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等 教育 研究的长远发展的需要来说，多元化研究 方法 的使用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解决了这些存在的问题，高等教育才能全面健康的发展。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转型期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摘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方面，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不公越发明显，政府要树立责任，加强制度创新与教育立法，理论界要构建高等院校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高等院校要制定相关培养制度和方向，最终实现相对的教育公平。
[关键词]转型时期教育公平应对 措施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对教育公平追求的相关思想和理念。中国的孔子以及西方思想史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提出了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近些年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大 热点 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对此问题做过重要指示。
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教育公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部门要把怎么样处理好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教育公平之间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2006年4月23日，温家宝在重庆视察时说：“体现社会公平最主要的就是教育的公平。”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④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一判断更是写进了党的十七大 报告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突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
教育公平的内涵
教育公平的内涵界定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认识起点，使得理论界的争议不断。从广义上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
对于教育权利的平等，在国家相关立法越来越完善的今天，遇到的挑战会较小。原因在于，作为政治、经济权利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教育权利的平等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等手段加以保证。1960年《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对教育权利的平等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对于什么是教育机会的平等，是对教育公平理论理解的争议关键。
通过整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助于对这一宽泛概念的理解：一、麦克马洪(Mc Mahon)的三类型说：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指相同者受相同对待;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ly)，指不同者受不同对待;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指确保上一代人的不平等现象不至于全然延续下去。
二、瑞典教育学家胡森对“平等”和“机会”分别进行界说，分析教育面前机会均等的概念，认为因哲学观不同教育平等观念依次经历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概念的阶段。胡森指出教育机会均等在三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涵义：起点均等论，指入学机会均等;过程均等论，指教育条件均等;结果均等论，强调学业成功机会均等。同时形成了效率优先的起点平等论、公平优先的过程平等论和突出个性发展的结果平等论三种理论形态。
三、哈佛大学的哲学大师、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独树一帜。他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正义原则为“平等自由原则”，即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是一种横向的、平均性的公平，用于处理公民的政治权利。第二正义原则为“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原则”，用于处理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问题。⑦教育公平需要关注公平特别是机会的公平，也必须针对差异性进行补偿，对弱势群体进行特别的帮助和扶持。
四、帕森斯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社会平等问题的含义、内容和趋势，论述了教育在社会平等问题的核心位置。帕森斯发表了《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与不平等，或社会分层问题再考察》。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教育平等的层面，应该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度化的贵族统治，即通过教育打破传统的阶级社会而转变成真正的民主社会。这可以理解为，让更多的人有权利接受教育，包括高质量的教育，而不是为部分人垄断。帕森斯指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对于所有适龄人口来说，能否完成中学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标准。与收入领域一样，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一个“贫困”问题，那些不能或不愿完成中学教育的“掉队者”正在成为“教育穷人”(educational poor]的核心，对这部分人国家应该特别的扶持和关注。
综上所述，作为公平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机会公平有三层含义：
第一，“公平”。教育公平需要关注公平，既包括入学机会的平等，受教育条件的无差异，也包括就业选择的平等。
第二，“差异”。教育公平是有差异的，是“相对”公平。教育的公平不是“平均分”更不是吃大锅饭，而是在有差异的前提下进行的横向调控，教育公平必须关注不同个体、地区的差异性。
第三，“发展提升”。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教育公平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之一应该是保证相对弱势地区、群体的发展，使其能够获得发展提升。
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出现
从高等教育起点上来说，入学机会的平等和差异的补偿，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很好的实现。近年来，人们对于教育起点的公平问题有更集中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对“按省分配名额制度”、“高考试卷是否统一”、“关注少数民族考生的制度如何防止地方的异化”等问题的思考。
第一，各高等院校每年仍然沿袭计划经济 思维方式 向各省级单位分配招生名额，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分配指标的依据、明确的体系标准都值得人们思考。第二，中国自2003年起开始在高考中尝试的“分省命题”不能实现评价标准的一致。考试不能统一，就没有一致的衡量标准。“分省命题”使得不同省份的分数不具有可比性，对来自不同省区的考生无法进行客观的评价。第三，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高考优惠政策问题背离初衷。这原本是国家照顾和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在实际情况中，许多考生高考前不是“少数民族学生”，一参加高考就成了“少数民族学生”，这样的情况对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达到照顾的本意，对其他地区也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
从教育过程来说，教育质量没有得到保证。由于经费的先天不足，我国的高等教育数量大发展的同时，教育质量被忽略。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已经进入到了第11个年头，中国高校的入学率已经大大提高。“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将达到
25%左右，到2020年实现40%的目标。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加，但这种发展以低质量和大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
教育的地区差异、院校差异加剧，形成了事实意义上的高校“阶级化”和地区“差异化”。教育领域的不公平表现在城乡、区域、学校和不同群体之中，主要由政策偏差导致资源配置失衡、“城市取向”加剧城乡鸿沟、精英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市场机制的介入挑战教育公平等因素造成。国家实行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力图推进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推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首批985高校教育部所给予经费排行为：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8亿);2，浙江大学(7亿);3，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6亿)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发现，清华、北大作为中国高校的领头羊分别获得了18亿的投入，是排第二的浙江大学的两倍以上。在高等教育稀缺的情况下，重点建设几所高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的高校的各类型国家扶持经费，甚至高于部分地区许多高校的政府高等教育支出总和，国家的大型项目、课题也成了部分高校、部分专家的专属区域，这种现象表明高校日益“阶级化”，地区教育不公的差异越发明显。
实现教育公平的应对措施
政府要树立责任，加强制度创新与教育立法。“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却没有必要经营学校。”这是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得曼的一贯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垄断和竞争不充分是学校办学质量低下的首要原因。对于中国的高校而言，政府责任既包括对高校的政府投入，也包括对高校的不过多干预，政府对于高校而言应该是个宏观调控的角色，而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经营者。
教育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是提供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却已独木难支。考虑到高等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点，这就要求：
第一，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政府应该改变多年重视经济发展，忽略教育投入的局面，真正实现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3%左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和财政扶持，改变过去忽略教育发展的思路。
第二，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助学体系。进入公办普通高校的学生中，有20%左右的学生家庭比较贫困，政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国家助学体系，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应建立以助学贷款为核心的国家助学体系，辅之以各类型奖学金、助学金，关注教育公平。
第三，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着力调整格局，缩小各级各类高校、各地区教育差异。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分配力度，逐步调整各级政府对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教育投入。努力缩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异过大的局面，通过政策扶植和财政的投入，加快发展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和中部新兴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积极拓宽教育经费来源，使得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能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事业领域。
第四，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确立政府基本职责，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确立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公正性等基本价值，确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理论界要构建高等院校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就我国而言，理论界对教育公平缺乏关注。在研究教育公平的专门领域里，主要聚焦在教育公平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呼吁上，对教育公平的评价尤其是综合评价上的专门研究尚未有先例。由于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撑，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统计指标多呈现相对片面、分散、凌乱等特点。虽然一些项目实际反映了教育公平的一些状况，如按地区、城乡分别统计的学生数量、教育经费等，但仅停留在原始统计数据的呈现上，并且这些信息不系统、不完善，无法为教育政策的公平问题提供信息依据和监控手段。
因此，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尽快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教育发展的相对完善和系统的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这既是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要求的相关政策的出发点。只有真正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公平指标评价体系，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
高等院校要制定适合各行业、各地区实际的相关培养制度和方向。
要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加大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调研。对于实际情况的调研和理论分析，有助于对高校专业开设、人才培养模式和思路的更新。由于脱离实际的招生，许多以前看上去是热门的专业，却成了就业困难专业。以艺术类专业为例，很多开设了相关专业的院系，培养的学生主要集中在舞蹈、音乐等方向，但对艺术行业链中的艺术经纪人、艺术品鉴定师、画廊经营等方向却鲜有涉及。由于缺乏对艺术行业实际情况的调研，导致一方面大量的艺术专业学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许多与艺术行业相关的职业却没有合格人才。
