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论文《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发表时间:2005-1-16《红楼梦》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摘要】《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 独特性 必然性 社会根源【正文】《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1)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2）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3）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一） 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4）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人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5)。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一）林黛玉的性格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采，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6)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采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7)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8)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10)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二）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11)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参考文献】(1) 张俊，《中国文学史》第四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版，第239页。(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53页(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939页(4)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83页(5)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8,29页(6)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04页(7)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50页(8)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16页(9)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014页(10)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445页(11)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59页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 【关键词 】《红楼梦》悲剧 独特性 必然性 社会根源 【正文】《红楼梦》对封建社会的批判不仅深刻，也极其广泛。封建社会里所存在的很多问题，无论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观念以至风俗习惯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广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审视。其涉猎之广，堪称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正如王希廉所说：“《红楼梦》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红楼梦总评》)(1)而其中尤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激起读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现这一爱情悲剧时，并没有把悲剧冲突放在肤浅、表面的尖锐状态中，而是真切细腻地描叙了林黛玉和贾宝玉从两小无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历程中同周围环境的对立。 一、《红楼梦》爱情之悲剧性 林黛玉初来贾府时，贾府上上下下对于她可能成为贾府儿媳怀着很大兴趣。善于看风使舵、窥察贾母神色的凤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亲昵地戏称：“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2）第六十六回，兴儿对尤氏姊妹介绍贾府人物时，颇自信地说：“贾宝玉的婚事，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3）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林黛玉孤傲性格的发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渐失去贾府统治者们的喜爱。她和贾府的冲突，是以一种表面平静而内在深刻的形式进行的，是真正尖锐的。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成为悲剧，不是由于宝钗的出现，也不是简单地由凤姐、王夫人，贾母造成的。对于这些宝黛爱情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没有把她们写成像传统的戏剧小说里的小丑一样拨乱其间，而是写她们沿着封建社会不可抗拒的社会法则在进行活动。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 不合“礼”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剧 《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宝黛感情产生嫌隙的根源——宝玉的软弱多情 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显然，所有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关系远远不是那一张谱系表所能包罗和表示的。 看贾氏四春同宝玉间的关系，可以说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亲一节写到元春与宝玉虽系姐弟，情同母子，发蒙开智，手引口传，悉心教养，属望至殷。探春与宝玉虽则隔母，其于宝玉的亲厚绵密较一母所生的贾环胜过十倍。二十七回写她特地叫宝玉离了众人到石榴树下说话，央及宝玉给买新雅玩意，应允亲手给宝玉做鞋，还诉委曲、数落生母赵姨娘的不是。此处作者特借宝钗之口点明：“显见得是哥哥妹妹了。”（4）懦弱迎春，少言寡语，平日同宝玉似乎没有什么可资“特写”之处。然而当迎春嫁后，宝玉跌足叹气，独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顾，触景伤情，吟诗忆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宝玉对她一视同仁，虽无特写，亦可包举。至于李纨凤姐，与宝玉之间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纨执掌大观园，园中一切活动，以她为首，自是宝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个人物。凤姐更不必说，与宝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运，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虽是宁府的人，较李纨凤姐远了一层。但她是导引宝玉人梦进入太虚幻境的人。在小说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贾府的人，但其与宝玉的关系几可与黛钗鼎足而三，除去对她才情品格的种种描写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资证明。此外还有一个妙玉，与贾府不沾亲不带故，她之人正册除了因出身高贵外，也因为同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情”的连系。由“品茶”、“乞梅”等情节，特别是贺宝玉生日那一个“遥叩芳辰”的拜帖，可以见出这个“褴外人”已蹈人栏内，不知不觉地为“情”所牵动。 此外，贾宝玉同情于画蔷的龄官，庇护过烧纸的藕官，替彩霞瞒赃，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气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几乎都在不同的层次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诸艳之冠”的贾宝玉“挂号”。也就是说，这些艺术形象，不论他们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宝玉之间存在着某种感情上的联系，足以揭示贾宝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 （三）宝黛反世间之道而行的结局——理想的幻灭 《红楼梦》中两个爱情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不再是以前戏剧小说所常写的“金榜题名”式的才子和温婉贤淑的佳人，而是两个性情乖僻，被当时人嘲弄为有“痴病”的封建主义的叛逆者。