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音”——唐装之我见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3．同义指代汉服．汉民族服饰．唐装原意指代唐代的汉服，一种是传统的襦，裙装，这种风格一般流行在初唐时期，基本上是沿袭了自东汉以来华夏妇女传统的上衣下裳制。与现代的唐装概念明显不同。 唐朝的服装 衣裳二字，其实衣是衣，裳是裳，衣是上身穿的，裳其实是指现代所说的裙子，衣与裳分开。这种妇女的服饰不是连衣，而是分两截的穿法一直延续到明末。 上衣的穿法基本上是右衽交领或对襟系上带结，下面的裙子围起来系上长长的裙带，上衣或者掖里面或者自然的松散着，后来这种松散的上衣不断加长，一直覆到膝盖部，就后来发展成了明代的背子。 随着发展，唐代的妇女上衣种类一般分为襦，袄，衫三种。 襦是一种衣身狭窄短小的夹衣或棉衣。袄长于襦而短于袍，衣身较宽松，也有夹衣或棉衣。襦、袄有窄袖与长袖两类。 衫是无袖单衣，功用吸汗，有对襟及右衽两种。 衫在春秋天也可穿在外面，但和穿在外面有短袖的衫不同，后者就发展成了背子或半臂。而在以前，裙子的造型向来都是一种长方形的方片直裙，有点类似的和服裙子。 方片裙的样式显得较呆板硬性，因此女性穿起来并不能显出美丽来。因此到了唐代，裙子的形式流行高腰束胸，宽摆拖地的样式，既能显露人体结构的曲线美，又能表现一种富丽潇洒的优美风度。 这种裙子的结构必须和人体的主体结构有机适应，所以是一种下摆呈圆弧形的多褶斜裙，或喇叭裙。 二就是到了中晚唐时期，服装中加强了华夏的传统审美观念，开始复古，从以显出女子身材为主逐步恢复到秦汉那种宽衣大袖，飘逸如仙的风格，服式越来越肥，这种风格定了型一直影响到后期华夏女装的基本理念，既宽松随体肥大，这自然在后来也成了礼教所要求的对象，柔和自然，无形无欲。中晚唐女装华丽大气，一般类似于礼服，她们里面直接穿抹胸——抹胸原本是内衣，在唐代和裙子结合形成了一体，它不系腰带，宽松自然。真正的唐装 是中晚唐女装向古代礼仪服饰的过渡的进一步证明，这种款式为礼服一层叠一层，层数繁多，厚重拖摆，穿起来很麻烦。首先穿上很多层广袖上衣，层层压叠着，然后在围上伟大拖地的厚重裙子，即著名的“唐裙”，然后再在外面套上宽大的广袖上衣，虽然繁琐，却给人稳重的感觉，赋有层次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著名古代宫廷和服“十二单”就是从此款礼服演变过来的。日本人称之为“唐衣”即从唐朝传来的服饰，样式基本上没有多大改变，只不过在风格上增添了几许日本本民族的特色。“唐装”通常有两种解释，最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唐朝的服装”；另外一种比较牵强的解释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后一种说法的由来，有些“出口转内销”的味道，西方国家称“中华街”为“china town”英文发音很像“唐”于是译为“唐人街”，于是就把这些华人街的“唐人”所着的中式服装叫做“唐装”。 根据APEC会议各国元首所穿“唐装”的主要设计者余莺女士的意见，“唐装”应当是中式服装的通称，因此当初设计好服装后，设计组一起讨论给这套服装起名的时候，决定把这种服装命名为“唐装”的过程便是深受这种“出口转内销”的对“唐装”的解释的影响。 现在大陆流行的“唐装”，即是这种清末的中式着装风格的服装，也即是“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这种服装事实上是满清马褂的延续与改良，属于满服的范畴，与“唐朝的服装”（汉服）在风格、款式上面并无丝毫相似之处。 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的国人都把这种源于“唐人街华人的中式着装”的满装马褂误认为是“唐朝的服装”。 “唐装”一词本身的称谓，源于海外。唐代盛期，声誉远及海外，以后海外各国因称中国人为“唐人”。《明史·外国真腊传》言：“唐人者，诸番（外国人）呼华人之称也。凡海外诸国尽然。”在东南亚的华人居住区，亦因而被称为“唐人街”，而华侨自称唐人，正由于自古以来唐朝是让中国人为之骄傲的朝代。 把“唐人街”的“唐人”穿的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称为“唐装”，本来作为中国人传统服装在海外的惯称、作为国际公认的中国人的称号也算顺理成章，但让人遗憾的是，风行的“唐装”一词严重偏离了它的本意，极易引起普通民众包括历史知识欠缺的知识分子阶层的误解：以为此“唐装”即“唐朝的服装”。在20世纪初，在当时“中西服装并行不悖”的社会大背景下，粤、港、澳一带同胞以“唐装”、“西装”来区别中西打扮，自是不明了“唐装”一词的确切指代，而在2001年的上海APEC会议上，中国作为东道主请前来参会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体的领导人穿“唐装”，并由之而掀起“祥和喜庆”的“唐装”新潮，虽然是清代以降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也不排除其为流行规律的必然或是中国在国际大家庭中地位与风度的体现，但此举在催生汉服运动的同时，却也给后来真正的唐装（汉服）的复兴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阻碍。 这种“唐装”是由清代的马褂演变而来的，其款式结构有四大特点：一是立领，上衣前中心开口，立式领型:二是连袖，即袖子和衣服整体没有接缝，以平面裁剪为主;三是对襟，也可以是斜襟;四是直角扣，即盘扣，扣子由纽结和纽袢两部份组成。另外从面料来说，则主要使用织锦缎面料。显然这种“唐装”并不是唐代的服装。 “幞头纱帽”和“圆领袍衫”是才市唐代男子最主要的服饰。 “幞头”是一种包头用的黑色布帛。唐代是“撰头”盛行的时代，“幞头”的样式也富于变化，尤其是在唐武德初年至开元年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幞头”的形制经历过几次较大的变化。 唐代的男子服装主要是圆领袍衫。传统的冠冕衣裳，只是在隆重的场合，如祭祖天地、宗庙等时偶尔用之，其他则以“幞头袍衫”为尚。袍服的用途非常广泛，上至帝王，下至百官，礼见宴会均可穿着，甚至将其用作朝服。 袍服的款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早期的袍服的袖子多用大袖，但大袖对域外的民族来说，则不太适宜。因北地寒冷，不便采用大袖,而采取紧裹双臂的窄袖。随着南北风俗习惯的相互渗透，这种紧身、窄袖的袍服样式，也被汉族人民所接受，而且成为唐代袍服款式的代表。 唐装(满族式)唐装(汉族式)唐装 - 评价唐装 在中国经济处于上升时期的当前，“唐装”的兴盛似乎可以看做中华文明复兴的一种征兆。然而撇开它背后宏大的象征意义，“唐装”本身其实是一个颇模糊的概念，关于这个名词的内涵�时装界有多种表述，如“华服”、“中装”等。很多人对“唐装”的提法大惑不解：以中华之大，唐代以降，岂无装可穿？ 其实，真正唐代人穿的长袍大袖，甚至离人们更近的明代袍服（两者其实是同一事物），并非不太可能重回流行。“长袍大袖”只是现代的人们对“古装”的模糊认识（从夏商周时期一直到明末的传统中国人的穿着主体款式是“交领右衽，隐扣系带，褒襟广袖，峨冠博带”，其中，“褒襟广袖，峨冠博带”仅为礼服特征，而“交领右衽，隐扣系带”的特征则为礼服、常服所共有），也就是说，真正的唐装除了作为主体款式的礼服外，还有作为补充的“窄衣窄袖”的常服。 这些服装自唐以来就有“汉服”或“汉装”的正式称谓（意为“汉民族的传统服装”或“汉族的民族服装”），经历将近四千年，一直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并深远影响了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其中，日本的“和服”（汉服中的深衣款式），朝鲜（韩国）的“韩服”（汉服中的襦裙款式）便是汉服在这些国家的正常延续。真正的“唐装”的“宽衣大袖”的礼服更适合于祭祀、成人礼等庄重场合，而其“窄衣窄袖”的常服则更适合于劳动耕作及日常场合。随着自互联网发起，以都市青年白领阶层为骨干的“汉服复兴”运动的兴起，真正的唐装（汉服）在现代人们的视野中也并非“遥不可及”，源于外国人眼中的“唐人”而定义的“唐装”一词，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置疑。
亚洲新加坡:以二次大战为界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印度尼西亚:印尼的汉语教学一直处在相对封闭的状态欧洲芬兰:与中国的接触可上溯与十八世纪的中期格鲁吉亚:汉学家几乎都有自己或集体的研究课题。捷克:有系统的进行中国研究，二战后才开始瑞典:Jonas Locnæus是瑞典第一位专门研究汉学的学者斯洛伐克:国立科学研究院远东与非洲研究所出版学术出版品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具有悠久的汉学研究历史 大西洋洲澳大利亚:各大学中文课程大体上仍大同小异新西兰:其汉学研究亦于澳洲方面有密切关系非洲:
英汉翻译过程包括理解和表达两个重要的阶段。只有在正确理解原文词义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表达原文。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论文导读：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语境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就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境分析与翻译进行探讨。语境，语境分析与英汉翻译。
关键词：翻译，语境，语境分析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语境与翻译有着密切的关系。
语境context，就是指语言文字一经使用后所处的言语环境。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1884-1942最早提出语境的概念,并指出语境是决定语义的唯一因素，舍此别无意义可言。
英国语言学家、伦敦学派的创始人弗斯John Rupert Firth继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意义就是语言成分在语境中的功能。弗斯把马林诺斯基的语言环境概念加以扩充套件，指出除了语言本身的上下文以外，除了在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之外，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加者的身份和历史、参加者的关系等，都构成语言环境的一部分。
英汉翻译时，语言语境是首先要考虑的语境因素。本文就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境分析与翻译进行探讨。
1.词义语境
在我们英语学习当中一词多义的现象非常普遍，如果脱离了语句及语境就很难确定这些词的词义。在具体的句子中，经常发生对词语本意理解不透彻，造成翻译失误。这时，就需要跟据上下文选定多义词的具体意义，排除同形异义词的干扰，挖掘该词在特定的上下文中的真正意义。
context一词最早用来指某一特定词、前后的词句，即词、短语、语段的前后关系。左右邻词对词义的影响是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它决定词的意义及翻译选词。如英语中“head”一词有好几个词义:
From head tofoot从头到脚
A head ofstate国家元首
One hundredhead of sheep一百头羊
王海芸1979—，女，汉族，河南新乡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Use your head动动脑筋
Two headsare better than one两人智慧胜一人
从语用学角度来看，语用用意分两类:暗含的和明说的。前者指言下之意语用意义，后者指字面意义符号意义。语义核的“头”就是“head”的符号意义字面意义，但这一符号意义并不等于语用意义语境意义。如果翻译时不考虑该词与左右邻词的关联，即句子，所译出的句子就会生硬、呆板。只能说是形似，而不能达到神似的完美境界。
2.句子语境
在实际翻译中，译者须经常从句子语境来推出词语的含义。人人都知道like是“喜欢”的意思。请看下面的一组句子：
1He likes maths more thanphysics.
他喜欢数学甚于喜欢物理学。
2 Like charges repel, unlikecharges attract.
相同的电荷相斥，不同的电荷相吸.
