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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去看看（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自己去找下这类的资料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英国是23%，日本是，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伦敦占17%，汉城占。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北京只占，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宋初以来，传统政治性城市的工商业成分不断增长，逐渐向经济性城市转变，伴随城市功能的变化，其建制与格局出现前所未有的新风貌。宋以前的城市皆实行商业区与住宅区严格隔离的坊市制，坊、市皆有围墙环绕，坊门、市门须于早晚按时启闭，所有的商业活动只能在规定时段，局限在市内进行。到宋代，坊、市界限被彻底打破，坊、市围墙皆被拆除，商家沿街设铺，既有闹市，又有诸多分散的商业点，还有串街走巷的小商小贩。坊市制下长期实行的“夜禁”终被取消，开封、临安等大城市，不仅有日市、夜市，还有拂晓前营业的“鬼市”，出现了“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的景象。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对开封的繁华情景作了细致而逼真的描绘。只见汴河两岸，城门内外，大小店铺作坊，酒楼茶肆，鳞次栉比，高展的市招商标，山积的南北货物，琳琅满目。虹桥一段尤为热闹，行商摊贩，拉车挑担，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城内的大型集市也规模空前，文献记载，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类商品，无所不有。从三门至后廊，满设彩幕，遍布摊位，中庭两庑可容万人交易。寺外戒坛一带也发展成商业街，为金银彩帛的贸易场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即千万”。成都、苏州、洛阳、汉中、荆州、潭州等城市，逐步成长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北宋经济大动脉汴渠沿线的淮、泗、真、扬等州，以及长江中游的鄂州，都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品中转站。尤令人瞩目的是，一些生产型的工商业城市先后崛起。如婺州金华（今属浙江），“县治城中，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梓州（今四川三台），有“机织户数千家”，皆为纺织城镇。信州铅山场（在今江西上饶）、韶州岑水场（在今广东韶关），常聚集冶工五六万乃至十数万，属冶金城镇。陵州井研（今属四川），自仁宗时创以卓筒井吸取卤水后，数万井盐工人汇集当地，成为盐业城镇。涪江中游的遂宁府（今四川遂宁），则为糖霜生产基地。此类城镇虽为数不多，但意义重大，其生产性的特点标示了古代城市向近代城市演进的基本方向！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英国是23%，日本是，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伦敦占17%，汉城占。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北京只占，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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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的发展有两个前提，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市场化。就历史而言，中国的房地产曾经有过三次发展高潮：当下房地产热算一次，民国时代因为工业化进程也出现了一次，而最早的房地产热潮可能要推到七八百年前的宋朝。最早的城市化宋朝常常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许多世界主流学者甚至断定，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就发生在宋代，最典型的特征是大量的技术发明得到应用，工商业出现突飞猛进，城市经济日益发达，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各种商业市镇。从数量来说，城市越来越多，城市人口出现大的增长。宋代之前，以汉唐为盛，汉唐人口最高峰时曾达到5000万到6000万左右。军人出身的赵匡胤极其厌恶战争，进入宋代之后，人民休养生息，长期的和平环境，使人口出现快速增长。宋仁宗时代的全国总户数为1200万，到宋徽宗时，就已经超过2000万户；按每户5口人计算，宋代人口已经达到1亿以上，远远超越汉唐。汴京人口百万，“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每年消耗的粮食达600万石。根据记载，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临安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国际大都会，此外还有6个像泉州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在20万以上。至于10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则更多。值得一提的是，在宋代人口统计中，官方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正式确认了城乡差别。宋代的城市化进程是极其明显的。在宋之前，中国只有“城”而没有“市”，所谓的城市其实都是军事和政治驻地。宋代城市的标志不再是城墙，而是街市。商业繁荣导致了城市管制的瓦解，城市之中，商家云集，广告满街，酒楼茶馆，勾栏瓦社随处可见。宵禁的传统也逐渐消失，北宋的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南宋的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宋代的城市化不仅体现在大城市的兴起，更主要的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人烟密集的村镇逐渐形成商业化的市镇——“草市”，聚居于市镇的大量人口已经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这样的市镇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汴梁城外有十二处市镇环绕，形成卫星城；临安城周边数十里之内，人烟生聚，遍布市井坊陌，就是走上几日也走不出来。这些远郊市镇的繁荣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外地的一般州郡，可见都城何等繁胜。这无疑体现了大城市的辐射效应，这是现代城市化最常见的现象。按照历史学家赵冈的计算，临安城在发展高峰期人口高达250万，的郊区面积远超过城区的面积，居民人数也高于城区。《都城纪胜》说，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稍晚一段时间的意大利人鲍丁南如此描述杭州：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座城市更宏大的了，它方圆达100英里，到处见缝插针般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里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而市郊的人口比市内还多。该城共有十二座城门，而在距每座城门8英里之外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威尼斯更大的城镇，故一个人若在任何一处郊区走上6或8天，仍会觉得自己仿佛只是走过了很小的一段路。漆侠在《宋代经济史》中指出：“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名城大邑中，在各地州县也有类似的表现，只不过是草市规模有所不同罢了。城市格局和城郭限制的打破，深刻地揭示了宋代都市商业的发展。”市镇现象其实就是今天所说的“小城镇”，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最值得关注的特点。据研究者统计，两宋时期见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个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很多州县都是政府建设和管理的，而市镇完全是因为商业活动而由民间自然形成的，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后者更加繁荣和有活力。宋孝宗时发生的鄂州大火中，南草市被烧毁的人家达万户，可见其市镇之大。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列出了一个中国城市化发展历史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从战国时代起就已经进入一个相当高的城市化状态，并且在其之后的1500年里不断提高，北宋城市化率为20%，到南宋时期达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城市化最高水平，这大约相当于1980年的中国城市化水平。从南宋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陷于停滞，城市化率迅速下降，到19世纪中叶达到最低点6%左右；在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开通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城市化进程开始复苏，城市化率也逐渐恢复，直到1949年的乃至目前的51%。战国（公元前300年）：西汉（公元2年）：唐（公元745年）：南宋（公元1200年）：清（公元1820年）：清（公元1893年）：现代（公元1949年）：城市的土地近代化的一个特点就是经济模式的改变，城市经济超过乡村经济，商业比重超过农业比重。