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 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 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 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
一、资源和资本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资源是自然形成、未经开发的，而资本却经过精心的开发和筹划，成为企业产生利润的基础。其次，资源和资本在使用上考虑的角度完全不同，如果要资源，人人都想要最好的，钱越多越好，技术越先进越好，人越能干越好，但作为资本，人们就会更多地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会在乎成本，会考虑利润。第三，提到资源人们多考虑寻求与拥有，而提到资本人们会更多地考虑如何使其增值生利，资源是未经开发的资本，资本是开发利用了的资源。 1、在人才招募上：如果我们正在找工作，我们读十份招聘广告，会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内容十分雷同：35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三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能流利地使用英语等等，难道有这么多公司对人才的需求是一样的吗？ 我曾听一个年长朋友抱怨过，他工作的公司在招聘时要求能流利地用英语交流，那时，这个要求很普遍，为了找工作，他在应聘前还真在口语上下了不少功夫，应聘面试时与考官侃侃而谈，顺利过关，结果工作快半年了，除了"Hello"之类的就没说过什么英文。还有的公司，招聘话务员，要什么："本科以上学历，英语四级以上，能用关于交流。"本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从来没有做过对外贸易，资源浪费啊！也许他们是为了长久之计吧！ 上述的招聘就是将人作为资源，只片面地追求好，不论是否需要，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流利的英语等，只要别人要求，我就要求。这种招聘方式，或者会为企业增加不必要的人力成本，或者成为员工队伍不稳定的根源。终将回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一个人的能力不同，其对薪金和发展前景的要求就会不同，一个不太会讲英语的人和一个能流利地进行英语听说读写的人对薪酬的期望会有很大差别，同样，一个营销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和一个MBA或EMBA对薪酬的要求更会大不相同，一个人具备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社会就为他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使其容易不稳定，同时，由于他们投入了大量成本才成为了较为稀缺的人才，社会提供给他的报酬水平也会较高，一个企业如果想招募并留住这样的人才，只能按社会标准付给他较高的薪酬，这就意味着我们增加了成本。如果，我们将人力看作资本，这是我们会很自然地考虑一个问题：我们多付的成本能否给我们带来收益？ 假设一个企业只做国内贸易，估计在一年之内都不会与国外公司打交道，如果招聘时非要求良好的英语水平，这对企业来说只会带来两种结果：（1）增加工资成本。本来销售部的工资成本可能是15000元/月，由于要满足高素质员工的薪金要求，使工资成本增加至30000元/月，而增加的15000元成本并不给企业带来任何价值。这样做不是白白浪费吗？（2）造成流动，增加招聘培训成本。如果公司不能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招来的员工在了解到他们的收入状况后会产生不满，然后另谋高就，这样，不仅使公司已支出的招聘培训费打了水漂，还得不断再去"浪费"招聘培训费用，以维持公司在人才上的高要求，而这些增加的成本也不能给企业带来价值。 2、在人才的使用上：一个公司招募了一个新员工，在招聘时其条件完全符合公司要求，但试用期结束时，该员工却未能完成公司的工作，因而被解聘，这是谁的过错？公司？员工？ 我们很难说这完全是一方面的过错，但我们知道，对同一个员工来说，将其视为资本或视为资源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孙先生的故事。 孙先生大学毕业后应聘到甲公司做销售员，三个月过后，被炒了鱿鱼，于是，孙先生又来到乙公司，销售业绩却很不错，不到一年，就被提升为销售主管，同样一个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表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在招聘过后，甲、乙公司都做了些什么。 孙先生来到甲公司后，人力资源部让他填写了各种表格，然后，就让他到销售部上班。销售经理将一摞产品和公司的介绍资料给了他，安排他去行政部领了笔、本等用具，向他介绍了部门的其他同事，最后，给他下达了销售指标，并让他坐到办公桌旁开始工作。孙先生没有销售经验，由于拿到的资料是公司发给客户的宣传资料，对产品的介绍很简单，孙先生对产品是什么也不甚了解，只能自己瞎闯，结果三个月过去了，仍是一头雾水，不要说完成销售任务，根本就没开张，结果被炒了鱿鱼。 在乙公司孙先生有着不同的经历，到人力资源部报到后，人力资源部对他们进行了关于公司文化、公司发展史、公司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培训，使孙先生对公司有了全面的了解，到了销售部，又受到产品知识、销售技巧等方面的培训，随后销售经理亲自带他到销售现场观摩其销售过程，在这之后，才让他独立进行工作。在每周的销售例会上，销售经理还会不断组织大家对销售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讨论，帮助大家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孙先生不笨不傻，在这种周到的训练和辅导下，很快就入了门，加上孙先生勤奋敬业，销售业绩迅速上升，渐渐成为销售员中的佼佼者，很快就被提升了。 甲、乙公司对人才不同的处理方式反应了不同的人才观，甲公司将人才仅视为资源，只要招进来，就算完成任务，而乙公司将人才视为资本，根据企业的需要不断对其进行经营开发，使其升值，成为企业的利润来源。两种做法导致的结果可想而知：甲公司在感叹"人才难求"，一直忙于苦苦寻找好的"人力资源"，乙公司却人才济济，经济效益不断提高，而实际上他们拥有同样的资源，就像他们都招聘过孙先生一样。 现在，我们了解了将人力作为"资源"和"资本"的不同做法和不同结果，我们知道只有将人力视为资本，才能最经济地拥有人才，并拥有充足的人才，并使人才不断成长，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那么，我们应如何将"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 --------------------------------------------------------------------------------二、人才招聘1、招聘前进行规划：现在许多企业尚无能力做全面的人力资源规划，但起码在招聘前应有一个针对本次招聘的规划，这个规划应包括如下内容：。 招聘的目的：为什么要招这个人？。 应聘者的工作任务：招进来的人将完成哪些工作。 对应聘者要求：为完成上述工作，应聘人需要具备哪些知识和技能2、追求"门当户对"农夫娶到公主当然是美事一桩，但如果日后因农夫养不起公主而遭公主抛弃，那还不如开始就娶个村姑，白头偕老，和和美美过一生。招聘人才也是这样，不要一味追求水平高，而要追求经济适用…… 根据企业的需要确定招聘条件。在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过高的要求将造成人力成本增加或人员流动频繁…… 增加透明度，充分确认合作意向。人力资源部应该尽力为企业吸引人才，但吸引人才应*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政策，而不要仅*招聘技巧。""进门，留不住，不如当初就不让进门，因此，在招聘时应与招聘者充分沟通，首先，应让应聘者了解他到公司后将要完成什么工作任务，需要具备哪些技能，以使应聘者能判断自己是否喜欢并胜任这份工作，其次，应该向应聘者客观地介绍公司能提供的待遇和发展机会，这样，虽然损失一些人才，但愿意进入公司的人会相对稳定地为公司工作，从而减少因人才流动造成的招聘和培养等费用的损失。三、人才使用 1、人才开发：（1）人才开发的目的： 使社会人才成为企业人才。虽然我们在招聘时对应聘者的基本素质做了基本的规定和审核，但要想使应聘者的能力能充分为我所用，还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培训。例如：当我们招聘一名销售代表时可能会要求他具备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但如果我们不对他进行有关公司和产品知识的培训，他还是不能很好地向客户介绍我们的公司和产品，只有提供相应的支持，员工的才能才会被开发利用，从而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使人才适应企业的变化和发展。随着市场的变化，企业也会不断发展和变化，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也会不断变化和提高，而企业不可能*频繁地换人来适应这种变化，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根据企业的需求不断为员工提供学习提升的机会，使员工的能力不断增长，以适应企业的发展。从而降低人才成本，为公司节约资金，变相的为公司企业增加利润。 （2）人才开发的主要方法： 人才开发的主要方法是培训，培训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即可以是参加培训课程，也可以是在工作岗位上的辅导和训练，还可以用鼓励员工自学的方式使员工自己通过读书、上学、进修等方法来进行自我培训，因为是以为企业开发人才为目的，因此，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应从企业对人才知识技能的需求出发，鼓励员工按企业的要求去不断提高自己。 2、人才使用：恰当地使用人才，能调动员工积极性，使其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并能引导员工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人力资本与其他资本相比有其独特性，即其创造利润的能力有很大的弹性，一个工人可以每天生产20件产品，也可以每天生产50件产品，一个销售员可以每年带来10万元利润，也可以每年带来40万元利润，这关键看企业如何去使用员工。从人力资本开发的角度来讲，员工的合理使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要想使人才创造最大价值，就要为员工提供工作所需的各种支持，包括相关的培训、相应的办公设备、其他部门的配合等等，这样，员工的工作才能得心应手，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从而为企业带来更大效益。 （2）激励：激励的作用：激励一方面可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使其能为企业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对员工进行引导，鼓励员工去做正确的事，使员工素质有所提高，从而使人才增值。 激励的方法：激励可以通过满足员工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两种方法去实现，满足物质需求可以通过工资、奖金、福利等多种方式实现，满足精神需求可以通过提供晋升或发展机会、感情关怀、工作成绩认可等方式来实现。 谈了这么多，目的还是想把公司的人力资源观提升为人力资本观，但还有待于试行。我认为这一观点在实行中会有迅速改进，最终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参考文献：1.《企业经营战略概论》刘仲康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企业管理咨询》刘仲康 主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细节决定成败》汪中求 主编 新华出版社，.《现代企业管理》杨湘洪 主编 东南大学出版社，.《管理学基础》单凤儒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管理科学基础》吴育华 杜纲 主编 天津大学出版社，
自己写吧，孩子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把信任视为两个理性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过程，并依据行动者的主动与被动，把互动双方分为委托人和受托人。[7]（P99-125）他认为，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和受托人。他所假定的前提是，这两个人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其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委托人始终面临着是否信任受托人的问题，同时受托人也面临着是守信用还是不守信用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受托人违背诺言可以获利。因此，信任行为是使委托人处于劣势的一种行动。由于信任受托人，在特定条件下，委托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如果受托人利用这一劣势，委托人的利益将有所损失。同时，科尔曼认为信任行为意味着风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构成社会行动的各种交易（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交易”，不仅是指市场中的交换行为，也泛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社会交换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提供劳务或交付货物（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劳务”和“货物”，也要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实际上指的是与行动相关的一切资源。）以后，另一方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信任给予中包含了时间滞后，受托人是在未来某一刻，才采取预先约定的行动，这就给委托人的提前行为造成了风险。作为理性行动者，人们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缓解时间滞后带来的风险。（注：科尔曼认为，这些手段包括：第一，利用中介入，甲把货币交给中介人，在乙交出应提供的货物以后，中介人再把甲的货币转给乙。第二，在商品交易中，作为买方的受托人通常向卖方提供由他人提供保证的支票。第三，签合同。它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承诺，而且受法律保护，对违约一方有所制裁。参见（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科尔曼的这些分析表明，委托人决定是否给予信任的过程适用于决策理论中风险条件下的决策模式。由于他假定行动者都是理性的，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行动可以从博弈的角度加以思考。委托人必须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在受托人靠不住的情况下，委托人的信任将导致损失；如果受托人可靠，而委托人拒绝信任他，也将造成损失。受托人也面临着遵守还是违背诺言之间的选择。下面分别进行分析。2.对委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发展出了一个公式来描述是否给予信任的条件。他认为，委托人为了在风险条件下最大限度获得个人利益，必须在拒绝信任或给予信任之间做出选择。委托人预期获得的利益等于可能所得（G ）与成功概率（P ）的乘积减去可能所失（L ）与失败概率（1－P ）的乘积。如果被减数大于减数，即成功概率与失败概率的比例大于可能所失与可能所得的比例，即P/（1－P ）＞L/G ，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便应该给予信任。科尔曼认为，在这个公式中，最关键的是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P 、可能所失L 和可能所得G 的值。这三个值的大小是与委托人关于它们的信息密切相关的。在有些情况下，委托人对于可能的损失是清楚的，在有些情况下则不甚清楚。通过给予信任可能获得的利益有时为人们所了解，有时则不然。这三个影响因素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是最难弄清的。委托人主观上对概率的估计越接近于客观概率，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了做出正确决定，委托人必须充分利用信息，并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科尔曼认为，可能损失与可获利益的大小，也影响着委托人寻求信息的范围和努力程度。给予信任可能导致的损失或获得的利益越大，委托人越会努力去寻求信息以判断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3.对受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认为，在信任关系中，受托人的行为至关重要，他可以在遵守诺言与违背诺言之间做出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受托人的行为做出约束。科尔曼列举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利用无形的道德观念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力量比较弱。第二种方法，对受托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社会内部必须要有规范、法律以及惩罚手段。委托人在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时，不仅应考虑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而且还要注意惩罚性手段的效果。第三种方法，使恪守诺言的受托人从委托人或其他有关人的信任中得到好处，即存在对遵守诺言行为的正面激励。科尔曼认为，在包含社会信任或政治信任的行动中，由于不存在直接的赔偿责任，这种正面激励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创造某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受托人只有恪守诺言才能获得好处。这种社会结构的主要形式有紧密联系的组织（比如同业团体、行业协会等）、法律合同及其他法律规定等。当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之后，受托人会精心策划某些行动以博取委托人的信任。此外，科尔曼还关注到交易次数对受托人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在一次性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小，从而更容易做出违约行为，而在重复的、持续进行的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大，受托人更容易遵守诺言。简言之，可以把持续进行的信任过程简单描述为：委托人首先决定是否要给予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大量收集关于受托人的信息，如果委托人认为受托人是否可信对自己的利益影响重大，他还将试图建立某些提高受托人信任程度的社会规范及制度。当搜寻信息工作结束之后，委托人就应决定是否把信任给予受托人。如果委托人决定给予信任，那么受托人面临的问题是，决定自己是否要保持信用。如果受托人受到道德约束或担心违约后的惩罚，将会恪守诺言。促使受托人遵守诺言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委托人让受托人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当受托人意识到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将给他带来好处之后，他将向委托人提供有关信息，促使委托人相信自己。在第一轮信任行为发生之后，委托人将根据受托人的表现，修正自己对受托人可信任程度的估计，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行为，长期的博弈行为就这样持续下去。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科尔曼对于信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可以让我们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信任关系的分析更为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状描述或缺乏分析过程的归纳上。