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就没法帮你写了，既不知道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也不知道政治指的是哪一方面，马哲、毛概、还是……不过大体思路不是把政治理论与实际的生活相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论述实际，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 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状态。在政治文明的三维结构中，体现精神实质的政治意识文明可视为其内在的灵魂。正确地揭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对于研究政治文明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治意识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观念形态。政治意识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在内的人类政治意识系统。政治意识文明就是上述政治意识不同层面的进步状态。从构成要素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包括文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政治道德。从价值取向来说，政治意识文明则是包括公平、公正、正义、理性、权利、义务、责任、自由、自主、平等、博爱、民主、法治等难以一一列举的进步的政治理念。 政治意识文明总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必然地要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社会存在的变迁推动着政治意识文明的发展。因此，研究政治意识文明不能脱离现实社会条件。罗素说过：“政治理想必须根植于个人的生活理想。政治学的目标就是要使个人的生活达到最优。政治家所考虑的应当是各式各样具体的人——男人、妇女、儿童——而不是别的或凌驾其上的什么东西，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这个世界。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政治学的使命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有必要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意识，同时也要尽快提高公民的自主意识。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使“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列宁也特别强调群众的自觉性是国家力量的表现，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 就目前我国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政治意识文明发展的。199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 政治意识文明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我们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来谈政治意识文明，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意识文明的独立作用。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时代，直至现代的信息时代，其中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时代意识，而且这种时代意识制约着整个文明的发展。 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总之，在每一时期，在每一文化阶段，这种单一的‘内在精神’都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个由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构成的完整体系。其中政治意识文明是政治文明的精神状态，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规范要求，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的外在表现,政治意识是政治文明之魂
政治学论文：政治学跨国比较研究述论
在国际学术交流久已有之而于今愈加频密的情况下，对于政治学学科在各国的发展状况做出一个跨国性的比较研究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20世纪60至 80年代，政治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从业人员的规模、研究工具的创新和知识成果的积累上，都发生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不断扩展的革命。但同时也存在一个薄弱环节，即很少系统地总结这门学科整体的历史发展，很少注意这门学科在每个国家、特别是美国以外的国家中发展的特点。实际上，就笔者观察，在政治学学科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零散混乱、沟通超载、方法论上过于标新立异、学派之间汲汲于对抗和冲突、研究工作中不容忽视的交叉和重复等等。因此，回顾这一学科的知识发展过程，特别是采取一种跨国比较的视角，综合而全面地认识现存的主要问题，进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显得极其必要了[1]。
一
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D·伊斯顿和J·G ·冈内尔这两位知名学者的推动下，来自许多国家的政治学家开始了一次经由比较研究的视角对政治学学科发展展开回顾和反思的学术尝试。1991年，由他们主编的《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一书问世，集中记录和展示了学者们集体努力的结果。全书的主体部分是由分布各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撰写的，分别概述政治科学在本国、本地区发展情况的论文，其中又特别突出地考察了70至80年代这段时期的发展情况。
一般说来，所谓跨国的比较研究往往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在相对统一的研究框架支配下，多个个案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把握不同国家在不同条件下存在的共同问题或发展趋势;而因其问题或趋势在不同国家出现的非同时性，又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乃至采取能够避免重蹈覆辙的措施。另一方面，这样的比较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和认知在宽泛界定的共同问题或发展趋势之下仍然存在着的变异现象和特殊问题，进而启发我们进一步去探究其背后更加深刻的原因。
对此，《政治科学的发展：比较研究》一书的主编者伊斯顿和冈内尔在“导言”中作了一个精彩的分析。他们从宏观角度着重讨论了在各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中存在的两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