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汴梁城的商业利税达到55万缗；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业税收高达120万缗。日本学者波义信通过对临安城市规划的研究发现，城市中心为资本和商业集中地，皇宫反倒偏居一隅，这与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非常类似，无疑是宋代城市革命的结果。“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这是梅尧臣的诗《陶者》。这首诗一方面说明宋朝的手工业已经非常发达，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贫富悬殊也很严重。毫无疑问，这正是城市化的结果。作为城市建设的主要基础，建筑业的专业化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技术上的。除过预浩的《木经》，李诫修订了很多前人的建筑著作，编撰了一本巨细无遗的《营造法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宋徽宗将《营造法式》颁发施行，并以此作为全国建造楼房的标准和建筑施工手册。同时，宋代的土木技术已经可以实现多层建筑。“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夥，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按照鲍丁南的说法，杭州甚至出现了10层建筑。宋代的城市与工业技术支撑的现代城市仍然有着天壤之别。首先大多数建筑都属低层土木结构；其次，房屋主要都是自建，与其说是房地产，不如说是地产。换句话说，古代的城市其实就是大型的乡村。林语堂曾说：“中国人对于家宅的概念是指一所住宅，那里有一口井，一片饲育家禽的场地，和几株柿枣之属的树，要可以相当宽舒的互相配列着，因为要使地位宽舒，在中国古时，以及现代的农村里头，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园的配置里，退处于比较将要的地位。”《清明上河图》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在城门楼外沿河柳荫下，有五六头正在觅食的猪。市民家里还要养猪，这对现代城市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经济学家冯锐对中国城市文化的特点有过这样的论断：广义上说来，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便象广州这样拥有九十万人口的繁忙都市，都处处养着鸡。而拥有七十七万七千人口的南京，当时的首都，它所拥有的农田面积也要超出商用和住宅面积。除作物和牲畜之外，渔塘和肥堆在城中也是随处可见。每个中国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干些农活，事实上，每个中国家庭，无论贫富，都在生产着一些农产品。农耕似乎是中华民族的本能。正因为城市建设的这种特点，中国历代政府都对土地市场有严格的管制。唐玄宗时期明文规定：“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贱口五口给一亩，每五口加一亩……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即每户宅基地不得超过一亩。四合院是宋代城市的主要建筑形式，但对建筑形制有严格的限制。《宋史·舆服志》记载，“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虽然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实上，中国历来都承认土地的私有产权。即使皇帝，理论上也不应当任意侵占他人的土地和住宅。宋太宗几次想扩建宫城，但想到浩大的拆迁工程，又都放弃了：“内城偏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在北宋时期，曾有过几次大的城市扩建工程，如：雍熙二年（985年），宋太宗改建楚王府；景德四年（1007年），宋真宗建造凯旋亭；景佑二年（1035年），宋仁宗为百官新建住房；元丰五年（1082年），宋神宗为列祖营造神殿；元丰六年（1083年），杨景扩建内城；崇宁五年（1106年），蔡京扩建外城。这些扩建都需要占用周边的土地，大量的民居被拆迁，宋朝政府为此特别制定了拆迁补偿方法。如元丰六年（1083年）的开封外城扩建工程，按照规划，新修城墙占用120户居民的住宅，开封府呈报的报告中记录，总共支付补偿款20600缗，平均每户可拿到171缗。用171缗补偿款作为房屋建造费用或许还可以，如果用来买地就远远不够了。当时开封的地价非常昂贵。王禹偁在《李氏园亭记》中，有“重城之中，双阙之下，尺地寸土，与金同价”的感慨。买房就是买地，高昂的地价使很多人买不起房。南宋一直将杭州作为临时“行在”（临安），所以一直没有修建正式的皇宫，“两座主要的建筑物，高只有60英尺，宽则不超过80英尺。总起来说，它们并不比一所大的县衙富丽和奢侈多少。”（谢和耐《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城市的房子虽然宋朝的官员薪俸较高，但大多数官员都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中。“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甚至连宰相也不例外，《朱子语类》中说：“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甚为宰相的寇准曾感叹说：“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入谨则住僧舍或僦居。”他也因此被称为“无地起楼台”的宰相。苏东坡的儿子结婚，没有新房，只好借朋友的房子办喜事。他的弟弟苏辙在官场上比他要成功得多，竟然也没有买汴梁的房子，直到七十岁时才许昌置买了一份房产。苏辙为此感慨万千，“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苏轼一生宦海起伏，四处漂泊，不置房产倒也罢了，欧阳修长期在京城生活，竟然没有买房子。他为此颇为苦恼，“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他还写过一首《买宅》诗：“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余积尚可捐。”欧阳修在他42岁时终于在颍州置了一套房产，后来还把空房子租出去，当起了房东。一生淡泊的江休复在《江邻几杂志》一诗中，这样写租客的感受：“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作为官商云集的京城，汴梁的住宅无疑是特别紧张的。早在北宋初年，大学士陶毂就谈起这种“蜗居”境况，“四邻局塞，半空架板，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到了北宋末期，城市人口增长了将近一倍，住房和土地的短缺状况更加严重。御史中丞翁彦国指出：“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宋代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彻底破除了中国传统的重农轻商习俗，城市空间的紧俏自然创造了房地产商机，很多官绅和富豪都偏向于投资地产，通过商铺收取租金。蔡襄曾说：“昔年从商者，莫不避人为之，今诸王邸多置产市井，日取其资。”咸平七年（1004年），宋真宗下发圣旨，“禁内外臣市官田宅”；天圣七年，宋仁宗“诏现任近臣除所居外，无得于京师置屋”。皇帝亲自过问住房问题，可见其影响之大。这两份圣旨对京城官员置业做出规范，一是不能禁止买卖公屋，二是不得购买两套以上住房。北宋灭亡后，大量城市难民携家南渡，江南一带的住房需求极其旺盛，带动“富家巨室，竟造房廊”，甚至连“军前诸司，骈置铺席”。可见当时房地产市场的火热。宋朝虽然在商业化方面走得很远，但并没有放松政治的救济功能。针对大量流离失所的底层民众，朝廷建设了大量的安置场所和福利设施，几乎是倾国之力。这些福田院、安济坊、漏泽园、施药局和居养院遍及全国各地。（福田院用来收容乞丐，安济坊用来收容孤儿，漏泽园用来埋葬无力买墓地买棺材的穷苦逝者，施药局用来给看不起病的穷人提供免费医疗，而居养院则主要用来养老。）对于一些户绝屋，政府将其收归国有，用作居养院。宋朝政府建设了大量公租房（类似廉租房），专设楼店务管理，并将房屋租金分为三个等级，如遇雨雪、庆典等特殊情况，房租可减免和缓交。“官司出榜除放房地钱，大者三日至七日，中者五至十日，小者七日至半月，如房舍未经减者，遇大礼明堂赦文条划，谓一贯为减除三百，止令公私收七百。”宋朝非常重视商业税，房地产交易中的契税被列为主要税种。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赵匡胤“令民典卖田宅输钱印契，租契限二月”。就是说，房屋买卖必须在交易后两个月内，到政府部门办理合同，缴纳契税。早期的房屋交易税只有2%，庆历（1041~1048年）年间涨到4%。进入南宋后，“人户典买田宅，每百收勘合钱十文”，契税高达10%。中国一般将官方认可并加盖红色官印的合同叫做“红契”，未经“见官”的私下交易合同称为“白契”。红契一般为官方统一印制的格式合同，比白契多了一笔不菲的契税。为了省钱，民间多选择白契。这与如今的小产权房类似。白契虽然可以省下契税，但它最大的麻烦是，一旦买卖双方发生纠纷，就很难得到政府的支持。绍兴十三年（1143年），南宋政府下令，“民间典买田产，赍执白契因事到官，不问出限，并不收使，据数投纳入官”。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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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东西部城市化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东西部产业结构的不同，交通设施的差异，政策支持的偏差，资金状况的不同，对外开放度的不同，以科教水平的差异是造成东西部城市化差距的主要因素。西部地区要缩小与东部城市化的差距，必需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多渠道收集和积累资金，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并且高度重视科技与教育，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人口素质。
