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文化传播创新的新思路论文
摘要 ：1945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日本现代漫画已经风靡至今。善于故事漫画的创作，借用文学创作的手法，漫画的创作题材更加宽泛和多样化，意识到电视的重要性，善于利用连载时间地吸引读者等已经成为日本动画成功的不可复制的经验。
关键词 ：日本；动漫；文化传播；创新
日本动画中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一直为漫画界所称赞，不管是本国还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不管是欧洲还是北美，日本动画几乎借鉴了所有优秀的传统文化。本文将主要探究日本动画对本国和其他民族传统文化的使用，以及其所带来的持续的影响、蕴含的大和民族的精神内涵和一些不足。
一、革故鼎新，创新民族文化
日本动画对传统文化的运用，以多角度展现历史的方式进行。它结合当代审美需求，运用现代传播观念与方式，使得读者从动漫作品中体悟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以被当作日本神话、传奇、小说素材，为日本传统武士刀精神代表之一的弁庆为例。镰仓时期，源义经遭到兄长赖朝的通缉，打算逃往奥州平泉。弁庆化妆为山野修行僧的队长，源义经与旁人装作弟子。为化解源义经身份被识破的危机，弁庆责打义经，以此证明义经只是普通弟子。这个故事被运用到日本动画《名侦探柯南》剧场版《迷宫的十字路口》中。弁庆石、鞍马寺、蹴上斜坡疏水公园等有关源义经和弁庆故事的日本京都场景被成功地塑造成该侦探动画的场景，成为构建整个故事的框架。并且动画中，武士的忠义与智慧、主人的宽容又被赋予了时代的内涵，“进化”到主人公柯南与服部平次身上，向观众展现一段真挚的友谊。故事发生在京都，患病服部平次的女友被黑势力抓走，想夺取他手中的珍贵佛像上的水晶珠。面对患病的服部平次，主人公柯南把坚持的平次击打昏迷，自己孤身去救助平次的女友。扎根于传统文化，改编各国知名的历史事迹或英雄名将的故事，是日本动画创作中一个永恒不老的主题。也因为这样，日本动画才会经久不息而独具生命力。凭漫画《三国志》夺得1991年“日本漫画协会奖，优秀奖”的漫画家横山光辉，创作的《德川家康》《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平家物语》等历史漫画使他成为日本历史漫画的权威。在漫画《丰臣秀吉》中，漫画家就以一种迎合青少年的眼光，以穿越的角度，通过一个穿越到丰臣秀吉时代的少年的所见所闻，来讲述丰臣秀吉波澜壮阔的一生。
二、源远流长，汲取中华文化
任何一部成功运用传统文化的日本动画作品的作者，对相应的传统文化都有着深厚的了解和热爱。只有在这些基础上，作品才会更有生机与活力。如果说只是简单地还原一个历史故事、一个神话传奇，那么再去看这些在大众心中本来就很熟悉的故事，就只有一些很短暂的共鸣，而真正可以学习的精髓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日本动画对于传统文化的运用首先就超出了这个简单的还原，而是倾向于对故事进行改编或者是重新构建结构。不同于中国许多本土的动漫把一个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如《西游记》《宝莲灯》一拍再拍，日本动漫所展现出来的再造能力是惊人的。例如，借助《西游记》的`故事，峰仓和也重构了《最游记》四个性格与原著极大不同的师徒四人，孙悟空被塑造成为一个不设防并深深依赖师傅三藏，渴望抚平心中百年孤独的，表情酷酷的相当符合当红人气偶像组合条件的人。对于很多国内读者来说，刚开始阅读这部作品可能会感觉很奇怪，但慢慢会发现这其实很有趣，极大地迎合了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另外，《醉西游》其中和原著取经体现的勇毅、坚韧、坚持不懈也并没有因为重构而丧失色彩，反而有一种更为升华的效果。日本漫画史上涌现了一大批漫画名家，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令人敬佩，立足于外国传统文化创作的日本漫画作品一次次成功地进入国际市场也充分说明他们的“功力深厚”。例如，日本动画《十二国记》之《图南之翼》中就有写道：“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振羽鼓旋风，寰弧翱翔。绝运气，负青天然后图南。”这出自庄子的《逍遥游》。《十二国记》中十二国的原型就是齐、楚、秦、燕、赵、魏、韩、宋、卫、中山十二国，漫画中人物的服饰也是出自中国古代的传统服饰。小野不由美也毫不吝啬地把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柔和进去。国王是由天帝派来的麒麟指引登基的，如果国王不实行仁政，那么他就不肯能得到永生，国王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为百姓谋福利。可以看出，这是《十二国记》中独特的政治理念。“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中国儒家观点被熟练地运用。从先秦到当代、从服饰到饮食、从神鬼到周易、从文学名著到古老传说，日本动画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也成为其动画创作的源泉之一。
三、优雅古典，吸取欧美之精华
深入几代人记忆的《圣斗士星矢》更是沿袭了部分希腊神话。出现的主要角色大都是希腊神话里的神，如宙斯的私生子——双子座的孪生兄弟撒加和加隆。黄金圣斗士的名字也直接和希腊神话中的十二宫一一对应。欧洲传统文化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显得神秘、优雅和古典。《黄金圣斗士》整个故事的大框架就是古希腊神话冥王哈迪斯和智慧女神雅典娜的战斗。希腊帕特农神庙所在之处被设置成了故事中的“圣域”。《黄金圣斗士》中十二圣斗士被绘画得很美。白色或金黄色的头发、精致线条勾勒出来的脸庞以及根据欧洲人身体比例稍作修饰的健壮身材，无不体现着车田正美对欧洲文化的熟稔运用。日本“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服从而不逊”的性格更是在角色的性格和语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双鱼座的黄金圣斗士雅柏菲卡在战斗将近死亡的时候仍然不接受队友的协助——“你忘了黄金圣斗士的战斗一直是一对一吗？史昂”，这和日本民族的武士道精神相符合。由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黄金圣斗士》成为一代人儿时的记忆，“天马流星拳”“爆发吧！我的小宇宙”一度成为青少年们的口头禅。这些口号的广泛流传一方面说明了这部动画强大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动画在运用传统文化时所体现的本民族的精神。“爆发吧！我的小宇宙”很明显地和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有契合之处。尽管车田正美的《圣斗士星矢》传承希腊神话，但核心价值观念却是日本式的。作者通过五个少年之间的交谊强调的进取精神、无私奉献以及关键时候出现的小宇宙爆炸式都很符合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四、结语
毋庸置疑的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和创新中，日本动画也出现了一些争议很大的作品，如2001年出版的盐崎雄二作品《一骑当千》。作者运用了三国的历史，但是漫画中所有的人物，包括孙策伯符、周瑜、关羽等都成了性感的女郎。大陆三国研究专家谭良啸批评作者借三国之名进行低俗的歪曲历史的传播。总体而言，日本动漫在对本国和传统文化的吸收上并非直接照搬。在日本动漫的发展历史上，那些取得成功的传统文化题材的动画的创作者本身就对相应的传统文化有着很深入的了解和强有力的文化认同感。在运用的过程中，日本动漫也并非就一个的历史事实或是传说简单地复述和展现，创作者往往很注意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如团结创新精神、善于学习精神以及武士精神等。
文化传播的论文
[论文摘要】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沟通，各国更加重视文化的繁荣与传播。译者作为文化沟通的使者，应把输入异域文化 、 输出中华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有敏锐的文化意识，切实做好文化传播工作。
[论文关键词] 文化交流文化意识文化传播
