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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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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在中国青年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是以中国各族青年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日报,在中国青年报发布的文章都具有一定的意义,能被转载的文章是非常厉害的,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

做题家的怨气来自于平时生活中的压力,但是这种行为给别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每周一发行,每月更新一次,每年出版12期。冰点周刊拥有多元化的内容,关注新生代热点,关注新生代的话题,以及关注改变社会的力量。它是中国青年报旗下的周刊品牌,是一个专注于新生代文化的时尚杂志,致力于为当代青年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营养和文化熏陶。

做题家们的怨气是因为丁真火了才生出来得吗?不是!做题家们的怨气在他们认为自己“怀才不遇”、“遇人不淑”、“千里马未有好伯乐”时就已经产生,丁真只是他们找到的一个合适宣泄口罢了!

有人不理解做题家是什么,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做题家就是在网上以文化人、读书人自居,认为自己是靠着努力读书,努力刷题,在高考的战场中厮杀出来,靠硬实力打拼生活的人。他们排斥目前网上靠颜值、搞笑、直播等赚钱的人,认为这种人,不能为社会发展做实际贡献,只会投机取巧或者利用自己先天的颜值优势,这些人的走红,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打击了那些脚踏实地、依靠读书改变人生的青年人的积极性,认为这些人是社会的毒瘤。

目前网上依靠流量、颜值走红的人有那么多,为何丁真恰巧成为了做题家们攻击的对象呢?这是有原因的。

丁真目前的人气可谓是称得上顶流,他和他的小马驹的生活动态,他纯真质朴的微笑,就连他使用的手机型号都能在一夜之间走上热搜。枪打出头鸟,这样的热度,怎么不叫做题家们关注!

丁真的走红确实让人羡慕,本来只是一个最平凡的少数民族的少儿郎,就因为长得帅气、笑容干净,就被网络关注,一下走向了人生高峰,做题家们辛辛苦苦刷题、每天努力搬砖的收入都比不过他一个小孩,有怨气可以理解。而且这样一个“学历低”、“无真才实学”的黑网红,身后又没有经纪公司支持,做题家们不攻击他,攻击谁呢!

与其说做题家们是在攻击丁真,不如说他们是在对残酷的现实说不,他们寒窗苦读、满载父母的希望,考进了不错的高校,毕业后勤勤恳恳的工作,本以为可以生活的幸福,却被残酷的现实打击的体无完肤,房贷、车贷、怀才不遇等等让他们气馁,网红经济的崛起让他们绝望。如果学历不重要,读书不能改善生活,凭借颜值就能获得成功,那他们多年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总而言之,做题家们的不忿虽然可以理解,但是也不能成为他们攻击丁真的理由,毕竟丁真只是一个为家乡代言的少年罢了!

你觉得做题家们的怨气可以理解吗,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探讨!

中国青年报时评文章

再问“国旗为谁而降”2006-07-28 11:11:56 来源: 南方报业网-南方周末(广州) □孔曦 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1998年夏特大洪灾夺去了3656条生命,国旗不曾降下。1998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时评》发表了郭光东的《国旗为谁而降》,第一次提出了降半旗的请求———“尽管《国旗法》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下半旗规定的只是‘可以’,不是‘应当’、‘必须’。但如果一次灾害死亡3656人还不能适用这一法条的话,不知这一规定几时才能派上一回用场?” 1999年以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诸如海军潜艇失事、国航和北航的空难事故,频仍的特大矿难和自然灾害……一次又一次,五星红旗仍然没有为遇难者低一低头。2003年年底重庆开县井喷,导致两百余人丧生,“降半旗”的呼声再次此起彼伏,国旗还是“岿然不动”。有个例外,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3名记者殉职,我国第一次为普通人降国旗致哀。我并不认为那次下半旗没有必要,只是觉得相形之下,那些在事故和灾害中消逝的数以百计千计的生命,也应该…… 今年10月20日,河南省郑州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2人受伤,148人遇难。10月22日的《华东新闻》刊载了署名李泓冰的文章,再一次发出请求———“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让我们呼吁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 1998年6月德国高速列车出轨事故、美国的“9·11”国难、2003年3月韩国地铁纵火案、俄罗斯核潜艇事故、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在这些悲惨事故和恐怖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数以百计或千计的民众,都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甚至意大利在伊拉克阵亡的官兵、被绑架被杀害的英国工程师比格利,也令他们的国旗为之低垂。实际上,无论是否降半旗,对逝者而言,他们宝贵的生命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国旗之降,不过体现了国家对于普通民众的生命的尊重,在精神上给予了死者亲属一丝慰藉,重申了一次政府与民众休戚与共的立场。 有些被骤然夺走的生命原本也活得异常艰辛。倘若这类“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伤亡”日渐减少甚至永不重演,降半旗的呼声自然就会消失。然而,当人类还无法完全消灭自然灾害,当世界上还有恐怖主义,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宽”适用呢?