城市化城市化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城市化过程还包括诸如城市影响、城市传播和城市带动的外向式的扩散过程。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要注意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缺乏城市化，工业化就难以加快步伐，信息革命也难以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虽然很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的一个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18世纪中叶英国的产业革命，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研究的多学科性和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我们认为，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其内涵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颁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此过程通过城市地区数量增加和每个城市地区人口的增加而实现和发展。其特点为：（1）城市人口不断增长：1920年时，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到1980年，上升到％。（2）世界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节约了空间和时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时又带来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包括许多生态问题，如对城市气候、对动植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问题，流行病问题，城市质量问题。城市生态学是新兴的、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参与城市生态研究有偏重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等不同方面的人员。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含义着手，从城市化的几种不同类型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及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问题。一.城市化的含义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1 .人口学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2. 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3 经济学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2]。二.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一）集中型城市化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1.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2 .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摘 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涵义着手，在对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
利: 工业化、城市化的好处：生活条件改善；物质更丰富；生活更方便；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利于城乡交流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增加就业率。弊: 出现“城市病”；工业污染、环境恶化；交通堵塞；人口膨胀；住房紧张；失业人口增加；治安问题等等 总之，我们要理性科学地对待，顺应其发展，要爱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做好城市规划；加强对城市的管理；合理进行产业布局等。1 环境质量下降 2 交通拥挤 居住条件差 3 增加就业困难 失业人数增多。城市化问题加重：环境污染、就业压力、交通状况、住房紧张、社会问题的加剧。 拓展资料1、通俗来说，工业化是指工厂扩张，城市化指小城镇向大城镇发展。 具体区别如下： 工业化通常被定义为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或第二产业产值（或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 2、城市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如何依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21世纪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城市化进程包括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联合国碳熵行动纲领是人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指导纲领，让占地球2%面积却消耗地球80%资源的城市可持续科学发展。 3、1782年英国人瓦特发明了蒸汽机，标志着世界工业化的开始。 世界工业化始于18世纪的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革命是指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从工厂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过程。随着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加速了圈地运动，产生了大批无产者。同时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开发，使大量财富集中到英国资产阶级手中。另外经典力学、热力学等学科的理论创新也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契机。 4、17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 英国工业革命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到19世纪中期基本结束 。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解放后，新中国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容的核心就是“一化三改造”。一化就是建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三改造就是逐步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带来的好处：1.生活节奏加快，生活质量提高；2.文明程度的提高同时，为第三产业奠定了基础；3.使得工业社会逐步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迈进弊端：1.就业压力变大，失业人口增多；2.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3.交通压力变大，道路堵塞严重。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突出问题的建议 一、工业进园，集约开发。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之一是工业化，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二、规划先行，农民上楼。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第二个突出问题是规划滞后，水平较低，城镇无序开发，“只见新房，不见新城”，道路狭窄，设施残缺。当前，应当树立规划就是生产力的观念，充分认识规划不科学是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
好处就是加快经济发展，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农村发展，改善地区产业结构，推进科技进步，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利于城乡交流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弊:1 环境质量下降 2 交通拥挤 居住条件差 3 增加就业困难 失业人数增多
逆城市化就是城市中的中高产阶层，出于对于城市问题的日益严重（如交通，环境污染，地价过高等），追求更优质的生活，从城市中心地带搬到城市周边的乡镇定居，以享受更优质的环境和生活，比如那些个别墅区什么的多数在郊区就是这个原因。只是每日驾车或者通过快捷运输如地铁等来往工作地。因而新兴起的居住中心又称卫星城。这样的结果，就会逐渐形成城市群带，一个大城市加多个卫星城慢慢的扩张，比如珠三角等地。这样的逆城市化多见于国外。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问题，但会形成城市中心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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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进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环境与发展问题。因此，发展环境工程意义重大。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环境工程5000字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环境工程中的工艺 方法
