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倒是有,但是你用我的就算是抄袭呀,想当初毕业的时候,班上两个男生抄到一块去了,幸亏系里给兜着了,要不都要没学位了。
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先用陶模作出初胎,再覆盖一层细泥进行加工刻划加彩,有的是先烧后接,有的是先接再烧。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有的陶俑刚出土时局部还保留着鲜艳的颜色,出土后由于空气干燥,颜色就慢慢地脱落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残留的彩绘痕迹。兵马俑的车兵、步兵、骑兵列成各种阵势。整体风格浑厚,健美、洗练。如果仔细观察,脸型、发型、体态、神韵均有差异,陶马有的双耳竖立,有的张嘴嘶鸣,有的闭嘴静立。所有这些秦始皇兵马俑都富有感染人的艺术魅力。 秦始皇兵马俑陪葬坑,是世界最大的地下军事博物馆。俑坑布局合理,结构奇特,在深5米左右的坑底,每隔3米架起一道东西向的承重墙,兵马俑排列在墙间空档的过洞中。秦陵内共有3个兵马俑坑,呈品字形排列。秦始皇一号俑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约5米,总面积14260平方米,四面有斜坡门道。俑坑中最多的是武士俑,身高米左右,最高的米。陶马高米左右,身长2米左右,战车与实用车的大小一样。人、马车和军阵是通过写实手法的艺术再现。秦俑大部分手执青铜兵器,有弓、弩、箭镞、铍、矛、戈、殳、剑、弯刀和钺。青铜兵器因经过防锈处理,埋在地下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光亮锋利如新,它们是当时的实战武器,身穿甲片细密的铠甲,胸前有彩线挽成的结穗。军吏头戴长冠,数量比武将多。秦俑的脸型、胖瘦、表情、眉毛、眼睛和年龄有差异。统一六国之后实行全国征兵制,兵源来自全国各地,这恐怕是他们在脸型、表情、年龄上有差别的主要原因。工匠们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把它们表现得十分逼真,在这个庞大的秦俑群体中包容着许多显然不同的个体,使整个群体更显得活跃、真实、富有生气。纵观这千百个将士俑,其雕塑艺术成就完全达到了一种艺术美的高度。无论是千百个形神兼备的官兵形象,还是那一匹匹跃跃欲试的战马塑造都不是机械的模仿,而是着力显现它们“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绝大部分陶俑形象都充满了个性特征,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俑坑发现种类齐全,数量空前的青铜兵器极大地丰富了秦兵器研究的领域,其中长铍,金钩等都是兵器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兵器铸造的标准化工艺、兵器表面防腐处理技术的发现和研究填补了古代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而秦俑的设计者为了再现2000年前的秦军“奋击百万”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他们不仅仅在于追求单个陶俑的形体高大,而且是精心设计了一个由8000余件形体高大的俑群构成一组规模庞大的军阵体系。右侧为一个巨大的方阵,左前方为一个大型疏阵,左后方则是指挥部。那数千名手执兵器的武士,数百匹曳车的战马,一列列、一行行,构成规模宏伟、气势磅礴的阵容。有的头挽发髻,身穿战袍,足登短靴,手持弓弩,似为冲锋陷阵的锐士;有的免盔束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手持弓弩,背负铜镞,似为机智善射的弓箭手;有的头戴软帽,穿袍着甲,足登方口浅履,手持长铍,似为短兵相接的甲士。还有身穿胡服,外着铠甲,头带软帽,足登短靴,一手牵马一手提弓的骑士;有头带长冠,两臂前伸,双手握髻,技术熟练的御手;有头戴长冠,穿战袍,着长甲,手执无钩的下级指挥官;有头戴鶡冠,身着彩色鱼鳞甲,双手扶剑,气度非凡的将军。这栩栩如生的千百个官兵形象,尤其在神态、个性的刻画方面,显得逼真、自然,而富有生气。如将军俑的形象:身材魁梧,身着双重短褐,外披彩色鱼鳞甲,头带双卷尾长冠,昂首挺胸,巍然伫立,有非凡的神态和威严的魅力。一般战士的神态:有的嘴唇努起胡角反卷,内心似聚结着怒气;有的立眉圆眼,眉间的肌肉拧成疙瘩,似有超人的大勇;有的浓眉大眼,阔口厚唇,性格憨厚纯朴;有的舒眉秀眼,头微低垂,性格文雅;有的侧目凝神,机警敏锐;有的昂首静思,有的低首若有所思,两者虽然得刻画一个“思”字,由于表现手法不同,前者给人的印象是气宇轩昂略带傲气,后者沉静文雅。秦俑表现的是古代军事题材,它既没有选择两方交战、将士厮杀的战争场面,也没有选择将士修整屯兵防守的场面。而是捕捉了将士披甲,直兵列阵地,严阵以待的临阵场面。尽管我在这个井然有序的静态军阵营,艺术家们在单个陶俑的雕塑上,还是力求“偶动与静之中”。使那一件件披甲之锐的武士俑昂眉张目,肃然伫立,神态坚定而勇敢,他们好似整装待发,又好似处于临战状态,还有那一件件驾车的御手俑,双臂前伸,紧握髻绳,目视前方,待命而发;那一匹匹曳车的陶马,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张鼻嘶鸣,跃跃欲试;那一件件骑士俑,右手牵马,左手提弓,机警的立于马前,一旦令下,就将驰骋疆场。正是由这千百个充满生气、神态各异的陶俑构成整体静态的军阵地,达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静极则生动,愈静则愈动”。惟有这种静态的军阵才能使人们感到军阵巨大威慑力的深浅莫测。这样恢宏的阵列,宏伟的构图,空前绝后,无与伦比。 秦始皇二号俑坑呈曲尺形,位于一号坑的东北侧和三号坑的东侧,东西长96米,南北宽为84米,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坑内建筑与一号坑相同,但布阵更为复杂,兵种更为齐全,是3个坑中最为壮观的军阵。它是由骑兵、战车和步兵(包括弩兵)组成的多兵种特殊部队。二号坑建有万平方米的陈列大厅,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遗址陈列厅。二号坑有陶俑陶马1300多件,战车80余辆,青铜兵器数万件,其中将军俑、鞍马俑、跪姿射俑为首次发现。二号坑东、西两端各有4个斜坡门道,北边有2个斜坡门道,俑坑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坑内布局分为4个单元。 第一单元,位于俑坑东端,四周长廊有立式弩兵俑60个,阵心由八路面东的160个蹲跪式弩兵俑组成。弩兵采取阵中张阵的编列,立、跪起伏轮番射击,以弥弩张缓慢之虞。 第二个单元,位于俑坑的右侧,由64乘战车组成方阵(车系木质,仅留遗迹)。每列8乘,共有8列。车前驾有真马大小的陶马4匹。每车后一字排列兵俑3个,中为御手拉马辔,另两个分别立于车左和车右,手持长柄兵器。 第三单元,位于中部,由19辆战车,264个步兵俑和8个骑士俑组成长方形阵,共分3列。每匹马前立骑士俑一个,一手牵马缰,一手作拉弓状。每乘车后除三名车士外,还配有8~36个步兵俑。 第四单元,位于军阵左侧,108个骑士俑和180匹陶鞍马俑排成11列横队,组成长方形骑兵阵。其中第1、3列为战车6辆。每匹马前,立胡服骑士俑一个,右手牵马,左手拉弓。而俑坑内的108件骑兵俑是我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数量众多的古代骑兵的形象资料。在服饰装束及高度等方面都是严格模拟古代骑兵的战时形象。与步兵、车兵俑显然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系在颌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磴短靴,身披短而小的铠甲,肩上无披膊,手上无护手甲。衣服具有短小轻巧的特色,铠甲显得简单而灵活。骑兵俑特殊的装束也与骑兵的战术特点密切相关。 而铜车马的出土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其工艺之复杂,作之精巧,技艺之卓越无不令人惊叹。秦陵二铜车是一种带有篷盖的豪华车,车舆接近正方形,它宽78厘米,进深88厘米,其宽度仅比一号车长4厘米,可进深较之一号车长40厘米。二号车舆上罩着一块类似于龟盖状的篷盖。大篷盖不仅将车舆全部罩了起来,甚至连车舆前边的“驾驶室”也遮盖起来,形成封闭式的车舆。以便车主与“驾驶员”传递命令。二号铜车属于小轿车类型。车主既可以坐乘,也可以卧息。如果躺在这样宽敞、舒适、豪华的车舆内,完全可以享受到一种“软卧车”的舒服感。既使远行千里也可以消除长途颠簸的疲劳。二号车车内设备更富有特色。车舆内曝有彩绘精美的软垫。考古专家曾在车舆底部发现一块方形大铜板,其大小几乎与舆论舆论底尺寸相当,铜板表面彩绘着各种鲜艳的几何形图案花纹,下面四角和中部有8个3厘米高的铜支钉支撑。这块彩绘大铜板无疑就是古车上的“文茵”,类似于一种软垫制品。如果车中铺设双重文茵,一定更加平稳而舒适,其功能无异于现代的“软卧车”。可以说二号车属于我国最早的“软卧车”模型。考古专家经过仔细清理发现二号铜车马总共由3462个铸件组成,其中铜铸件1742件,金铸件737件,银铸件983件。总重量达1241公斤,其中金铸件3公斤多,银铸件,4公斤多。一号铜车马铸件的数量也不会相差太远。两乘车加起来不少于5000多个零部件,尤其令人拍手叫绝的是这里所有的零部件全部是铸造成型。而这5000多个零部件无论是大至2平方米以上的篷盖、伞盖及车舆、铜马、铜俑等,还是不足平方米的小攸勒管都是一次铸造成型。就拿篷盖与伞盖的铸造来说,它不仅面积大,而且薄厚不一,厚的地方为厘米,薄的地方仅有厘米,再加上篷盖、伞盖,都有一定的弧度,这样难度大的篷盖、伞盖能一次性浇铸成功,不要说在2200年前的秦代,就是在科技发达、设备齐全的今天也并非易事。铜马和铜俑的铸造也令我们当代的工程师望尘莫及。