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基督教影响中国的三次浪潮1. 第一浪潮（景教）：纯粹的宗教形式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刘彻派遣张骞赛出使西域，重新打通了丝绸之路。从此，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之间，以这一古代商业脉为纽带，逐步发展了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关系。沿着这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最早通道，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十六世纪以后又流传着耶稣十二使徒之一的多马曾到中国传教布道的故事……尽管到目前为止还缺乏有力的历史根据证明这些传说，但从热衷于宣扬这类传说的多为教会人士这一点，则可以看出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所具有的特殊热情。1625年(明熹宗天启五年)在西安市郊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中国古代对波斯的一种称呼，从碑文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又译"神人一性派"，中国传统文献称之为"景教")传教士早在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就来到中国传教，使此教在有唐一代兴盛一时。景教碑文上说:"真常之道，妙而难明，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聂斯脱利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以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命名.聂斯脱利因教义中"神性"与 "人性"的论争，在公元413年的以弗所主教会议上被指控为异端，受到逐出教门、流放致死的惩罚。但是,后来的近东教会却支持聂斯脱利的教义，498年，近东教会正式决定与罗马教会断绝关系，接受聂斯脱利的信仰，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正式形成。此后，景教传教土以高度的宗教热情活跃在中亚地区，七世纪时这一派的信徒己经遍布我国古代所称的西域一带，并且唐代将该派的活动正式导入中国。唐代文化是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文化经历魏晋南北朝的大融合之后，发展出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也是当时世界的文化重镇之一。唐太宗以君临天下、德兼夷夏“天可汗”的方式，实行“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使景教在唐代获得了广为流传的机遇。唐贞观九年(635)，"聂斯脱利派"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从波斯来到长安，标志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的开端："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其经，望风津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阑。深知正真，特令传授。" (景教碑文，见《150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43页， [英)阿.克.穆尔著，中华书局1984年版）而且还由朝庭出钱在长安修筑一个"波斯寺"，授教传道。到了唐高宗日子，景教兴盛繁华，竟然“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同上）745年，唐玄宗应景教教徒的要求下令将"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781年唐德宗时，树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的名称第一次在这块碑上出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有力物证，碑文的内容分为序言和颂词。序文简略地说明了景教的基本信仰，叙述了景教自唐太宗传入中国后受到太宗以下代皇帝的优待扶持，凡一百五十年间的发展经过。颂词则是用韵文再次概括地讲述了序文的内容。景教碑的树立本身表明景教已在中国的文化生活扎下了根基。在后，景教虽在中国继续生存，然而，没有获得进一步的显著发展。这不仅比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三次浪潮 (1840年迄今)远为逊色，甚至也远远比不上第二次浪潮(明末清初的那次“天主教来华”)的深度。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下诏灭法毁寺(即史书上所说的"会昌灭法")主要针对佛教，但景教也受到株连。景教在中国活跃了二百多年后，就此渐趋销衰，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就此一蹶不振。这“第一次传入”到了宋代，就销声匿迹，中国的史籍里再也见不到有关景教的记载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聂派教士那及兰(Najvan)奉聂派教会大主教之命与另外五名教士来中国整顿教会。987年，他们回去报告：“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坏。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徒矣。寻遍全境，竟无一人可以授教者，故急回也。”（参见《中国古代基督教和开封犹太人》，第126页，江文汉著）这个文件，标志着基督教在华传教第一次浪潮的消失。温文尔雅的北宋盛世的这一“宗教消失”，显然不是由于战争与革命的残忍迫害所致，而表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于基督教的兴趣和需要。这是历史性的退潮。值得注意的是，景教在中原衰亡之后，却曾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间流行。十三世纪，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景教遂在元朝又重新出现并流行，当时的蒙古人称基督徒为"也里可温"。显然，这个蒙古称号表明这种宗教已经与汉人绝了缘，只是蒙古人和他们的盟友"色目人" （后来的“回民”）的宗教。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通过马可·波罗兄弟带信给教皇，正式恳请教皇差派传教士来中国。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方济各会修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任教廷使节前来中国。1294年，孟高维诺来到大都(北京)，开设天主教堂，开始传教。这是天主教第一次进人中国。这初次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依赖于蒙古统治者的保护，所以，1368年明朝推翻元朝之后，这一蒙古人 (和色目人如马可·波罗)新近皈依的宗教也就连同消失了，前后大约仅仅延续了六十年。唐代以及元代复出的景教，以及元代初次来到中国的天主教等的传播活动，(字数有限制,请详细看参考网页)
1、佛教（1）、传入：佛教是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东汉明帝派使者到西域求佛法，佛教在我国逐渐传播开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空前盛行，隋唐时期兴盛发展，更有玄奘西游从印度半岛带回了大量佛经。(2)、 影响：第一、成为了统治者麻痹和统治人民的工具，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佛教宣传灵魂（精神）可以脱离肉体永远存在，能够转生来世。人的今生若能忍受苦难，虔诚信佛，来世可以得到幸福。这种宣传有很大欺性，麻痹了人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斗志。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国便很快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欢迎和扶持，也得到了老百姓的信赖。第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佛教的传入，古代印度（天竺）的医学、天文、历法、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也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科技文化的内容和人民的文化生活，推动了中国古代科技和文化艺术的繁荣；同佛教有关的建筑和石窟艺术得到迅速发展；促进了哲学思想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科技的发展；成为了中国古代加强对外交往的桥梁之一；在中国古代后期成为中央政权加强对边疆的管辖和加强与边区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的纽带。2、伊斯兰教（1）、传入：唐朝时，由阿拉伯商人传来，651年，大食（当时的阿拉伯帝国）派使臣来中国后，唐朝与大食的交往更加频繁，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更快了。（2）、影响：第一、与之有关的科技文化艺术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第二、促进了中外经济贸易往来的发展。第三、促进了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增加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更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第四、清朝时也曾成为少数民族首领发动叛乱的工具。3、基督教（1）、传入：5至6世纪，基督教的一支景教传入我国，随唐时，统治者对外来宗教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景教也受到了政府的尊重。新航路开辟后，伴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的殖民活动，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四出活动，传播基督教，明清时期，中国也迎来了西方传教士，但他们未能取得在中国传教的合法权。1844 年,先是美国在中美《望厦条约》中取得了建立教堂的权力，接着法国在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中取得了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1858年，在俄、美、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则进一步取得了允许西方各国人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从此，基督教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2）、影响：第一、与其相关的科技文化知识，尤其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科技著作传入了中国，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容，促进了中国科技的发展。第二、推动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兴起。第三、成为了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剧了中国的进一步落后