摘 要：环境工程作为一种现代城市建设的工程，不仅对城市的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还关系到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城市环境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工艺方法的选择和研究。
关键词：环境工程工艺;工程法;类比法;对称法;应用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城市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环境工程的质量还是规模都有所变化，所以，为了更好的实现对环境工程的管理，有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环境工程的工艺和方式的研究，以便更好的实现对现阶段的环境工程的优化。下文中笔者将结合现阶段几种常见的环境工程的施工工艺和技术，对该问题进行分析。
1 价值工程法的现实应用和分析
目前来看，在环境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价值工程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常见工程技术，对于环境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效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环境工程的经济效益实现的过程中以及相关的环境工程的产品设计形式的表达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这些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环境工程中的价值工程法可以有效的在工程中避免功能过剩的问题。即在现代的环境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有关部门可以通过对工程的价值的比较和分析，来实现对环境工程的有效评估，所以，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价值工程法来实现对环境工程的各种职能的优化和删除，这样就可以将环境工程最大的合理化控制，有助于环境工程的价值的发挥和实现。
环境工程的价值工程法可以有效的避免价值短缺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环境工程的价值分析的过程中，可以根据现有工程的实际情况，对工程的总体成本进行控制，可以有效的平衡工程的成本，避免不必要的功能支出导致的成本增加，因为环境工程的复杂性决定了各种职能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冲突的状况。所以，采用价值工程法可以有效的规避这种问题。
2 类比法的实际应用和分析
所谓类比法，就是指在环境工程的过程中，对现有的环境工程的各种 实施方案 进行类别，也就是说对有共同点的各种环境工程质检的前提和方式进行分析，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实现对环境工程的各种具体项目的判断。一般来说，我国的环境工程的类比法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环境工程中的废气/废水处理工艺类比，指的是在环境工程的开发过程中，应该对各种工程中的废水和废气进行类比，也就是说要实现对其成分和处理的方法进行严格的控制。一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膜分离技术分析：即在对现有的环境工程的废水和废气进行处理的过程中，要对现有的膜分离技术进行全面的分析，不仅要对其进行盐水淡化处理，还要对其进行严格的废水除盐等技术的使用。这种方式的最大的特点在于能够实现对能源的节约，可以实现施工过程中的有效环保，还能够实现对各种相变反应的有效控制。②吸附技术分析：即在对现有的环境工程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中，还应该要通过类比法来实现对一些特定的流体和固体的分离，也就是说在工程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的环境需要对环境进行有效的处理，这种方式广泛的应用在石油工业废水处理以及相关的大气污染处理中，因为在这种环境工程的操作过程中，会运用到相关的分离性比较高的设备。
环境工程中垃圾预测的类比法运用：
在环境工程中，常会遇到对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因为城市的生活垃圾产生的环境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城市生活垃圾的产生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可以对生活垃圾进行一个全面的预测，就可以事前做好相关的处理方案的设计。一般来说，在采用类比法对现有的环境工程中的垃圾预测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类比指标的选取：即选择合适的环境工程的对比方案，对现有的各种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的因素进行对比分析，以便更好的实现对该区域的地域性的垃圾产生问题进行分析。②类比城市的选取：在对城市垃圾的预测分析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是要选择一些具有典型的可参考数据的城市作为类比对象和参考对象。③类比方法的实施：即对类比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日产生量的变化发展规律作出合理研究与分析，进而对其进行有效预测。
3 环境工程中的对称法应用分析
对称法可以说是研究环境工程工艺的最基本性方法，它能够针对客观事物的基本属性及性质、结构运动特征，在事物内部构件一一对应的交互关系，从而在相类似事物当中找到相似点所在。从其在环境工程工艺中的应用角度上来说，对称法的应用可以分为内部对称与外部对称这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可作如下归纳。
内部对称法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分析：在当前技术条件支持下，内部对称法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首先，是氧化与还原反应。我们可利用还原剂自身的还原特性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处置作业，并对城市工业建设中所产生的各类废气与废水进行净化处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借助于氧化剂自身的氧化特性同样实现上述相关处理目的，以此缓解环境压力;②其次，是上浮与沉淀反应。
我们知道，大部分存在于废水水体当中的杂质在密度分布与大小参数上均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对于那部分密度部分高于水体且尺寸较大的杂质而言，我们可采取重力沉降的方式对其进行去除处理，而对于那部分密度低于水体且尺寸较小的杂质而言，可利用杂质本身的上浮反应达到去除杂质的目的。现阶段上浮处理工艺方法广泛应用于餐饮废水的处理以及污泥原材的浓缩工作当中，而沉淀处理工艺方法则多适用于工业及生活污水/废水的处理工作当中;③最后，是好氧与厌氧反应。好氧微生物与厌氧微生物差异性的反应特征决定了其在环境工程中不同的应用价值。对于好氧微生物而言，其在氧气含量充分的条件下发挥处理特性，在氧化分解与沉淀处理的配合作用之下将废水/污水中大量的有机污染物物质进行去除处理。
外部对称法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分析：在现阶段技术条件支持下，外部对称法在环境工程中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旋风除尘器及沉砂池装置：物体在高速旋转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定的离心力，进而导致物体气固相分离。上述两种装置基于流体力学对称性特征进行应用，除尘效果显著;②生物法：现阶段城市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的处理多以生物法方式进行，配合相应的脱硫与脱氮技术确保环境工程质量的稳定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环境工程不仅关系到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也对城市居民的健康和城市的定位和规划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环境工程的核心在于防治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在人类活动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作用之下，环境污染形势的日益研究要求环境工程对其做出控制与改善。如何将环境工程相关职能发挥到最大限度，确保环境质量提升的高效性与稳定性，已成为现阶段相关工作人员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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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与环境保护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文明进程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环境与发展问题。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气候变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本身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与环境息息相关。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我们必须优先考虑生态环境问题，并将其置于与经济和社会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才能实现社会繁荣。