在科尔曼的理论中，他更多地把发生信任行为的双方——委托人和受托人，看作一种自愿的谈判和交易，而没有对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对信任的影响表示关注。（注：这是和科尔曼受到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密切相关的。制度如何产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在一个极端，可以认为制度是在决策者自利基础上“自发”产生的。在另一个极端上，制度可能完全是由一个中央机构组织的。总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者倾向于制度结构自发产生这一假说（进化论理性主义）。参见Eirik 和RudolfRicher《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菲吕博顿和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作为信任委托人的政府是单方面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正如韦伯指出的，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是合法的使用暴力的组织，是运用暴力“权利”的唯一的源泉。[8]（P730）同时，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9]强制性权力以及制定规则的特殊地位，使得政府在政治力量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中国的非营利部门发育很不充分。1949年以后，国家更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把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确立了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甚至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领域已经不复存在。[10]（P242）1990年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政府职能转换和权利让度的前提下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分别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把政府允许、鼓励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了信任。（注：当然，在不同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府所拥有的决定非营利组织生存的权利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美国，由于宪法赋予了非营利组织较大自主权，非营利组织的很多活动政府是没有权利介入的。但在中国的情形不一样。由于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时是可以把政府视为委托人的。）而且，这种信任关系是重复的、持续性的。科尔曼的信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这种信任关系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在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预期当中，发展非营利组织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是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G ）是很大的。因此，政府有较强的给予信任的需要。科尔曼在研究信任行为时观察到，对于有着不同信任需要的行动者来说，信任行为所包含的可能利益或损失是不一样的。有些行动者迫切需要信任他人。比如，处在绝望状态下的某些人对信任有着极其强烈的需要，因为没有外援他们就无法脱离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对行动者有很大的诱惑力。[11]（P116）1990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及包括社会保障、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都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在政府治理模式上，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机构的规模日趋小型化，政府作用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中国最重要的特征是从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转换。[12]在原有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在国民的福利提供中起着绝对支配性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在政府对国民的福利承诺与政府的实际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接改变了原有福利模式依托的制度基础。在政府的财政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对国民的福利承诺时，政府开始积极寻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在这种制度背景下，非营利部门作为政府职能转换和公共服务的替代性提供者，其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重视。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期望非营利组织获取民间资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非营利部门所掌握资源的依赖，因此，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其次，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因此，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行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目标可能和政府之间存在差异，政府越把权力转移到非营利组织手中，非营利组织的利益和目标与政府相差越远，政府的项目实施就越困难。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意味着在政府的控制领域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体制外力量。尽管这类组织是以公益的形式出现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政府可能很难准确判断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说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是有风险的。因此，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它依赖于非营利组织获取资源，来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缓解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担心一种新的体制外力量的出现会不利于社会管理。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3]在科尔曼看来，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在影响信任给予的三个因素中是最难弄清的。但它是决定是否应该给予信任的关键。由于政府的信任行为所涉及的可能利益或损失都非常大，为了做出准确判断，政府会竭尽全力去收集相关信息，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从中国关于非营利组织产生和运行的相关制度中可以看出，政府主要采用了两套机制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即科尔曼信任公式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值：其一，政府直接通过垄断性权力，任命现任或退休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并保留根据他们在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的表现，随时收回信任（即撤换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权力。这是建立在对政府官员个人信任基础上的。我们可以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中观察到，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是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负责人的。1994年政府考虑到，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可能会影响到组织领域的参与者对于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的判断，所以出台了相关法规（民社函〔1994〕123号），规定不能由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社团负责人。鉴于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现在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尤其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非营利组织，是由退休的党政官员担任负责人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非营利组织是由真正的民间人士来担任负责人，那么政府就只能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来约束、监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并在实施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通过反复的博弈过程，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值得信任。尽管当意识到受托人不值得信任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可以对非营利组织实施惩罚，或收回信任，但第一次的信任行为仍然存在着风险。如果非营利组织由现任官员或退休的党政干部来担任负责人，对政府来说就可以大大提高对受托人信任的概率。因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骨干力量，在以往多次的重复博弈过程中，这些人被证明在党性和忠诚方面是值得信任的，让他们来直接负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可以尽可能减少故意隐藏、扭曲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可以大大提高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P 值，从而促使政府做出信任给予行为。同时，由于在权力结构中的垄断地位，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对受托人——非营利组织的惩罚和奖励，这使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意识到，只有保持对委托人的忠诚、信守诺言，才能在重复的交易中获益。正面激励和惩罚机制的双重存在，进一步促使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实施保持信用的行为。其二，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惩罚和奖励制度，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是建立在制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政府是一个具有垄断性权力并可以单方面制定博弈规则的特殊组织，它会创建一种社会结构来对非营利组织的违约行为实施惩罚，并对其恪守信用的行为给予奖励。从1950年9月《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89年10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到1998年10月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以及2004年3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非营利组织的成立登记、监督管理、奖励惩罚都予以了详细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规定社团的管理工作由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来共同负责。现阶段我国社团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是对社团的业务活动进行直接指导和日常管理的政府机关。民政部门承担依法登记管理和依法监督管理社团的职责，业务主管部门侧重于对社团的业务指导和具体的日常管理。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管理工作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所谓分层管理，是指根据社团的成员分布和活动地域范围等实际情况，由不同级别的登记管理机关来分别管理不同层次的社团。通过双重分层管理体制，政府几乎把社团的所有日常活动都纳入到了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并尽可能削弱了社会团体自身的决策权。由于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的情况更加熟悉和了解，政府通过委托这个对信息了解更为充分同时又值得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有效信息。政府通过尽可能地把非营利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掌握在管理部门手中，扩大了信息收集的范围。社团管理分为登记管理、日常管理和监督管理三种形式，涉及到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团体的法规制定、日常活动检查和指导、社团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内部人事管理等多方面内容。除了采用列举法规定了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的极大权力之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采用剩余法把没有穷尽的内容纳入到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之内，“总之，社团日常管理极为丰富，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对社团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业务活动管理、党组织管理等诸方面的内容，随着社团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日常管理活动的内容将会不断的扩展”。[14]（P45）在对社团业务活动管理方面，“要对社会团体的业务管理，进行细致、严格的管理和指导，以防出现疏漏和偏差”。[14]（P88）政府还通过规定年检制度和经常的不定期检查制度，增加了信息收集的频率，减少了信息传递和反馈的时间差距。为了配合与完善监督制度，国家还赋予了社团管理部门根据随时发现的漏洞修订、补充制度的权力。条例规定，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社团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新的政策、规定，使公民结社和社团活动的法律、法规不断地完善和具体化。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在该领域内各项方针、政策、规定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对这些方针、政策和规定最有解释权。另外，业务主管部门还是该领域或行业内的业务发展方向的规划者和计划的拟订者。[14]（P44）由于同时实施了基于个人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政府认为预期获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损失，所以可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政府不通过权力直接任用现任或退休官员来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那么政府对受托人的判断就只能是通过创立某种社会结构来实现。相对来说，受托人可靠的概率将会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做出不给予信任的决定。本文对于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分析，重点在于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呈现出来的二者信任关系在逻辑上的成因，而没有对这种信任关系的后果和正当性进行规范性说明。事实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政府对于非营利这种组织形态的信任程度较低，所以才会有如此繁杂的规则加以限制。这些社会结构的创建在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可信任概率的同时，也对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及组织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将在其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论述。（注：参见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年。）「参考文献」[1]Gi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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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计划是现代企业的发展所必须的，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参考范文2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参考范文篇一 企业工商管理的发展趋势分析 [摘 要]工商管理计划是现代企业的发展所必须的，企业的工商管理包含了企业营利运作的所有活动计划，除此之外，它还可以对人才能力和市场定位进行科学的规划。本文主要就当前企业在进行工商管理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探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来优化企业的管理结构。 [关键词]企业工商管理 工管现状 工管发展 中图分类号：T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40-0079-01 引文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企业要想不被时代所淘汰就需要专业的工商管理，这时候工商管理就逐渐成为了大学里热门的专业，企业需要借助工商管理来使自己变得的更加正规，只有规范化以及正规化的企业在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跟上时代的脚步。