作为时评编辑,常遇到如下情况:选题不好,也写不好;选题好,角度不好;选题好,写不好——以上三种情况的稿件占来稿量的大约90%以上,而这些稿件可以说都难以走上版面。新闻时评是新闻报道深化的需要,因“深化”故,其写作较消息、通讯显得复杂一些,写好需要一定的“笔力”。但,时评写作也不是说没有规律可循。选题问题(小标题) 和写其他文章一样,时评写作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写什么”,当然也就是“选什么题材来写”、“选什么事”来写。选题成功与否,是一篇文章走向成功的前提。但选题本身也有两个基本前提:如果不是亲历的新闻事件必须确保所引述的新闻是事实而不是之虚乌有;其次是不能对新闻事实断章取义,歪曲原新闻所述事实。不保证这两点,时评从源头上就立不住。(去年假新闻不少)在保证这两点的基础上,下一步如何走?选题如爬山,选择一座什么样的“山”来爬呢?首先,写时评要敢于冲着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去写,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敢于碰热点题材,时评就会失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时评的使命,本就是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不敢于碰热点题材,时评作者本身也将是个失败的创作者,难以在时评圈内立足。同时,“虎山”作为风险过大之“山”,也要慎爬。向“虎山”行,是感觉自己能打死“老虎”或者能绕过“老虎”轻松过山,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还是不要爬的好。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量力而行。一般来言,风险高的“山”,需要立意、角度、语言表达上有较多的闪转腾挪之功,爬上去颇费一番气力。有些题材,受时代政治、社会、习俗等方面因素影响,是时代语境所避趋之的,这样的“山”,最后先不要触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有些限制的东西“融释”了,再写不迟。其次,忌爬平庸的无特点的“山”。平庸的无特点的“山”,难见新奇,时评作者要忌赶这样的“大流”。比如,前一段上海规范发展马路摊点,来了一批稿子大谈规范发展马路摊点的做法对于民生的意义——第一个大城市采取这样的做法,还是值得一谈的;但过了一段,郑州又解禁马路市场,结果一批作者又蜂拥写之,而主题仍如昨,这样就没多少意思了。“山不再高,有仙则名”,有些“小山”,别看不高,但很有特点,写起来也很有意思。苏轼言:“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其实虎丘只有30多米,但“小山”人文底蕴丰厚,“爬”起来也很带劲!简言之,处理好“选题”问题,是时评写作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行文角度(小标题)角度问题,属于“怎么写”的范畴了——是“怎么写”的第一步。角度问题,就是“从哪儿下手”或“如何看待一件新闻事实”的问题。“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座山,视角不同,会完全得出相反的结论和观点。比如,泰山,你可以说它有地质科学价值——岩层比较古老,太古代的变质岩层是地球最古老的岩石,距今已有25-28亿年;可以说它有文化价值——从古到今,留有大量的石刻书法和诗文;你可以说它是一座宗教之山,有道教、佛教建筑,有佛经,有道士;你可以说它是一座帝王之山,当你站在泰山之巅,看到群山如拱,你就知道历代帝王为何那么喜欢到泰山行封禅大典……所以,你关注得角度不同,一座山就会有不同的注解。需要注意是:一座本来能爬得上去的“山”,如果角度选不好,仍然有爬不上去的可能。如果形象一点,我们也可以把写文章的角度,比喻为爬山的路径,这就很容易理解了。一座“山”,有缓坡,有悬崖绝壁,也有虽险峻却仍可攀援之处。写时评,不是“条条道路都可通向山顶”。因为,选哪座山爬——即选题,有“高压线”问题,从哪条路爬到“山顶”——既选择哪个角度写文章仍然存在“高压线”问题。“悬崖绝壁”就是“高压线”,这样的路,从一开始“爬山”时就应该努力避开。如泰山,从红门到中天门到十八盘到山顶,可以;但后山是悬崖绝壁,不好爬。爬山,有大家习以为常的大路,也有偏僻奇崛的路,选择那条路呢?我以为,别人都走的路就不要再爬了,要选一条别人未走过的新路来爬——这条别人未走的新路,其实就是一个“新的角度”的问题。写时评要尽量找到这样一条新路来爬。这条“新路”,要保证“可走,能至山顶”。行文问题(小标题)如何行文,是“怎么写”的第二步。也是整个文章落实到纸面上的过程。俗语说“为人宜直,为文贵曲”。但我以为,写小说“曲”好,时评写作则不要“曲”。所谓“不曲”,是指观点直白、明确,论证上逻辑清晰:文章的结构层次分明,没必要绕圈子,“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文章的三大部分最好一目了然。即多用演绎法,少用归纳法,这是由新闻时评的“新闻性”所决定的,也是快餐化的时代生活所需要的。举个例子来说,选择爬的山是一座光秃秃的山(是什么);你就得考虑这座山变秃的原因(为什么),是人为砍伐造成的?还是土质、岩层所致?