我们发现8匹铜马、两个御官俑的铸造都达到了维妙维肖的程度,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神态、性格、气质的刻划都可以与秦俑坑那雕塑最好的将军俑相媲美。铜马、铜俑铸造如此准,形神兼备实为罕见。比如铜马的笼头,它是由82节小金管和78节小银管连接起来,每节扁状金银管长仅厘米,一节金管与一节银管以子母卯形式相连接,其精细和灵活程度较之现代的表链毫不逊色。经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那马脖子下悬挂的缨络,这些缨络全是采用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铜丝制作的。专家们用放大镜反复观察,惊奇地发现铜丝表面无锻打痕迹,粗细均匀,表明很可能是用拔丝法制成。尤其是以铜丝组成的链环,是由铜丝两端对接焊成,对接面合缝严密。如此纤细的铜丝(毫米)到底是用什么方法制作?采取什么样的工艺焊接?目前还是一个谜团。总之,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堪称古代青铜冶铸方面了不起的奇迹。试想当时没有车床,更没有现代化的冶铸设备,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金、银、铜大小规格不同的车马部件实在是一项伟大的创举。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出土的总之,秦俑二号坑出土的弓箭手、轻车兵、骑兵俑等,首次为我们展示了2200年前的古代骑兵、轻车兵和弓箭手的形象资料,在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三号俑坑位于一号兵马俑坑西端北侧,与二号兵马俑坑东西相对,南距一号坑25米,东距二号坑120米,面积约为520平方米,呈凹字形门前有一乘战车,内有武士俑68个。从3号坑的布局看,似为总指挥部,统帅左、右、中三军。三号俑坑号的陶俑大部分没有头,陶马马头也同样残缺不全,甚至有的残破陶片坑内也不见踪影。由此不难看出,三号俑坑曾遭受过严重的人为破坏。三号俑坑对于古代军事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战国之前的战争,指挥将领往往要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所以他们常常要位于卒伍之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增大,作战方式的变化,指挥者的位置开始移至中军。秦代战争将指挥部从中军中独立出来,这是军事战术发展的一大进步。指挥部独立出来研究制订严密的作战方案,更重要的是指挥将领的人身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这是古代军事战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三号秦坑是世界考古史上发现时代最早的军事指挥部的形象资料。建筑结构,陶俑排列,兵器配备,出土文物都有一定的特色。它提供了研究古代指挥部形制、卜占及出战仪式,命将制度及依仗服的服饰、装备等问题的珍贵资料。 大凡参观过兵马俑的人们,对于少数陶俑脸部残留的彩绘或许还记忆犹新。其实当年的兵马俑各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陶俑的战袍上绘有朱红、桔红、白、粉绿、绿、紫等色。裤子绘有蓝、紫、粉紫、粉绿、朱红等色。甲片多为黑褐色,甲组和连甲带多为朱红。同时也有一部分甲组、连甲带绘成紫色。陶俑的颜面及手、脚面颜色均为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特别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的活灵活现。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均为黑色。整体色彩显得绚丽而和谐。同时陶俑的彩绘还注重色调的对比。从个体看,有的上着绿色长襦,下穿绿色短裤。再从整体来看,如探方20战车后的一排陶俑,第一个身着红袍第二个身着绿袍,第三个身着紫袍,第四个身着白袍。不同色彩的服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增强了艺术感染力。陶马也同样有鲜艳而和谐的彩绘。如探方20出土的一组陶马,其局部仍然保留着鲜艳的色彩。四匹马似为白蹄枣红马,但是在局部用色方面又有明显的区别。如马躯体部分为枣红色,前体腔及肚皮部位分绿色,生殖器则绘为黑色。马腿表面也是枣红色,内面异为粉绿色,蹄为白色。马前腿内侧的两个小夜眼(俗称)也绘为白色。马头部的颜色更是精心彩绘,两腮及眼睛以下部位为白色,鼻梁枣红色,鼻孔为粉红色,嘴唇下部亦为枣红色,舌胎则为粉红色,牙齿又绘为白色,马鬃、马尾均为黑色。总之,陶马的色彩既逼真又艳丽,使之静态中的陶马形象更为生动,更具有艺术魅力。秦俑彩绘主要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八种颜色。如果再加上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如朱红、粉红、枣红色、中黄、粉紫、粉绿等,其颜色就不下十几种了。化验表明这些颜色均为矿物质。红色由辰砂、铅丹、赭石制成。绿色为孔雀石,蓝色蔚蓝铜矿,紫色为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为褐铁矿,白色为铅白和高岭土,黑色为无定形炭。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颜料。秦俑运用了如此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能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这些颜料。这不仅在彩绘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秦俑彩绘技术也有许多独到之处。一般在彩绘之前对陶俑表面先进行处理。由于陶俑是没有釉的素陶,具有较多的毛细孔,表面不能滑润。而彩绘则要求毛细孔不易太多,也不能太少,表面不易太滑,也不能太涩。为了达到这一要求,陶俑在烧造之前表面似用极细的泥均匀涂抹,并加以压光,减少了毛孔,又提高了光洁度,同时在陶俑烧造之后,似进行了化学物理处理。从陶俑陶片断面观察,也证明了陶俑烧造之前表面曾用细泥涂抹,有的部位不只涂抹一次,陶俑表面还涂有一层薄薄的类似以胶质的物质,表面涂胶减少了陶俑两者紧密地粘接起来,使之彩绘不易脱落。彩绘技法则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方法。一般陶俑的颜面、手、脚面部分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肤色接近。而袍、短裤、鞋等处的彩绘则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作对比,更显示出甲衣的质感。有些胡须、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总之,彩绘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使雕塑与彩绘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其中有些彩绘技法为汉代所继承。陶俑、陶马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在色调的掌握上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秦军威武。 兵马俑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不可低估,而兵马俑更是全世界的一个奇迹,他让外国人赞叹,让中国人骄傲! 正说秦俑密码:“兵马俑”被证谬 除非解开秦俑错综复杂的谜团,否则一个埋藏了两千多年的秘密、一个极爆炸性的古老真相,将永远消失。近日在《唐都学刊》刊发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指出:秦始皇帝陵群俑是一个确实存在的体系,但绝不是“兵马俑”说诠释的那个样子。 陕西师范大学文化学院的研究成果:《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 “兵马俑”证谬》对秦始皇陵陪葬坑发现的所谓“兵马俑”的身份提出严重质疑,指出随着发掘工作的广泛、深入,相关学科的进展,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秦始皇帝陵陪葬坑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 此文作者刘九生教授经过长期思考、缜密考证认定:陪葬坑出土的群俑,并非像现在认定的那样,“历史常随时间的消逝而需要修订”——作为一种解释系统,“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其谬有三——非一般军队的“兵”,而是侍卫系统的“郞”;不是“宿卫军”,而是始皇帝的“郞系统”;不是“军阵”的布置,而是“礼仪范式”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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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让雕塑为祖国“四化”出力冯河;谈作动物雕塑[J];美术研究;1980年04期刘开渠;对雕塑创作的几点意见[J];文艺研究;1980年04期傅天仇;雕塑的遗产和创造[J];文艺研究;1980年04期路艳霞;环境剧 