第一是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其外在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指出，政治科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环境的影响。这又包括两个彼此区别又相互关联的层次。一是政治科学同其它研究领域的关联，即学术生态环境;二是政治科学、各门社会科学学科同政治体制、政治文化、政治现实的关联。由此产生了两个主要的疑问：其一，由于政治科学反映政治环境，又由于知识标准对于学科的历史发展来说是相对的，那么人们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得到普遍的政治知识?其二，政治随时都要提供一个话语系统，而政治科学借助自己的语言和方法，试图在某些方面超越前者;那么在何种程度上政治科学可能超越它的母体文化?在何种程度上政治科学可能接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普遍性?两位学者指出，所谓的外在环境可以小到研究所、大学或是具体的社会政治事件，大到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系统，最宽泛时可以包括整个社会，即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这样，像知识社会学等研究途径，无论从理论或是实践上讲，都难以确定和说明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再者，说明上述相互关系的术语也难以界定，像影响、作用、反映、认识、归因于、原因、教育、互动、反馈等等。[2]在笔者看来， 伊斯顿与冈内尔实际上在这里提出了科学的普遍性同各国社会政治环境及其文化限制之间的矛盾问题。
第二是政治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平行发展与相互渗透的问题。从历史起源和概念应用上讲，当代政治科学是一个美国特色浓厚的社会科学门类。这门学科在不同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输入、调整、适用美国政治学界首先创立和运用的各种假说、方法、理论知识和学术成果。这样就构成了一种美国政治科学的“帝国主义”与各国政治研究按照传统自行生存的现象。各国政治学界在引入这种外来的政治学科知识时，往往会在内容上和应用中对其方方面面作大幅度的改造;这在美国人看来是一种歪曲，而在接受国看来这是本土条件所必需的文化适用。与此同时，学术交流并非单向的，不仅仅是由学科中心向边缘的流动，而是一种复杂的互动。例如，美国的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实质上就受到欧洲学术界的影响。此后，整个政治科学的教育系统情况还表明，一方面有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另一方面有最初思想输出所引发的后续波的作用。在存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新国家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其它对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影响甚大的研究领域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与欧洲之间这种学科共存共生、潮来潮往的现象[3]。在笔者看来， 伊斯顿与冈内尔的这一论述提醒着我们：政治科学知识在由其相对早期创生和发展的国家向不同国家、向异族文化输导时，接受者在领会与解释时应该警觉其中必然引发的诸多理论问题和技术性问题，同时也要保持冷静的学术心态，即一定要认识到学术交流是双向，甚至是多向的。
二
同书收录的E·伯恩森所撰专文， 集中讨论比较视角下的.政治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问题;其他国家的学者在分章叙述本国政治科学的发展状况时，也时时提到类似的现象。而据笔者所涉并不广泛的阅读而论，上述问题其实早已得到许多敏感学者的高度重视和热烈讨论。而综合这些意见，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在笔者看来，政治科学在各国的制度化进程及其影响的问题是首先值得重视的问题。从学者的讨论来看，制度化有两层含义。就其大的方面而论，政治科学的发展同各国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分不开的。从小的方面看，政治科学有赖于自身的学科整体建设。伯恩森指出，许多学者都将政治科学称为特殊的美国式学科门类，但S·亨廷顿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 亨廷顿早在1988年就讲过，无所谓美国的政治科学，实际上应当是民主的政治科学;它无非是在美国最先、也最充分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美国有着当代世界产生最早、历史最悠久的民主制度。伯恩森进一步具体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科学19世纪末在美国成为独立学科，自有其历史的原因。首先，是政治科学适应了这个新世界的需要;与民主的扩大相伴生的，是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它们成了政治科学产生的前提。其次，是美国灵活的大学体制。在近代欧洲，社会科学未能充分分化，社会学常常被看作囊括文化、经济与政治问题在内的一般社会科学。而在此时的美国，由于民主制以及科学界组织方面的可能性，政治科学得以制度化，其标志就是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学院的创立。即使在今天，较之于政治科学这门行业在世界其它地方的状况而言，美国的政治科学群体规模也更为庞大。再次，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霸主地位，使得美国的政治科学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政治科学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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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杂志的封面上是否有双效期刊的标志 例如读者 小说月报并不是杂志是非法的 而是有些杂志属于内刊 也就是不公开发行 但不一定受众群体非常小很多内刊也是没有稿费的 例如星星文学
挫折并不可怕，而且挫折是人生的必修课，所以我们应该正视挫折。 我们不仅不应该害怕挫折，反而应该感谢挫折，你想想看，是不是挫折使你明白生命的内涵？他告诉我们生活的八字真诀：正视、不屈、沉着、奋进。 挫折是福：顺境中人们看到的是鲜花和笑脸，然而，习惯于喜悦侵润的心灵往往承受不起打击的负荷，只有迎向挫折，尝遍人间酸甜苦辣，感受世态冷暖炎凉，才能有更多一层对生活的领悟，更了解人生的真谛。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碰到挫折不要畏惧，不要厌恶，从某方面说，挫折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历练意志的好事，惟有挫折与困境才能使一个人变得坚强，变得无故。挫折可以锻炼我们克服困难的种种能力，森林中的大树，不同暴风骤雨搏击过千百回，树干就不会长得十分结实，人不遭遇种种挫折，其人格，本领就不会走向成熟，一切的磨难忧苦与悲哀，都足以帮助我们成长，锻炼我们。挫折足以燃起一个人的热情，唤醒一个人的潜力，而使他达到成功，有本领，有骨气的人，能将“失望”变成“动力”像蚌壳那样，将烦恼的沙烁化成珍珠。 挫折和失败都是成功的向导。挫折也是一所人生的好学校，挫折是一所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将学会怎样做人，你将学会独立思考，怎样选择，这一切都决定你一生的命运。心理学家认为：对挫折的体验，能培养人从容应付风险的能力，一旦发现自己能在风险中挺过来，对失败的恐惧就更少了。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失败的人生绝不是完美的人生，当你战胜失败时，你会对成功有更深的感悟，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感悟中，你走出了一个完美的人生。