还是植树方式不当造成的?还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还是缺水造成的?不管那种原因,要找到;找到原因之后,你就针对原因,提出绿化良方(怎么办)。如果是一种原因造成的,你就针对这一种原因,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可;如果是综合原因,那么有几种原因,你就得提出几种解决办法。写时评首先要掌握这样一种简单的结构——这样说,并不是拒绝其他结构逻辑,因为文无定法,风格越多样越好,但时评作者最好先掌握这个最简易的写作模式。现在的问题是,一些作者,不会走就想跑,结果文章写得云里雾沼,让人混沌难解。结构之外,行文中另一个问题是时评的语言表达问题。写时评,文章结构要“直白”,语言风格却要“曲”,委婉一些——起码要做到这么一点: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而又要让人感觉没有一句过分的话。“曲”,并不是要故作深奥,让人搞不明白,语言还是要明白晓畅、简练。注意少用定语、形容词;多用短句、单句,少用长句、复句——汉语和英语不同,汉语用短句、单句显得漂亮、干净。时评整个文章的语气还要注意张驰有度,忌剑拔弩张。现在时评语言不理想是个全国性的问题,通讯员来稿中用词不当、句子不通顺、拖泥带水、发泄多而理性语言少等现象比较严重;可以说,来稿中找到一个文笔流畅、风格稳健而不需改动的文稿很难——这可能和“重外语、轻汉语”及汉语整体教学方式不尽科学等整体环境有关。时代的语境问题(小标题)最后强调一下“时代语境”问题。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提到“时代语境”的概念,其实在时评写作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必须高度重视“时代语境”问题。所谓“时代语境”,就是时代舆论环境所能容许的语言表述自由度。时评语言表述必须准确、妥当。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语境”。“时代的语境”决定了题材的能否触及、看问题的角度是否可行和语言表述的张弛度。稿子能够发出来才是硬道理。正因为“时代的语境”决定了写文章的三大问题,所以,如果“时代的语境”摸不清,便没法写文章;即使写了,也是白写,因为很难发出来。在我们这样一个和平年代,社会需要的更多是理智的建设性的良言,而不是破坏性的冲动。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写时评,应把达到这样一种“老熟”境界作为毕生之追求。一篇稿子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很容易,但经常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却很困难——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凡间,有七情六欲,要永远做到理性、不动气,太难了。所以,写时评,谁也无法抱以取巧、侥幸的心理,而颇需要自沉其心的修炼。 “时评”是“时政评论”与“时事评论”的略称。它包括新闻评论,既可以取材于新闻,也可以就作者身边或心头的事发表看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市场化报纸的兴起,以时评辨析是非、推进认识、针砭时弊、疏导民意、激发民智,成为报业振兴的一个亮点。这一点,早在1979年的美国,就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新闻媒介的观点功能,已经成为新闻消费者离不开的需求,因为他们如今已经被信息淹没了”。①因此,专业的评论员成为报业生存和发展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源,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中坚力量。评论员的视觉焦点在哪里,评论员的社会责任又在何处彰显?这其中一多半体现在他们对时评的选题上。本文仅以鄢烈山时评选题为例,试分析中国新闻评论员时评选题的特点。鄢烈山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高级编辑、《南方周末》编委,出版时评和杂文著作十几种。2004年,他以时评杂文集《一个人的经典》问鼎鲁迅文学奖,成为该年度鲁迅文学奖唯一的杂文获奖作家。②现在,他除了在纸媒上保持每年百余篇时评高产纪录外,还在各门户网站上撰写了大量的博文。他的博文几乎每一篇的点击量都超过百万次以上。他的作品警醒读者、震撼社会,形成了一种众人称快、敢为言路之先的“鄢烈山现象”。为什么鄢烈山的时评能激扬风气,匡扶正义,引人深思?鄢烈山说:“我写作的追求是:重大主题,独特视角,思辨色彩,文化意味。”这十六个字字字凸显鄢烈山的时评选题特点,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一纵两横”三个方面。选题过程:见微知著这是从纵向上描述时评家选题的价值判断过程。“见微知著”,即见事物于微端,然后知其显著意义。这包含两个动作:一个是“见微”,另一个是“知著”。作为时评家,“见微”就是要对新闻事件有高度的敏感,并且对生活中的变化富有洞察力。