美国学者史密特在《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指出：“加入耶稣从来没有走过古代巴勒斯坦尘土飞扬的道路，没有受死，没有从死里复活，在他身边没有聚集这样一小群门徒去向外邦人传扬他的福音，西方将不会达到如此高水平的文明，并且赋予它如此深厚的、至今仍引以为荣的人文内涵。”基督教在中国的兴起，也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些人为的灾难，特别是矿难。使无数的家庭遭受顶之灾。但每次灾难都没有唤起政府和民众更大的关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中国人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世纪以前，一个法国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里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对他们说：“矿坑里最宝贵的是矿工。”这种对生命的观点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在信仰基督的国家里，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个地球上和中国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透过教会，耶稣了结了杀婴之事。在基督教影响之前，妇女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她们就是我们和母亲，姐妹和儿女。中国人是比较尊重老年人的民族，但盖敬老院观念是在基督教传入之后。是基督教兴起了全民教育的概念。大学也是有立基于基督教的现象；世界最好的大学是基督徒为基督教的目的而创立的。历史的发展证明，没有基督就没有人类的良善和文明可言。 近一百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学习西方的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但仍末能建立一个人民享有基本的自由与人权的民主共和国，就是因为中国的先行者们对基督福音的拒绝。他们不明白科技，制度和文化教育的根基乃是宗教信仰。中国的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至赶走了上帝之后，也为自己争取到了专制。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公义和爱；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自由和平等。至少对于美国式的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基督教信仰，永远也不会有这样一个美国。参考资料：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 一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教育方面占，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1900-1901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难道不是吗？
别的不太清楚就知道基督教会了人如何爱人，如何宽容人，如何快乐自己，如何做人等等
这还用废话？我觉得这简直是羞辱上帝 甚至是戏弄上帝 稍微了解一下圣经的 也知道这多么不妥吧 简直就是利用上帝给他们开心 真不知这么不敬的事 怎么判断不出来？恐怕那些新人不仅得不到祝福 还会遭到亏损吧
绍了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情况;阐述了中国政府和民众对天主教的态度以及中国天主教的自身发展过程;介绍了1840年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天主教迅速发展，教案迭起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掀开了中国天主教崭新的一页。
中文核心期刊制是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在实践中引起很大争议。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与其刊载论文的水平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其选定范围为全国所有期刊，并没有对学术与非学术期刊进行严格的区分。因此，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主要是用来供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的，而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也不具备这一功能。只是由于核心期刊确定者的误导与实施者的滥用，才使一项文献计量学的科研成果承担了它不应承担的任务，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对此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加以研究，如确有必要以期刊作为学术论文的一项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一．颇有争议的新举措经过数年不遗余力的推行，中文核心期刊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体现在学术水平的确认方面，如在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申请高级职称，取得博士论文答辩资格，申报科研项目，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学术水平评估，教师、研究人员完成工作量等，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一定时间段内，在所谓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有些单位还将核心期刊分为若干等级，并确定相应的奖金额度，以示鼓励。这项据说有助于提高学术水平的新举措，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而且是说"坏话"的人越来越多。或认为，"这种形式主义的认定法实在是搞乱了科学研究"[1]；或认为，"所谓的‘核心期刊'论，不仅没有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与进步，相反抑制了学术发展，堪称影响恶劣，祸莫大焉"[2]；也有学人干脆斥之为"一场乱了规矩的学术闹剧"[3]。实际上，该项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也的确出了一些问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武汉大学邓晓芒教授愤然辞去"博导"职务一事。原因就是他的博士生未能按规定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无法取得答辩资格。邓教授认为，他能保证学生论文做得好，但不能保证论文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而校方则坚持说，实行该项制度是为鼓励学生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4]。邓晓芒的辞职曾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5]。日前，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目前学术界推行最广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版》（即第三版，以下简称《总览》）的部分内容，研读了作为《总览》前言的《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走访了部分专家学者。才了解到，自1992年9月问世以来已出第三版，"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科技界、科研管理部门、图书馆和情报机构均对该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普遍认为该书适应了社会需要，填补了在此之前国内缺少该类工具的空白"[6]的《总览》，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也仅仅是一项"文献计量学"科研成果[7]。无论从其目标还是其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来看，《总览》都不是用来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但在实践中，却被阴差阳错地广泛应用于职称和学位评审等方面，成为近年来我国推广甚力而问题又最多的学术评价体系。二．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以下先介绍一下核心期刊（Core Journal）的理论依据。根据《报告》，各类"期刊文献数量浩如烟海，但是它们在期刊中的分布，它们的流通与使用都存在一定的规律，那便是‘集中与分散'规律，这些规律构成核心期刊的基础"：（1）一次文献（首发）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1934年，英国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Bradford）首先发现了论文在期刊中的分布规律："对某一主题而言，将科学期刊按其登载相关论文减少的顺序排列时，都可以划出对该主题最有贡献的核心区......"这少数信息密度大、载文量多的期刊可称为核心期刊。（2）二次文献（文摘、题录、索引等）的分布规律。二次文献所反映的期刊论文的分布，也表现出类似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在1967年的一篇研究文章中写道："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的重要文摘杂志中发现了一条规律，它们所列出的或编成文摘的75%的论文，仅来自它们所收摘的全部期刊的10%。"这说明，在对科学出版物进行组织加工时，也存在一个核心区，对应一组核心期刊。（3）引文分布规律。《科学引文索引》（SCI）的创始人加菲尔德在1971年统计了2 000种期刊中的约1 000 000篇参考文献后发现，24%的被引频次高的文章出自25种期刊，50%出自152种期刊，75%出自767种期刊，而其余的被引文章则散布在数量大得多的期刊中。该研究表明，被引文章在期刊上的分布也有一个较为集中的核心区与广为分散的相关区。 因此，"文献从它的出现、情报加工、使用三方面所呈现出的核心效应及由此派生出的其他因素（载文率、影响因子、即时被引率、半衰期、共引关系等）的集中效应，在核心期刊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是测定核心期刊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实际测定时，应当综合"布拉德福式的载文量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二次文献收录量大"和"加菲尔德式的被引次数多"的"各种优点"，在众多期刊之中最后确定哪些为核心期刊；其标准当然就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三．