他们不单单是在自由恋爱这点上与那个社会相抵触，而是在许多思想问题、生活问题上与那一社会相违背。贾宝玉坚决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对举世趋之若鹜的科举仕进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进底下的人痛骂为“国贼”、“禄蠹”，并对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给以激烈地憎恶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传封建正统教义的书给烧了。贾宝玉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一些浊沫渣滓”(5)。林黛玉虽然口头上说得不多，但在许多实际行动上背离了那一社会的妇道，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叛逆行为始终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场，不仅对他从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把贾宝玉引为知已、视为生活的终生伴侣。 宝黛之间的爱情尽管有着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着浓重的没落贵族的气息。这一方面表现在男女主人公由于过着悠闲的生活，他们的爱情生活打上了绮艳轻柔、闲愁万种的情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这一爱情的阶级性，更规定了他们爱情的反封建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们的爱情，只能局限在大观园那一狭小的天地里，他们无力到荣国府外面去开拓新天地。他们对封建家长还存在着某些幻想，在爱情最后的阶段，他们消极地等待由封建家长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办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争的能力。 这种反封建爱情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的致命弱点。因此，这一爱情最后走向悲剧的结局，固然是由时代所造成的，但爱情本身所存在的贵族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二、《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 《红楼梦》爱情之独特性,主要在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泪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围环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协调。不必说恪守名教的薛宝钗，也不必说逆来顺受的贾迎春，便是豪爽旷达的史湘云，也有她从俗认命的一面，随遇而安，因而她们虽则各有自己的悲剧，却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剧那样富于社会意义和激动人心。林黛玉那种孤高敏感的个性和气质，的确是十分独特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形，贾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贾宝玉并未伤害林黛玉，林黛玉却认为别人伤害了自己。有时甚至别人的好意也会成为她伤感的由头。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却合情合理，完全显示出了这一个性的独特性。一次贾府伶人扮戏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个人，风姐、宝钗、宝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谁也不说出来，或不敢、或不肯，都是为了怕伤着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说了出来，宝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调停解释，到头采，黛玉不但不领宝玉的情，恼他比恼湘云更甚，宝玉分辩说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戏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利害呢!”“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他和我玩，他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贫民的丫头，……”(6)这是怎样—颗敏感自尊的心。的确，谁也没有想给黛玉难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强的个性，时时处处都在防范自卫的心理，对宝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难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吗!就如宝钗送燕窝赠土仪一类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应，也当作如是观。在宝钗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这面，伤感悲泣又实在出自必然。可见，连好意的关切和体谅都会触发她的联想，引起他的伤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属于她自身的个性表现得比较充分。她的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带有更多的个人性质。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已可见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宫花，别人都谢过收下，唯独黛玉发问：“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粗粗看去，黛玉确实挑剔、小器，透过表象，可以感到她时时处处看重作为一个独立个性的自我。行酒令时，她随口说出了《西厢记》(牡丹亭)等“淫词艳曲”里的句子，失于检点，以致受到宝钗的箴规。黛玉似乎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放在了脑后，总想展露才智，争强斗胜。省亲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咏，又不好违谕多作，大为扫兴。后采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费神思的宝玉作了“枪手”，令宝玉喜出望外，觉得比自己高过十倍。 （二）贾宝玉的性格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着作者的影子，也寄托着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7)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8)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10)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红楼梦》爱情悲剧之必然性及社会根源 （一）家庭环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 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11)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在贾府上下看来，贾宝玉如和宝钗结合，他将赢得世俗艳羡和锦绣前程。贾宝玉如和黛玉结合，他将一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只能允许贾宝玉和宝钗结合，而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告终。 综上所述，《红楼梦》这部小说很有研究价值同时它包含巨大的社会意义。它一方面通过宝黛爱情的悲剧故事，反映贵族判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另一方面是让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说明了这一点。《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名著将在人类历史上永放光辉。 我写得是《红楼梦》的悲剧意识求求给分啊啊
