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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学术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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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学术性论文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参考文献:[1]《红楼梦》,曹雪芹著。[2]《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3]《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著。[4]《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沛著。

红楼梦》是一部“说不尽”的奇书。它那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无比丰厚的艺术涵蕴,值得我们永远探求。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毕生的血泪写就的。脂砚斋说:“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曹雪芹也说:“满纸荒唐言,一把心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显然,《红楼梦》的主题内容是蕴涵着深意的,决非简单可解,。 《红楼梦》中究竟写了多少人物,清朝嘉庆年间姜祺统计共四百四十八人。 民国初年兰上星白编了一部《红楼梦人物谱》,共收七百二十一人,人各有传,字数长短不一,此书中又收《红楼梦》所述及的古代帝王二十三人,古人一百一十五人,后妃十八人,列女二十二人,仙女二十四人,神佛四十七人,故事人物十三人,共二百六十二人,每人略考其生平及传说。连上二者合计,共收九百八十三人。 尽管《红楼梦》具有丰厚的人文内涵、诗化的艺术情境乃至复杂的思想意义,在文化和审美价值上确实比《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高出一层,但它仍然是小说,是一般文人可以随意谈论的对象。胡适开创的新红学要求对与小说有关的一切进行历史考证,而像曹家故实、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脂批等等都是相当专门的的课题,不是任何学人都可以轻易问津的。新红学提升了红学的地位和水准,却也使红学越来越精英化了。无论如何,红学只是一门专业学术,谈红容易,研究红学却不容易。但49年后,《红楼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一度还出现了不少业余红学家、“工农兵红学家”。 红学与20世纪之间的“与”不是一般的连接词,因为红学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红楼梦》的研究、评论,而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气氛中建构之“学”。不但19世纪红没有红学,21世纪有关《红楼梦》的研究也不会是20世纪式的“红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20世纪的开始。80年来,有关“五四”的解释,使它本来的多声复义及幽微隐蔽愈益清楚地呈现出来。但无论如何,“科学”与“民主”作为“五四”的公开旗帜和实际主题,迄今仍得到充分肯定。当然,两大主题的命运是不同的,简单地说,科学高歌猛进而民主仍有待努力,民主的曲折无疑是因为政治斗争被置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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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红楼梦学术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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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之真——偶然中的必然labournk我的讨论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红楼梦》是一部很真实的小说。”我不知道有多少红楼读者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我的个人体验,不论是阅读时感同身受,还是与朋友交流时大放厥词,“很真实”这一个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矛盾的用法却非常贴切的描述了自己的主观印象。本来“小说”这个概念就声明着内容的虚构,为什么要强调其“真实”的特征呢?首先不妨来说说看,什么叫做“真”?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则“真的事物”“分有”了“真的理念”的特性,即具有“真”性(如同“一只猫”具有“猫”这一抽象概念的一般属性)。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加以解释,可以理解成红楼的“文本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世界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不是简单的similar face,因为照搬现象只会弄巧成拙,而存在一种宏观的相互包容和感性的内在交通,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神似”。对“相似”这个概念的追问毫无疑问也是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对于红楼梦来说,有一些传统的评论词语都是在从各个角度来描述并拓展“相似”的内涵。比如“故事情节生动细致、人物心理刻画入微、细节描写贴近生活”,这种教科书式的评价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然而在接受了这种经典话语熏陶之后,我们也或多或少的把“真实”在故事、人物、细节三方面的表现等同于真实本身。问题在于:这是合理的么?也就是说,故事、人物和细节对生活面貌的反映是“真实感”的原因所在么?比如:红楼里的桌子从外形颜色到雕镂装饰都和真的桌子一模一样;林妹妹的性格像极了董小宛;宝玉为人行事宛然纳兰容若(姑妄言之)……因为这些人事物对应了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于是我们在审美过程中放心的欣喜于“似曾相识”,也因而获得了“真实”的阅读感受,是这样子的么?这个疑问我想不待反驳就会有读者嗤之以鼻了,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大多数红迷都是在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接触这部巨著的:桌子做得像不像,林黛玉与董小宛有无共通对于初读者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先生曲意插入的真实生活的段落,我们也绝不会有脂砚斋“作者犹记当日之事乎”“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语见甲戌本第八回之侧批)这样历经沉浮回眸一笑的感动与震撼--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红楼带给读者的无处不在的“真实性”的强大体验。由此可见,“事物之真”带来真实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还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追寻。——笔者按:以事物之真为红楼之真,看似无稽,却影响着很多人的阅读心理。尝有人云“红楼不过一俗艳女子”,即指其专注雕饰而忽略精神内核,没有内在的感发力量。这种观点可谓舍本逐末,十分荒唐,但却鲜有人能给出有力的反驳。由此亦可见红楼研究中普遍缺乏严肃的哲学思考和认真的文艺批评,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国家人文科学界的整体现状。如果抛开所有预设的观念直接回想初读红楼的感受,那么有一句话也许可以形容的比较恰当,就是:“她(他)做了该做的事。”展开来讲可以说成:人物行为遵循一贯以之的性格脉络;事件发生符合利益与情理的自然规律。这句话非常有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答我的疑问的最关键的突破点。从句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一个逻辑结构中,“她”和“事”并不是关注的对象,全部信息都隐藏在那一个“该”字之下。