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史书价值！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还有1000字的论文呢?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价值取向；历史观；封建正统思想目前关于《史记》思想性的论述甚多，但对于其思想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够准确，故旧话重提，结合笔者研读《史记》的体会谈几点思考。首先要承认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潮斗争激烈的时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间既相互斗争又兼容并蓄。这种时代特征，反映到司马迁思想上就表现为多面性与矛盾性，那么反映到《史记》中，其思想性肯定就不会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甚至是矛盾的。同时，在《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各种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会是同等的，其中肯定有个核心，有个主流。一、关于《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滥觞，特别是陈胜，虽然仅只“王六月”，但对推翻秦朝统治是功不可没的。为此，司马迁把他归入与诸侯等列的“世家”篇。《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相提并论，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那么，司马迁到底是如何看待陈涉起义的？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认识《陈涉世家》的基础，也是我们界定《史记》思想性的一个突破口。韩兆琦指出：“《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司马迁高度地评价陈涉，是与他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首最早的农民战争的颂歌，是作者进步历史观的集中表现。”!"#$"*+)杨燕起认为：“司马谈父亲司马喜‘为五大夫’，这是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汉初治用，相当于大夫，虽为高爵，得免役，但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下层人物。《史记》记述之能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及下层官吏与民众的疾苦，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家世也会有重要关系。”&!（’()*#）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说：“《史记》是一部‘人民历史’，而司马迁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司马迁站在农民的立场，歌颂了农民起义。“”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上面提到的几段论述都出自《史记》研究名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没有把握住司马迁的本意，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夸大了，因而也就把司马迁的思想性拔高了。谢贵安指出：“建国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有‘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有四：一是司马迁‘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二是‘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策、日者、货殖等下层社会的人物’；三是‘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四是‘司马迁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敢于揭发和抨击那些强暴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种罪行’。这种观点及其证据是错误的。”&,’显然，尽管这四点证据反映了司马迁有同情人民、反对暴政的一面，但要证明司马迁“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史记》是一部“人民的历史”是不够的。“史书的整体性质是由其价值取向来决定的……而价值取向有时会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动的冲击而偏离整体性质。”&,’那么，就《史记》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认为应该还是统治阶级的。《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泽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三条信息：一是表现出了一种对汉家盛世的自豪感，这也是对汉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说明《太史公书》的内容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录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马迁在写作方法上，是尽力保持历史的原貌，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情感掺杂其中。