一、翻译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而翻译的基本性质是语言问的转换、是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翻译丰富、促进了译语文化，这是翻译最为显著的功能。古今中外，翻译从来都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杨仕章，2001)~1果没有阿拉伯人的翻译，古希腊的明就不会得以保存，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将无从谈起；中华文化经佛经翻译吸取了古印度文化的营养，给中国文学注入了强劲动力，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唐代及唐以后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意象成分和功能；同样，没有五四时期的翻译，中国就不可能引入诸多先进的思想理论；而英国文化能有今天的巨大影响力和勃勃生机是与其在漫长的历史中融汇了凯尔特文化、拉丁文化、斯堪的纳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精华分不开的。可见，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往往离不开异域文化的营养，纯粹自给自足的文化注定是要灭亡的，而翻译则为吸收异域文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最初由巴斯奈特(Bassnet0和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199O)一书中提出的：之前的翻译研究要么在语言学的屋檐下躲躲雨，要么在比较文学的墙根下避避风。而在新兴的文化学领域里则压根儿没有涉足之地。漕明伦，2007)以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者，从宏观角度出发，从大处着眼，从政治、文学、历史等多角度切人，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把翻译看作宏观的文化转换，将翻译的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了译作，从作者转向了译者，从源语文化转向了译语文化，以求对翻译和译者的地位与作用有一个新的认识。对文化派而言，翻译的本质就是文化翻译。因此，翻译活动本身就涉及一个文化问题，涉及两种文化的对比研究和互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翻译的确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交际行为之一，翻译工作者必须重视并处理好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姜艳，2oo6)~n奈达所言：实际上，对一个译者来说，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比语言结构差异引起的问题要多而且更为复杂。
三、文化传播与交流是翻译的根本任务
中外学者对翻译下过各种各样的定义，其中张今先生(1994)的定义尤为惹人瞩目：“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中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进行文化交流，促进社会进步，这正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和重大意义所在。其实，中西方翻译家、译论家中提倡尽力保存原文文化特色的大有人在，如杨宪益、许渊冲、刘宓庆等；西方如Sehuhe，Biguenet，Newmark等。鲁迅说(1935)：“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什么叫“异国情调”和“洋气”呢?显然，鲁迅指的“不是在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点”。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的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特别不宜“归化”，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予I、致礼，2ooo)因此，文化传播应该是翻译的根本任务。翻译中的文化传播，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就是尽量保存外来文化之“异国情调”、“洋味”，以使我国读者扩大文化视野，获得知识和启迪。例如，我们把killtwobirdswithonestone译成“一石二鸟”，中国读者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汉语成语“一箭双雕”，产生一种新鲜感。再如，《圣经》中有beatswordsintoploughshares，如果我们直译为“把刀剑打成耕犁”，中国读者就不会将之与佛教中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混为一谈。(孙致礼，2000)~是因为译者采取了文化翻译策略，汉语才有了“武装到牙齿”(armedtotheteeth)、“替罪羊”(scapegoat)、“橄榄枝”folivebranch)、“时间就是金钱”(timeismoney)等；相应地，英语才有了longtimenosee(好久不见)，papertiger(纸老虎)，toloseone’sface(丢面子)，atoadhankersforatasteofswna(@蛤蟆想吃天鹅肉)等。(蒋骁华，2003)总之，译者在翻译实践时应保持文化翻译意识，尽可能多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这对于促进语言发展，增进文化传播与交流意义深远。
四、结论
随着世界文化的不断交流和沟通，各国更加重视各自文化的繁荣与传播，目前上海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从根本上说也是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盛会。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更应该以语言为工具，把输入异域文化、输出中华文化、繁荣中华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有敏锐的文化意识，重视语言中所蕴含的“异国情调”，切实做好文化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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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给你个提纲你自己挑着写一、传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有着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集体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从时间上讲，中国传统文化大致是指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文化。因为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中国文化开始大幅度的震荡，调整。这种变化一直持续至今。从地域范围看，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包括传统的中国地理概念，还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朝鲜等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清晰的地域界限。她是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今天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仍在不自觉中深受其影响。纵观历史，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学、美德、礼仪、民族精神、榜样、诚信、和谐观、负面道德经验等方面。二、多视角看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和体现传统文化教育的德育价值，众说纷纭，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此各抒己见。有些学者们论证了儒学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认为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思想政治课程改革、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等具有极为有益的作用。还认为新儒学伦理道德思想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也有启示。改革开放以来和加入WTO以后，中国的人文精神及传统文化思想受到挑战。对学生进行儒学教育，坚定信仰教育有利重建精神家园，凸显人文精神，要求我们加强儒学伦理教育，倡导道德体验教育。