辑部韩凌轩同志的一封信中说,编辑是最有意义的工作,他可以培养人才,发现人才,对于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出直接的贡献。编辑是伯乐,千里马有待于他们的培养和发现。可以回想一下,现在在文科各方面有名的学者专家,当他们的青年时代,还在读书的时代,《文史哲》曾经是他们中间某些同志发表文章的场所。”
借用上世纪九十年代知名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再度对学术期刊公开双方沟通记录一事提出自己的质疑。
辛德勇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表述过这样的意思,《文史哲》编辑部采纳的这篇东西,所论纯属无中生有,亦即歪曲事实,强行捏造一个观点硬把它栽在自己的头上,然后再对其恣意挞伐。
11月19日,辛德勇通过个人微信公众号发出《再问<文史哲>是要干什么?》,质疑《文史哲》方面将他和编辑部沟通的记录公布在网上且“断章取义”。
辛德勇提到,在编辑与作者之间,作为编辑人员,是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的,特别是不能把作者同编辑之间在稿件处理协商过程中谈到的事情,轻易外泄;更不用说散发到互联网上去了。
辛德勇在文中表示:
“可遗憾得很,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不仅如此,昨天下午14时26分我刚刚同《文史哲》编辑部刘女士沟通的内容,其编辑部某工作人员就又在晚上七点多发到了网上。
19日,澎湃新闻就此事试图联系《文史哲》编辑部寻求回应。
一名工作人员称,相关文章是孙齐负责的,直接跟孙齐联系就行。孙齐正是林鹄文章的责任编辑。
在11月19日回复澎湃新闻的邮件中,孙齐对于辛德勇所称“聊天记录被公布”一事回应道,“作为林鹄文章的责任编辑,我认为这个话题已经脱离了正常学术讨论的轨道。”
《文史哲》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山东大学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编辑、出版,通过全国各地邮局和国际书店发行。1951年创刊,初为双月刊。1954年改为月刊。1959年1月停刊。同年8月复刊。1966年再停刊。1973年再次复刊。
《文史哲》侧重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着力打造的特色;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其一贯的办刊风格,尊奉“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则是其始终不渝的办刊宗旨。
《文史哲》的最终目标,是传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学统,进一步深入世界汉学学术圈,跻身世界汉学名刊之林。
扩展资料:
《文史哲》向以“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而知名。置身全球化时代,《文史哲》更以“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为宗旨,以学术为本位,以创新为生命,不断发掘新的选题,展开新的争鸣。
《文史哲》相继开展过中国古代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制度、农民战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传统文化研究、《红楼梦》研究、古文论研究、文艺理论和现代文学研究、儒学是否宗教、疑古与释古等等的学术讨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尤其是关于《红楼梦》研究和古史分期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更是名重一时。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国家社科基金学术期刊资助第一批入选名单,《文史哲》杂志每年获资助40万元。《文史哲》杂志入选国家社科基金第一批学术期刊资助,无疑为其早日实现既定的超越中国本土学界、成为世界汉学名刊的办刊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史哲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