3 In the sun beam passing through the window there are finegrains of dust shining like gold.
在射入窗内的阳光里，细微的尘埃像金子一般在闪闪发光。免费论文，语境。
4 Like knows like.
英雄识英雄。
这四个句子中的同一符号like由于它所处的语境不同，因而它的意义也各不一样。根据其所处的语境应分别译为: “喜欢”、““相同的”、“像”、“英雄”。可见，离开了具体的句子语境，死死记住like就是“喜欢”，“喜欢”即是like，是很难理解翻译上述各句的。
3语篇语境
在实际翻译中，有时从一个句子中很难确定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往往需要从整个段落或整篇文章中获取其含义。篇章段落通常是一个有机整体，语言连贯语句关联，实际上就是一个语境，翻译的时候必须在语境中理解把握全文。免费论文，语境。
Last week I went to thetheatre, I had a very good seat. The play was very interesting I didn’t enjoyit. A young man and a young woman were sitting behind me. They were talking loudly.上星期我去剧院看戏。我的座位很好。这台戏也很有趣。可我没有得到乐趣。一对青年男女坐我的后面，他们高声交谈。
上例是《新概念英语》第二册中的一个故事，内容与文字都非常简炼。但是，翻译时如果不著眼于整个篇章，不考虑作者的意向和语篇情境，则完全可以将“I didn’t enjoy it”。译成“我并不欣赏此剧”。但这样翻译就完全背离了原作的本意，因为作者并非不喜欢该剧，而是被身后的两个年轻人搅得无法去欣赏。
4. 情景语境
情景语境指说话、语言、言语事件的时间地点。免费论文，语境。世界上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语言这个社会活动也不例外，每一话语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进行的。
一个词的词义和话语意义常常不仅仅是由其语言因素来确定，而是由词汇和话语所出现的情景来确定的。在“we looked for a long time before we found a spring”.句子中。“spring”在不同的情景中就有不同的意思:在安装弹簧床时，指的是弹簧。在修表时，指的是发条。免费论文，语境。如果几位旅行者在沙漠中终于找到点水喝时说了这句话，指的则是泉水。其“spring”所指的意思与前两种情况又大不一样。
任何语言活动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语言活动发生的时间、地点，交际活动的主题内容，参与者的相互关系等情景语境因素决定话语的真正意义。例如:美国前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获悉撒切尔夫人下野后，回忆两人间融洽关系时说了一句话:“It was clear to me that we were soul- mates when it came toreducing government and expanding economic opportunity ”.此句中，“soa1-mates”有“性情相投的人”、“挚友”;“情人”、“情侣”两个含义。里根在此表示对老朋友下野的慰藉，结合当时情景，毫无疑问，前者为本句意义，全句可译为:“显而易见，涉及到减少 *** 干预和扩大经济机会这一问题上，我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5.文化语境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土壤。翻译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沟通和移植。文化语境指的是源语和译入语所依附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也就是指某一言语社团特定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免费论文，语境。由于各民族区域生态环境、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历史背景、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及行为模式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特性，在跨文化的翻译中时常会遇到诸如误解原文、译文词汇空缺等情况。由于复杂的文化难以用翻译技巧加以弥补，处理此类翻译必须要对源语和译入语的文化有全面、透彻的认识和了解。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必须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语境。如红楼梦中：
原文：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第五回。
译文：For hu *** andshe will have a mountain wolf. His object gained he ruthlessly beratesher。
此处语境在寓言中。“中山狼”出自明朝马中锡的《山狼传》讲的是中山上的一只狼中箭后，欲食救命恩人东郭先生的故事，它的语用隐含是：孙绍组恩将仇报，虐待相濡以沫的妻子。英国汉学家霍克斯Hawkes先生，借用了汉语拼音将“中山狼”译为“the Zhongshan wolf”。在无脚注的情况下，西方读者很可能不得要领，感到满腹疑惑：“Zhongshan”是狼的品种还是产地，这种狼有什么特别的吗?而我国翻译家杨宪益先生采用了增译手法，作了些变通，将“中山狼”译为“mountain wolf”。明示夫妻关系，突出“忘恩负义”的特别意义，基本上实现了原作的语用意图。如不十分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其翻译的译文语义偏离了原文的背景是不正确的。因此译者在翻译中一定要考虑译文的文化语境，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再看下面容易误译的句子:
He has no mercury in him.他没有精神或毫无活力。
如果按照“mercury”最基本的意思，这句话就会译成“他体内没有水银”实际上，西方古代哲学家将“mercury”水银视为大地万物的元气，故“mercury”一词今仍可用来指活力或精神。免费论文，语境。只有正确了解了“mercury”这层意思之后，我们才会翻译出正确的句子来。
6.结语
综上所述，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对语境进行分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语境制约翻译，而翻译又依赖于语境。我们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要清楚语言中字句的组合是临时的，它们产生的意义具有相对临时性，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是不确定的，是潜在的。因此，在翻译时，不能只是局限于对孤立的词语或句子本身来进行逐字逐句的翻译，而是应把它们放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来进行。所以翻译的过程中只有对语境进行分析，把握好特定的语言语境，对文章既做巨集观的掌握又做微观的分析，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翻译才能做到准确无误、优美得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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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语言都体现一定的文化特征，故文化因素对不同语言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从中西文化的相似形和差异性，包括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知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探讨，指出两种语言翻译中应注意的文化问题。
论文关键词：英汉翻译,文化因素,中西文化异同
1.引言
提高英汉翻译的水平涉及很多因素，但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文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语言的交流，文化差异对翻译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我们能正确处理其中涉及到的这些文化因素，对准确、标准地翻译将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2.文化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科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集中反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1]王鸽平，2001：15从狭义上讲，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涵盖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的工具，由于地域、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的不同，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不同国家习俗各异，各自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因而表现在语言上也有差异。[2]冯庆华，2002：122例如，在翻译汉语中的“四面楚歌”、“项庄舞剑”、“指鹿为马”、“鸿门宴”等成语和习语时，若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译出的文章就会令西方人士莫名其妙，不能确切理解。同样，在翻译以下习语："tocarrycoalstoNewCastle"运煤到纽卡索，指多此一举，不必要的事，"theTrojanhorse"特洛伊木马，比喻暗藏敌人或危险，"towerofirony"象牙塔，比喻世外桃源[3]张培基等，1991：P161-163时，如不能熟悉这些习语中具有的浓厚民族、地方色彩的文化知识，很难找到让读者准确理解的汉语表达方式。
中西文化有其共同点。同时，中西文化因其产生的条件的不同，又必然存在差异。可见，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翻译者，除精通相应的语言形式外，还要扎实地学习该语言对应的文化知识。
3.中西文化的共同性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人类生活经历的共同性决定了两种语言不仅在表达形式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说法，而且它们在意义和修辞上也有相似之处。
例如在下列英汉翻译中，就利用英汉语言的这种相似性直截了当地套用两种语言对应的同义习语，即采用翻译中的直译法。例如："topraisetotheskies"捧上天去，"tofishintroubledwaters"浑水摸鱼，"toaddfueltothefire"火上浇油等，还有一些大体相同的形象比喻，如"tolaughoffone'shead"笑掉牙齿，"toshedcrocodiletears"猫哭老鼠，"tospendmoneylikewater"挥金如土，"atsixesandsevens"七颠八倒[2]P162等等。然而中西文化的相似只是相对的、个别的，而歧义则是绝对的、普遍的。汉英两种语言反映各自的民族或地方特色，在某些表达方式上存在差异。在互译时，应充分考虑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不宜生搬硬套对应语言中具有鲜明民族或地方色彩的表达方式去强译。例如，"Twoheadsarebetterthanone"，虽和汉语习语“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有相同意义，但在翻译时不可简单地套用后者。因为诸葛亮是我国的一个历史人物，与原作上下文会形成矛盾。如果把它译为“一人不及两人智”，就比较合适，意思既接近，又可避免因历史文化因素引起的矛盾[3]张培基等，1991：P167。
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交流和传播导致两种语言中各自出现大量的外来词。
这些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改造了引进国的语言。在以形意为词汇主干的汉语中，虽不排斥音译的办法，但尽可能地倾向于意译的做法，而英语对待外来词则以音译为主。例如英语词汇中的"Kang炕"，"litch荔枝"，"jiaozi饺子"等。在英汉翻译中有的干脆是原文照搬，如“VCD，DVD，DNA，CT，SARS”等，这种直译法一开始令读者感到陌生，但一旦熟悉并掌握后，就等于把原词汇中的资讯以近乎保持本来面目的方式贡献给另外一种语言，丰富了它的词汇，也推进了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它对语言、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全球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潘绍中，2004：P9。
4.中西文化的相异性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两种语言在诸多方面的不同，既对语言学习造成一定障碍，也对英汉翻译产生很大的影响。
生活方式的差异对英汉互译的影响
由于英语国家的地理位置特征，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生活中，英语民族的生活多和海洋打交道，因而英语中有大量有关航海的词语;而在以大陆为主的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形式，因而对中国人来讲，理解这些表达方式就较为困难。例如："ableseaman"一级水平，"belefthighanddry"陷于困境，"give *** ."远远地躲开等[4]P194-195。
可见这些谚语多和航海有关，代表岛屿文化;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则以陆地为主，“树”、“蝼蚁之穴”、“路”、“前车之覆”等都体现着陆地文化[5]王振亚，2000：p138。
反之，汉语有许多关于江湖、山川、四季、农耕等方面的习语，在英语中也难找到现成的对应表达形式，译为英语时一般用意译的办法。例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英语中虽有"Asyousow,soyoumustreap"的说法，但不如汉语具体形象。又如，青黄不接的季节Whencropwaseatenandthenextstillgreen，无孔不入totakeadvantageofeveryweakness，眉飞色舞tobeamwithjoy，运涛好久不来信了，一家子盼星星盼月亮tillhiswholefamilyworriedoverhimdayandnight。[6]吕瑞昌等，1985：P139
由于中国长期的农耕生活的影响，汉语中产生了大量与“食”有关的表达形式，而这些在英语中比较罕见，必须按实际含义和上下文去翻译。许多源自饮食的比喻，英语中没有对应形式，只有意译。例如，他抢了我的饭碗He'stakenthebreadoutofmymouth或He'stakenmyjobfromme，吃醋bejealous。[4]潘绍中，2004：P10
中西民族情感心理、认知方式的差异对语言翻译的影响
由于中西方在风俗习惯、礼仪、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导致许多词语在中西两种文化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缺乏对这些词语表达的文化含义的理解，会造成交际和翻译中的失误。英语民族的思维是个体的、独特的，而中国人注重整体、综合、概括思维。表现在语言上，英语偏好用词具体细腻，而汉语用词概括模糊。例如“说”一词，英语有“say，speak，tell”等，这些词使语言简洁准确，又富于变化，形象生动。而汉语往往趋向于泛指，在“说”前加副词修饰语，如，语无伦次地说，低声地说，嘟嘟囔囔地说[5]王振亚，2000：P217。
中国文化习惯从整体上、直观上看问题，强调社团和集体的价值;英美文化习惯于逻辑分析，强调个人为中心，因而导致语言表达上的种种差异。例如，在姓名、时间、地址的表达方式上，中英两种语言的行文方式明显地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文化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区域性;而西方文化则正好相反。
中西文化中价值观的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价值观指人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人情等为人处世准则的观念。一般认为是特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表现在两种语言中，会对语言理解和翻译造成很多障碍，足以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
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其种族亲属和社会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和严格，不容丝毫的含混和马虎;而对崇尚新教、个体文化价值的英语民族来说，这种亲属关系就笼统宽松得多。表现在两种语言中，英语一般只用uncle和aunt表示对非直系长一辈的称呼，对小一辈只用nephew和niece，而对同辈不分长幼用brother和sister，甚至不分男女概称cousin，这在汉语中是不容许的，因为汉语中对此类关系分得十分详细。所以在英译汉中，要找准汉语对应的词语，必须先弄清辈分和亲属、社会关系。而在汉译英中，这些复杂的亲属关系词语就要适当简化。
英语民族崇尚个人主义，个人至上主义价值观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体现在语言中，例如：AnEnglishman'shouseishiscastle英国人的家是他们的城堡，意味着没有理由不可以去无故打扰别人或没有预约不可以贸然拜访某人;Evenreckoningmakelongfriends明算账，友谊长;Tellmoneyafteryourownfather亲父子明算账[5]王振亚，2000：P128等，这些都表明西方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中国文化中以谦虚为美德，所以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如"YouspeakexcellentEnglish"，中国人常说"no,no";而西方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积极地回答“Thankyou!”。
中西方文化中由于长期不同的宗教信仰，决定了两种语言中许多表达方式的差异。英美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而中国人长期信仰佛教、儒家学说。因而在翻译时要顾及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特别是有关宗教意义的词语。例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illsofGodgrindslowbutsure天网恢恢，疏而不漏，Godhelp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之[3]张培基等，1991：P188等。
5.结语
应该说，在从事英汉翻译时，我们必须要重视语言与文化的密切联络，掌握中西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正确处理翻译中所涉及到的文化因素，从而更标准、更准确地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鸽平.关于《中国文化概况》中名词的翻译问题[A].语言文学与文化 [C]. 北京:智慧财产权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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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朝人的装束。 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八：“ 翟耆年 ，字伯寿 ……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装。” 2.指中式服装。 茅盾 《归途杂拾·九龙道上》：“一个个都是青布或蓝布的‘唐装’。”泛指一切中式民族特色的服装。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首先是儒学复兴的问题。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经一蹶不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儒学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儒学经典的地位一落千丈，儒门冷落，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不仅儒学被彻底否定，而且连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学的失落，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美籍华人)坦然承认自己是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圣哲一往情深，发出了“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的预言。
杜维明认为，“五四”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马列主义之外，还有儒学的复兴。他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中指出：应“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见《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月)。并主张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
所谓儒学第三期，就是以先秦西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以近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开始的直至今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而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杜维明认为，如果说儒学第二期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东方特有的思考模式，而影响超出中国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范围内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主导思想的话，那末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将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他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中论道：“儒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着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及工业东亚)的挑战。”(《文化危机与展望》，第429页)又说：“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部的，既不排斥人的神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同上，430页)可见，杜维明把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化架构中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他思想开阔和创造意识的体现。
然而，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能否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 能否实现“儒学的复兴”? 1964年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并留校执教、取得永久居住资格的刘述先教授，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期新儒学(当代)是否能够表现活力，就要看它能不能继承传统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内容，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他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了新儒家必须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赋有现代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扩大，吸收现代一些更合理的方式，而对传统进行解构与改组工作。”(《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第14—1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这种对传统儒学需要新发掘、新诠解的见解是合理的。