关键词：建筑工程 施工与环保 环保 措施
现代建筑是一种过分依赖有限能源的建筑。能源对于那些大量使用人工照明和机械空调的建筑意味着生命，而高能耗、低效率的建筑，不仅是导致能源紧张的重要因素，并且是使之成为制造大气污染的元凶。为了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环保建筑主张调整或改变现行的设计观念和方式，使建筑由高能耗方式向低能耗方向转化，依靠节能技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开发新能源，使建筑逐步摆脱对传统能源的过分依赖，实现一定程度上能源使用的自给自足。
1 房屋建筑施工的技术组织措施
平面管理
总平面管理是针对整个施工现场监理的管理，其最终要求是：严格按照各施工阶段的施工平面布置图规划和管理，具体表现在：
①施工平面图规划具有科学性、方便性、施工现场严格按照文明施工的有关规定管理。
②在明显的地方设置工程概况、施工进度计划、施工总平面图、现场管理制度、防火安全保卫制度等标牌。
③供电、给水、排水等系统的设置严格遵循平面图的布置。
④所有的材料堆场、小型机构的布设均按平面图要求布置，如有调整将征得现场监理或业主的同意。
⑤在做好总平面管理工作的同时，经常检查执行情况，坚持合理的施工顺序，不打乱仗，力求均衡生产。
文明施工管理
在过往行人和车辆密集的路口施工时，与当地交警部门协商制定交通示意图，并做好公示与交通疏导，交通疏导距离一般不少于50m。封闭交通施工的路段，留有特种车辆和沿线单位车辆通行的通道和人行通道。
因施工造成沿街居民出行不便的，设置安全的便道、便桥;施工中产生的沟、井、槽、坑应设置防护装置和警示标志及夜间警示灯。如遇恶劣天气应设专人值班，确保行人及车辆安全。
在进行地下工程挖掘前，向施工班组进行详细交底。施工过程中，与管线产权单位提前联系，要求该单位在施工现场设专人做好施工监护。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地下管线及地下设施安全。
如因施工需要停水、停电、停气、中断交通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并提前告之沿线单位及居民，以减少影响和损失。
2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环境保护措施
为了保护和改善施工现场的生活环境，防止由于建筑施工造成的作业污染，保障施工现场施工过程的良好生活环境是十分重要的。切实做好建筑施工现场的环境保护工作，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建筑垃圾及粉尘控制的技术措施
①对施工现场场地进行硬化和绿化，并经常洒水和浇水，以减少粉尘污染。
②装卸有粉尘的材料时，要洒水湿润或在仓库内进行。
③建筑物外脚手架全封闭，防止粉尘外漏。
④严禁向建筑物外抛掷垃圾，所有垃圾装袋运出。现场主出入口外设有洗车台位，运输车辆必须冲洗干净后方能离场上路行驶;对装运建筑材料、土石方、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的车辆，派专人负责清扫及冲洗，保证行驶途中不污梁道路和环境。
⑤严格执行工程所在地有关运输车辆管理的规定。
噪音控制的技术措施
①施工中采用低噪音的工艺和施工方法。
②建立定期噪音监测制度，发现噪音超标，立即查找原因，及时进行整改。
③建筑施工作业的噪音可能超过建筑施工现场的噪音限值时，应在开工前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环保部门申报，核准后再施工。
④调整作业时间，混凝土搅拌及浇筑等噪音较大的工序禁止夜晚作业。
施工期间振动污染的防治措施
①在可供选择的施工方案中尽量选用振动小的施工艺及施工机械。
②将振动较大的机械设备布置在运离施工红线的位置，减少对施工红线外振动的影响。
③对振动较大的施工机械，在中午(12时~14时)及夜间(20时~次日7时)休息时间内停机，以免影响附近居民休息。
施工期间水污染(废水)的防治措施
①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维修保养，防止机械使用的油类渗漏进入地下水中或市政下水道。
②施工人员集中居住点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特别是粪便)要集中处理防治污染水源，厕所需设化粪池。③冲洗集料或含有沉淀物的操作用水，应采取过滤沉淀池处理或其他措施，使沉淀物不超过施工前河流、湖泊的随水排入的沉淀物量。
施工期间固体废物的防治措施
①注意环境卫生，施工项目用地范围内的生活垃圾应倾倒至围墙内的指定堆放点，不得在围墙外堆放或随意倾倒，最后交环保部门集中处理。
②对施工期间的固体废弃物应分类定点堆放，分类处理。
③施工期间产生的废钢材、木材，塑料等固体废料应予回收利用。
④严禁将有害废弃物用作土方回填料。
施工现场周围的环境保护
施工过程中积极对现场周围的环境进行保护。在整个工程的施工过程中特别是土方工程施工阶段对进出现场的车辆进行冲洗，严防污染路面。施工时如果现场出现古树、文物等阻碍施工情况时，应立即停止施工并采取隔离措施，报有关单位治理完后再恢复施工。
其他环保措施
①建立环境保护管理小组，由项目经理主管，成员由专业骨干组成，做好日常环境管理，并建立环保管理资料。
②建立健全环境工作管理条例，施工组织设计中应有相应环保内容。
③对地下管线应妥善保护，不明管线应事先探明，不允许野蛮施工作业。施工中如发现文物应及时停工，采取有效封闭保护措施，并及时报请业主处理，任何人不得隐瞒或私自占有。
④建立公众投诉电话，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⑤施工期间应防止水土流失，做好废料石的处理，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置、综合治理、化害为利。
3 房屋建筑施工环境保护的意义
保护和改善施工环境是保证人们身体健康和社会文明的需要
采取专项措施防止粉尘、噪声和水源污染，保护好作业现场及其周围的环境，是保证职工和相关人员身体健康、体现社会总体文明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工作。
保护和改善施工现场环境是消除对外部干扰保证施工顺利进行的需要
随着人们的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尤其在城市中，施工扰民问题反映突出，应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市民的干扰，也是施工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保护和改善施工环境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
现代化施工广泛应用新设备、新技术、新的生产工艺，对环境质量要求很高，如果粉尘、振动超标就可能损坏设备、影响功能发挥，使设备难以发挥作用。
节约能源、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保证社会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人类社会即将面临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的挑战。为了保护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每个公民和企业都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环境。良好的环境和生存条件，也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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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健.建筑施工环境因素分析及污染防治[J].低温建筑技术，2007，(05).
[5]吴柏松.试论建筑施工的环境保护[J].重庆环境科学，1988，(03).
楼主你好，看到您的帖子，我也是在网上帮您搜集过滤了一下，最后给您带来这篇文章，望您自己斟酌，发现还可以，请给分。==========================================================================论文摘要分析了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对策。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园林绿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城市经济总量和决策者重视程度的不同，各地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多数中小城市经济相对欠发达和环境意识不强，城市园林绿化投入不足，致使城市园林绿化中出现不少问题。笔者通过观察分析，总结出普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对策。1存在的问题（1）城市园林绿化与城市建设规模发展不同步，无长远规划，侵占绿地、滥伐林木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些城市的规划绿地被挪作他用。近年来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使得成年树木被大量砍伐，砍了栽、栽了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2）绿地结构单纯，生物多样性体现不充分。一些城市绿化树种虽然较多，但植物景观单调，在色彩、季相上无多大变化，缺乏生机活力，难以体现其园林艺术风貌。如常绿乔木和常绿灌木，仅占全树种的15%，不能实现季季有花、四季常绿的目标。另外，绿地结构层次不丰富，绿量不足，人工植物群落景观单调，如树种单一，乔木、灌木、草坪的比例搭配不恰当等。树木多以单种成片的形式出现，缺乏运用多种植物来造景，如大片的牡丹、桃林、国槐林、杨树林等，色彩单一，给人枯寂无味的感觉，绿化美化效果不尽人意。园林树种配置形式上，所采用的植物模式以丛植、片植、孤植为主，而列植、垂直绿化等其他植物应用模式少。（3）存在一些不科学的倾向性。