《总览》的筛选依据与特征1．以数量为主要依据据《报告》介绍，《总览》选出的1 571种核心期刊的筛选步骤和依据，大致如下：以1995—1997年国内出版的中文现刊（总数超过万种）作为统计研究的对象（港、澳、台期刊暂不计入），整个筛选依次分三步完成。第一步，采集数据。筛选指标有6项：（1）被索量统计；（2）被摘量统计；（3）被引量统计；（4）载文量统计；（5）被摘率统计；（6）影响因子。第二步，综合筛选。（1）初选结果构成矩阵；（2）求隶属度，构成评价矩阵；（3）加权平均。第三步，专家评审。将筛选方法、统计数据及筛选结果送专家评审，请学科专家鉴定筛选结果是否符合该学科的实际情况。根据专家意见作个别调整，即产生该学科的核心期刊表。最后，《总览》选取累积载文量占总载文量的30%～50%，累积文摘量占总文摘量的50%～70%，累积被引量占总被引量的70%～80%的刊作为核心期刊。由上可知，《总览》的主要依据即"筛选指标"都是从数量上考虑的。即将某一类期刊所刊文献的"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载文量"、"被摘率"等各项指标综合后降序排队，排在一定比例之内的高指标者即为核心期刊。虽然有"专家评审"这一项，但由于是在事先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进行评审，因此不可能从其他比如学术水平方面整体性地进行调整。据了解，《总览》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对核心期刊的选定标准，专家的意见一般只占7%～10%。拥有年度收文量最大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引文库的研制者（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数据库部）则认为，由于社会科学有特殊性，以及目前期刊数据的不规范性和不完整性，在核心期刊的评选中，专家的意见应占10%～20%。即使如此，专家的作用也不过是在总体认定基础上的微调而已。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总览》会选出什么样的核心期刊可想而知。一些纯学术而且品格极高的期刊如《中国哲学史》榜上无名，而一些文学期刊，如《收获》、《十月》、《当代》、《小说月刊》，甚至大众文学期刊如《民间文学》、《故事会》也都被选为"核心"，也就不足为怪了。2．学术与非学术未作区分什么是学术期刊？什么是非学术期刊？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以学术论文为主，而非学术期刊刊发的文献则以文件、报道、讲话、体会、知识等只能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而不是论文的文章为主。由于《总览》选刊的依据是"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并不强调学术期刊与非学术期刊的界线，对此自然也就没有进行严格区分。具体说来，《总览》学术与非学术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期刊的定性，二是期刊的宗旨。关于期刊的定性，以笔者比较熟悉的宗教学类为例。该类共收入8种核心期刊，除了《世界宗教研究》和《宗教学研究》是学术单位主办的学术期刊外，《法音》、《中国道教》、《中国穆斯林》、《中国天主教》和《天风》等5种都是宗教协会的会刊，《中国宗教》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主办的行业刊物。然而，按照《总览》的说法，《法音》是"学术性刊物"，《中国道教》是"道教学术性刊物"，《中国穆斯林》是"伊斯兰教全国性学术刊物"，《中国天主教》是"宗教学术刊物"，《天风》是"基督教刊物"。这5种宗教协会的会刊，都不是学术性期刊，但除了《天风》还实事求是以外，其他4种都冒用了"学术"名称。这样一来，它们与真正的"专业学术性刊物"比如《世界宗教研究》，就没有了性质上的区别。关于期刊的宗旨，以所谓"学术性刊物"《法音》为例。据《总览》介绍，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的《法音》，"以‘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倡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生'为宗旨。集佛教教务、佛学研究、佛教艺术和知识、信息于一体，宣传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法规，介绍国内外佛学研究和佛教事业的最新发展，交流四众弟子修学佛法的经验体会，弘扬佛法，展现佛教文化。"其中虽然有"研究"一说，但从总体上看，很难将其定性为"学术性刊物"。实际上，《法音》刊发的学术性文章比例很小，而且也多未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去做。这当然不是缺点而是它的特点，因为其办刊宗旨就不是学术研究，即使有学术性文章也多是为了宣扬佛教文化。上述其他几种宗教协会的会刊，宗旨与《法音》大同小异。因此，这类非学术期刊上的文章，从学术角度来看，基本上属于资料性文献，而不是学术论文。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我国的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这些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和引用率往往大于学术论文。比如《中国宗教》称："本刊文章多次被《人民日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报刊转载。"[8]据笔者了解，其"多次被......转载"，主要是文件、报道等资料性文献。以这种资料性文献的转载率为准而确定的核心期刊，当然不宜称为学术核心期刊。四．盲目应用的误区由上可知，核心期刊不等于刊载优秀论文的学术期刊，它并不具备评价学术论文水平的功能。但在实践中，却被有关部门用来承担它承担不了任务，变成了"核心期刊制"，从而给我国学术评价体系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1．《总览》的误导《总览》为什么会在应用中完全走了样？笔者发现，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总览》自身。从《总览》所依据的核心期刊理论即"集中与分散"规律可以看出，所谓核心期刊主要是以数量为基础的一个文献计量学的统计结果。虽有"对该主题最有贡献"、"重要文摘杂志"和"被引频次高"之说，但我们很难认为这是对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的价值判断。"被引频次高"自不待言，"最有贡献"与"重要"，也都是从数量角度说的。但是，到了《报告》给核心期刊定义时，却发生很大变化："某学科（或专业，或专题）的核心期刊，是指该学科所涉及的期刊中，刊载论文较多的（信息量较大的），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的，并能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及本学科前沿研究状况和发展趋势的，较受该学科读者重视的期刊。"很显然，《报告》给出的定义与其所依据的理论，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即具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数量虽然仍是重要特征，但事实上是从质量方面给核心期刊重新下了定义。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核心期刊除了"载文量多"、"收录量大"和"被引次数多"外，发表在上面的论文，必然具有"学术水平较高"，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前沿研究状况"、"发展趋势"等方面的优点。不可否认，一般情况下或从理论上说，"载文量多"、"收录量大"、"被引次数多"的期刊，其刊载的论文，整体上要质量好一些、水平高一些。但实际上，数量多即质量好，只是一种可能性，两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更不能反过来认定，刊载于核心期刊的论文，就一定比刊载于非核心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或"较高"。高质量的论文很可能未刊载于核心期刊，其"二次文献收录"与"被引次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其价值之前，自然也不会很多。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与方法，核心期刊主要是由数量上"多"决定的，充其量不过是对期刊的评优——"实际筛选出来的核心期刊只能从总体上大致反映学科期刊的状况"，而决不能认为是对其刊载论文水平的认定，虽然这两者有一定关系。但《报告》在下定义时，却把对期刊的评优与对其刊载论文的评优混为一谈，运用到科研项目比如《总览》中，核心期刊就有了"论文学术水平较高"等质量内涵[9]。在缺乏充分论证的情况下，数量多与质量好人为地统一起来，"核心期刊"由定量到定性，变成了"刊载优秀论文的期刊"。这种作法是比较轻率的，从引发的问题来看，后果也是比较严重的。另外，《总览》也没有对"论文"与"文章"作出必要的区分。核心期刊上刊载的文献，从《报告》所依据的理论来看，三个"分布规律"中有两个是用"论文"，一个是用"文章"表示。但"论文"与"文章"有什么不同，《报告》并没有任何说明。从定义来看，核心期刊上的文献指的就是"论文"，而且还有"学术"、"研究"等字样。人们会很容易由此认为，《总览》中收入的期刊全部是学术期刊，至少该期刊载文应以论文为主。这其实也是一种误导。在这种情况下，《报告》提出"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时"，可以把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表作为选择的参考"[10]，虽然说是"参考"，也是很不适当的。此次调查之前，笔者一直认为，核心期刊就是刊载优秀论文的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从笔者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情况看，这基本上也是学界同仁的共识，不然的话，有关部门也不可能将其无条件地作为学术评价指标。这类误解的产生，显然与《总览》的误导和对核心期刊作用的夸大有密切关系。2．研究成果的滥用《总览》的作者虽然将核心期刊定义为刊载"学术水平较高"论文的期刊，但他们毕竟是研究者，最清楚该项成果的实际意义与功能。因此，《报告》用黑体字作了如下的强调："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尤其在评定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用户们‘参考'核心期刊表，经过甄别后选定自己需用的期刊，才是正确使用核心期刊表的方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核心期刊并不是国家标准，而是一项研究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核心期刊的意义最初只有两个。一是为读者方便，可以提高效率，便于集中查找某专业的大多数论文；二是为图书馆优化馆藏提供方便。现在许多单位将其简单地用来作为评价学术水平的硬性指标，是把经给念歪了。对此，《报告》上也写得清清楚楚："本课题并非纯理论研究，评出的核心刊有实用价值，主要供各类图书馆采购、收藏、导读时作参考"。但是，在实践中，要进行这种分别是非常困难的，对文献计量学不甚了了的绝大多数学人，根本就不知道核心期刊是怎么选出来的。事实上，无论执行部门还是被评定者，都把它作为了一个强制性的评价体系，不少人甚至以为它就是一项国家标准。