学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完善自我素质。实现教育公平是一个体系严密的互动过程，教育不能脱离受教育个体而运行。在面对教育不公的时候，受教育者应该努力提高和完善自我。近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因为缺乏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和分析，盲目悲观和抱怨，并因此而产生了消极对抗学业甚至是学校和社会的行为，这些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缺乏学生主观改变的愿望和实际行动，政策层面制定再完善，也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这无疑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
关于教育公平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探索和研究，笔者仅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不成熟的论述。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以及高校对招生专业和培养过程的把关，辅以社会各界对就业问题的重视，通过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实现高校培养、就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相对的教育公平。(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教育部部长周济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人民网.2005年2月25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6年10月18日。
③胡锦涛主席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7年8月31日。
④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07年10月24目。
⑤翁丈艳：“教育公平的多元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1年第3期。
(6)诸诸燕，赵晶：“胡森教育平等思想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⑦[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⑧中国校友会大学论坛，转引自陈潭，胡晓：“罗尔斯原则与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逻辑”，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网。
⑨弗里德曼著，李茂编译：“竞争将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中国教师报》，2003年1月1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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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等学校办学类型及其分类 2009-02-06摘要：实行分类办学，促进高校多样化发展，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呈现出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发展趋势，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如何科学合理地对高校进行分类，从而既有利于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的合理的体系结构，又有利于发挥高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科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关系到政府管理政策和大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关系到国家对教育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关系到中国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我国各级各类高校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这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关键词：高等学校；办学；分类；发展一、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意义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结构与体系研究中，高校分类办学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分类标准不同，对高校划分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根据专业的总体性质与结构，高校一般可分为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单科类(农、医、林、水)院校；根据组织的基本职能与特征，高校一般可分为研究型院校、教学研究型院校、教学型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根据办学质量与社会声誉，高校一般可分为国际一流、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同类一流等院校。高校办学如何能找准自己的位置，科学分类是关键。自1999年我国高校连续扩招以来，在校学生人数激增，新升格的高校越来越多，盲目追求高层次、追求“综合化”以及新一轮的办学“大而全”的浪潮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热点。因此，如何尽快建立起中国高等学校的类型和层次划分标准，引导我国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学校准确和合理定位，切实做到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并在自己的类型和层次上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如何通过政策架构和制度设计，构建起结构优化、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高等教育系统，形成精英型大学和大众型高校合理分工、共同发展的格局，有效扭转目前我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特色不显、目标趋同、盲目升格、模式单一的不良局面；如何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整体上的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功能，从而既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又有利于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使我国高等教育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丰富多样的人才资源，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分类和定位问题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理论界与实际工作者密切关注的原因所在。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建一流大学”、“大学教育国际化”等口号提得越来越响，可谓是耳熟能详，然而何谓一流的大学？在强调大学国际化的同时，如何看待大学的民族化与地方化？我国的大学改革能否照搬欧美国家的大学发展模式？如何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确立大学科学的治理结构，推动大学制度创新？上述这些问题，分明地凸显出来，成为高教界甚至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对高校进行科学分类，确立高校在整个社会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准确位置，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深化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二、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原则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发展多元化、信息技术网络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增强，伴随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得到发展。2005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有所不同。欧美等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政府的干预较少，它是通过市场的作用，发展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扩展传统精英大学的路径得以实现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在政府的计划、调控、管理之下推进的，依托的是扩大不同水平大学招生的规模和广泛兴办高职高专、独立学院、民办高校等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因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过程，始终伴随其政策的选择与政策的贯彻执行，诸如规模与速度的调控政策、教育资金的投入政策、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政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等等。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如果我国的大学无视自身的职能与条件，统统追求“一流”与“卓越”，谋求“国际化”和“一体化”，不切实际地盲目攀比，既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又可能导致大学丧失自身特色和优势，在盲目追求单一性高层次目标的过程中丧失自我。事实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位、多样化的。我们知道，办学规模与办学特色并非总是呈正相关的，好的大学不止有一种模式，既有牛津、剑桥模式，也有加州理工学院、巴黎师范学院、梨花女子大学模式，唯有实行分类办学，促进多样化发展，高校最终才能办出特色和水平，从而树立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学校的软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高等学校实行分类办学，促进多样化发展，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那么，高校分类办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我们以为，高等学校办学分类，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以科学的教育发展观统领高校发展全局。在高校办学分类过程中，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作为类型划分，必须符合划分的逻辑规则；作为事业规划，必须具有可行性并为人们所认同。伴随高等学校内涵的更新和外延的扩展，高等学校的分类既要表现多样性，又要提炼出统一性；既要符合高等学校成长的内在逻辑，又要能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动态需要；既要符合高等学校的战略发展要求，又要有适应政府管理、社会评价的可操作性；既不能忽略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高等教育历史，又要满足国际统计数据的可比性。总之，高等学校的分类与定位，是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三、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方法目前，关于高等学校分类的方法，有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方法、《中国大学评价》大学分类方法和《国际教育评价标准分类法》等，这些分类各有特点，有的突出了学科优势，有的体现了科研水平上的层次差异，由于分类的角度不同，因而分类的标准也就不止一个。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来看，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自身提出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对高等学校管理者提出的挑战和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比较明确地提出“制订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各种类型的学校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从法律上建立了包括高等教育类型、学业标准、修业年限、就学条件、实施原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制度，规范了高等学校的设立条件与程序，确定了高等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职责和相互关系等。1995年，国家教委开始在高等学校实施“211工程”，1999年教育部制订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从实践上为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不论是《高等教育法》，还是其他教育政策法规，都没有明确我国大学的分类，该怎么分类，按什么标准分类，是由实践来自然划分，还是由政策明确规定？甚至是由政府强制制定？建国后院系调整，我国大量增设独立的单科学院，把高等学校分为三大类：综合性大学与多科性大学、单科性独立学院和应用性专科学校。这种方法目前已不能正确反映改革和调整合并后大学和学院的特色及内涵。“211工程”把高等学校分成了重点扶持和非重点对象。实施“985”计划后，又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一般来说，进入“211工程”的学校大都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它不一定都是研究型大学。除了研究型大学外，其他上百所高等学校还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教学型、教学研究型、高职高专等。此外，高等学校的类型还应该与它们的层次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高等学校大都也是按不同类型发展的，他们的类型结构有共同性，也各有其特殊性。如美国大学明确地分为五大类：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综合大学、文理学院、两年制学院、专业学校和其他专门机构。日本的高等学校分四类：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专修学校。一般来说，各国学校类型结构反映了各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特征。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我国的大学发展分类，必须反映大学职能的本职特征，遵从高等教育规律。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入手，适应社会和国民全面发展的需要，依法分类；要依据学校的教育教学规律和教育内部规律，科学分类；要尊重大学的历史传统，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个性特色，自主分类。在大学分类定位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时代性，具有前瞻性，注重现实性。因此，组织研究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学校分类标准，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项紧要而迫切的工作。分类办学，科学定位，多样化发展，这是我国高等学校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参考文献：〔1〕傅林，胡显章.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等学校的分类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04 ，（12）.〔2〕曹赛先.大学分类中的几对矛盾〔J〕.中国高等教育，2004，（02）.