哲学家科林斯说：“不经历挫折，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表象，只有历经挫折的磨难，成功才能像纯金一样发出光来。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经历了挫折却不知道总结挫折的教训，暂时的挫折不应该是消沉的原因，而应该是继续奋斗的起点。逃避挫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与挫折相处，不怕挫折，勇于面对他，接受他，并从挫折中吸取人生的经验和营养，从而使自己在不断经历和克服挫折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壮大，直至走向成功。 我忠心希望你可以正视挫折，藐视挫折，勇敢的面对挫折，最终走向成功。为了自己的快乐，为了成功后的快乐，努力吧。加油。我们共同为了快乐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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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佛教与____、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其基本教义是，把现实断定为“无常”“无我”“苦”等，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以及个人生活都充满着苦难，整个现实世界是苦难的集合体。造成苦难的原因不在客观环境，也与社会制度无关。完全在于人类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自身，即所谓“惑”、“业”所致。只有依照佛教指引的道路去进行宗教训练，彻底改变世界观，才可以超出生死轮回报应，得到彻底解脱。这种最后的精神解脱境界就叫做“涅槃”。这些道理内含在“五蕴”、“四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 文化 相结合，发展成为中国的佛教，而且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 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佛教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初始期是外在的，其后则逐渐转变为内在的了。也就是说，佛教也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部分。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有利于真正打破儒术的“独尊”
在中国的哲学传统中，儒术被独尊。尽管中国的历史上有过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以及后来如唐朝也出现过极其短暂的儒、道、释三者鼎立的时期，但是自汉代以来基本上奉行的是“独尊儒术”。其实，宗教是人类思想意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有人曾把人的思想意识分为三个版块，即科学、哲学、宗教。通常的知识就交给科学，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暂且交给哲学，哲学解决不了的问题暂且交给宗教。三者成鼎足之势，各司其职。所以我认为，从思想意识的完整性的角度出发，也应该把宗教放在适当的位置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宗教在中国的思想领域里尽管从未成“正统”，不过它在中国确实存在。既然中国有宗教存在，我们就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的思考与研究。这种思考和研究有利于展示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全貌，有利于我们真正打破儒术的“独尊”，有利于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 鸣”与和谐发展。
三、有利于取得思想与哲学的突破和发展
(一)宇宙论的扩展
中国古代多以“天”来表述宇宙的观念。而老子是中国宇宙论的创始者，他打破了以天为最高主宰的观念，形成以“道”阐述自然的宇宙哲学。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根本，先天地而生，在上帝之先。“上”、“天”、“帝”只是与地相对待，是相对概念。因而取消了天主宰一切的观念。佛教的宇宙哲学非常丰富，对宇宙的形成、宇宙的运行规律等都有创造性的说明。佛教的“须弥世界”说、“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和时间上的多元性，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
(二)本体论的深化
本体论是辨析宇宙中一切实在的最终本性的理论。中国传统哲学称之为“本根”。佛教哲学重视对宇宙万物本原、本体的探究和论述，形成了丰富的本体论学说。佛教本体论传入中国的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宋明理学中的“理一分殊”的本体论以及明心见性的修行方式等方面，都明显吸收了佛教的思想成果。
(三)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没有系统的心性之学。中国传统天人关系论大多倡“天人合一”论，即人是宇宙的一份子，天人相通、天人相类。中国佛教哲学著作中阐发最多、最集中的课题就是心性论。因为佛教追求人生的解脱，最终归结为心的转化和超越。隋唐以后，儒家哲学也将其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便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人生论的提升
中国传统哲学的人生论较为发达，中国思想家多关注现实人生的关怀，对人生问题研究的比较深入。佛教以“涅槃论”来阐述人生的最高准则。佛教对人生问题的研究非常多，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和济世的“六度”思想。佛教的这些人生论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生智慧，使人从现实中得到超脱、不为凡情所动的保持自我的能力。对中国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五)认识论的推进
中国传统哲学讲认识论，多以儒学的诚心、正意与格物致知为中心，并融致知论与道德修养为一体。佛教传入中国后，较少运用否定性的思维和语言，主张直接感悟，使认识和思维更向直观性方面发展。以求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境界。从而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之不足。
(六)辩证法的丰富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对立统一关系的探讨中，古代哲学家以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万物依存关系进行了细密的辨析。佛教辩证法内容非常丰富，对宇宙人生进行了系统地的分析。佛教虽然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但它在论证其宗教唯心主义观点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逻辑分析 方法 和辩证法观点。佛教辩证法打破一切人为的界限，将差别、矛盾、对立统一地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规律，对中国哲学的辩证思维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融合了中国的儒学、道学、玄学，对佛教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特有的论证、解释和发挥。它继承了佛教哲学的论证方法，运用“缘起论”等进行相对主义的论证。在论证、解释过程中，中国佛教哲学突出了它的思辨性的特点。中国佛教哲学的发展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深化，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一环。