异域新儒家对儒学作了多元化的诠释，有了新的发掘。例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中就把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儒家传统是理想化的儒学;儒教中国是政治化的儒学。而儒学的理想化不是儒学的政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西化。他指出：把现代化混同于西化，是“五四”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通病。他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揭露说：“阻碍中国强大的进步的潜势和儒教中国的惰性有关，自然经济的保守思想是儒教中国重农轻商的组成部分，家族社会的封闭心理是儒教中国重礼轻刑的理论基础，权威政治的官僚主义是儒教中国重人轻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这就是政治化儒学的弊端。杜维明提倡理想化的儒学，而理想化的儒学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遗毒。他说，“因为我从1978年以来，常常讨论关于儒学的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所面临的多半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假如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而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那我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不会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里涉及到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杜维明认为，“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如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它既然进入到我们血液和骨髓，发生化学作用，发生消极作用，那么，要想像包袱一样抛弃，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杜教授提出了两个渠道同时并进的解决方式。一是引进西方资产社会所代表的价值，如个人主义、竞争等;一是从传统自身引出源头活水，否则就没有自我主宰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认同感。他说：“自我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这个自我主宰也是建构新文化的认同。”(以上引文均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15—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总之，既要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既要引进、吸纳西方文化中一些价值泉源，同时又要扬弃批判其浮面现象。这样才能发展、创新理想化的儒学。这就是杜维明所要“复兴”的儒学。用杜氏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层面”，并且“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李毅《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第35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对儒学的新诠释、新发掘的问题。异域新儒家从解释学的道理上把传统儒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儒学之核心思想的“仁”，赋予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新儒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儒家仁的概念的发展》(1955年《东西方哲学》第4期)一文中重新诠解了孔子的“仁”，指出在孔子以前，人们是在统治者对人民仁慈的特殊意义上使用“仁”的概念，而孔子则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仁作为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美德的总称，作为排除一切恶的广义的“仁”，它包含了孝、礼、勇、忠等，它需要做到恭、宽、信、敏、惠等。这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又是所有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正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处(见《中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2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仁的解释》)。因为在陈荣捷看来，孔子不把仁的含义固定下来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孔子后一百多年的孟子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把仁诠解为人心了。到了汉儒董仲舒就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董仲舒说：“仁者，怛(忧虑)爱人。谨翕(敛)不争，好恶敦俭，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这就把孔子的“修己”和“爱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为与他人“无争”，宣扬人不要有“伤恶之心”、“隐忌之志”、“嫉妒之气”、“感愁之欲”等。陈荣捷把它诠解为“为人”、“为他”，而且进一步认为南宋新儒家朱熹以生生解仁，是“对孔子以来各家仁说的最高、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仁”不仅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而且是生命，是创造。因为在理学家朱熹看来，“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这就是说，理是唯一存在的，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仁”也就是理创生的。“仁即创生，是生生不息，它体现了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即创造的法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异域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在肯定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时也指出：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主，即“它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者刘述先也说：“孔子所教所依附的社会网络，到现在已明显地过时了：今日既已无君可忠，君臣关系自谈不上天经地义了。但人心中所具有的‘仁心’之感受，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人吗? 不!可见孔子思想中有与时推移的成分，也有万古长青的成分。”(同上，第517—518页)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这是从变与不变的“理一分殊”上发挥儒学传统文化中的“仁”对现代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包括克己复礼、爱人、孝悌、忠恕以及敬、勇、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条目的总和，这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作为如何对待别人，孔子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爱憎分明，正确待人。
异域的不少新儒家认为“仁”的阶级内容变化了，但“仁”的“修己”、“为人”、“为他”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对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它的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比如，在市场经济卷起人欲之海千重巨浪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效益的仁义道德。
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就是生命的同时，应该实行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即我的时间是金钱，则别人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效益是生命，则别人的效益也是生命，不能牺牲别人的时间和效益，来谋取一己之私的时间和效益，这才符合儒家的德业双修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陈荣捷还把朱熹关于儒家生的观念和道家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老子》76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朱子评老子与论其与“生生”观念之关系》一文中说：“(朱熹的)《仁说》通篇未尝引用老子半语，然(朱熹的)《语类》云：仁是个温和柔软底事物，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是。盖谓仁之能生，以其为柔，从来儒家绝无此说。”(见台湾《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本，1975年12月)这就肯定了朱熹给老子应有的声誉，并把朱熹哲学与道家相联系，有着中华文化的两家主干兼收并蓄的理路。
杜维明还对儒家的为人之学作了新的阐述和更深的发掘。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在于学为人，即学为圣人，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维明认为，为人之学是东亚传统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回答人类的终极关切，诸如：世界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是什么? 生命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怎样才能成就真实无伪的人生? 如何认识和对待生与死的问题? 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学对死与鬼神不感兴趣，只关心现世人的生存问题，不如西方的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因此儒学是狭隘的、有限的。杜维明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见《儒家思想新论》中文版，第49页)杜维明认为完善的人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为己之学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实现，即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展现，开拓自己内在的无尽的精神力量，发掘自我固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杜维明还指出内省是儒家大力提倡的精神修养的方法和成人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把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作了更深的发掘，使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孟子的“居仁行义”为现代人的人性修养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是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了把中国哲学世界化、把世界哲学中国化的“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是讨论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的学说，是把本体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在成中英看来，本体指世界的真实，似指实在;诠释“就是一个本体意识的发动，进而成为理性知觉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7页)。也就是说，作为实在的人的本体意识，对你所得到的知识(即解释)达到理解(或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是意义问题，是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是开放的理性化过程。
成中英还认为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例如，中国的抽象理性的哲学中“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种综合的道德成就”(同上，第98页)。而西方哲学特别重视方法，方法的更替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把方法当作对象，产生了逻辑;基督教神学也是方法意识的产物，用启示的方法来反省人类终极原因和存在的源头。近代笛卡尔就是以怀疑法奠定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基础。总之，西方哲学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理性，因而不断产生新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论，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认为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成中英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肯定“本体是一元的，方法是多元的，多元的方法要在本体的过程中去实现。如何在本体的过程了解方法的多元，了解本体本身，来实现终极的整体意识”(同上，第280—281页)。这样，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他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同上书，第259页)。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重新提出了文化多元论，成中英也强调了中国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方法的方法论也应是多元的，但又强调地指出实在的本体是一元的，所以，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与方法结合的哲学理论，又是中西哲学有所结合的创新。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现在，都是认同：知识的模型要像数学一样严谨;把数学的模型，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后标准，即精确和结构的完整。但是，现实的经验本身并非数学，并不是像理性一样规范的概念。所以西方的抽象的理性主义无法掌握真正的经验。成中英反思了这种理性主义，提倡诠释、“解构”，这是理性的开放。而且成中英还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解释西方哲学问题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易”学的启示。成中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说：“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面，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同上，第283页)又说：“整个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的冲突，在西方还没有发现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冲突，而《易经》哲学在这当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上，284页)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本体化的，西方哲学是方法性的。因为成中英认为“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一种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51页)。所以，成中英认为“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人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人强调“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同上，第152页)。同时，“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这和儒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153—154页)。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文化区别基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希望主、客体能够相互解释和结合;强调既能相互解释，又能重物重人，起了开放理性，沟通中西哲学和重建“新儒学”的作用。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海外当代新儒家傅伟勋(华裔)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即“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最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他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认为“传统以来过度的华夏优越感”常常“构成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一大因素”(同上，第55页)。同时，他又在美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指出：“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见《大陆讲学三周后记》)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对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文化路向，都有针对性的批判作用。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1. 语义转移规则在修辞翻译中的应用《福建外语》，期合刊 （独立撰写）2. 浅谈合作原则在翻译理解中的作用《外国语》，（独立撰写）3. 视点转换法在汉英翻译中的应用《中国翻译》，（独立撰写）4. Towards Mother's Role. An Analysis of Change in Hagar’s Character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Margaret Laurence Review, Volume 2-3, 1995, （独立撰写）5. 简评“译文功能理论”《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撰写）6. 试论“译文功能理论”在应用文类翻译中的指导作用《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撰写）7. 《残月楼》为何能获总督奖提名 《外国文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独立撰写）8. 从文化接受角度试析《首席》英译本的得与失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独立承担）9. 发自内心的歌唱──析加拿大华裔作家小说诗歌集《多嘴的麻雀》，《文艺报》，1999年4月29日出版（独立承担）10. 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1. 桥梁的另一端──论翻译影响译语文化《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承担）12. “小说真实”的完美实现──析艾丽斯·蒙罗的“爱的进步”《福州大学学报》（独立撰写）13. 商务词汇翻译中的回译与借用 《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4. 从英语专业8级翻译测试看目前英专学生亟待加强的几个方面《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5. 从《中国古代风俗一百则》翻译看译文功能决定翻译策略《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独立撰写）16. 石黑一雄和他的“国际化小说”《青春阅读》，2002年第5期（独立撰写）17. 论文学翻译中的作品研究——《使女的故事》翻译谈，香港《翻译季刊》第24期，2002底出版。该刊论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编辑的半年刊《翻译学摘要》（独立撰写）18. 一部反映现实的未来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评析，《当代外国文学》（独立撰写）19. 网络的双刃剑——析《蓝色虚拟空间》，《译林》，2003年第5期（独立撰写）20. 商务语篇的翻译《中国翻译》， （独立撰写）21. 在学科的交汇点上——读《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04年第3期（独立撰写）22. 通俗文学对译者的挑战《中国翻译》（独立撰写）23. 口译教学中的相关语用链接，《上海翻译》（原上海科技翻译），2005年第2期（独立撰写）24. 当代英美通俗小说的译介与影响，《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独立撰写）25. 论译文用词的与时俱进，《中国科技翻译》，2005年第3期（独立撰写）26. 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中国翻译》（独立撰写）27. 翻译教学中的软肋及改进方向《上海翻译》（独立撰写）28. 外宣标语口号译文建构的语用修辞分析《福州大学学报》（独立撰写）29. 新版《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语用信息及其双语对照的必要性，《外语研究》（独立撰写）30. 语用与翻译中言语资源的得体利用《中国翻译》（独立撰写）31. 翻译教学中‘守土有责’意识的培养——中式英语遭追捧现象剖析，《上海翻译》，2010年第3期.32. 韦努蒂“异化”理论话语的修辞分析，《中国翻译》，2010年第4期.（该论文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3. 《于丹<论语>心得》英译本的修辞解读，《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34. 论译文话语的修辞力量，《中国外语》，2011年第3期35. 外宣翻译：从“新修辞”理论角度的思考，《东方翻译》，2011（5）8-13 双月刊36、汉英文化展馆说明文字的修辞对比与翻译，《上海翻译》，2012（1），29-33 双月刊37、对德国翻译功能目的论的修辞反思，《外语研究》，2012（1），91-95 双月刊