前两条都说明《史记》的价值取向是为汉王朝歌功颂德的，是为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世家”篇除了陈涉和孔子外!，其余不是诸侯就是显贵，而“列传”中除《日者列传》等极少数篇幅外，其他的传主都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关系。这也证明了《史记》记人叙事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的，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第三条信息表明：对于帝王将相也好，对于平民百姓也好，司马迁都是意图按照“实录”的原则把他们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即其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他对《陈涉世家》的处理也是这样，只是尽量展现这次农民暴动的整个过程。当然，记载历史不是像兰克"所强调的那样，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历史学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的情感体验必然会干预历史，甚至左右历史。《史记》一书中有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这是必须承认的。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感情是丰富细腻的，也是异常敏感的。在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里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凭着思想家的敏锐观察力，他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群所受的苦难，从而表现出同情，这就是《史记》整体性质的偏离。白寿彝说：“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但更主要的是，司马迁从秦末农民战争中看到了下层群众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想巩固汉王朝江山一统的牢固地位就必须调解、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缓和统治阶级与广大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司马迁如实纪录这场农民暴动，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想要给汉朝统治者以警醒。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司马迁写《陈涉世家》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西汉王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物，刘邦虽是个亭长，但在秦二十级爵位中是排不上号的，只能划入“民”一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由农民政权建立的王朝，那么这个政权与陈涉的“楚”政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之所以把陈涉写入“世家”，司马迁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陈涉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是有功的。事实证明，整个西汉一朝，从来没有把陈涉当成过“盗贼”，相反，“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卷,《)陈涉世家》，(/#./）。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间关于“汤武弑君”与“汤武受命”的著名辩论，正是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不但与“人民性”毫无关联，而且是相当正统的。这应该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及把他写进“世家”篇的真正原因。二、关于“帝王史观”与“人民史观”司马迁的价值观就其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的，但是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问题是，司马迁思想中人民性因子到底占多大的比重？这个比重会不会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另一个问题是，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侯外庐说：“《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把“民”与“下层劳动人民”等同起来了。白寿彝说：“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一些研究者正是把现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恰当地加到了司马迁身上。