四、结语
佛教在中国传播的两千多年中，不仅自身得到了极大地、有益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文化财富，特别是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增加了浓重的一笔。总而言之，中国哲学的发展与佛教哲学思想是不可分割的。佛教不会因为封建社会的过去和科技文明的发展而消逝，正相反，不论是研究古代的中国哲学还是近现代的中国哲学，都必须要深刻了解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历史渊源及内在的思想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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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旨在通过联系的 方法 来阐述问题，使人了解我们的 经验 世界，并为创造更伟大的创造而作各种尝试。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高中政治必修四关于哲学的小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哲学的祛魅——当代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
哲学旨在通过联系的方法来阐述问题，使人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并为创造更伟大的创造而作各种尝试。一种哲学思想的变化，往往能决定人们 思维方式 的改变，甚至带来某种巨大的社会变革。
一、哲学史概说
科学和哲学可以说都起源于宗教，或者毋宁说，起初科学、哲学、和宗教是一回事，神话是了解世界最原始的尝试。因此，在西方世界有一句 名言 “神学大于科学”，就是这个道理。人最初根据自己浅薄的经验来解释那大部分以某种理由(主要是实用的理由)而引起注意的现象，人赋之以生命，把设想现象看作是活着的灵魂，因此有了“神话”之说，神话将其人们无法合理解释的自然及社会现象物化，因此有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在许多民族中间，这种模糊不清的物化论，慢慢地影响着个人的创造或他们的 逻辑思维 ，进而变成了他们所拥有的智慧，当然，其中想像和意志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哲学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不可以称之为历史。
目前我们所提到的哲学史，通常意义上都是指西方哲学史，而西方哲学往往从古希腊人开始，现代哲学文明都是建立古希腊人的 文化 之上的。我们通常把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当代哲学。哲学史有其继承、演变、发挥和推翻的过程，要研究整个哲学史，不是在一篇 文章 甚至一部著作中就能完成的，因为这其中包含了太多的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很难做到不偏不倚，并且尽如人意。因此，笔者再次无意探讨这一浩繁的历史画卷，仅就当代哲学发展历程做一粗浅的探讨。
研究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意义重大。很多有识之士都对目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干兴趣，都力求为人类如何在文明世界中找到自我而绞尽脑汁，然而，答案向来不统一。顾名思义，人们要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之根本生存原理，就必须弄清过去和当代的理论、宗教、政治、法律和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而当代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了解当代西方哲学地位变化，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以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二、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哲学演进的影响
如果给当代西方哲学一个时间界限，笔者认为应该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那个时候，西方哲学在主题、对象、方法、内容及表达形式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西方哲学在其发展方向、行动趋势以及历史地位上完成了彻底转折，其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当下的很多哲学思潮的出现，都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次变革相关。哲学领域的这次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主要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相关，后现代主义这场席卷当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具有反叛性、革命性、时尚性和另类的思想运动。它首先颠覆了传统哲学的霸主地位，褪去了哲学头上的光环，洗尽了哲学曾有的魅力和神秘，使被称之为科学之科学的西方哲学风华不再，流浪人间。同时，后现代主义使哲学领域绽放出了一道五光十色的异彩，呈现出了哲学多元化的场景，这种多元化进而成为了未来哲学发展的潮流。
在此期间，哲学开始向美学转向，日益被反应为日常的生活化、大众化和世俗化。同时，那些曾经给哲学当小兄弟的文学、史学、自然人类学开始和哲学套近乎，哲学终于成为了“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推进者。哲学精英和大众的分野日益消失，在“作者死亡”的 口号 下，人人称孤道寡，处处浸染沧桑。尽管卷入这场波澜起伏、离经叛道运动的大多数思想流派或思想家有着迥然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理论和思想观念，但他们都无可否认地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后现代主义怀疑一切，以往的权威、常识和真理都被后现代主义作为了他们革命的对象。第二、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本来被应用在自然科学领域，这时也被搬入了哲学的殿堂，后现代主义站相对主义立场上，对多元文化进行相对认知，夸大人的作用，把人的价值标准作为万物衡量的尺度。第三、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转向，以及对语言的解构主义分析。第四、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浪漫主义风格，对从前的启蒙主义形成了极大的挑战。第五、后现代主义的东方主义情结，以往的西方哲学关注的都是西方世界，以西方文化为研究背景，以西方世界作为研究对象，后现代主义的最可取之处在于，它把眼光从西方转移到了东方，不再单一的看世界，而是全方位的看。第六、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审美主
义。审美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美学理念影响着 文学创作，也影响着 哲学的 发展。第七、后现代主义反理性、反本质、反形而上学，主张结合实际解决问题，这显然与从前的思辨逻辑不符。第八、后现代主义对人类中心论的批判。第九、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对哲学终结论的批判。第十、后现代主义将哲学范式进行了彻底颠覆，对个体理性与主体中心进行了解构，认知方法从认识论走向了解释学。以上是笔者对后现代主义十大特征的 总结 。