雕塑剧悄然露头[N];北京日报;2000年 王展;论西方现代雕塑多位空间的视觉表达方式[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1年 王岩;现代雕塑与现代建筑的共融[D];大连理工大学;2002年 郑蕾;建筑与雕塑的关系[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崔健;写实性雕塑的原理及中国城市雕塑的现状[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王琪;谈人物雕塑的姿势[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陈其端;现代城市公共艺术问题解析及其对策[D];武汉理工大学;2003年 刘熠;城市广场的水景雕塑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黑晓东;写实雕塑的观察方法及形体认识[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马军;试论雕塑材料语言与造型[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李亮;中国各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改革考察报告[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一)题名(Title,Topic)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格式相关书籍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 and department)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三)摘要(Abstract)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四)关键词(Key words)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西方雕塑与中国雕塑的差异需要从几方面来分析:首先,社会公众对他们就有本质上的区别,在西方雕塑从业人员被称为雕塑家,他们跟画家,美术家被看着是同在一个群体,而在中国雕塑从业人员被称为工匠,他们社会地位低下,只被称为一般的普通从业人员,甚至是粗工。伴随着西方雕塑的流入,这些雕塑从业人员才被认同,雕塑被列为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雕塑家的地位才被提升,才增加了社会公众对雕塑家的认同。这是西方雕塑与中国雕塑有何区别的其中一个原因。其次从实践层面来讲,在近代,尽管中国雕塑工匠与西方雕塑家在创作形式上极为相似,但是两者肩负的社会责任大相径庭。在中国,雕塑人员仍然是传统分工中的一员,其主要职责是为寺庙建筑塑像、为建筑雕刻石头。一方面,他们没有独立创作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从表现对象、作品所处空间等方面来讲,他们的作品缺少介入社会现实的能力。而在西方,在“工作室”自由创作的雕塑能借助作品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作品力量丝毫不弱于同时代的画家。接受各方定件、从中获利的西方雕塑,其作品则可以进入各种现代社会的公共空间,比如广场、街头、公园,其作品自然会引起公众关注。这也是西方雕塑与中国雕塑有何区别的另一个原因。
有这样一道问题,在一个公司里,一个和你相同资历、相同能力的人得到了升迁,你会有什么反映?A.和我没什么关系,不去管他。B.努力工作,争取赶上他。C.想尽法,把他拉下来。我用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有中国人也有欧美人,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回答截然不同,大多数西方人的答案是第一种,少数是第二种,几乎没有第三种;中国人的回答基本上是第二种和第三种,几乎没有第三种。从这个问题的答案上我们就能看出东西方价值观上的差异。我并不认为哪种价值观比较好,但是我从很多事情上感到了这种差异。在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加入了一个社区的学习班,基本上都是外国人,是为了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有一次,我们组织去sandbank野餐,按照规定是要自带午餐的,但不少同学都指望能就地解决。在路上,领队问我们是否要在小镇上停一下买点东西吃,由于车程的延误且自备了午餐,不少人都希望直接向海滩进发,但没有带午餐的同学却希望能先停一停。于是,领队问:“谁希望在小镇停一下?”又是小猫两三只举了手,我也没有带午餐,所以非常希望能在小镇停一下,但看这个趋势,大多数人希望直接进发,所以就害羞地没有举手。正按着中国“少数服从多数”的惯常思维准备饿肚子的时候,领队却说:“既然有人希望停下来,那么我们就听一会儿吧,不过只停半小时。”突然意识到一种西方文化的差异,那就是“在不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尊重每个人的选择”而不是一味“少数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这一观点似乎在这里是深入人心的,将在国会大厦看到的一句话与大家共勉:“toallowthemajoritytoconductbusinessinanorderlymannerandtoprotecttherightoftheminoritytobeheard”(保障大多数人安宁有序地生活,也要听到了少数人的声音),这句话被刻在ottwa国会大厦的墙上,提醒一个speaker的责任(speaker类似白宫的发言人)。其实东西方价值观的是全方面的不同,西方的自然价值观念是由古希腊传统的自然价值观念、基督教传统的自然价值观念发展来的,而中国的价值观是由道家的、以及儒家的自然价值观发展来的。在西方价值观中二元对置乃是关键,它是一种“双重二元对置”:首先是造物者与造物的二元对置,诸如本体实在与现象的对置、神与万物的对置之类,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对置;然后是人与自然界的二元对置。这是整个希腊思想、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基本构架。中国价值观中一元存在是关键,不管是道家还是儒家,都认为有一个大的标准存在,如道家的道和儒家的礼;在这个标准下有一个互相转化的二元对置,如儒家的王道和霸道的理解,阴阳鱼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这里既没有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置,更没有造物与造物主的二元对置。在儒家观念中,人性也是自然,并永远是自然。人不仅是自然之子,而且还应该是自然的孝子。这个思想,在张载的《西铭》里有很透彻的表达:“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而中处……”什么叫做自然的孝子?所谓孝,《中庸》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述者,循也,循父母之道也。这就是说,孝子就是善于继承发展父母未竟的事业;同理,自然的孝子就是善于继承发展自然未竟的事业。这也就是《周易》所说的“干父之蛊”、“干母之蛊”。转自:陨石站48f所以东方的价值观也好,西方的价值观也好,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要学习的,西方价值体系注重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伊斯兰文明却潜心体悟人和神的关系,中华文化则更热衷于琢磨人和人的关系,各自的价值观便也相应表现了这种差异。西方关于自然的价值观念,都跟这个神学价值观念的传统密切相关。例如西方近代以来的“启蒙”思想关于自然的价值观念,就是与此相关的。启蒙的或现代性的自然价值观念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人作为“主体”而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自然因此(对人来说)是有价值的。这被概括于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征服自然”的口号中。根据上文可知,这种二元对置其实早已蕴涵于基督教神学传统、甚至于更早的古希腊传统之中了。一方面,在这种二元对置中,自然的价值取决于人:自然之有价值,在于能满足人的需要,即能被人认识、改造、征服、利用。但是另一方面,这里还有一种更为根本的二元对置:造物与造物主的二元对置。自然物是上帝的造物,人也如此,这里,人的价值跟自然一样是取决于上帝的。上帝才是老板,握有所有权;而人只是经理,只有经营权。因此,上帝乃是一切价值的根本基础。可是我们忽然想起了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这显然已不仅仅是尼采自己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而是“颠覆”一切价值了,因为既然上帝是一切价值的唯一的终极根据,那么上帝之死就意味着一切价值从根本上的彻底崩溃。这不仅对于自然,而且对于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即便我们曾经具有价值,但是上帝之死却使我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价值。