也就是说,孤立的“人”和”事”并不能抽象出红楼之真,把二者联结在一起的那一个“应当”(should)作为人与事的“关系”,才是这个角色真正的担当者。网友逍遥的游客把这种关系归纳为“最合适的事件里出现最合适的人”,我觉得是非常精当的。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生了:所谓的“应当”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才是“最合适”?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但需要将思维深入文字结构中,更应该经由文字而追问先生的创作理念,戚蓼生为石头记作序,称之为:“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这样高超的文字技法,如果没有一个形而上的“道”作为底蕴,是很难想象的。首先我们看到,汉语“应当”里面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期待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时空中占有着人物事件的过去和现在,所以我们有理由对故事的未来做一个合乎逻辑与情理的预判,这就好像看连载小说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联系上下文分析故事的走向(有时候评论甚至可以影响作者的创作,其中的心理过程倒是一个很值得开掘的主题),通常我们把这种可期待性作为“真实”的一个重要判据。这种可期待性不但要求预料之中的事件会发生,还包括已发生的事件在与历史事件的对照中有明显的相关规律,使得期待成为可能。这有点像统计上对数值的真伪取舍:真值作为理想模型不具实际意义,通过实测值规定分布的最可几区间,然后依靠此区间范围去伪存真。在红楼梦中,这样的可期待性可以说表现在内容的方方面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与诗性的巧妙结合,即诗词之于人物如量体裁衣分毫不乱就是一个明白的例证:潇湘知灵秀,枕霞惟妙趣,蘅芜论浑厚--人物的言行印证、构成并延伸了其已经且正在形成的个性,宛如一幅拼图,每加上一块新的“事件”,都必须遵循原先的框架;而与此同时画面不断的得以补充完整,人与事的轮廓愈加清晰,其中的构连纵横也越来越容易把握,直到最后可以看清楚那一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宏大形象。在这“期待”与“被期待”共同出场的过程中,预设的人物性格、利益关系和情感网罗是引导晶体生长的核心,也是期待之可以被期待,必然发生者会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不但要关注由“事件之流”所规定的必然性,还必须注意在肯定中存在的或然。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才构成了完整的“命运无常”。在生活里面,随时随处可见到波澜上下乃至旦夕祸福,这也就决定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石头记四十四回回目为“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上下各四字的对仗正是这种偶然性事件的最佳注解。严格意义上说,红楼梦的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偶然性,所有“突发状况”都可以在文中寻到前因后果,所谓“草蛇灰线”是也。比如贾琏偷情,大姐出痘一段读者早已亲见;平儿理妆,更是宝玉“情不情”“专在女孩子身上做功夫”的水到渠成。甚至“傻大姐误拾绣春囊”这样的天降奇事,云雾散去竟落在“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的前缘之上。可以说,“变生不测”与“喜出望外”所包含着的因果缘法,属于更深层的可期待的必然结局,是对“命运”这个主题的推波助澜。而我们在玩味的过程中之所以会随波上下忐忑不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生的如椽笔挥:一时云生从龙,将满 结 嵘遮住不见,忽然间峰峦叠出,飞流直下,令人眩目;等到读者定下神来,他却又抚茶弄酒吟诗作画,岔到了别处;于是你歇下心来只管玩味闺中情趣,不料诗文曲赋,一语成谶,又让人悚然心惊。四十回前埋下的引子,千里伏线炸成焦雷--这般“精致的淘气”哪个读者能不愕然?细细想来,如此技法也正是红楼文字可以直撼人心的原由:“真”在这里不赖于现象的描摹,不依靠人事关系的勾勒,甚至无需理会偶然必然性的荒谬与否,而直接依附在“宏观结构”这个气象万千的殿堂之上。这种结构可以归纳为“因果必然的统治性分布与偶然突变的技巧性渲染”,它直接指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体验(这也是真实感的落脚之处),那就是:在有序的时空环境中感受到强烈的不稳定性和不可知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明白“有序”和“不稳定”“未知”是如何在这种技法中被表达的,读者在穿越红楼梦这“几世几劫”的历程时,也像是在体悟自己的自然生命。宏观的祸福因缘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洞察到这宇宙里无处不在的相互作用(插一句:这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假设);局部的偶然变故则千回百转,不但与“不稳定”的生活感受合拍,更揭示着存在本身潜在的危机——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站在当下而面对着未来的无穷混沌的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他们说人生自有前缘注定,那么要“人生”又究竟有何意义?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命运似已将那“注定”的真实送入我怀中,为什么倏忽间又化作梦幻泡影,逝去无踪?红楼一梦,无始无终,与这诸般摇曳多姿的心灵感受一同化作一个巨大的问号,深深的镌刻在“我”与“石头”所共同拥有共同存在的时空片断里。在某种意义上,石头记本身的真与美也是这心灵中的问号外化在文本上的表现。问号不但意味着对人生理想的疑惑与思索,更意味着面向自然的无边界的豁达和开放。这与传统的“句号结论”的理念迥然不同,甚至根本有别于文史经典的疑问格式。因为红楼梦不是在文章或者“文气”的末尾提出疑问,而是根本不用句号与括号来对人生体验妄下结论:问号无处不在,它自己就是一个宏大的疑问之场。在我看来,这种开放性特征是红楼梦“真”与“美”的根本来源。对这个问题求诸于价值理念,我们就应该抛开文字幻象的纠缠而直问心灵最深处的体验。在红楼的疑问之场中,那一种来自命运的磅礴之下,个人生命的局促与痛苦,毫无疑问是最让人心神摇荡的悲剧源泉。力量上一边倒的态势规定了时空变化的绝对规则,同时也暗示“个性”在“绽开着的必然事件”中的荒谬——而大观园儿女偏偏是臻于极至的“有性格”:宝黛钗湘凤自不必说,迎春对矛盾的完全规避、惜春一切虚无的寡情孤介、香菱的纯与痴、尤三姐的刚和烈,哪个不是水击滟滪一般与命运作硬碰硬的冲撞?我在前文对“真”的可期待性的论述中提及“有序”的人生体验,特指生活的均质单调和宿命的不可更改,而石头记的崔嵬,便是要在规范中特意失范,在连贯中破出裂痕,在必然中张显偶然!这种人在命运中的“对抗性破碎”爆发出的内在张力,鲜明的向时间宣读了个性精神的高傲不屈的存在。联系到雪芹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张力代表了作者对历史惯性的反思、对制度牢笼的挣扎和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核心是对“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的重新认识。我们也许可以不用这么西化的语言来描述先生的文化立场,但是我们无法规避红楼所传递的这种叛逆精神,尤其是“叛逆”本身包含着的继承与重建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石头记最大的“看点”是人在事件之流中“存在”或“沉沦”时的万千姿态:我们对“红楼之真”的全部体验,也不过是在观看这出皮影戏时的对号入座、手舞足蹈。我们的讨论从“红楼之真”开始,从“应当”这一意蕴深沉的词汇指向了红楼文本与我的个人体验接榫之处,即“命中注定“与“命运无常”的有机混合。然而正如红楼本身的开放模式一样,对这个问题的思辨最终落在一个无所定指的问号上。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有庚辰双行夹批云: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今古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光明正大,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面对石头记,这部我们注定要用毕生来阅读的伟大诗篇,也许“囫囵不解”最能得鱼忘筌。树立在灵魂视野中的巨大问号,在建立的同时也在自我消解。尽管我们无法停止对世界的终极思考,生命之句号的逐渐迫近却森严而清晰的提醒着“我思”的终结。灵魂向红楼的投入最终成为一个开放的等待戈多式的期待: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美,什么是爱?……答案无关紧要,问询本身就是全部目的和意义所在。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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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学术论文题目