〔1〕有学者从美育及传统美德的角度看其德育的促进作用。也认为当代德育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以现代传媒为特征的大众文化影响，人的审美受到侵蚀、精神世界也被无情的挤压着。青少年的奋斗精神、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受到巨大影响，自我意识强全局意识差、竞争意识强合作意识差、好胜心强抗挫折能力差等不健全人格结构。而美育与德育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审美教育与价值观的培养及形成有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我国把美育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当前可以通过艺术教育、经典导读、看经典戏剧电影、文学导读、注重课程教材改革、重视校园文化建设等措施来实施美育。〔2〕对于美德作为知识可教性，有学者论证了其可教的限度和方式。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但美德作为知识被教师有限度的。原因是它主要通过理性去获得、美德本身的内涵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合格的美德教育教师的失落。所以传授也有其特殊的方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3〕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阐述了中华美德教育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指出儒家伦理教育之特点，尤其分析了仁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和与诸德的关系，认为它们都是相互关联和融通的一个体系。他的关于中华美德的当代意义提醒了我们不要一味的追求现代的、西方的、流行的价值观，而忽略中华传统美德所蕴涵的价值。〔4〕 至于道德榜样、榜样教育问题，部分学者论述了榜样的道德价值，道德榜样的类型、可能和功能。一般的榜样并不特指道德榜样，它们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只有具有正面价值的榜样都有道德的崇高性或崇高的道德价值。从道德主体的角度看，可分为个体道德榜样与群体道德榜样：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不可能人人都成为道德榜样，主要是：掌握和控制社会道德资源者、对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和具有重要影响者以及成年人。道德榜样有几种产生的可能，即先验论、发现论、需要论、实践论。不管怎样，道德榜样产生的条件至少应该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诉求。道德榜样的功能如下：传统优秀道德的典型承载者，现实主导价值的积极弘扬者，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这三种内在功能决定了道德榜样具有示范和激励的外在功能。〔5〕现实教育中要积极发挥道德榜样的外在功能，使其转化为内在功能，以不断扩大的道德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但如何处理好榜样教育与偶像崇拜呢？有学者指出要合理运用它们之间的耦合，来建设新时期的文化和进行学校道德。需正确认识偶像崇拜语境下的榜样教育。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传播媒介产品的普及，新的文化形态和现象的出现冲击并改变着传统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时下榜样曲高和寡，偶像却层出不穷。这就要求找出新时代文化背景下榜样与偶像的差异与共生，建构它们间的耦合机制。需要我们贯通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协调价值目标与现实生活。〔6〕民族精神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重要价值，当前有学者对学校如何进行民族精神教育作了研究和思考。指出民族精神教育应具有生活性、综合性、发展性，体现民族性和全球性的统一，且要设置专门的民族精神教育课程。拟定民族精神教育目标，不同的学习阶段，目标层层深入。至于其教育方法，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而要从学生生活出发，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在活动中开展教育，这样民族精神才可能真正被内化。〔7〕在崇尚个人自由的现代社会里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影响下，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面临着危机和价值困境，即如何处理好国家认同和个人自由的关系。学者认为，当代学校民族精神教育本身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与国家认同各有优缺点，因为他们反映人的精神需求中既渴求自由又希望有所归依的二重性，因此有学者要建立一种必要与可能的民族精神教育价值取向：基于个人自由的国家认同。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通过达致共识的对话教学来实施民族精神教育，用讨论、辩论、说服教育的教学方法，使学生主动获得些道德规范和自己的价值观。〔8〕有学者指出负面道德经验也有其德育价值，负面道德经验是指在道德生活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具有假、恶、丑性质的道德事件或行为。但它在学校教育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在实践中采取回避或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负面道德经验一旦被课程化，就会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发展学生处理负面道德经验的意识和能力，适应真实的道德生活世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道德自主力、更好的理解正面道德经验和进行道德反省。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是矛盾的统一体，道德经验也不例外，学生不应该只知其一面，而不知另一面。那么负面道德经验在当前德育中缺位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上的偏差。有些人认为呈现负面道德经验与学校教育的性质不相符合；有些人认为学生的德性很大程度上是环境熏陶的结果，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呈现负面的道德经验不利于学生的德性成长；有些人认为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缺乏道德免疫力，因而不宜向学生传递负面的道德经验。但它们不应成为学校摈弃负面道德经验的理由。学校德育不只是教师和学生过道德生活的地方，更是学生学习如何在社会上过道德生活的地方。社会上永远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学生不可能完全封闭在学校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与社会打交道。既然和社会交往，学生就不可避免的遇到负面道德经验。如果学校不让学生掌握面对负面道德经验的智慧，那么他们在遇到负面道德经验时就会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学校应该将负面道德经验课程化以促进学生的道德成长。〔9〕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显然先秦时期的礼就是道德规范的载体，也是传承主流社会伦理思想的符号，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有学者说其功能主要表现在道德内化、示范和传承等方面。礼的践履使人们逐渐养成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习惯，形成道德观念，培育道德情感，使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仪则以理想的模式向社会成员展示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供他们效仿的行为准则。礼仪还通过礼仪活动标准化的语言和动作，使社会道德规范成为可以习得的东西。先秦时期的礼具有传统礼仪的共性，另外，它的德育功能有其特殊性，第一，先秦礼教与乐较大配套进行，相辅相成；第二，先秦礼的道德教化与国家机器的推动密不可分。