由于《总览》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权威，即使有些重点科研教学单位自己独立确定核心期刊，也并未改变《总览》的基本原则。就笔者了解，其核心期刊无论分类体系还是具体刊物，都是从《总览》上抄来的，然后加加减减，顶多再分个ABC级别。而一些科研能力较差的单位，更难另搞一套，只好全盘照抄。任何一项评价，抽象的标准相对来说比较难于执行，而非常具体者就容易操作。某篇论文到底是什么水平，尤其是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理论性成果，其水平往往很难认定。但如果以发表在什么样的刊物上来评估，则一目了然，操作起来十分方便。有这样简便易行的办法，科研管理部门求还求不来呢，现成的工具岂有不用之理？另一方面，学术界对于编辑的工作成绩评估，一向缺乏可信度高的依据，论文水平高低一直被认为主要是作者的事，与编辑关系不大。在许多人眼中，编辑已经被降为没有学术水准，只能查找错别字和病句的工匠。在这种情况下，编辑渴望水平得到学术界承认的心情极为迫切，核心期刊制无疑会受到那些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核心期刊"编辑们的热烈欢迎。结果，在一部分学人的鼓吹与炒作之下，本来应由专家承担的责任，就交给一个什么级别的刊物了。当然，核心期刊的误用，与当前我们学术界浮躁心态也有一定关系，反映出我国科研管理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无论什么事，说风就是雨，一听说有个什么"好"办法，也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盲目跟风，大干快上。甚至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核心期刊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大规模地迅速推广，以致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矛盾。总之，一项自身还存在不少问题的科研成果[11]，在没有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是否适合推广的情况下，就在全国相当一批科研教学单位内文不对题地盲目推行开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科研管理上的一个重大失误。五．核心期刊制的出路关于核心期刊制的出路，有学人提议"取消核心刊物制度，代之以核心论文制度"[12]。笔者以为该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以下谈些补充看法。我们首先应当明确，核心期刊与核心期刊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对期刊的评选，后者是这种评选结果的运用。期刊"载文量"，文献"收录量"、"被引次数"，都是客观存在，并不是人为产生的。按照一定标准将期刊分为核心与非核心，对其进行客观评价，是社会的需要。因此，核心期刊所面临的不是取消，而是如何才能更科学地评选的问题。至于说将核心期刊变成核心期刊制即一种评价体系，则必须非常的慎重。这一标准适合不适合学术论文的等级评定，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近读学人文章，多是从如何"科学"、"公平"评选，以及能否在发稿质量上严格把关方面，对核心期刊制提出批评。似乎只要核心期刊评选准确，发稿严格，就可以避免诸多弊端，发挥积极作用。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核心期刊评选"科学"、"公平"，发稿严格把关，也不可能用来作为评价学术论文水平高低的标准，因为它根本就不具备这一功能。按照《总览》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它所选出核心期刊其实与学术评价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并不是为学术成果评价服务的。《总览》如果没有经过进一步的加工改造，是不能运用到学术评价体系中去的。如果经过多方论证，确有必要把学术期刊作为一项成果评价指标，就必须重新确定选刊标准和方法，以选出适用于学术成果评价的核心期刊即《报告》所说的"重要期刊表"。而各单位科研部门在推行这一评价体系时，也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逐一甄别有关期刊后，再制定自己的"重要期刊表"。如果没有能力，可参照情况相近单位实施。至于现在的《总览》，只能作为基础资料使用。这些工作没有做之前，核心期刊制应当取消或暂缓实行。另外，必须注意的是，即使选出了符合要求的"重要期刊"，也不能削足适履，作茧自缚，只认衣冠不认人。不能说凡是发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就一定比发在非重要期刊上的论文水平高。对于发表在重要期刊上的论文，其水平也要请有关专家重新审核，他们不能放弃自己应尽的责任。对于非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如果作者认为达到相当水平，可以向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请专家鉴定，确实达到重要期刊水平者，应视为相同等级论文。总之，对于核心期刊制，应当重新加以研究，若要以之作为学术评价指标，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另行制定标准。本文只是从核心期刊理论与实践矛盾角度，谈了一些粗浅看法。由于笔者不是文献学专业人员，对现行核心期刊制也没有进行全面调查，加上水平有限，错漏之处肯定不少。希望抛砖引玉，将这个影响我国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基督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当时传入中国的是当年一度被认为是异端的聂斯托利派（中国称景教，现称“基督宗教马龙派”），后来在唐朝会昌五年（845年）被禁止传播。元朝时基督教（景教和罗马公教）又再次传入中国，称为“也利可温”（蒙古语“有福缘的人”），元朝灭亡后又中断了。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利玛窦，他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曾一度成功地使天主教在中国得以立足。清朝雍正五年（1727年），东正教开始在中国传播。1807年，新教派遣马礼逊来华传教，新教也开始在中国传播。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发展。1843年，洪秀全借助基督教的教义，自称是耶稣的弟弟，建立“拜上帝会”，后来建立太平天国（1851年－1864年）。战乱中诞生的《天风》杂志，1945年2月创办于成都，主办机构是基督教联合出版社。1948年1月1日以后，改用「天风社」的名义出版。 1949年以后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机关刊物，它的命运与中国的时代变化紧密相连。因而可以有效地观察分析一批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主张与立场，进而探讨时代变革中基督教与政治、基督徒与社会的关联与互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天主教徒解放初约有270多万人，到2006年约有500万人；基督教徒解放初约有70多万人，截至2006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16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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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产生开始，宗教的力量和影响，那是非常强大和明显的，其伴随人类的存在而存在，发展而发展，这也是现在世界由那么多宗教的原因。但是宗教跟宗教相比，教派跟教派相比，是有善恶和聪明与否的差别的。很多邪恶而笨拙的宗教或者教派，都逐步被历史淘汰，或者发展非常不好，但是对于一些聪明的宗教或者教派来说，却是不断的进步发展，成为最优秀的国家。最典型欧洲三大教派中就有一个教派最聪明，因此信奉的国家个个富得流油，非常发达。
这个教派就是新教，也被称为基督新教，是欧洲基督教体系三大流派之一。是在16世纪在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等宗教领袖推动的宗教改革中，从欧洲基督教会独立出来的一个新的教派，主要包括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更正教、抗罗宗、耶稣教等。
其主张的核心就是对基督教的保守和落后进行改革，形成一个更加灵活，更加有活力的新的教派。因为其内部的分支很多，所以统称为新教，成为天主教，东正教之后的第三大教派。从欧洲三大教派的主张和发展来看，新教是三大教派最聪明的一个教派了，为何这么说呢？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强调人的价值，去除死板。
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等都是以《圣经》及相关著作为绝对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这些著作的解释权，必须归于教宗，主教等。也就是他们的解释才有效力，必须遵守。这个就非常的死板，跟我国古代的八股文一样，束缚人的思想。
而新教就极力反对这种顽固思想，主张每个人都可以解释圣经等著作，而且每个人的解释都是对的，只需要根据自己的内心和信心来解释即可。这一点使得新教最为自由，最为活力十足，堪称是聪明的第一个体现。
第二个体现在商业上。
基督教包括东正教、天主教等，都是不鼓励商业的，《圣经》里面甚至说，那些财主很难上天堂，所以对商人也是很鄙视的。这也是封闭落后的表现，因为没有商业，那么就很难发达。
所以新教改革，主张三点，那就是“拼命赚钱，拼命存钱，拼命捐钱”，新教认为，赚钱是上地赋予的崇高任务，也是价值的体现。所以这个新教的思想，直接为欧洲近代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萌芽奠定了基础。也正是从新教产生之后，欧洲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十分的迅速，快速引领世界。
第三个体现，在于三位一体，因信称义。
这个也非常的灵活，基督教天主教等一般都有三个甚至四个神，那就是上帝、耶稣、圣灵和圣母。信仰比较多，比较分散，而新教直接三位一体，上帝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合一体，只需要信上帝就可以了，圣母玛利亚都直接派出。而且因信称义，将流程更加简单化，也就是你不必积德行善，上帝才保佑你，只要你信上帝，就会保佑，使得新教更加的自由化。
这三点体现新教在操作灵活性和实用性的特点，使得新教成为三大教派中最聪明的一个教派了。正是因为聪明，因为这种灵活性，所以新教国家都发展非常好，现在新教国家主要有英国、德国、瑞士、北欧五国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是新教国家。而这些国家都非常发达，都是世界高度发达国家，非常有钱，富得流油，跟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尤其是英国，近代率先引领世界的近代化，开启近代世界的进程，还有德国，创造发展神化，北欧五国更是全球最富……因此，新教的这种灵活和聪明，还有对商业的实用主义，使得人们的思想更加自由，在发展上活力和动力更大，这也是新教国家个个发达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因为新教太过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圣经》，使得新教流派林立，全世界新教流派多达2万多个。而且没有统一的主教和教会，使得新教国家，内部矛盾很大，很难做到力量的集中，个人主义太过膨胀，这一点也是未来的巨大威胁。