亲 你写了吗 写完能不能交流一下哈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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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及形成原因从《红楼梦》中了解封建社会人的等级制度贾宝玉人格分析高颚续《红楼梦》部分与蓸雪芹部分文学艺术性的差距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与对其她女性的爱有差别吗?欣赏《红楼梦》中曹公的人物刻画艺术

《红楼梦》,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章回体长篇小说[1] 。早期仅有前八十回抄本流传,八十回后部分未完成且原稿佚失。原名《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程伟元邀请高鹗协同整理出版百二十回全本[2] ,定名《红楼梦》。亦有版本作《金玉缘》。《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作品,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府的家庭琐事、闺阁闲情为中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故事为主线,描写了以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为中心的正邪两赋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歌颂追求光明的叛逆人物,通过叛逆者的悲剧命运预见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揭示出封建末世的危机。《红楼梦》的作者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现实社会包括宫廷及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阶级及其家庭的腐朽,封建的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统治思想即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社会道德观念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朦胧的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性质的理想和主张。这些理想和主张正是当时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因素的曲折反映。[3] 《红楼梦》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1] ,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尤其“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特殊笔法更是激起了后世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窥探欲,各种猜测附会之说愈出愈奇。

关于红楼梦研究性论文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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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论文,都是一些专家写的~~~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委婉有致,从容细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性格的人物形象,尤其对林黛玉人物形象的刻画,无不渗透着曹雪芹大量的心血。寄人篱下的林黛玉有着常人共有的自卑,她无法排解自己是外人的心理,处处谨小慎微,生怕惹出事端,但小女子强烈的自尊心又不能让她唯唯诺诺,她必竟也曾是名门闺秀。即使是寄人篱下也摆脱不了小姐脾气,她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敏感多疑是她复杂的心理体现,令人欣慰的是林黛玉的尖酸刻薄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是小女子任性霸道的天性,更重要的是恰恰反映出林黛玉的坦率、纯真、和不畏强权的个性。关键词:林黛玉;尖酸刻薄;坦率纯真;叛逆。《红楼梦》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成就。据史载曹雪芹写这部书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他先后按阅十载,增删五次,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林黛玉是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形象之一,曹雪芹在塑造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花费了在量的笔墨,倾注了在碍的心血,寄托着自己独特的富有叛逆精神的人生观和爱情观。因此,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非常丰满而成功。读小说原著时,你时时会感到它独特的风格和气质呼之欲出,跃然纸上。一、尖酸刻薄、心胸狭窄,是林黛玉较突出的个性。翻开《红楼梦》一书,林黛玉的尖酸刻薄,心胸狭窄俯拾皆是。宝玉无心间说宝钗体丰怯热,黛玉便得意得不得了,幸灾乐祸笑嘻嘻地问宝钗刚才看了什么戏,结果被宝钗一顿抢白,碰了一鼻子灰。至于她和宝玉,更是常常无风无波,三天两头赌气,宝玉偶到宝钗处一玩,黛玉便冷言相讥,宝玉不过为自己辩解了一两句:"只许同你顽,替你解闷儿,不过偶然到他那里一趟,就乱说话"。黛玉便立即以攻为守,赌气回房,不理宝玉,害得宝玉只得"打叠起千百样的款语软言来劝慰"。难怪宝玉被惹急了只能口口声声地说:"哪一天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看就明白了"。如果说以上这些是因为爱情是自私的,从而导致林黛玉在与宝玉相恋与宝钗相竞过程中的患得患失,猜忌排斥心态,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黛玉对贾府上上下下许多人刻薄尖酸实属不该,也许有人说,是孑然一身寄人篱下的身世导致了林黛玉的敏感多虑,处处设防。从进贾府不久,即像一只浑身长刺的刺猬出现在众人面前,对宝钗、宝玉含酸挑刺自不必说,就是如大大咧咧活泼的史湘云,常常在貌似打趣之言中寓讥讽之意,惹得史湘云也有一回只好回敬"我自然比不上你,但你也不用见一个打趣一个"黛玉在下人面前表现的小姐脾气自然也就更多了。周瑞家的送宫花给各位姑娘,迎春、探春等都忙停下手中活计,欠身道谢,而黛玉在看到周瑞家的送花来,也只瞟了一眼周瑞家的手中的花,话里有话地问了句:"单送我一个人的,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呢?"当听说这是送剩的最后两朵时,顿时翻了脸,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不给我"。由于黛玉的聪慧,更由于她寄人篱下的处境,才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一天晚上,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正要发作,转念却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在墙角边的花泪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自己,竟气得昏厥过去。林黛玉的尖刻,神经质,使小性儿大多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谈到金良缘等危及到她和宝玉的爱情时;二是在遇到谈论身世、贵贱、引起她悲叹自己的处境时,这时她才会敏感地触景生情,借题发挥。一次,当宝玉听宝钗说吃冷洒对身体有害而放下洒杯时,不巧雪雁送手炉来,黛玉便一语双关地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他费心。雪雁说是紫鹃叫送来的,她马上又说:"也亏了你暗中摸索他的话!我平时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讽宝玉)只有聪敏的颦儿,才能把她的妒意表达得如此锋利而又含蓄,机带双调皮而又不漏痕迹。二、坦率、纯真、不畏强权的个性让她的尖酸多了几分可爱。