班固给《史记》下的论断是“不虚美，不隐恶”，这个论断对于当今我们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也同样适用。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分析是比较理性的。另外，《史记》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研究主体的通史，但人是社会性的，帝王将相的关系必然要涵盖整个社会，只有把他们放到整个社会之中去考察，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像《史记》这样的宏篇巨著，它的笔触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可能把帝王将相作为他的历史研究主体，普通人民的生活只能是帝王将相生活的补充，所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不折不扣的“为统治阶级献治安策”。其实，《太史公自序》向我们交代了《史记》的写作动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就是说他的《史记》是以宣扬西汉盛世、以载明圣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为内容的。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的，他理想的政治模式，还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另外，从《史记》的体例来看，也能明确地看出这一特点。“《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以象征历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列传》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这种不同的题名及载述笔法，是一种等级序列。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所以，司马迁的历史观还是帝王史观。三、关于“正统”与“叛逆”《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评论.“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卷$/，&/0,"）除此之外，历来的研究者还有几个共识：一是认为司马谈的思想是道家，而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主流则是儒家，司马迁受其父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统的；二是认为司马迁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正统的；第三是认为司马迁揭露批判了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农民起义和游侠、货殖、龟策、日者等下层人民”，这是一种“叛逆”思想。由此得出结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正统思想相对立的叛逆思想。如白寿彝说：“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说法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1）俞樟华也认为“：汉武帝为了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而占据整个社会之际，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不受欢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于遭到打击的。”&’()其实，班固的这个评论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说“是非颇缪于圣人”“，圣人”是以谁为标准？在当时而言无非是指孔子了，而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史记》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马迁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与孔子相同的，这“是非颇缪于圣人”又从何说起？司马迁的思想主流是正统的，这点是无疑的，否则封建统治者也不会把《史记》列为正史之首。至于班固与司马迁的分歧，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去认识，实际上，两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两人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至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倾向问题。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他并没有压制其他思想。而司马谈父子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蕴是很深厚的，只不过他们是偏向于先秦的“醇儒”而远离西汉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马谈父子与汉武帝之间思想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太史公自序》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说明司马谈之“发凡起例”，一为效法孔子总结历史，二为宣汉之盛世。