不考虑当地的实际、当地地理环境特点和树木生物学特性，盲目引进外地树种和重名贵品种轻乡土品种，重人工造景轻自然景观，重草轻树，造成引种失败和病虫害大发生。（4）管理水平低。忽视了“三分建，七分管”的园林绿化建设原则，无统一规范的经营管理措施，粗放养护管理，技术含量低。该修剪而长期无人修剪、该除草而长期无人除草，致使花园、绿地杂乱无章，病虫害无人防治，并且许多该间苗的苗木因没有及时间苗，导致种植密度过大，树木严重生长不良。单位、居民法制观念淡薄，城市公用绿地被侵占、花草树木被攀折、草坪被踩压、景观遭毁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还存在着如城市园林执法队伍不健全，管理技术力量薄弱，缺乏景观造景技术，管理手段滞后，赏罚不明等问题，这些都是造成我国城市园林绿化事业目前落后于城市发展、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的主要原因。（5）绿化格局的调整改变了原有有害生物的结构。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园林风格不断传入我国，植物配置和种植方式更加多变，如疏林草地、规则绿化等，打破了我国传统园林格局。园林植物种类、数量经过引种，外来物种绿化面积大幅度增加，改变了城市中原有有害生物的种类、结构和危害程度。如今，蛀干害虫、食叶害虫（如蚜、螨、蚧、粉虱、蓟马）和生态性植干病害已成为城市园林植物的主要病虫害。另外，绿化植物的不合理配置为病虫害的发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害虫与寄主、天敌在长期进化中，有一定的比例关系，不合理的种植结构打破了这一比例关系，破坏了生态平衡，外来生物无天敌，致使病虫害严重发生和蔓延。（6）城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气候异常等促进了病虫害的发生。城市环境是由人工建造起来的特殊生态系统，而地上部分城市空气和生活污水污染严重、光照条件不足以及人为破坏严重；地下部分往往是填埋的建筑垃圾，土壤坚实、透气性差、土质低劣、缺肥少水、生长空间狭窄，这些直接导致树木生长势减弱、抗逆性降低，为有害生物的大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养护管理又长期跟不上，园林植物病虫害容易暴发成灾。此外，气候异常导致的冻害、抽条、旱灾、涝灾、烟尘、酸雨等自然灾害，会使林木生长势减弱，导致病虫害暴发成灾。据国家林业局报道，1999年柳树烂皮病大发生，2003长春大面积树木死亡以及2008年发生在云南省、贵州省等地的冻害，都是由灾变性气候引起的。（7）园林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外来病虫害猖獗。随着国际、国内植物的频繁交流，由于进货方式不同，园林植物检疫不能照顾到方方面面，致使侵入型病虫害不断传入我国的不同地区。这些侵入型害虫比我国本地害虫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如近年从国外传入的毁灭性食叶害虫美洲斑潜蝇，严重危害我国100余种花卉植物，并在短短几年时间就遍及我国22个省区。黄斑星天牛原先发生在华中地区，短短的十几年时间，蔓延到我国十几个省份，对我国杨树类植物造成严重危害。这些都是由植物检疫环节薄弱和引种不当引起的。2发展对策（1）城市园林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不同城市因气候、立地条件不同，生长植物种类也不同。因此，依据城市类型，对各城市植物群落进行详细调查研究，探索树木、花草、野生动物、微生物与环境的关系、适应性、生存、生长发育规律，提出科学决策，选用合适树种。（2）规划设计应做到“因地制宜，突出特点，风格多样，量力而行”，尊重当地原有的地形、地貌、水体和生态群落，尽量采用和保留原有的动植物和微生物，引入植物要与当地特定的生态条件和景观环境相适应。（3）在城市建设设计上采用多种类型，不仅可以植树、种草、种花、种果、种药，还可利用江、河、湖、海等水面养鱼、养鸭，在林中养鸟，并引进天敌，使人、动物、植物、鸟类、鱼类、微生物和谐相处，形成良性循环的能量、物质的转换。园林规划设计不仅限于观赏为主，不能只顾眼前的效果，还要有长远发展目标，要从城市长期发展考虑，留出基础设施用地，避免栽了砍、砍了栽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因此，园林绿化规划设计要有所转变，要以建筑为主转变为以防护功能和观赏并重、植物造景为主的新的观念上来。（4）我国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可供选择的耐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植物种类，包括有花植物近30 000种、树木近8 000种，可扩充造景材料。树种配置时要采取以乔木为主，乔灌藤、花草相结合的复层混合配置绿化模式。还要通过垂直绿化实现阳台、屋顶、院墙、围栏的全面绿化，并鼓励巿民养花、植树。为增加“绿量”，应多种叶大浓荫的大乔木，增加乔木比例，乔木下面种草皮，并适当点缀灌木，搞复层立体绿化。此外，要以“林荫型”绿化为主导，加大道路、小区、游园及广场的遮荫效果，增加绿化地的色彩，为市民提供距离合适、景观优美、绿化充分、环境宜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5）加强宣传教育和园林绿化法制建设，提高全民绿化意识和创建意识。创建园林城市需要领导重视，加强领导是园林工作的保证，特别在目前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要开展广泛的领导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实行单位评比和考核一票否决制，加大投入，加快建设。同时，建立健全园林绿化的执法队伍，依据《城市园林管理条例》，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惩侵占绿地、乱砍滥伐等破坏绿地的行为，依法维护和巩固城市绿化成果。此外，还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绿化意识和创建意识，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培养全社会爱护共同生存环境的自觉意识，树立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形成全社会自觉爱护环境的良好氛围。（6）抓好园林队伍建设，提高园林队伍素质，推动全民养护管理水平。为把绿化工作抓到实处，真正实现绿化目标要求，一是配备高素质绿化专业队伍。按城市园林绿化三级管理办法规定，市、区、街道等三级都应配备、完善绿化设计、管理人员。对现有的人员，要与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校联系，抓紧对城市园林绿化专业人才培训，特别是既懂园林设计又懂建筑设计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二是各街道组建护绿小组，督促行人爱护绿草、树木。三是加强养护工培训。要与高等院校和职业技校联系，抓紧对城市园林护绿人才培训，特别是既能修剪又能造景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以适应养护的需要。 四是推动全民养护管理。实行包干分区，把绿地管护落实到单位和个人，实行奖罚制度，每年拿出一定资金奖励在养护管理工作中做得好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而对在养护管理工作中不问不管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要进行处罚。（7）加强抚育措施，提高园林植物抗逆性。由于绿化工作一般都是在基础建设完成后进行，质量良好的土壤在建设过程中被回填和运走，绿化的土壤是贫瘠土壤，并已被建筑垃圾污染，因此，在建筑设计时，必须将清除建筑污染规划进去。在建筑完成后，建筑垃圾由施工队清除运走，禁止将其埋在地下或堆在绿地上，同时禁止在绿地排放污水、垃圾等。在栽植前充分考虑土壤肥力，贫瘠土壤种植绿肥，提高土壤肥力后再用于绿化；选择树种时最大限度地满足适地适树的要求，可通过除草、灌水、施肥、修剪、控水、控肥、挂设鸟箱、引进有益的昆虫和微生物等措施，提高林木生长势，增加林木抗逆性（抗旱、抗涝、抗寒、抗病、抗虫等）。同时，还要对林木进行监测，及时掌握林木生长动态，制定相应应急预案，来防止隐患。（8）加强植物苗木和林木检疫的力度，控制盲目引种。特别要加强对毁灭性病虫害检疫对象及容易造成危害的病虫害的检疫力度，对于有毁灭性病虫害危害的苗木，就地销毁；对于容易造成危害病虫害的苗木，进行药物处理后栽植；对于发现有毁灭性病虫害危害的林木，进行就地砍伐销毁；对于发现容易造成危害重病虫害的林木，立即进行化学药物防治，做到“防早、防小、防了”；对于危害较轻的林木，尽量不要采用化学防治，而应采用生物防治，避免城市污染。严格控制引种，只有在引种试验、驯化成功后，才能进行大面积推广应用。
环保论文500字（通用9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环保论文（通用9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说起环保、低碳，这大概是二十一世纪最火的话题了。有的同学可能会说：“环保是大人的事。”其实，环保人人有责。
记得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一年一度的“地球一小时”活动时间——晚上八点半到九点半熄灯一小时。时间就快到了!我不禁望了望对面的居民楼，对面的居民楼依旧灯火通明。我还关灯吗?我不禁在心里打了一个问号。关!我想：不能让别人的做法，来左右了自己!我昂首走向开关，关上了灯。见书房里的老爸还在玩电脑呢，便走过去，要求老爸关上电脑，老爸玩游戏激战正酣，不肯听我的，我便站在那里对老爸说：“哼!老爸，你要不关电脑我就站在这儿不走了!”老爸只好无可奈何的关了电脑。这时候妈妈还在客厅看着电视连续剧呢，我便再用对付老爸那一招来对付妈妈，谁知道老妈自顾自的看电视根本不吃我这套。我有些生气了，便站在电视机前面，挡住电视不让妈妈看。妈妈见开着电视也看不着，也只好关掉电视睡觉去了。
还有一次，我从书上看到一个节水小窍门，就是在普通马桶水箱里放几块石头或是装满水的塑料瓶，就可以减少抽水马桶水箱蓄水量，冲马桶时就不会浪费太多的水了。看到这里，我马上找来几个矿泉水瓶，掀开抽水马桶水箱的盖子，把矿泉水瓶口朝上慢慢往水下压，等到压到与水面平行时，就看到水慢慢的涌了进来。我见水装满了瓶子便赶紧盖上盖子，然后撒手，让瓶子沉到水底。盖上抽水马桶水箱的盖子之后按了一下按钮试试，发现出水量明显少了，但冲洗效果依旧不错。
同学们，节约环保人人有责，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为地球妈妈的美颜做最大的贡献吧!