显然，后现代主义旨在于哲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中标新立异，反传统，反权威是它的中心思想，怀疑一起是它的斗争方法和手段。它鼓吹否定性、非中心化、片断化、差异和重复，批判和颠覆理性、统一和真理。它所关切的现实都是破碎的、变化的，非理性的，非传统的，非连续的。后现代主义认为，哲学和科学都已经丧失了其本来魅力，它的终极目的是要铲平哲学和文学间的界限。后现代主义对于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整个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哲学批判和论战中最全面、最根本性的一场批判。在这场批判中，哲学的王冠被摘下，有如当年高高在上的杨贵妃在面临马嵬兵变时，表现出的“花钿委地无人收”，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崛起，大家都想通过这场对西方哲学的彻底批判来完成自我学科的救赎和新生。
三、西方哲学地位的走向——从认识论到解释学
前文我们提到了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哲学的彻底批判和颠覆，实际上，西方哲学地位的最终转化，就是“认识论”的转向，是认知方法的改变，也是人类认知思维的改变，也就是要从中世纪哲学，也就是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转向近代的认识论问题。而后现代哲学又从认识论转向了解释学。从认知的范式来看，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这种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人的一种思维逻辑，即人文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的特征我们前文已经提到过，这就是试图改变传统的思维确立，反对本质主义对普遍性的约束力，重视对象的差异性，尊重对象的多元化，重视人的个体思维，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这种人文思维逻辑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它的根源在于转换你的认识范式，即从主客体对立，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以实证科学为楷模，重视逻辑批判性，重视 语言的作用。与之相伴随的，人们认识世界的方法逐步由客观转向合理，由普遍转向合法。
结 语
西方哲学地位的变化标志着人类思维新范式的一种确立，使得不同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由对立转向对话，由斗争转向合作，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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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污染情况；全国的沙漠化情况；还有全国的经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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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围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现阶段学习政治经济学有以下意义：1、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2、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成功经验。3、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经济理论。4、能够帮助我们掌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更好地理解党和政府的经济政策。5、是学好其它学科的基础科学。政治经济学有三个特点：1、实践性：是说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坚实基础上的。过去，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创立了有高度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阶级性：是由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或阶级世界里，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利益必然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差别。3、人文性：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除了表现为某种阶级性之外，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国度性。理论经济学人文性的另一种内涵，便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没有完善的全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稳定。因此，解决好“三农”问题，应当是我国政府下一步财政政策调整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农民的收入政策问题。我国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但是，在经济转型期，农民收入问题比较复杂，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同时考虑在我国农村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和解决农民收入这个双重的、有的时候是相互矛盾的问题。近年来，纵向比较，尽管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但是同城市的情况相比较，收入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我们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情况为例，在前三个季度，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347元，扣除物价因素，比去年同期实际增长％；而同期农民现金收入人均只有1802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率只有％。农村与城市相比较，农民同期的收入只相当于城市居民的％，尚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而同期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也比城市居民低个百分点。其次是农业生产条件问题，主要是政府对农业领域里的公共投入不足（例如，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技术研究与推广等等）。