参考文献：《基督教发展史》。
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精神是指深入探究人类命运问题,渴望减轻人类苦难,并且恳切希望将来会实现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终极关怀态度。沈从文正是这样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情怀的文学家。在他的文学世界中饱含着博爱的基督教精神,天人合一的道家精神和追求心性自由的佛教精神。 一、沈从文的基督教情怀 基督教虽然在16世纪末就传入了中国,但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留学欧美的作家身上表现更为普遍。而自诩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既没留过学,甚至没受过正规的现代教育,基督教文化却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沈从文接触基督教是从读《圣经》开始的。1922年夏,二十岁的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虽满怀文学救国的崇高理想,却连基本的标点符号的使用都不熟悉,更何谈文学创作!当时身边唯一的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从燕京大学朋友处偶然得到一本破旧的《圣经》,他立即喜欢上了《圣经》“那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并从“反复阅读中”,“得到极多有益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以说,沈从文作品自然、流畅、平白的风格,与《圣 经》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而《圣经》所蕴涵的仁爱、善良、怜悯也成为他精神的寄托与支柱之一,他从中找到了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精神安慰,支撑他战胜一切困难与挫折。后来,沈从文认识了著名的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一帮学生,如董秋斯、张采真、司徒乔、韦丛芜等。沈从文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也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使他对教会生活、基督教知识有一定了解。1925年7月至1926年间,沈从文在其亲戚———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里做事。慈幼院是一个慈善和救助机构,具体由中国基督教非圣职人员经办,沈从文在做事中也与不少基督教信仰者有往来,耳濡目染,受到一定影响。他因此写了一系列有基督教影响的作品,如《蒙恩的孩子》、《第二个狒狒》、《用A字记下来的事》等。 基督教“最根本的精神永远是爱———一种完全无私的精神,一种尊重他人并为他人寻求最高的善的行为”沈从文接受的主要就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他在1933年回答有人提出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时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沈从文爱美丽,也爱永恒;爱世界,也爱人类。这种爱完全是一种宗教行为,闪烁着关爱人类未来的宗教情怀。 沈从文之所以接受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充满仇恨和冷酷的世界里。在湘西,沈从文难以忘记的是军队中那些血淋淋的杀人场面,无数无辜百姓被军队长官以“土匪”的名义杀掉;在北京,沈从文体验最深刻的是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冷漠。从湘西到北京,生活空间的位移并未改变现实的严酷。人们之间缺少温情,找不到爱繁衍的土壤。既然现实中已经不存在爱,那么,爱又在何方呢?沈从文想到了《圣经》———一本充满爱意的圣书。他非常欣赏耶稣的“博爱”精神,并从中找到了永恒的精神慰籍。 在以后的生活中,这种爱逐渐内化为作家的一种心理内趋力,形成沈从文特有的“爱人类”“爱有生”“爱善”“爱美”的“爱的哲学”,伴随着沈从文漫长的一生。 二、沈从文的道家情怀 作为一种文化哲学体系,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个性的一派。崇尚自然,强调以自然为本体的天人合一是道家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应当效法自然并且顺应生命的自然,这样才能保持人的纯正本性,保持人性的健全和恒久。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推重自然人性观是庄子和老子哲学的共通之处。道家的人生观为生命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质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对后世作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京派作家身上或多或少都闪现出道家文化的影子,尤以沈从文为代表。 湘西古朴原始、神秘奇丽、浪漫洒脱的苗族文化氛围喂养滋润了沈从文的心灵和感情。这种地域性文化呈现出某些和道家文化相同的价值取向,如对自然的顺应,对与自然相契的人性的凸现等。沈从文拥有浓烈厚重的乡土情结,在他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养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性情所至,率力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姐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雨后》),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沅陵的人》)。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这种道德是纯审美的,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对人性的歌颂是庄子哲学的要义所在,沈从文的生命观、价值观明显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其对健康的人性有着天然的倾心,他在《从文小说习作选集代序》中明确了自己的立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4]在他笔下,农民、兵士、水手、娼妓、童养媳等等,都具有一种生命本性的美。他还在《水云》一文中宣称:“我是一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5]他笔下的画面与庄子“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很相似,庄子思想中宣扬清淡无为、反对约束、恢复本性等特点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均有体现。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风日里长养着”的自然之子,这里的女子心地善良、温柔却刚强,体现着自然人性中和静柔美的一面;这里的男子诚实勇敢、,带有自然原始发力量与生命的冲动。这就是沈从文所认可的自然的人性和生命的本真状态,自然健康的人、人性是沈从文写作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三、沈从文的佛教情怀 佛教虽然产生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却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并形成了中国本土特点的禅宗。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禅宗是一种摆脱烦恼、追求生命自觉和精神自由境界的文化理想。沈从文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的“心性论”为他思考“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使他掌握了人类自身的独特思维方式-———反视内心,从而体现出他对人类生命本质 认识的深刻性。沈从文最早接触到佛教,是他还在陈渠珍部下当兵的时候,当时他正处在精神上极度苦闷和困惑之中,内心有股难言的苦恼和寂寞需要向人倾诉,并希望有人能对他精神上紊乱的思绪进行疏导和启发。这时候,他饱读诗书的姨父聂仁德适时地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为沈从文带来了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等以前他闻所未闻的人类文化精华。他在《从文自传》写道:“(聂仁德)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愿意知道的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的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这里提到的谈话内容,根据沈从文后来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其中佛学对他的影响最大,后来他读了大量的有关佛教经典。他在一本抗战时期出版的盗印本《月下小景》上的题字中写道:“(在武汉大学教书时)教书时间既不多,因此有四分之一时读书,有机会把碛砂藏内诸故事经卷大致看过一次或二次。”他很多作品如小说集《月下小景》中的小说、散文《七色魇》等都是直接以佛经故事为题材。 追求心灵自由是沈从文对佛教精神最深的感悟。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沈从文所感悟到的心灵自由是有“神性”的生命,也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可以与日月同辉。他在追求心灵自由时主要凭借文学创作的方式,因为“凡知道用各种感觉文字去捕捉住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即终生不灭。”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是 心灵自由遨游的一种方式,而且感悟心灵自由时必须在一个清静的地方,同外物完全隔绝,“心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从而进入心灵自由的境界。正因为沈从文执着于生命的“神性”,才使他在现实的“人”的生活中感到精神上有无穷的困惑,不时发出“人生可悯”的慨叹! 综观沈从文的“神性”思想的全部内涵,其最核心部分就是要摆脱日益使人性异化的虚伪、堕落的社会生活,葆有一颗真心,恢复人之为人的神性生命。佛教心性论的明心见性思想为他提供了直指内心的思维方式,而大乘佛教的入世精 神又使他不逃避现实社会,呈现出一种天真、勇敢的进取精神。佛教对他毕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晚年还说过:“七四年六月过苏州重买《法苑珠林》一部,作为纪念。四十年人事变迁极大,童心未失,和所读诸佛经有相当关系。”童心未失,生命的“神性”常在,这是沈从文的人格魅力所在,也是他的作品永恒的艺术魅力所在。参考文献：1、(英)詹姆士.里德.基督教的人生观[M].上海:三联书店, 1989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3、郭国昌.论沈从文的宗教精神.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5月4、袁启君，论沈从文的宗教情怀，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公元1年前后，罗马帝国东部的巴勒斯坦行省（ 英语：Palestine，包括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三国）地区诞生了基督教（Christianity）。基督教原本是犹太教（Judaism）的分支，起源于当时犹太人聚居的西南亚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由耶稣（Jesus）创建，和犹太教其他支系一样信仰上帝耶和华（基督教读法是：Jehovah），他们的经典同样是《圣经》（Holy Bible），只不过是区别于犹太教《圣经·旧约》（the Old Testament）的《圣经·新约》（the New Testament）。