礼的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礼的道德教化的作用，还有中国古代政教合一的机制是礼的道德教化的重要途径。〔10〕也有学者分析了人生礼仪的德育内涵，它是一种特殊的民俗事象，指围绕着人的生命历程的关键时刻或时段而形成的仪式活动，具有丰富的德育功能。因为人生礼仪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连接着寻常百姓的人生追求和需要，另一面连接着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当然人生礼仪德育功能的实现，要注意在开展礼仪活动时讲究实效性；要在庄重神圣的场合下，以富有象征和表现力的方式使受礼者完成道德教化过程。这对于今天的德育有借鉴意义。〔11〕和谐是事物之间相互联系的机制和状态，它是发展着的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和谐的思想，如：“天人合一”、“整体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都包含有和谐的意义。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传统文化“以民为本”的观念，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的基础。从一定意义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正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在现代的延续和升华。中国文化传统中追求和谐的思想由来已久，讲求和谐是往圣先贤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文化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智慧和精神动力。例如：传统文化注重“修身”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强调个人道德人格的培养，对于提升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极其宝贵的启示；传统文化崇尚“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就是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要宽容和谐。儒家“和为贵”的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和谐理想的追求。〔12〕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和”的思想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倡导以和为贵的新型人际关系准则，无疑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人际摩擦和社会内耗，在全社会形成“贵和尚和”的价值取向，增强人际关系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是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只有处于和谐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生生不息。儒家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基本上是和谐的，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虽然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但它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和感和相互依存关系，对于我们反思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态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也正在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因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有利于巩固社会和谐，“民本”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我们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善于汲取“民本”思想的精华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容，才能夯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1、要有取有弃，对于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予以摒弃。我们要弘扬的诗是正能量。
1、要有取有弃，对于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大力弘扬。对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要予以摒弃。我们要弘扬的诗是正能量。2、加大传统文化的宣传力度，例如孔子学院，例如春晚在海外的直播，都是很好的弘扬传统文化的例子。3、要增强民族自信，并不是外来的才是好的。要想弘扬传统文化，我们首先必须要自信。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青年亚文化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摘 要：本文从青年亚文化受不同时代媒体类型变迁影响关系入手，揭示青年亚文化即便具有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但与媒体的变迁也有深刻的文化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不同媒介时代的青年亚文化都具有明显的各自特点，从而呈现不同的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和多义倾向。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媒体特征;话语权;新媒体;多义性
和国外的青年亚文化一样，中国的青年亚文化也是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而生成的，它的存在与媒介文化息息相关，与大众传媒的变化与沿革保持着紧密的关系，青年亚文化生命体中保留着大量的媒体特征。这些媒体特征，有大众文化生成的共性内容，也有青年亚文化发展变异产生的特质。
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当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经历着多重变化，媒体的存在方式不断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响着青年亚文化人群的塑形。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影响下的受众和新媒体影响下的受众，有着不仅仅是审美方式上的差异，在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馈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时，媒体的话语权掌握和信息发布方式也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从“他媒体”到“自媒体”，从传统的把关至上的媒体发布流程到当下随手拍随手发布的新流程，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媒体权力革命。