《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
【摘要】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必然途径。中国矿业大学的“国际化”办学理念以优势专业为中心，在学生国际流动、教师国际流动、教学与课程的国际化、国际合作研究以及合作办学等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在取得大量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关键词】中国矿业大学 国际化 优势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10 -0009-02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及其高等教育机构为因应全球化背景而在战略上设定国际前沿目标并付诸行动的过程;在实施层面表现为具体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及其效果。[1]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本质是按照国际高等教育界通行的理念、准则和规范指导办学，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从而提高一国或者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水准，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能力的人才的过程。[2]
中国矿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高校、国家“211工程”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建设高校，同时也是教育部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共建高校。作为一所具有一百多年办学历史、特色鲜明的多科性研究型高水平大学，对我国煤炭能源行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支撑作用。[3]近年来，中国矿业大学在对外交流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分别被江苏省授予2013年 “江苏省外国文教专家研究会先进集体”和“江苏省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先进学校”的称号。本论文集中讨论了具有矿大特色的国际化道路，同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
一 国际化的办学实践
1.学生的国际流动
中国矿业大学一直本着“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积极扩大出国留学学生和来华留学学生的规模，形成了双向流动的合理格局。学生的国际流动是大学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矿业大学的留学生数一直呈现递增的趋势，目前有在校留学生180余人。就留学生的层次分布而言，大部分为学历生(degree-seekers)，而非非学历生数(non-degree seekers)。在学历生中，本科生的数量最多，一直占据主体地位。从方向上看，学生流动分为流入(国际留学生)和流出(本国学生接受时间不等的海外学习)两种形式。2013年，国际部会同教务部，设立出国留学奖学金，选拔了126名出国留学预备生。
同时国际部积极推进各个研究生、本科生层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通过中加MBA项目、格里菲斯大学土木工程本科项目、墨尔本皇家理工建环本科项目、俄罗斯奖学金项目、美国全球优秀本科生项目、奥尔登堡大学交换生项目以及其他多个校际交流项目派出学生100多人。在鼓励本校学生短期访学的同时，2013年学校设立了来华留学生奖学金，鼓励更多留学生选择矿大为他们的学校。这一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当年招收留学生54人，其它各类学生29人，留学生在校生规模达到170人，较之前有了增长。[4]
2.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中国矿业大学的国际化道路还体现在学校对师资力量国际化的重视。师资力量是衡量大学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它直接影响学校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方向，也影响着学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目标。世界上许多高水平的著名大学，师资力量往往都是高度国际化的。中国矿业大学采取了培养与引进并行的办法来促进教师队伍的国际化。
首先，中国矿业大学国际交流处经常组织教师及行政人员的短期访学工作为便于教职工赴海外进行学术交流，中国矿业大学国际交流处积极主动协调学校相关部门，对学校因公出访审批手续进行了简化，同时推出了《中国矿业大学出国(境)人员管理办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我校处级以上干部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的暂行规定》等政策，在严格规范外事管理的同时，为教职工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提供了政策保障。2013年，学校累计派出111批次因公出访团组，共计296人次赴海外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或考察访问，比去年同期增加49%。此外，学校停办多年的管理干部和教师团组海外进修项目也得以重新启动执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学校教职工自觉对外交流的主动意识逐渐增强，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5]
其次，中国矿业大学国际交流处加大聘请外籍教师的力度。他们的加入，大大丰富了教师学术背景的多样性，同时提升了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通过积极拓展聘请渠道、强化服务措施等举措，学校2013年重点工作之一――聘请15名语言外教的任务顺利完成。这些英语、德语外教分别承担了英德语言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大学公共英语、同时承担了研究生英语及孙越崎学院等的语言教学任务，教学效果良好。此外，2013年，学校还接待了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奥地利、英国、丹麦、日本、韩国、南非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和学者200余人次来校合作交流。 [6]
在优化本土教师学源背景的同时，学校还采用多种形式，积极引进国外优秀的教育资源和智力资源。学校2007年获批的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项目“煤炭资源开采与环境科学与技术创新引智基地”继续由国家重点资助并实施。2013年，学校聘专引智经费实现360万，其中含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即“111计划”项目3项，引进海外高层次文教专家重点支持计划项目2项，另外今年申报的第四个“111计划”――“深部地下工程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已获批执行。[7]
3. 教学与课程的国际化
一个学校的国际化不但体现在学生和师资的多元化，更重要，更核心的是要实现教学的国际化。1996年，OECD将“课程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rriculum)定义为“一种为国内外学生设计的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能在国际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工作环境下生存的能力。”西方学者莫里斯哈拉雷(Maurice Harari)认为，课程国际化不仅包含外语训练和国际区域研究学科的发展过程，而且还包含将全球视野引入一般学科的“学科普遍化”过程。[8]
我校根据不同学科专业的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稳步推进双语教学。2010年《中澳学院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列为校教学改革项目，与国际接轨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与课程大纲制定并实施，3位外方合作高校教授为中德学院、中澳学院授课，国际化办学取得新进展，每个专业在学生进入大学三年级以后会开设专业英语课。但是和其他项目相比，教学上的改革力度较小，学生英语学习的教材单一，接触不到原版教材，虽然引进了外籍教师，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学和课程国际化的问题。
4.国际合作研究
在科研方面，中国矿业大学近年来积极推进本校优势专业的高水平的科研合作：一方面提高教师与学生主持、策划、参与重大国际项目的能力;同时依托国际会议，促进科技和学术成果的国际交流。2010年9月17日，我校校长葛世荣率团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2010年世界能源论坛大会并向来自世界各国的700多位与会者发表了题为“中国未来能源与洁净煤技术”的演讲。2010年3月15日至3月22日宋学锋副校长等一行七人于赴德执行考察访问任务，主要是落实“中德共建徐州生态示范区合作推进会”中煤矿安全设备物联网、城市系统物流规划、节能减排、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四个产业化项目。 [9]
5.国际合作办学
国际合作办学也是中国矿业大学国际化战略的一部分。2010年我校先后与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奥尔登堡大学、波鸿工业技术大学、德国RWE公司、澳大利亚巴拉瑞特大学、卧龙岗大学、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等合作单位分别签订了教育科技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学校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不断推进国际化办学。目前，学校同25所世界排名前200强的高校签署了合作协议。创新高等教育国际协同模式，成立了国际学院，建设了中澳矿业研究中心等国际合作平台，联合10多所国外知名高水平大学发起成立了“国际矿业、能源与环境高等教育联盟”。美国南达科塔矿业学院发起成立的全美矿业高等教育联盟拟以团体会员方式加入，联盟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2013年，学校新签约海外合作高校10所，续签7所。其中，新签约澳洲高校1所、续签4所;亚非高校新签约4所; 欧美合作高校5所、续签3所，布局日趋合理。同时，根据学校要求，结合各单位对外交流实际情况，各学院及重点实验室分别选取了5家合作伙伴作为重点交流对象。目前，各学院及重点实验室基本实现至少与海外2家以上的高校或研究机构建立了实质性合作关系，使得我校国际交流工作更加务实。 [10]
二 中国矿业大学国际化办学的特点及其问题
中国矿业大学国际化办学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方式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单纯引进少量外国留学生，公派留学生，教师短期访问合作等方式发展成一套全面的，多渠道的，多层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模式。目前，中国矿业大学已经与国外一批大学建立了合作办学关系，通过联合培养、交换交流学生、国际会议等多种形式，不断拓展面向世界的人才培养和高水平的学术交流。第二，参与主体的层次逐步从研究生向本科生下移。中国矿业大学早期的学生对外交流项目主要针对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近两年，矿大不断推进本科生短期访学交流项目。学校组织人力，物力，推进短期访学项目的进行。第三，中国矿业大学的国际化道路以自己的优势专业为发展中心，这一特点在国际会议的举办和国际合作项目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虽然中国矿业大学在国际化办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存在一系列问题。首先，中国矿业大学还缺乏对于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国际留学生比例依然偏低。从国际留学生的来源国家来看，中国矿业大学的留学生多集中在亚非欠发达国家，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学生的吸引力还不够。其次，对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借鉴不够。高校国际化强调的是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从而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目前中国矿业大学的多数国际化办学方式都是以项目为中心，以会议为表现形式，缺乏系统教育理念的植入和教育体制方面的真正变革。再次，中国矿业大学的国际化发展在许多方面依然体现出“依附性”的特点，对于其他大学借鉴的多，输出的少。而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求的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即相互的借鉴，彼此的输出。
总之，中国矿业大学以服务教学、科研、学科和师资队伍建设等学校中心工作为宗旨，以促进学校教育改革发展为重点，探索实践行业特色和国际化办学相融合的发展之路，从学校发展实际出发，探求一个多层次、宽领域、高水平、讲实效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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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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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潇潇，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教师、讲师(江苏徐州 221000)