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王楠（中华书局编辑） 来源:《史学月刊》 中国学世界化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更深层次的表现。对世界范围内汉学研究论著的关注、介绍乃至翻译，正是所有人文学者不能回避，且应积极参与之事，如此方可预学术之流。近些年伴随着《世界汉学》、《法国汉学》等专刊，海外中国学论著等丛书的相继出版，一批位于学术前沿的，用新理论、新方法重新整理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外研究成果开始得到相应地重视和有系统地引进，借此"翻译"之桥，中外学者关于"国学"诸种问题的讨论有了质的飞跃。但伴随着这种交流，"汉学论著翻译"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翻译的新内容，面临考验，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一些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 在我看来问题出于两方面：一，汉学论著翻译著作既非文艺作品，也不是科技论文，但它兼具艺术性和科学性。对它的翻译要求译者的专业功力和外语水平同样不凡。而目前我们的一些译者往往偏重一面，或者满腹经纶但译文晦涩，全失原作的风格；或者行文流畅但疏漏百出，使原意走样，不免贻笑大方。二，由于这项工作方兴未艾，既缺乏经验的累积，又尚未形成一定的规范和原则，因而出现翻译作品的水平良莠不齐，译、校等编辑、出版流程较为混乱等问题。以下就我所见汉学论著翻译作品中的一些情状，尤其是审读美国学者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中译稿时发现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对翻译原则和规范的理解。 一．文化的还原 寻根溯源是汉学论著翻译中不可忽视的技术问题之一。汉籍本身浩如烟海，文化内涵又广博精深，海外学者对它的征引宛若随意采撷，典故难寻；对它的解释或体认有时推陈出新，有时又似是而非，因此译文难于处理。所以文化上的，包括汉文人名、中文史料、历史背景的还原就成了首要问题被提了出来。 汉文人名的还原。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马克斯·韦伯所著《儒教与道教》一书在描述汉代儒士反对司马迁的重商思想时，把反对者"PenPiao"译为"彭彪"（第193页，注2），但实际上此人当为"班彪"。 又《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艾尔曼著，赵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8页，倒数第1行："储同舒（音译，Ch'uTung-Tsu）《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此处把"Ch'uTung-Tsu"误译为"储同舒"，实际应为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历史学专家，著有《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47年）一书的"瞿同祖"先生。 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1998年）一书中第172页有语："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风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文中"可敦"即指辽国萧后，那么中国大臣当为"韩延徽"，不知译成"汉延惠"的史料来源是什么？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原文页765，注9，VillageandtownlifeinChina（《中国的城乡生活》）著者为和。此处的原著者显然是中国人名的简写，译者仅译为（郎）。笔者作为此书的责编之一先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的英文版，著者的全名写成T'aoLiKung和LiangYu-kao。又阅读此书的《序言》得知，两人均为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学者，此书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生活。此书出版之后，T'aoLiKung回国任教，而LiangYu-kao则留在英伦。既然.T'aoLiKung已回到本国，那么《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应该有其一席之地。果然T'aoLiKung即是中国社会科学家北大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陶孟和（陶氏字以行，1888—1960年）的原名"陶履恭"的音译。查找LiangYu-kao更加困难，因为其始终旅居国外，本国很可能没有介绍他的专文。只好仍以陶氏为线索，终于在多卷本的辞书《北大人》中查到《中国的城乡生活》另一作者LiangYu-kao的中文名为"梁宇皋"。 类似情况还有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页，文下注②："见于君芳《Chung-fenMing-pen与禅》，载陈学霖与狄百瑞编《元代思想：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2年）"。此处未译的"Chung-fenMing-pen"应为元代禅师"明本（字中峰）"，英文遂写成"中峰明本"。有关资料可参考《元故天目山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中峰和尚行录》和《天目中峰广录》。（见《碛砂藏》589-591册；或参见《天目明本禅师杂录》三卷，《续藏经》2-27-4，商务印书馆，民国初年。） 同人名的还原一样，中文书刊名称的还原也需要谨慎核对。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译者把"TsingHuaJournalofChineseStudies"译为《京华中国研究学刊》。在遍查材料未获后，才以其中的一篇论文为线索查知此刊应该是《清华学报》。 材料的还原。刘东先生所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89有文曰："在古代，上流社会中流行一种习俗：每10天洗一次澡，而‘沐日'也可作为官员们归休不视事政事的借口。......而有关洗浴的中文词也就得到了‘十天之期'的涵义，‘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分别意指着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译注：此词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此处典故可以在《初学记》、《唐会要》卷82《休假》，尤其是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3《时序·三澣》中找到："唐制，官吏十日一休沐，沐为沐涤，故一月有三澣。后以上澣、中澣、下澣称一个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像刘东先生这样的知名学者在译文中尚且出现此种搁置情况，可见史实还原之难。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preliminaryaddress"作"疏意"，审读译文时未查到出处。但根据文意应为"序言"的同义词，即"疏头"：僧道拜忏时焚化的祝告文，上写主人姓名及拜忏缘由等。（参见《辞源》页2130；《汉语大辞典》第8册，页508）改"疏意"为"疏头"既比较符合原意，且更准确。 又此书页724，注4，把《清朝文献通考》和《清朝通典》简称为《通考》和《通典》。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四部书，应根据历史学规范简写成《清通考》和《清通典》，不致误导读者。 在审读《法国汉学》第四辑中有如下译文："在上引《隋书·经籍志》中所记述的道教仪式之外，还用一种不太肯定的口气记录了一种道士们所宣称但却未必如此的箓的古代传说。（中略）虽然隋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了这个不太可能的道教的说法，（中略）很难证实隋代的编年史学家们......"《隋书》是唐代史学家编纂的，此处应改为"隋史的编纂者"或"唐代的历史学家"。同类者尚有侯旭东在《误译丛生的一部书——〈佛教征服中国〉中译本琐谈》（载《中华读书报》）文中的举例："如原书页19‘intheHou-Hanchi,afourthcenturyhistoryoftheLaterHandynasty,'中译作‘在记载公元4世纪后汉历史的《后汉记》中，'（页29）令人啼笑皆非。按《后汉纪》（译文作‘记'误）为东晋人袁宏作，书成于四世纪，而后汉亡于三世纪初，中译应作‘在《后汉纪》——4世纪成书的关于后汉的史籍——中'"。这种常识性史料还原的错误应在译文中绝对杜绝。 对背景文化还原的难度还应在前两者之上。因为背景知识准确的掌握不仅包括对史实的确切了解，更需要的是一种文化感，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且能心领神会，并运用自如。不止是一个词，一段话的索骥，而应把文化内涵整个地融入行文之中，至此才使译文达到风格上的忠实与流畅。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句原文"Within，theprincipalpalaceswerearrangedonanorthsouthaxis......"，原译为"（故宫）各大宫殿按南北向轴心排列"。这容易引起歧异。事实上，原作者不是想强调宫殿的南北对称，或者是要说明所有宫殿都是南北排列。因此译为"重要的宫殿座落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就更明了。又同书"Confuciancommentators"译作"儒家评论家"也不能算错，但"清议"一词可能比较符合传统，也更典雅。又比如称南方地区下级管事者为"teacher"，译作"蒙师"不如"师爷"确切。 袁筱一等译法国马丁·莫内斯蒂埃著《人类死刑大观》（漓江出版社，1999年）第340、341页两副插图下的注文分别为"西方军事势力代表对‘拳击手'施斩首刑"和"拳王的斩首刑（中国，1901年）。"。"boxer"在此处不应直译为"拳击手"，而是专指1900年前后中国民间反侵略组织"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一词。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2页注72"见L·S·杨的两篇文章，......收入的《汉学中的远行》（ExcursioninSinology）"。"L·S·杨"即杨联升。1"Excursion"一词本身有远行之意，但用在中国书籍和文章的名称当中，应释作"短文"，又可引申来表达中文特有的文体"赋"、"策"等。如苏东坡《赤壁赋》，英国名汉学家翟理斯（）把它翻译成"AnExcursionBelowtheRedWall"，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李杏村则译为"AnExcursiontotheScorchedCliff"，都使用"Excursion"表示"赋"一词。所以杨联升"ExcursioninSinology"一书或译成《汉学散策》可能更为恰当。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5和1997年由不同译者翻译了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仅从两书一些章节标题翻译文字的差异就可想象其内容的大相径庭。第5章第4节，江苏版译为"儒家教育在社会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商务版则为"儒家教育在社会学教育类型中的地位"，两书所提概念绝对不属于同一学科范畴。又如第6章第12节前者译为"早期儒学的激越"；后者为"早期儒学的悲歌"，孰是孰非难以明确，且会令读者啼笑皆非。 当然细读所译内容，其中是有高下之分的。如江苏版译为："同样的，一个人能否像非士人阶层那样在祖庙中享有一个祖宗牌位，也取决于其官阶。甚至连城市之神在众神中的地位都得看此一城市官员的级别而定。"（页138）；商务版则译："倒是正好反过来：一个人的官品决定着他是否能有祖庙（没读过书的人只有一个祖宗牌位），祖庙中能供多少祖先。就连万神庙里城隍的级别也取决于该城父母官的官品。" 又如，江苏版译为："宋代的常备军，除了‘近卫军'以外，尚有由地方军队和民兵组成的两个编队，但它们一旦融合之后，便告瓦解。"（页92）；商务版则译："宋朝统治时期，除了地方军（厢军）和民兵（乡兵）这两支互相融合而衰亡了的军队以外，还有作为常备军的‘禁军'。"（页129） 再有，江苏版译为："王安石于1086年死后被封为圣徒，受人供奉，而在12世纪，对他的供奉连同圣徒的称号统统被取消了。"（页93）；商务版则译："他（1086年）死后的封号和祭奠安排，在12世纪又被取消了。"（页131） 把"城隍"译为"城市之神"，"禁军"译为"近卫军"，"地方军队"和"民兵"不说明特指中国传统文献所称的"厢军"和"乡兵"，从行文上还可勉强接受的话，那么把王安石说成是"圣徒"则甚为乖谬了。文化所囊括的内容既宽泛又细微，因此对它的还原绝非易事，非学养深厚、细心琢磨不可为之。 二．形式上的统一 讲求学术规范是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与扩大学术交流领域和层面的基底。汉学论著翻译作为学术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否则就会降低其价值，甚至误导读者。 形式问题之一：在审读汉学译著时，历来把核对有关海外学者的名号与著述题目的看作是译文的关键，也是难点。目前所遵循的原则是：国外汉学家已有汉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中译法的应遵从；其他所有外国人名都应以通用字典，尤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各国人名译法辞典为据，并在首次出现时用括号标出原文。专著或论文的题目也当如是处理。如法国汉学家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席佩尔"、"史波儿"、"施博尔"。在参加了一次Schipper在京举办的讲座中，我才知道他的正式中文名字是"施舟人"。又比如《美国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54页把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以擅长中国语言学和历史学闻名、撰写过《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的蒲立本先生（EdwinGeorgePulleyblank）译作"普利布兰克"。《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一书的著者Schafer被翻译为"谢弗"，其实他有中文名字，叫"薛爱华"。 或者过分强调译名的精确度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中文是不同于西方表音字母文字的一种音、形、义相结合的表意文字，每一个汉字都有固定的含义，通假和转注则有特别的规定。就算在阅读姓氏名称时，出现同音异形的字，也会被认为是指示不同的人物或事物。使用此种与西文截然不同文字的中国人在阅读时也养成了更重视识别文字字形而不是读音的习惯。而且长期以来汉语对外来词的消融力是古今一贯的，并形成了以意译为主或意译与音译杂糅的翻译规律。2这种意译法的使用更加强调字符形态与音读对应的确定性和准确度。所以译者采用了不同译名来反映一个人或一件事物，就会误导读者，即翻译时差之毫厘，理解时必然谬以千里。 又如，《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的译者把日本学者林友春的论著译为"《元明时期的学堂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而且出版地未译出。但核对了日文原著才知，其名当为《元明时代的书院教育》载《近世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出版。同样的错误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第222页也出现了。日本中国学者及其论述往往夹杂中文或者全部使用中文，这既为译者提供了方便，又增加了工作量，因为稍稍疏忽就可能因未查检而出现译文不准确的情况。 形式问题之二：对史料翻译形式的规范化处理是衡量译者学术水准的标尺。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中译本则较好地体现了形式统一、内容充实的原则。文中所有涉及中文史料的地方，译者都先根据外文把原著者对这段史料的理解文字忠实译出；再把原始的中文史料附见于后，并改变字体，用括号括出以示区别。例如：此书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8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做科学的解释和推广。 樊迟请求学农，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农民。'他又请求学园艺，孔子说：‘我比不上老园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这本来可以认为是对传统技术人员的谦虚态度，然而不幸的是： 樊迟走后，孔子说：‘樊迟真是一个眼界狭窄的人！......如果一个君主或官长喜好良好的习俗、正义和真诚，人民就会背负着他们的孩子从各地都来归附他。这样，他还需要知道怎样去务农吗？'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又如何兆武、何冰两位先生所译狄百瑞《东亚的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也采取类似的格式。随举一例： "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这一事实：人是生来就有欲望的，当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人就必定要追求它们。当这种追求进行得没有限度或分寸时，必定会发生争执。随着混乱就出现了耗竭。古代的君主憎恨这种混乱，就把礼和正当性加以法典化而设立必要的限制，于是欲望就会得到调剂而他们的追求也就得到了满足。他们以这种方式使得欲望不会被事物无限扩大，而事物也不会因欲望无度所耗竭。从而这两者可以互相配合而共同滋长。礼就是从这里来的。（《荀子集解·礼论第十九》第一章）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第十九》第一章]"（第13页） 全书均沿用此格式的意义有二：其一.对中国古文的解释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国内也并没有任何称得上是绝对权威的译注，学者们的新知灼见往往正基于对文本的深入解读。因此国外学者对原始材料的重译，既兴许是误读也很可能是变换角度，用有别于传统的思维方式重新阐释原典，不容忽视或省译。其二.附之原始材料及出处则更方便了读者，使读者对原著的水平有直接的对比和判断而省却了检索的麻烦。当然这也是使译者更能吃透原文，忠实原著的必要手段和过程。 形式问题之三：上文所提到的江苏人民版和商务版的所译韦伯《儒教与道教》的两部译著，前者未附任何参考文献目录和索引，后者则附有译名表，这在使用价值上有明显差别。 青海人民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在1991年和1998年出版了法国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中译本。商务本把法文原书的脚注和书末索引全部翻译过来，而青海本在增加《著者参考书目》的同时写道："本书作者格鲁塞在编写其书过程中曾参考了大量西欧出版的史学著作与有关东方学的论文，为了说明资料的出处，他在各页注脚内简略地提到著作的书名与页码。我们认为这种注脚对汉文译本的读者是多余的，首先那些资料是很难找到的，其次在印刷上也有许多困难。......"（第589页）青海本的译者魏英帮先生亲聆过格鲁塞教授讲授的《远东史》，所以增补的《著者参考书目》肯定极具价值，但参照商务本就可得知被青海本省略的原书脚注的学术含量仍旧丰富，因此决不"多余"。如此情况还在青海出版社1998年根据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的遗产》译著的《东方的文明》一书中出现，脚注一律未译，这总与此书较好的文字翻译质量不相匹配，并且无法让读者得知其书使用材料的来龙去脉。 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二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 2.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欧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中《〈柳毅传〉及其类同故事》一篇注14（第255页），把编写《唐大诏令集》的"宋敏求"，误印为"宋敏秋"；注55（第257页），叶德辉《双梅景暗丛书》排成《双梅景暗业书》；注57（第258页）撰写《唐会要》的王溥，印成"王蒲"。由于审核的疏忽使译作白璧微瑕是非常遗憾的事，也只能俟再版时弥补了。 四．翻译与研究的统一 不言而喻，优秀的翻译著作应达到翻译与研究的完美结合。因为译者如果是某一领域的专家，那么他翻译这一领域中的外国著作就会在占有材料和了解新的学术动态方面胜人一筹，得以与原著者并驾齐驱，甚至可以作高屋建瓴的评判。如陈裕菁在翻译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54年）的《序言》中写到："纪元十二年夏，日长无俚，汇全文译之。参稽考订，几忘溽热。既成，觉尚有余蕴，因不揣简陋，发箧陈书，妄