古今中外许多美学家对悲剧的论述，总是具备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从幸福到苦难，从追求到幻灭，从有价值到毁灭。根据悲剧的这一基本特征，一部《红楼梦》，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下面具体谈谈悲剧的三重意义。 一、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 纵观《红楼梦》全书，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 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 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 “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 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 二、文化悲剧：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 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我们从书中几个女子的毁灭看到了这一点。 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 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尽，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 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 三、人生悲剧：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红楼梦》一书的出现，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 以上是从宝玉的形象来看人生悲剧的意义。从整部作品看，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 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 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二）《红楼梦》的悲剧意识：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包含着多重悲剧， 王国维评论：“彻头彻尾之悲剧也。”1、爱情和婚姻的悲剧： 宝黛有爱情基础的“木石前盟”被封建统治者所拆散。宝钗与宝玉成婚，然而宝玉心里爱的是与他有刻骨铭心的感情的黛玉，“金玉良缘”也成为一个悲剧。“悲金悼玉”的爱情悲剧是封建社会诸多青年女性爱情的缩影。2、大观园众女子的悲剧： 小说中描写了一群品貌兼优的女子，如金陵十二钗，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他的书斋名叫“悼红轩”，小说中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意思是“原应叹惜”。从这些取名上，表现了作者对女子的同情与叹息。贾宝玉接触的这些可爱的女子，一个个都被毁灭了。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宝玉绝望找不到出路，一种孤独感和人生转瞬即逝的破灭感，最后无法解脱，出家而去。3、家庭和社会的悲剧： 小说以贾府的衰落过程为主线，同时写了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落。四大家族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这样的一个大家族里，女主子只知贪图享受，勾心斗角，维护着自己的权利，而文字辈贾敬、贾赦、贾政，贾琏、贾珍，草字辈贾蓉他们则是荒淫之徒。“儿孙一带不如一代”。抄家是这个大家庭的没落的开始。贾府及四大家族的没落，反映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
西谚有曰：“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么，有一千个中国人，就有一千个《红楼梦》。迄今从文学上谈论《红楼梦》最为深刻的，依我看还是鲁迅、王国维和余英时三人。鲁迅称此书“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又说：“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罣碍。”王国维将《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存在的悲剧，这悲剧不是政治的、民族的，历史的，而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是由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悲剧，人人皆无所逃于其间。余英时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成两个世界，而大观园纯粹是作者虚构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与混浊现实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主题，并最终被现实世界的黑暗所吞没。即使今天，如何看待这部小说，仍然是见仁见智。“不敢妄谈《红楼梦》，只怕难解其中味。”我认为，《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与希腊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俄狄蒲斯王》具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力量。 《红楼梦》的主题，描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描写的虽然是一个贵族世家的日常生活场景，这里很少有大起大落的发生在刹那间的生死毁灭。但是却有着经常不断的、十分隐秘的折磨。一切都发生在极其平常的生活琐事之中。你的心在哭，人们却以为你在快活的笑；你坐立不安，寻寻觅觅，人们却以为你是无事瞎忙；你稍稍越出了常轨，人们就忙不迭的过来规劝你、劝导你，把你重新纳入正轨。这是一种缓慢的被风化、被锈蚀的毁灭，这是一种因其平常，有时连受害者本人也不觉察的毁灭。所以，林黛玉感叹道：“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那一时代的“风刀霜剑”，“一年三百六十日”毫不间断的摧残着人生的精英，思想的花蕾。然而，人们却看惯了，习以为常了，并不觉得悲剧正每时每刻地在身边发生。在那个“游丝软系飘春榭”的大观园里，有谁能象宝黛那样，为这些可怜的“落花”抛洒同情的眼泪呢？面对这样的社会情势，黛玉只能作“无声之泣”，有泪往心里流；宝玉只好着了魔似的把自己的“怪僻”形之于外，来宣泄胸中的阵阵狂澜；而探春则有感于那些乌眼鸡似的亲骨肉，满腔悲愤地诉说：“我们这样的人家，人都看着我们不知千金万金，何等快乐，殊不知这里说不出来的烦难更厉害！”的确，笼罩着整个贾府的，正是这种“说不出来的烦难”，这种挥之不去的，人们几乎呼吸惯了的悲凉之雾。鲁迅曾经说过：“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确多。”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着力表现的就是那些“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 《红楼梦》以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通过贾、薛等家族由兴到衰的发展历史，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十八世纪中叶广阔的社会现实，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种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红楼梦》中的爱情的独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独特性而决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爱情故事不同的内涵。宝黛爱情悲剧是必然的。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然而，在曹雪芹的笔下，宝、黛刻骨铭心的绵绵爱恋之情，不仅毫不涉及风月，更无郎才女貌的俗套。即使那复杂细微的感情纠葛，也显示了一种真情至性的境界，在读者心中升出情之美感。黑格尔称“悲剧是艺术的桂冠。” 打开《红楼梦》长卷，我们可以看出其悲剧性具有三重意义。即从写作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全书是通过贾府兴衰过程及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来写时代悲剧；从写作题材的深层意义看，是通过几个女子的毁灭过程来写文化悲剧；从写作题材的象征意义看，是通过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变迁过程来写人生悲剧。一、《红楼梦》的时代悲剧如果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思想钳制造成的精神悲剧的话，那么，曹雪芹通过封建贵族世家盛衰的描写，则较全面地表现了清王朝腐朽没落造成的时代悲剧。 荒淫，是贾府这个贵族世家衰败的原因之一。一方面，贾府上下的男人大都生活腐败，道德沦丧，荒淫在这个贵族世家被视为平常之事。贾珍的公媳乱伦，贾琏的“包二奶”，贾赦对鸳鸯的企图，甚至连王煦凤与侄辈贾蓉也有染，等等这些，正应证了老仆人焦大的那句“爬灰的爬灰，养小叔的养小叔”的话。另一方面，由荒淫所引起的人事纠纷、甚至恶毒的残杀，更是不断地动摇着这座封建大厦。虽然也有不少清白的女儿家门努力地在这罪恶的泥潭里挣扎反抗，但最终也都与这腐朽的家族同归于尽，几乎没能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 奢侈，是这个贵族之家衰败的原因之二。且不说那些名目繁多的美器珍玩如何填满这个家族的每个角落，也不说那些精心烹调的美味珍馐如何充塞这个家庭的每个盛筵，单就秦可卿之丧事与贾元春之省亲，那奢华靡费程度就够惊人的了。虽然凤姐、探春等人在最后已感到家庭经济危机的来临，但这时谁也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了。 “一代不如一代”，更是这个贵族之家的致命伤。贾敬访道，贾赦淫乐，贾政的迂腐无能、头脑古板，贾珍、贾琏、贾蓉等纨绔子弟个个沉湎酒色，毫无廉耻，诸如此类，大观园中比比皆是。家族的种种腐朽已无可救药，唯一较有灵性的贾宝玉也只能痛苦地呼吸着这令人窒息的悲凉之雾。而他与封建传统的不相容必然导致宝黛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个时代不容纳他们，他们也不屈从时代的悲剧冲突中，随着腐朽力量的由盛转衰，新生力量也落了个由萌芽到夭折的结局。这是《红楼梦》告诉我们的那个时代的悲剧，人人概莫能外。 