但是我国目前的工商管理还在初级阶段，对其做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所以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来制约企业的发展，本文就是基于这一问题来初步分析和探讨未来企业工商管理的发展方向。 1.企业工商管理的概念 第一，工商管理属于将管理学的思想、工程技术以及综合性的分析与研究相结合的企业必修课程，它需要企业管理者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与分析方法，同时又要具备较为健全的管理方面的专业性知识，要具备开拓创新的精神来实现企业的管理思想与精神。第二，企业中各项管理包括企业的运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核算管理、发展战略管理、运营技术管理以及发展项目管理等，同时还包含了软性方面的建设，比如企业中的文化或者是非营利性的社会文化活动。但是工商管理正式经过对这些日常运营中的数据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从而保证了企业朝着既定的目标方向发展，并且做出了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来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地实现发展目标。 2.我国工商管理现状 企业的发展模式存在不足 许多的企业管理者并不具备一定的工商管理知识和想法，这就造成了企业的发展比较滞后，管理没有形成系统比较粗糙。现代企业要想有比较长远的发展就必须借助工商管理来规划企业的未来，而在进行工商管理时需要有相应的理论知识作为后盾，老旧的一些激励员工进行创新的方式以及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所以需要有科学的方式来激励员工主动去搞创新。我国许多的企业发展模式都是一样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大部分的企业都将一些成功的企业的发展方式作为自己企业的发展模式，没有属于自己的管理模式，照搬其他人的管理模式是永远也不能超越对手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的变化这种模仿会慢慢变成一种负担，反而制约了自身的发展。 企业管理目标不明确 利润是企业生存在下去根本，但是如果一味的追求利润却无法明确企业自身的价值也是不可取的。如今市场和工商管理的普及对企业发起了新的挑战，这就意味着企业需要转变自己原有的指导理念，以前企业只需要追求效益，现在则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企业想要良好的运作需要运用科学方法来优化资源分配，但是当前的情况是许多企业对自己企业的文化没有明确的定位，没有科学地章程去指导企业职工的工作，忽视甚至漠视企业文化的宣传。 企业品牌化意识不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的不断变化，企业常常需要跨域来寻求合作，这时企业管理的约束力就显得比较苍白了，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企业的领导需要考虑的事情更多，自身的管理方式和产品的结构需要进一步的优化，不仅要做产品更要做品牌。但是，我国很多企业还停留在注重利润的初级阶段，对于如何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却没有做过多的考虑，这就使得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的企业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 企业经营模式适应性不强 很多企业一味地追求利润的提高，对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生产模式的关系没有做深入的研究。只中生产却忽视了产品的升级换代，虽然设有市场反馈部门但是却形如虚设一般，这样固步自封的做法只会让企业的竞争力下降，市场占有率会进一步缩水，结果就会造成旧的产品无法销售出去，仓库堆积成山，利润反而会下降。 3.工商管理的改进措施 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 企业要想长远的发展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企业的工商管理人才会对企业长远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能帮助企业进行人员管理和产品的营销，当企业需要进行重大的抉择时能帮助企业选择最为有利的一方，并且在企业遭遇困难时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下一阶段应该要做的事。如今的企业不仅需要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硬实力，还需要像工商管理方面的人才来加强自身的软实力，只有合理使用人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加强监管制度 我们知道良好的监管制度对于企业的运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企业的工商管理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为企业制定合适自身的监管机制，对于企业的领导来说员工才是最为重要的，企业能否成功就看这个企业是够拥有优秀的员工来为其工作。管理制度中交织着责任、权力、利益等各个方面，企业的奖励和惩罚机制也是根据此项制度来制定的。所以正确的管理机制需要专业人才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科学的态度来制定，要让员工信服企业的管理机制，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得到长远的发展和进步。 企业国际化趋势 如今我国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就需要融入国际社会，国内的企业也有机会接触到国外的知名企业。为什么说企业不单单是做产品还要做品牌?这是因为企业将品牌做出来后就能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就会得到提高，这实际上也是在宣传自身的企业文化。企业工商管理就需要企业开放自己的眼界，在国际上寻求合作机会，这样企业就不是在运用自己掌握的一些资源了而是利用国际社会资源来壮大自身。 4.工商管理未来方向分析 知识管理成为企业核心内容 工商管理在进行企业管理时实际上运用的是专业的管理知识。企业文化的形成实质上就是管理者将所了解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管理工作中来。这样的企业文化可以加强企业的凝聚力，让员工形成责任意识并且还能为企业建立一个数据库从而增加企业的竞争力。 组织结构的变革 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企业要想长远的发展，就要优化产品的升级换代，对产品的生产和营销实施科学的管理方法。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包括了企业中各个组织部门和管理层次的划分以及联结方式和结构。建立明确具体的管理层次，对于一些冗杂的部门可以适当削减，将原来的阶梯型管理结构转变为矩形管理结构。 企业价值多样化 企业的价值不仅仅只是利润的最大化，还需要将企业品牌等一系列的东西推销出去，这实际上就是在宣传企业自身的文化，这就需要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一个成功的企业不仅对员工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 5.总结 企业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需要改进自身的管理机制，做好品牌的竞争力，而实现这一切的基础就是获得优秀的工商管理人才，这是企业树立自身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企业能够长存下去的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员工的综合素质以及企业文化的氛围紧密相连。所以这二者的培养也是不可忽视的，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游刃有余。 参考文献 [1] 张帅豪.浅析企业工商管理现状及改革方向[J].价值工程，2013，(22)：162-163. [2] 王睿.企业工商管理现状及改革方向探究[J].中外企业家，2014，(10)：73-73. [3] 祝仰山.企业工商管理现状及未来发展探析[J].科技资讯，2014，12(19)：142. [4] 唐时俊.探索工商管理专业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1(6). [5] 安凤兰.企业工商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探索[J].改革与开放，2012(7). [6] 肇威.企业工商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及管理模式探索研究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2014(5). [7] 任瑞全，张合振.关于企业工商管理未来发展方向的探析[J].商场现代化，2012(13).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参考范文篇二 关于工商管理与经济发展探讨 摘 要：新世纪的号角吹响，时代变迁的脚步越来越快，我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已实现飞跃式的大发展。为了扫清经工商业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合理有效的管理方式的探索，显得格外重要，也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挑战。实现工商业的飞跃发展，就要从职能出发积极探索，适当调整，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做到与时俱进。 关键词：工商业;管理方式;职能;市场 以发展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当前的主要目标，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也就是说市场自发运营与政府出力干预的关系。在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下，人民的权利有极高的地位，权利也为人们服务，这就要求管理部门切实发挥作用，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发现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优方式，但其也存在缺点，那就是市场调节失灵。在这时，政府的职能就变得十分重要。为了追赶时代变迁的脚步，管理部门要迎接更大的挑战，实现更多的创新。工商管理对社会构建来说很重要，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提高工商管理的水平，成为了管理人员钻研的重点课题。 一、工商管理的新挑战 (一)传统工商业运营方式的消失 回顾过去的几十年，人们大多只看中管理职能的应用，而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这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效率低下，管理效果大打折扣。重视实际状况是发展的前提。 (二)新时代的号召 在提出“市场经济”之后，我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因此，要求我们迅速改革创新工商管理的职能，转变管理模式以确保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这要求管理人员摒弃僵化的思维方式，切实发挥主观能动性。意识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只有正确的观念才能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新时代。据相关调查表示，工商部门在积极反馈管理效果后，其管理水平得到了提升。 二、如何使工商业与新时代接轨 (一)坚守管理原则 新时代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过去的历史表明，陈旧的制度无法带领一个国家走向富强，最终只能被时代所所抛弃。因此，创新成为了我们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动力源头。在工商管理职能的创新中，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动摇，充分考虑到全球化的大环境背景，坚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国家利益为先。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完成本职工作，杜绝一切逾越本职甚至违法的行为。注重发动每个执行人员的积极性，责任分配的个人身上，本职工作不能推脱及逃避，注重效率与利益的结合。进一步打破制约工商业发展的体制与思维定式，具体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是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注重分析每个存在矛盾的问题的不同点与相同点。 (二)市场与管理的关系 市场因素失灵会严重影响经济运营，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因素发挥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管理职能的作用，对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市场是包罗万象的，因此，这个大环境显得格外鱼龙混杂，市场中的成员良莠不齐，给管理带来很大不便。即使如此，工商部门不能因为市场管理的千头万绪而放任其自由发展。工商管理的职能要求其制定更详尽的方案，例如：制定全新的非公有制经济参与经济事务的具体条件及方式。做到规则平等，机会平等，杜绝一切特殊权利。其次，有效的执法才能确保市场环境的健康发展。根据调查显示，市场运行的规范性与监管力度密不可分。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既然享受了健康的环境与公平的机遇，就要完成相应的义务，按照规定运营，坚决根绝所有违规行为与违法行为。 (三)分工明确，合作共进 从部门内部讲，全新的管理方式就要有全新的职能划分。责任落实到个人，要求让工商管理者明确自己的职能，去除冗余的职位，提高办事的效率。 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又要加强合作。例如：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关联紧密，相互影响。一个部门的进步，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是分不开的，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的情况。 (四)诚信是部门的明信片 对于个人来讲，人无信而不立。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公民诚信为人，工商管理部门的整顿同样要强调信誉。个人品德与法律都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不同的是：法律是强制执行的法规，而道德主要靠大众舆论来影响。信誉属于道德中的诚信范畴，不仅靠法律维护，也靠道德维系。我们都知道，任何人都喜欢与诚信的人打交道，而不诚信的人即使提供再丰厚的利益，人们也只会绕道而行。不良信誉就像毒药，不仅毒害一个人，一个部门，也会污染了整个社会大环境。 (五)工商管理内部职能关系的明确与调整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任务是人们所向往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水平越来越快，时间意识也随之得到加强，效率成为了发展中的一个关键词语。对于效率的强调，就要求我们对工商管理部门中不同职位的不同全责进行精细的划分与明确。执法规则明确可以促使市场井然有序的发展，从而使社会发展持续、稳定。根据资料显示：传统模式下的管理部门存在许多冗余职位，造成职责推脱，办事效率低下，成为最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之一。 三、结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在时代飞速变迁的今天，工商管理的方面遇到的挑战，发展的方向。并进一步探索了如何改变工商管理职能，加强管理的力度。针对存在的执法力度问题，信誉形成问题，结构改良与优化问题，思维模式转换问题做了详细的讨论。在未来，工商管理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完善部门运营中实现和谐社会的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经济。 参考文献： [1]王俊.关于工商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探讨[J].经营管理者，2013，20：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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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ore rapid,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Tianjin and the resulting high-tech industry le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while ma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ordination, and maintaining sustained economic Tianjin, stability and rapid development, At present we are facing an urgent task. From the origin of high-tech start on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to define the meaning and scope. And from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ndustry total, the industrial advantages, such as industrial level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Tianjin. Also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of key issues, and cited foreign experience, the focus of the strateg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ath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industry of Tianjin has provided some new ideas and proposals. Key words: Tianjin, high-tech, high-tech industries; status quo; Countermeasures
楼上那个是什么啊。。你要的文献具体是什么？文章？新闻？书摘？这个网站上很多资料 还有一些推荐的书籍我就不帮你一个个翻译了