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是目前国内汉学方面唯一有正式刊号的学术刊物。她的编辑部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主编刘梦溪，副主编任大援。《世界汉学》是世界各国汉学家的园地，她同德、英、俄、美、日、荷兰、瑞典、葡萄牙、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汉学机构，有广泛联系，并有许多资深汉学家出任国际编委。《世界汉学》——办刊及其目的：是给关切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事实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各国汉学家，提供一个自由演说的园地，祈望以汉语的方式建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沟通与对话，建构国际汉学研究的学术桥梁，为实现在21世纪的共同梦想而尽绵薄之力。世界汉学的刊首语是：“为了中国、为了过去与未来，为了东方与西方。”《世界汉学》是研究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和传统，交流汉学研究的经验，传递汉学研究最新讯息的资讯性、知识性、研究性、国际性的学术刊物。选题包括：l、研究与介绍世界各国汉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过程，梳理传统，总结经验；2、介绍世界各国主要的汉学机构、汉学期刊和相关的出版物；3、推介世界各国著名的汉学家，包括介绍其生平、履历和学术成就；4、介绍和推荐不同历史时期具代表性的汉学著作、研究论文；5、介绍和交流各国汉学研究的最新资讯、学术动态；6、对世界各国汉学的传统、资源、观念、方法作比较研究；7、探讨世界汉学在21世纪的走向及发展前景展望；8、刊载与汉学相关的文物及机构、人物、刊物、著作的图版和书影。《世界汉学》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7—0028国内刊号为CN11-2604/G2国际大16开本每年出版2期，每期约30万字分别于5月、11月出版北京新源里西一楼B座《世界汉学》杂志社编辑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世界汉学杂志社地 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美术设计：吕敬人梁毅凡排版制作：世界汉学编辑部世界汉学-创刊号-目录：世界汉学（第一期）World Sinology?( Contents of First Issue)【汉学新视域】本土经验的全球意义——为《世界汉学》创刊访杜维明教授 （周勤）汉学与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变异的概观与评价（王铭铭）【日本汉学专页】汉学的临界点——日本汉学引发的思考 （孙歌）论竹内好——关于他的思想、方法、态度 [日]代田知明日本文坛三闻人——近代日本儒学史主流派学者述评 （严绍璗）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与现代中国学部——访日本爱知大学加加美光行教授 （张萍 ）【法国汉学】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 [法]汪德迈 程艾兰法国20世纪对中国史的研究 [法]鲁林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 [法]马克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法]郭立英【美国与中国】中国史大师费正清 [美]钱金保理解过去的三个途径：——作为事件、经验和神化的义和团 [美]柯文【汉学史研究】古代汉学的萌芽时期——葡萄牙人对中国的论述 （万明）十六世纪葡萄牙的中国观 [澳门]吴志良【汉学家】安特生在中国华北的考古活动 （张静河）艾兰博士的汉学研究 （张海燕）【人物与书评】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些断想 （黄平）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 （余英时）《东西方汉学思想史》寄语 [日]三浦国雄为了法国与中国的文化因缘----译坛骁将耿升 （谢方）【汉学机构掠影】法国汉学研究所 （戴仁）海德堡大学汉学系 （萧瑟）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及其汉学研究（杨慧林）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在国古籍藏书 （沈津）日本与中国学有关的学会和研究会 [日]代田智明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 [日]绪形康【汉学研究动态】“现代中国文学场”国际研讨会 （荷兰）贺麦晓“中西文化关键词”计划 （任可）“海外汉学研究现状及其对策研讨会 （张西平）80年代以来国内汉学出版物一瞥 （任大援）（二）、世界汉学世界汉学，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又称中国学。世界汉学，与汉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概念。汉代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因而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为汉学。中国学，也称“中国研究”、“汉学”。国外对中国研究的统称。有广狭两义。广义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政治、经济、艺术、语言等各门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指研究中国的文献、语言和文学。在现阶段，中国学的研究重心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世界汉学，研究对象：从世界汉学发展的历史和研究成果看，其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汉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实际上是研究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整个中国的学问。由于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而且世界汉学最初发轫于汉语文领域，因而学术界一直将世界汉学的名称沿用下来。也有学者用中国学来称呼传统的汉学。世界汉学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汉学，包括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狭义的世界汉学，只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语言文字等部分社会科学，诸如传统的版本、目录、校勘、音韵、训诂、考证等。从课题方面看，世界汉学，已涉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发生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从学科体系看，世界汉学已经囊括了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所有知识形态。世界汉学，学科历史：汉学的产生发展，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有联系，又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普遍发展相关联。一般认为，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的教士的著述中。400余年里，汉学经历了发轫期、确立期、发展期和繁荣期4个阶段：（1）世界汉学发轫期（16世纪末-17世纪末） 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早在古希腊就已开始。但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则始于16世纪末。第一本专门讲述中国的书是1585年在罗马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门萨多著）。该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有影响的早期著作还有《中华帝国志》、《中国改朝及中国基督教现状》、《中国度量衡考》等。这些著作大多出自教士之手，对中国的研究流于表面，缺乏系统性。（2）世界汉学确立期（18世纪初-19世纪初） 18世纪初清王朝和罗马教皇有“仪礼”之争，刺激西方各派传教士对中国礼俗和文化的研究。尤其是法王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科学院派来的优秀传教士，拟定了具体而系统的中国研究项目：中国的天文学和地理学史；中国古今通史；汉字的起源；中国的动植物和医学等自然科学史；中国各门艺术的历史；中国现状 ，国家治安、政局和习俗，矿产和物产等。其结果出现了一批汉学成果：《中国仪礼论》（李明）、《鞑靼史》（刘应）、《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马约瑟）、《中国通史》（冯秉正）、《 成吉思汗及蒙古史 》（宋君荣）、《大唐史纲》（宋君荣）。而作为18世纪汉学双璧的是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共 4 卷）、当时北京教士研究中国成果汇集《中国杂纂》（共16册）。在18世纪法国教士汉学 成果的 基础上，19世纪初出 现了法国雷慕沙（1788～1832）和德国克拉勃罗德（1788～1830）两位博学多才的汉学大师。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宗教、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两人于1818年联合发起成立亚洲协会 ，发行期刊《亚洲学报》，主要刊发汉学研究成果。随后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1823），刊《皇家亚洲学会会报》。以此为标志，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确立。（3）世界汉学发展期（19世纪中后期）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试图将中国殖民化，与中国政府发生政治、军事冲突的时期。西方各国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改变了法国垄断汉学的局面。英国、荷兰、德国、瑞典、奥地利、俄国都有一批卓有成绩的汉学家：法国继雷慕沙之后有儒莲、毕瓯、巴参，荷兰有霍夫门、施古德，德国有奚伯尔特、晓特、甲柏连，英国有理雅格、毕尔、卫烈亚力，俄国有萨哈诺夫、帕底雷阿斯 、白莱脱胥乃德、伊凡诺夫斯基，瑞典有多桑，匈牙利有乔玛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晓特的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仍有价值，毕尔开中国佛教文献学的先河，乔玛成为公认的藏学创始人。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是不少汉学家集中毕生精力翻译中国古代典籍，译文水平较前有大幅度提高。如牛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理雅格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力求准确地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诗经》、《孟子》、《 春秋左传 》、《 易经 》、《孝经》、《道德经》和《离骚》，成为汉籍西译大家。（4）世界汉学繁荣期（20世纪-现在） 20世纪近百年的汉学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初期，甘肃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其中保存大量古代汉文、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一些汉学家来到敦煌考察，并掠走大批文物文献。这批珍贵的文物文献令汉学界震惊。以此为契机，促进汉学研究的新发展。西方一些大学纷纷设立汉学课程，成立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出版专门的汉学研究期刊。如法国巴黎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荷兰汉学研究会、莱顿大学中国研究所、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美国中国研究所、美国中国学会、美国汉学促进委员会、日本支那学社、日本中国研究所、日本中国学会，前苏联中国学家协会等。此外还有藏学和敦煌学的一些专门组织、机构，这些汉学机构或团体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门汉学杂志。还有研究东方或亚洲的学术刊物也是发表汉学成果的重要阵地。世界汉学概况：世界汉学可分为三大板块：周边国家的汉学、俄罗斯汉学和西方汉学：（1）、周边国家的汉学：主要是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日本文学来说，它接受中国较早，不仅借用中国的语言符号，而且刻意模仿中国古典诗文的内容和形式：袭取意匠，因承手法，摹拟题目，采撷成句。这种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被称作汉文学，后来才有了以假名创作的文学——和文学。所以，日本的学术也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他们的汉学研究以编纂、译注、训诂、考证、梳理发展史为特色。（2）、俄罗斯汉学：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一方面面向西欧，间接获得汉学信息，一方面注重发展该国的汉学研究。它视野阔大，兼顾东方和西方。十月革命后，以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研究中国，也是它的特色。（3）、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具有浓重的西方学术的色彩，与日韩汉学、俄苏汉学相比，它有着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有如下数端：中西文化属异质文化，西方接受中国颇多曲折，汉学研究忠实地记录或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程；西方学术不断求变，代有新学，这也影响到了汉学研究，如撰写中国文学通史、敦煌学研究、中亚交通史研究等等，均早于国内同类研究；西方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极为活跃，它明确反映出“西论中用”是否可行，如何正确操作，可为国内研究提供借鉴。相关词汇链接：国学：该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又称国故，可译“ GuoXue ”（音译）、“ Sinology ”(意译，指中国学， 汉学 ，因无别于汉族学而有争议)。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主要是根据胡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化和学术成就，包括 历史 、 思想 、 哲学 、 地理 、 政治 、 经济 乃至书画 、 音乐 、 术数 、 医学 、 星相 、 建筑 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另外国学还指学府 ，如太学、国子监。国学也是一门学问，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1920年代 始盛。简而言之，国学，就是中国学，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明。此后朝代更替，国学逐步由小学演变为高等学府。国故学：相对于洋学，而有国学，国故学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中国学、汉学。国学一个特点是概念模糊性。国学原指国家学府，如太学、国子监。国学指学问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孙诒让《周礼.正义》：“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周代的“国学”只是国家所办的“贵族子弟学校”。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是国学的外延。国学又可称国故，是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构成了恢弘的经、史、子、集四部。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中国学、汉学、汉族学）。狭义：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广义：“中国皠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说法而拓展外延和内涵，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为根基，涵盖（两汉）经学 、 （魏晋）玄学 、（隋唐）道学、 （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 、 （元曲）与（明清）小说 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 、学术体系。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标化和学术成就，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书画、音乐、术数、医学、星相、建筑都是国学范畴。国学严格定义，目前为止，学界没统一界定。汉族学：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正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一方面要恢复和弘扬本民族固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形成有本民族特色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还要追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早日融入国际社会。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汉族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人口太多，生活太差，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在经济或是文化上，汉族仍然属于弱势民族。不少汉人缺乏民族意识，对历史知之甚少，再加上当前社会思想衰微，学术陵夷，所以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已是不绝如缕。因此提议，创建一门全新的学科——汉族学。汉族学的任务旨在研究汉族的过去、现状和将来。这将是一门涉及多个学术领域的交叉学科。大体可分三部分：汉族文化学：汉族社会学汉族未来学。文化学研究汉人的历史与文化，继承并利用先人的文化遗产，塑造当代汉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社会学专门研究汉人的身体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思想方式和行为习惯，展示汉族的生存状况，指出问题，并研究解决办法；未来学给合国际形势，探讨汉族今后的发展走向以及在世界的地位等。中学：清末称中国传统的学术（区别于“西学”）。西学亦称“新学”。与“中学”相对。泛指西方文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特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成为当时先进人士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根据。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美国教育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特征，除政府拨款、学费外，社会捐赠、学校服务社会的收入也占有很大比例。美国是一个地方分权国家，全国没有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教育的责任多在州与地方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对教育政策的制定、经费的投入负有直接而重要的责任。 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主体是地方学区 美国的农村指乡镇。美国对教育按学区进行独立管理，学区是各州内为管理、监督、检查学校教育工作的需要而划分的特别专区，州政府授权学区委员会管理学区内的学校教育。学区的设置在城市大体与市相当，在农村大体与乡镇相当，不过两者的界限不一定完全相符。但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为教育而划分的区域被统称为学区，并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 在美国，教育是各州的保留权力。中小学教育行政权属于各州而不是联邦。而在美国的实际教育制度中，州又将中小学运行的管理权交给地方学区。因此，在美国，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管理责任和投资主体在基层地方政府即学区。学区拥有独立征税权，财产税一度成为学区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教育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例也较大。 州政府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最大财源 二战后，在历史传统和现实发展的相互作用下，美国农村以学区投资为主、过于分散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趋势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加大了对地方学区财政拨款的力度。1979年以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发展，州政府对学区基础教育的财政支持开始超过学区征收的财产税，成为农村义务教育的最大财源。 义务教育地区差异较大 综观美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和现状，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联邦与各州之间在控制和反控制方面诸多的矛盾和戒备，影响了在教育投入方面许多问题的解决，包括投入的规模和特别扶持政策等。第二，由于各州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差异，所以义务教育的投入水平存在不平衡现象。第三，由于义务教育的投资渠道是多方面的，投资水平与程度是不标准的、起伏不定的，这给地方乃至学校的预算决算带来一些不稳定因素。第四，由于美国义务教育经费很大比例是由学区承担的，而学区教育经费来源又主要是依靠本地区居民的财产税，因地区贫富不平衡而出现的资金差异和民众负担成为实际的困难和问题摘要 随着国家课程改革的进行，对校本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引起基础教育理论界以及学校方面的重视。本文以生物学实验教学为主题对我校校本课程开发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依据课程理论和生物学学科特点确定了生物校本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主要内容、教学组织方式以及适于本课程特点的考核评价方式，并在教学实践进行了相应的尝试。此外，对高一年级生物选修课结果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 校本课程 生物学实验 一． 概述 近年来，随着国家课程改革的深入，校本课程进入学校，对校本课程以及校本课程开发的有关问题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一些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也参与到这一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活动中。 1． 校本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 校本课程与校本课程开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校本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有不同的表述，目前国内学者大多接受以下的观点。 校本课程是指学校在保证国家和地方课程的基本质量的前提下，通过对本校学生的需求进行科学评估，充分利用当地社区和学校课程资源而开发的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崔允 郭，1999）。校本课程通常是由学校的校长、教师来决策，采取“实践——评估——开发”的课程开发的模式，实施“问题解决”即“自上而下”的政策，以满足不同社区、学校、学生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因而具有一定的适应性与参与性（崔允 郭，1999）。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所不同的是，校本课程主要集中体现“以学校为本”的理念，强调课程的开放性、民主性、参与性，强调交流与合作。 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思想，结合教育教学实际，自主进行课程开发的行为。校本课程开发涉及学校教育经验的各个方面（崔允 郭，1999）。也有学者（徐玉珍，2001）从新课程开发的策略、课程管理制度的变革、课程改革的新模式、构建学校特色以及国家课程开发的补充等方面对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做了更明确的界定。认为校本课程开发“是在学校现场发生的，以国家及地方制定的课程纲要的基本精神为指导，依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以及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由学校成员自愿、自主、独立或与校外团体或个人合作开展的，旨在满足本校所有学生学习需求的一切形式的课程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课程改革的过程。同时，徐玉珍强调了校本课程开发的两个基本点和两个必须。两个基本点是“学校为本”与“课程开发”。两个必须是指在课程内容方面必须考虑到校本课程所隐含的新的教育理念和课程假设，必须考虑我国的国情、语言习惯以及中小学教育的实际。 2． 国内外校本课程的发展与现状 自从近代学校制度建立以来，课程开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传统。 一种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典型的国家课程开发传统。法国自拿破仑统治的时代开始，一直是由中央政府颁布指令性教育计划与课程时间表以及全国考试涉及的范围。德国在18世纪末对学校课程设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具体规定了义务教育的科目以及各科目教学所需的课时，阐明了教学目标、内容、方法和阅读作业。在这样的指令性课程标准与统一的外部考试制度下，学校的教学工作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教师很少有自由行动的余地。 另一种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非集中制的课程开发传统，这种课程开发形式把部分甚至全部课程决策权下放到学校。美国的教育属州政府的职权范围，在课程方面，课程决策的所有权力都属于地方，地方有赋予学校在课程事务上的自主权。由于学区和学校的自主权很大，校本课程一直是课程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英国的教育制度一直秉承学校自主的传统。由于法律规定课程设计的权力归地方教育当局和个别学校团体所有，在很长一段历史上，中央教育机构很少介入课程事务。 从西方国家近两百年的课程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课程的开发传统是与其课程行政体制有关的，课程行政体制决定了国家、地方和学校之间课程决策上的权力分配结构。两类课程体制各有利弊。国家课程开发在解决课程的基础性与统一性方面具有优势，而校本课程开发则利于尊重学校环境和学校师生的独特性和差异性。 