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实际上也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均证明，增加属于“绿箱”政策（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的农业公共投入，可以通过提高单产水平和替代私人投资等方式有效地降低单位农产品的私人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的国内生产者价格，提高我国农产品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国家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再次是农村经济体制问题，即进一步稳定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证明，稳定和安全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是确保稳定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完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为完善的土地使用制度，可以提高预期收益，有利于增加投资和提高生产率。积极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乡村与城市区域划界的改变的问题，更主要的，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纵观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无一例外地都经历过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甚至是市场化；反之，推动工业化的结果必然也是城市化。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发达的国家无一不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因此，我国经济和社会经历城市化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经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的重点，应当是积极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城市化。2001年，我国人均GDP大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GDP大约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在37％左右，这意味着我国大约有5亿人左右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的起点上；2002年我国的成化率达到％，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引起的投资热潮的高涨构成了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双引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因此我国政府财政政策在这个方面调整的重点应当是转变传统的财政投资方式和理念，引入非政府部门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供给领域，提高财政政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使用效率，以便有效解决我国城市化的高成本问题。我国城市化高成本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的高投入。例如水电、燃气、公路、交通、绿地等等，都需要相当多的资金投入；二是公共服务的高投入。例如控制和治理环境污染，公共服务部门（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相对高额的人工费用，教育，城市运营，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城市化的费用；三是社会保障的高投入。这一方面是我国目前尚无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在大量的农民变为城市市民的情况下，即使是城市本身的社会保障投入也必将增大。而下一步的发展必然是建立起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城市和农村全体居民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在这个体系建立的初始阶段，无论费用出自政府还是居民个人，都将是一笔高投入。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就是高成本，因而需要高投入，高税收。因此，我国政府面对高速度的城市化进程，一是利用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力解决好非政府部门对城市化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投资问题，二是要提高政府财政支出的效率，尽量减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政府财政的资金压力，三是要进一步调整税制结构，建立健全中央税和地方税体系，确保政府有比较充足的财源和财力履行其职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成为一体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我国政府在经济转型时期，其财政政策的制定、实施与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到开放经济这个现实，实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开放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因此，传统的治理失业问题和通货膨胀或者紧缩问题的财政政策必须改变，必须充分考虑政策的国际效应，必须重新估价一个国家的政策由于国际经济的影响，由于其他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而形成的抵充效应。2003年10月底开始到目前出现的中国粮食、食用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波动，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以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政治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历史研究法、制度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结构-功能研究法。
指导人们进行政治研究的总体性原则和观念，或称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在方法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差别与对立。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意识形态，影响人们对方法论的选择。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政治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辩证地客观地认识和分析政治现象，其基本点是: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任何政治问题都必须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进行考察。②从具体到一般。研究政治现象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从中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而不能用主观预定的模式去规定具体现象。③理论联系实际。