也正因为媒体本身的变化转向，才深刻影响青年亚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为切入口，初步探讨青年亚文化的媒体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国社会学家T.帕森斯，而社会学意义上的青年文化紧紧依托经济学和政治学、人类学。它从阶级和国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阶级和青年无产者的生活形态和阶级意识。因而，在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文化批判时，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学院精英认定为“反文化”、“幻觉文化”、“堕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这种20世纪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认为是“相对普遍的富足，大众文化的发展，战前与战后两代人之间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现”[2]。在人们心目中，青年亚文化人群“群魔乱舞”，是“享乐主义扩展的结果，是上层阶级早已实践了的放荡行为的民主化过程”[3]。这段表述可谓青年亚文化的几个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的社会角色，边缘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亚文化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关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亚文化的表达方式，是“群魔乱舞”式的享乐和行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亚文化的社会作用，是解构文化和文化幻觉的温床。
这是早期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这一时段，青年亚文化成为西方主流社会话语的“他者”，完全可以随意妖魔化的对象。
但随着大众文化的成熟，尤其是进入新的媒体时代，青年亚文化似乎也在发生角色的变化。“亚文化是更广泛的文化内种种富于意味而别具一格的协商。它们同身处社会与历史大结构中的某些社会群体所遭际的特殊地位，暧昧状态与具体矛盾相应”[4]。青年亚文化不再作为一个捣蛋鬼的角色出现，而是问题的反映者出现，它的存在就是复杂性、矛盾性、暧昧性文化问题的本身，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文化认知上的进步。“亚文化是现代性的一个独特方面，建立在对普通文化认同中包含的价值多样化的接受上。”[5]同时，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隐藏的或未决的矛盾。
从“裂痕”到“协商”，从“文化垮掉”到“文化母体问题的揭示和解决”，青年亚文化的身份变化正是这样发生了重大转向。
二
众传媒与青年亚文化的关系是历史形成的。“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充当一种核心角色。因为不同的亚文化和社会阶级过着非常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的世界观，大众媒体为不同群体理解其他群体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纸媒时代，纸媒是文化生产和文化把关的产物，更属于主流意识根植的文化场域。所以，纸媒尤其是大众报纸和大众杂志，对待青年亚文化的态度是“他者”的认知。在这个认知框架里，青年亚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边缘文化群体，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对立。被边缘化的亚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掌握属于自己的大众媒介。他们能够表达自己的，除了自己身体符号之外，就是不会被大众文化直接接纳的“符号体系”。在这个纸媒当道的时代，文字是权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亚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运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导话语。所以，纸媒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排斥和规训的关系。
进入以音画符号为载体的电影电视时代，对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无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画符号是直观的符号体系，而且更能直接为青年亚文化运用。在电影电视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话叙事离不开亚文化的“起笔”和“奇观”，这也是文化多样化的价值探索和艺术塑形。正因为如此，亚文化与城市音像发生了广泛的交集，“都市是这种过分促进所有个人生活的真正场所”[7]，都市是亚文化展示的空间，亚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产物。通过这样的推演，让青年亚文化人群看到了实现自我的可能。电视电影无疑放大了这种可能性，甚至将这种可能性转换成合理性。
进入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转型。
1.青年亚文化人群从恶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体时代，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变化是，真正属于人的延伸的新媒体，被青年亚文化人群掌握了。他们来到网络世界，抛掉了大众传媒给予的一切命名，他们首先是自我命名。我们称之为“网名”，很多传媒学者称这样的行为叫“匿名”，有学者认为“网络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与面对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与那些署名的纸媒交流也是差异甚大”[8]。对于绝大多数的主流社会人群而言，隐匿自我的真名实姓，是一种自我保护和身份转移。而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这不能称之为匿名，而应该是“化名”。化名是强调个体审美和文化诉求的表达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护自我，青年亚文化人群更强调自我炫耀和自我满足。所以，他们的化名，总能体现这个人群的文化价值观和心理状态。因为“这些亚文化群体被诸多权力机构以各种方式所认定、确认、污名化、边缘化或者‘对待’”[9]。所以，无论是匿名，还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种努力，这是新媒体带给亚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给自己起一个或多个表达自己文化要求和审美意愿的网名，从而以这个身份在虚拟世界获得文化身份，这就是亚文化人群的文化选择。“身份不明的社区”成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亚文化人群获得话语权
如果说新媒体以媒体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赋予青年亚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权力，那么，这一权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文化话语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三类，首先是文化话语生产权，其次是文化话语作用权，最后是文化话语解释权。传统媒体正是以传播权、把关权、解释权的权威身份作用于我们这个社会。新媒体的不断翻新，导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这三方面不断掌握着一部分自主权。
首先，传统媒体的话语生产，是由专业的生产者来完成，专业的生产者并不掌握所有话语权，却掌握着优先话语权，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更是如此。亚文化人群介入新媒体的文化生产，呈现井喷态势。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带有明显亚文化特征和审美取向的文化符号。从数量到质量，从宏观影响到微观影响，都显示出亚文化人群的符号生产能力和愿望[11]。
其次，传统媒体得以支撑，依靠追求平衡而展开的文化把关[12]。很多文化传媒研究者对新媒体出现的担忧，就是认为新媒体的监管难度大，而且从电子邮件到微信，似乎解决了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无缝对接，双剑合一，监管难度不断提升[13]。青年亚文化的芜杂性和多元性，在传统媒体的把关体系中，会多层过滤，而新媒体弱化了把关，敞开式的话语生产机制，几乎是即时性的呈现。把关作为传媒生产流程的一环，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机制，而这对于亚文化个体而言，从自律到自觉地遵循外在于个体的把关机制，无疑是难事。也故如此，把关对亚文化的弱性制约，导致了亚文化的影响力事实上的蔓延。如果说，亚文化以往阶段面临的危机是无话语权的危机，在新媒体时代就是泛话语权的危机。