所以清代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卷(《*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这恰恰说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是与汉武帝以及整个潮流合拍的，是正统的。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当然，“尊汉”不等于唱赞歌，“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制主义的黑暗，讽刺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向统治阶级献治安策”，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另外，对于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认识。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既有“天人感应”思想，也有“灾异”学说，司马迁所批判的，正是董仲舒在当时受到打击的“灾异”学说，而对他被尊为正统的天人感应思想，司马迁则是全盘继承了的。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分析《史记》的思想性，也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要看到司马迁思想中的个性，也要看到他所具有的共性。否则，对司马迁思想倾向的把握就不是全局性的，对《史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价就会失之偏颇。
《史记》研究性学习活动学生论文逆 水 也 能 行 舟——谈韩信忍辱负重明月如水，疏桐如剑，萧萧寒夜中，太史公披衣而起。一只瘦笔写下了一位千古名将——韩信。人言韩信厚脸皮，却不知这叫忍辱负重。穷困潦倒的他，不得不寄人篱下。他何尝不知寄人篱下的痛楚？他何尝不知大丈夫当自强自立？然而他更知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因此他也就不在乎所谓的脸面了。“跨下之辱”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然而他无怨，他反而从中学会了忍，懂得了立世之道。于是他决定进入沙场。我常常惊叹于他的追求，我常常拍案于他的胆识。无数次的碰壁，然而他却始终不屈。先随项梁，项梁兵败被杀，他明白自己应该另择明主。于是他投入项羽帐下，然而却未得重用。他明白了“竖子不足与谋”，于是他投向了汉军……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惨痛，然而承受着过重生命负重的他却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方向。命运却偏偏与他做对。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明明找到了自己的“伯乐”却仍要经历坎坷。虽然只是一介小吏，他却尽心尽职，他认为这是上天在教导他“三军未行，粮草先行”的道理。因此他也就毫无怨言。好不容易“登坛拜将”，本是他平步青云之时，命运却又来给他开玩笑。人言可畏，他遭到人们的轻视、嘲讽。然而在命运遭受无数挫折的他已经成长起来。他不会再屈从于命运，他要战胜命运。井陉大战，一战定威名。他成功了。人们曾嘲讽过他，曾侮辱过他，他承受过太多命运的负重，然而他了解少康，明白姬昌，体谅重耳——他学会了忍辱负重。一挥而就，烈烈寒风之中太史公放下瘦笔，凝望星空。忍辱负重，虽是逆水行舟,但终有出头之日。命运的负重是人生前进的动力。司马迁，我心中的英雄陈 慧此题看后也许有人会笑，耻笑我崇拜一个受了宫刑的人——不是男人的男人，但我是很严肃的。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男人应有的尊严，但这是他无法的选择。他在苟活与赴死之间也许有过彷徨。人生的意义让他选择了苟活。如果一个人的历史像沙漠中的足迹，风过后，所有的都被覆盖消失，那么这一个人是否真正活过？他不愿那样默默无闻。生命的美好，是因为它能创造辉煌。他为创造生命应有的价值，他在极度屈辱中完成了他生命的杰作——《史记》。我不是司马迁，我也没有能力去想像，站在他的立场该有的承受能力，有的只是站在山脚仰望站在山顶的他。英雄，不一定一生都是金光闪耀，只要在某时某地发挥应有的最大潜能。司马迁，已做到了。假如有一天，让我选择所处的年代，我会毫不犹豫的回到他的时代也成为他的门徒，磕头一百也值得。我愿在他难过时，决然支持他——我心中的英雄。司马迁的痛苦让他欲哭无泪，而我最痛苦时还能挥洒泪水。我的痛苦和他相比简直是水滴与大海的关系。英雄，我无法达到你的高度，但我会努力用最大的力量去承受人生每一次打击，效仿你为完成生命的价值而生存。杂 感 一 则朱 亮我们将要学习《史记》这部历史巨著了。鲁迅先生曾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来评价它。从文学角度.历史角度，这无疑是一部百科全书，融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决不否认《史记》的价值性，但对司马迁却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吐不快。就当时那种封建时代，一个人要想仕途显达一展政治抱负，首当其要的是要有显赫的家世，纵不能如此也要在朝中有些熟人。有句老话叫“朝中无人莫当官”，这就足以揭露当时那种依靠身世或人际关系而走上仕途的社会现象。司马迁一开始做史官，虽无大权，但好歹也是个朝廷命官。就凭这一点他的子孙也可以轻松踏上仕途。但，司马迁下狱将要接受官刑时，他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后人着想，他能苟活于世吗？难道一部《史记》就比他的子孙还重要吗？难道他就不相信他的子孙会为他完成吗？其实，说得不客气一点，这就是人的本性——怕死。