政治学研究要紧密联系实际情况，用政治理论指导政治实践，同时使理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④阶级分析。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复杂的政治现象，以揭示政治现象的本质。⑤经济分析。政治归根结柢是经济的反映，是为经济服务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政治生活，这是分析和理解政治现象的基本观点。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外,历史上曾出现过4种主要的方法论：①伦理学世界观。它从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研究和解释政治现象。这种方法论在西方和东方古代时期起基本主导作用。古代的政治学者相信道德目的是“公民营”共同生活的根本欲望，国家的建立是为了实现正义，伦理的目标和原则渗透政治，各种体制、组织设置和权力的行使均以实现某种道德价值为目的。人们的道德观念制约着社会生活。②神学世界观。它相信上帝创世、上帝安排俗间秩序、人法上帝，一切人间的政治现象均应从与上帝的关系中得到解释，人间的一切政治生活都是神的意志决定的。这一方法论基本贯穿于中世纪。中世纪的各派政治思想家，虽在观念上有分歧，但在方法论上是基本一致的，都从神学角度论证自己的政治理论。③法学世界观。它认为一切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都是以权利为根据由国家创造的。这一方法论盛行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是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法学世界观突出国家和权力的作用，从敬神轻人转为尊人重世，注重人的权利、自由、欢乐和幸福。它注重从人的权利出发来论证政治制度，从政治制度来论证政治生活,把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看成是决定性的。这一概念框架，后来虽有很大变化，但其基本精神迄今仍是西方政治研究的主导方面。④社会学世界观。它认为政治生活的发展与全社会的各种运动和诸多关系相关，因此不能仅从政治制度出发来解释政治现象。社会学世界观提倡实证性和批判性的观念，主张从社会改造出发设计理想的政治。这一方法论于19世纪上半期开始盛行。以上 4种世界观都在一定时期占统治地位，但在同一个时期除了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外，同时还存在着其他占次要地位的世界观。19世纪末以后，又有新的方法论陆续产生，如心理学方法论、系统方法论等，但均未获得前几种方法论那样压倒性的地位。学科性方法 采用其他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学科性方法在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日益交汇的趋势下发展较快，出现了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地理学、生物政治学、生态政治学、政治伦理学等。它们分别借用一定学科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如生物政治学注意研究生物因素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从人类生命科学的角度解释政治结果和政治过程，注重应用生理学、心理生理学和心理药理学等原理。生态政治学则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生态环境对政治系统会产生生态学意义上的影响等。分析性方法 根据一定的原则和结构分析政治现象，设计一定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框架，把研究对象的各项变量纳入一定的理论框架之中。分析性的方法种类繁多，如行为研究法、政治系统分析、学习理论、社会化理论、精英理论、认识差异理论、个性理论、心理研究法、团体理论、体制理论、组织理论、政策分析、契约理论、理性理论、博弈论、角色理论、结构功能理论、政治沟通理论、交换理论等。这些方法均有自己特定的应用规则和程序，并有自己特定的概念框架。它们注重从自己确定的原则出发分析政治生活和政治现象，并把政治现象纳入自己的分析模式中加以考察。这些方法并不是关于某个特定对象的理论，而是从各自的角度来透视和解释政治现象。工具性方法 用严格的规则实施搜集、处理和分析有关政治现象的数据和资料的技术和手段。这些方法的目的是使政治学研究建立在定量分析、精确计算的基础上。工具性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占主导地位后迅速发展起来，适应当代政治学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的转变。工具性方法主要来自统计学、数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工具性的方法包括定量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实验研究法、模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形式理论、预测分析、内容分析、因素分析、目的－手段分析等。这一类方法的发展，丰富了政治学研究搜集和分析材料的手段。当代政治学的发展与工具性方法的发展密切相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包括：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方法。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来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过程。
从而揭示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及其发展运动的本质。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
二、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研究政治经济学，还必须运用科学的抽象法。科学的抽象法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的统一，它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进行的。
三、科学思维逻辑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科学思维逻辑方法，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时，按照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逐步上升到比较复杂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范畴，阐明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逻辑发展进程。历史方法，则是在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时，按照它的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来把握其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内容：
一、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
二、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
三、形成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具体劳动不是价值的源泉；
四、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即死劳动，只是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