宝黛俩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由于他们和封建势力的尖锐冲突导致了这一悲剧，从而写出了这一悲剧的时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宝黛之间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剧，因为在宝黛那个时代，假如两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话，就必须不仅找到一块能够容纳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的国土，还要找到能够容纳贾宝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国土，找到一块能够容纳他们叛逆的地方。可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这就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发展的必然性，揭示出这不是一般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那么大的贾府，上到贾母，下到丫鬟，没有人支持他们的爱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并不是由于简单的门不当户不对，并不是简单地由于自由恋爱触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这一爱情本身所包蕴的反封建色彩为社会所不容造成了悲剧，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辈的地方，也是写得更深刻的地方。 爱情这个题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内容充实起来、提高起来，从而全面而深刻地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是《红楼梦》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说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言情小说的地方，也就是《红楼梦》为什么如此富于影响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由此看来，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腐朽”有可能萌发“新生”，却不可能催化“新生”，相反，当“腐朽”势力还相当强大时，还会扼杀“新生”。可以说，《红楼梦》的家庭婚姻生活正是从这一角度折射出时代的悲剧。纵观中国历史，正是在上层社会蔓延的种种腐败现象，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阻碍了当时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至导致国力的衰微、王朝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贾府的悲剧正是时代悲剧的一面镜子。 二、《红楼梦》的文化悲剧 通过作品的深层意义，可以看到《红楼梦》中并非所有悲剧都是恶人作梗或对前途的迷惘。而归根结底是几千年积淀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性格悲剧。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如“天人合一”，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人”意识，并非西方文艺复兴时提出的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强调个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这种缺乏个性意识的“人学”就难免造成了逆来顺受、自我压缩的人格，造成了不冷不热、不生不死的生存状态。 “木石前盟”与“金玉因缘”的悲剧。《红楼梦》所提供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义要远远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内容的丰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国历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精华和缺憾，囊括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力图透过小说故事情节的表层进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层，注目于设置在人物之间的抽象而隐秘的关系。如说薛宝钗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贾宝玉的“石”有两重性，既可化为土而生木，又可采炼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缘”两种潜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检索出中国文化一连串相关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寥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精神与乐观精神等等，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薛林二人是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现的，贾宝玉这个人物的意义便是尝试某种取舍的可能性。作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负担者，贾宝玉的秉赋虽倾向于林黛玉，实际上是无从选择的。在封建的“礼”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个人的能力是无法与整个封建社会抗衡，也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摔不碎的通灵玉，像是隔膜，用“金玉良缘”来芥蒂两颗寻求共同的心灵，却更象是纽带，让二人在激烈的矛盾之后清楚的探测到对方的心意：金玉固然般配，但是真正与玉琢契合一体的，却是那一根穿玉的丝绦。词叹葬花，暮春伤时的眼泪便隐有相思之意；诗会重阳，中秋抒情的吟咏更暗寓离恨别愁。直到宝玉“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的告白，如山雨欲来风满楼，兆示着大观园的灾祸变迁，也兆示这段玫瑰色情感的横生变故。这一对在暗夜中相互依偎着的恋人，终于因惊世骇俗的一吻而面临被逐出乐园的惩罚。我们无法知道在永诀之前究竟有没有一次重大的误解而导致的心灵的挫折，但是命运那一把赌气的剪刀，却毫无疑问的将穿玉的穗带剪作了几截。“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陇中，卿何命薄？”这泣血的控诉，便是他们最终的咏叹。贾宝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说主人公，可以说处于全书形象体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钗是小说着力描写的十二个女子，应当说在这个形象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还有为数不少虽则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儿形象令人瞩目。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它将这些可敬可爱、美丽纯洁的女性，囚于那异常黑暗污浊的世界，在给了她们时间、空间、程度上极为有限的自由独立之后，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些反抗粗暴和亵渎的美蹂躏毁灭。“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女性总悲剧也由此拉开帷幕，公开上演。绛珠仙子终于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之下“泪尽天亡”，“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黛玉纯美的灵魂如水晶一样透明素丽，如冰山雪莲一样净洁孤傲，在那黑暗的世间哪里找得到天尽头的芳丘?只能是饮恨而去之时，发出那柔肠寸断之声：“宝玉、宝玉、你好意在言外，岂是一个“愁”字、“恨”字了得!黛玉的毁灭是“千红一窟，万艳同杯”的女性总悲剧中的最强音，它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赢得了世世代代读者们同情的眼泪。史湘云、李纨青春寡居、独守凄凉；善良软弱的迎春被“作践得公府千金似下流”，出嫁一年便香魂一缕含恨而去；妙玉欲洁不曾洁，想空未能空，沦落污泥浊淖；心比天高的晴雯被斥逐羞愤而死，金钏儿跳井而死；惜春、紫鹃落发为尼，自此长伴青灯古佛“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些钟灵毓秀、姹紫嫣红的众女子，一如风流云散、雨打残红，霎时间全都玉殒香消，化作寒烟冷雾。 迎春，很善良，但也很懦弱。从乳母偷她的螺金凤这件事及她的态度就可见出她逆来顺受的性格，这种性格往往使自己对让别人占便宜的容忍度增加，对受别人摆布、控制和欺负的敏感度降低。而且，还往往会纵容与姑息不合理的事情。结果是迎春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沦为其父贾赦偿还债务的替罪羊，自己的不幸，至死也不觉悟。可见，迎春之不幸，多由于性格。 再看黛玉的悲剧，难道完全是外力与环境造成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看到她秉承优秀传统而生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她深具传统文化性格而死的一面。由于传统文化个性意识的缺乏，在传统文学中往往表现为人的依附性，即一个弱者的主体性往往必须依附在家庭、父母或一个强者身上。