50年代末，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教育系统都推行了由国家发起的大规模的课程改革——新课程运动，由国家组织各方面专家协同开发真正高质量的课程，其目的是实现课程的标准化、统一化。新课程运动具有这样的基本教学教育理念：教学的基本主题是学科结构，经过科学地组织的学科包括了社会需要的全部知识。与原有课程包含大量使用知识不同的是，新课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包含最新信息的、逻辑严密的学科全貌，其内容强调作为学科结构基础的关键性概念和清晰观点，教学重点是使学生在获得现成知识的同时，学会探究新知识的方法，并通过科学发现活动增加对科学家工作的兴趣。（崔允 郭，1999） 在这一课程运动中，英美两国表现尤为突出，两国课程开发者都认同了新课程运动的基本理念，认为过多地把课程权力交给学校与教师是导致教育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真正高质量的课程应该由国家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协同开发。西方的新课程计划由专家研究课程制度，新课程开发所涉及的教材等由中央教育部门等组织力量集中开发。 但这一改革由于种种原因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除了教师方面的种种原因外，“新课程运动”暴露了国家课程开发的缺陷，其中主要是由于课程开发集权引起的。这种模式使课程开发系统与课程实施系统隔离开来，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无法清楚的了解新课程的意图和课程目标中每一个细微的革新因素。而新课程的推行要求课程实施者改变他们的教学习惯，对课程重点、学习空间，乃至自己的行为方式等进行一系列的重新组织。这一过程涉及许多实际问题，课程开发者往往与实施者缺乏交流、合作，无法把隐含在课程中的一些基本假设、价值取向传递给实施者，并根据学校实际情况提供有利于实施的建议。 70、80年代，非集权化课程决策在许多国家再次得到重视。80年代以来，学校所处的环境日益复杂化，其变化速度日益加快。学校要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需要对环境做出最敏锐的反应。校本课程恰好能够适应这一要求。一向实施国家课程开发模式的国家，也开始意识到需要提供地方和学校层次在课程事务上的主动权，纷纷出台了有关的课程政策。 我国建国后，为保证基础教育的共同质量，便于管理和评价，采用的是原苏联三、四十年代的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模式。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校本课程引起教育界许多理论工作者的关注，校本课程开发也受到一些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的重视。这些学校意识到校本课程对学生的发展、学校办有特色以及教师的培养提高都有重要作用，因而积极对适于本校的校本课程或对原有的选修课、活动课进行改造完善，形成自己学校的特色。目前，我国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与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 3． 校本课程开发的必要性与意义 （1）从课程结构改革认识校本课程开发的意义 如前所述，国家课程（包括地方课程）与学校课程各有利弊。为了学生的发展和国家对人才的需要，一个国家的课程需要几类课程恰当的结合。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指导纲要（讨论稿）提出在课程管理方面要“改革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倾向，建立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既保证基础教育的基本质量，又提高课程的适应性”。对于课程、教材的管理与开发，指导纲要规定了教育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学校所应承担的职责，其中学校的职责为“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依据教育部颁发的《学校课程管理与开发指南》，从实际出发，参与本社区学校课程具体实施方案的编制，同时，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和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学校有权力和责任反映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建立学校课程的内部评价机制，以保证学校课程的实施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在目标上的一致性。” 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的有关文件明确了今后若干年中基础教育的课程管理与开发模式，它不仅对于学校课程管理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也为学校以及教师参与课程改革提供了方向。但是由于校本课程开发在我国起步较晚，对校本课程的认识以及有关理论还很贫乏，学校对开发校本课程更缺少实践经验，所以，对校本课程有关问题深入研究，有利于我国校本课程的发展。这一工作需要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也需要学校一线教师的参与。 （2）校本课程有助于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发展 各个学校由于办学的历史、办学的条件、学生的来源、教师的水平等因素的差异形成了学校的差异。学校在组织课程时，既应该体现国家的意志，也应该尽可能满足学校的差异性和特点，使不同类型的学校具有各自的特点。 学生在发展中会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兴趣爱好使学生表现出其差异性。现代教育要求尊重学生的差异，教育要以学生发展为本，尽可能为学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校本课程直接指向差异。校本课程开发是以学校为主体，学校可以根据本学校教育资源以及学生发展需求开发多样化的课程，开发课程的内容、教学方法可以根据授课教师的特点和课程特点进行调整。校本课程可以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满足学校差异、学生差异对课程的需求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目标与内容、途径与方法、模式与机制比较以及国别比较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梳理这些成果和进展,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进展[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8)12-0021-0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30年来,学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目标与内容、途径与方法、模式与机制比较以及国别比较研究等方面。一、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研究什么”的问题,学界存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是以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比较为主要方法,研究与揭示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与特殊规律,判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学科。这一观点在苏崇德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教材之中也有所反映。也有学者认为,比较德育是以系统思维和多维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研究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德育,揭示各个德育系统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德育过程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以及发展趋势,探索德育系统化、社会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一门教育学科;比较德育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关于比较德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关于不同类型德育特征及德育过程的纵横向比较分析研究、关于德育系统的综合教育合力的机制研究、关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德育比较分析研究、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体系的研究等。也有学者认为,所谓比较德育,简单说来,就是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德育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点,从而揭示德育发展的共同规律,把握德育发展的趋势。有学者认为,比较德育是以比较方法作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德育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试图揭示影响它们发展的主要因素和条件,找出他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探索德育的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从而为改进和加强本国德育提供借鉴。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就是: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包括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去和现状、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方面、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方面。这是就世界范围内,对一种特定的内容,即对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比研究。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如何研究”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都适应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常用方法主要包括比较法、调查法和文献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区域研究和问题研究。有学者则认为,德育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据其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主要有阶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点上,通过比较来获取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对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包括通观比较的方法、专题比较的方法和综合比较的方法。有学者指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当前的比较方法而言,主要有通观比较、专题比较和综合比较三种方法,这些比较总体上属于异同性比较,要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推向新的高度,还需要进行评价性比较。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内容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选择,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对西方德育目标理论进行了探索,认为,西方德育目标理论基本上是沿袭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而展开的,“人本主义”强调以内在的、个人的发展,即个体需要为“标的”的德育目标“个体本位论”:“科学主义”则强调以适应外在的、社会的发展,即社会需要为宗旨的德育目标“社会本位论”。这两种思潮贯穿于西方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德育目标理论的探讨中。有学者指出,虽然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要求不同,各国的德育培养目标也存在差别,但国外在德育目标的主要内容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注重学生智力、潜能、技能的协调发展,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精神,重视学生个性的健全发展,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拓宽知识面,培养国际化人才;国外德育目标有着共同特征:鲜明的时代性、普遍的国际性、独特的民族性和全面的协调性。有学者分析了当代西方学校德育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之处,认为,即使同一国家不同类型的学校在德育目标上也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就建构方式而言,当代西方国家学校德育目标基本上是从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两个层次上来确立的。还有学者对中外高校德育培养目标进行了梳理和比较,总结了其中的共性及差异性,从中得到了几点启示,以期借鉴与吸收国外德育的成功经验,建立起符合新时期要求的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新格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比较,有学者对西方各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了梳理、比较和分析,认为,这些国家普遍注重爱国主义、宗法教育和道德教育,广泛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和调查访问等方法。有学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与我国中小学德育课程的考察和比较发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青少年德育课程有四个共同特点:课程目标注重民族性与国际性、课程设计突出人文性、课程内容体现综合性、课程编排与教学组织不乏灵活性,这对我国中小学德育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对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内容紧密联系现实社会和学生成长的实际,注重现实性和针对性;较好地解决了内容的层次性问题;教材不强求理论的系统性,即使是理论内容也尽可能表述得通俗易懂。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法的比较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比较,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中西方在学校、家庭、社会这三种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上的特点,总结了其共性和差异,指出了其经验和缺憾, 认为,借鉴西方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上的经验,我国要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开拓现代化、信息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学校德育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德育途径,如无灌输教育下的直接德育课程、德育在相关学科中的整合与渗透、蓬勃开展的心理咨询与培育工作、寓教于乐的校园文化活动、严格的学生日常道德行为管理、大众传媒和公共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借助宗教教育开展德育,我国学校德育要借鉴西方国家德育途径的经验,夯实和优化直接德育课程、加强德育途径实施中的隐性思考和全面渗透、将加强心理工作队伍建设和学生参与意识培养相结合、在学校德育实践中,着力培育德育的新途径。有学者则指出,在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在教育过程中,政府、学校、家庭、教会和大众传媒等广泛参与其中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教育机制和法律来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职能、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机构、家庭影响受教育者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被广泛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实现教育目标、传授教育内容,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学者认为,国外学校德育的方法主要包括:课堂讲授是传授德育知识的基本方法、课外校外活动是施行德育的重要形式、劳动教育是施行德育的必要途径、充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严明纪律,务实管理。有学者认为,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点是内容丰富,地位提高:途径广阔,方法灵活,借鉴别国经验,我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效益,坚持“意识形态化”,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将学校德育重点转移到发展道德思维和培养道德能力上来,加强社会大环境和其他方式的配合。有学者指出,国外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是注重学生在参与中获得道德发展,通过道德教育的立体网络对学生施加影响,主张“学校即社会”的开放德育观,重视心理辅导培养健全人格,借鉴国外的德育方法,要改变学生的受动地位,增强学生的主体性:整合德育力量,改变学校势单力薄的局面:转变封闭的德育观,探索开放德育新思路;从育“心”做起,引领学生健康成长。五、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与机制比较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客观地了解、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横向比较中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德育模式在世界范围中的坐标点,有助于改进和完善我国现存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早在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作了概要的比较。有学者认为,各国基于不同的道德教育理论建立了适合本国需要、独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模式,美国的道德教育模式一面向生活,学会生存;英国的德育模式——联系实际,体谅他人;日本的德育模式——丰富多彩,培养素质。国外德育发展的进程中所出现的主要趋势概括起来有:综合化倾向、适应性倾向、可操作性倾向、素质教育倾向、改革与发展倾向,这些方面很值得我们借鉴。有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和西方国家思想道德教育模式进行了梳理,认为,教育模式是随思想道德的内容和时代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建构的群众性自教与权威教育相结合的模式,面临新的形势需要改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国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发展新的教育模式;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是一个思想道德教育与工作学习相结合的模式,是一个民主法制模式,是一个群众参与模式。有学者认为,中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指导思想、工作机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队伍、工作法制化倾向、各自利弊诸方面存在系列差异,进行系统比较,对我国高校构建“适应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从当代中西情感性德育模式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当代中西情感性德育模式的同质性是由复杂的时代文化因素决定的,而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又决定二者各具特色。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的比较研究,有学者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进行了梳理,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参与主体的责任是否落实到位,只有建立在相互负责的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作用才能发挥到极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运行必然强调政府的责任,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的责任,企业的责任,大众媒体的责任,中介组织的责任,其他主体责任乃至受教育者个人的义务。有学者认为,国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机制建设,在社会教育机制建设上注重寓德于教,在社会激励评价机制建设上较有实践成效,在社会传播机制建设上注重熏陶和渗透教育,在社会咨询辅导机制建设上突出德育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机制建设上重视道德实践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在社会制约机制建设中,则体现了各自国家的价值观和道德包容度,国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机制建设中的实践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可操作性,注重双向互动,具有层次性,对于我国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具有深刻的实践启示。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别比较的研究1.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历史虽然较短,但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赴美留学,并组织了一些参观考察团赴美访问,学界也有很多学者关注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有学者在赴美考察后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注重政治意识的灌输和渗透,充分利用学校阵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利用各种社会设施进行政治、思想、道德的熏陶,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与各种管理手段、与经济利益、与法律纪律手段紧密结合。