同时，对文化的解释，也明显有了多义性。理解，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本来就是受众或读者的个体完成的事情。“公众成员没有被概念化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为能够重新阐释主导意识形态话语以满足自身需要的积极主体”[6]。然而，对一则新闻、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符号、一个电影的解释，主流媒体往往要事先给出一个定义。这对接受美学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对于青年亚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看来，一旦掌握了可以发言的媒体，那么，如何解读、如何阐释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权威的主流媒体解读体系和非权威的亚文化人群解读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分歧和隔阂。
3.青年亚文化人群开始再次分解
如果说，青年亚文化人群在新媒体时代最大的变化是什么，那就是亚文化人群内部再次分解。这是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亚文化一词原本意指的与媒体和消费工业产品的那种约定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宽泛了，并导致了日常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9]青年亚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媒体的更迭，也在发生着重要的分解，它的内部发生着以年龄、性别、兴趣、文化立场、实际利益、符号价值为界限的区隔，最终，形成了不是以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为区隔标准的文化类型，这就是粉丝文化，“由于粉丝是所有媒介技术的先行实践者，他们的美学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达了公众对主导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4]。通过媒介的引导，通过粉丝文化的生成，亚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
三
综上所述，在大众传媒不断更新的趋势下，青年亚文化产生的三个方面的转向必然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均质化。也就是说，因为新媒体的存在，主流大众文化和亚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
第一，青年亚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呈现混名状态。我们知道，传统大众媒体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评判标准划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众文化的特征和亚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别。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机制和亚文化的命名机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体让大众具备了传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机制。在这个新机制面前，主流大众的命名和亚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备个体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体的虚拟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快感。从网络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实名，也和化名等量齐观。所以，命名文化的内在合一导致主流大众与亚文化人群之间不但难以区别，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亚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学无术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学历人群中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初中占，高中、中专、技校占，大专占[5]，大学本科占。学生依然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在新媒体时代，生活方式和审美方式的不同，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被大众媒体认同。也故如此，亚文化人群的文化创意和时尚先锋性，总能被文化产业和大众传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费品。尤其在文化创意方面，亚文化总能形成文化奇观。
第三，新媒体的出现，激发了话语的热情。当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虑话语权的获取，话语权可以通过购买通信工具、电脑或手机，就能掌握一种新的话语权。网民的意见，包括大众人群和亚文化人群的意见，在同一个平台上呈现，你会发现，话语走向了新的样态、新的修辞、新的语法、新的接受互动习惯、新的语义形成、新的话语权博弈格局。网络改变了社会的话语态势，从而也改变了亚文化人群的话语生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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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亚文化中的偶像崇拜
【摘 要】本文以周杰伦为例探讨青年亚文化中的青春偶像崇拜现象，认为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 青春偶像 偶像崇拜
青年亚文化，是通过风格化方式挑战正统或主流文化以便建立集体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形态，属一般发生在当代都市文化环境中、以青年为文化主题的一种非主流文化活动。青春偶像崇拜，是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偶像崇拜是与自我反叛意识矛盾的，但在青年亚文化运动中，正是从自我反叛运动中培养了青春偶像崇拜的社会心态。
21世纪以来的华语乐坛，出现了这样一位歌手，他的音乐红遍了大江南北，他的粉丝数量成千上万，他的言行举止成为青少年们竞相模仿的对象，甚至他的歌词会被选入考试题、成为论文的研究对象。很显然，这个人已经超出一个简单的流行歌手的范畴。如今他已出道12年，可以说他已经成为E时代的一个精神偶像，成为众多青年青春岁月的一个符号性人物，他就是周杰伦。以他为例来探讨我们这个时代青春偶像崇拜这一重要文化现象，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
偶像崇拜活动自古就有，然而在传统的偶像崇拜活动中，偶像更多的处于一种虚拟的，存在于绘画、雕塑等传统造型艺术形式，具有超现实性与超生活性，通常情况下他向崇拜者表现出神圣而完满的神性光辉，而其影响方式也多为精神上与人格化对崇拜者的感化。然而青春偶像崇拜则大大不同。从更深的社会文化层面看，青年亚文化是弱势群体抵抗霸权的结果，是社会变迁和危机的症候和隐喻，是发生在符号层面的对霸权和主导文化的抵抗。
在现代社会当中，社会鼓励个人从传统规则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人，这个社会鼓励张扬个性，但却没有给渴望张扬个性的青少年们更多的支持，使这一代青年人成为不同于父母那一辈人的缺乏信仰的无依无靠的精神漂泊者与孤独者。80、90后的年轻人对传统社会的偶像与信仰嗤之以鼻，不愿被所谓的“主义”、“路线”等政治社会的教条所束缚，他们热爱自由、热爱青春、热爱享受、热爱娱乐，却缺少了支持这些新观念的精神支柱。
于是，演艺明星、粉丝文化、青春偶像等社会现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为青少年人群中的风潮。而周杰伦作为2000年出道的一个具有强烈个性与反叛精神的歌手，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必然的成为了“80后”与“90后”的精神偶像。当懵懂的青少年们一方面处于青春的叛逆期，渴望打破传统与教条，张扬自我，享受青春的活力与激情，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社会中应试教育的枯燥与无聊，父母的管教与监督、期望与督促，这就使他们普遍有幻想与标新立异的念头。
