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父子的《七略》
刘歆于公元23年谋诛王莽事败身死。刘歆--古学鼻祖2004-7-29（前50？—23）自汉武帝尊崇儒术以后，儒学传授出现了昌盛的局面，当时所立学官一般概称之为今文经学。到西汉末年，刘歆大力鼓吹古文经书“好恶与圣人同”，为之争立学官，从而开启了经学史上的经今古文之争。一、王侯世家 书香门第刘歆，字子骏，西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的卓越学识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然而，他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政治上与王莽的不光彩事业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这是一个在政治上与学术上都名声很大的人物，了解他的生平和学术，分析其在特定时代形成的特殊的人格与事业，确实是一种十分有趣的事情。刘歆的生年，历史上没有记载。他是刘向的第三子，刘向生于公元前77年。从刘歆的生平交往看，他与王莽（公元前45一公元23年）年岁大体相近，但他又与著名学者扬雄交往较深，扬雄生于公元前53年，卒于公元19年。又《欲传》云，其“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将此事系于成帝建始元年，即公元前32年。按“少”者，年轻人也。刘歆此时当已在20岁左右。由以上诸项看来，刘歆大体年长于王莽，而又稍晚于扬雄，出生时间可能在公元前50年（汉宣帝甘露四年）前后。他是公元23年自杀的，享年大约为73岁。研究刘歆，不能忽略他的宗室出身。他的六世祖名交，字游，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在刘邦抚定三秦，与项羽争天下时，刘交一直随侍左右，很受亲信，所以在汉高祖六年被封为楚王。四世祖刘成有子五人，长子礼嗣，其余诸子皆封侯。吴楚七国之乱，刘戊兵败自杀。其子刘富，因反对叛乱，事前已奔逃京师，得以更封为红侯。富子辟强，学问出众，但不肯出仕。辟强子德，为刘歆祖父，在昭、宣之世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德之次子，12岁时就以父荫任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其后曾任散骑宗正给事中、光禄大夫，领校中五经秘书，刘向“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年72卒。刘向学问渊博，著述宏富，撰有《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五经要义》、《世说》、《列女传》、《列仙传》、《新序》、《说苑》等百余卷。可以说，刘歆的祖辈多数都有做学问的传统。到刘歆成人之时，虽家世不如当初显赫，却仍凭着一个宗室的牌子在朝中占一职位，“家产过百万”。出于严格的家学渊源和个人的天赋，刘歆很早就以才学闻名。成帝之初，亲信大臣就推荐说“欲通达有异材”。由此爱到召见，他“诵读诗赋，（帝）甚悦之”，以至成帝想当场任其为“得入禁中”的中常侍。只是由于大将军王凤的反对而未能得逞。史书上记载这一事件时说：“（帝）欲以（歆）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刘歆只得到了一个待诏宦者署的黄门郎职位。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汉成帝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光禄大夫刘向负责、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黄门郎刘歆等参加，对中秘之书，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目工作。刘向逝世不久，汉哀帝下令刘歆领校五经，以完成其父未竟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个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首先是在每一本书校勘誊清后，由刘向父子集其篇目，叙其旨意，写成叙录，也就是后代的提要。然后，又将各书的叙录集合一起，按部类抄成一书，称为《别录》。这主要是刘向完成的。最后是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13219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刘歆本来从其父学习《诗》《书》《易》和《谷梁传》，在经学上很有造诣。在勘校中秘藏书的过程中，他发现了用先秦古文抄写的《春秋左氏传》，特别喜爱。于是，他一边向研治《左传》有师承的尹成和翟方进学习，请教书中的许多问题及其义理，同时，和父亲刘向一起讨论、辨析《左传》的内容。还以《左传》“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将《左传》与当时已立于学官的《公羊传》《谷梁传》比较，他认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左传》的价值，在《公羊》、《谷梁》之上。他提出《左传》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古文经都应该立于学官。哀帝让他与五经博士商量，但博士们根本就不理睬刘歆的意见，而采取“不肯置对”的态度。原因很简单，研治儒家经书早已成为“禄利之路”，同意《左传》等立于学官，岂不是要五经博士们让出一些禄利来哩！刘歆见无法沟通语言，于是写了《让太常博士书》，叙述五经产生与流传的历史，古文经发现的经过及其价值，说明皇帝同意研究将《左传》等立于学官，是“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严厉地批评博士们“专己守残，党同门，拓道真，违明诏，失圣意”的狭窄胸襟。这封信捅了马蜂窝，引起了博士和所有研习今文经的儒者的怨恨。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表示抗议，以治《诗》起家的大司空师丹则上书控告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得罪了执政大臣，又经受不住众多儒者的攻击，虽然得到哀帝的回护，也觉得无法在京师立足，于是请求到外地做官，从而先后任河内、五原、琢郡太守。后来因病免官，再起为安定属国都尉。可以说，在50岁以前，刘歆主要是潜心于撰述的一个学者，虽然他在经学、目录学等方面造诣日深，成就甚大，但在政治上却屡屡受挫，最后竟然被排挤出京师，申张古文经的愿望也成为泡影。在远谪五原的日日夜夜，他痛苦地思索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其《选初赋》就是他这一反思的流露。在赋中，他追忆“遂初之显禄”，把自己远离京华为五原太守说成是因自己“好直”“为群邪之所恶”，联想到仲尼陈蔡之厄，屈原放沉于湘渊，他痛感古来“方直”之士必为世俗“难容”。