在灵魂深处，她已被这种依附性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时刻感到失去依附的痛苦、离家的凄凉甚至生的绝望。于是她的病日益加重，以致心力交瘁，在爱情尚未毁灭之前，她的生命却已走到尽头。所以说，黛玉爱情的毁灭，既是无情世道的他毁，也是悲剧性格的自毁。 另一方面，贾宝玉性格中存在软弱的一面。《红楼梦》中睛雯、金钏、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怜惜的要死之外，没有真正为避免她们的死而抗争过。正是他的软弱，所以他才能够爱晴雯却不能拒绝袭人的诱惑，爱黛玉却又贪恋宝钗的冰雪肌肤，大家都说曹雪芹以隐语说宝玉，说他的草莽愚顽、不肖无能，在对待爱情这一方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无道理。贾宝玉本身所存在的弱点，也成为他们爱情更加难以逃避悲剧结局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关于薛宝钗的悲剧，一般认为是一个努力迎合时代的人竟也不为世道所容，所以是社会悲剧。但从文化角度看，她也是封建文化之树上一颗必然的苦果。封建文化要求每个“个体”去做的事最好不要去符合心中的欲望，这样才会获得社会的好评。薛宝钗就是这种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做人理想的其中一个。爱情上、才学上、生活上，宝钗已被封建文化磨去了自己应有的个性锋芒；自己对所爱的人与物不敢有太强烈的追求，而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与事也不敢断然决裂，生命处于一种不生不死的浑沌状态。这种自我压缩使她的生命过早地枯萎了。我们从这一形象的毁灭过程，可以看到封建文化深层意识是如何蚕食人的灵魂与消磨人的个性。曹雪芹这种历史沉郁中的文学的思考，的确是一种民族精神的觉醒。 三、《红楼梦》的人生悲剧 时代悲剧侧重从横断面去解剖当时社会，文化悲剧侧重从纵深处去反思民族的文化，而人生悲剧则是从哲学上去思考生命的本质。曹雪芹所写的《红楼梦》打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几乎不思考有关个人的存在等基本哲学问题，这也是《红楼梦》能跨越时空的思想魅力。 “人之生也，与忧俱在。”生命的欢乐往往是在痛苦的追求之中才实现。这种痛苦的程度与知识同步增长。以宝玉为例，开始宝玉并不惧怕生活，而是正视生活，对生活以及自身在生活中具体的存在价值、存在目的还抱着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然而，“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现世中，他总是深深感到：不但事物无常，人生易老，就是感情也不能永久保存。于是陷于失望之深渊，遂悟宇宙人生之真相，终于抛下一切远离尘嚣，这是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与人生理想的沉思后的毅然抉择。人生总是这样，总是不美满，总是有所欠缺，而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复原，这是人人概莫能外的悲剧。 宝玉是情痴，黛玉是情种，她为爱而生，为爱而死，对宝玉的爱是她生命所维系。“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宝玉。正是他秉菩提心，具金刚胆，在那黑暗愚昧、野蛮残忍的时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石破天惊地宣布并践行他的“女清男浊”的人生哲学。至于宝、黛、钗之间的感情纠葛，实质上是“追求自由爱情”和“封建婚姻制度”这两股力量的斗争。当人的主观意愿和他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不相符合甚或背道而驰时，他往往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牺牲，这就是悲剧的生活基础。宝玉的自由选择和被迫接受不一致，最终导致了他们爱情的悲惨结局。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也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这侧重表现在许多曲、词的咏叹之中。如“多情公子空牵连”，“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风流灵巧招人怨”，“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等等，都体现为美的毁灭。人生有如此多的缺陷，当我们超越题材的表层意义来体会时，便会感到这种缺陷的揭示能激发人们更加珍惜时光，执着现世，具有强烈的劝世作用，当然，倘若消极对待的话，就会走向丧失意志，悲观厌世的另一端。作品似乎在告诉人们必须作出正确的选择。话又说回来，在那样一个悲剧的大时代里，作为凡夫俗子的大观园里的儿女们，无论怎样选择，又能有什么好的结局呢？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着力最多、写得较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作者的影子，也寄托了他对人生和现实的反思。 关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过概括而形象的说明；“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在这两首《西江月》词中，作者所赋予贾宝玉最鲜明的性格，就是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这以后的描写，都无非是这两首词的深化和形象说明。 贾宝玉性格的特点，首先是对于锦衣玉食、安富尊荣生活的不满、厌恶，乃至愤懑。第七回他感慨地说：“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绫罗纱锦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第七十一回，贾宝玉更是愤慨地说：“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拉，就是那个劝，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9)封建贵族的沉闷生活，使他心中充满了孤独、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贾宝玉要求摆脱束缚的性格发展，并导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对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义的怀疑否定。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认为那只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诓功名混饭吃的”。贾政督逼他必须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他读了几年，仍大半夹生，“断不能背”。但却对当时的“淫词小说”《牡丹亭》、《西厢记》非常喜爱。他不肯走当时一般贵族子弟所走的“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场人物交际，骂那些热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国贼禄鬼”、“沽名钓誉之徒”；却对封建社会最低层的艺人和奴婢怀着深深的同情和友谊，与出身平民的秦钟、家道贫寒的柳湘莲及艺人蒋玉函称兄道弟，对备受凌辱的丫环们温柔体贴，百般呵护。他对于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大胆的挑战，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纯洁的女孩儿身上。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具有发展上的一贯性、连续性，以及思想上的严肃性和不妥协性。他同姐妹们的亲疏远近，是以思想上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第三十二回，他当众宣布：“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吗?要是她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这段文字告诉我们，宝玉和湘云、宝钗在思想上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同宝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正是由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是经过长期了解，是稳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础上的，宝黛之间的爱情才有了近代情爱色彩，而与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就红楼梦而言，作者所要传达的是一种漩涡般的无可逃避也无可挽回的巨大的虚无——对于人生来说虚无意味着渺茫的前途，对于社会国家而言，虚无更意味着终极的塌陷与毁灭。可以说大观园的花团锦簇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暗灰色的大背景之上，她的辉煌的存在是为了反证她凄凉的湮灭。这样的深刻洞察往往被浅薄的人斥为消极悲观——殊不知人类精神世界中最鲜艳的花朵，往往在这样最荒凉的土地上盛开，因为这无边无垠的萧索与惨淡，又反而是不屈的人格精神最有力的衬托。宝黛的精神恋爱何以能让无数人伤心泣下——那纤细的生活剪影、日常的吵吵闹闹、平凡的唏嘘切问，那所有的最简单最朴素的关怀和爱恋，为什么能在我们的心扉上敲击出如此沉重的曲调，让眼睛变成不竭的清泉，正是因为雪芹先生在这一幅绚丽画卷的最深处已经设置了空洞而且悲凉的人生底色。 见者真故知者深，由于曹雪芹深刻体验到人世的痛苦和人生之“大哀”，故能将这种痛苦提升到一种人类痛苦的高度加以艺术概括和表现。必须指出，这种悲剧感是不同于儒家的忧患意识的，儒家的忧患意识来源于群体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而曹雪芹更直接的是与庄子的思想相通，他对人生之忧远胜于对家国之忧。