这并不仅仅是西方哲学家的耸人听闻,在很大程度上实在也是西方普通人的现实状况。然而,事情仿佛不还不至于这么糟糕。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上述最终层次的二元对置(造物与造物者)被解构掉之后,第二层次的二元对置(自然与人)依然存在着,因此关于价值,我们仍然有话可说,即我们仍然可以说:自然之有价值,乃在于满足人的需要。而东方的价值体系中,是以孔老两家的现世承担又有智巧的入世型态为理想落实的基调,但在庄子的世界观中则是不以人间的社会建制为理想落实的标的,因为他的理想的世界是由一个像神仙般的人物在与造物者游的境界中所彰显的,佛教的世界观则是一个无尽缘起的广大宇宙海,生命的真相是一个无尽轮回中的历程,所以佛教的价值观更不落实在人间社会的理想建制上,如果有任何在人间社会建制中的行谊,那就都是因著一己的修行功课而随缘而来的活动,佛教的最终理想是所有众生的同证清境共入佛道,只要众生体此,则一切染秽化为清净,人间世界的社会建制是无关紧要的,宇宙浩瀚,世界无穷,要担心的只是生命的净秽情染而已,人间世界可以作为去染求净的道场,但是它作为众生的学习道场就恐怕有永远的不净,事实上自有人类文明以来的人世间也就是一连串正义与邪恶之争的场所,因此实践理想的活动可以无穷,但是现实的不完美也可以无穷.此时儒者的强悍道德生命可以作为挺立生命的中心主轴,道家老子的冷静智慧可以作为处世应对的积极智巧,但是对於人间的黑暗与命运的遭逢则应以佛教的世界观作为理解的依据,虽然有些时候不妨有庄子的潇洒,的时候则必须有承担自己与世人业力习染的气魄,如此才可不对天命质疑,不对道德失望,希望无穷乐观进取,理解而不天真,明白而不哀怨,这样来作为一个面对时代的中国知识份子,或许才能带领时代复兴民族.(石头编辑录入)
在研究中、西文化差异的选题上,不少学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乃至毕生的精力去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向西方介绍中国,向中国介绍西方,为全球一体化的思维格局作出了不朽贡献。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从不同角度向我们介绍了西方文化特征和艺术思想的构成。对我们了解外埠世界,了解西方文化的审美理念,提供了不少可以借鉴的理论依据,为我们研究自己民族的审美理念和融入西方审美思想对我们的赏石活动具有十分积极地意义。 这是一个大题目,它涉及到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涉及到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背景。各民族的生活习惯,物质条件,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光照时间等众多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的文化习俗。本文旨在就审美意识方面作点阐述,愿它能对我们的赏石活动有点积极意义。 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区域,确有潜意识领域的存在。这种奇特的潜意识功能的发现,不仅校正了以往无法解释的神话观念,而且更科学的解释了人脑进化的客观规律。人脑的这种潜意识领域,可分为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沉积,理论上把它区分为种族潜意识和个体潜意识两大类。据W.薄莱尔的实验报告表明:人的感觉能力有一种连续性。新生儿在出生之前大脑中就写上了复杂难读,甚至不可辨认的特殊记号。这种记号是来至远代祖先的许多感觉刻痕,有人便称其为种族潜意识或曰遗传基因。个体潜意识则是人的后天所有经验和理性意识在大脑层皮留下的记忆痕迹,是现实生活中对人影响最深刻,触动最大的历史事件存留的痕迹。这些库存在大脑层皮中的所有记忆,会在潜意识中留下一触即发和条件反射的不同反应,并主导着人的所有行为意识。 中国的奇石鉴赏家和艺术家,应该是对事物感受能力比较敏感并具有超前审美意识的一类。当他们在现实世界里看到某种事物最初的原貌时,会因此发生很强烈的情感活动。虽然还无法从科学的理论上解释对某一事物的思考能力,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对事物的感知能力与一般人是有所不同的。当他们发现有一种特别而又值得注意的物质现象时,便热心而好奇的摄取到自己的心灵中来。从最初感觉的那种独立形象,经过潜意识的孕育培养,再与其它事物进行有机结合,从而创造出思维典型。这种典型思维的意义是鉴赏家以前观察到事物现象的再现。 一种物质现象,如果它可以形成并表现时代的审美动机,他们便能摆脱个体狭窄的认识圈子,对整个物质现象投射以格外的审美注意力。能够强化自身的活动意向,并去认真观察、体验、捕作和揭示自己时代的审美特征,将这些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从而构成整个审美创造活动中稳定而完整的实际内容。同时,在审美个性的整体结构中,比较稳定而又差异较大的则是鉴赏家对观察,感知、分析、想象的不同层面而有所不同。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里,不可能开放出古希腊时期那种表现人体健美,体格强悍,袒露胸腹的艺术之花。也不可能有象维纳斯那样裸露肌肤的女性形象和像大卫那种全裸的男子雕像。西方的艺术创造是一种入木三分的细腻肌肉块状和骨骼关节灵活的直观再现。东方艺术则是充分利用外在条件的包裹意象影射着人体内在的那种气质和想象。中国的人物画和雕塑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标准的比例,历史上没有一件作品可称为正比和采用黄金分割的科学方法进行艺术构思。直到近代,西安兵马俑的出现才让我们见到了二千多年前人物比例的正确性。但依然是重甲包裹,服履靴形。即使这种比较科学的人物比例,也没有被后来的艺术家采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艺术家不可能亲见直观的人体,更不允许宣泄人体艺术的原形。说到底,是对人体美的艺术形象不懂和禁忌。在中国礼教中,女不露皮,男不露脐的教化,成为一种约束人的意思行为,禁忌自我了解的桎梏。在中国历史上认为大逆不道的事,在西方,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就已经习以为常了。只是到了近代,中国美术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精华,似乎重新认识到了人体是世间最美的一部分? 自从艺术人体在我国小范围开始运用,始终步履艰难,障碍重重,更是直接怒斥为色情和黄色的渲染。这种对人体自身神秘化的教化结果,导致民族的另类更希望解开这个谜团的主动进攻。人们越是见不到真的人体,越是表现出对未知领域的渴望,尤其是最隐蔽的生殖器官,便成为中国另类最强烈的报复对象。所以,中国人骂人最恶毒最丑陋的语言,莫过于对男人女人的生殖器攻击。我们所知道外族恶毒语言的攻击只是强调人格智能的低下和愚昧,他们即使骂人也似乎不像国人如此丑陋和腥嗅。 近二十年来,中国境内人体艺术和那些被称为裸体的东西多了起来,人们也似乎习以为常了。从最初让男人们的圆目咋舌,女人们的羞巾捂面发展到现在,似乎也对人体这一最美部分的理论开始有某种程度的认可。 西方绘画是在画布上用颜料反复涂模出光影和透视效果。中国绘画则是在一张白纸上充分利用虚幻而简略的手法概括具象和景深。中国的文字是一字一意的肯定人类活动印迹,并作为一门独立的书法艺术进行欣赏,直至解读远古的原始文字。西方则是用二十几个字母反复拼凑来反映人类的社会活动。这些拼音出来的东西,有些用语的意思,时过境迁,后来者就不解其原始的含意了,这一点在不少文章中都得到证实。中国的语言习惯多采用隐喻,含蓄,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重要意思。西方则是直接,生硬,高亢,直白的强调重要内容。中国人一个眼神,一句用语的轻、重、缓、急都分别表示不同的意思,西方人则全然不解其意。这当然与生活习惯,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想象:东、西方的原始初民们,主动和被动的感觉对象,是带有某些真实和想象去认识更加符合原生形态的表现。物的美丑是依据它与人的关系来决定的。人们会透过这种感觉自然形式所表现的意志,情感和愿望,不断寻找那些与自身相关的审美感觉。这种精神需求的强烈愿望,诱发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书法热,诗词热,收藏热等曾经失落的文化现象。 东、西审美意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文学、诗歌、戏剧、电影、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美育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太多的不同。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并不因为个人的祸福而显示,只有当它能为整个人类服务时才显得伟大。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是人类长期审美实践的产物。人的审美知觉在漫长的审美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提高,并通过种族的遗传而获得。人脑的很多信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自己种族的经验经过无数次反复存留下来的生理痕迹,它组成各种无意识的原型,并成为人人生而有之的天性本能。审美对象一旦将人脑中那些潜藏的原型唤醒,就可以凭借经验,联想,本能地获得这种原型的审美感受。