我们原本清新的空气因为工厂废气而被污染，我们的生活垃圾也越来越多，为了出行便利，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了私家车，汽车尾气导致气候变暖，更为可怕的是，我们为了自己的方便经常使用一次性的物品，像塑料袋，泡沫塑料盒等等，这些白色垃圾是不能够火化的，而且埋在地底下还不会腐烂，造成土壤被污染。环境的污染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隐患，比如洪水、荒漠化、沙尘暴……，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难道不是我们人类自己造成的吗？
环境的保护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事情，每个人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从小事做起，来保护环境。
记得有一次，我在公园玩，看到了一对母子，那个小男孩只有四岁左右，只见那位母亲随手将一个空的饮料瓶扔到了草地上，那个小男孩看见了，立刻跑过去把饮料瓶捡了起来，跑向垃圾桶，踮起脚，把瓶子扔进了垃圾桶，对母亲说：“老师告诉我们不能乱扔垃圾，要保护环境。”母亲羞愧地说：“下次母亲一定会注意的。”这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呀，有时候环境离我们只有一个垃圾桶的距离，从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做起，就是最好的环保行动。
以前夏天的时候，父亲特别喜欢吹空调，可今年夏天，家里开空调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因为我告诉父亲：“空调的制冷剂会严重破坏地球的臭氧层，还是多吹吹电风扇吧，舒适又环保！”父亲同意了我的观点，现在他总是说：“还是吹电风扇比较舒服。”
现在低碳的生活理念已经融入了我的日常生活，上超市购物时我会带上购物袋，外出用餐不再使用一次性筷子……
我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周围的环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是地球的主人，地球环境的好坏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质量，因此，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我们刚学过《鸟儿的侦察报告》，看着野鸡妈妈吃了喷洒农药的草籽而孵不出小野鸡；听着燕子妈妈因为老伴吃了打过农药的害虫而死亡，自己却伤心的躲在角落里在哭泣；眼瞅着羽毛被又黏又稠的石油粘住不会飞翔的海鸥；最后是在城市上空而迷失方向再也没有飞回来的好朋友——鸟儿，它们全都受到了死亡的威胁。相信很多人都爱听鸟儿婉转动听的歌声，爱看鸟儿展翅飞翔的雄姿，更感谢鸟儿们帮助我们除去那么多的害虫和杂草的种子，有时候它们又是传播树种的运输兵。失去这么多的鸟儿朋友，我觉得十分痛惜。仰望天空，我希望，有更多的的鸟儿在洁净的'天空里欢乐地飞翔歌唱！
可是因为我们人类的贪心和自私，鸟儿已经没有了家！可怕的环境污染正在严重威胁着鸟儿的生命，而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我们的自私，不但农田、水、大气受到了污染，鸟儿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们的生存环境也日益恶劣。同时，我们的健康也同样令人担忧，越来越多的畸形孩子降临于世，难道你一定要感受一下自己的双手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吗？鸟儿们的伤痛你不去体会，我们的伤痛到时又有谁会去体会呢？
如果我们再这么自私的任意妄为下去，总有一天，我们的地球飞禽走兽会全部灭绝，地球变成了废墟、沙漠，没有一朵花、一根草，甚至连一滴干净的水也没有……自私而又贪心的人类，非要把自己逼上绝路才会认真的反省吗？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那么，就从你我做起吧！
雾的本质不坏，可人类破坏空气，造成空气污染，随之雾就成了有危害的东西了，雾造成的危害非常多，影响也很大，雾是怎样来的呢？就是当地面气温下降时，空气中所含的水蒸气在尘埃、微粒、细菌等凝结核上凝结成的小水滴。可见，雾水本身无毒无害，有害成份是其中的凝结核。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大气污染的加剧，雾中的有害物质越来越多，成份越来越复杂，发生大雾的时候也越来越多。
说到雾，人们就会想起它对交通的危害，大雾天造成的交通事故很多也很惨重，据统计一年因雾产生的事故多达百分之四十，但是雾对人类的危害不仅于此。雾滴中含的有二氧代硫、硫化氢等物对金属腐蚀性很大，使外露金属物件寿命缩短，全球因酸雾锈蚀的钢铁有上千万吨。雾对农作物危害也很大，使农作物产生病变，造成减产。浓雾对人类本身的危害也挺惊人，人们呼吸了污染雾后，鼻炎、咽炎、支气管炎、肺癌发病率明显增多。雾的危害这么多，可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是人类。大量的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被排入大气，成千上万的烟民也加入了污染空气的行列，当空气日益污浊后，雾才开始作乱。怎样才能减轻雾对人类的危害呢？归根结底就是要减少污染源，控制有毒有害气体的排放，加强交通管制，同时善意地提醒一下那些瘾君子，为了自已和他人的健康，请少抽一支烟。
街头上飘着一只只“白蝴蝶”——塑料袋，随风起舞。这情景你肯定见到过，它带来的危害可不容小觑。
白色污染是人们对这些塑料袋污染环境现象的一种称呼。由于随意乱丢乱扔，难于降解处理，以致环境严重污染的现象。塑料购物袋就是“白色污染”的一种，它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易耗品，而且中国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塑料购物袋。塑料购物袋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由于过量使用及回收处理不到位等原因，也造成了严重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使用环保袋的好处是寿命比塑料袋长；.可以循环利用；价格低廉，易于推广等等。现在人们去超市、商场购物大多都使用环保袋，从而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更好的保护环境。但是现在很多的环保袋都是用纸制品做成的。比如牛皮纸袋、塑料纸袋都是用纸做的。我认为这样也不是很环保，因为纸也是用树木制成的，而现在人类砍伐树木用来做环保袋，所以这样的环保袋也是破坏绿化，不够环保。我认为使用环保袋，应该选用更加环保的材料，比如无纺布袋，帆布袋，棉布袋等等。这些材料都是非常环保的。
无纺布袋（也叫不织布袋），是很合适的环保袋，因为这种袋子不仅造型美观，很耐用，而且透气性好，可以重复使用。虽然无纺布袋很环保，也被各个商家选用。但是这种袋子也存在着一种问题——价格比塑料贵，这对业主来讲，却增加了经营成本。