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中国矿业大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B类(2012W57―思维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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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摘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方面，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不公越发明显，政府要树立责任，加强制度创新与教育立法，理论界要构建高等院校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高等院校要制定相关培养制度和方向，最终实现相对的教育公平。
[关键词]转型时期教育公平应对 措施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对教育公平追求的相关思想和理念。中国的孔子以及西方思想史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提出了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近些年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大 热点 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对此问题做过重要指示。
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教育公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部门要把怎么样处理好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教育公平之间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2006年4月23日，温家宝在重庆视察时说：“体现社会公平最主要的就是教育的公平。”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④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一判断更是写进了党的十七大 报告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突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
教育公平的内涵
教育公平的内涵界定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认识起点，使得理论界的争议不断。从广义上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
对于教育权利的平等，在国家相关立法越来越完善的今天，遇到的挑战会较小。原因在于，作为政治、经济权利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教育权利的平等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等手段加以保证。1960年《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对教育权利的平等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对于什么是教育机会的平等，是对教育公平理论理解的争议关键。
通过整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助于对这一宽泛概念的理解：一、麦克马洪(Mc Mahon)的三类型说：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指相同者受相同对待;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ly)，指不同者受不同对待;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指确保上一代人的不平等现象不至于全然延续下去。
二、瑞典教育学家胡森对“平等”和“机会”分别进行界说，分析教育面前机会均等的概念，认为因哲学观不同教育平等观念依次经历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概念的阶段。胡森指出教育机会均等在三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涵义：起点均等论，指入学机会均等;过程均等论，指教育条件均等;结果均等论，强调学业成功机会均等。同时形成了效率优先的起点平等论、公平优先的过程平等论和突出个性发展的结果平等论三种理论形态。
三、哈佛大学的哲学大师、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独树一帜。他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正义原则为“平等自由原则”，即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是一种横向的、平均性的公平，用于处理公民的政治权利。第二正义原则为“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原则”，用于处理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问题。⑦教育公平需要关注公平特别是机会的公平，也必须针对差异性进行补偿，对弱势群体进行特别的帮助和扶持。
四、帕森斯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社会平等问题的含义、内容和趋势，论述了教育在社会平等问题的核心位置。帕森斯发表了《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与不平等，或社会分层问题再考察》。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教育平等的层面，应该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度化的贵族统治，即通过教育打破传统的阶级社会而转变成真正的民主社会。这可以理解为，让更多的人有权利接受教育，包括高质量的教育，而不是为部分人垄断。帕森斯指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对于所有适龄人口来说，能否完成中学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标准。与收入领域一样，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一个“贫困”问题，那些不能或不愿完成中学教育的“掉队者”正在成为“教育穷人”(educational poor]的核心，对这部分人国家应该特别的扶持和关注。
综上所述，作为公平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机会公平有三层含义：
第一，“公平”。教育公平需要关注公平，既包括入学机会的平等，受教育条件的无差异，也包括就业选择的平等。
第二，“差异”。教育公平是有差异的，是“相对”公平。教育的公平不是“平均分”更不是吃大锅饭，而是在有差异的前提下进行的横向调控，教育公平必须关注不同个体、地区的差异性。
第三，“发展提升”。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教育公平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之一应该是保证相对弱势地区、群体的发展，使其能够获得发展提升。
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出现
从高等教育起点上来说，入学机会的平等和差异的补偿，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很好的实现。近年来，人们对于教育起点的公平问题有更集中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对“按省分配名额制度”、“高考试卷是否统一”、“关注少数民族考生的制度如何防止地方的异化”等问题的思考。
第一，各高等院校每年仍然沿袭计划经济 思维方式 向各省级单位分配招生名额，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分配指标的依据、明确的体系标准都值得人们思考。第二，中国自2003年起开始在高考中尝试的“分省命题”不能实现评价标准的一致。考试不能统一，就没有一致的衡量标准。“分省命题”使得不同省份的分数不具有可比性，对来自不同省区的考生无法进行客观的评价。第三，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高考优惠政策问题背离初衷。这原本是国家照顾和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在实际情况中，许多考生高考前不是“少数民族学生”，一参加高考就成了“少数民族学生”，这样的情况对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达到照顾的本意，对其他地区也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
从教育过程来说，教育质量没有得到保证。由于经费的先天不足，我国的高等教育数量大发展的同时，教育质量被忽略。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已经进入到了第11个年头，中国高校的入学率已经大大提高。“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将达到
25%左右，到2020年实现40%的目标。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加，但这种发展以低质量和大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
教育的地区差异、院校差异加剧，形成了事实意义上的高校“阶级化”和地区“差异化”。教育领域的不公平表现在城乡、区域、学校和不同群体之中，主要由政策偏差导致资源配置失衡、“城市取向”加剧城乡鸿沟、精英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市场机制的介入挑战教育公平等因素造成。国家实行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力图推进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推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首批985高校教育部所给予经费排行为：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8亿);2，浙江大学(7亿);3，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6亿)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发现，清华、北大作为中国高校的领头羊分别获得了18亿的投入，是排第二的浙江大学的两倍以上。在高等教育稀缺的情况下，重点建设几所高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的高校的各类型国家扶持经费，甚至高于部分地区许多高校的政府高等教育支出总和，国家的大型项目、课题也成了部分高校、部分专家的专属区域，这种现象表明高校日益“阶级化”，地区教育不公的差异越发明显。
实现教育公平的应对措施
政府要树立责任，加强制度创新与教育立法。“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却没有必要经营学校。”这是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得曼的一贯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垄断和竞争不充分是学校办学质量低下的首要原因。对于中国的高校而言，政府责任既包括对高校的政府投入，也包括对高校的不过多干预，政府对于高校而言应该是个宏观调控的角色，而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经营者。
教育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是提供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却已独木难支。考虑到高等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点，这就要求：
第一，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政府应该改变多年重视经济发展，忽略教育投入的局面，真正实现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3%左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和财政扶持，改变过去忽略教育发展的思路。
第二，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助学体系。进入公办普通高校的学生中，有20%左右的学生家庭比较贫困，政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国家助学体系，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应建立以助学贷款为核心的国家助学体系，辅之以各类型奖学金、助学金，关注教育公平。
第三，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着力调整格局，缩小各级各类高校、各地区教育差异。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分配力度，逐步调整各级政府对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教育投入。努力缩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异过大的局面，通过政策扶植和财政的投入，加快发展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和中部新兴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积极拓宽教育经费来源，使得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能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事业领域。
第四，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确立政府基本职责，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确立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公正性等基本价值，确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理论界要构建高等院校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就我国而言，理论界对教育公平缺乏关注。在研究教育公平的专门领域里，主要聚焦在教育公平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呼吁上，对教育公平的评价尤其是综合评价上的专门研究尚未有先例。由于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撑，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统计指标多呈现相对片面、分散、凌乱等特点。虽然一些项目实际反映了教育公平的一些状况，如按地区、城乡分别统计的学生数量、教育经费等，但仅停留在原始统计数据的呈现上，并且这些信息不系统、不完善，无法为教育政策的公平问题提供信息依据和监控手段。