人就是这样，总喜欢为自己的苟且之事找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虽然性命是保住了，但精神与人格上却是遭受了何等的打击。司马迁毕竟是想让后世人知道如何立足于世，如何面对万千大众，又能如何重新踏上个人的成长之路，而这一点足以在后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浓重阴影。刘 邦 的 “黑 子” 太 多戴于谦在我没学《高祖本纪》之前，我只知道刘邦就是汉高祖，仅此而已。但是在我学完《高祖本纪》之后，我对刘邦这位汉代开国皇帝有了更深的了解。许多人认为刘邦是个英雄，但我不敢苟同，因为我不喜欢刘邦这个人。理由之一：太史公在《高祖本纪》中的第二段就写到：“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贳酒。”一个好酒喜欢女色的人，还有喝酒不给钱，怎么可以怎能称其为英雄，大丈夫？完全是一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无赖而已！理由二：在见吕公时刘邦竟然不要脸的说：“贺钱万”。既然没有钱为何说大话？难道不怕在众人面前丢脸？这种虚伪，爱吹牛的人何以谓英雄？理由三：在秦王子婴投降后，刘邦就准备在宫中居住休息，享享帝王之乐。由于樊哙，张良谏最终才还军霸上，还跟秦人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并且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如此蛊惑人心，收买人心，追求享乐者可谓英雄？理由四：可以说刘邦是个假仁假意的人。在兵败固陵后，行屠城父；在咸阳时却说：“杀人者死”。虽然城父邑不比咸阳，但城中的平民百姓却是无辜的。如此行为可以说是英雄吗？理由五：在未央前殿为太上皇祝寿时刘邦却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在文武百官面前，不顾老父亲的颜面，不注意场合说这些大煞风景令人扫兴的话，岂是英雄所为？这恰恰证明刘邦是一个小鸡肚肠，爱记仇的人。当然，对于刘邦这个人的评价，我们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而否认他的优点，例如：他有伟大的抱负，知错即改，谦虚，有宽容之心，当机立断……不过，也许我们对英雄的要求太苛刻了。我 眼 中 的 刘 邦夏 琳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所以在后世的评价中他总是占着上风。我想我该用司马迁的那句话来简述我的观点：“不以成败论英雄”。读完《高祖本纪》，我对刘邦有了些初步的了解。他虽有许多优点，但在我看来只要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可以将这一切掩埋。刘邦的无赖形象在我脑中犹为深刻，从他“好酒及色”到“折券弃责”，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这些无不淋漓尽致的表现无赖形象。所以，在后来的楚汉之争中，“为之奈何”成了他的口头禅。多么可笑！又多么荒唐！假如张良、萧何都不在他的麾下，那结果可想而知了，因此我觉得他的皇位是受之有愧的。刘邦是虚伪的。正当秦人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时，他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虽说行军打仗要足智多谋，但我所能看出来的却是他的心机。战争多年，军中粮饷定是所剩无几，向来“仓粟多，不乏”这种收买人心的方式似乎过于荒唐。宁可让士兵们饿肚子，也要让他撑起那么一副慈善的形象。他的目的达到了“秦人惟恐沛公不为秦王”，这时他定是在窃喜，而我读出的是好一个虚伪的刘邦！中国自古崇尚“百善孝为先”但是刘邦却在众臣面前戏弄其父，其粗俗鄙陋无人能及。他这样说道：“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产业所就孰与仲多？”我想当太公听了这些话后该是多么的尴尬，被自己儿子在众人面前羞耻，其威严何在？此时的刘邦已是一个逆子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他的骄傲自大。刘邦是有优点的，也是优点成就了他的美名。他是成功了，但至少他不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种英雄。相反我却更欣赏项羽的自刎乌江。在我心中他的一言一行铸就了真正宁死不屈的精神。有时我甚至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若楚汉之争最终项羽胜利了，刘邦会有勇气自杀吗？我对虞姬和诗的看法缪红霞虞姬，一代绝色佳人，并且才华出众。作为一代英雄——项羽的爱妾，她是当之无愧的。她跟随项羽征战，项羽的性格，她是了如指掌的。在四面楚歌后，项王吟诗抒发自己的情感。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有人认为，项羽选择自杀，一半的责任在于虞姬。面对自己的爱人，爱妾竟然说：“大王意气尽。”这可能让项羽觉得连自己最心爱的人都这样说，也许局面真没有办法挽救了。虞姬的自刎更让项羽觉得活着没意义,他于是选择了自杀。但我认为，虞姬作为项羽最贴心的人，绝不会在项羽兵败之际打击他的。虞姬可能会想，既然刘邦夺取天下大权已定，项王现在意气将尽，要打败刘邦需很长时间，何必让自己的项王整天都生活在打打杀杀的征战中？那么，即使项王夺得天下，又怎么样呢？我不想让他活在这种征战中，还是让他放弃征战吧，可是那样我的项王又会心灰意冷，我会对不起他的，让我用自刎来向他谢罪吧！虞姬是一个懂得项羽的人，她和这首诗是有道理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她怎么会打击项羽呢？小议荆轲刺秦王仲子鹏荆轲刺秦王是脍炙人口的英雄故事。但与历史上众多刺客行刺帝王的事件相比，它显然是失败的。他为什么失败呢？首先，作为一个刺客，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与冷静的态度。胆识，荆轲是拥有的，然而冷静和沉着的心态就与之无缘了。