他们去听90年代的流行音乐，无法体会其中的深情脉脉，只感到充斥于乐坛的千篇一律“情感歌曲”的无聊与媚俗。然而这时候在台湾出来这样一位年轻人，他与青少年们年龄相仿，他的音乐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充满着幻想与个性。他的歌曲很多是在当时华语乐坛还很新潮的节奏布鲁斯曲风，他的咬字模糊不清却别有一番风味，更令人欢喜的是他的音乐题材突破了传统深情的港式情歌，题材既有浪漫青春歌曲，例如《简单爱》、《晴天》、《七里香》，又有异域风情的抒情歌曲，例如《爱在西元前》、《夜曲》;既有以反映家庭、亲情为主题的歌曲，例如《爸，我回来了》、《爷爷泡的茶》、《外婆》，又有反映社会问题或具有深度思考的快节奏饶舌，例如《止战之殇》、《以父之名》、《梯田》;既有描述幻想世界的快歌，例如《半兽人》、《忍者》、《双节棍》，也有纯抒情性的钢琴伴奏的歌曲，例如《黑色幽默》、《安静》、《搁浅》。这些歌曲一经推出，立刻引发了的轰动效应，华语乐坛彻底被这个年轻人给颠覆了，它不仅凭着这些歌曲赢得无数粉丝，更引发华语乐坛的变革，掀开了华语流行音乐新的篇章。
青春偶像崇拜是一种新偶像崇拜，它是借助大众传媒操作的、以大众文化为基本模式展开的，其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商业活动。青年亚文化作为一种叛逆的向传统文化具有挑衅色彩与颠覆意图的非主流文化，是青少年们对社会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抵抗。新时代的青少年们渴望青春与自由，反感现实社会的压抑与教条，不满于父母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内心深处不愿意走入成人世界中的勾心斗角与追名逐利，他们渴望永远活在幻想世界的单纯与无拘无束，渴望自己个性的棱角不被世俗所磨平，所以他们的青春偶像与传统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但是当传统主流文化面对青年亚文化时符号层面的抵抗时，这些老谋深算、老练世故的商人、学者们当然有其应对的方法。他们将这种对传统的侵蚀和对神圣秩序和体制的削弱的亚文化进行收编，其方式主要有两种：意识形态收编与商业收编。
所谓意识形态收编，是指支配集团(警察、媒介、司法系统等)对异常行为贴“标签”并重新界定，对亚文化的风格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抨击，引发了社会中的“道德恐慌”，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大众传媒将亚文化风格进行了妖魔化、庸俗化和琐碎化的处理，又把亚文化风格纳入到了自己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联系周杰伦的例子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周杰伦刚出道的时候，伴随着无数青少年争相崇拜模仿的是巨大的争议与批评声，然而12年过去了，周杰伦刚出道时非主流的音乐如今却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主流的音乐，这些年间无数和周杰伦有相似特点的歌手活跃于歌坛，而周杰伦自己的音乐却没有了当初的那种颠覆性。也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也许是娱乐圈多年的浸染，如今的周杰伦早已不同于当时的周杰伦，现在的他唱歌口齿越发的清楚，中国风更是迎合了主流文化的认同，没有这一层次的转变，周杰伦只能永远当一个青春偶像而被时代淘汰，只有向主流文化靠近，他才真正能坐稳天王的位置，然而如今这一代年轻人再听他现在的歌已经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主流文化把周杰伦和我们身上的棱角逐渐磨平了，我们和自己的偶像最终还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成功收编了。
主流文化收编青年亚文化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商业收编。
当亚文化群体产生出新的、对抗性的意义方式，这些风格很快就被流行市场“收集”，以用于交易和商业开发。通过市场收编，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不再是颠覆性的，而是“被重新向支配意识形态靠拢”，亚文化风格从反叛风格变成了消费风格。当今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消费社会，而亚文化本身首先关注的也是消费层面。亚文化一方面批判商品社会的庸俗与乏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商品的载体来传递文化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将商品的剥削与亚文化的原创性划出界限来分离，亚文化崭新风格的包装与传播无可避免的要与商品的生产、包装、营销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亚文化的颠覆与反叛的力量就逐渐被削弱，这就是商业的收编。周杰伦12年的音乐路程又一次验证了这一理论。
当他刚出道时，无论形象还是作品无疑都是非主流的、颠覆性的，具有很强个性色彩与独立风格，又因为自身才华横溢加上作品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因此受到了青年们的热烈追捧，非主流的音乐逐渐的引领了新的潮流变成了主流，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娱乐圈的浸染与媒体舆论的影响，当然也有周杰伦自身选择的原因，他的音乐作品由当年的天马行空、不拘一格逐渐向商业化、主流大众化的方向变去，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
独立音乐人不依靠商业炒作即使能受到欢迎也很难长时间流行，而周杰伦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时却不得不考虑更多商业的因素，特别是当他自己当老板后，要考虑自己员工的收益，就更要向商业化的音乐迈进;同时，广告代言的增多、做音乐卖唱片不赚钱都使得这个当年一心躲在录音棚里写歌的音乐奇才开始一步步远离音乐人这个身份，开始向一个娱乐明星、电影明星、广告宠儿的身份转变。周杰伦对音乐的热爱终究抵不过大众传媒、主流文化、商业文化的侵蚀，他现在的专辑歌曲俨然已经没有以前的创造力与革新力，变得更加的口水化与主流化，曾经一张专辑首首主打的音乐天才如今只能偶尔写出那么一两首好歌了。
而他的歌迷们也长大了，从单纯的学生时代走向复杂、世俗的社会，他们不会再为哪个明星偶像而疯狂，生活上的压力使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计，青年们曾经的叛逆也被时间和现实社会所改变，他们最终还是得面对现实，走上工作岗位，曾经的青年亚文化主体们最后还是拼命忙着挣钱，过着不同于理想世界的世俗化商业化的生活。
当曾经的青春偶像与青年们逐渐成长与成熟，青年亚文化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被主流文化所同化，而成长后这些青年人们最终会变成社会的主流人士，当他们的下一代又有了新的亚文化和新的叛逆的青春偶像时，他们也会无法接受，这就是年龄代沟的形成。对于青春偶像崇拜，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都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来认识它，青春偶像崇拜是当代文化生活基本矛盾的产物，它有自己的社会文化基础，有必然产生并存在下去的道理。成年人不必过分担忧亚文化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青少年也不能沉迷于追星等活动中荒废学业。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段时光是人一辈子最美好的与最难忘的回忆，而一个人青春时期的偶像、青春回忆的符号，比如周杰伦，他的音乐是一代人青春岁月的一个重要符号，这样一位文化偶像，虽然无法超越时代也没办法避免被取代的命运，但是他却必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被人们所记住。当80、90后人到中年时，还是会想起和怀念年轻时哼唱的那些歌曲以及追过的那些偶像，那时流行便成为了经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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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迪克·赫伯迪格：《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社会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动力系统，这个动力系统既有横向运动，也有纵向运动，具体而言，横向运动就是社会的内部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而纵向运动是指社会内部不同形态的更替。