关键词：巴勒斯坦；基督教；耶稣
下面讲一下基督教诞生的过程和怎样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并取代罗马原始宗教的地位。
“‘基督教宗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地区。该地区隶属于罗马帝国政治控制、希腊文化在公共层面上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但同时它又是以色列民族长期生存和生活、希伯来宗教和文化传统在民间广为流行的区域。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的遭遇并展开的对立、冲突与融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上演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产生于中海东岸巴勒斯坦地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基督教产生于希腊文化的公共性，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基教的产生于罗马帝国，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则产生于犹太教。‘耶稣的一生，直到他逝世，是一个生活在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的思想和教训是在犹太人的世界观中形成的，他的门徒也是作为犹太人来接受这些思想 ’。耶稣出于在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门徒也全都是犹太人。而对于犹太人来说， 他骨子里就隐藏着有对本民族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而基督教作为一种新型的宗教出现，在这其中又是怎样演绎的呢？为什么基督教要从犹太教分出来？其历史背景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犹太教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种闪族宗教，后来逐渐发展为一神教。犹太人最初被称为希伯来人 ，意思是：“从河那边来的”。后来被上帝呼召来到迦南（今以色列、巴勒斯坦一带）。历史从一个人开始，到一个民族，最后到一个国家。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雅各，雅各共生了12个儿子。由于迦南地发生饥荒希伯来人迁移到埃及，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演化中希伯来人沦为埃及人的奴隶长达430年之久。最后他们在上帝藉着摩西的带领下出埃及，回到迦南地雅各的12个儿子以后后代形成十二支族，原来在巴勒斯坦分居，后来统一成一个国家，扫罗作王四十年。之后由犹大支派中的大卫担任国王。所罗门担任国王期间达到鼎盛。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罗波安继承王位。由于他及一班年青的大臣所施行的苛刻政策，北部10个支族的人分离出去，单独成立以色列王国，并推举尼八的儿子耶罗波安为王；犹大支族和便雅悯支族联合成立了犹大王国。以色列王国不久即被亚述人消灭，犹大王国坚持了几百年，后来也终于被巴比伦帝国攻占。以色列民族被虏到巴比伦帝国成为奴隶。波斯帝国消灭巴比伦后。犹太人被允许回犹太区，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后来相继沦为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属民。到了公元1世纪，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没有来往的。耶稣死后不久，
犹太人起义反对罗马人，耶路撒冷被罗马大军攻破，圣殿被拆毁，犹太人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自称为犹太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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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早期基督教的演变及发展》，四川神学院2011年本科毕业论文
罗马帝国时期在耶路撒冷地区诞生了基督教,关键词是忍让，信仰主
家庭 教育 是指在日常生活中，由父母及家庭中的其他年长者 对子 女及年幼者施加的教育和影响。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家长教育对孩子的影响论文，供大家参考。
《 中美家庭教育的 文化 内涵 》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并称为教育的三大支柱，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它对孩子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思维模式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文化根源不同造成的，尤其是核心价值观的不同。这些差异对我国的教育改进有诸多启示，有利于我们在家庭教育中避免一些陈旧的观念误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当代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
(一)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的特点
1.注重“智育”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代教育已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尤其重视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分数来评判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从而忽视孩子在生活交际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使得中国孩子基础知识课程扎实牢固。
2.培养孩子“成才”
中国父母都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这样的目的促使父母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忽视了孩子的生活能力，使孩子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父母还会把自己的理想加在子女身上，这样的目标往往较高且具功利性。
3.封闭式教育
中国的家长提倡封闭式教育。一是父母注重说教，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读书。所有与学习无关的事情父母都包揽了，使得孩子缺乏社会适应能力。二是因为家庭作业负担过重，孩子缺乏 户外运动 ，给孩子动手实践的机会很少。
4.父母“主宰”
中国的父母大多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父母往往以权威的姿态出现。父母的家庭地位要高于孩子，要求孩子顺从、听话，使孩子很少有属于自己的见解。部分父母还会干涉子女的隐私权，比如，翻看、检查孩子的书包， 日记 等等。
5.重视“集体”
中国父母在子女小的时候便会引导孩子遵从集体利益的需要和要求。强调集体主义，追求奉献于集体的人生价值。例如，在生活中父母怕孩子掉队，希望子女能够跟着大部队走;不爱冒险，不喜欢自由活动也是一点。
(二)当代美国家庭教育的特点
1.注重“技能”
美国父母注重子女创造意识的训练，大部分家长都会对孩子的种种探索行为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不仅仅是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有自己个人的见解，而且鼓励孩子对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从实践中得到答案。
2.培养孩子成为“社会人”
美国的家庭教育希望能够使孩子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处理各种事情，成为一个社会人。父母善于让孩子发现自我的价值，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培养了孩子的独立能力。但如果放手不当，也会造成一些不利，甚至沾染上一些恶习。
3.开放式教育
美国父母倡导开放式教育。第一，父母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孩子，而不只是说教;其次，父母尤其重视户外运动，鼓励子女参加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但也容易造成孩子基础知识相对零散不扎实，孩子学习水平不一致。
4.家长与子女“平等”
美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平等的。家长尊重子女的个性和权力，孩子有自己的个性和意愿，子女拥有个人权利。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尊重，父母尊重孩子的隐私权，例如未经子女同意，父母甚至不会擅自踏进孩子的私人空间。
5.重视“个人”
美国人重视个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家长鼓励孩子有个性，有自我，追求个人自由发展与自我实现。而美国大片中塑造的一个又一个英雄个人主义，成为当代人崇拜和模仿的对象，也是典型的重视个人主义的体现。
二、中、美两国的文化内涵
(一)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质文化
1.仁爱原则
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原则是整个思想的内在核心。要求“仁者爱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爱人”是仁最基本的内涵，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要关爱他人、尊重他人、有同情心。仁爱原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2.礼仁一体
“礼仁一体”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构架，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按照一定的高低顺序、亲疏远近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便是儒家中集体的有等级的人伦关系。儒家思想的“礼”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为了维持社会等级存在的。