根据《刺客列传》中的记载，荆轲在几乎万无一失的机会下却失手了，这就足以说明他心中的紧张。在秦王逃脱却无法拔剑而围着铜柱跑时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荆轲显然不够冷静，不能正确认清优势，竟然只想捉住秦王。在那样紧张的情境下一味追击秦王，终致失手被杀。其次，荆轲的剑术明显不高：卫元君当然知道武能强国的道理，但是却不用荆轲，足以说明荆轲的剑术不高。鲁勾践也说过：荆轲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不擅长刺剑之术，而荆轲又不愿虚心请教，以致在秦王没有准备的状况下仍然失手。从《刺客列传》中可以看出：荆轲显然是一个比较自傲，贪图享乐但又贪生怕死的人。盖聂与鲁勾践只不过与荆轲产生了一点小误会，荆轲却从此不与他们见面，不以他们为同道。太子丹封他为上卿后，他整日贪图享乐，日日欢娱，直到太子丹找他责问时才说出自己的想法。在行刺秦王时，荆轲本可以一击必杀，想活捉秦王来保全自己，这些足以看出他的贪生。荆轲出发之前说过还需要等一个友人同去，我们虽然不知道他的友人是谁，但也许会因为这个人而成功。然而他却在太子丹一激之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计划，足见其冲动有余，智谋不够。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时的诸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几百年来一盘散沙的诸侯令人们深受其害，其势必有一方强者来统一天下，而秦国各方面均为上上之选。荆轲欲以一人之力而扭转天下之大势，这根本是不可能的。《英雄》中，无名在最后关头懂得了高山、流水两人的想法，明白了天下大势，放弃了刺杀秦王的机会，乃是为天下谋福。但荆轲却无法意识到这种大势。我认为，这才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总之，诸多方面都决定了荆轲的行刺是注定要失败的。人生因《史记》而精彩刘小杰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中，有这样一本浓缩着精华的史书——《史记》。这是一本不朽之作，它记述了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的五分之三，滋养了中华文化的沃野旷畴。读《史记》，它让我明辨了人间的是非善恶，分清了尘世的人情冷暖。人生因《史记》而精彩，而丰富。弹指间，忽然感觉我已经不像从前，曾经一度的浑浑噩噩仿佛烟消云散；曾几何时的恍恍惚惚再也难觅踪迹。难道这就是《史记》“润物细无声”的魅力？《史记》为我拨开了人生的迷雾，让我阅遍世间的坎坷与辛酸。不论源自何方，不论情归何处，仿佛一切在《史记》中早有定论。我知道，虽然我没有蔺相如的过人才智，但我一定能做到像他一样为人耿耿，无私无畏；虽然我不及屈平的刚正不阿，卓越才情，但我会努力学习他的光明磊落，不屈不挠；虽然我没有仲尼的博学多识，临危不惧，但我可以像他一样勤敏于学，韦编三绝。再看看《史记》：周公的博大胸怀，深沉果断；刘邦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管仲的人生阅历和治国方略……大到人生理想，小到言行举止，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遇到困难，像孔子那样坚持真理；遇到矛盾，像蔺相如那样化干戈为玉帛……人生的一切可以因《史记》而改变。一个折断了翅膀却想飞翔的人，最大的勇气莫过于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一个渴望飞翔却没能飞高的人，最大的依靠就是拥有强大的精神支柱。《史记》就是我勇气的源泉，就是我精神的支柱。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读《史记》就像登山、观海一样，每一遍的投入都会有全新的感受。
史记中的故事 兄弟情深史记中的故事 兄弟情深 宣公十八年，刚开始时，宣公宠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了一个男孩名叫伋，宣公立他为太子，且命令右公子职来辅佐他。右公子职乃替太子伋娶了一个齐国女子为妻，尚未嫁入，被宣公发现这个女子美丽动人，非常喜欢，竟将她强娶过来，占为己有。给太子改娶其他的女子做妻子。宣公娶了齐女之后，生下两个男孩，一个叫子寿，一个叫子朔，命令公子泄辅佐他们。后来，太子伋的母亲去世，宣公正夫人（即所娶齐女）与子朔一起在宣公面前诽谤太子伋。宣公本来就因为自己曾强夺太子之妻，因而很讨厌太子，想把太子废掉。等到听说太子的种种恶行，就更加生气，于是派太子伋出使到齐国，而且买通盗匪，命他们在边界上拦路杀害太子。宣公故意送给太子一装饰着白旄的使节，然后通知在边界上等候拦劫的盗匪，叫他们见到有手持白旄使节的人就杀。太子将要启程时，子朔之兄子寿，也就是太子的异母弟，知道子朔讨厌太子，且国君将要杀害他，就对太子说：“拦守在边界上的盗匪看见太子的白旄使节，就要杀害太子，太子千万不要去。”太子说：“违背父亲的命令而求偷生，这是不可以的。”说完，就启程了。子寿见太子不肯停下，就偷偷取走太子那个白旄使节，抢先在太子之前赶到边界上。拦守在边界上的盗匪发现果真有持白旄使节的人到来，于是就把他杀了。子寿被杀死不久，太子伋也接着赶到，太子伋对盗匪说：“你们要杀的是我啊！”于是盗匪一并将太子伋也杀掉，然后把消息报知宣公。宣公于是立子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去世，太子子朔继承王位，这就是惠公。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朋友任安的一封书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出狱后担任中书令，是皇帝的近臣。友人任安给他写信，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想到自己的经历和遭遇，感到很为难，没有回信。待任安触犯刑律下狱，被判处死刑，司马迁写了这封回信。