鄢烈山之所以能够做到“见微”,是因为他始终怀着“公民写作”的意识。鄢烈山着意“定位”了写作主体的“公民”性质,而关注的焦点,乃在“民生和民族进步”。既然是共和国公民一个,则高下尊卑、朝野平民,乃至异端、反对派,与他概无关涉:“是我所是,非我所非,思我所见,言我所想,无非是享有和略尽‘我’应有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罢了。”这样一来,思想势必自然自我松绑,进入自由境界。于是,他选题的角度十分广泛,可以从上级精神中选题,例如《日本的国与民关系》;可以从社会实践中选题,例如《狗恶酒酸说“剩女”》;可以从新闻报道中选题,例如《别总想树典型开路》;也可以从讨论争鸣中选题,例如《“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版权属于谁》。“知著”是“见微”的后续活动,需要在“见微”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和合理思维而达到。因此,“见微”然后“知著”实际上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需要在通过观察而获得丰富感性认识材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获得推而广之的认识规律。然而,并非所有的事都可以以小见大。什么小事可以说明大道理?什么寻常事有着不寻常的意义?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过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歌曲《纤夫的爱》、《小芳》红极一时,街头巷尾广泛传唱。而鄢烈山看出了前者的虚假和后者的虚伪与自私,于是有了《从〈小芳〉想到美国走兵》和《哪朝哪代的〈纤夫的爱〉》的质疑③。这两篇时评在千篇一律的媒体叫好声中,辩证地发现了隐藏在流行音乐背后的问题,实乃一语惊醒梦中人。选题内容:直言不讳“直言不讳”就是说要仗义执言,无所忌讳。这是实事求是的要求,也是时评新闻性增强的要求,更是寻找到认识结构与新闻事实之间最佳契合点的要求。只有选题大胆,在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客观地揭露时弊,才能充分体现时评的舆论监督功能。优秀评论员的言论往往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核心,令人振聋发聩。例如,《“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的版权属于谁》一文,就是鄢烈山以自己单位领导讲话为题材写作的。此文极具辩证色彩,丝毫不避讳本单位领导的权威。类似的例子在鄢烈山的时评选题中还有很多。据统计,在鄢烈山的博客上,自2008年以来共有595篇时评,其中,直言时弊的选题就有480篇,占其总博文的81%。直言不讳、针砭时弊,已经不是存在于个别优秀评论员身上的个别现象。近年来,一些专家在调查中发现,一半以上的媒体在与评论员约稿中明确强调来稿必须是对新闻事件进行客观理性的评论,而不能是以缺少新闻事实为前提的空议论。选题战略:剑走偏锋“剑走偏锋”,在这里强调的是评论员的时评选题必须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不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在媒体竞争尤为激烈的今天,解决评论选题同质化问题,寻找媒体与受众的契合点已成为评论员选题的新特点。怎样才能避免评论选题同质化呢?这需要战略化的眼光。有足够经验的评论员不外乎采用如下几种方式:其一,紧跟新闻动态,捕捉时评空白。例如,鄢烈山在2010年初发表的《别总想树典型开路》是根据《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写出的讽刺树典型的时评;2010年7月发表的《〈蜗居〉映现的民怨》一文,则是根据禁播电视剧写出的时评。他所跟进的新闻动态常常不是时政要闻,不是当下媒体关注的焦点,而是焦点之外的冷门。然而,鄢烈山却从中发现了它们的价值。所以,他的选题来源广泛,不拘泥于热点,却又富有极强的时代特征和对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其二,察人之不愿察,写人之不敢写。什么事情人们不愿察,什么文章人们不敢写?毫无疑问,是那些打着政策“擦边球”的选题。其三,源于生活,取自见闻。鄢烈山认为,时评包括“新闻评论”,或者说“新闻评论”是它的“子集”。换言之,“时评”可以取材于新闻,“被动”地对新闻事件和人物发表议论,也可以不依傍“眼前”的新闻,而就“身边”事、“心头”事发表意见,只要是关于当下的(现在进行时)意见,就是“时评”。⑤鄢烈山常常每到一处就对当地的事进行思考,找出当地存在的问题,例如他2011年初在云南写下《社会环境不是个体免责的理由》;他也会找出当地发展的新经验,例如,2010年他曾在访日后写下《日本的国与民关系》。结语好的选题是时评写作成功的一半。鄢烈山的时评选题大气雄浑、范围极广,堪称中国当代评论员时评选题的代表。通过上述对鄢烈山时评选题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时评新闻性的加强、时评舆论监督作用的彰显和媒体言论的竞争策略。