因此，这种人生悲剧感也远比屈原、杜甫的“离忧”更具深沉特质、更具普遍的人生内涵。结 论综上所述，《红楼梦》是一部空前的也可能会是绝后的伟大悲剧作品。正如大学者王国维所说：“《红楼梦》乃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悲剧中之悲剧也!”从《红楼梦》的三重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现实、文化、人生的批判、反思与探索精神。然而他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中，与旧的、传统的、落后的东西也还是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于是批判现实与希望中兴，意识中反传统与潜意识中维护传统，出世与入世，便成了对应着三重悲剧的三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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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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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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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论早期的象征派诗歌
5、论周作人早期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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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论巴金的《寒夜》
10、论沈从文的〈边城〉
悲剧是人类所追求的美好和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凡一部永垂不朽的文学作品，必有精神境界的审美贯穿于其中。作者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流于琐碎的故事，而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在里面，让人读后对人生有着深沉的思索，并有一种诉说的冲动。李泽厚先生说过一句话：“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了千言万语，大概还有万语千言要说……”从中，我们看到的是入世者的悲哀和出世者的无奈。由此观之《红楼梦》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是一部真正的悲剧作品，一部完整的悲剧作品。它的悲剧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自觉强烈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体现为作者悲剧的世界观以及人生观。作者对悲剧人生有着痛切地感受和透彻的了悟，从而凝结出令人心酸的人生箴言，这便是第一回的“好了歌”。人的一生主要围绕金钱，功名，妻室，儿女拼搏奋斗的。但人们为此拼搏一生往往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1)”不过绝大部分人却是蒙昧的，麻木不仁的，他们上演着悲剧又不明就里，所以作者之将这种悲剧人生观赋予两个人，那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林黛玉的悲剧意识伴随着他短暂的一生，她终日以泪洗面，身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尤其她的诗词，无疑不闪动着悲剧人生的泪光。而贾宝玉生在“钟鸣鼎食”之家，可谓贾府之中第一安富尊贵的人。岂料他“富贵不知乐业,无故寻愁觅恨”(2)，内心充满着不尽的烦恼，忧愤，焦虑与无奈。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观念不融于当时社会，他除林黛玉这个同盟者外再无其他外援，因而毁灭已是看得到的结局。从人生观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扩而广之，深化出悲剧的世界观。书中第二十二回有这样一句话“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无立足境，方是干净（3）”前面几句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便进入了佛性的自由王国，最后两句说，追求佛理的天国这一过程也是空的，一切皆空方是大彻大悟。最后贾宝玉遁入空门便是这种悲剧世界观最好的诠释。或者现实中作者看到社会上的丑恶太多了吧。他被这一切包围压迫着，美好的东西被摧残，被毁灭致使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因而产生了虚无厌世的悲剧思想，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悲剧的世界观，才创作出这样一部真正的悲剧。二， 规模宏大的悲剧框架。《红楼梦》这部作品仿佛一座摩天大楼，高大严谨，丝丝入扣。作者用前五回的序幕奠定了整部书的悲剧基调，营造了全书的悲剧氛围，它预示了这样一个轨迹家庭——社会——人，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走上毁灭和消亡。第六回起，作者便层层展开，步步推进，让悲剧的种子，萌发，生长，看似一幅繁华景象，实质危机四伏“山雨欲来风满楼（4）”。第十六至三十九回，悲剧事件频频发生已露出那下世的光景。直至八十回之后总爆发，在没有歌舞升平，只有险象环生，树倒猢狲散，达到了悲剧的顶峰。正像书中所说“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还了命，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问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5）”在这恢宏的悲剧框架中更隐藏着众多人物的悲剧命运。首先是主人公贾宝玉，他的悲剧是第一位的。多少年来人们对此分析得最多，也最深入，成果也最大，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蕴含了品质最高的思想矿脏，可谓千个悲剧第一人。其次便是作者饱含深情，浓墨重彩表现的金陵十二钗，他们性格鲜明，个性各异却无一例外的归入“薄命司”，“千红一窟”，“万艳同悲”。具有叛逆思想的林黛玉无需多说，纵使堪称封建妇德楷模的薛宝钗也难得善终。已走向封建社会至尊至贵的贾元春何尝有一日欢悦，炙手可热的管家王熙凤到头来却是“哭向金陵事更哀”，即使“无暇白玉”的妙玉依旧“风尘肮脏违心愿（6）”。总之在《红楼梦》中，绝大部分有名有姓的人物，几乎全部的主要人物，莫不走向一个共同的方向——毁灭和死亡，他们的生命之曲无论是怎样的音符，无疑不是悲哀的旋律。三， 包罗万象的悲剧冲突。主人公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腐朽思想的冲突无疑是一条主线，他藐视皇权，否定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倡导自由平等，是一位民主主义思想的先驱。他对自己的思想深信不疑，面对强大的压力，必然失败的命运毫不妥协，坚持自己的阵地，勇敢的对抗着冰时刻准备为之献身。然而在当时的年代，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他的抗争无异于以卵击石，悲剧的结局是注定的。除贾宝玉外，还有很多社会中下层的人，他们善良友爱，渴望自由与爱情，但由于家庭及种种社会因素被侮辱，被践踏，被伤害，甚至被逼上绝路。如水月庵的智能儿，她勇敢的与秦钟相爱，甚至私逃进城来找秦钟，最后却被无情的逐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们的日子也不想我们想象中的好过。“薛宝钗具有艳冠群芳的容貌，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知识，也有一流的艺术才能和封建思想道德(7)”。然而越是如此，他的人生路途越显得可悲之至。他得到了贾宝玉的婚姻，直落得独受空房，他以温柔贤惠博得了众人的好感，却成为协助顽固势力扼杀新思想的帮凶。她天生丽质最后以凄苦为伴，让人深感惋惜。在这种封建守旧的社会中，她以一位适时的人，生活在社会阶级的冲突，大家思想性格的矛盾中落的悲剧下场。四， 出神入化的悲剧美感。曹雪芹先生不仅写出了悲剧之悲，更写出了悲剧之美。林黛玉是书中重要悲剧人物之一，而她便是被愚昧的结合体。且看她的容貌“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8)”她多愁，多病，多泪。“黛玉葬花”令多少人寝食难安，如痴如醉。“伤心一首葬花词，似梦成真自不知(9)”委婉动人，荡气回肠的词章，不仅淋漓酣畅的抒发出她无限哀伤的情怀，更是她一生不幸的写照，其景其情，可谓将悲与美推到了极致。晴雯是《红楼梦》中有始有终的重要人物，她的一生也是悲与美结合的典型范例。抄检大观园前王夫人听信谗言召见晴雯时“病西施”的形态和她从容应对以及遭受侮辱后的悲愤情状；临终前宝玉探望她时她把两根葱管一般的指甲齐根咬下送与宝玉的情景，令人同情，令人喝彩，令人愤慨。那动人的画面，永远定格在人们心灵深处，永远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情节在《红楼梦》中不胜枚举，正是这种美，成为《红楼梦》的最大亮点，是《红楼梦》成功的秘诀。《红楼梦》是一部万代传承而不朽的文学作品，其中每一个角色的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悲剧色彩，综观古今中外，象《红楼梦》这样把悲剧的氛围营造的如此之浓厚者，也是非常少见的。正如王国维所说：“除主人公不计外，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系者，无不与苦痛相终始。”
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