3.内圣外王所谓
“内圣”是指主体内在修养仁的境界;“外王”指对外实行要求，以实行王道。孟子从性善出发，在内圣上强调“修身”、“立命”，涵养“浩然之气”;在外王上，倡导实行王道政治的理想。儒家强调“修身”的价值，不仅将本体道德的完善看成社会的根本，而且将个体修养和他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
4.致中和
中庸理论被孔子称为“至德”，它以中和观念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和”即是事物的和谐状态，是最理想状态。“和”最重要的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中”，指的是事物的“度”，不偏不倚，它是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和”与“中”相互联系在一起，即中庸之道的核心观念。
(二)清教徒文化的基本特质
1.个人自由主义
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个人的创造 性、独立性，以及个人自由发展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精神。体现在:第一，个人权利。美国人对自己的权利十分重视，任何人非法剥夺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第二，自立。在美国，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三，自由。美国的自由观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
2.民主意识
美国人崇尚民主自由、人人生而平等，这也成为当今美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早期清教徒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继而在 社会实践 中也提倡民主与平等，反对特殊地位的不平等。
3.领导使命精神
新大陆的清教徒们坚信自己是上帝安排他们来到这块荒地，让他们建立一个乌托邦。这样的思想使人们富有强烈的使命感，认为自己能够成为后世榜样并领导民众获得成功。在民众身上的表现，更为普遍的可能是自信与竞争意识。
4.重视教育
清教徒要求每个人都能阅读《圣经》，这样才能与上帝直接地联系并理解上帝的旨意。因此，他们大力提倡文字教育，在殖民地建立了一系列学院，例如，于1636年建立了哈佛学院。
5.开拓精神
清教徒们离开祖国来到北美的这片荒芜之地，他们勇于开拓荒地，征服自然，追求财富，养成了敢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精神。美国人继承并发扬了先辈的那种无所畏惧、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在科技创新、艺术创作、日常交往以及住所的流动性等方面都得到体现。
三、中、美家庭教育差异文化内涵的比较
(一)中、美文化内涵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1)提倡人伦价值。在人伦关系中，儒家特别重视直系亲缘关系。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孝”被称为一切道德的根本。而孝的体现，便是敬养父母，即尊敬父母和赡养父母。因此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子女一般会与父母同住，在成家后也会和父母一起或是住的很近，方便照顾父母。但由于 传统文化 中等级观念，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生活中父母常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强加给孩子一些东西，例如为子女挑选工作、对象等。(2)强调整体精神。中华民族强调整体精神的内化内涵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和”思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加上与家庭和社会紧紧交织的人伦关系，便形成了一种强调整体的精神。这种集体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义利观，人们会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强调“先义后利”。正是因为这样的传统，以家长为代表的家族利益便往往高于个人利益，有些父母甚至不允许子女有自己独立的意志、财产等。这也间接地抹杀了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3)尊重传统。儒家思想中以“中和”观念为核心的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为人做事不偏不倚的价值观念。家庭教育中也讲求为人做事恰如其分，不能“不足”，也不能“过分”。父母会直接制止子女的“过分”的行为，孩子的探索、冒险活动等都会被视为“胡闹”，甚至于“离经叛道”。
2.清教徒文化对当代美国家庭教育的影响
(1)注重个人权利。与中国强调整体精神不同，美国人对自己的权利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十分注重个人权利，如未得到主人的允许不能跨进别人的家门或房间;子女的信件不能随意拆阅。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要求孩子有一定的自立能力，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例如，个人选择、独立思考、自力更生等。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小到家庭会议的投票，大到自己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等，都是个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但如果“自由过度”也会带来了吸毒、暴力等。(2)追求民主。“人人生而平等”作为美国人一项重要价值观念，人们追求平等与民主。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是民主平等的。家长认为，孩子从出生起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是自己的主人，其他人不能替孩子做决定。孩子尊重父母，父母也对孩子表示尊重。在生活中，父母尊重、不干涉孩子的隐私;孩子可以参与家庭决策计划等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3)注重竞争意识的培养。美国人崇尚竞争，是由于美国思想中领导使命感的影响。这些体现在家庭教育上便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竞争意识。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区组织的垒球队、 足球 队等。给孩子灌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引导孩子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所以，美国孩子一般都勇于自我表现，积极争取，把握机会。但在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代，人们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剧增。(4)鼓励创新。在美国人勇于冒险、开拓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一种无畏的创新精神。家长鼓励孩子去创新，超越前人，为孩子制造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环境，支持、肯定孩子的探索行为，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受美国开拓精神的影响，人们的住所也常常是流动性的。一方面锻炼了孩子适应环境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但也使得孩子流转于各种环境间，同学、朋友等没有稳定性。
四、启示
(一)严格要求，学会放手
中国现阶段的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爱是一种“有求必应”，造成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差，对父母的依赖性很强。父母需要对孩子严格要求，不要一味迁就。知道哪些需要孩子自身去完成的，要让孩子具备独立生存生活的能力。
(二)全面发展，因材施教
结合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的优点，在提倡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要因材施教，家长要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情况来发现孩子的独特性，发现个性，鼓励孩子创新，让每个孩子可以实现自我。
(三)注重德育，家庭熏陶
在当代注重“智育”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教育。家长要有意识的创造一个和谐、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孩子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
(四)树立榜样，正确引导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家长要重视榜样对孩子的影响作用，注意创造条件，让他们去模仿正面积极的事物，以便从中受到教育。亲自给子女树立榜样，因为父母的日常行为、为人处世等都会影响到孩子。
(五)实际锻炼，放眼未来
让孩子身体力行，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实践活动，从中得到锻炼。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懂得勇于面对，坚持到底。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家长不能只看到眼前，还要为孩子的以后做好准备。
(六)正面鼓励，严慈相济
中国家长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表达感情的方式会比较含蓄，面对孩子的一些优点表扬起来也觉得像批评。要给予孩子表扬与鼓励，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同时还要严格要求，掌握正确的 方法 方式以及分寸。
五、结语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式，在人的身心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家庭教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希望通过本文，能够认识到我国家庭教育的优势以及不足，解决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我国的家庭教育日臻完善，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才。
作者:李佳栩 单位:烟台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晓亮.浅析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J].大众文艺，2010(12).