因此，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尽快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教育发展的相对完善和系统的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这既是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要求的相关政策的出发点。只有真正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公平指标评价体系，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
高等院校要制定适合各行业、各地区实际的相关培养制度和方向。
要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加大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调研。对于实际情况的调研和理论分析，有助于对高校专业开设、人才培养模式和思路的更新。由于脱离实际的招生，许多以前看上去是热门的专业，却成了就业困难专业。以艺术类专业为例，很多开设了相关专业的院系，培养的学生主要集中在舞蹈、音乐等方向，但对艺术行业链中的艺术经纪人、艺术品鉴定师、画廊经营等方向却鲜有涉及。由于缺乏对艺术行业实际情况的调研，导致一方面大量的艺术专业学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许多与艺术行业相关的职业却没有合格人才。
学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完善自我素质。实现教育公平是一个体系严密的互动过程，教育不能脱离受教育个体而运行。在面对教育不公的时候，受教育者应该努力提高和完善自我。近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因为缺乏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和分析，盲目悲观和抱怨，并因此而产生了消极对抗学业甚至是学校和社会的行为，这些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缺乏学生主观改变的愿望和实际行动，政策层面制定再完善，也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这无疑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
关于教育公平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探索和研究，笔者仅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不成熟的论述。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以及高校对招生专业和培养过程的把关，辅以社会各界对就业问题的重视，通过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实现高校培养、就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相对的教育公平。(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教育部部长周济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人民网.2005年2月25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6年10月18日。
③胡锦涛主席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7年8月31日。
④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07年10月24目。
⑤翁丈艳：“教育公平的多元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1年第3期。
(6)诸诸燕，赵晶：“胡森教育平等思想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⑦[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⑧中国校友会大学论坛，转引自陈潭，胡晓：“罗尔斯原则与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逻辑”，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网。
⑨弗里德曼著，李茂编译：“竞争将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中国教师报》，2003年1月1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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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上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应何厚铧邀请在澳门出席“2009两岸四地大学校长高峰会”。这次高峰会是在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之际，由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办、澳门大学承办的，来自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近30位大学校长到会，围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展开研讨。 袁贵仁在开幕式上作了主题讲演，分析了当前世界高等教育的态势，回顾了新中国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历史性成就，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形势下的机遇与挑战，展望了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思路。他指出，从现在起到2020年是我国教育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将努力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战略性转变，更加重视保证教育质量持续提高的有效机制，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结构体系更为合理，办学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水平及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为把我国建成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和知识贡献。 袁贵仁强调，当前内地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要在三个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深化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培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鼓励高校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验，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依法明确政府管理高等学校权责，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积极鼓励支持和宣传推广成功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二要健全多元化人才评价体系，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建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事业政绩观和人才质量观，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设置、运行方式进行宏观调控。明确政府、企业、社会和高校共同承担起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的责任，建立多角度评价人才发展潜质的测评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个体发展相协调。三要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终身学习机制。加大“985工程”、“211工程”建设力度，加强重点特色学科建设，加强中西部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以终身学习理念为指导，搭建多层次多类型的人才成长“立交桥”，从有条件的地区做起，逐步建立弹性学习、工学交替，教师和企业科技人员相互兼职等制度，充分发挥高等学校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袁贵仁高度赞扬澳门回归祖国10年来高等教育的可喜成就，对加强两岸四地大学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高等学校师生的交流，促进人才联合培养，取长补短，为造就更多的拔尖创新人才和学术领军人物而努力；二是充分发挥中华文化优势和四地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加强学术合作，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形成更多原创性、先进性的科研成果；三是进一步凝聚共识，搭建更多更好的交流合作的平台和载体，使两岸四地大学交流与合作常态化和规范化，构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大学群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会后，袁贵仁会见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双方畅谈了对胡锦涛主席为澳门大学题词“爱国爱澳、博学笃行”的深刻内涵和深远意义，回顾了澳门回归祖国10年来同内地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史，表达了遵循“一国两制”方针、深入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意愿。（实习编辑：刘艳艳）
浅谈高等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积淀，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纪之交经历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跨越：从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阶段。这个转变不仅圆了千万个家庭的“大学梦”，也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培养规模和水平跃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国已经成为高校在校生人数居世界首位的高等教育大国。 作为高等教育来说，随着其 发展 速度不断加快，水平越来越高，高等教育的分工必然越来越细，分层越来越明确，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都以追求和发展自身的特色为荣。特别是在美国，有名闻全球的哈佛、耶鲁这样的常春藤名校或是一些名声稍逊的州立大学。由于它们各自明确了自身在整个高等教育分层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尽可能地展示自身的特色。各高校对自身特色的不懈追求，恰恰体现了全美高等教育的特色，那就是趋异性越来越强。反过来，这种分层又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着名高等教育学家克尔十分中肯地指出：各高校都应该根据自身条件来发展,“模仿将是毁灭性的”。可以说，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分层将越来越细，不同高校有必要根据自身特点定位于某个层次并尽显自身特色，形成百花齐放的高等教育格局，这也许是美国高等教育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在如何发挥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特色方面， 中国 当代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人潘懋元先生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 ，其基本观点便是明确各高校的定位，充分发挥各高校的不同作用和功能。他特别指出：如何引导全国高校分类发展 ，解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与单一化的发展目标的矛盾 ，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也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类型划分是高校定位及确定发展方向的前提。而从高等教育的发展 规律 看，特色正是任何高校不断发展和繁荣的基本要求。特色化有利于构成各高校独特的人才市场体系；特色化是指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对那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符合教育规律，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特色”的自觉追求。而特色化的前提必然是高等教育的分层和各高校在分层基础上的合理定位。�� 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我国高等教育仿照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细化专业，大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适应了当时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入90年代后，我国则以西方（主要是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为蓝本来设计中国的高等教育。 学习 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是提高自身水平的大趋势。学习是深入领会其内涵和实质，并结合我们的具体国情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前提。