直面自己的遭遇和经历，说明自己忍辱负重地活下来，是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是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司马迁没有选择去死，而是忍着众人的嘲笑和误解，接受屈辱的宫刑换取活命，赢得修史的时间，这才有流传至今的《史记》。 一个人的慷慨赴死，一时的意气可能更为干脆，但是司马迁对于自己的生、自己的死造成的影响，有着清醒的认识：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假如不受宫刑之辱，按罪服法，自己像一个蝼蚁般自生自灭，名节得不到承认，仍不免受到众人的嘲笑。更重要的是，还有自己和父辈的心愿未了，史书还没有完稿。两代人的未竟事业，终究还是要留下遗憾。 是忍着屈辱生，还是义无反顾死，司马迁是经过一番挣扎的，他把一个人的受辱，分成依次递进的几等，而宫刑处在最下等。但是，强和弱是形势所决定，勇敢和怯懦也是势位所造成。历史上一些有着曲折遭遇的名人，更证明了这一点。选择生并不代表自己怯懦，选择死并不表明自己勇敢。 司马迁选择了“生”，身心忍受着极大痛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他的寂寞，不可与人诉说，特别是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更无废话的必要。他唯有用事实说话，终于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着屈辱生存的心愿已了，而他的友人任安也走到了生死边缘。所以才有这一封对友人推心置腹的书信，坦诚心扉的字里行间，彰显了司马迁的伟大人格。 司马迁的信，以无比激愤的心情，向朋友、也是向世人诉说了自己因李陵之祸所受的奇耻大辱，倾吐内心郁积已久的痛苦与愤懑，大胆揭露朝廷大臣的自私，甚至还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汉武帝是非不辨、刻薄寡恩的不满。委婉述说了他受刑后“隐忍苟活”的一片苦衷。 他从历史上得出结论。古人干一番事业，都有一定的艰苦付出，这才有流传到今天的一段很著名的话：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们的人生和作为，没有一个在平安、顺畅环境中的水到渠成，都要在逆境中发愤，坎坷是磨练一个人意志的试剑石。 一个人的大智慧，是能屈能伸，不逞匹夫之勇。想走的更远，要先退一步，什么也不要说，用行动、用成绩来证明自己选择的正确和无怨无悔。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舍生取义”的迂回策略，泰山的死，鸿毛的轻，只是在情势所迫中的一念之间。司马迁的坚韧是能够选择之后，坚持的义无反顾。 此信是司马迁的绝笔，以后的历史再也见不到他的文字。他的卒年成了一个谜，受任安案的连累，受此封直抒胸臆的绝笔信影响也未可知，毕竟他抨击了当时的社会和朝廷。 值得欣慰的是，写此信的时候，《史记》这部伟大的著作已经完稿。司马迁可以无撼赴死，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史记中的故事 兄弟情深 宣公十八年，刚开始时，宣公宠爱夫人夷姜。夷姜生了一个男孩名叫伋，宣公立他为太子，且命令右公子职来辅佐他。右公子职乃替太子伋娶了一个齐国女子为妻，尚未嫁入，被宣公发现这个女子美丽动人，非常喜欢，竟将她强娶过来，占为己有。给太子改娶其他的女子做妻子。 宣公娶了齐女之后，生下两个男孩，一个叫子寿，一个叫子朔，命令公子泄辅佐他们。后来，太子伋的母亲去世，宣公正夫人（即所娶齐女）与子朔一起在宣公面前诽谤太子伋。 宣公本来就因为自己曾强夺太子之妻，因而很讨厌太子，想把太子废掉。等到听说太子的种种恶行，就更加生气，于是派太子伋出使到齐国，而且买通盗匪，命他们在边界上拦路杀害太子。宣公故意送给太子一装饰着白旄的使节，然后通知在边界上等候拦劫的盗匪，叫他们见到有手持白旄使节的人就杀。 太子将要启程时，子朔之兄子寿，也就是太子的异母弟，知道子朔讨厌太子，且国君将要杀害他，就对太子说：“拦守在边界上的盗匪看见太子的白旄使节，就要杀害太子，太子千万不要去。”太子说：“违背父亲的命令而求偷生，这是不可以的。”说完，就启程了。 子寿见太子不肯停下，就偷偷取走太子那个白旄使节，抢先在太子之前赶到边界上。拦守在边界上的盗匪发现果真有持白旄使节的人到来，于是就把他杀了。子寿被杀死不久，太子伋也接着赶到，太子伋对盗匪说：“你们要杀的是我啊！”于是盗匪一并将太子伋也杀掉，然后把消息报知宣公。 宣公于是立子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去世，太子子朔继承王位，这就是惠公。
浅谈初中历史教学研究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浅谈初中历史教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正如《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所说“人类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政治多极化趋势持续发展。在这种国际形势背景下，如何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就成为历史教育不能回避的问题。”历史教学就是要“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基础就是要使他们喜欢历史，产生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尊重学生的需要，设置课堂教学环节，改变课堂观念，把课堂定位为：学生能力展示场所。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指出：“一位音乐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就无法安静，人们都需要尽其所能，这一需要就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①。”