[2]汪柳花.探析中、美家庭教育差异的根源及启示———以中国儒家文化和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为视角[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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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教师应注重上访家长教育方式论文 》
【关键词】农村 小学 教师 家访
摘要：家访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班主任搞好本班工作的重要补充。家访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学校与社会、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影响社会对学校教育工作的参与和支持，进而影响学校的整体教育质量。现在，在交通方便的城区，家访是一个很简单的事，而在部分农村，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家访却没有能发挥它的作用。我认为班主任、科任教师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充分认识家访工作的重要性。把家访工作做到实处。
一、正确认识家访工作的意义
学生心智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校内的教学只是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校外的各种环境因素对学生的成长亦会产生重大影响。班主任是学生学习和思想教育工作最直接的负责人，要搞好本班工作，教育和引导好每一个学生，首要的前提工作是要了解学生。家访是了解学生校外生活状况的重要途径，通过家访并结合学生在校内的表现，班主任才能对学生有一个较全面和正确的认识，才能有的放矢，困材施教，教育和引导学生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家访还可促进学校与社会、班主任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动员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教育工作。
二、良好的师德是有效家访的前提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为祖国培养未来接班人的神圣职责。因此班主任须有百倍的爱心，强烈的责任感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积极投入到教学、家访等工作中去，以取得社会的支持、家长的信任和学生的爱戴，进而为搞好教育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反之，一个缺乏爱心、缺乏责任感和良好职业道德的教育工作者，是不会去全面了解学生，也就无法教育好学生的。
三、统筹安排，讲究方式是家访实效性的重要因素
做好家访工作，引导和教育好学生，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必须明确目标，做好计划，讲究适当的方式方法。具体为：
1.周密计划，统筹安排。由于班主任工作大多比较繁重，班上人数多，不可能面面俱到，做事前计划显得十分必要。开学之初，应做好家访工作的计划。明确目的，对家访的重点、难点、数量、时间等作细致的安排，家访后，要做好记录存档，及时跟踪反馈，才能不断提高家访的质量。
2.有的放矢，注重实效。班上学生多，情况各异。因此，家访应区分轻重缓急，不可一刀切，应把后进生和特困生作为重点来安排。通过实地访察，及时了解后进生的形成背景和特困生的家庭环境状况，便于班主任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对“两生”给予关爱和教育，对转变后进生，鼓励帮助特困生，提高班级的整体水平。
3.尊重家长，实事求是。家访的成败，离不开家长的支持和配合。班主任对优生、后进生、特困生的家长等不能按个人偏好来看待，应一视同仁，均给予他们同样的关爱。家访时，要全面、客观、公正的反映学生的在校情况，对优生，不能一好百好，忽略他们的缺点;对后进生，不应以偏盖全，说得一无是处，应看到他们的优点;对特困生，要鼓励他们树立信心，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公务员之家
家长在长期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对其个性、特长、优缺点较了解，有些家长在对学生的教育方面不泛真知灼见。对此，班主任要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虚心向他们学习，互相交流和提高。对个别学生家庭影响学生学习和身心健康的做法，如粗暴、溺爱、放任自流等等，班主任须以诚相待，希望他们能消除恶习，为其子女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总而言之，认真扎实地做好家访工作，是全面了解学生，搞好教育教学工作，推进素质教育的良好方法。为了祖国的未来，班主任责无旁贷，任重道远，必须努力做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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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是指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成长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是整个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家庭教育的影响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一、家庭教育对儿童教育的重要影响
1.家庭教育是育人的起点和基础。
父母对孩子进行学前教育是儿童接受幼儿园、学校教育的基础，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让孩子在进入社会接受集体教育之前，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保证。在孩子入园或入校之后，再配合幼儿园、学校的教育方式，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的重点是以品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即培养孩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良好行为习惯。行为习惯主要包括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劳动习惯等，这些良好习惯的养成都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如果父母对孩子从小就培养其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习惯，不溺爱孩子，让孩子通过父母的教导养成热爱劳动、干净卫生的良好生活习惯，可以让孩子在以后的集体生活中能够更加独立，成为倍受欢迎的人。另外，在学习上，要适当地对孩子的学习状况进行监督和辅导，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良好习惯的养成都会成为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基础和重要起点。
2.家庭教育具有强大的权威性。
家庭是儿童生命的摇篮，是一个人出生后感知世界的第一个场所。幼儿时期是人生熏陶和染化的开端，许多基本能力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如语言表达、基本动作和生活习惯等。3岁到6岁之间是学龄前期，在这个时期是人的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家长在此时期要做好家庭教育，从而实现孩子早期智力的开发。家庭教育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因为子女在物质生活需求方面和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对父母长辈存在很大的依赖性。父母的教育比较容易被孩子接受，家长应该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一特点，让孩子形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父母教育的效果如何，要看家长树立权威的强弱程度，父母权威的树立不能是对孩子一味地限制，而是要建立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上，采取刚柔并济的方法，使父母在孩子心目中树立起慈爱而威严的高大形象。
3.家庭教育具有强烈的感染性。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缘天性是无法分割的，父母的喜怒哀乐都会对孩子产生强烈的感染作用。当父母开心的时候，孩子也会感染到快乐的气氛;而当父母情绪低落时，孩子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和波及。另外，父母对待事物的处理方式也是孩子效仿的重要模板。如果家长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容易感情用事，脾气暴躁等，长此以往就会使孩子就会盲目地吸收这些缺点。如果家长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能够沉稳淡定、处变不惊，则会逐渐感染子女的处理方式，让孩子字处理事情时能够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家长要做好榜样，为孩子的将来打好基础。
4.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优化孩子的心灵。
孩子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由家庭步入社会大环境，孩子会接触到家庭以外的人、事、物，社会中的真善美、假丑恶都可能进入孩子的视野中，这个时候就要求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抓住日常的琐事，帮助孩子辨别社会中的是非。让孩子真切的感受到真善美的积极阳光，假丑恶的阴暗卑鄙，引导孩子发扬真善美，抵制假丑恶，优化孩子的心灵建设。
5.家庭教育可以促进学前儿童自我意思发展的关键。自我意识是进行自我教育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教育的关键。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自我选择和自我调控能力的形成方面。如果儿童能够对自己生活中的事情做出正确合理的选择，同时具备自我调节能力来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不怕挫折，勇敢面对，那么就可以比较顺利、健康的成长，幼儿时期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以后儿童入学甚至今后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自我意识可以培养孩子对自己正确的评价，正确、积极的看待自身的不足之处，并积极改正，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中的荣誉和挫折。
二、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整体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它是指家长对子女实施的教育。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也是孩子的启蒙教育，对以后的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起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所以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未来。我国在家庭教育中一直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如过度保护，很多家长过于注重孩子的表面需求，而忽略了内心的需求，对于孩子过分地保护，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过分溺爱，很多家长对孩子过分地宠爱，逐渐形成了一种家长包办的形式，使孩子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过分依赖父母等，这样容易造成孩子的身心严重失衡，会出现暴躁、冷漠等问题;漠不关心，孩子为了引起父母对自身的注意，经常会做出一些叛逆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容易让孩子误入歧途，所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关心是必不可少的。
三、幼儿教育的发展目标
目前，很多的国家改变了传统的幼儿教育方式，注重培养幼儿的素质、性格和智力三方面，同时也培养幼儿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体现幼儿教育的社会价值。幼儿教育的发展，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主要是强调幼儿的全面性发展，使其成为有尊严、有价值的个体，同时也为幼儿的发展奠定教育基础;从构成上看，幼儿教育中主要包括身体、知识、能力、智力、精神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要注重幼儿教育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共同发展。虽然每个国家在教育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幼儿教育的内容基本反映出发展幼儿教育的影响。
四、家庭教育对幼儿教育的影响
1.家庭气氛。家庭气氛的好坏直接影响幼儿的发展。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使孩子更加的开朗、活泼、热情、大方、诚实、懂事等;与之相反，不好的家庭氛围会使孩子形成自私自利、嫉妒、懒惰、没礼貌、没教养等品质。
2.教育态度与方式方法。家长应根据不同孩子的不同性格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如果家长采取的教育方式合理，那么孩子很容易显示出独立自强、积极的一面;反之如果教育采取的是顺从和溺爱，那会容易造成孩子的适应能力差，使孩子形成任性、蛮横的态度。
3.家长的文化素质。家长的文化素质会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产生影响。父母的文化素质高，对孩子的要求和期望就会很高，希望孩子能够得到全面的、完善的教育，同时在学习和做人方面对孩子有较好的指导。反之，如果家长的文化素质偏低，其本身思想不上进，那么对孩子也不会有太高的要求，更加不会关心孩子的学习与身心的发展，只懂得娱乐而忽视了孩子。
为了让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家庭教育，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努力营造和睦的家庭气氛，认真仔细地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提高教育孩子的水平。家长应为孩子的一生负责，对家庭有高度的责任心，让孩子在和睦的环境下健康快乐地成长，平时加强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更好地了解孩子，并引导孩子健康快乐地发展。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对幼儿的发展相当重要，只有在保证家庭教育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对孩子进行幼儿教育，家庭、学校、社会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它们之间联系紧密，互相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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