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经验型的民族,我们的思维也同样是一个经验型思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都会有意无意的排斥和拒绝外来文化的侵扰是不足奇怪的。 中国的盆景艺术和赏石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的背后,矗立着强大的民族背景。她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然,热爱生活和积极向上的心理因素。是民族心理制约以及独特的民族文化土壤所培育的。 中国的哲学思想,是以中庸谦和为主,把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推为至高。西方人的基本态度却是物我对立。在对立思想的支配下,西方人很重视对事物的客观认识,用概念化推理演绎出把握对象的思维发展到用实验剖析事物本身,重视对物体本身的实体效果,从而揭示事物规律的理性认识。在审美思想中更强调人为因素和量化微观。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不能武断和片面的说孰优孰劣,东、西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系统经过猛烈的撞击之后,初步形成一种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趋势。中国先进的知识份子,在近代的一百多年里,引进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并用以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很多正确性。西方的审美观念也给中国的艺术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进步。 中国的审美观念也逐步被西方人接受和喜欢。喜欢汉学和汉字文化的外国人到中国留学的人也逐步多了起来。近代时兴的盆景艺术和赏石文化也通过不同渠道打动着西方人紧闭的心扉。竟管他们赏玩的风格跟中国不一样,但他们却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与自然和谐的良好习性。 人类为追求美好事物的思想境界和自由无羁的生活方式曾付出了巨大代价。在每个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中,无不融入太多的悲剧意识。这种意识的根源是人类历史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曾遭到人为的压抑和摧残。世世代代的理想之梦被严酷的现实击碎之后,那种油然而生的凄迷美,能引起整个人类社会的共鸣,这种审美理念让我们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补偿和平衡。 人的认知思维具有同化、顺应两个对立而又统一的矛盾。同化是把客体纳入到主体中去融合。顺应是主体对客体的主动,揉合原有审美对象的功能当然易于为对象所同化。这种同化和顺应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在量上丰富了原有对象的审美水平。文学家,艺术家和与之相关的鉴赏家应该担负起提高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使命。历史上任何一部青春永驻的不朽之作,总是不断满足那个时代的审美需求,从而超越了历史的局限,永不过时的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让雕塑为祖国“四化”出力冯河;谈作动物雕塑[J];美术研究;1980年04期刘开渠;对雕塑创作的几点意见[J];文艺研究;1980年04期傅天仇;雕塑的遗产和创造[J];文艺研究;1980年04期路艳霞;环境剧 雕塑剧悄然露头[N];北京日报;2000年 王展;论西方现代雕塑多位空间的视觉表达方式[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1年 王岩;现代雕塑与现代建筑的共融[D];大连理工大学;2002年 郑蕾;建筑与雕塑的关系[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崔健;写实性雕塑的原理及中国城市雕塑的现状[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王琪;谈人物雕塑的姿势[D];中央美术学院;2002年 陈其端;现代城市公共艺术问题解析及其对策[D];武汉理工大学;2003年 刘熠;城市广场的水景雕塑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黑晓东;写实雕塑的观察方法及形体认识[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马军;试论雕塑材料语言与造型[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李亮;中国各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学改革考察报告[D];中央美术学院;2003年
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探讨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探讨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要:
城市雕塑是指搁置在城市的公共区域中的室外雕塑,它的性能大抵可分为娱文娱、主题、装潢、留念、宗教等五类。随着我国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各地的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笋般升起。许多城市道路上随处可见城市雕塑。城市雕塑不仅能够反映历史文明的发展过程,也能提高居民文化审美的能力。本文重点研究了城市雕塑对城市文明的影响在哪几个方面。
关键词 :
城市雕塑; 城市艺术; 文明;
引言:
随着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进步,城市建立不只是注重环境的绿化,更加应该重视人文精神的表现。这些雕塑耸立在高层建筑和交通中,一是能起到缓解建筑集中的压抑感的作用,为建筑增加一丝生气,二是能在场地上起到平衡建筑的作用,具有美化城市、展现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同时,城市雕塑也是公共环境中最具有人性的文明元素。城市雕塑用其特有的艺术语言和灵气,让群众的生活空间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一个优异的都会雕塑可以或许反应一个都会的特色和一个时期的特色。中国雕塑史的历史来源要从原始社会开始追溯,在历史上雕塑的历史早于修建的历史。
一、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 可以表现出城市文化
城市雕塑是城市文明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虽然不同于城市藏馆内的历史收藏品,但它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与理念。它在高楼耸立,道路密布的城市中,能够缓解建筑物集中造成的拥堵,停滞和暗沉,也可以增加开放空间的平衡。它能够采用不同的外型元素,传达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城市文明。
例如新加坡的鱼尾狮,高达八米,重有40吨,其实鱼尾狮并不是真正的动物。新加坡的鱼尾狮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它是由鱼的尾巴与狮子的头所组合而成的。这个城市雕塑的设计者是一位新加坡华人,名叫林浪新,为新加坡设计的旅游标志图像。鱼尾狮雕塑是新加坡市闻名的喷水雕塑,是新加坡这座都会的都会地标。鱼尾狮有着洁白的身形白璧无瑕,鱼尾巴上的鳞片刻的片片分明,它的双眸十分严肃炯炯有神,毛发柔韧蓬松,好不活泼。我认为最有意思的部分要数狮子嘴了,狮子的嘴是大开着的,洁白透亮的水花一刻也不停地从口中喷出,嘴里喷出水柱,水花四溅,顺着新加坡的河流,一路涌向海洋。它有着非常美丽的含义,象征着金融资源的'滚动和繁荣。
狮子抽象的形象是原自与一位圣尼禄乌达玛王子的故事。在公元14世纪时,这位王子出海时遇到了大风暴,天气突然大变,海浪翻卷起伏。王子漂到了一座岛上,他看见一只野兽——狮身鱼头,于是将此岛命名Singapure.鱼尾是用来描绘新加坡从渔港向商业港的转变,同时也为了纪念一代又一代辛辛苦苦飘洋过海求生存的祖辈先人们。
一座经典的城市雕塑,它也能成为世界认识这个国家的一张文明名片,通过这些城市雕塑,就可以使得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更快的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历史底蕴。
2. 可以满足居民对城市环境的需要
城市文明的疾速发展让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艺术渐渐开始重视了起来,同时也对生活空间的审美才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进步。城市雕塑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如历史文明,神话传说,以及名人故事。就比如上海,南京东路口正对着外滩的陈毅雕像就是一件具有当地文化特征的城市雕塑作品。陈奕事建国后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外滩则是上海最具有象征性的地区,当这样一副作品摆在公众面前,观者自会感受到所在城市的政治和历史气息。