我们作为历史教师，很有必要探讨学生学习中的需要，依据学生的需要组织教学活动，这样的教学才会受到学生的欢迎。我们知道，小学生都有获得成就的欲望，初中生就更不例外，成人也是如此，这是人不断进步的源泉。历史教师要明白这一点，同时，也需要向学生讲明几个问题：每个人都有展示才能的欲望，打球人需要在球场上展示；唱歌的需要在人多的场合一展歌喉；绘画的需要有展览，等等。每个人的才能都是通过众人的传播得到扩大的，通过大家的评价得到提高。展示的机会越多，能力发展越快。能力发展越快，人的热情越高。全班几十人，个个都有不同的才能，但是我们很少有机会展示，以致大家以为我们是差生，我们不是差生，而是我们展示才能的机会太少，长期形成这样，被埋没了。现在，历史课就是你们的舞台，要在历史课上学会两种能力：会思考、会说话。要借大家之口传播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特长，使我们都有好的名声，这也就是我们学习的成就。
马斯洛在《自我实现的人。动机与人格》写到：“自我实现不仅是一种终极状态，而且是随时随刻、点点滴滴地实现个人潜能的过程。”教学过程也就是学生“随时随刻、点点滴滴地实现个人潜能的过程”。教学就要有这个平台，使学生的能力得以展示，这就是本文的课堂定位。
2.如何实施能力展示？
学生能力展示的方式：课堂展示，课外展示。
课堂展示内容：阅读、思考与发言。历史课的阅读分全册阅读和单课阅读。阅读的目的不同，阅读要求就有差异。
先说单课阅读，这是随着上课进度而进行的阅读，有时是预习阅读，有时是当堂阅读。阅读与思考必须联系在一起，思考与发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环环相扣，才能使阅读发挥更好的效益。
因此，阅读一课历史，就要安排几个问题，备课时准备好问题，让学生思考几个问题，或者让学生阅读后提出几个问题，请同学回答。教师提出的问题要写在黑板上，供学生思考，当然还有限定一定的时间。然后进行发言，必须是人人参与，人人发言。老师在黑板上写上1、2、3、4、5、6、7序号，发言时，抽一个组的一行，按次序发言，与1、2、3、4、5、6、7对应，发言者不管对错都打对号，未发言者打叉。最后由其他学生补充发言，或者提出自己的观点，也可以重复发言。这样的阅读并不影响教学进度，学生只要养成了习惯，一节课可以思考两课的问题，进行两课的发言。这种发言也称得上是“人人技能培训”。学生都积极参与，使自己的读、思、说能力得到锻炼，得到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发言与不发言由学生个人选择，老师不强迫，发言错了，无关紧要，老师不批评，多表扬，发现学生的`长处。不发言者，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声誉，他们会自我改变，积极进取，努力“自我实现”。
当然，还要学生来评价学生的发言，学生的发言代表学生的学习成果，获得大家的赞成与好评，对学生的激励作用是很大的。
例如九年级历史上册第8课《改变世界面貌的蒸汽革命》，准备了4个问题，供学生阅读时思考。黑板上左边板书了4个问题，右边写上1、2、3、4、5、6、7，学生看到这样的板书，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谁也不愿意把×留在黑板上，这个1、2、3、4、5、6、7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积极学习，又赶跑了学生的瞌睡。如果教师唱独角戏，满堂讲，满堂灌，很难提高学习积极性，也很难控制学生在课堂上睡觉。教师减少了对学生的提问，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矛盾也减少了。
课外能力展示内容：学生通过全册课文阅读，结合课外阅读，到社会上读“无字之书”，自编小册子，对小册子进行展出，评奖，使学生的成就感更突出，使他们更有荣誉，更爱历史。因为历史使他们充实，历史使他们有机会“自我实现”。
《初中历史课程标准》指出：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改变学生死记硬背和被动接受知识的学习方式。
历史课程改革应有利于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鼓励教师创造性地探索新的教学途径，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学习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良好环境，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马斯洛说：“自我实现就是努力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②”。历史教学，就是引导学生做想做的事情。
参考文献
[1]许金声翻译的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动机与人格》电子文本。
[2]许金声翻译的马斯洛《自我是实现的人.人性发展能够达到的境界》电子文本。
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 文化 研究论文 范文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 全文如下：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 雕刻 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 故事 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 传说 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 方法 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 收藏 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 总结 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