然而，我们现在却常常不顾国情、校情去竭力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由于政府主导了高校自身的定位，导致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政府在资金投入上出现了多者越多、少者越少的“马太效应”。相应地，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也出现严重倾斜，各高校只有“力争上游”，才能获得更多的资源配置。� 这种“赶超”现象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赶超情结”和“赶超思维定势”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反映。在国内一流高校追赶世界一流高校的浪潮中，国内许多二流、三流高校也忽视了自身的基础条件和办学水平，同样地追赶国内一流高校，形成了一股蔚为大观的追赶潮，因而出现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偏差，概括起来便是追求“高、大、全”。� 所谓“高”，就是不论什么类型的高校，都仰头望高，以北大、清华为追赶目标。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实已经存在事实上的分层：首先是处于顶尖水平的，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985工程”大学；其次是“211工程”大学；第三是各省、市、自治区重点建设的大学；第四是省市共建、以地级市为主的地方性院校。这种分层是办学水平、投资方向、学校特色和发展趋势的集中体现。不同类型的高校都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特色体现，都能够在符合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办成名校，成为一流，相互不可替代。� 然而，在求“高”的 影响 下，许多高校放弃了自身之长。例如，一些刚刚升本的学校明确提出要抓住重点，加大投入，在若干年内争取拿下硕士学位点，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建设拿下博士点，导致最重要的本、专科教育质量急剧下滑。当这些目标短时期内无法实现时，许多高校便期望通过开展大规模的考研活动来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和办学层次，成为名副其实的“考研基地”。� 所谓“大”，也是近年来许多高校片面追求的目标。这种“大”，一是体现在校园面积大。许多高校想方设法多征地，多盖楼，建造具有标致性意义的国际会议中心和超大型广场，建设豪华型校园等。为此，他们不惜大规模举债，美其名“超常规发展”。二是不切实际地扩大招生规模。由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师资力量匮乏，许多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都是若干个班级合在一起上课，甚至连专业课也是如此。这种“外延式”而非“内涵式”发展思路以外在数量的增加掩盖了内在质量的下降，数量越多，质量下降越快。 所谓“全”，就是不论哪个层次的高校，都以学科门类齐全为荣为乐。第一、二层次的高校以其特有的 影响 力和国家的行政干预，形成“名校+名校”的“强强联合”，迅速地将学科门类整合齐全，而第三、四层次的高校也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采取了这一方式，短期内变成了综合性高校，反正学科门类越多越好，越全越显得气派。一些过去颇具专业和学科特色的高校因追求学科门类齐全，即综合性，变得面目全非。 “全”的结果是面面俱到，但却是样样不精。 由于处在不同层次的高校都往“一流高校”这条“单行道”上行驶，并未各归其道、各安其位，从而造成严重“阻塞”，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混乱，出现了同质化趋向，导致高等教育的投入产出失调，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目前，这种层次不明、同质化趋向严重的现象培养了越来越多“雷同”的“产品”。自从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以来，高等教育逐步从过去的“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并逐渐形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格局。数据显示，截止2004年，我国毛入学率为19%，处于世界上第60多位。扩招的结果也导致了就业难问题的出现，对于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不同层次高校人才培养的模式趋同、趋高，特色不明显。 以我国现有的较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中低端技术实用型人才的市场需要量很大。而趋高、趋同教育所培养的“产品”，面对市场多样化需求时无法找到匹配的工作岗位，只得被迫挤占更低职位的岗位，使求职者的满意度降低，进而出现广泛的不正常流动，频繁“跳槽”，导致用人单位不满，进而导致整个市场“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同时，他们的薪金期望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工资水平上涨，使我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在这一点上，上个世纪60年代许多发展 中国 家高等教育出现的挫折和失败就是明证。� 社会需要的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人才。研制“神五”、“神六”的是人才，生产锅碗瓢盆的也是人才；设计汽车的是人才，在汽车工厂第一线进行操作的同样是人才，两者不可相互取代，也都不可或缺。只有前者而缺乏后者，人才的“链条”就会断裂。当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适合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多层次需求时，社会便会“持币观望”，高校的作用和影响就会逐步下降，无法彰显其足够的张力。� 高校应与社会发展相衔接，否则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导致数量的增长无助于发展。高等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直接制约着人才培养模式，要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首先应当从改革学校的教学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入手。比如说实行学分制，学分制是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教学管理模式，它致力于培养具有自觉主体意识的、高素质 “适应型的”创新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实行学分制可以使学生在选学规定课程的基础上，获得规定的学分，进入更高层的学习阶段，对修满学分的优秀学生可以提前毕业，有利于快出人才，提高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效率。为了给学生更多的时间、精力来自由选择课程，拓展其自由发展空间，极大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教学培养计划中应增加选修课的比重，压缩必修课。同时可实行文、理科的相互渗透，理工结合、专业交叉，打破专业壁垒，这样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解决社会与自然结合较密切的综合性问题的能力。加强学生应用实践能力的培养，对学生的考核应把考核知识和考核能力结合起来，全面衡量学生的能力。引导学生广泛地参与教学改革，注重学习知识的方法和能力的提高，注重参加各种科研活动，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参加社会实践，有意识地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自学和科研的能力、独立工作和社会实践的能力。只有那些能够把科学知识同整个社会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的人，才是有作为的人。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依据现有专业，建立起新型的高等教育制度，增开那些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随第三产业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产业和行业所需的课程，增开那些适应科学技术综合化、一体化发展趋势的综合性课程，使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综合化。同时高等教育还要面向世界，按照国际化标准培养所需人才，采取加强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战略，积极倡导各国联合创办高技术的大学和研究生院，交流高校管理经验，交流信息资料，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项目，互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等，奠定向国际化办学模式的基础。只有建立开放式的办学体制，才能利用社会和国际力量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具有国际化标准的合格人才。新时期，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是德、才、识、学兼备的综合性人才，应该是有理想、有科学文化、有求实态度、有创新精神、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应该是促进社会向更高层次方向发展所需的人才。 所以，在社会需求多样化的今天，高等教育同样要走向多样化的道路。作为不同层次的高校，必须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所处的层次上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色，当不同层次的高校特色得以充分体现时，其办学效益才能真正体现，自身发展才能具有可持续性。也只有当高校自身准确定位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高校的人才培养才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具有“人无我有”的专业特长；各高校的毕业生才能根据自身情况和社会发展需要进行准确定位，形成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多元化、多层次的就业取向，进行错位就业，最终，人尽其才的局面才可能真正成为一种现实。
从高等 教育 研究的长远发展的需要来说，多元化研究 方法 的使用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解决了这些存在的问题，高等教育才能全面健康的发展。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转型期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摘要]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方面，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不公越发明显，政府要树立责任，加强制度创新与教育立法，理论界要构建高等院校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高等院校要制定相关培养制度和方向，最终实现相对的教育公平。
[关键词]转型时期教育公平应对 措施
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对教育公平追求的相关思想和理念。中国的孔子以及西方思想史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提出了朴素的教育民主思想。近些年来，教育公平问题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一大 热点 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对此问题做过重要指示。
教育部部长周济指出：“教育公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教育部门要把怎么样处理好教育的快速发展和教育公平之间的统筹和协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来抓。”2006年4月23日，温家宝在重庆视察时说：“体现社会公平最主要的就是教育的公平。”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促进教育公平。”2007年8月31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④而“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一判断更是写进了党的十七大 报告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教育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规范教育收费，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点提高农村教师素质。鼓励和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加速和不同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教育公平问题进一步突显，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对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显得更加重要。
教育公平的内涵
教育公平的内涵界定不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认识起点，使得理论界的争议不断。从广义上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
对于教育权利的平等，在国家相关立法越来越完善的今天，遇到的挑战会较小。原因在于，作为政治、经济权利在教育领域的体现，教育权利的平等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等手段加以保证。1960年《反对教育歧视公约》对教育权利的平等已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而对于什么是教育机会的平等，是对教育公平理论理解的争议关键。