有学者发现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名有实”,其总的特点是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极强的社会适应性、浓厚的科学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广泛性;学校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政治导向上的明确、坚定、一贯和方法形式上的灵活、多样,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突出成效的主要经验。有学者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理论和整体形态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合格公民、传输意识形态、实现政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既取得很大的成效,推动了社会价值观的总体认同、促进了公民意识的不断发展、培养了爱国主义的基本情感、形成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直接统一的领导、导致政治冷漠的增强、引发利己主义的膨胀等。有学者对美国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考察,认为,美国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大体上有以下一些特点:爱国主义教育与行政权力的运作分别进行;理直气壮 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爱国的问题上不允许有杂音;爱国主义教育无孔不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传统的历史教育进行。美国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有许多可以借鉴吸取之处,但是,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存在着许多缺憾。一是教育的方法无论怎么巧妙,最终难以弥补教育宣传与现实中的民众信任的裂痕。二是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干涉,严重削弱了美国民众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叫思想政治教育在美国又称为公民教育。有学者对美国公民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探析,认为,公民教育是指民主社会中关于自治政府的教育,旨在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民主社会中公民教育的基本组成包括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美国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理论研究的策源地,其公民教育不仅对美国本土,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公民教育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培养民主社会的负责的公民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高校在公民教育方面探索出不同的教学模式,一是名著讨论模式,二是服务学习模式,三是将理论探讨和服务学习相结合的模式,这些模式对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2.关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日本作为迅速成长起来的亚洲国家,其经济发展为世界瞩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就有学者开始介绍日本企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日交流的增多,国内有不少学者研究日本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一些学者到日本参观访问,直接了解和接触了一些日本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有学者认为,日本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有明确的教育目的、“明朗、爱和、喜劳”的教育内容和具体、生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有学者分析了日本青少年德育的社会背景和青少年德育的运转机制,认为日本德育内容丰富、方法灵活,重视第二课堂,重视个性培养,强调学生自我教育,重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日本青少年德育是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综合治理。有学者认为,现代日本学校的全部德育活动是通过三个途径开展的,即专门的德育活动、各学科课程中的德育和特别活动中的德育,这三条途径在方法上具有不同的特点。有学者分析了日本德育的历史和现状,发现日本德育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色:以新思想传统为基础、具有不断西方化的趋势、东西合璧创造性地发展。有学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日本学校实施了以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劳动教育、个性教育以及国际化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诸多方面,给我国当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深刻的启示。有学者通过考察和了解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培养目标、主要内容、主要途径,认识到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集体主义作为指导,以民主、自由、个性等思想作为补充,极力培养出东西合璧式的人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前进,尤其日本思想政治教育中将本土理论和外来理论进行“东西合璧”的方法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集团主义”教育的精神,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不无借鉴之处。3.关于苏联及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苏联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突然在一夜之间解体,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很大,也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以深刻的教训。研究苏联及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开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对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和基本形式进行了总结,认为,苏联为了适应本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针对青少年的现状、特点和他们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思想倾向与社会问题,千方百计地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对青少年施加思想政治影响。有学者认为,长期的思想建设实践,形成了这一国家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些特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教育的序列化和形式的多样化。有学者认为,对全体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环节,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苏联学校的基本任务;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和道德教育为主体,以相互协调的教育内容、形式、手段和方法为配合,辅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相互合作,形成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教育体系:苏联学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校外活功,少先队及共青团组织、社会文化机构等多种途径进行。1991年,苏联解体,其社会主义制度倾覆,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留给世人的思索是凝重的。苏联解体后,我国学者开始认真总结其兴衰的经验教训。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失误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度集权和僵化的党政领导体制及因此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去权威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左”与极右,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僵化与西方价值观的泛滥,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应有作用;忽视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去了重要对象;不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空洞,方式方法简单;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导致人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使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现实说服力。伴随着俄罗斯的发展,在社会转型初期,俄罗斯社会的思想道德秩序一度陷入极端的混乱无序之中,传统价值观的合法性受到了公然的挑战。有学者认为,为了带领国家摆脱精神危机,俄罗斯的前两任总统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求,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不仅为思想道德教育建构了新的理论依托,重新恢复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而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俄罗斯思想道德教育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应对现实复杂挑战能力的不足,还将制约思想道德教育的健康发展,欲使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步入良性发展的轨迹,依然任重而道远。七、简要评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重点比较突出。比较注重研究一些热点问题,如在专题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内容、途径与方法等比较研究,在国别方面的中美、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2)与中国实际结合较为紧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注重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研究,很多都是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与总结,探讨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借鉴与启示。(3)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和突破。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中,学者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比较方法,有学者开始运用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运用案例的方法进行分析、运用统计的方法进行比较,体现了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与突破。30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硕成果,但是,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跨越式”发展相比,与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公民教育)比较研究相比,客观上看,研究还显得不够,有不少低层次重复研究的成果,还存在一些薄弱之处,需要加强和改进。(1)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当前,还有一些领域和问题研究还很不够或缺乏深入的探讨,如构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理论体系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公民教育)比较研究现状、发展中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需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研究方法需要更加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借鉴西方比较研究的新方法,等等。(3)研究对实践的影响亟待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发展必须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目前,不可否认,由于一些研究成果还处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层面,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性和操作性,理论研究对实践的影响还显得不足,因此,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学者们需要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一、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原则 明确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依据与原则是建立完善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前提。从美、英、法、日四国的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普遍坚持依据法律，注重公益，根据受益与能力以及兼顾公平与效率等四项基本原则确定经费的投入。 1．依法投入原则 发达国家普遍通过建立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建立与改进提供依据与保障。例如，日本通过《教育基本法》（1947）、《义务教育费国库负担法》（1952）、《公立学校设施费国库负担法》（1953）、《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1954）等，明确了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职责与分担项目及比例。针对均衡政策引起的公立教育活力下降等问题，2006年进一步修订《教育基本法》，规定向地方转移部分税收，同时将义务教育经费国库负担额由原来的1/2削减为1/3，并增加对身心残疾者给予必要支援的内容等。美、英、法等国自推行义务教育法以来，也连续颁布多项法案，明确并落实各级投入主体的责任。 2．公益性原则 义务教育作为纯公共产品的基础性、公共性与强“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在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国家，其经费应由政府公共财政予以保证。当今，义务教育提供的水平与质量已成为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民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各发达国家均将提供免费的、高质量的义务教育变成一项基本国策，使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与义务。例如，日本“二战”后的《宪法》与《教育基本法》规定“根据民主与教育机会均等两项基本原则来对本国教育体制进行改革”，推行从6岁到14岁，涵盖6年小学、3年初中的免费义务教育，其经费由中央、都道府县、市町村政府予以提供。美、英、法三国也尤为重视每个儿童均等受教育机会的实现，分别实施12年、11年、11年的免费义务教育。 3．受益与能力原则 受益原则与能力原则为教育经费投入主体确定中的基本准则。简单地说，受益原则即“根据受益水平确定负担水平”，能力原则即“根据能力水平确定负担水平”。义务教育属于基础教育的范畴，主要是公民教育，是任何公民必须接受的最基本的教育，国家是最大的受益方，因此必须由国家主导提供义务教育服务。同时，国家各级政府由于所获取的公共财政收入比例不同，负担能力也不同，获得财政收入多者应该负担更大的比例。美、英等国均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纳入国家政府财政预算，由公共财政支出予以保证。同时，根据中央税收为国家税收的主体这一特点，由中央政府承担主要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 4．公平与效率原则 追求公平、兼顾效率是各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一项基本准则。美、英、法、日四国一方面关注每一个适龄青少年儿童，特别是弱势群体学生平等受教育机会的实现，如美国的《NCLB法令》、英国《为所有人建立更高水准的教育，更好的学校——让家长和学生拥有更多选择》白皮书、日本的《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以及法国设立优先教育区等对处境不利群体学生进行扶持；另一方面，资助私立中小学发展，允许私立中小学按优质优价原则收取学费，同时改革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评价体制，激励公立、私立学校之间开展竞争，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提供多样化、优质的教育服务等。例如，美、英、法三国分别自1989年、1993年、1993年开始允许并鼓励家长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择校；美国许多地区允许一些专业组织或企业经营公立学校；日本鼓励公立学校开展“主体教育”、“个性教育”等。 二、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来源 经过近一个半世纪的努力，美、英、法、日四国均普及了9年～12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其经费投入的来源体现为：政府财政预算作为义务教育经费的绝对来源，中央或省级政府成为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各级政府分担提供义务教育投入的不同项目，其他多元渠道为义务教育经费的有效补充。 1．政府财政预算作为绝对来源 发达国家财政预算普遍提供了85%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例如，美国2004～2005年度中小学投入为4，亿美元，其中联邦、州、地方三级政府教育拨款占；英国2006～2007年度，中央、地方支出的义务教育经费达416亿英镑，几乎囊括了全部的义务教育经费，占该年全部教育总经费的。日本1997年义务教育经费中来源于国家和地方的财政经费，2000～2004年间中央、地方公共教育支出占全部教育支出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86%以上。与此同时，各国对公共教育投入的重视与三级教育经费投入的协调发展也为义务教育的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2004年美、英、法三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分别为、、，日本最低为；OECD国家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中小学、中学后及非高等教育占GDP的比例平均为；三级教育生均经费投入之比为1：：。 2．中央、省级政府的主要负担者 在普及义务教育的早期，各发达国家均不同程度地采取低重心的义务教育投入方式，地方政府负担了大部分的义务教育经费。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及社会民主、文明程度的加深，国家逐步将经费投入主体上移到中央（联邦）或省（州、都道府县）一级政府，中央、省（州）级政府承担起5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例如，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的地方学区为义务教育投入的主体，承担着80%以上的经费，之后州政府所占比重逐渐提高，到70年代末达到，超过了地方学区成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近年来州政府负担水平一直维持在47%左右，地方学区负担比例则下降至43%左右；同时，联邦政府负担比重也从1919～1920年度的上升到2004～2005年度的，联邦与州政府共同负担56%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英国中央政府直接教育拨款占公立中小学经费支出的比例从2000～2001年度的上升到2006～2007年度的，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最终负担了2/3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 3．按投入项目明确职责 三、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指的是义务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监管等各个环节的有机整合。发达国家十分重视义务教育经费运行过程的规范，注重提高教育资源使用的效率与效益。主要体现为改革教育拨款制度，提高经费拨付的实效；完善教育预决算制度，保证经费使用的合理；加强投入监管力度，保证经费运行的规范等三个方面。 1．改革教育拨款制度，提高经费拨付实效 一方面，各国普遍建有完善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采用中央政府直接拨款与中央、省级政府对地方进行转移支付相结合的办法，保证地方政府有能力成为义务教育事业的直接提供者与管理者。既落实了中央、省级政府的义务教育投入职责，义增强了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举办义务教育行为的监管、调控能力。例如，经过转移支付，1993年美国地方学区所提供的初等、中等教育公共经费由提高为，同时必须接受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对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另一方面，各国通过减少拨款中间环节，保证义务教育经费落实到学生身上。例如，美国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直接以学生为对象，并保证生均经费的逐年增长。英国在2003～2004年度和2006～2007年度两次改革国家教育拨款办法，划拨给学校的教育经费由英国教育和技能部（儿童、学校与家庭教育部及创新、大学与技能部的前身）直接发放到地方，不再通过地方财政管理系统，且规定必须全部用于学校预算支出。法国中央政府为每一位公立学校的教职工在银行开立户头，教师的工资、补贴不经过学校，而由政府直接划拨到教职工个人的银行户头上。 2．完善预决算制度，保证经费使用合理 每个财年，美、英、法、日四国政府均制定当年的教育经费预算，各级政府经议会、国会或地方经费监管部门批准，学校则经校务委员会批准后执行。各级政府、学校依据预算进行义务教育经费的划拨、分配、使用、结算，以确保支出合理、决算有据。其中，英国的教育预算体系从中央、地方政府一直贯穿到学校；政府、学校根据预算安排、使用经费，并最终进行决算。