非营利组织或非牟利机构（Non-Profit Organization，NPO）是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它的目标通常是支持或处理个人关心或者公众关注的议题或事件。非营利组织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从艺术、慈善、教育、政治、宗教、学术、环保等等。非营利组织的运作并不是为了产生利益，这一点通常被视为这类组织的主要特性。然而，某些专家认为将非营利组织和企业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差异是：非营利组织受到法律或道德约束，不能将盈余分配给拥有者或股东。因此，今日社会中，非营利组织有时亦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和企业界的私部门（第二部门），形成三种影响社会的主要力量。非营利组织还是必须产生收益，以提供其活动的资金。但是，其收入和支出都是受到限制的。非营利组织因此往往由公、私部门捐赠来获得经费，而且经常是免税的状态。私人对非营利组织的捐款有时还可以扣税。慈善团体是非营利组织的一种，而非政府组织（NGO）也可能同时是非营利组织。台湾一般在台湾提到非营利组织，主要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两种类型。 因为人的聚集而组成的法人团体，称为“社团法人”，例如，协会（社会服务及慈善团体）、学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因人的聚集而设立，因此最高权力来源为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选出理监事若干名后组成理事会以及监事会，再分别由理事会中选出理事长以及监事会中选出常务监事，作为日常会务的主要管理以及监督等工作。一般的协会会在理监事会下设总干事或秘书长，作为主要的会务行政人员，管理协会的实际会务。 因为财物的聚集而设立组织的团体，称为财团法人，也就是一般的基金会。财团法人因为“财物”而聚集，所以重点在财物的管理(因为不一定是钱，也可以是土地等有价且可以孳息的财货)。因此在成立之初便需订定捐赠办法，设董事会，并且内置董事长、董事与监事若干人，执行这笔财物的管理，因此董事会为日常政策性决定的单位，一般会在下设一执行长，作为日常基金会行政事务的工作者。 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差异： 前者依人而设立，所以一切权力来源为会员大会，理事长为间接选举后的最高领导人，连选得连任一次，每次任期最多不可超过4年。后者因为财物而设立，所以一切权力最高来源为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皆可连选连任。前者的重点是众人的意志，后者的重点是要把钱管好。 前者有明确的法律管辖，人民团体法为其主要管理法律。后者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只有在民法内有间续性的提到，目前在台湾实行的财团法人设立管理办法，多半都只是中央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已。 英国在英国，非营利组织很少被视为一个单一类型的实体。所有善心组织都必须向慈善机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登记为慈善机构（charity）而不是非营利组织。在美国被归类为非营利组织的其他团体，例如职业团体（trade union），分别受到不同法规的规范。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由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原因，目前尚没有典型的西方意义上非营利组织。一般民众所熟知的青联、妇联、残联、中国贸促会和对外友协等组织实际上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半官方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从雇员到资金来源都有很深的官方背景。近年来，许多和西方非营利组织近似的社会组织数量呈不断增多之势，但是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些组织在到政府部门注册时，要么选择挂靠某个政府部门，成为同青联、妇联一样的半官方组织，要么注册成为普通的营利性公司。许多国外的跨国非营利组织在发展它们中国业务的同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很多国外非营利组织选择注册为营利性公司，还有一些干脆选择不进行注册。
提高民办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论文
论文关键词:民办高校 质量工程 教育教学
论文摘要:“质量工程”建设是提高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本文从民办高等学校发展现状、西安外事学院取得的成绩及今后发展建设规划等三个方面,总结分析了学校在“质量工程”建设中的做法和经验,同时提出问题和今后的发展目标。
“质量工程”建设反映了高等教育基本规律的要求,体现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新理念,体现了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思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高等学校的三大基本职能。西安外事学院(以下简称“我校”)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一直强调: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中国人口众多,受教育的人群也是非常庞大的,那么,怎样从“精英化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怎样将这一步走好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民办教育体制也随之应运而生。
一、认清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现状
出于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人才资源需求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的规模逐步扩大,这也为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但是,我们同样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不少问题。
1.政策法规不完善
《高等教育法》中规定,民办教育享有自主权。但是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高校仍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在专业设置、招生规模等方面。教育部门应根据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求,为民办高校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性意见,①应适当地从宏观上对民办高校的发展给予一定的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2.民办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
我国目前民办教育发展不平衡性仍然很显著,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由于缺少资金、教育需求不是很旺盛等原因,导致民办教育不被重视。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民办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
3.没有高质量、完整的教师梯队
民办高校教师梯队的不完善是阻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民办高校目前的教师基本以刚毕业的大学生和聘请公办高校已退休的教师为主,这样的结构构成导致了大部分民办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缺乏,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是现今民办高校必须重视的问题。
4.生源质量较差
众所周知,民办高校虽然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学生整体质量与公办院校相比,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学生只有考不上公办院校的一本、二本,才会去考虑民办学院,才会去比较、选择上哪所民办院校,这也就导致了民办院校生源质量整体较差。
5.社会的认可度较低
以上所说的诸种原因可以说是环环相扣的,学校培养的学生被社会所认可,能够与公办院校的学生有共同竞争的平台,能够承担起相应的工作,各个环节都能够做好,民办高校的发展才能真正走上与公办院校并驾齐驱的道路,因此说,民办高校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样的情况下,“质量工程”建设就成为衡量一所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其对民办高校来说既是一个挑战同样也是一个契机、机遇。我校对“质量工程”建设非常重视,不断研究如何做好建设工作,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最近又起草修订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我校教学质量工程建设的意见》,旨在对“质量工程” 建设做进一步的修订和建设工作。
二、提高质量意识,“质量工程”建设有所突破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2007年1号、2号文件精神,学校起草并制定了《西安外事学院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实施意见》,全面启动了“质量工程”建设和评审工作。
经过两年的建设,学校培植了一批校级“质量工程” 建设项目,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为冲击省级、国家级评选奠定了一定基础。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民办高校大学生多元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实践》2007年荣获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监控长效研究》2007年被评为省级教改立项项目;物流管理本科专业荣获2008年省级特色专业;新闻采编与制作和旅游与酒店管理两个高职专业,荣获2007年、2008年省级重点专业;新闻传播实验中心荣获2009年第五批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急救护理学”课程荣获2009年省级本科精品课程等。
但是同时,我校在“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上仍存在一些不足,“质量工程”项目建设获得省级项目的不多,冲击国家级更是很少。因此,学校领导也多次反复强调“质量工程”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提高质量意识的突破口就在于以“质量工程”为抓手,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并取得标志性成果,为学校争光。
三、不断探索办学特色,以“质量工程”建设为抓手,提高人才培养竞争力
1.明确学校定位和指导思想
对于民办高校来说,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这是民办高校持续发展的根本。西安外事学院作为一所民办普通本科院校,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学校发展定位:“培养能够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应用型专门人才”。
我校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定位,与传统本科院校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它以能力培养的系统化取代知识培养的系统性,培养出来的学生要能够主动适应21世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形势,立足陕西,服务西部,面向全国,培养 “基础实、能力强、口径宽、素质高”的人才。
2.制定科学合理的专业规划
制定合理、科学的专业发展规划,对于民办高校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合理布局统筹的前提下,使民办院校的专业与市场切合度能够最大化,保证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从2005年学校升为本科普通院校以来,截至2009年共申报获批18个本科专业,涵盖7大学科门类,覆盖10个二级学科,逐步形成了以文学、经管类为主,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模式。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强调对学生的能力培养,突出英语、计算机、实践教学、思想政治教育四个“四年不断线”教育;同时,加强对学生个性的培养,实行课外学分制。
3.加大“质量工程”建设力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根据我校的办学特色和定位,在合理规划学科发展的基础上,我校将“质量工程”建设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本学期开学初期,针对“质量工程”建设,学校领导组织召开了专门会议。校领导在会议上强调,我校现在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转型阶段,学校要坚持以实施“质量工程”建设为抓手,以提高质量为目的,以建设促成果,采取“选点、整合、培植、检查、总结、评选”等措施促进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同时为今后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此基础上,我校研究制定了相关文件,同时又起草修订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我校教学质量工程建设的意见》,在已取得的“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的基础上,规划今后的`建设方案和内容。
4.“质量工程”建设的改进措施
(1)明确目的。“质量工程”建设的一系列项目:精品课程、特色专业、教学名师、教学团队、教材建设、教学成果奖等都是一种引导性项目,在提高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质量工程”项目建设工作,积极推进高水平院校的教学建设,充分发挥学校的辐射作用,让更多的院校和在校学生能够受益,使更多的学生享受优质教育,逐步缓解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同教育供给特别是优质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为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奠定基础。正如周济同志所说,“专业设置和专业结构调整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前提,课程和教材建设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环节,实践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建设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是提高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公正的评估制度是保障高等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院是实现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②
(2)选好突破口,以点带面。“质量工程”建设涉及面宽,涵盖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因此,各教学部门要根据学校的规划,结合本部门的实际,选出亮点,落实具体措施,形成可行的具体实施方案,抓实抓细,落到实处。
(3)建设过程中要加大投入力度,注意持续性。“质量工程”建设重点在于建设,通过前期的努力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申报成功后的建设工作同样重要。“质量工程”建设是一个长期性工作,精品课程、特色专业建设等都有一个建设周期和后续的审查工作,不是说申报成功就一劳永逸了,要不断地建设,不断地探索新的方向和领域,同时,学校也要给予大力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属于我校的品牌和特色。
四、小结
通过“质量工程”项目的建设,使学校的教育规模、结构、质量能够更加协调发展,使学生都能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使人才培养模式与科技创新能够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高学校的整体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竞争力。因此,自从国家实施“质量工程”建设以来,学校对此就高度重视,这是我校在新时期的一个很好的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注释:
①王军胜,刘喜琴.我国民办高校面临的困难与决策[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3,(3):39.
②周济.实施“质量工程”,贯彻“2号文件”,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j].中国大学教学,2007,(3):48.
参考文献:
[1]张安富.正确处理“质量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几个关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6).
[2]刘尧.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j].教育研究,2004,(9).
[3]王军胜,刘喜琴.我国民办高校面临的困难与决策[j].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3,(3).
对现行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方法进行研究论文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西方国家就产生利用成本核算建立教育成本的思想。高等院校属于非营利机构，其具有不核算成本、不计盈亏的特性，而这种特性使高等院校在成本核算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发展受到限制，阻碍教育成本核算的发展，其实际应用也较少。然而，随着高等院校管理者的管理意识不断提升，对成本信息的需求越来越大。为满足高等院校管理层对成本信息的需求，高等院校财务必须运用科学的核算方法对成本进行计算，为高校提供科学、相关、准确的成本信息。
1 高校教育成本研究现状
国外高校成本研究现状20 世纪中期，“人力资源”理论的诞生，为教育成本实践和理论提供依据。1968年，希恩和维泽两位学者，在其《教育所用的资源》一书中提出教育单位成本观念。到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高等院校开始推行成本核算，并逐步系统化、条理化。在西方，教育成本的核算方法较多，如韦伯斯特的效率分析法、特威和普雷斯特的成本分析法等。20 世纪 50、60 年代，美国加大教育产出和投入，借助教育生产函数研究教育资源投入与产出间的转化。此外，西方经济学家还把“边际收益递减律”应用于教育成本研究中，得出教育成本规模的关系是 U 型。1975 年，西蒙斯把学校作为分析单位，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明确教育资源投入对其产出的影响，并在世界各国进行横向比较。
国内高校成本研究现状早在 1961 年，周恩来总理就指出：“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人才的培养也要讲成本。当时，我国高等院校以国家拨款为主，未曾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目前，高等院校现行财务核算以预算管理为中心，其管理模式是“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及“大收入、大支出”。这种模式只注意收支平衡，忽视经费使用效益和支出合理性。因此，现行高等教育成本核算仍处于薄弱环节。此外，社会各界对高校教育成本核算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寥寥无几。直到党的十二大召开以后，关于教育资源使用效益的提高和教育成本问题才提到日程上来。
总的'来说，我国对教育成本核算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对教育成本在会计成本中的地位认识不足，且缺乏一套完整的教育成本核算体系。
2 高校教育成本特点
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院校教育部门也是生产部门，其开展的都是有组织、有产出的社会经济活动。因此，与一般生产部门相比，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性，如成本核算及分类。但两者之间在性质上还存在一定区别。与一般意义上的成本相比，高等院校教育事业自身的特点决定其独特性。