城市雕塑可以鞭策城市化成长,使得人们的城市生活有着更好的成长。城市雕塑不仅仅只是一个大型的装饰物,它可以体现出城市展开的内涵,更能够表达出当地居民的审美与民众的精神状态。所以一座城市雕塑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展开方向与指标,对城市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性。
二、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审美
所以说城市雕塑不单单只是考验一个设计师的手上功夫,而是整个社会的事。艺术要取得成长,必需要让更多市民赏识和介入艺术活动,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竭晋升观赏的目光、促进艺术的审美本领。而城市雕塑则是普及艺术教育与提高全民审美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城市雕塑建立在大众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人们通过欣赏城市雕塑获得审美感受,也获得想象力和创造力。贝克·米歇尔创作的(相遇)位于英国托马斯莫尔广场超市外边,两个面对面的形态,紧密相连的腰身和曲线体态,没有面部细节和四肢造型,却暗示了男人和女人的靠近,简洁易懂。米歇尔是一位隐居在里昂郊外的雕塑家,她的这件城市雕塑以全人类为主体,所以看不出什么文化或人种的特征。而将这件雕塑置放在购物顾客的必经之路上表达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致意的有好心情。
城市雕塑是一种观点艺术,而城市雕塑则是可以以实际所表达出艺术家的思想追求的物体。一件优秀的城市雕塑并不在乎是否有完美的表现形式,而在乎是否能体现共同的精神价值。可以传承延续城市文化
1. 传承历史文明
城市雕塑有着娱乐、地域、纪念等特点,所以它不仅仅承担着美化环境美化建筑的任务,更肩负着展示城市文明内涵的重任。对于市民所生活的城市历史的了解,大多数人可能来自书本或博物馆,甚至有些是从影像资料里所了解的。但是,事实上大多数人没有太多的休闲时间可供他们去参观展馆,看书和录像材料的人数也是少之又少。那么我认为让这段历史成为城市雕塑,并将其设置在街道上是十分有必要的。任何经过这里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雕塑并了解这段历史。而这座饱含了历史文明的城市雕塑,不怕的风吹日晒。跟着时候的推移,城市雕塑自己已然成为一种汗青文明。
城市雕塑可以用来纪录古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展示不同时代文明风貌,弘扬国家民族精神。例如,美国为了纪念二战的成功,所建立的《胜利之吻》城市雕塑,它位于美国纽约的广场。
2. 彰显地域文明
每一个的城市都有着它独特的天文位置和民俗习惯,当设计师为这个城市设计一件城市雕塑时,往往要考虑到城市的地域性的特点。例如,临海城市所建筑的城市雕塑,其中所蕴含的海洋元素就会比较多,例如坐落在厦门市的城市雕塑《鹭岛女神》,和坐落在珠海市的《渔女》。当我们行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时,除了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印象深刻的影响外,还有的就是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文明。
因此,我认为城市雕塑最需要的是创作者要深入探索和了解某个地区的历史文明和地域环境,找到属于这个城市历史背景的最佳表达,并通过具体的表现手法使城市的地域文充分的展现出来。该部分以城市雕塑的形式呈现。
总结:城市雕塑对城市文明的影响是多重多样的,随着城市的不停建立和发展,城市雕塑逐步被归入城市的布局之中。城市雕塑不只是美化城市的装饰品,同时,它也是承继了历史文明、突出地域文明、引领人生思想、增强居民审美意志的重要载体。在城市雕塑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雕塑不断涌现出来,我认为通过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雕塑将会很好的解决。
最后,我认为城市雕塑这座城市的人在城市发展中的思想体现,是一种精神文明的继承,城市雕塑则作为传承城市文明,历史背景的特殊载体,更是一张让全国乃至世界认识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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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比较笼统,铺开谈又是长篇大论,我简单的说下希望你能有点启发中西方的绘画和建筑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其实都是和中西的宗教文化密不可分的,举个浅显易懂的例子东方中国的故宫与西方法国的巴黎圣母院,比较典型的中西两大建筑,不知道提问题的朋友注意到没有,这两种建筑的根本区别?故宫给人一种宽广宏大的气势,这是一种横向的园林式表现(佛家,儒学等讲究宽厚仁慈能容海纳百川之气势),而巴黎圣母院是纵向的一种高耸入云的感觉(典型的西方人对天堂的一种向往)... ...这个例子希望你能理解,我想说的就是中西文化艺术的差异往往大部分都来源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还有个典型的例子,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更能体现中西审美上的区别中国的传动食品 饺子,包子... ... 中国自古讲究内涵,内在美,而西方则不然,他们对内心与外表的完美结合向往统一结合,就像他们的食物,pizza,热狗等等... ...简单的说明下,希望对你有点帮助,有急事不说啦
雕塑艺术是人类情感外溢的物化形态,是中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古代还是近代,雕塑的创造都体现着时代的文化精神,是人类主动的创造行为。中西方由于各自的文化、思维模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各自的雕塑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首先,由地理环境和社会组织结构的不同所决定的中西方雕塑在题材与形式上的不同 。 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对文化的产生及形成有直接的影响,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西方文化不断断裂,与各自的地理环境条件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中国地处亚洲东部,西临太平洋,地理环境封闭,这就为中华文化自身的融汇,为避免外来文化的冲击确保了客观条件。在地理上自然形成的西高东低的阶梯状,从资源分布上也为牧业、农业、农牧业做出了明确的地理划分,为黄河、长江中下游成为古代文明的摇篮奠定了客观的条件,同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中华文化的延续提供了重要依托。从文化的形成来看,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古希腊、古罗马。从整个欧洲讲,多处温带,地理差异相对较小,但阿尔卑斯山的重峦叠嶂,西班牙的群山连绵,冰岛的茫茫冰川,也在地理差别中培育了欧洲人不同的民族个性、不同的文化,在客观上形成了文化的多样性。中西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又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可以这样说,地理环境的封闭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元化,一元化又促使中国两千多年封建连绵不断;欧洲人的开放及形成了欧洲人的迁徙和商贸,也促发了政治的民主和国家的分化。 古希腊的神祗与人同形同性,自上而下为“神系”,加之有地理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城邦与城邦间的联盟和城邦内奴隶制下的民主制。因此其雕塑以人体、人像为主题,从古希腊创立并奠定了以人为主题的雕塑形式后,一直到现代雕塑兴起的2500年中,人像始终占据着雕塑题材的主导地位,涌现出众多优秀的人像雕塑作品。有单人的也有组合的,动作姿态丰富多彩,这与古希腊“人,乃万物之尺度”的观念有着文化上的必然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雕塑显示了题材广泛的特点,不仅有人物,动物,虚构的动物(龙、凤、麒麟等),人与动物的合形(女娲、伏羲的人首蛇身),还有山水树林,云朵雾气,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生活场景,以及大量动物器物的造型。尤其在早期雕塑艺术中,各种题材并无明显主次之分,也无主辅之别。只是到了后期,特别是宗教雕塑兴起后,人像才得以充分发展。由此可见,以人为中心的现象显示了中西雕塑的人文主义文化内涵,以景致、动物、植物等为题材则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图腾文化和自然主义精神。