提问的方面有：1.红楼梦背景阅读；2.林黛玉的人物性格特征与当时家庭环境之间的关系；3.林黛玉生活经历说明的问题；4.林黛玉与其他人物之间的联系与区别；5.林黛玉人物故事给人们的启示；等等希望对你的准备有所帮助！
现代读书人都希望得到一纸文凭，文凭是本领、水平的象征。读书人若有了文凭，各路关卡便大开绿灯。有文凭就有水平吗？否，文凭不等于水平。现在有些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可谓是兢兢业业，学习毫不松懈，成绩也是一流的，这本是件好事，可当他们踏入社会后，竟显得无所适从。究其原因，书本知识不等于实践知识，理论不能与实践相结合，也就是空有一纸文凭，没有实际水平。更有甚者，不少学生，胸无大志，在校期间，不学无术，每日逍遥无事，虚度岁月，虽然混得了一纸文凭，但实际能力、工作水平那就可想而知了。人们都处在一定的生活中，但是，人们的生活、工作能力却有很大的差异。就像游泳一样，人们都知道游泳技巧，但有的人搏击浪涛，有的人停留在浅滩，有的人坐在岸边，有的人望洋兴叹。歌德有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水平。文凭不等于水平，倒过来，有水平那就不一定要有文凭了。我国古代大科学家张衡，大数学家祖冲之，大文学家李白、杜甫、罗贯中、施耐庵......他们谁又有文凭呢？特别是大文学家曹雪芹，他写的《红楼梦》包涵了十分广泛驳杂的知识。如果清代有学士、硕士、博士这些名堂，曹雪芹定能在好几个领域通过论文答辩而获得学位。文凭不等于水平，再看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虽然文凭不高，甚至还有少数人没有什么文凭，可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其实际水平远远超过了所谓的文凭。附近有位叫李晨阳的老人，现在已年近古稀了。他是老三界的高中毕业生，做学生时成绩也不错，但几次高考均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正当他雄心勃勃，再准备复习迎考时，高考取消了，接下来是推荐上大学，由于他家庭成分不好，因此，上大学对他来说也没了指望。等恢复高考制度后，他已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而高考年龄规定在三十岁以内，这样一来，高考又与他无缘了，他只能望校兴叹。可他并不因此气馁，而且顽强拼搏，在家搞了三十多项发明创造，其中有三项已获得国家专利，其创造水平，是许多有文凭的大学生望尘莫及的。2001年高考取消了年龄限制，为圆大学梦，李晨阳老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欣然参加高考，成为大学里的一名“老”大学生。当然，文凭与实际水平相当的大有人在，这里所讲的也并不是说文凭无用，要强调的是文凭不等于水平。
我参加答辩时也有人写红楼梦，问题不过那么几种：1. 林黛玉的性格2. 贾家的背景对其影响3. 黛玉同宝玉的关系4. 黛玉同宝钗的对比5. 黛玉的结局讨论6. 黛玉的诗词分析研究7. 曹雪芹创造林黛玉的艺术构想和意义
论文对于每个大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你走上社会的最后一次考验，如果自己的论文答辩没有痛过的话，你的大学毕业时间会延长，还会缓发毕业证，所以写好一篇论文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首先，你就是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当自己的论文有一个明确的方向，自己要收集大量的资料，来补充你知识这方面的残缺，你会发现自己的知识不足够支持这篇论文写下去，所以要有一个充实的积累，当自己自己心中的那篇论文，自己的知识还有资料，足够的时候，这时候就需要你写一个框架，每一步都要写好，因为它会决定你的论文是否优秀。
接下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框架，丰富起来，让它变的完整起来，具备论文的雏形，这就需要你以前知识的积累了，在这个过程里面，最能考验自己了，考验自己的思维能力，考研自己所掌握知识的运用，还有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一篇论文代表着你大学所学的知识，所以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好，给自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你的论文已经成型了，接下来就差一个导师的指导了，自己和老师比起来自己的能力毕竟有限，所以要听从导师的指导，一个好的导师能看出你所写的论文存在那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改进，当导师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要虚心的接受，当完成这些步骤，说明自己已经拥有一篇好的论文了。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动人的美丽而又薄命的女性形象：诸如冰雪聪明的黛玉，八面玲珑的宝钗、豪放潇洒的湘云、敏捷干练的探春、泼辣狠毒的凤姐，还有刚烈的鸳鸯、俊巧的平儿、纯情的紫鹃、犀利的晴雯。一个个莫不刻画入微，恰如其分，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此我重点论述一下黛玉和宝钗的人物艺术形象。首先，多愁善感、好哭、爱使小性儿，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艺术形象的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仅此，是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的。即便有，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美。然而在人们心目中，林黛玉的确又是美的，人们不能不感到在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别样的、更为深沉的、也更为本质的、超越时代的美。正如白盾先生在《红楼梦》中所分析那样，在大观园里，黛玉同宝钗的八面玲珑、面面周到不同，她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爱恼就恼，爱说就说，我行我素，一往纯真，毫无矫饰。即便在贾母、王夫人前也从不说一句言不由衷、阿谀奉承的话。如果说，宝钗令人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处处“做面子”、“徇人情”的“伪”的话，那么，黛玉个性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不“做面子”、“徇人情”的“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宝钗可以说是最精通“关系学”，她善于收敛自己的情感，应付各种关系；而黛玉却一窍不通，还不屑于去学，表现出率真、任性的态度。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历来是“馋人高张、贞士无名”。脂砚斋也曾感叹“世人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个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林黛玉性格上一往纯真的“真”，尤为可贵。评者说她是“善刚”、“率直”、“任性”、是“绝尘埃”，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因此，“真”是林黛玉性格美的第一个特征。再者，黛玉不慕名利，不追求时尚的虚荣，是宝玉身边的女子中唯一不劝他读“时文八股”，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竟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这是需要莫大的思想勇气的，这同样是她性格纯真的一种表现。她强烈而执著地追求纯真的爱情，感情的真挚和态度的坚定，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情是女性的最大美德之一。因此，和率真相联系的不带任何杂质的深情，是林黛玉性格美的第二个特征。另外，便是她那堪和文姬比美的赋秉颖异、才华横溢的诗才。她的《葬花词》，将花拟人，又将人拟花，达到人花交融、人花合一的纯美、纯诗的境界。正是这些地方，显出了她的思想美和心灵美，构成了她那“冰雪砌来露为魂”的“如兰”的“气质”，“如仙”的“才华”。诗是美的升华，美是诗的结晶。只有高尚、温柔的心灵，才能吸取美，才能写出美的诗篇。所以，林黛玉形象的“美”的实质就是“真”，是来自那秀丽的外形、率真的个性、坚贞的爱情和优异的诗才及颖慧的赋秉相联系的言词锋利、吐属不凡。如果说，在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别样的、更为深沉的、也更为本质的，乃至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够欣赏的一种美的话，那么，在薛宝钗的身上，就应该也存在着一种超越时代的、至今仍为人们所接受的一种美。因为薛宝钗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心目中标准的“淑女”形象，但实际上薛宝钗的典型性还不仅仅局限于此，还有着更深层次的一种东西。在那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大观园里，薛宝钗“罕言寡语、装愚守拙”，对那种种矛盾、层层纠葛，也总是抱着一种可介入又不介入的态度。可介入，保持着一种弯弓欲发的有利形势；可介入而又不介入，又给人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感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争。”在她参与的一切场合里，她都严格地掌握了这样的原则和分寸。如果说，黛玉报人以真，凤姐御下以威，宝钗则挟“德”与“术”令人归化。所以，在那明争暗斗、风波迭起的大观园里，进退裕如，获得了贾府上下的一致称颂，整个大观园无不在其“笼络”之中。这里，薛宝钗的形象已越出了一般封建“淑女”的极限，显出了一种大伪若真、大巧若拙。从思想特征而言，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所能囿限的，其待人接物的诸多行为，更合乎道家那种“以退为进”的阴柔之道。正像白盾先生所指出的，在这外表温婉多才的封建“淑女”身上所能够有的极深的思想修养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的最高的“美德”，是中国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最高结晶，也是最理想的性格。她既有“处则为真儒”的涵养，又有着“出则为王佐”的才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薛宝钗的形象反射出了传统的“三教合一”的折光，是儒家理念和道家权术的最完美结合。所以，脂砚斋称她是“大贤大德”;小说中也称她为“山中高士”。直到今天，仍有人赞美她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古贤”，其“志行的高洁、人格的完美”，像“白雪的纯洁，美玉的坚贞，幽兰的静穆”般的有“高贵气质”的“完人”。 薛宝钗那高度的文化教养、温柔敦厚、典雅大方的风度，乃至藏而未露的“经世之才”都成为后人所欣赏的美的典范。