通过整理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助于对这一宽泛概念的理解：一、麦克马洪(Mc Mahon)的三类型说：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指相同者受相同对待;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ly)，指不同者受不同对待;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equity)，指确保上一代人的不平等现象不至于全然延续下去。
二、瑞典教育学家胡森对“平等”和“机会”分别进行界说，分析教育面前机会均等的概念，认为因哲学观不同教育平等观念依次经历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概念的阶段。胡森指出教育机会均等在三个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涵义：起点均等论，指入学机会均等;过程均等论，指教育条件均等;结果均等论，强调学业成功机会均等。同时形成了效率优先的起点平等论、公平优先的过程平等论和突出个性发展的结果平等论三种理论形态。
三、哈佛大学的哲学大师、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独树一帜。他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两个正义原则，第一正义原则为“平等自由原则”，即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是一种横向的、平均性的公平，用于处理公民的政治权利。第二正义原则为“差别原则”和“机会公平原则”，用于处理有关社会和经济利益问题。⑦教育公平需要关注公平特别是机会的公平，也必须针对差异性进行补偿，对弱势群体进行特别的帮助和扶持。
四、帕森斯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社会平等问题的含义、内容和趋势，论述了教育在社会平等问题的核心位置。帕森斯发表了《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与不平等，或社会分层问题再考察》。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教育平等的层面，应该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制度化的贵族统治，即通过教育打破传统的阶级社会而转变成真正的民主社会。这可以理解为，让更多的人有权利接受教育，包括高质量的教育，而不是为部分人垄断。帕森斯指出当时美国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对于所有适龄人口来说，能否完成中学教育已经成为一个标准。与收入领域一样，在教育领域同样存在一个“贫困”问题，那些不能或不愿完成中学教育的“掉队者”正在成为“教育穷人”(educational poor]的核心，对这部分人国家应该特别的扶持和关注。
综上所述，作为公平原则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机会公平有三层含义：
第一，“公平”。教育公平需要关注公平，既包括入学机会的平等，受教育条件的无差异，也包括就业选择的平等。
第二，“差异”。教育公平是有差异的，是“相对”公平。教育的公平不是“平均分”更不是吃大锅饭，而是在有差异的前提下进行的横向调控，教育公平必须关注不同个体、地区的差异性。
第三，“发展提升”。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教育公平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之一应该是保证相对弱势地区、群体的发展，使其能够获得发展提升。
转型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出现
从高等教育起点上来说，入学机会的平等和差异的补偿，在许多地区并没有很好的实现。近年来，人们对于教育起点的公平问题有更集中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对“按省分配名额制度”、“高考试卷是否统一”、“关注少数民族考生的制度如何防止地方的异化”等问题的思考。
第一，各高等院校每年仍然沿袭计划经济 思维方式 向各省级单位分配招生名额，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分配指标的依据、明确的体系标准都值得人们思考。第二，中国自2003年起开始在高考中尝试的“分省命题”不能实现评价标准的一致。考试不能统一，就没有一致的衡量标准。“分省命题”使得不同省份的分数不具有可比性，对来自不同省区的考生无法进行客观的评价。第三，对少数民族地区学生的高考优惠政策问题背离初衷。这原本是国家照顾和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但在实际情况中，许多考生高考前不是“少数民族学生”，一参加高考就成了“少数民族学生”，这样的情况对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达到照顾的本意，对其他地区也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
从教育过程来说，教育质量没有得到保证。由于经费的先天不足，我国的高等教育数量大发展的同时，教育质量被忽略。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已经进入到了第11个年头，中国高校的入学率已经大大提高。“十一五”期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将达到
25%左右，到2020年实现40%的目标。高等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加，但这种发展以低质量和大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
教育的地区差异、院校差异加剧，形成了事实意义上的高校“阶级化”和地区“差异化”。教育领域的不公平表现在城乡、区域、学校和不同群体之中，主要由政策偏差导致资源配置失衡、“城市取向”加剧城乡鸿沟、精英教育观念根深蒂固、市场机制的介入挑战教育公平等因素造成。国家实行了“211工程”和“985工程”，力图推进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推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首批985高校教育部所给予经费排行为：1，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8亿);2，浙江大学(7亿);3，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6亿)
通过上述数据我们发现，清华、北大作为中国高校的领头羊分别获得了18亿的投入，是排第二的浙江大学的两倍以上。在高等教育稀缺的情况下，重点建设几所高校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的高校的各类型国家扶持经费，甚至高于部分地区许多高校的政府高等教育支出总和，国家的大型项目、课题也成了部分高校、部分专家的专属区域，这种现象表明高校日益“阶级化”，地区教育不公的差异越发明显。
实现教育公平的应对措施
政府要树立责任，加强制度创新与教育立法。“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却没有必要经营学校。”这是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得曼的一贯主张。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垄断和竞争不充分是学校办学质量低下的首要原因。对于中国的高校而言，政府责任既包括对高校的政府投入，也包括对高校的不过多干预，政府对于高校而言应该是个宏观调控的角色，而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经营者。
教育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是提供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的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高等教育的社会需求与日俱增，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却已独木难支。考虑到高等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的特点，这就要求：
第一，明确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政府应该改变多年重视经济发展，忽略教育投入的局面，真正实现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3%左右，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政府应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和财政扶持，改变过去忽略教育发展的思路。
第二，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助学体系。进入公办普通高校的学生中，有20%左右的学生家庭比较贫困，政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国家助学体系，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应建立以助学贷款为核心的国家助学体系，辅之以各类型奖学金、助学金，关注教育公平。
第三，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着力调整格局，缩小各级各类高校、各地区教育差异。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分配力度，逐步调整各级政府对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教育投入。努力缩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异过大的局面，通过政策扶植和财政的投入，加快发展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和中部新兴地区的高等教育事业。积极拓宽教育经费来源，使得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能有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事业领域。
第四，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确立政府基本职责，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通过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确立教育的公益性、公共性、公正性等基本价值，确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
理论界要构建高等院校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就我国而言，理论界对教育公平缺乏关注。在研究教育公平的专门领域里，主要聚焦在教育公平理论的探讨和问题的呼吁上，对教育公平的评价尤其是综合评价上的专门研究尚未有先例。由于缺乏系统理论的支撑，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统计指标多呈现相对片面、分散、凌乱等特点。虽然一些项目实际反映了教育公平的一些状况，如按地区、城乡分别统计的学生数量、教育经费等，但仅停留在原始统计数据的呈现上，并且这些信息不系统、不完善，无法为教育政策的公平问题提供信息依据和监控手段。
因此，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尽快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教育发展的相对完善和系统的教育公平度的指标体系。这既是真正实现教育公平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要求的相关政策的出发点。只有真正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公平指标评价体系，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
高等院校要制定适合各行业、各地区实际的相关培养制度和方向。
要改革高考招生录取制度，加大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的调研。对于实际情况的调研和理论分析，有助于对高校专业开设、人才培养模式和思路的更新。由于脱离实际的招生，许多以前看上去是热门的专业，却成了就业困难专业。以艺术类专业为例，很多开设了相关专业的院系，培养的学生主要集中在舞蹈、音乐等方向，但对艺术行业链中的艺术经纪人、艺术品鉴定师、画廊经营等方向却鲜有涉及。由于缺乏对艺术行业实际情况的调研，导致一方面大量的艺术专业学生就业难，而另一方面，许多与艺术行业相关的职业却没有合格人才。
学生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完善自我素质。实现教育公平是一个体系严密的互动过程，教育不能脱离受教育个体而运行。在面对教育不公的时候，受教育者应该努力提高和完善自我。近年来，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因为缺乏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和分析，盲目悲观和抱怨，并因此而产生了消极对抗学业甚至是学校和社会的行为，这些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缺乏学生主观改变的愿望和实际行动，政策层面制定再完善，也不可能实现教育公平，这无疑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哀。
关于教育公平还有许多方面的工作需要探索和研究，笔者仅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不成熟的论述。通过明确各级政府的责任，以及高校对招生专业和培养过程的把关，辅以社会各界对就业问题的重视，通过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实现高校培养、就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相对的教育公平。(作者单位：四川外语学院)
注释
(1)教育部部长周济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人民网.2005年2月25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06年10月18日。
③胡锦涛主席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7年8月31日。
④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07年10月24目。
⑤翁丈艳：“教育公平的多元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01年第3期。
(6)诸诸燕，赵晶：“胡森教育平等思想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⑦[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