中国的神与人互相融合,神会下凡,人能升天,帝王英雄就是其代表,因而自商周以来,宗法制就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纽带。这种封建宗法制和礼乐文化,形成了雕塑功能上的封闭性特征,雕塑不是被埋入地下作为陪葬,就是被放置在帝王的陵墓前作为仪卫;另一方面,在西方源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制度和共和制度,大量的人像雕塑放置于广场和街道,从而显示出雕塑艺术功能的公共性特征。这种封闭性与公共性不仅是中西雕塑2000多年在题材和文化上最大的不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陵墓雕塑是为死人服务的艺术,而西方大多的人像雕塑是为活人欣赏的艺术,显示了二者在目的和功能上的不同。 其次,由于观念意识、思维模式不同所造成的中西雕塑在表现方式上的差异。 对比中西文化的思维模式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追求合二为一,把宇宙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是综合的一元论;而西方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则以分析为手段,把世界视为不同的部分,追求一分为二,是解析的二元论。在中西思维模式发展过程中,西方的文化又形成了重视逻辑推理的思维模式,它结合古希腊的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为雕塑艺术的典范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的文化则形成了强调直观意向的思维方式,它通过直觉来直接体验、感悟并把握对象。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逻辑、概念而更长于悟性,这种所谓的“豁然贯通”、“点石成金”,也形成了与西方注重分析、偏于抽象的思维模式的不同文化特质。 这种文化特质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形成了中国雕塑注重意向浑融,注重通过意向之后的表现,从而也形成了中国艺术注重营造意向的观念。这种偏于象征、表现、、写意、追求美和善统一的思维模式与西方注重再现、模仿、写实、追求美和真统一的思维模式也造成了中西传统雕塑中最大的差异。“美”是中西雕塑的共同追求,但“善”体现的是中国的“德”,是伦理性,而“真”体现的是西方雕塑的科学性与知识性。基于伦理性的要求,所以中国的雕塑艺术很少出现裸体的人体雕塑,基于写真和科学性的要求,西方的人像雕塑艺术自古希腊以来就以人体为主,西方的雕塑注重形体的比例、结构、神态、转折,而中国古代雕塑强调神、气,所谓“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从这一点出发,促成了西方雕塑写实,而中国的雕塑写意的不同特征。中国古代造型艺术自彩陶纹饰,青铜纹样起就非常注重意向的表达,它们包含文化的内涵与造型上的深刻理解。中国古代的雕塑在塑造人物或动物形象时,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严格的比例和解剖,不去追求外在形象的精确与酷肖,而是重视情感感受与体验,这种着眼点,不在对象与实体,而在功能、关系、和韵律的审美意识,更关注人物和动物的神采和意蕴,并加以有意的突出、夸张或变形,使形象更为鲜明。西方艺术把形的概念融入到几何形的类型化之中,在哲学和科学双重精神支持下,从对物象模仿,而达到了在比例解剖等方面近乎完美的状态,并为传统的人体雕塑和现代的抽象雕塑提供了可以遵循的途径,以此来归纳形体的变化和运动。而中国以把“形”的概念转向对“神”的揭示,提倡“传神写照”、“以形写神”,重神轻形,重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的塑造。因此,中国古代雕塑注重表现对象内在气质的特征,而西方传统雕塑注重对外在形体的精细研究,形成了中西雕塑意向造型与模拟造型两种不同的方式。 此外,中国古代雕塑长期将绘画、雕塑并重,“塑绘不分”,“塑容绘质”、“三分塑七分画”,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一大特点,从战国的彩绘木俑、秦代兵马俑以及大量古代彩绘不难发现。而西方雕塑在古罗马之后则形成了与绘画分离的形式。因此,表现方式上,西方雕塑在“模仿说”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写实性,再现性的方式,中国古代在“意向观念”,对神与形的辩证理解,对“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境界追求,形成了表现性的方式。 再次,中西雕塑在功能和类型上的差异。 雕塑艺术作为上层建筑,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中西雕塑都十分强调其社会功能。归纳起来主要有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等三个方面。雕塑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通过审美作用于客观的;审美作用同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是不能分开的,三个作用统一于审美,但它又不是一回事。雕塑的功能脱离不了社会性、政治性、文化性。中西雕塑源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社会目的和作用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中国的古代雕塑与巫史文化、宗法制度、礼乐丧葬、宗教文化等社会功能都紧密地联系着,它从文化形态上就已经限制了中国古代雕塑的基本发展形式。如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和陶器,商周时代的青铜石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时期的陵墓雕刻、墓用雕塑和宗教雕塑等多种文化融合的雕塑艺术,明清时期的装饰性和工艺性雕塑。这一点,在希腊、罗马等西方雕塑也同样存在。其中包括希腊、罗马队整个社会思想意识的揭示,包括中世纪雕塑对宗教文化的表现,文艺复兴以来雕塑对人文主义的宣扬,也包括现代雕塑对理性的叛逆,对非理性的体现。 从中西雕塑的类型来看,在二三千年间,中西雕塑都分别在自己的历程中展现了雕塑在形式上的主题性、纪念性和装饰性,也都反映出了在题材上的宗教性和世俗性。但中西雕塑在类型上的不同则体现在两点:首先,希腊的雕塑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了公共性的特征,而中国的雕塑则是封闭的。二、西方的雕塑与建筑经历了从一体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中国古代雕塑除了墓俑雕塑和工艺性雕塑外,几乎与建筑从未分离,这既是西方雕塑能独立发展的原因,也是中国雕塑对建筑长期依附的原因。所以说,中国古代的文化造就了中国古代的雕塑类型,形成了以陵墓雕刻、墓俑雕塑和宗教雕塑以及建筑装饰性雕塑、工艺性雕塑的五种形式;而西方的文化也影响着西方的雕塑类型,形成了公共性、纪念性、宗教性以及建筑装饰性和工艺性雕塑五种类型。倘若在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宗教雕塑主要是以石窟、寺庙为主,前者多为石刻,后者多为泥塑彩绘,而西方宗教雕塑主要体现在教堂建筑的室内外陈设上。在纪念性雕塑方面,中国以帝陵为主,而西方则更多的表现为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并以与建筑相统一的形式设置于广场。此外,中国的古代雕塑在彩塑方面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无论是敦煌、麦积山,还是诸多的寺庙都留下了无数优秀的彩塑艺术,它们有的独立,有的组合,有的则与壁画、环境协调统一,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在二三千年来为中国造型艺术留下了丰硕的文化财富。 此外,源于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背景,雕塑家也表现出差异性。在西方,古希腊雕塑家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受到社会的广泛尊重。这一方面与雕塑家揭示神祗和英雄形象被视为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事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雕塑家在进行雕塑时对古希腊哲学、美学等方面的深刻揭示密不可分。雕塑家都是一些高层文化的思想者,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精神探索的学者,他们写出了众多辉煌的雕塑理论,这些理论又服务于雕塑实践,极大的促进了西方雕塑艺术的发展。反观中国,在古代,中国的雕塑艺术家虽然创造了商周无与伦比的青铜艺术、秦汉浩繁的雕塑作品、敦煌举世闻名的彩塑艺术,可以说,从规模、材质、工艺到造型、表现、塑造都取得了世所共见的丰硕的成果,但从来没有留下相关的雕塑理论或有关雕塑者的名字。中国古代雕塑家都从属于“百工”之列,属于工匠,在技艺的传承上,中国的“师傅带徒弟”、“面授心传”等方式也严重地阻碍了雕塑理论的发展,所谓“正宗”和“程式化”也极大的限制了中国雕塑艺术的进步。