成本补偿间接性在生产物资过程中，其耗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转移到物资产品中，企业借助产品销售获取收入，除去产品成本后，其余部分为企业纯收入。因此，销售环节使生产耗费的物质产品得以回收。但教育成本投资相比物质生产投资，存在一定区别，教育成本补偿是间接性的。高等院校的学费只是教育成本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补偿高等院校投资。把对教育成本的补偿放在教育上并不可行，应将其投入到毕业生从事的社会劳动和劳动力市场中。因此，高等院校教育成本不能通过收取高额学费的方式进行回收，部分成本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进行补偿。
递增性随着科技管理不断加强，物资生产的成本(单位产品)不断递减。但是，在高等院校，其教育成本呈现不断增加的特性。造成成本递增的原因较多，其主要是受人才培养质量、资金额度大小及现代科技的运用等因素影响。高校教育的成本核算并不以追求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相反，部分学校成本的核算存在追求成本效益最大化的倾向。教育学家霍华德·鲍恩对此作了深入分析，并将其归纳为 5条高等院校费用规律。他认为院校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声望显赫、成绩卓越及影响深远，为追求这种富有教育成果的目标，高等院校所需要的费用是无止境的，无论教育成本支出多少，都难以被认为足够。故此，高等院校的开销达到其财力能担负的最高上限，而这些教育开支被固定下来，撤销就很困难。
每所院校筹集的资金被全部用掉，开支日趋增长。高等院校教育代表社会先进的科技水平，因此，配备先进的设备和教学仪器，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是高等院校培养高科技水平人才的关键。为保证高等院校教育质量，其消耗的财力、物力及人力不断增加，从而使高等院校教育成本呈递增发展趋势。
效益与时间的不配合性在时间上，教育效益表现为长效性和迟效性，高等院校资金的耗费与投入不能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在毕业生就业后的第 10~15年，教育投资收益才会达到最高值。因此，高等院校教育资金的投入具有显著的滞后性。虽然教育投资周期长，但投资带来的效益非常大，能获得加倍收益，比一般物资生产领域的投入所产生的效益要大得多，且这种效益持久、稳定。
3 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方法比较
成本统计法
成本统计法是利用教育费用来统计资料，从中抽取培养学生的支出作为成本数据进行计算。该方法是借助会计资料，按照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原则，对数据进行修正，进而得到成本数据，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且操作简单，是现行高校教育提供成本信息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部分学者认为高校教育成本核算是一项重要工作，需对现行会计制度和财务制度进行改革，从原有以费用支出为中心转移到以成本核算为中心上来。因此，短时间内教育成本核算的建立和推行可能性较小。另外，成本统计法严格上说不是一种会计核算法，而且该方法统计的成本信息较为粗略，准确性差。
会计调整法
会计调整法是指利用会计资料转换成对教育成本的计算方法。其以教育成本核算为对象，将教育支出数据调整为教育成本项目数据。如计算学校为学生提供 3年教学服务耗费的资源，可通过会计资料得到教育经费数据，除去与教育无关的费用，增加经费中未反映的应计费用，转换为各项目成本。相比统计法，该方法操作复杂，但准确性及合理性高。其缺点是部门没有制订调整规则，适用于不信赖统计法而又力求教育成本准确性的教育成本核算。
会计核算法
会计核算法是指高校教育成本采用会计方法进行核算，通过建立教育成本会计账户，期末时根据期末余额结转本期发生额，其明细账以成本核算对象进行开设，在分配和归集教育费用时，成本明细与成本核算对象要保持一致，按成本核算对象进行费用的归集与分配，要以成本明细账进行记录。通过教育归集费用之和，即成本核算对象的总成本，再按折合学生数计算人均成本。采用该方法计算高校教育成本，结果比较精确，但其工作量大。
4 结语
高校教育成本核算对高校财务管理来讲，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课题。现行高校教育尚未将教育成本核算设置成科目，因而不能进行成本核算。目前，我国高校成本核算仍处于理论阶段，国家尚未制订有关教育成本核算方面的制度。本文主要研究现行高校教育成本的核算方法，并对其方法进行比较，阐述教育成本对高校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现代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如何打造高绩效财务部门
会计专业毕业论文题目选题的范围 1.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方面 2.财务成本管理方面 3.管理会计方面 4.审计方面 5.会计电算化方面 1. 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创新问题的探讨 2. 关于绿色会计理论的探讨 3.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探析 4. 关于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探讨 5. 关于合并报表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6. 关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调整问题的探讨 7. 知识经济时代的会计假设探讨 8. 论期后会计事项的种类及披露方法 9. 关于强化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思考 10. 关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运用 11. 关于谨慎性原则的应用问题探讨 12. 关于中西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比较 13. 关于会计信息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思考 14. 股票期权会计处理问题的探讨 15. 关于企业会计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 16. 关于或有负债会计问题的探讨 17. 所得税会计相关问题的探讨 18. 现代企业制度下成本管理的理论与实践 19. 论成本与提高经济效益的关系 20. 关于推行责任成本制度有关问题的探讨 21. 责任成本会计在企业中应用的探讨 22. 论标准成本制度在我国应用的探讨 23. 变动成本计算与制造成本计算模式相结合问题的研究 24. 定额法的应用及其改革问题的研究 25. 班组经济核算的研究 26. 外币报表折算方法的研究 27. 现金流量表分析与运用的研究 28. 合并会计报表合并理论的比较研究 29. 标准成本制度下成本分析的研究 30. 试论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管理 31. 人力资源成本会计的研究 32. 知识经济时代成本会计改革方向 33. 市场经济体制下降低成本途径的研究 34. 我国成本分析现状与改革思路 35. 产品质量成本核算的探讨 36. 产品质量成本控制的研究 37. 产品质量成本分析的探讨 38. 现代企业制度与班组经济核算 39. 关于作业成本法及其在我国的应用前景 40. 我国成本管理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41. 关于研究与开发成本核算的探讨 42. 环境会计若干问题的研究 43. 绿色会计若干问题的原因及探讨 44. 关于或有事项若干问题的研究 45. 财务会计报告体系问题的研究 46. 社会责任成本问题研究 47. 企业社会成本问题研究 48. 关于企业合并会计问题研究 49. 关联方合并问题研究 50. 企业改制过程中的财务问题研究 51. 财务呈报与财务监管 52. 会计欺诈案例分析 53. 中期报告的可比性研究 54. 中外会计准则比较研究 55. 关于财务呈报若干问题的研究 56. 对商誉会计的探讨 57. 关联方相关问题的探讨 58. 会计监管若干问题的研究 59. 中国会计国际化问题的研究 60. 中国会计国际协调若干问题的探讨 61. 现代审计理论体系框架结构之研究 62. 审计假设、审计准则与审计责任的界定 63. 试论政府审计在财政监督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趋势 64. 我国国家审计模式重构的探讨 65. 我国上市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关系研究 66. 国际银行业内部审计的现状、趋势和启示 67. 审计风险模型探讨 68. 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的问题与对策 69. 抽样风险及其防范 70. 制度基础审计的程序与方法 71. 审计职业道德研究 72. 期后事项的种类及其审计 73. 论或有负债的审计 74. 企业法定代表人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难点及审计方法 75. 我国内部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76. 当前我国政府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77. 我国独立审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78. 论经济责任审计的问题与对策 79. 论保证服务 80. 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战略 81. 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研究 82. 舞弊审计探讨 83. 会计报表审计中对舞弊的关注 84. 审计执法环境研究 85.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研究 86. 注册会计师后续教育研究 87. 分析性程序的应用 88. 关联交易、利润操纵及其披露与审计 89. 论审计执业环境建设 90. 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与法律责任 91. 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研究 92. 对上市公司会计报表审计的基本程序研究 93. 注册会计师市场规范与管理研究 94. 我国会计咨询服务体系研究 95. 绩效审计研究 96. 审计环境变化对舞弊审计的挑战 97. 具有中国特色审计体系研究 98. 国家审计与现代企业制度研究 99. 保证我国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研究 100. 审计重要性研究 101. 审计风险研究 102. 经营审计与会计报表审计的区别与联系 103. 企业风险基础审计框架 104. 中外内部审计之比较 105. 计算机环境下审计风险的特征与对策研究 106. 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研究 107. 审计重要性与审计证据关系研究 108. 审计目标与委托人认定之研究 109. 论注册会计师专业判断及其影响因素 110. 上市公司审计重点管窥 111. 论当前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的矛盾与对策 112. 论独立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改善 113. 审计风险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策分析 114. 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115. 论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的动因与改革发展方向 116. 企业风险管理与审计 117. 风险管理得测试与方法的审计 118. 重要性理论在风险审计中的应用 119. 对COSO内部控制框架的质疑 120. 2004COSO—ERM框架评析 121. 内部控制发展研究 122. 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123. ERM在CPA审计中的应用研究 124. CPA非审计服务研究 125. CPA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126. 风险导向战略系统审计研究 127. 论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 128. 关于中国独立审计准则若干问题的思考 129. 中小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30. 现代企业财务目标的选择与企业业绩评价 131.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内部控制机制 132. 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研究 133. 债转股问题研究 134. 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研究 135. 企业资本结构优化研究 136. 企业综合效绩评价指标的研究 137. 或有事项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 138.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的研究 139. 企业财务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140. 论责任会计的激励职能及其实现 141. 股利分配政策研究 142. 财务风险与财务预警系统 143. MBO对财务的影响与信息披露 144. 财务预测管理与创新 145. 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研究 146. 并购融资方式及其风险防范 147. 公司治理评价问题探析 148. 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149. 上市公司董事会业绩评价问题 150. 上市公司经营业绩评价 151. 基于投资者视角的经营业绩评价 152. 基于债权人视角的经营业绩评价 153. 内部管理业绩评价若干问题 154. 基于战略的预算管理体系 155. 企业集团战略与预算管理 156. 审计委员会与内部审计关系探讨 157.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的特殊性研究 158. 资金集中控制模式探讨 159. 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职能探讨 160. 独立懂事独立性探讨 161. 加强企业集团财务控制的必要性探讨 162. 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组织构建探讨 163. 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评估的作用 164. 当前资产评估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165. 资产评估报告规范问题的研究 166. 收益法运用问题研究 167. 资产评估准则研究 168. 国有企业改制中资产评估问题研究 169. 上市公司资产评估中的若干问题 170. 机器设备抵押评估需注意的若干问题 171. 房地产评估中存在问题的探析 172. 资产评估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73. 无形资产的辨识、把握与价值量化研究 174. 企业商誉评估研究 175. 商标权评估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176. 债权性资产评估方法的探讨 177. 人类资源评估研究 178. 网络评估初探 179. 无形资产评估方法研究 180. 资产评估报告相关问题研究 181. 资产评估理论体系研究 182. 资产评估职业道德问题研究 183. 资产评估方法体系研究 184. 债务重组中的资产评估问题 185. 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分析与评价 186. 流动资产审计与评估的联系、矛盾与解决办法研究 187. 资产评估方法国际比较研究 188. 资产评估管理体制研究 189. 如何规避财务活动中的风险 190. 企业筹资方式的比较与选择 191. 发挥财务杠杆作用、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192. 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方法比较 193. 变动成本法、完全成本法与制造成本法关系探析 194. 管理会计的理论体系研究 195. 投资决策方法的比较及运用 196. 标准成本制度在我国的应用 197. 战略成本动因理论探索 198.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目标研究 199. 财务比率分析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200. 企业股利政策探讨 201. 政府财务风险管理研究 202. 企业并购的财务效应分析 203. 财务控制体系探析 204. 非营利组织业绩评价方法探索 205. 政府财务报告改革研究 206. 论非营利组织会计改革 207. 概念体系研究 208. 政府财务报告国际比较研究 209. 中西方政府会计核算模式比较 210. 政府会计确认基础改革研究 211. 房地产抵押评估需注意的若干问题 212. 企业价值评估理论问题研究 213. 完善资产评估法律法规体系研究 214. 政府财务报告研究 215. 政府财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216. 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国际比较 217. 非营利组织会计准则实施问题研究 218. 论互联网条件下的会计工作变革 219. 电子商务条件下会计工作的变革趋势 220. 计算机应用对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和措施的影响 221. 会计电算化的发展趋势分析 222. 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内部控制措施与方法 223. 会计电算化深入发展问题研究 224. 电算化财务管理软件的设计技术探讨 225. 加强我国会计电算化宏观管理研究 226. 计算机会计舞弊现状及其对策 227. 审计电算化研究 228. 用ACCESS建立会计业务处理模型 229. 用EXCEL建立会计业务处理模型 230. 论会计电算化与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关系 231. 我国企业信息化发展方向探讨 232. 试论会计信息化 233. 企业信息化对会计的新要求 234. 会计电算化的风险及防范措施 235. 电算化条件下会计内部控制技术的探讨 236. 论现有财务软件的管理功能及其扩展 237. 对我国现行财务软件的功能透析 238. 我国管理型会计软件开发与应用现状分析 239. 会计信息系统的未来发展趋势展望 240. 论会计信息系统标准数据接口的规范问题 241. 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 242. 国际企业管理软件的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示 243. 电子商务时代的企业管理软件 244. 现代企业与ERP 245. 网络财务会计问题 246. 网络时代会计信息系统的适应性改进 247. 网络财务的特点 248. 网络技术在企业财务中的应用 249. 电子联机实时报告对会计的影响 250. 互联网上发布会计报表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研究 251. 网络时代的会计信息特征 252. 会计电算化对注册会计师工作的影响与要求 253. 计算机信息系统环境下的社会审计 254. 会计电算化条件下审计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55. 虚拟会计事务所 256. 论EXCEL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257. 用EXCEL建立财务管理模型 258. 电子商务对会计的挑战 259. 电子商务下会计发展的新趋势 260. 论提高电算化条件下财会管理水平 261. 论电算化会计工作组织与岗位分工 262. 加强电算化会计基础工作 263. 实现会计信息系统与企业管理其他子系统的数据共享 264. 论会计核算电算化向企业信息化过渡 265. 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的评介 266. 论网络环境下的财务管理 267. 论ERP与企业生产过程重组 268. 知识经济时代对财会人员的素质要求 269. 财务软件的安全功能分析 270. 论软件系统开发方法 271. 国内财务软件发展新趋势 272. 论会计信息系统的特点 273. 我国会计信息系统建设的现状 274. 论会计信息系统与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关系 275. 决策支持系统的特点与功能 276. 论计算机审计的主要功能 277. 论会计工作为何利用Internet 278. 国内主要商品化会计软件功能比较 279. 优化业务流程是企业信息化的基础 280. ERP系统环境中财务会计工作的变化及应对研究 281. ERP系统环境中财务管理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282. 财务会计系统与企业ERP其他系统的数据联系分析 283. ERP系统中会计与业务的协同处理研究 284. 企业信息化过程中改善和加强会计内部控制研究 285. 企业信息化环境中财务管理预测分析内容与作用研究 286. 网络应用的深化对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的影响 287. 电子商务对企业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288. 网络环境下的财务管理模式研究 289. 电子表格在会计工作中的应用的研究 290. 互联网条件下会计信息资源应用的研究 291. ERP系统实现财务与业务协同的研究 292. 网络会计信息披露规范体系的研究 293. 网络经济对会计基础理论的影响 294. 网络化会计信息系统的舞弊及对策研究 295. 网络财务安全策略研究 296. 论IT环境下会计的发展趋势 297. 从ERP实施角度看企业业务重组必要性的研究 298. 财务信息化与财务控制研究 299. 互联网时代财会人员素质要求研究 300. 网络财务在ERP系统中的核心地位研究参考资料：网站