但最重要的还是人类应该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塑料的污染，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
近些年，环境污染很严重……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场景：路边黑黑的小河里，飘着许多垃圾；傍边的大树上，树梢上挂满塑料袋了，大风一起，就有很多塑料袋随风飘走。
听爸爸讲，垃圾没经过分类处理，直接埋到地下，不可降解的塑料袋、玻璃等埋到地下会使植物不能生根，导致死亡。电池埋在地下，会导致泥土中汞过高，汞过高会让动植物中毒。
我发现，现在许多城市换了分类处理的垃圾桶。这种垃圾桶有两类。一类是可回收垃圾，如：塑料制品、玻璃、纸张、电池等。另一类是不可回收的，如：厨房垃圾、瓜果皮等。这样分类处理既可以减少污染保护环境，又可以废物利用节省资源。
但是，每当我去分类扔垃圾时，却看到垃圾桶里大多是没有分类的垃圾。很多图一时的方便，乱扔垃圾。
前几年，工厂的废气、废水超标或不按规定乱排放，这对城市影响多大呀！城市的天空总是阴蒙蒙的，城市里也看不到一只鸟，“鸟语花香”一词成了只能在书上描写的世外桃园。
现在，电视上经常看到政府把违法乱纪的工厂查封、整顿。同时，人们的自觉保护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城里的动物朋友日益见多，电视里报道在义乌市区出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树獭；还有，我家的空调管墙洞里还做了鸟窝呢！
听着鸟儿们欢叫，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我们小学生，要从小养成环境的好习惯。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其实许多事情都只是举手之劳，希望大家能爱护环境，爱护我们居住这个家；使我们居住的地球更适合人居，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又是植树节时节，全国又是一番轰轰烈烈。提到植树自然想起环保。其实树不可能天天植，环保却可以，从点点滴滴做起保护环境,就如同植树，就如同做着公益。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无法阻止滥砍乱伐，但我们可以节约每一张纸，不频繁更换家具；我们无法阻止有的人捕杀珍稀动物，但我们能做到不捕、不吃国家保护动物；我们无法阻止工厂、城市的生产生活废水污染江河湖海，但我们可以用无磷洗衣粉，可以尽可能地节约每一滴水；我们无法阻止铺天盖地的白色垃圾污染环境，但我们可以提菜篮买菜，尽可能地不用或少用塑料袋……有需求才有市场,仔细想一下,不正是我们的需求引发了许多不良生产吗?
随手可做的环保小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步行、骑单车；随手关闭水龙头；随手关灯、节约用电；不随地吐痰，讲究卫生；少吃口香糖；优先购买绿色产品等等。节约用电可以减少因发电而产生的污染；节约纸张，少用一次性纸杯、木筷，就可以减少树木砍伐。这些小事对我们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关键是平时要做个有心人，做个热心人，时时用心、处处留意，实实在在地为保护环境做些事情。如果人人如此，积少成多，就是为保护环境立了大功。
环保治理当然要从大处着眼，着重整治企业的排污危害，但也应从小处着手，我们小学生应该树立起“从我做起”的意识，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培养讲卫生、重环保的好习惯，自觉改变不良习惯。这既是环保建设的需要，也是讲文明、培养高素质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
近年来，环保的议题沸沸扬扬，而环保观念又要怎样落实呢？我们呼吸的每一口气、喝的每一滴水、吃的每一粒米、用的每一丝线……无不取自大自然。我们无尽同时索取时，又曾思考过回馈于大自然的是什么？
目前全球都已经遭受到大自然的破坏，地震、山崩、海啸、海水倒灌、台风、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说是几天就会发生一次，例如：莫拉克台风的来临使得房屋倒塌、日本发生了强震，还引起海啸、核电厂爆炸等灾害，由于这些灾害的发生，不禁让大家打了寒颤，这也使我明白，人即使在反抗大自然的时候，也必须服从大自然的法则。
说到节能减碳，许多人只是把它当口号，却没有实际行动。节能减碳方法不计其数，但要做到实在是不容易，例如：少开冷气多开窗，冷气控温不低于二十七度且不外泄；双面用纸、选用再生纸、省水龙头及马桶；不用过度包装商品；上下三层楼内不坐电梯多走楼梯，上班外出长骑铁马，增加运动健身的时间；自备随身杯、环保筷、手帕及购物袋；旧书、旧衣给学弟妹；多吃蔬菜少吃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美丽的地球真的生气了，我们不仅要确实做好资源回收，更要提醒家人、朋友，人类只有一颗地球，人和动物都是大地之子，善待生灵，也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心动不如行动，就让我们一起拯救这世界吧！
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少不了用电，所以电池以方便、小巧开始流行起来。可是，我们也许不会想到，废电池是危害我们生存环境的一大杀手！
一粒小小的纽扣电池可污染600立方米水，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一节一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并造成永久性公害。
不单只是这些，电池中含有贡、铅、镉等多种物质，其中贡具有强烈的毒性，铅能造成神经紊乱、背炎等。镉主要造成肾损伤以及骨疾----骨质疏松、软骨症及骨折。由此看来，废旧电池不但能造成水污染、土地污染、还能威胁到人的健康。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电池在我们生活中的使用量正在迅速增加，已深入我们的生活与工作的每个角落，上自移动电话、照相机、计算器等电子设备、下至孩童玩的电动小汽车等多种玩具。目前，全国的电池消费在70亿节左右，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啊！
所以，让我们从我做起，从身边每一件小事做起。将废旧电池放置在专用的废旧电池回收桶内，不乱丢电池。在马路、小河、草地、土壤中发现有废旧电池、立马将其“送回家”，使那些能够回收的废旧电池实现资源再利用，变废为宝。
环保，要靠每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每户一年少用1节电池，按全世界亿个家庭来算，就可以少用亿节，因此，让我们将每个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建文明、环保的社会！造福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