法国国民教育部将教师工资支出列入中央教育经费年度预算，由两院议会批准后严格执行；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财政预算对义务教育校舍建设和行政经费分级负责，分级管理；学校的教育经费预算由学校顾问委员会通过才能批准使用。美国的联邦、州政府和地方学区每财年定期出台当年的教育预算，列明教育经费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明确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当年教育经费支出项目及经费投入金额，进而依据预算进行经费的使用与管理。日本的义务教育经费也严格依据筹措—预算—审议—执行—决算过程进行分配和使用。 3．加强经费投入监管，保证经费运行规范 为了防止义务教育经费运行中的截留、挪用、浪费等腐败行为，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渠道加强对义务教育经费的监管。具体包括：（1）严格内部监督，包括财政部门对教育部门、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立法机构对教育部门的监督等。例如，中央政府负责对地方政府义务教育经费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国会、议会负责批准并监督政府教育预算及其实施；学校校董会、校务委员会负责审核并监督学校预算及其实施等。（2）完善外部监督。一方面，美、英均建立有广泛的教育中介机构，日本民间也有教育经费监督组织，它们对政府、学校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管理等进行多方位监督。由于这些组织立场中立，有利于避免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可能存在的公正缺失问题。另一方面，各国普遍建立起透明、公开的信息化制度，运用网络平台公布义务教育经费的预算、拨付、使用等信息，吸引广泛的社会监督。同时，媒体监督、教育利益相关方（如家长、捐赠单位）的监督也成为各国义务教育经费运行的重要监督方式。 发达国家对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投入项目及分担比例进行了明确划分，各级政府各司其职。例如英国的中央政府分担全国教师进修费、教师工资、地方教师进修学校建校费用的3/5；地方教育当局分担地方教师工资的其余部分并负责管理九成以上的地方初、中等教育的经费。法国由国民教育部负责控制并下拨公办学校的教育经费，负担和管理所有公立教育机关以及和国家缔结合同的私立教育机关的教职工工资，对公立中小学的建筑和其他设施、设备进行补助并监督其使用；地方教育当局则负责管理小型的基本建设投资和教学设备购置以及地方教育当局雇用的学校职工的工资等。日本中央、都道府县政府各负担1/2的义务教育学校教职员工资；中央负责1/2～2/3，市町村负责1/3～1/2的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建设费用；中央负责1/2，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共担其余1/2的义务教育学校教材、教具费用与发展边远地区教育所需经费。 4．通过非政府渠道有效补充 除政府财政性拨款这一主要来源外，四国还采用多种途径拓宽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其共同的做法包括私立学校收费、学校提供社会服务、社会捐赠、企业投资等。法国1996年非政府来源义务教育经费达，日本1997年度为，美国2004～2005年度为。但各国融资渠道不尽相同。例如，美国通过彩票收入、州政府专门开征的教育税以及发行教育债券等获取一部分教育经费，而法国则废止了授权市镇和省开征特别税以筹措初等义务教育经费的办法。非政府渠道来源经费虽在各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占较小比重，但仍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方面有效补充了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教育资源在学校间的流动，激发了学校之间的竞争。同时，由于家庭、社会、企业等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与参与，提高了义务教育的社会关注度与义务教育资源运行的社会监督力度。 四、对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的启示 1．以法律明确各级政府投入规则，确保投入规范 首先，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及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专项法律，以法律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与规范。尽管我国先后颁布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推进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不可否认，我国的义务教育法律体系仍欠缺系统性与完备性，特别是欠缺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专项法律法规，缺乏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行为的详细界定与明确规范，问责机制名存实亡，政府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投入行为随领导认识以及地方经济、财政状况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人为性、随意性过大。其次，应进一步完善我国义务教育经费公共支出体系，体现义务教育的公益性，同时根据受益原则与能力原则，明确中央、省、市、县级政府的投入与管理职责。第三，在以公平作为首要原则，以保证每个适龄青少年儿童就学机会均等作为投入基本原则的同时，重视经费投入管理过程中的效率与效益，防止资源的浪费与滥用应作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2．投入主体上移，提高投入水平 借鉴发达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变迁的经验，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首先，应逐步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主体上移到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建立“投入以高层政府为主，管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投入管理体制；同时，进一步提高我国政府财政预算中的义务教育投入水平，在落实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百分之四的目标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提高义务教育投入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重，提高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在三级教育生均经费中的比重，消除城乡义务教育生均投入之间的差距。其次，建立教师工资、生均经费、大型基建投资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按比例分担，发达地区以省为主，其他地区以中央政府为主；校舍维修、学校教学仪器、设备等发达地区以县为主，其他地区以市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分担模式，明确各级政府投入管理职责。第三，采取多种形式拓宽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弥补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因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的稀缺都是一个持久性问题，尤其是我国地域辽阔，受教育者众多，义务教育更加需要庞大的、持续性的经费支持。而与此同时，受教育者教育需求多样，对优质教育的追求尤其突出，许多家庭愿意并有能力为孩子接受优质的、个性化的教育支付更多的经费，然而单纯依靠稀缺的公办优质教育难以有效满足这些需求。因此，我国应在加强公办教育改革的同时，支持民办、私立教育的开展，资助企业、团体、个人参与举办义务教育学校，提供多样化、优质教育。另外，国家还可以尝试通过征收教育税，发行彩票、教育债券，提供企业、社会捐赠教育优惠政策等多种渠道进一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 3．健全教育经费使用机制，提高投入效率效益 首先，在义务教育经费的拨付方面，我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最低基准，从国家层面消除城乡的双重标准。超出国家基准部分可由各省自行决定与负担。同时，尽快完善中央、省政府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充县级政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加大对农村地区、薄弱地区、贫困学生、特殊儿童、流动人口子女等处境不利群体学生的扶持力度，促进区域间、城乡间、学校间与群体间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建立以学生为拨款对象的义务教育经费拨付制度，通过为每个学龄儿童建立基准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账户，减少经费运行的中间环节，提高教育资源拨付的效率。其次，在落实义务教育经费单列制度的同时，建立起贯穿“中央—省—市—县—校”的义务教育经费预决算制度；同时，规范预算的制定、审批、监督工作，保证各级政府、公立学校严格按照预算进行支出，切实做到支出有凭证，核算有根据。第三，进一步完善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监督机制，保证教育资源的运行规范。在我国，重点是构建起强而有力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外部监督体系。包括建立起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管理的网络平台，公开义务教育经费的拨付、使用、管理等各项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建立与监督；吸引广大家长等教育利益相关方参与监督等。另外，必须强化县级政府的管理责任，落实“一把手负责制”、义务教育问责制，将义务教育投入监管与政府负责人绩效考核挂钩，保证县级政府作为义务教育经费的直接分配者、管理者、义务教育的实施者发挥“审计监督”、“统计公告”的职能，负起义务教育的管理责任。防止“边免费、边收费”、“截留、挪用”、“跑冒、滴漏”等违规行为的发生，保证义务教育经费的专款专用。
你先高清楚是研究义务教育的研究还是义务教育本身。研究方法是调查，阅读文献，而不是道听途说，不是随便问问啊。这个是文科的本质特点。
夏志清，1921年2月生于江苏省吴县。1947年赴美前在北京大学就读，之后在耶鲁大学研读英文，1951年取得博士学位。1952至1954年在耶鲁从事研究，展开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他曾任教北京大学、密西根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及匹兹堡州立大学。1969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的中文教授，1991年退休并任中文名誉教授。 1962年夏志清出版了大作「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71年又出版「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他也是「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 1919-1949」的编者之一，并以中文出版了多册评论及论文集。 夏志清为译丛顾问团创始成员之一，其翻译作品「古今小说」及「警世通言」分别刊登在「译丛」第三期及第二十三期。 尽管夏志清是以文学评论闻名而非文学翻译，但他的学术研究作品中包涵了大量的翻译著作。其中一本就是「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本次展出的手稿「三国志演义」就是出自此书；对美国汉学的研究而言，本书具有重大影响。 主要作品： 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 文学的前途。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4。 人的文学。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7。 夏志 清文学评论集。台北：联合文学杂志社，1987。 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社，1979。 新文学的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9。 鸡窗集。台北：九歌出版社，1984。 印象的组合。香港：香港文学研究社，1983。 中国古典小说导论。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
一、英文：1．赛珍珠著《中国小说》，1939年分别由纽约约翰戴伊出社及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1974年由纽约哈斯克尔豪斯出版社再版。此书是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讲演，着重论述了作为民间文学的小说特点，分析了《水浒传》、《三国演义》及《红楼梦》三部小说的特点。2．菲茨杰拉德著《成为颠覆力量的中国小说》，载《明镜季刊》第10期(1951年，259—266页。) 研究《三国》与《水浒》两部小说，认为这两部小说有社会批评的作用，成为旧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颠覆力量。3．克伦普著《平话与三国志的早期史》，载《美国东方学会会志》71(1951年249—256页)。4．鲁尔曼著《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中的传统英雄人物》，收入阿瑟·赖特编辑的《儒家学派》一书(141—176页)，此书196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又收入赖特编辑的《儒学与中国文化》一书（122—157页），此书1964年由纽约文学协会出版。本文分析了中国通俗小说中将、相、书生等各种英雄人物类型，并分析了这些人物所反映的中国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政治、道德等情况。5．哈南著《中国小说与戏剧的发展》，收入雷蒙德·道森编辑的《中国遗产》一书（115一143页），此书1964年由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论述了中国小说从口头文学直到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 着重论述《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游传》、《金瓶梅》、 《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的形成，并论述中国戏曲里取材于小说的各种人物典型。6．夏志清著《三国演义》一文，收入其所著《中国古典小说评介》一书（37一74页），此书1968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杜出版。此书是对六部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包括有关史料、书目、小说作者介绍、对传统小说结构、风格、人物、、情节、主题的分析等。7．波特·爱德华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诸葛亮与蜀汉》，1968年发表于芝加哥大学。本文主要研究历史上的诸葛亮，同时概要地论述了小说的演进、小说的历史背景以及小说对历史人物的观点，并专节分析了《赤壁之战》。8．杨联升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作为三国演义来源的三国志》， 1971年发表于斯但福大学。9．多列泽罗瓦——维林格罗瓦，米列娜著《评李福清（中国讲史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三国演义口头的与书籍的异体）》。载CHNOPERL Papers,第4期（1974年，53一58页）。10．柳存仁著《罗贯中历史小说的真实性》一文，收入《保罗·德米维尔先生汉学文集》一书第二卷（231一296页），此书1974年由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 11．克罗尔，保尔·威廉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曹操的肖像：人与虚构的故事），1976年发表于安阿伯密执安大学。本文论述了曹操作为官员，诗人，戏剧人物的情况，分析了曹操在历史上与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形象，并分析了《三国演义》 的特点。12．罗所，戈登·维克托的哲学博士论文，题为《戏剧角色关羽：两部元代戏剧的评论》，1976年发表于奥斯汀得克萨斯大学。13．王靖字著《中国传统小说的意义与生命力的循环》一文，收入捷克汉学家普什克教授著《中国文学史研究》一书（275一 301页），此书1976年由巴黎高等中国学研究学院出版。14．杨联升撰写《罗贯中》辞条，收入卡林顿·古德里奇等编辑的《明代传记辞典》（1368一1644）一书卷1（978一980页）， 此书1976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15．杨联升著《三国演义研究》，即将在美国出版。本书着重研究《三国演义》的主题、人物塑造、版本考证等， 并评价了《三国》这部历史小说的优缺点。16．杨联升著《毛宗岗》，此书即将由波士顿特怀恩出版社出版，列入特怀恩人物传记丛书。17．李培德著《三国与水浒的叙事体模式》一文，收入普安迪编辑的《中国叙事体文学评论集》，此197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文着重论述《三国》及《水浒》的结构。18．杨联升、李培德等合编的《中国古典小说》，1981年由伦敦豪尔公司出版。此书提供国外翻译，研究《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资料。二、俄文1．谢玛诺夫评介巴拿休克俄译本《三国》一文，载《外国文学》6月号，1955年（199一204页）。2．丘布科评介巴拿休克俄译本《三国》一文，载《旗》8月号， 1955年（202一203页）。3．基多维奇译评《曹操诗作》，载《星》第8号1973年193页。4．李福清著《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发展问题》1964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5．李福清著《中国讲史与民间传统的关系：三国演义口头的与书籍的异体》。三、日文 1．奥野信太郎著《论三国志演义》，载中央公论社五十四卷九号，诏和十三年（1938）。2．荒井瑞雄著《关于毛声山》，载汉学会杂志八卷一号，昭和十五年（1940）。3．小川环树著《毛声山评本与李笠翁评本》，载神田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昭和三十二年（1957 ） 11月， （615一623页）。4．志田不动鹰著《释三国演义》，载研究（文学篇）二三。 1961年2月（1一16页）。5．高桥繁树著《三国杂剧与三国平话》①——“虎牢关三战吕布”，载中国古典研究19，1973年6月（119一133页）。6．高桥繁树著《三国平话与三国杂剧》②——“连环计的虚构”，载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4年10月(287—407页)。7．芦田孝昭著《三国平话的结构与文体》，载目加田诚博士古稀纪念《中国文学论集》1974年10月(409—427页)。8．中钵雅量著《三国演义的表现手法》，载爱知教育大学研究报告(人文、社会科学)23，1974年4月(29—43页)。9．立间详介著《关于三国演义的“七实三虚”》，载桥论丛78—3，1977年9月(1一16页)。四、朝文1．丁范镇著《枕中记研究——特别与三国遗事传说故事一关联》，载大东文化研究2，1966年6月(111—142页)。2．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中的英雄群像》，载汉阳大学校创立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1969年5月(9—25页)。3．金时俊著《三国演义考》，载汉城大学校教养课程部论文集(人文·社会科学篇．)1，1969年5月(144一164页)。4．李庆善著《三国志演义对韩国文学的影响》，载论文集(汉阳大学校)5，1971年7月(9—50页)。附、港台版1．王止峻著《谈三国志与三国演义》，载醒狮6—8，1968年8月(20页)。2．柳存仁著《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8—1，1976年12月(169—232页)。3．柳存仁著《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67年香港龙门书局出版：①原载《小说月报》二十卷十号（1929年），先后收入郑氏《中国文学研究》（上）（作家出版社1957年第1版）及《郑振铎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②参见张颖、陈速：《有关〈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版本演变问题的几点异议》（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③何满子：《在评价〈三国演义〉的文学成就以前》，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④丘振声：《万古云霄一羽毛——诸葛亮艺术形象的生命力》，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见注③。⑤黄钧：《欲与天公试比高——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浅议》，载《〈三国演义〉与荆州》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9月。⑥傅继馥：《〈三国〉人物是类型化典型的光辉范本》，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亦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⑦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第3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⑧详见拙作《〈三国〉人物数更多》，载1984年6月23日《四川日报》。⑨详见拙作《〈三国演义〉究竟写了多少人物》，载199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先后收入拙著《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第1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⑩小川环树：《中国小说史研究》，日本岩波书店1968年。柳存仁：《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8卷第1期，亦收入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第1版。马兰安：《〈花关索说唱词话〉与〈三国志演义〉版本演变探索》，原载1985年欧洲《通报》；金文京：《〈三国志演义〉版本试探——以建安诸本为中心》，原载日本《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毛宗岗本的成书过程》，原载《集刊东洋学》第61号；上田望：《〈三国志演义〉版本试论——关于通俗小说版本演变的考察》，原载日本《东洋文化》第71号。以上文章的中文译文均收入周兆新主编之《三国演义丛考》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围城》国外研究现状如下，90年代以来，国内《围城》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可喜局面：一是关于作品的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二是多种批评视角的灵活运用；三是对于《围城》的创作缺陷作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拘泥于单一批评体系的《围城》研究也正在显露出它的危机。只有借助形式、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模式，才可望获得突破。温儒敏于1989年发表的《〈围城〉的三层意蕴》一文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围城》研究的一章精辟小结。（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1期）他在文中指出：《围城》主题的研究已出现了三个层面，一是“生活描写层面”，二是“文化反省层面”，三是“哲理思考”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