林黛玉的尖刻只是表现在语言上的。这是曹雪芹用来塑造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率真、多才机敏等侧面时能运用一种手法。并不能说明林黛玉就是一个狭隘、自私、内心歹毒的妇人。首先黛玉挖苦、讥笑、讽刺的对象不是达官贵人,便是溜段拍马之流。当贾宝玉将北静王就赠的圣上所赐的一串名贵念珠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周瑞家的送宫花,她首先注意的不是宫花的精巧,而在意是否是别人挑剩下的。她嘲讽宝玉听戏时"装疯",打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蔑视世俗人情等敏感、尖刻和孤傲,不仅反映出她的洁身自持,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且也是对权势的一种反抗。其次,林黛玉常常是喜怒爱憎形于色、见于言,"见一个打趣一个",她常以"比刀子还厉害"的语言去挖苦人,处处事事与人计较,固而被看作"刻薄"、"小心眼"。但若仔细考究起来,却大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而已。或是一个高傲的小女子任性的天性,我们应看重的是她常常一语道出事情的真相,不给那些看风使舵、诌上媚下、欺弱凌贫、心术不正之徒留一点余地。这不仅是她疾恶如仇的品性的自然表现,而且还说明她胸怀坦荡,心有所思、口有所言,常把自己的心灵毫无遮掩地坦露出来。再次,林黛玉也并非一味"孤标傲世、目无下尘,"其实她是很谦和的她人坦率真,见人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香菱是宝钗的丫环,向黛玉请教学诗,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望洋兴叹拜我为诗。"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耐心地给香菱讲解诗的作法和要点,教香菱品诗,说明她摒弃了"上智下愚,富贵贫贱"的俗见。她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篇目令其阅读,批改香菱的习作,堪称是"诲人不倦",她待人宽厚,从不与人心存介蒂。故史湘云把她称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悦。可过了一会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四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宝钗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和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其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好的,然我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杂书不好,又努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对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这又是何等的宽厚和深厚坦白!三、皎美的容颜、浓郁的诗人气质造就了一个内慧外秀的“红颜”。《红楼梦》第三回"接外孙贾母惜孤女"中,黛玉"年貌虽小,却举止不俗,身体面庞虽弱不胜衣,却有一段风流态度",黛玉之美已见端睨。作者并未直接着墨描绘黛玉之美,而是巧借凤姐的嘴及宝玉的眼来突出黛玉的绝世美丽。心直口快的凤姐一见黛玉即惊叹"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儿,我今日算看见了!"通过"写虚"的形式给人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再从宝玉眼里看见黛玉的形象"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林黛玉之美,还表现在她才学横溢和浓郁的诗人气质。曹雪芹胸中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李双卿等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这就是曹雪芹赋予她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的个性特征。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也于诸裙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作祟,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像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像;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煎熬。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四、痴情女叛逆者性格决定了她的悲剧人生。《红楼梦》中最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还是黛玉的叛逆者的性格。在她的身上闪耀着追求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不仅才学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角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竟把《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淫词艳曲"引为酒令。对于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臣逆子贾宝玉,竟引为知音,结为同心,从思想到行动都对他予以支持。在大观园里,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从不说这些"混帐话"的,只有她一人而已,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身上闪烁着诗意和理想的光彩,充满了叛逆的精神。这是曹雪芹赋予这一形象新的基因,使她从根本上有别于历代的才女。从通篇《红楼梦》来看,林黛玉本就是个悲剧性人物,无论从她身世、性格,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上看,都不可能让黛玉的人生有好结局,因为家庭观念、封建宗法思想,是不可能容忍她和宝玉的爱情开花结果,一个痴情女子面对无果的爱情、奈何她再博学、再聪慧孤傲,也终将敌不过社会大环境,悲剧结局自是意料中事。参考文献:[1]《红楼梦》,曹雪芹著。[2]《红楼梦论源》,朱淡文著。[3]《中国古代文学史》,游国恩著。[4]《中国古代文学史》,袁行沛著。

1、最容易的是可以就书中某一人物来写,通过其性格及行事作风和人物命运等剖析这个人物对故事发展的作用、与其他人物的交叉关系、作者的用意等等。或者以小见大,这个人物所影射的时代特征,包括伦理纲常和政治官场等。例如:《对<红楼梦>中薛蟠的多维视角解读》;《<红楼梦>中“二玉”与“二宝”的文化内涵》;《玉精神,兰气息——浅析<红楼梦>之妙玉》;《浅析<红楼梦>中史湘云形象》;《略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无心”》;《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王熙凤的分析》2、《红楼梦》与当今社会问题,这也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例如:《从红楼梦中学习企业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红楼梦》中的腐败蕴藏着会计文化影子》3、就书中某一点(可以很琐细),例如:《论<红楼梦>服饰文化审美意蕴》;《《红楼梦》中休闲活动的描写》;《《红楼梦》与中医药(之六) 林黛玉常服人参养荣丸》4、着眼于创作的手法、艺术特色、语言技巧、思想内涵等,例如:《《红楼梦》中“石头”意象的生命化倾向》;《从“黛玉葬花”看《红楼梦》中的意境创造》;《浅谈《红楼梦》中的女尊男卑思想》;《《红楼梦》中神话元素的创作笔法研究》;《文心雅韵与俗情俚语的结晶——浅析《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论《红楼梦》情节描写的对比艺术》5、做两部作品的对比研究,可以写得内容很多,但是要花费较多的精力在另一本书上,例如:《《哈姆雷特》与《红楼梦》中的婚姻选择分析》;《论《金瓶梅》与《红楼梦》宗教书写的效用差异》;《红楼梦》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主人公爱情悲剧比较》;《“死亡”架构起的叙述——《红楼梦》与《喧哗与骚动》比较研究》;《《红楼梦》与《三国演义》悲剧意识的比较》。

红楼梦女性形象研究论文

弱不禁风,敏感,浅殇式微笑2010回答