有关盈利能力分析论文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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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WK地产公司财务报表分析研究
目录
摘要
ABSTRACT
目录
第1章引言
研究背景及意义
研究背景
研究意义
研究方法及内容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文献综述
国内文献综述
研究的创新点
第2章财务报表分析相关理论
财务报表分析概述
财务报表分析的概念
财务报表分析的原则和步骤
财务报表分析的方法
比较分析法
比率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
杜邦分析法
财务报表分析的意义
财务报表本身的局限性
财务报表的可靠性质疑
分析人员自身的局限性
第3章WK地产公司发展历程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
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现状
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前景
地产公司的发展历程
地产公司概况
地产公司的发展
第4章WK地产财务报表分析
地产的资产项目分析
地产的利润项目分析
地产的现金流量项目分析
地产的单项能力分析
偿债能力分析
营运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分析
发展能力分析
综合分析
第5章WK地产财务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地产财务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
针对WK地产财务报表分析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建议
参考文献
致谢
扩展阅读：资产净利润率
资产净利润率又叫资产报酬率、投资报酬率或资产收益率，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净利润和资产平均总额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资产报酬率=净利润÷资产平均总额×100%
资产平均总额=(期初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2
资产净利润率主要用来衡量企业利用资产获取利润的能力，反映了企业总资产的利用效率，表示企业每单位资产能获得净利润的数量，这一比率越高，说明企业全部资产的盈利能力越强。该指标与净利润率成正比，与资产平均总额成反比。
把公司一定期间的净利与公司的资产相比较，可表明公司资产利用效果。指标越高，表明资产的利用效率越高，说明公司在增加收入资金使用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否则相反。资产净利率是一个指标，公司的资产是由投资人投资或举债形成的。净利润的多少与公司望量、资产结构、经营管理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正确评价公司经营的高低、挖掘提高利润水平的潜力，证券分析师可以用该项指标与本型期、与计划、与本行业平均水平和本行业内先进公司进行对比，分析开异的原因。影响资产净利率高低的因素主要有：产品的价格、单位成本低、产品的产量和销售的数量、资金占用量的大小等。
[摘 要] 企业与非盈利组织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二者的会计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进一步发展，我国的会计体系也在发生着重要的改变，而目前非盈利组织所实行的会计体系仍然是沿用的传统的会计体系，要使得非盈利组织财务管理工作得到更加有效的开展，就必须要对其会计体系引起足够的重视。企业应把非盈利组织的非营利性放在首位，把会计理论充分在“非营利性”的指引下运用在非营利组织的运营之中。
[关键词] 企业；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财务管理
一、非盈利组织概述
（一）非盈利组织的内涵
按字面的分析来说，非盈利组织指的就是没有任何盈利收入的组织，也就是说，这样的组织和一般的营利组织，有着一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这个组织没有任何盈利的空间。这种组织的设立之初，就蕴含了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标准，在我国非盈利组织主要包括一些基金会、慈善组织、中国红十字会等。这样的组织一般也会有一部分收入，但它们的收入主要不是盈利性的收入，而是把这些收入运用到其他方面。
（二）非盈利组织的特征
概括来说，非营利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非盈利性。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尽管非营利组织会有一部分金钱收入，但这并不是它的盈利收入，而是它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基本物质基础。第二、公益性，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一般具有公益性的特点，所谓公益性就是非营利组织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上大众的或者普遍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第三，一般非营利组织也有自己的组织章程。非营利组织也要有相应的制度措施，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并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一种组织，而是建立在比较严密的制度措施之下的，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非营利组织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和基础，可以说，制度是非盈利组织的基础。
（三）现阶段我国非盈利组织的特殊性
在现阶段，我国依然存在着数目不菲的非盈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充斥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改革中，非营利组织也面临着以下特殊性：第一、缺乏发展的后劲。也就是说，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发展的动力，这既与非营利组织的特点有关，也与我国现阶段的政策措施有关，很多情况下，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鼓励措施不到位，也造成了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第二、部分非盈利组织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部分非营利组织没能把本组织的各方面的收入做好规制，导致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如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都是由于其不能把其内部的整个会计管理过程以透明的形式传达出来，造成了公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极大误解，客观上也阻碍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
二、非盈利组织会计概述
（一）非盈利组织会计目标
对非盈利组织会计目标的要求远远高于盈利组织会计目标的要求。这是由于非盈利组织的特性所决定的，非营利组织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就决定了非营利组织在会计目标上必须做到如下几点：第一、公开透明性。这是指的非营利组织对外的一个会计目标，因为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它的主要的运转资金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其组织外部，非营利组织要想取得组织外部的认可与信任就必须要保证自己运转资金的透明度，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不能仅仅做到内部的公开透明，因为这样的公开透明，对于非营利组织来讲，意义并不大。第二、资金运营的科学性。与营利组织不同，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主要投入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不会给该非营利组织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所以，非营利组织在做出会计报表或者决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自己的资金运用到相应的主体当中去，确保非营利组织资金运转的科学性，这是非营利组织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也是其资金运转的主要目标。第三、公益性。上已述及，公益性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特征，这就要求非盈利组织主要依赖于其公益性而对社会施加影响，并对社会做出贡献，公益向也是对非盈利组织会计目标的要求。
（二）非盈利组织会计主体
非营利组织会计的主体指的是非营利组织在实施会计行为时主要的会计对象。非盈利组织的会计主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盈利组织的资金来源。也就是说非盈利组织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通俗的说法，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必须把其资金来源问题搞清楚，不仅非营利组织内部要搞清楚，非营利组织对外也要搞清楚，这是非营利组织的当然要求，如果非盈利组织在这个问题上搞不清楚，则很容易产生信任危机问题，很多非盈利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账实不符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的说明。第二、非盈利组织资金是如何运转的。也就是说，通俗的说法就是钱是怎么用的，这是非营利组织会计主体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说，钱是怎么花的。如果非盈利组织运用自身的资金进行营利行为就是严重的违反其基本章程和规则的行为，所以说，非盈利组织一定要在这个会计主体上做到账目清楚。第三、内部费用情况。这个指的就是非盈利组织内部工作人员或者内部办公情况的账目运作，这也是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主体之一。
三、企业会计与非盈利组织会计的对比
（一）二者会计概念的区别
从根本的区别来说，企业会计指的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企业自身的盈利性特点，企业会计根据企业的运营情况，所制作的会计报表，财务运算，财务决算等情况。也就是说，企业会计所追求的始终是一种利益剩余情况，企业会计在计算或者运用企业会计的过程中，总是把企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非盈利组织会计恰恰与此相反，非营利组织会计没有利益需求，也不需要把盈利放在会计目标上，它以资金来源和资金运用为主要的会计主体。
（二）二者会计智能的对比
一般说来，企业会计的智能要比非盈利组织的智能更加明显，这主要是源于企业会计主要针对的是企业的生产、经营、结算、预算等财务情况来进行，而这些工作的复杂度在深层次上影响了企业会计的复杂度，这种复杂度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企业会计智能的发展。非营利组织的智能化要较企业会计的智能要低，主要是源于非盈利组织的一般会计工作与会计流程并不复杂的特点。企业会计是随着是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而不断加以深化的，企业会计的发展的智能情况也是在随着这一智能化的进程而不断加以前进，所以，企业会计的智能是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而非营利组织额智能智能依据以组织的特性而进行相应的会计智能。 （三）二者会计准则的对比
企业会计的会计准则要比非盈利组织的会计准则要更加复杂，这是因为企业会计准则必须建立在盈利的基础上，没有盈利的存在也就不会存在着企业会计智能，所以，我们认为，企业的会计准则是随着企业参与市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而不断加以强化的，也就是市场竞争的越激烈，企业会计准则的复杂程度越高，这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的。非盈利组织的会计准则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单一，这同样是因为非营利组织不必参与市场竞争的原因，也就是说，非盈利组织没有盈利需求，也就没有了相应的会计准则来束缚其发展，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专责往往比较简单、稳定。
（四）二者会计报表的对比
企业会计报表是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有稳定性的结构，这就是说，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对企业内部的经营状况尤其是资金来往状况往往有比较透明的制度要求，没有透明的制度要求，企业也就没有透明的盈利体系。而企业会计报表的这种透明，是对企业内部而言的.，企业的会计报表是企业财务预算的基本的或者主要的依据，所以，任何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就特别注意其会计报表的制作质量。非盈利组织的会计报表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如企业的会计报表那么复杂，它的主要任务主要就是说明资金来源情况和资金运用情况。这是二者会计报表的主要区别。
四、构建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的可行性分析
（一）规范化路径探讨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体系始终处于不太规范的层面，这一方面是因为非营利组织本身并不需要特别地、专门地会计体系，因为非营利组织主要是基于其公益性而设立。从设立之初，非盈利组织就与会计的关系不是太密切，因为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会计体系主要是针对盈利组织而设立的，也就是说，会计本身在产生之初就不是针对非营利组织的。非盈利组织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基础上出现的。所以，这也就客观上造成了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的不规范。当前，非盈利组织需要规范其会计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第一、规范资金来源问题。非盈利组织的资金贡献主体必须特定化、规范化。不能有丝毫的紊乱，因为一旦非盈利组织的资金来源紊乱，就会导致其信任危机。第二、做好非营利组织内部的分工配合工作。非营利组织内部通常都是非盈利组织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内部现象层出不穷，就是因为会计体系零散，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二）做好会计体系的内外的监督工作
这指的是，尽管非营利组织有其不盈利性的一面，但总的来说，非营利组织毕竟有一定的资金来源及资金运转问题，只要存在这样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就容易滋生资金滥用或者不规范使用资金的情况，针对这样的情况，非营利组织必须对其会计体系做好监督工作，主要包括内与外两个方面：第一、内部方面。在非盈利组织内部要设立相应的监督机制，监督机制或者监督机构必须绝对地独立于其他任何机构，也就是说，在非盈利组织内部的监督机构一定要保持独立性，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绝对的监督性。如果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构失去了其独立性，那么其监督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设立这样监督机构的意义也就不大，甚至会危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第二、强化外部监督机构。这就是说，在非营利组织外部，要设立相应的外部监督机构，这样的外部监督机构一定要对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体系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果非营利组织的外部监督机构没有一定的对非营利组织的控制力，那么这样的外部监督机构的设立也是徒有其表的。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说，非营利组织的监督机构必须涵盖内、外两个方面，这样的监督机构才是有意义的和有价值的，也是对其会计体系规范化的一种帮助与促进。
五、非盈利组织会计规范化策略
（一）规范财务报告体系
财务报告是任何非盈利组织都必须加以重视的工作。一方面财务报告是对过去一段时间内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一种总结，另一方面，财务报告也是非营利组织下一步财政预算的基础。财务报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说，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必须如实地反映非盈利组织的运转情况，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符合非营利组织特点的财务报告，财务报告最大的价值就是反映财务状况的真实性。真实性的实现既需要专业的财务知识，又需要对非营利性组织有着独特的全面认识，还需要建立相应的、科学的监督机构，才能在最大意义上实现，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的规范化。规范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报告体系是非营利组织的重要的发展特征，任何国家或者地区的非盈利性组织都把规范其财务报告体系放在其发展的重要位置。这是非盈利组织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其健康、良性发展使然。
（二）强化非盈利组织对资产的核算