我认为目前国内还不错的时评人是,王朔。调侃是王朔的一大特色,在他的文字和许多公开场合中,他对许多名人都言辞犀利的批评过。

再问“国旗为谁而降”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致哀。”1998年夏特大洪灾夺去了3656条生命,国旗不曾降下。1998年12月2日,《中国青年报·*时评》发表了郭光东的《国旗为谁而降》,第一次提出了降半旗的请求———“尽管《国旗法》对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下半旗规定的只是‘可以’,不是‘应当’、‘必须’。但如果一次灾害死亡3656人还不能适用这一法条的话,不知这一规定几时才能派上一回用场?”1999年以来,接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诸如海军潜艇失事、国航和北航的空难事故,频仍的特大矿难和自然灾害……一次又一次,五星红旗仍然没有为遇难者低一低头。2003年年底重庆开县井喷,导致两百余人丧生,“降半旗”的呼声再次此起彼伏,国旗还是“岿然不动”。有个例外,1999年5月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3名记者殉职,我国第一次为普通人降国旗致哀。我并不认为那次下半旗没有必要,只是觉得相形之下,那些在事故和灾害中消逝的数以百计千计的生命,也应该……今年10月20日,河南省郑州大平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32人受伤,148人遇难。10月22日的《华东新闻》刊载了署名李泓冰的文章,再一次发出请求———“我们没有为死于灾难的平民举国致哀的习惯。在决策者高度重视‘以人为本’的时候,让我们呼吁为群体性的平民死亡事件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吧,让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共和国的土地上,为平民百姓在灾难中的不幸死去,而沉重地低一低头吧!”1998年6月德国高速列车出轨事故、美国的“9·11”国难、2003年3月韩国地铁纵火案、俄罗斯核潜艇事故、莫斯科文化宫人质事件、别斯兰人质事件……在这些悲惨事故和恐怖事件中失去生命的数以百计或千计的民众,都得到了降半旗的“待遇”。甚至意大利在伊拉克阵亡的官兵、被绑架被杀害的英国工程师比格利,也令他们的国旗为之低垂。实际上,无论是否降半旗,对逝者而言,他们宝贵的生命都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国旗之降,不过体现了国家对于普通民众的生命的尊重,在精神上给予了死者亲属一丝慰藉,重申了一次政府与民众休戚与共的立场。有些被骤然夺走的生命原本也活得异常艰辛。倘若这类“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重大伤亡”日渐减少甚至永不重演,降半旗的呼声自然就会消失。然而,当人类还无法完全消灭自然灾害,当世界上还有恐怖主义,国旗法第十四条第二款中的“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宽”适用呢?

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中国共青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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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直管的中央级大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服务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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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中的文章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向“吃人”的社会提出了强有力的控诉。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他的小说集《呐喊》充分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其中收有他的名作《孔乙己》、《阿Q正传》、《药》等。后来,鲁迅又出版了小说集《彷徨》,里面收录了《祝福》、《伤逝》等名篇。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17年1月1日2卷5号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推广白话文,以打破旧思想(如儒家思想)及推动文学改革为目标。1918年5月15日4卷5号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10月5卷5号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19年第6卷第1号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提出“本志同志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塞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的。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第一次将科学与民主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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