先来看黛玉。我们还是从神话入手,从黛玉的象征之物入手。宝玉的象征物是那块玉,他是真石头假宝玉,那么黛玉有没有象征物呢?有。黛玉的象征物比宝玉要多。黛玉的基本象征物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株小草,由于神瑛侍者每日灌以甘露,得以久延岁月,修成女体,所以黛玉的生命力是非常脆弱的,这就是她自幼多病、体弱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她的生命力非常脆弱,这是第一个她的文化基因。第二个文化基因,就是她的生命是神瑛侍者每日浇灌,用甘露浇灌,她才能够久延岁月,她的生命是来自于神瑛侍者,因此她对神瑛侍者具有生命上的依赖性,也就是说她极度依赖神瑛。这就是林黛玉一刻都离不开贾宝玉的原因,一旦失去了贾宝玉,那么她的生命之水就枯竭了。这样就造成了林黛玉的两个大缺点,一个就是她多疑、小性、爱生气,还有一个就是她过于依赖贾宝玉,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寄托在贾宝玉身上,惟恐失去贾宝玉。但是她毕竟是具有神性的,因为她是西方灵河岸边三生石上的一颗小草,是神瑛侍者用甘露浇灌它,这颗小草是带有神性的,所以在林黛玉身上具有某种神性,就是非常高贵的品格。第三点就是绛珠小草后来变成一个女孩,绛珠仙子。那么她为什么也下凡呢?她和贾宝玉有所不同。她和神瑛侍者不同,和石头不同。石头和神瑛侍者是不满天堂生活,他要下凡来享受满足人的物质精神情感需求下来的,所以他有比较强烈的叛逆性。这个叛逆性呢当然也传染给了绛珠小草,绛珠仙子。但是绛珠仙子下凡的动机和石头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需要注意非常重要的区别。石头下凡,神瑛下凡是对天不满,因为你不让我补天,我有补天之才你不让我补。绛珠小草下凡是因为她的恩人下凡了,她要报恩而跟随去了,因此林黛玉在叛逆性上的目的和程度跟神瑛,跟贾宝玉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它有相通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林黛玉身上的神性表现得最突出、最可贵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如果和薛宝钗相比,她最突出的是什么?最突出的就表现在林黛玉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元春省亲的当晚,元春让大家做诗,黛玉当时决定大展其才压倒众人。今天我要在贵妃面前好好地表现一下我的诗才,能够让她得到赏识,比别人都强。这个思想在当时了不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弱点就是缺乏竞争意识,这是中华民族后来在明代中后期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史上的原因,因为中国历来都是强调中庸的,枪打出头鸟。中国有这样大量的成语俗语,不要说女人了,连对男人都是反对出头的。林黛玉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要表现自我价值、要让自我价值让别人了解、重用、欣赏的意识,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结果遗憾的是,元春只让她们做一首,所以林黛玉很快写了一首,结果得了一个并列冠军。元春最后评定的时候说,还是薛林二妹妹最好,但是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薛不如林。宝钗的那首诗是典型的应制诗,过去皇上跟他的臣子部下每人都写一首,就是这种。宝钗的那首没有诗味,而且基本上句句都是歌颂。林黛玉的起码有一句非常好,非常有气魄:“借得山川秀”,气魄多宏大。林黛玉那首诗水平明显高于宝钗,而她是信手写来就得一个冠军。所以从这地方看得出来,林黛玉在当时具有超前意识的这样一种精神境界,这是她神性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林黛玉的象征物除了是小草以外,还有两样。一样就是竹子。林黛玉住在潇湘馆,一进院子,“有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墙下得泉一派”,“一派”就是泉水是很小,“开沟”,开一条小沟,“仅尺许”,那沟很窄,就一尺多一点宽。注意潇湘馆里面的竹子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的,因为竹子这个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表示文人刚直不阿、有节气、有骨气。而大观园所有的院子里只有潇湘馆有竹子。潇湘馆这个名字照理说不是很吉利,为什么?因为它暗示了舜帝南巡,久久不归,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南下寻夫,后来知道舜帝已死,于是泪洒斑竹,“斑竹一枝千滴泪”,投湘江而死。但是当时起诗社的时候,大家要用别号,用一个笔名,别人说就叫潇湘妃子吧,因为她住潇湘馆,林黛玉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其实真不错。那么这些翠竹就暗示了林黛玉将来不幸的命运。但是这千百竿翠竹象征着林黛玉人品高洁,具有一种独立的文人的气质。林黛玉是这些女孩子当中最有骨气的,跟薛宝钗一比就比出来了。就在元春省亲的当晚,贾宝玉写诗写不出来,憋得没折的时候,宝钗和黛玉都过去关心。宝钗说贵妃刚才把红香绿玉改成怡红快绿,她不喜欢“绿玉”两个字,你还非要写那个,你不是成心跟她争执吗?宝钗是处处小心谨慎,怕贵妃不高兴。宝玉受到启发了,他说对了,以后我不叫你姐姐了,我就叫你老师吧。宝钗说怎么又叫姐姐了,在上边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这些地方就写出了宝钗她非常世俗的一面,她和林黛玉一比光彩就不如人。而且我们注意到,刚才讲了,那个泉水从墙外面流进来,那个沟很小、很窄、很浅,我们注意一下,大观园里面有很多院子,大观园里面也有很广阔的水面,但是院子里面有水的只有潇湘馆。我们知道,水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特别是在《红楼梦》当中,是代表少女,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嘛。也就是说曹雪芹是把林黛玉比做所有这些杰出少女中的最优秀的代表。但是这个小水沟很浅,很窄,意味着它的生命力的脆弱,而且这个水是绕着竹子盘旋而出,这就很有意思了,这是强调这个水和其他的水不一样,它是刚直不阿、人品高洁之水。我们再看看宝钗。宝钗也有象征物,《红楼梦》里面有两个人物的象征物是石头,一个当然就是贾宝玉,还有一个就是薛宝钗。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薛宝钗这块石头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看一下,薛宝钗住在蘅芜苑,“步入门时,忽然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这个石头很高,它不仅是一块大的很高的玲珑石,而且四面还有石头。所以曹雪芹在这儿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石头很大,不是精英美玉,这是真石头。这么多石头,“竟把里面所有房屋皆悉遮住”,全都遮住了。注意潇湘馆里面用的是“遮映”,竹子把房子遮挡了去,但它是相映成趣,相映成辉,而这里“遮住”就暗示了我们,薛宝钗常常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的东西。而且一株花木也无,没有一朵花木,倒是只见许多异草,可这些草不是石头上长出来的,而是在石头旁边,是攀缘在那些石块上的。这些异草是象征着伺候薛宝钗的那些丫鬟们。因此薛宝钗这块石头和贾宝玉这块石头的区别是什么呢?贾宝玉这块石头原来也是普通的石头,经过女娲锻炼之后,通了灵性,有了神性,是一块有生命的石头,是一块有强烈生命意识的石头。而薛宝钗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她在金钏之死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冷酷无情,在柳湘莲出走的那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冷漠。连薛蟠这么差劲的都满世界找他去,薛宝钗没有。那么你想一块是有生命的石头,一块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一块石头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另外一块石头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冷漠,那么这两块石头它怎么有缘呢?因此曹雪芹只能让她住在蘅芜苑。蘅芜苑就是恨无缘,不可能有缘分,尽管他们离得很近,就像两座山一样,你可以看见我,我可以看见你,但是走不到一起。薛宝钗是一个身受封建礼教教育的孩子,她严格地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用封建道德规范来规范自己,也规范别人。有人说薛宝钗很虚伪,我觉得错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薛宝钗这个人物之所以经得起琢磨,甚至很多人都喜欢,就是因为她非常真诚,她真诚地信奉这些东西。