这都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雕塑家在社会上的卑微地位,也反映了中西文化在这一点上的巨大差异。 结论: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同其他艺术形式和文化的关系一样,雕塑的发展和文化背景也是不可分割的。雕塑是人类的精神产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内涵决定着雕塑的形式,雕塑的形式也丰富着文化的内涵。雕塑是人类情感的物化形式,揭示着人类不同时期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蕴含着人类对生命的极大热情;文化对雕塑的作用,既造成了中国唐至宋代之后雕塑的衰弱,也促成了西方雕塑随着文化变革而不断的演进。正如庄子所言:“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于文化的特质,而中西雕塑的异同则在于雕塑的基本特征,中西雕塑的比较既具有着文化和历史的价值,也具有着时代和现实的意义。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中国的秦汉时期,上起秦始皇灭六国(前221年),下至曹丕代汉(220年),一共四百四十年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空前发展和繁荣。在雕塑领域出现了以秦始皇兵马俑为代表的秦汉陶俑。我国的秦汉时期对应于西方,正是古希腊和罗马的黄金时期,这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蒸蒸日上的时代,在艺术领域也达到了颠峰。其雕塑作品,如雅典娜雕像、断臂的维纳斯等等,都是艺术殿堂中不朽的经典。然而,把中西黄金时期的雕塑艺术作一下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这些差异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邃的原因。一、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的差异秦汉时期,中国的雕塑在内容和主题上以人物为主,兼有动物和事物的雕塑。举两个例子,秦始皇兵马俑是以人物为主的军阵,中间夹杂着战车和马匹。汉文帝的阳陵中也出土了大量的人俑,如军人俑、文官俑和仪仗队俑等;另外,动物俑和事物雕塑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猪、狗、羊、房屋等等。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在内容上同中国有明显的区别。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几乎全部以人物为主,而且这些人物不像中国雕塑中的人物,他们全是神话人物和英雄人物,如美神阿芙罗狄特、智慧女神雅典娜、亚历山大大帝、罗马皇帝屋大维等等。更有甚者,在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中“一些抽象的思想——成了艺术的主题。”[1]这就是说这些人物雕塑不仅仅表现着人物本身,而是在人物雕塑的背后隐藏着诸如胜利、和平、疯狂等一些抽象的观念。比如说阿帕农神庙中的雅典娜雕像就是胜利的象征。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没有的,中国的雕塑都是表现着活生生的、实实在在、普普通通的人物。在雕塑的风格方面,秦汉时期中西雕塑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总体说来,中国雕塑的风格是朴实、庄重的;而西方雕塑的风格是奔放和外向的。比如,秦始皇兵马俑,从将军俑到士兵俑,脸上的神色都是深沉而朴实的,“具有典型的古代中国人的气概。”[2]汉俑也基本如此。但是古希腊罗马的雕像却不是如此。比如,在著名雕塑《拉奥孔》中,三个人物赤身裸体被两条巨蟒缠住,脸上的神情恐惧得十分夸张,这是作者有意为之。又如,卡普亚的阿芙罗狄特,作者故意把她塑造成半裸的形态,以展示美神完美的体形。而且这些元素在古希腊罗马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但是,这些外向、夸张的因子不存在于中国的雕塑中。在雕塑时,使用的材料,中西也不尽相同。中国主要用陶塑、木刻,或者铁、铜铸。长沙马王堆汉墓、汉文帝、景帝等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大批的陶人和木偶人。用金属铸造的雕塑以铜铁为主,如长信宫铜人、马踏飞燕等雕塑都是以铜为原料。但是少量的也用铁,毕竟铁是一种重要的军事物资。贾谊这样描述道:“(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3]相比之下,古希腊罗马的雕塑主要以大理石为原料,兼有少量的铜质雕塑。二、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形成的原因秦汉时期中西雕塑艺术差异的形成,直接原因当然是中西审美观的不同。中国的审美观强调的是一种集体之美。不论秦始皇兵马俑还是汉俑,展现的都是强大阵列的威严、庄重之美。这种美是在众多的人俑的排列、组合、相互联系当中显现出来的。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强调的是个人所展示出来的美。例如创作于前19年的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雕像:目光炯炯,好像看到了光明的前景;右手举起,仿佛指挥着自己的军队;左手持矛,似乎时刻准备着武力征服;胜利之神在他脚下,给予他无尽的力量。即使是群体像,希腊和罗马人也不希望在整体中展现美。再如帕加马祭坛上表现宙斯和雅典娜与举人战斗的浮雕,一共有几十个人物,但作者主要想表现的是宙斯和雅典娜,所以刻意地表现这两个主人公,使之在整个浮雕中占支配地位。这种情况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中是找不到的。另外,西方的审美观强调直白、明晰、奔放;而中国则强调委婉、内敛、保守。比如在西方的雕塑中,男子和女子多为半裸或全裸的姿态,给人一种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这是因为希腊罗马人欣赏人类魁梧、圆润的体格,“希腊大师们则把这种不松弛、没有多余脂肪的造型赋予他们的雕像。”[4]但是,这在中国的雕塑中是绝对找不到的。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雕塑家不重视人体之美——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不同。例如,秦始皇兵马俑的士兵在盔甲覆盖之下的肌肉非常饱满,使人联想到他们孔武有力的体格。但是和西方直观就可以感觉的效果不同,中国的雕塑家希望间接、婉转地去表达这种美,希望观众去联想、去感受。在中西审美观的不同,这个造成秦汉时期中西方雕塑艺术差异直接原因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最主要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埃及、巴比伦、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5]具体来说,中国的文化是在东亚这片广大的大陆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大陆型文化。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产生了农耕文明。由于从事农业生产要把农民牢固的束缚在土地上,并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发展并战胜自然灾害,所以产生了以崇尚内敛、信仰集体力量为核心的审美观。这种文化意蕴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俑等雕塑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而西方文化则是在尼罗河三角洲、巴尔干半岛南部和亚平宁半岛这些分布在沿地中海狭小的地域上产生的,是一种典型的海洋文化。这种文化和我们以农耕为核心的大陆型文化不同,它强调冒险和征服,极具扩张性。因此,特别推重个人的力量、英雄主义的行为和侵略性的气质。所以,这种文化反映在雕塑艺术之中就会特别突出个人的英雄气质和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三、结论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表露和展现,并会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等领域表现出来。雕塑作为一门艺术,不可避免地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秦汉时期的雕塑艺术和古希腊罗马的雕塑艺术,虽然大体上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是表现出很大差异的根本原因。由于中国的雕塑艺术受到中国特有的大陆型文化的影响,显现出崇尚群体之美、内敛、保守的审美气质;而西方的雕塑艺术受到其海洋文化的影响,展现出强调个人主义、外向、奔放的审美情趣。从而导致了中西雕塑艺术的种种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秦汉时期的中西雕塑作品中,而且影响了整个中西雕塑艺术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