资产核算，指的是在非盈利组织的运营中，对非营利组织所产生的动产或者不动产进行核算的一种方式。非营利组织应当定期对其本组织内部的资产进行一定的核算工作，只有把组织内部的资产搞清楚，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本组织内部的资产搞清楚，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把组织内部的财务报告和会计报表制作得更科学化，这是非营利组织资产核算的必然要求和当然含义。非盈利组织的资产核算必须在一定的监督体制下进行，这是非营利组织资产核算规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非盈利组织会计体系化的必然发展过程。
（三）分步实现权责发生制
有权就有责，这也是非营利组织会计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如果拥有权力的人没有相应的责任，那么拥有权力的人就会滥用权力，如果没有权力的人却有相当重的责任，那么势必会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所以，在非盈利组织内部也要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是以相应的量化标准来实现的，我们认为，在非营利组织内部建立起相应的责任制度是非营利组织规范化运营的重要方面，也是非营利组织会计体系规范化的重要方面，意义重大。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非营利组织的权责发生制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要结合各个非营利组织的具体特点来进行，这是非营利组织的基本特征。因为每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设立目标或者设立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注意到权责发生制的实现的步骤性。
结语
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比较短，我国对于非盈利组织的研究实际上还有待深入。对于非盈利组织的会计问题的研究就显得更加基础薄弱。但我们必须结合非营利组织的特点和特性，来探讨非盈利组织会计的发展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非盈利组织的非营利性放在首位，把会计理论充分在“非营利性”的指引下运用在非营利组织的运营之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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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 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 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 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
自己写吧，孩子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研究「内容提要」本文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科尔曼的信任理论，对中国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认为，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营利组织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参与公共管理，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但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进人制度、惩罚和奖励机制，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值得政府信任的概率。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关键词」非营利组织/信任/理性选择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一直是非营利部门研究的重要主题。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国际比较，从宏观层面提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模式。[1]有的学者深入分析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优缺点，进而指出了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2]这些研究分别涉及到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过程中的政策模式、法律框架、经济过程、管制方式等，却没有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给予足够重视。事实上，相对于政府有关非营利组织成立条件和运行规则的制定、财政和税收政策等具体内容来讲，二者的信任关系处于一个更基本、但却更为重要的层次。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往往决定了政府在政策层面赋予非营利组织行动权利的大小，在制度层面上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数量。从这个层面来看，政府关于非营利组织政策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这种信任关系的一种反映。正如巴伯（Bernard Barber）所说，“虽然信任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任在其中。”[3]（P31）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在社会所有制度安排中，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合法使用强制力的垄断者，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4]（P377）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的关系模式，进而直接影响到非营利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和行动权利，因此，对该主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运用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作为分析框架，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作出分析，从而使该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科尔曼的信任理论1.包含委托人和受托人的信任关系信任（trust ）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都对这个问题表示了关注。学者们对于信任的定义纷繁芜杂。社会学对于信任问题的关注可以上溯到古典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对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 ）的分析[5]以及韦伯（Max Weber ）对“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的区分。[6]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才开始把信任作为社会学的一个专门课题来进行研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尔曼把信任视为两个理性行动者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过程，并依据行动者的主动与被动，把互动双方分为委托人和受托人。[7]（P99-125）他认为，最简单的信任关系包括两个行动者：委托人和受托人。他所假定的前提是，这两个人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其目的是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委托人始终面临着是否信任受托人的问题，同时受托人也面临着是守信用还是不守信用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受托人违背诺言可以获利。因此，信任行为是使委托人处于劣势的一种行动。由于信任受托人，在特定条件下，委托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如果受托人利用这一劣势，委托人的利益将有所损失。同时，科尔曼认为信任行为意味着风险。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构成社会行动的各种交易（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交易”，不仅是指市场中的交换行为，也泛指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社会交换行为。）往往不是即时完成的，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一方提供劳务或交付货物（注：科尔曼在这里所说的“劳务”和“货物”，也要从更加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实际上指的是与行动相关的一切资源。）以后，另一方才能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信任给予中包含了时间滞后，受托人是在未来某一刻，才采取预先约定的行动，这就给委托人的提前行为造成了风险。作为理性行动者，人们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缓解时间滞后带来的风险。（注：科尔曼认为，这些手段包括：第一，利用中介入，甲把货币交给中介人，在乙交出应提供的货物以后，中介人再把甲的货币转给乙。第二，在商品交易中，作为买方的受托人通常向卖方提供由他人提供保证的支票。第三，签合同。它的特点是有明确的承诺，而且受法律保护，对违约一方有所制裁。参见（美）詹姆斯·科尔曼著，邓方译：《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页。）科尔曼的这些分析表明，委托人决定是否给予信任的过程适用于决策理论中风险条件下的决策模式。由于他假定行动者都是理性的，因此，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行动可以从博弈的角度加以思考。委托人必须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在受托人靠不住的情况下，委托人的信任将导致损失；如果受托人可靠，而委托人拒绝信任他，也将造成损失。受托人也面临着遵守还是违背诺言之间的选择。下面分别进行分析。2.对委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发展出了一个公式来描述是否给予信任的条件。他认为，委托人为了在风险条件下最大限度获得个人利益，必须在拒绝信任或给予信任之间做出选择。委托人预期获得的利益等于可能所得（G ）与成功概率（P ）的乘积减去可能所失（L ）与失败概率（1－P ）的乘积。如果被减数大于减数，即成功概率与失败概率的比例大于可能所失与可能所得的比例，即P/（1－P ）＞L/G ，一个理性的行动者便应该给予信任。科尔曼认为，在这个公式中，最关键的是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P 、可能所失L 和可能所得G 的值。这三个值的大小是与委托人关于它们的信息密切相关的。在有些情况下，委托人对于可能的损失是清楚的，在有些情况下则不甚清楚。通过给予信任可能获得的利益有时为人们所了解，有时则不然。这三个影响因素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是最难弄清的。委托人主观上对概率的估计越接近于客观概率，做出错误决定的可能性就越小。为了做出正确决定，委托人必须充分利用信息，并尽可能多地收集信息。科尔曼认为，可能损失与可获利益的大小，也影响着委托人寻求信息的范围和努力程度。给予信任可能导致的损失或获得的利益越大，委托人越会努力去寻求信息以判断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3.对受托人行为的分析科尔曼认为，在信任关系中，受托人的行为至关重要，他可以在遵守诺言与违背诺言之间做出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受托人的行为做出约束。科尔曼列举了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利用无形的道德观念对人的行为进行约束，这种力量比较弱。第二种方法，对受托人的违约行为进行惩罚。社会内部必须要有规范、法律以及惩罚手段。委托人在决定是否信任受托人时，不仅应考虑受托人的可信任程度，而且还要注意惩罚性手段的效果。第三种方法，使恪守诺言的受托人从委托人或其他有关人的信任中得到好处，即存在对遵守诺言行为的正面激励。科尔曼认为，在包含社会信任或政治信任的行动中，由于不存在直接的赔偿责任，这种正面激励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创造某种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受托人只有恪守诺言才能获得好处。这种社会结构的主要形式有紧密联系的组织（比如同业团体、行业协会等）、法律合同及其他法律规定等。当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之后，受托人会精心策划某些行动以博取委托人的信任。此外，科尔曼还关注到交易次数对受托人行为的影响。他认为，在一次性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小，从而更容易做出违约行为，而在重复的、持续进行的交易中，受托人违背诺言的损失较大，受托人更容易遵守诺言。简言之，可以把持续进行的信任过程简单描述为：委托人首先决定是否要给予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他会大量收集关于受托人的信息，如果委托人认为受托人是否可信对自己的利益影响重大，他还将试图建立某些提高受托人信任程度的社会规范及制度。当搜寻信息工作结束之后，委托人就应决定是否把信任给予受托人。如果委托人决定给予信任，那么受托人面临的问题是，决定自己是否要保持信用。如果受托人受到道德约束或担心违约后的惩罚，将会恪守诺言。促使受托人遵守诺言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委托人让受托人意识到遵守诺言的好处。当受托人意识到取得委托人的信任将给他带来好处之后，他将向委托人提供有关信息，促使委托人相信自己。在第一轮信任行为发生之后，委托人将根据受托人的表现，修正自己对受托人可信任程度的估计，进而决定下一步的行为，长期的博弈行为就这样持续下去。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理性选择理论的运用科尔曼对于信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可以让我们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信任关系的分析更为深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现状描述或缺乏分析过程的归纳上。在科尔曼的理论中，他更多地把发生信任行为的双方——委托人和受托人，看作一种自愿的谈判和交易，而没有对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对信任的影响表示关注。（注：这是和科尔曼受到的新制度经济学影响密切相关的。制度如何产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在一个极端，可以认为制度是在决策者自利基础上“自发”产生的。在另一个极端上，制度可能完全是由一个中央机构组织的。总体来说，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持者倾向于制度结构自发产生这一假说（进化论理性主义）。参见Eirik 和RudolfRicher《新制度经济学：一个评价》，载于菲吕博顿和瑞切特编：《新制度经济学》，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页。）我们在分析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关系时，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作为信任委托人的政府是单方面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正如韦伯指出的，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是合法的使用暴力的组织，是运用暴力“权利”的唯一的源泉。[8]（P730）同时，国家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博弈的基本规则。[9]强制性权力以及制定规则的特殊地位，使得政府在政治力量对比和资源配置权力上均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于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中国的非营利部门发育很不充分。1949年以后，国家更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把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源集中在自己手里，确立了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支配地位。甚至可以说，到50年代中后期，一个相对独立的、带有一定程度自治性的社会领域已经不复存在。[10]（P242）1990年以来中国非营利组织的生成与发展，是在政府职能转换和权利让度的前提下发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分别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把政府允许、鼓励非营利组织存在和发展，看作是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了信任。（注：当然，在不同社会的政治结构中，政府所拥有的决定非营利组织生存的权利是不一样的。比如在美国，由于宪法赋予了非营利组织较大自主权，非营利组织的很多活动政府是没有权利介入的。但在中国的情形不一样。由于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我认为在研究中国的非营利组织时是可以把政府视为委托人的。）而且，这种信任关系是重复的、持续性的。科尔曼的信任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内在逻辑。具体来说，这种信任关系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首先，在作为委托人的政府预期当中，发展非营利组织可能获得的利益（也就是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G ）是很大的。因此，政府有较强的给予信任的需要。科尔曼在研究信任行为时观察到，对于有着不同信任需要的行动者来说，信任行为所包含的可能利益或损失是不一样的。有些行动者迫切需要信任他人。比如，处在绝望状态下的某些人对信任有着极其强烈的需要，因为没有外援他们就无法脱离困境。在这种情形下，可能获得的利益对行动者有很大的诱惑力。[11]（P116）1990年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的政府治理模式以及包括社会保障、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都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在政府治理模式上，开始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机构的规模日趋小型化，政府作用的范围逐步收缩。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中国最重要的特征是从国家中心主义模式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转换。[12]在原有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在国民的福利提供中起着绝对支配性作用。然而，长久以来，在政府对国民的福利承诺与政府的实际供给能力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尤其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直接改变了原有福利模式依托的制度基础。