因此，社会文化变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社会文化变迁又反作用于社会发展，对社会发展造成各个方面的影响。 一、社会文化变迁的概念和机制结果 所谓社会文化变迁，是指族群文化因为不同族群之间的接触，或者族群社会内部的发展而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引起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社会外部环境的冲击，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另一部分则是社会内部的改变。 通常情况下，社会文化变迁引发的机制结果主要有四种类型： 一是引发创新。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创新主要包括发现与发明两个部分； 二是引发传播。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传播主要是文化传播的整合过程，传播方式分为刺激传播、间接传播和直接传播三种类型； 三是引发涵化。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涵化会有三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是接受，第二种是抗拒，第三种是适应，也称融合； 四是引发文化的进化。主要包括特殊进化和一般进化。 总而言之，社会文化变迁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仅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还对外来文化有所吸收。 二、社会文化变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社会文化变迁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民价值观的变化三个方面。 （一）社会文化变迁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 所谓生产方式，就是指对满足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材料进行取得的方式，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自然之间的关系体系。社会文化变迁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对社会生产方式的产业结构造成影响，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所占据的比例也会随着文化变迁而有所改变，经济结构也会由单一走向复杂，一般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变化都是又低级结构转向高级结构。 二是对劳动方式的影响。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了社会的生产发展水平，还决定了社会公众的劳动方式，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会造成社会各行各业收入的变化，进而改变大众的职业分配和劳动方式。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著作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如你所说的《氓》叙述了一个女子从恋爱、结婚、受虐到被弃的过程，感情悲愤，态度决绝，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婚姻制度对女子的压迫和损害。虽属叙事诗，但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是，仍然能看出这个女子的洒脱和倔强，“信誓旦旦，不思其反。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就能够体现这一点。 自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以后，不可避免地，男性作为社会主要劳动力的社会地位在不断升高，而女性因为先天的原因无法如男人般适应社会对于力量和效益的要求，所以日益攀附于男性。毕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当然，连鲁迅先生都曾经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说过“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这也就证明了中国女子在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是饱受欺压的一方，但是色彩鲜明的女子以及中国文学史对于她们的肯定也是有的，就如你所说的花木兰，当然，也应该看到，花木兰之所以能够如此盛名，也是因为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女性的身份，是作为男性角色扬名于世的。 而古代有很多小说，就曾将才貌双全，德艺双馨的女子视为反面教材，将不幸沉湎于男欢女爱之中的错误全部归到她们身上，因果循环，重男轻女的思想尤为严重。尤其是一部中国思想史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从礼仪中提及的三从四德开始，到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再到宋明理学的出现，一步一步束缚妇女的言行，牵制了人们的思想，而若是女子稍有出格，则后果可想。可见，中国文学史对于女子的要求和看待还是相当苛刻的。 当然，凡事都应具体看待，何况女子本身就有好坏之分。像飞燕合德之流确是为人不齿，但也有红拂，秦淮绝艳等出尘女子。 欢迎阅读《作文:抓蝴蝶》，“查字典”每日为您更新更多优秀的“一年级作文”，请随时关注！ 这天，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到楼下院子里去玩，来到小花园里，我发现枇杷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枇杷果，樱花树和樟树又长高了。
有关对女性文学的认识为：女性文学虽然也称为女性解放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但根据郑英子（韩国文学批评家）的看法，女性解放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都只是女性文学领域中的分支，女性文学一般指具有女性性质或由女性执笔写作的文学。
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别主体意识、性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本。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女性文学充分表达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奇特理念，完善人性本身精华，展现各阶段女性充当的角色，挖掘出灵魂最深处的独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那些呐喊、那些彷徨、那些轻浮、那些坚强，体会着女性独有的信仰理念。
女性文学研究其价值：
1、审视现代社会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在性别意识、性别观念、性别文化、性别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很多不和谐因素。
2、对性别文化解构和建构，对父权社会制度解构，并建构新的性别文化，既体现男性价值观也体现女性价值观，只有这样社会才有可能和谐地发展。
3、发现和展现女性独特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女性在感知、认知和评价上具有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审美魅力，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于男性作家的独特的美学价值。
4、女性以自身的性别意识和生命体验探讨人类和社会的问题，探讨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并提出解决的途径，从而更好地完善人类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