比如她劝黛玉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是不识字,识了字以后你也别老去写诗,写多了,有学问的人还笑话你呢。她很真诚,她不是品质问题。比较一下宝钗和黛玉诗的优劣,很难比出来。薛宝钗的《螃蟹诗》就写绝了,恐怕是空前绝后,没有第二人能超过她。她还有很多其他的诗写得也不错,当然也有一些应景的诗。可是跟黛玉一比就能比出来,这两人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宝钗用过四种体裁,黛玉用了八种体裁,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歌行、词等等。宝钗是4种9首,444个字,黛玉是8种,体裁比她多一倍,25首,比她多一倍半,256句,比她多三倍,1659个字,比她多三倍。通过这个统计,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宝钗和黛玉写诗都写得非常好,但是宝钗只参加集体活动,没有自由活动。黛玉大量的都是她个人的自由活动。而且黛玉参加集体活动也是尽量要大展其才,一圈就圈三个,三个题目就拿下来了,她要多写。宝钗没有歌行,而黛玉的《秋窗风雨夕》、《葬花词》写得多好。当然这都是曹雪芹写的,这个著作权问题咱们得弄清楚了。黛玉是把诗词作为抒发内心情感、宣泄苦闷的一个手段,所以她的诗词里面真是充满了血泪,充满她真挚的感情。即使这种感情有时候可能比较狭隘,甚至可能有误读、误导,但是很真诚。你看她题手帕诗,她一下就写三首,写一首还不能把那个感情完全抒发出来,所以就要写歌行体,长篇,充分地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她们两人的差别,归根结底是由于两个人的诗歌观念造成的,也就是说她们的区别在于价值观的不同。薛宝钗是视诗词为小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最好不认字,写多了让有学问的人笑话咱们不守本分。集体活动她不能不参加,你写我也写。黛玉不是这样,黛玉生命形态的一部份就是诗词,诗词已经和她的生命融为一体了。我们看得出来,黛玉在爱情的问题上比宝钗要强得多,她是主动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她惟恐失去宝玉,所以听说宝玉得了个麒麟,史湘云也有一个麒麟,湘云来了,所以她急急忙忙要去看了。两个人都有个小东西,咱们中国这个记那个记的,两个小东西就撮成婚姻了。所以她就去了。而宝钗恰恰相反,宝钗作为一个少女,在一个很难接触到其他男性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她喜欢宝玉是非常正常的,但她就像她住的蘅芜苑的大石头那样,总是在处处掩饰自己,而这种掩饰反而起了副作用。比如由于马道婆使魔法,结果王熙凤和宝玉中了邪了。后来宝玉醒过来了,当时大家很高兴,宝钗就开了个玩笑,说阿弥陀佛,如来佛真忙,不光要忙着讲经,还要忙林姑娘的婚事。她就开黛玉和宝玉的玩笑。还有一次,黛玉让贾母叫走了,宝玉都没心情吃饭了,匆匆忙忙吃完饭赶紧要走,宝钗说赶紧让他走吧,要不他惦记林姑娘,林姑娘也惦记他呢。开这个玩笑。这两次玩笑反映出来,一方面,宝钗要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表现出来潜意识里面的她的那种封建道德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就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女孩子根本不应该考虑自己的婚事,自己的婚事应该由父母做主,如果父母不在,就由长兄做主,所以薛宝钗觉得好没意思,幸亏有个黛玉,把宝玉拖住了。宝钗这种做法不是出于虚伪,而是非常真诚,就是她真诚地对别人冷漠,也对自己冷漠,因为她本来就是一块大石头。她那两个玩笑实际上会促进黛玉和宝玉的感情。这些地方说明,在生命意识上,在爱情观上,在人生的价值观上,宝钗不如黛玉。王熙凤说薛宝钗不干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是宝钗好的地方,因为宝钗是客,寄居贾府,她对贾府的事情当然不应该多加干涉。而且贾府的矛盾那么复杂,所以她当然就回避了。可是一旦如果需要她表态的时候,她毫不吝啬。我们看李纨、探春,宝钗三个人受王夫人之命代管大观园。王夫人是她姨妈,在这种情况下,宝钗发表了两段长篇演说,这两段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字。她就说明大观园改革的必要性,特别是后面第二段,她提出让那些承包的婆子媳妇们要拿出一点来,要照顾左邻右社,这样她们就不会搞破坏了,她们也就平衡了,你们也就安全了。这不就是社会稳定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整个把前八十回完整地来看,这样我们就能够看到一个完整的宝钗。宝钗这个管理才能黛玉是远远不如,我估计黛玉那个潇湘馆都管不好,主要是紫娟的功劳。黛玉是只会做诗不会做人,说话直来直去。黛玉非常可贵的一点,她的性格非常率真,很真诚。这一点呢宝钗就不如她了。刚才讲元春省亲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她处处要顾及到别让元春不高兴,但是宝钗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她虚伪。我们要注意到,宝钗在大观园里是很得人心,她并不是靠小恩小惠得来的,宝钗很善于处理各方面的人际关系。而我们知道,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养和能力。这一点是宝钗比黛玉强的地方。这样我们就要回到开头,我们讲的那个标准上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两个女孩子,黛玉比宝钗强,也不能简单地说,宝钗比黛玉强。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一个美学上和生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作为艺术评判,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少女的艺术形象,它在塑造上难分高下,都是非常成功、非常经得起咀嚼的艺术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薛宝钗这个人物更难刻画。一个艺术家,你要把作品写得让读者让观众老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这是最高明的。因此从艺术评判的角度来说,这两个都是极其成功的形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为什么那么好?另外还有个名字叫《永恒的微笑》,就是她这个微笑你越仔细看,你越不明白她在笑什么。是一种微笑,是一种冷笑,是一种恶毒的笑,你都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和当时你的心情、你的环境和你的先入之见都有关系,妙就妙在这个微笑你没有办法解释,很难解释。所以从艺术评判来讲,黛钗不分高下。然后我们从道德评价来讲。道德评价,我觉得黛玉要比宝钗强。我们很清楚这是她们的象征之物所决定的。因为宝钗身上尽管读者有许多误会,被曹雪芹引入了误区,但是宝钗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冷酷无情,而且她不仅是对别人冷酷无情,也对自己冷酷无情。有的人是被迫变成了祭坛上的牺牲品,而宝钗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牺牲品放在了祭坛上。所以在道德评判上来说,钗不如黛。最后从生活评判。作为生活对象,薛宝钗身上那种封建意识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远去了,尽管还有,但是已经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了。很多现代女性甚至都走得太远了。而薛宝钗身上那些可以被大家接受的欣赏的东西,比如说她身体比黛玉健康,她比较善于搞好人际关系等等,就比黛玉有优势。总而言之,曹雪芹在黛玉和宝钗身上都倾注了所有的爱心。他既没有把她们都写成完人,也没有过于夸大她们的缺点。在她们身上,都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也都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果能够把她们两人的优点相加,缺点都去掉,那么就成了完人了。