在政府的财政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对国民的福利承诺时，政府开始积极寻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在这种制度背景下，非营利部门作为政府职能转换和公共服务的替代性提供者，其地位和作用开始受到政府部门的广泛重视。由于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期望非营利组织获取民间资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非营利部门所掌握资源的依赖，因此，它有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的需要。其次，如果非营利组织的行为超出了政府的预期范围，政府将蒙受损失。因此，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是一种具有风险的行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利益目标可能和政府之间存在差异，政府越把权力转移到非营利组织手中，非营利组织的利益和目标与政府相差越远，政府的项目实施就越困难。非营利组织的出现意味着在政府的控制领域之外出现了一个新的体制外力量。尽管这类组织是以公益的形式出现的，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政府可能很难准确判断非营利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说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是有风险的。因此，政府对于是否应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存在着矛盾性：一方面，它依赖于非营利组织获取资源，来帮助其解决社会问题，缓解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又担心一种新的体制外力量的出现会不利于社会管理。政府的资源获得需求与社会控制需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13]在科尔曼看来，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在影响信任给予的三个因素中是最难弄清的。但它是决定是否应该给予信任的关键。由于政府的信任行为所涉及的可能利益或损失都非常大，为了做出准确判断，政府会竭尽全力去收集相关信息，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从中国关于非营利组织产生和运行的相关制度中可以看出，政府主要采用了两套机制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可信任程度，即科尔曼信任公式中受托人值得信任的概率P 值：其一，政府直接通过垄断性权力，任命现任或退休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并保留根据他们在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的表现，随时收回信任（即撤换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权力。这是建立在对政府官员个人信任基础上的。我们可以在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运行中观察到，相当多的非营利组织是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负责人的。1994年政府考虑到，直接由政府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可能会影响到组织领域的参与者对于非营利组织合法性的判断，所以出台了相关法规（民社函〔1994〕123号），规定不能由主管部门负责人担任社团负责人。鉴于这项规定，在实际操作中，现在绝大部分非营利组织，尤其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非营利组织，是由退休的党政官员担任负责人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非营利组织是由真正的民间人士来担任负责人，那么政府就只能通过建立某种社会结构来约束、监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并在实施第一次信任行为之后，通过反复的博弈过程，来判断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是否值得信任。尽管当意识到受托人不值得信任的时候，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可以对非营利组织实施惩罚，或收回信任，但第一次的信任行为仍然存在着风险。如果非营利组织由现任官员或退休的党政干部来担任负责人，对政府来说就可以大大提高对受托人信任的概率。因为这些人多年来一直是党和政府的骨干力量，在以往多次的重复博弈过程中，这些人被证明在党性和忠诚方面是值得信任的，让他们来直接负责非营利组织的运行，可以尽可能减少故意隐藏、扭曲信息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可以大大提高科尔曼计算公式中的P 值，从而促使政府做出信任给予行为。同时，由于在权力结构中的垄断地位，政府几乎完全控制了对受托人——非营利组织的惩罚和奖励，这使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意识到，只有保持对委托人的忠诚、信守诺言，才能在重复的交易中获益。正面激励和惩罚机制的双重存在，进一步促使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实施保持信用的行为。其二，建立某种社会结构、创立严格的惩罚和奖励制度，来监督和约束非营利组织的运行。这是建立在制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政府是一个具有垄断性权力并可以单方面制定博弈规则的特殊组织，它会创建一种社会结构来对非营利组织的违约行为实施惩罚，并对其恪守信用的行为给予奖励。从1950年9月《社会团体登记暂行办法》、1989年10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到1998年10月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以及2004年3月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非营利组织的成立登记、监督管理、奖励惩罚都予以了详细规定。《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规定社团的管理工作由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来共同负责。现阶段我国社团管理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民政部门。业务主管部门是对社团的业务活动进行直接指导和日常管理的政府机关。民政部门承担依法登记管理和依法监督管理社团的职责，业务主管部门侧重于对社团的业务指导和具体的日常管理。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管理工作各司其职，分工协作。所谓分层管理，是指根据社团的成员分布和活动地域范围等实际情况，由不同级别的登记管理机关来分别管理不同层次的社团。通过双重分层管理体制，政府几乎把社团的所有日常活动都纳入到了政府的管理体制之内，并尽可能削弱了社会团体自身的决策权。由于业务主管部门对社团的情况更加熟悉和了解，政府通过委托这个对信息了解更为充分同时又值得信任的第三方来进行监督，可以得到尽可能多的有效信息。政府通过尽可能地把非营利组织的一切活动都掌握在管理部门手中，扩大了信息收集的范围。社团管理分为登记管理、日常管理和监督管理三种形式，涉及到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对社会团体的法规制定、日常活动检查和指导、社团内部组织结构调整、内部人事管理等多方面内容。除了采用列举法规定了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机关的极大权力之外，《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还采用剩余法把没有穷尽的内容纳入到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之内，“总之，社团日常管理极为丰富，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对社团人事管理、财务管理、业务活动管理、党组织管理等诸方面的内容，随着社团管理实践的不断深入，日常管理活动的内容将会不断的扩展”。[14]（P45）在对社团业务活动管理方面，“要对社会团体的业务管理，进行细致、严格的管理和指导，以防出现疏漏和偏差”。[14]（P88）政府还通过规定年检制度和经常的不定期检查制度，增加了信息收集的频率，减少了信息传递和反馈的时间差距。为了配合与完善监督制度，国家还赋予了社团管理部门根据随时发现的漏洞修订、补充制度的权力。条例规定，社团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根据社团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及时制定新的政策、规定，使公民结社和社团活动的法律、法规不断地完善和具体化。业务主管部门是国家在该领域内各项方针、政策、规定的直接制定者和执行者。所以，对这些方针、政策和规定最有解释权。另外，业务主管部门还是该领域或行业内的业务发展方向的规划者和计划的拟订者。[14]（P44）由于同时实施了基于个人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两套维持信任的机制，政府认为预期获得的利益将远远超过损失，所以可以对非营利组织给予信任，这是中国非营利组织在短期内得以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政府不通过权力直接任用现任或退休官员来担任非营利组织负责人，那么政府对受托人的判断就只能是通过创立某种社会结构来实现。相对来说，受托人可靠的概率将会有所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可能做出不给予信任的决定。本文对于中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分析，重点在于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分析当前中国呈现出来的二者信任关系在逻辑上的成因，而没有对这种信任关系的后果和正当性进行规范性说明。事实上，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政府对于非营利这种组织形态的信任程度较低，所以才会有如此繁杂的规则加以限制。这些社会结构的创建在提高了非营利组织可信任概率的同时，也对非营利组织的自主性及组织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将在其他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论述。（注：参见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与政府关系的个案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4年。）「参考文献」[1]Gi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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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组织(no-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 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组织。它是介于政府组织,营利机构之间的一切社会组织,又称为“第三部门”。非营利组织执行向社会大众提供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它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愿性、公益性的特征。非营利组织作为社会三大部门（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之一，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日益成为一种影响巨大, 倍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新兴社会经济活动组织。 它作为企业和政府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对于弥补政府和市场失效、契约失效和自愿失灵,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非营利组织中引进人本管理，对改善其人力资源状况，促进其组织的发展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一、人本管理的含义和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状况解析 人本管理在实质上是指以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模式与管理制度安排，它是以人为核心，把人置于组织中最重要的资源地位，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组织的最终目标。人本管理的理论模式是：主客体目标协调——激励——权变领导——管理即培训——塑造环境——文化整合——生活质量法——完成社会角色体系。 1.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的构成 非营利组织的人力资源一般包括自愿者、捐助者和有报酬雇员这三类人。捐助者一般是指非营利组织中的基金会组织的最主要的捐助方，他有权参与管理组织的日常管理。有酬雇员是指非营利组织中岗位比较稳定并且领取固定工资的较为长期的工作人员。包括组织的领导者，管理人员等领导阶层，也包括基层的普通员工。志愿者是指根据组织的目标和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而在社会中招募而来为组织免费工作的人员。志愿者可以分为三类：加入组织的理事会担任顾问的志愿者、参加组织的各种项目和从事组织的日常工作并且担任一定角色的志愿者。 2.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的特征 (1)成员之间关系的和谐性 根据笔者对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了解，我国大多数的组织实行的不是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它们的组织结构一般趋于扁平化并且没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之间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上下级之分。因此组织成员是有着共同的目标，责任心的合作者，他们追求的是创造最大的社会效益而非经济利益，彼此之间互相合作，团结一致，为实现组织的目标和任务而加倍共同努力。组织有着平等宽松的环境因而成员之间就能和谐共处，有利于提高组织的绩效。 (2)成员来源范围具有广泛性 由于组织是不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是以为社会提供最优化的社会服务为目标的，因此组织的人力资源系统是具有开放性的，志愿者和有酬雇员的招募和吸纳是向全社会公开进行的，特别是志愿者的招聘条件非常宽松只要符合组织工作的基本要求就可以加入到组织中成为组织的一员。 （3)成员工作的性质具有奉献性 一方面有酬雇员的工资收入不与组织的营利状况挂钩的，组织的会计财务制度也是以年度收支平衡为目标，假如组织在年度内营利的话，那么营利部分也要用于组织的事业发展上，任何人不得参与利润分配；另一方面志愿者不是基于经济利益而加入组织的，他们加入组织是基于志愿、奉献、爱心等非物质性利益的驱动，他们的工作是完全是没有报酬的，为了组织更好地实现向社会提供最大化的社会服务的目标，他们牺牲了自己宝贵的休闲时间，他们的工作是具有很大的奉献精神的。 3.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存在的问题 (1)人员流动性较大 有酬雇员的聘用一般采用正规的合同制，有酬雇员有时因为组织给出的薪水太低，福利太差而经常跳槽，组织也经常会根据自身的发展要求经常进行人员的更新。志愿者参加组织活动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他们一般在工作和学习之余的空闲时间来参加志愿活动，这样就会经常出现组织安排活动的时间与志愿者学习和工作的时间相冲突，或者会因志愿者的心情及奉献动力的减弱等主观原因而退出组织，从而会影响非营利组织活动的顺利开展。 (2)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大量的志愿者由于自身的人力资本储备不够，因此在组织的日常活动中表现的热心有余而专业素质不足。由于志愿者参加的服务都是具有业余性的，缺少专门的培训，因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缺乏所从事服务工作所需要的技术和知识。有酬雇员中的许多人也缺乏相应的系统培训，往往也缺乏相应专业素质。同时由于中国独有的特殊原因，我国很多的非营利组织成为离退休人员，机关事业单位的下岗员工的“疗养院”，其人员年龄结构较大，人员素质较低，缺乏年轻人那种创新精神，会制约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3)组织人员数量较少 在中国由于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我国非营利组织虽然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上属于起步阶段。再加上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公民社会在我国还属于雏形阶段，在我国，公民的民主意识普遍不强，依赖政府思想根深蒂固，这导致中国的非营利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较少，志愿者人数更加稀少。一方面由于组织缺少资金，员工待遇相对营利性企业比较差，因而员工流动性大，组织难以留住优秀人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公民的公民社会意识比较淡薄，奉献性精神不够以及非营利性组织往往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规划，难以调动广大公民从事志愿活动的积极性。(4)缺少绩效评估，管理混乱 由于非营利性组织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因此它缺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而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很难用一种完整的评估体制进行考核，因此很难考核员工的工作绩效。这样就会导致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自我满足感下降，从而会导致整个组织的工作效力下降，最终导致组织工作的社会效益下降，难以适应国民要求建立公民社会的需要，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我国有许多非营利性组织由于缺乏资金等原因，它们较少地雇佣有酬员工而是更倾向使用社会上的志愿者，因而缺乏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再加上非营利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财务管理比较落后，因而管理比较混乱。 二、实行人本管理，促进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 1.实行人本管理是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 任何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也是如此，人既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人是组织的第一资源，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因而实行人本管理是促进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扩大组织的社会影响力，实现非营利组织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实行人本管理有利于增强核心竞争力 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和竞争优势依赖于非营利组织自身拥有的特殊的资源和能力。组织的核心能力实际上是组织内部一种独有的知识和技能。因此作为知识和技能的载体的人是培育和提高组织核心能力的关键。组织成员的知识和技能，创新开发能力等方面决定了组织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