一直以来都为红楼梦中的女子们感到惋惜，没有一个人能逃出“千红一哭，万艳同辈”的命运，可想来想去，还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多姑娘。多姑娘也是晴雯的表嫂，在晴雯临死病重、宝玉前去探望之时，她“便坐在炕沿上,却紧紧的将宝玉搂入怀中.”但后来，得知宝玉是来为情探望晴雯，便说“如今我反后悔错怪了你们.既然如此,你但放心.以后你只管来,我也不罗唣你”.也看出来了她的善以及对真爱的一丝羡慕因为在作者的笔下，“多姑娘儿”代表了女性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反抗，寄托了作者对女性解放的希望。对多姑娘的描写与对贾宝玉的描写遥相呼应，突出了作者的写作技巧。多姑娘出场的次数并不多，就是跟贾琏的一次偷情，还有就是贾琏在外偷娶尤二姐时安排的多姑娘儿伺候。通过对红楼梦中人物的研究，笔者发现作者笔下的红楼中有两个重点人物，一个是贾宝玉，另一个则是多姑娘，他们两个各有自己的特点，各自代表了对自己阶层对社会的反叛。贾宝玉是贾府生活的中心，也是作者描写的重点人物，贾宝玉的反叛意识也是直接通过生活突出表现出来。而对多姑娘的描写却非常之少，但反叛力度却并不小。对多姑娘的直接描写不多，但交待的却是很清楚的。一句“叫多姑娘儿”就把她的家世和出身都交待了出来。她一出生就注定了不受欢迎，要不为什么叫“多”呢，这样的家境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要不也不会叫"多"，一般的诗书家庭是不会取这样的名字的，这样的名字在社会的底层倒是很常见，比方说“多、改、转”等等。因为这样的家庭喜欢男孩子，因为男孩子是劳动力。为什么说多姑娘体现了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呢，在整个的红楼梦中，按照当时的方式，所以的女人结了婚后都要随夫称呼，比方说“来旺媳妇”、“周瑞家的”等等，而多姑娘儿当时是结了婚的，作者却还称她多姑娘儿，甚至她的丈夫的名字也有可能因她的名字而来----“多浑虫”，浑虫一般来是对经常喝酒的人的一种贬称，而多浑虫应该也是从多姑娘的名字来的。还有，多姑娘的多也有与整部书中所有女子不同命运的意思，是千红一哭命的女人们多出来的一个的意思。第二，以性描写方面，作者突出了对多姑娘的性描写。作者在整部书中对性的描写可以说是惜字如金。写贾琏与凤姐也只是“昨儿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与尤二姐“颠鸾倒凤，百般恩爱，不消细说”，写定玉与袭人“遂强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还有写宝玉与仙姑的”未免有儿女之事”等。皆是一笔带过。惟独在多姑娘与贾琏偷情写的详细。“是夜二鼓人定，多浑虫醉昏在炕，贾琏便溜了进来相会。进门一见其态，早已魂飞魄散，也不用情谈款叙，便宽衣动作起来，谁知这媳妇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体筋骨瘫软，使男子如卧绵上；更兼淫态浪言，压倒娼妓”。这种与敢于与丈夫在一炕偷情的，在古代的男权社会，在整个的红楼描写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笔下，多姑娘与贾宝玉子都有各自的奇处，从出生开始，都有奇怪的地方：贾宝玉是：”说来更奇，一落胎胞，嘴里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而多姑娘同样是具有“天生的奇趣，一经男子挨身，便觉遍体筋骨瘫软“。在生活当中，在贾府的女子当中，都是以宝玉为中心的。而在贾府的男子当中，却都是以多姑娘为中心的。因为“荣宁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小厮们都与这媳妇是好友”。从这儿可以看出了荣宁二府之男丁都是以围绕多姑娘为中心的。而同样，这多姑娘也是把荣宁二府当成了自己的三宫六院，所以才“都得入手”。还有“更兼淫态浪言”“那贾琏恨不得连身子化在他身上”“那媳妇越浪，贾琏越丑态毕露”，多姑娘的言行是为了引起男人们的兴致的，是为了让男人更好的为她服务的。甚至连命都不要了。与凤姐的“换个样就扭手扭脚”比起来，男女的身份是不是换了过来。是不是这媳妇智商有问题呢？我想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疑问，接下来的描写证明这个人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贾琏给了鲍二一百两银子，后来多浑虫酒涝死了，多姑娘见鲍二手里从容了，便嫁了鲍二。”如果没有这一百两银子，多姑娘宁肯与“鲍二有一手儿”，也是不会嫁给鲍二的，但手里从容了，才可以考虑了。还有小子兴儿说“说话不敢大气儿，气大了怕吹倒的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多姑娘说“听这话你倒不象是跟二爷的人倒象是跟宝玉的人了”，这句话说出了贾琏与宝玉各自的特点，一般的不在贾府内府里呆的人是很少能总结出来。多姑娘并不是只与多浑虫在一起才有女权主义的思想，她与鲍二一起的日子，书中描写的他们惟一的一次对话。“糊涂浑呛了的王八，你撞丧那黄汤吧，撞丧醉了，夹着你那脑袋挺你的尸去”，骂男人就很少了，骂自己男人王八的就更少了。作者为了突出多姑娘，在后面还加上了鲍二与周瑞及周瑞的干儿子打架一节，突出了鲍二的火爆性格，但在多姑娘面前却也变得如此挨骂。这样的骂自己的男人，写出了她虽然很低级，但那种简单的、单纯的对男权社会的抗争却是一目了然。这种抗争不是王熙凤的对男人的管理，不是探春的“但凡是个男人也要出去创一番业”的追求平等的感慨。而是一种完全的、彻底的、颠覆式的反抗。是作者特意安排的对女性解放的一种寄托。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人物命名时颇具巧思，人物的名字和命运息息相关。“娇杏”为“侥幸”，“冯渊”为“逢冤”[]，可见名字的重要性，名字暗含了人物的命运，人物的一生从名字中就可见一斑。而通灵宝玉作为贯穿全文的线索，“玉”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曹公绝不会随意使用一个“玉”字。《说文解字》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鳃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象三玉之连，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总的来说就是玉有五德：仁、义、智、勇、洁，足可见“玉”字所代表的深刻含义，它所蕴含的美好祝愿。《红楼梦》中的“玉派女子”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拥有着“玉”一般的美好品质，“玉”与人物紧密结合，我们主要探讨的就是玉派女子的“玉德”。《红楼梦》中的六位玉派女子按身份主要可以分为三类：小姐、丫鬟和优伶。以下，我们就按照这三大类对《红楼梦》中的玉派女子进行剖析。
可以去搜搜红楼丫鬟 从这一方面着手
港台的就不说了，都是流于表面。有种TVB古装剧的味道。流水线生产的。87版的，其实当时有很多人质疑说黛玉不够漂亮。陈晓旭确实演的好。也许是本身的性格和林黛玉某些地方比较相似吧。但是和原著比较87版的黛玉未免表现的太凄了点。李少红版的，物欲横流的名利场创作出来的黛玉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导红楼梦的想着给自己的事业上再锦上添花一笔，演红楼梦的想着以后如何出名受人关注。真正想着红楼梦的有几个呢？
小说的第三回，黛玉因为母亲去世，被外祖母史老太君（宝玉的奶奶，书中一般称作贾母）接到贾府。后来就听二舅母（王夫人）说：她有个儿子是个“混世魔王”，“你以后不要睬他”。黛玉知道二舅母说的便是衔玉而生的那个表哥贾宝玉。正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宝玉就来了。于是二人相见认识。按照书中的写法，他们是前世就认识的，贾宝玉是神英侍者，黛玉是绛株仙子，神英侍者为快要枯萎的绛株草浇水使之活下来，绛珠草决心用一生的眼泪报答他，这就是木石前盟，这是一种带有神话色彩的浪漫写法。所以回到现实中，他们就一见钟情，并慢慢深厚了感情。宝黛爱情的发展还体现在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之中。先看：“（宝玉）谁想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园中那些人多半是女孩儿,正在混沌世界,天真烂漫之时,坐卧不避,嘻笑无心,那里知宝玉此时的心事. 那宝玉心内不自在,”标准的青春期烦躁。于是有了共读西厢，这时二人的关系进入初恋。
lz说得是小说还是电视剧，不同的小说。在宝玉挨打哪个时候是有点不一样的，描写了妹妹被薛蟠看见，主要是写妹妹的美是公认的，薛蟠当时看了酥到在一边，要是电视剧还是陈的妹妹好些，气质和仪态还有感觉最贴近。
贾宝玉：钱惠丽林黛玉：余 彬薛宝钗：赵海英王熙凤：何嘉仪贾 母：沈申儿贾 政：杨慧月王夫人：王滨梅贾 琏：杨魏文贾 珍：苏素云紫 鹃：刘晓敏迎 春：陈 珠探 春：林慧茜惜 春：岑 玲元 春：谢进联秦可卿：管海燕李 纨：宋蓓蓓贾 赦：丁铭炎贾 蓉：张小君贾 蔷：李霄雯薛姨妈：陈 飞柳湘莲：吴凤花邢夫人：管可人袭 人：李 敏晴 雯：徐芬芳平 儿：余文鹃鸳 鸯：钱松青金 钏：王建丽妙 玉：高汝霞史湘云：王 玮司 琪：金碧霞尤二姐：林碧峰尤三姐：周妙利刘姥姥：张亚蓉薛 蟠：杜佩英龄 官：舒 燕配唱：俞建华，黄美菊，陈建平，颜佳，王滨梅，钱丽雯，廖琪英，谢群英，陈晓红，王颖，何娟娟，陈珍珠，吴萍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