⑧中国校友会大学论坛，转引自陈潭，胡晓：“罗尔斯原则与高等教育公平的制度逻辑”，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网。
⑨弗里德曼著，李茂编译：“竞争将带来更多的好学校”，《中国教师报》，2003年1月1日，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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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等学校办学类型及其分类 2009-02-06摘要：实行分类办学，促进高校多样化发展，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高等教育呈现出多样化、层次化、个性化发展趋势，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如何科学合理地对高校进行分类，从而既有利于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的合理的体系结构，又有利于发挥高等学校的办学积极性，直接关系到大学的科学定位和发展方向，关系到政府管理政策和大学评价标准的制定，关系到国家对教育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关系到中国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高等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对我国各级各类高校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这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关键词：高等学校；办学；分类；发展一、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意义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结构与体系研究中，高校分类办学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又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由于分类标准不同，对高校划分的结果也就完全不一样。根据专业的总体性质与结构，高校一般可分为综合类院校、理工类院校、师范类院校、单科类(农、医、林、水)院校；根据组织的基本职能与特征，高校一般可分为研究型院校、教学研究型院校、教学型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根据办学质量与社会声誉，高校一般可分为国际一流、国内一流、省内一流、同类一流等院校。高校办学如何能找准自己的位置，科学分类是关键。自1999年我国高校连续扩招以来，在校学生人数激增，新升格的高校越来越多，盲目追求高层次、追求“综合化”以及新一轮的办学“大而全”的浪潮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新热点。因此，如何尽快建立起中国高等学校的类型和层次划分标准，引导我国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学校准确和合理定位，切实做到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并在自己的类型和层次上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如何通过政策架构和制度设计，构建起结构优化、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相互衔接的高等教育系统，形成精英型大学和大众型高校合理分工、共同发展的格局，有效扭转目前我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分类不清、定位不明、特色不显、目标趋同、盲目升格、模式单一的不良局面；如何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结构整体上的优化，最大限度地提高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率，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功能，从而既有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又有利于创建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使我国高等教育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丰富多样的人才资源，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这也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分类和定位问题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理论界与实际工作者密切关注的原因所在。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创建一流大学”、“大学教育国际化”等口号提得越来越响，可谓是耳熟能详，然而何谓一流的大学？在强调大学国际化的同时，如何看待大学的民族化与地方化？我国的大学改革能否照搬欧美国家的大学发展模式？如何正确处理大学与政府、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确立大学科学的治理结构，推动大学制度创新？上述这些问题，分明地凸显出来，成为高教界甚至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因此，对高校进行科学分类，确立高校在整个社会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准确位置，对于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深化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二、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原则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发展多元化、信息技术网络化发展趋势的不断增强，伴随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得到发展。2005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向前发展。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有所不同。欧美等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一个自发的进程，政府的干预较少，它是通过市场的作用，发展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扩展传统精英大学的路径得以实现的。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是在政府的计划、调控、管理之下推进的，依托的是扩大不同水平大学招生的规模和广泛兴办高职高专、独立学院、民办高校等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因而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过程，始终伴随其政策的选择与政策的贯彻执行，诸如规模与速度的调控政策、教育资金的投入政策、资源的开发与配置政策、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政策，等等。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如果我国的大学无视自身的职能与条件，统统追求“一流”与“卓越”，谋求“国际化”和“一体化”，不切实际地盲目攀比，既会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又可能导致大学丧失自身特色和优势，在盲目追求单一性高层次目标的过程中丧失自我。事实上，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位、多样化的。我们知道，办学规模与办学特色并非总是呈正相关的，好的大学不止有一种模式，既有牛津、剑桥模式，也有加州理工学院、巴黎师范学院、梨花女子大学模式，唯有实行分类办学，促进多样化发展，高校最终才能办出特色和水平，从而树立自身良好的社会形象，提升学校的软实力，增强核心竞争力。高等学校实行分类办学，促进多样化发展，不仅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内在要求。那么，高校分类办学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呢？我们以为，高等学校办学分类，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必须以科学的教育发展观统领高校发展全局。在高校办学分类过程中，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作为类型划分，必须符合划分的逻辑规则；作为事业规划，必须具有可行性并为人们所认同。伴随高等学校内涵的更新和外延的扩展，高等学校的分类既要表现多样性，又要提炼出统一性；既要符合高等学校成长的内在逻辑，又要能反映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动态需要；既要符合高等学校的战略发展要求，又要有适应政府管理、社会评价的可操作性；既不能忽略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高等教育历史，又要满足国际统计数据的可比性。总之，高等学校的分类与定位，是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三、高等学校分类办学的方法目前，关于高等学校分类的方法，有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标准、日本的高等教育机构分类方法、《中国大学评价》大学分类方法和《国际教育评价标准分类法》等，这些分类各有特点，有的突出了学科优势，有的体现了科研水平上的层次差异，由于分类的角度不同，因而分类的标准也就不止一个。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来看，高等学校的分类发展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自身提出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对高等学校管理者提出的挑战和必须做出的理性选择。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比较明确地提出“制订高等学校分类标准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各种类型的学校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层次上办出特色。”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从法律上建立了包括高等教育类型、学业标准、修业年限、就学条件、实施原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制度，规范了高等学校的设立条件与程序，确定了高等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职责和相互关系等。1995年，国家教委开始在高等学校实施“211工程”，1999年教育部制订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创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从实践上为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不论是《高等教育法》，还是其他教育政策法规，都没有明确我国大学的分类，该怎么分类，按什么标准分类，是由实践来自然划分，还是由政策明确规定？甚至是由政府强制制定？建国后院系调整，我国大量增设独立的单科学院，把高等学校分为三大类：综合性大学与多科性大学、单科性独立学院和应用性专科学校。这种方法目前已不能正确反映改革和调整合并后大学和学院的特色及内涵。“211工程”把高等学校分成了重点扶持和非重点对象。实施“985”计划后，又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概念。一般来说，进入“211工程”的学校大都是综合性大学，但是它不一定都是研究型大学。除了研究型大学外，其他上百所高等学校还应该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教学型、教学研究型、高职高专等。此外，高等学校的类型还应该与它们的层次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世界各国高等学校大都也是按不同类型发展的，他们的类型结构有共同性，也各有其特殊性。如美国大学明确地分为五大类：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综合大学、文理学院、两年制学院、专业学校和其他专门机构。日本的高等学校分四类：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专修学校。一般来说，各国学校类型结构反映了各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特征。世界各国高等学校的分类可以为我们所借鉴，但我国的大学发展分类，必须反映大学职能的本职特征，遵从高等教育规律。要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入手，适应社会和国民全面发展的需要，依法分类；要依据学校的教育教学规律和教育内部规律，科学分类；要尊重大学的历史传统，发挥自身优势，突出个性特色，自主分类。在大学分类定位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时代性，具有前瞻性，注重现实性。因此，组织研究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学校分类标准，是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项紧要而迫切的工作。分类办学，科学定位，多样化发展，这是我国高等学校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参考文献：〔1〕傅林，胡显章.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等学校的分类与定位〔J〕.中国高教研究，2004 ，（12）.〔2〕曹赛先.大学分类中的几对矛盾〔J〕.中国高等教育，20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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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不上核心期刊很正常！一个 工科高校，
办的社科类期刊，进不了核心期刊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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