我自己的观点捏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贾宝玉也提了下 为了分析林MM贾宝玉:是个比较典型的公子哥 爱沾花惹草爱和女孩子在一起玩 但却是个实诚的人 对女孩子的理解和那个时代的男人有很大的不同 和女孩子在一起的理由亦不同 他去理解女孩子的处境为她们担忧为她们伤神 他爱轻灵纯洁的东西 厌恶流俗的世界 不求上进 不愿意考取功名 只愿意和自己愿意在一起的人活在一个避世的世界里 在那样的社会里 他就是个异类 痴傻癫狂的怪胎 但真正懂他的人 会格外的珍惜他哪与众不同的怪异 人是好滴 但我一样不DJ他 太过脂粉气 太过敏感的心灵 偏于女性化儒弱的性格 导致他没有男孩子的担当和责任心 反而害了身边他想保护的女孩子。。。 不过以他的环境和社会地位 能这样就不错哩 2 林黛玉 :和贾宝玉是一类人 性格不同 但本质和世界观超级神似 对于她的美丽善良才气纯真高傲飘逸的叙述 是个中国人都是晓得滴 我就不再重复 只谈谈我个人对她的理解 她虽有颗赤子一般的纯净的心灵 但是这颗心灵关注的东西过于狭隘 导致她的心灵虽然纯净 但是却是残缺的 病态的 她和宝玉最大的区别就是她更关注自我 自己的感情世界 别的东西 可以说 都是灰尘 只有能联系到自己的东西 才有思考的意义和价值 晴雯的死她相到自己 宴会散了她想到自己的聚散 花残了落了也相到了自己 所以要葬花 更别说才她哪寄托生命的爱情了。。。 这种人出现在小说中就是仙子 引起人的感慨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审美是有精神洁癖的 林黛玉的出现 最大程度上的迎合了中国最经典的病态审美 所以她是不朽的 3 薛宝钗 :红楼梦里我最最喜欢人物就是薛宝钗 我个人认为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征服环境适应环境 让环境对你树起大拇指 而不是目下无尘的鄙视你的生存环境 再被它打败毁灭或者是永久的逃避它 MAYBE 林黛玉是仙子 宝玉是护花使者 他俩的所做所为就是生下来鄙视自己的环境不能同流合污 也不能改变 最后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 但是宝钗就是俗人 大俗之人 所以她留到了最后 无论世界怎样暴风雨式的改变 她都能清醒明理的知道该怎么做 宝钗的性格也是有问题的就是太理性太圆滑 所以她不擅长改变 有些过于保守 但我不认为宝钗是封建卫道士 她的很多想法都是源于自己 对自己 对他人的保护 我认为这是一种天性 是儒家所讲的仁 自然而然的帮助身边的人 所有的做法都合乎礼教和修养 浑然天成的端庄和母性气质 其实也是一种智慧与魄力 黛玉是隐士 宝钗是高士 黛玉忠于自我 而宝钗更愿意关注大局的平衡 黛玉更有一种神秘的魅力 而宝钗更接近俗世道德中的完美 但如果只是这样 宝钗的性格和形象就不够丰富和有争议 薛宝钗其实是个自我性很强的人 甚至超过林黛玉 因为 虽然她人一直混迹于俗世中得到俗世的一致好评 一致称道 心性境界却与俗世相差甚远 那句“好风频借力 送我上青云” 一语惊醒我 好一个深藏不露的姑娘 你明白她想的是什么么 你明白她追求什么么 她很有想法 她不说 若无青梯难入云霄

张慧婷林黛玉人物形象浅析【摘要】林黛玉是《红楼梦》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多年来,《红楼梦》的研究者对她的评价可以说是有褒有贬,各执一词,本文从林黛玉的内在气质秉性和高尚的精神品格等方面来探究分析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并在此基础上挖掘造成她悲剧的原因,以期更深层的了解林黛玉这个富有诗意美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形象。【关键词】气质个性;精神品格;叛逆性在《红楼梦》中,薛宝钗、史湘云、林黛玉可以说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三位女主角,但作者曹雪芹似乎对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更加情有独钟,“潇湘妃子”无疑是曹雪芹对她的一种近乎神仙般的仰慕,而潇湘馆的竹子更是作者对林黛玉人格的一种赞扬,作者虽倾情如此,最后却给了她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使得更多读者对黛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众多读者为黛玉而狂,甚至为她而死。由此可见,黛玉这个人物形象有着巨大的魅力。那么,她的魅力究竟体现在哪儿,而她因何能在大观园的女性中脱颖而出,又是因何而感动读者,成为古典文学长廊中青春永驻的人物形象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对林黛玉进行全面研究,以求得更为准确的结论。一、林黛玉独特的气质个性(一)绝美容颜林黛玉容颜娇美,且天生一股神韵。“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我们第一次见到林黛玉,是她刚刚来到贾府。作者通过凤姐的赞扬和宝玉眼中所见,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深深打动着他的心。因此,林黛玉绝美的容颜也引起了后人的无限遐思。(二)聪慧心智林黛玉秀外慧中,兰心慧质,是不可多得的聪慧女子,《红楼梦》中描写她说“心较比干多一窍”,将她与拥有“七窍玲珑心”的比干相比,以此来突出她的冰雪聪明。她的蒙师贾雨村说,他这女学生“言语举止另是一样,不与凡女子相同”。因其母名贾敏,“他读书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写字遇着‘敏’字亦减一二笔”。她到贾府时,尚在孩提,却牢记母亲生前的嘱咐:“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要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耻笑了去。”她总是眼看心想,暗暗审视;然其言行举止,却又那样彬彬有礼,适份合度。由于黛玉心智聪慧,又加之她寄人篱下的生活处境,就使她变得非常的敏感。周瑞家的送宫花,最后送到她那里,她便疑心是别人挑剩下的才给她;一天夜晚,她叫怡红院的门,晴雯偏偏没听出是她的声音,拒不开门,并说“二爷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呢!”把个黛玉气得怔在门外,欲要发作,又想:“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正在伤心垂泪之时,又听见宝玉宝钗的笑语声,越发动了气,“越想越觉伤感;便也不顾苍台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一日她卧病在床,听到园子里的老婆子骂人,———实则是骂她的外孙女儿———黛玉却认为是在骂己,竞气得昏厥过去。别人开一句玩笑,她认为是对自己的轻侮。她确是个“小性儿”,甚至有些“病态”。但是,如果我们联想到她的身世处境,想到她极强的自尊心,就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三)率真胸怀薛宝钗有些世故,城府甚深,能多方面地取悦于人,而林黛玉对人坦率纯真,见之以诚。她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她对待紫鹃,亲如姐妹,情同骨肉,诚挚的友情感人至深。香菱学诗,宝钗讥她“得陇望蜀”,极为厌烦;香菱向黛玉请教,黛玉却热诚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纯真透明如一泓清泉。她给香菱讲解诗的做法和要求,还把自己的诗集珍本借给香菱,并圈定阅读篇目,批改她的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她待人很宽厚,与人不存芥蒂。史湘云因把她比作戏子伤了她的自尊,她有点不忿,可一会儿便携了宝玉的“寄生草”回房,便又“与湘云同看”。在对待宝钗的态度上,尤见出其天真笃实。本为情敌,无嫌犹猜,但在薛宝钗对她略表关怀,予以“训导”之后,她便开诚布公,肝胆相照,向薛宝钗掏出心窝子的话,并引咎自责:“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竞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此后她待宝钗如亲姐姐一般,连宝玉也感到惊奇。从中可见,黛玉非常单纯可爱,而其中也流露出对朋友的坦诚,即使对自己的情敌也一样。林黛玉不只为人坦率,而且也很谦和。她从来不会对人恶言相向,即使对“下人”也从来没有耍过威风。她与紫娟情同姐妹的感情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紫娟虽然是丫环,但是黛玉却从来不摆小姐架子,两人就像朋友一样,互相关爱,谈心聊天。另外,每次赛诗,她总是推崇别人写的好,不计较高低。如与湘云凹晶馆联句,每当湘云说出佳句,她总是“起身叫妙”,甚至说:“我竟要搁笔了!”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林黛玉心胸狭窄,尖酸刻薄,爱使小性儿”等只是表面的假象而已,林黛玉实则冰心玉壶,晶莹剔透,纯如赤子。(四)诗人气质林黛玉的美,还表现在她浓郁的诗人气质方面。例如《葬花吟》、《桃花诗》等等。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诗化了的才女: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她爱书,不但读《四书》,而且喜读角本杂剧《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等;对于李、杜、王、孟以及李商隐、陆游等人的作品,不仅熟读成诵,且有研究体会;她不仅善鼓琴,且亦识谱。曹雪芹似乎有意将历代才女如薛涛、李清照等人的某些特点,融进林黛玉的性格。比如,她代题“杏帘在望”为宝玉解围的细节,很易使人联想到李清照与赵明诚比作《醉花阴》的轶事;“堪怜咏絮才”、“冷月葬诗魂”,则是将林黛玉比作晋代的谢道韫和明代的叶琼章。但林黛玉又完全区别于历代的才女,即曹雪芹赋予她的悲剧命运和叛逆精神。而这种个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她诗人的气质和诗作表现出来的。在大观园里,她与薛宝钗可谓“双峰对峙,二水分流”,远远高出于诸群钗,在博学多识方面,可能略逊宝钗;但在诗思的敏捷,诗作的新颖别致、风流飘洒方面,林黛玉却是出类拔萃、孤标独树的。诗社每次赛诗,她的诗作往往为众人所推崇,所激赏,因而不断夺魁。她的诗之所以写得好,是由于她有极其敏锐的感受力、丰富奇特的想象力以及融情于景的浸透力;即使一草一木、一山一石等极平凡的事物,她只要一触到,立即就产生丰富的想象、新奇的构思和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尤其可贵的是,她能将自己的灵魂融进客观景物、通过咏物抒发自己的痛苦的灵魂和悲剧命运。例如她的《白海棠》诗,既写尽了海棠的神韵,亦倾诉了她少女的衷情。尤其是“娇羞默默同谁诉”一句,最为传神:这既是对海棠神态的描摹,也是自我心灵的独白,她有铭心刻骨之言,但由于环境的压迫和自我封建意识的束缚,就是对同生共命的紫鹃,甚至对知音贾宝玉,也羞于启齿,只有闷在心里,自己熬煎。这便愈显其孤独、寂寞和痛苦。她的诗作《葬花吟》则是林黛玉进入贾府以后的生活感受,是她感叹身世遭遇和悲剧命运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作,她以落花自况,血泪作墨,如泣如诉,抒写了这位叛逆者的花落人亡的哀愁和悲愤。“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就寄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愤懑;“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岂非对长期迫害着她的冷酷无情的现实的控诉?“愿奴胁下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则是对美好理想的渴望与热烈追求;“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表现了她的高洁的情志和坚贞不阿的精神。至于“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末了数句,书中几次重复,特意强调,并通过鹦鹉也会吟哦的描写,可知作者是大有深意的:花的命运也即黛玉的命运。这是用热血和生命写就的心曲,是与这个罪恶的世界决裂的檄文。它真实地展露了一个充满痛苦充满矛盾而又独抱高洁、至死不渝的心灵世界,凸现的是一种独立人格的壮美与崇高。《葬花吟》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原因正在这里。诗表现了她独立不阿的人格,诗表现了她美丽圣洁的灵魂,诗使她具有一种迷人的艺术光辉,可以说,如果没有了诗,也就没有了林黛玉。二、林黛玉高尚的精神品格(一)执著的爱情林黛玉的悲剧是爱情悲剧,爱情悲剧则源于她对爱情的执著,这种精神层次的、高品质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她和贾宝玉的爱情是一种新型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属于未来的爱情。这种爱情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基础之上的,表现得非常纯真、深挚、坚贞。林黛玉本是一个“情痴”、“情种”,她为爱情而生,又为爱情而死,爱情是她的生命所系。她对贾宝玉爱得真诚,爱得执著,始终如一。然而,他们的爱情是在不许爱的环境中发生、发展和生存的,因此,爱情势必伴随着痛苦,又兼之她诗人多愁善感个性,就注定了黛玉悲剧的命运。这种被压抑的燃烧着的爱情,只能用诗和哭来抒发,来倾泻。总而言之,她是为自己的爱情而哭。爱情曾使她几死几生,当他们这种同生共命的爱情最后遭到毁灭时,她便“焚稿”、“绝粒”,以生命相殉。这种爱情是怎样的至诚至坚,至纯至圣,感天地,泣鬼神,动人肺腑,撼人心灵,而这也正是她精神之美的闪光点。这种美超越时代,超越生死,是她人生中的辉煌所在,也是她在读者心中引起震撼的原因所在。多少人为她洒下同情、痛惜和悲愤之泪!一生以泪洗面的林黛玉,临死之前反而发出了微笑,最后喊出了“宝玉,宝玉,你好———”的未完的一句话———留下了千载不消的遗恨!她与贾宝玉生死与共的爱情,他们所实践过的爱情原则,将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存。将给予不同时代的读者以生活的启示和美的享受。(二)叛逆的精神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林黛玉不仅才情横溢、学识渊博,而且又是那样如饥似渴地阅读“性灵之学”和描写爱情的脚本杂剧,那样如醉如痴地沉浸在艺术的境界。在《五美吟》中,她言绿珠,说绿珠为石崇殉葬的不值;她咏红拂,赞扬红拂私奔的壮举;在酒筵上,她熟记《西厢记》、《牡丹亭》中的一些片段,甚至还将其引为酒令,如此置家长们的教导于不顾,这不能不说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林黛玉不仅毫无顾忌地展示着自己的才华,而且还和贾府的“混世魔王”、“祸胎孽根”、贰__________臣逆子贾宝玉互为知音,结为同心。她冲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体现了思想上的叛逆性和进步性。爱情,在当时她所处的时代,是不允许自由恋爱的,在择偶时考虑的是家私、门第及父母的意愿,正如小说中王熙凤所说:“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儿,还亏欠你么?你瞧瞧人物配不上?门第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哪一点玷污你?”虽是玩笑话,但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尤其是贾家这样大家庭的婚姻标准,黛玉既无家产,又无父母兄弟,孤身一人,寄人篱下,又有一身的病,种种条件权衡起来,她都不是宝钗的对手,她的爱情悲剧已经由此定局了。封建社会,如果男女之间私下产生爱意,便被视为大逆不道,为社会所不容,然而黛玉却表现出顽强的抗争力与叛逆精神。她也正是因为这种叛逆精神而成为时代的悲剧,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林黛玉不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道,也是其叛逆性的表现之一。在小说第三十二回中,湘云劝说宝玉多会会达官贵人,不要成天混在女孩子队里,宝玉当即说:“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接下来又称赞黛玉说:“林妹妹从来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她生分了”,可见,黛玉从不说这些“混账话”,所以“宝玉深敬黛玉”。林黛玉反对“仕途经济”,实质上就是否定了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否定了地主阶级的政权,这一点恰恰与宝玉不谋而合。这种志同道合的爱情,其共同的思想基础是对封建礼教和法制的全部背叛。我们从与生俱来的独特个性气质及高尚的精神品格两方面简单分析了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纵观她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在封建社会大家族里生活的她,个性张扬,率真坦荡,执著追求高品质爱情,有异于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是大观园里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她的身上体现出一种前卫的、进步的民主思想,而这种进步在当时社会却被认为是叛逆的,是被礼教所不容的,也正是由于她的叛逆及对心灵相通的爱情的执著追求才引起封建家长们的不满,作为一个异类,她的失败及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这个悲剧形象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解放、人性觉醒的思想和叛逆性格,不屈服于强权的顽强精神,会随着这个典型艺术形象而始终存在着,并且对《红楼梦》的读者产生一种激励、启迪的作用,这也正是我们分析林黛玉这个人物形象的现实意义所在。【参考文献】[1]曹雪芹.红楼梦[M].作家出版社,2006.[2]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资料汇编[G].中华书局,2005.[3]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出版社,2004.[4]江西大学中文系.红楼梦诗词译释[M].江西人民出版社,1979.[5]曾扬华.红楼梦引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6]张庆善.红楼梦中人[M].中华书局,2008.[7]周汝昌.红楼艺术的魅力[M].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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