从而深深地悟出一个人生的真谛——单纯做学问是毫无出路的，说：“玩琴书以条囗兮，考性命之变态。运四时而揽阴阳兮，总万物之珍怪。虽穷天地之极变兮，曾何足乎留意？”他想从此“守信保己比老彭”，却又不甘心“降皮弁为履，公室由此遂卑”。他觉得自己如“韫宝而求贾”，总希望有一天“赖祁子之一言”而使“善人之有救”。不久，这个“祁子”终于出现了，他就是王莽。二、助莽篡汉 位至国师原来，当刘歆初入仕途为黄门郎不久，以孤贫恭俭而声名盛高的王莽也因王凤临终之托而为黄门郎。两个出身豪贵而又博学的年轻人从此结下了较深的情谊。经过几十年的奋斗，野心勃勃的王莽终于“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哀帝死后，他更被举为大司马，独掌政权。为了给最终篡权作准备，王莽胁持上下，设计诛灭政敌，拔擢党羽。失意的刘歆成为王莽拉拢的对象。王莽把刘歆召回京师，先任命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迁官为中垒校尉。不久，王莽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之官”。这时的刘歆已成为学术文化事业的最高领导人。他借助王莽的权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不久又立《乐经》，从而将过去的五经增为六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徵召各地通晓一艺教授11人以上，以及懂得《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文字等学问的人数千人，到京城来“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在全国兴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从王莽来说，为了实现政治欲望，也需要有一种新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而刘歆所鼓吹的古文经学，尤其是其中的《左传》和《周礼》，颇有一些利于其篡汉夺权的内容，所以他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等人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元始三年（公元3年）王莽把女儿许配给平帝为皇后，刘歆等人就占卜说：“兆遇金水工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谓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其子王安、王临皆封侯。元始四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的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是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的事业，要求给王莽“位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王莽得加“九锡”，成为无冕的帝王。元始五年，刘歆作《钟历书＃与《三统历谱》。前者从钟律的考定，以恢复古代的乐律。后者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两者后来都成为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此年底，平帝苑，王莽更仿周公，为“居摄践柞”，一切“皆如天子之制”、“民臣谓之摄皇帝”。除了未加冕以外，一切都与皇帝一样了。而刘歆也因之被任命为少阿，成为“四少”之一，地位比前提高。居摄二年（公元7年），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王莽，立宗室刘信为天子。王莽任命孙建等七人为将军，率兵征讨，刘歆也被任命为扬武将军，屯兵于宛。直到翟义被平，刘歆才归故宫。居摄三年，王莽的儿子王安、王临皆封公，孙王宗封为新都侯，侄王光封为衍侯。九月，王莽之母功显君死，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万尊之位，王莽让太后下诏议论莽之丧服。刘歆率博士诸儒78人上书，追述了伊尹和周公居摄使殷、周兴盛的历史。言王莽因“皇天降瑞，出丹石之符”而居摄践柞，盛赞三年来王莽“茂成天功，与唐虞三代比隆”，乃“圣哲之至”。说王莽“以圣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诏，秦汉大宗之后，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万机之忧”，“与尊者为体，承宗庙之祭”，根据《周礼》“王为诸侯缌纟衰”、“弁而加环纟至”的规定，王莽对母丧宜“如天子吊诸侯服，以应圣制”。很显然，这里已不是单纯的议丧服，而是要从礼制上把王莽抬到最尊的地位。此前，王莽名义上还是“摄皇帝”“假皇帝”，现在有丹石文的“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瑞兆，又有如天之功，王莽无论从天意、从功劳、从礼制上都应该是真皇帝了。由此，在刘歆带领或启发下，各地钻营之徒纷纷奏上符瑞，其中梓潼入哀章作铜柜，有两印案封题，称此为高帝庙之图策文“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并有辅佐11人包括王舜、刘歆、王兴、哀章诸名。据说在此前后，共有德祥五事，符命25，福应12都是督促王莽代汉的符命。甚至当王莽等人还犹豫不决时，大神石人又说道：“促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王莽“畏天命”，于是承应天意，当上了新朝的皇帝，改元始建国。以王舜为太师安新公，平晏为太傅就新公，刘歆为国师嘉新公，哀章为国将美新公。刘歆之所以能由四少跃为四辅，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底的一纸谕旨中道出了奥妙，说“嘉新公国师以符命为予四辅，厥功茂焉”。必须指出，王莽之得以篡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由于土地过度集中而造成的地主阶级统治的危机是最根本的问题。统治阶级内部，以王莽、刘歆为首的这部分人，终于看出了腐朽的西汉王朝无法维持，而试图以复古改制为旗帜，以推翻刘氏政权为号召，从而达到抑制土地兼并，维持地主阶级统治的目的。至于谶纬符瑞之类，不过是神化王莽欺世人的手段而已。刘歆讲符瑞，是否出自违心地假造以取悦王莽的卑鄙目的，这是一个历史的悬案。因为，不仅在西汉，就是到隋唐明清，谶纬符瑞之类仍是统治者经常利用的工具。何况他从自己屡受挫折的经历看出了做学问也必须有政治靠山。在经王莽提携而地位不断提高后，他更痛感与其苦苦地做学问，不如设法谋取利禄。当时，扬雄不愿与王莽同流合污，而潜心于著述《太玄》、《法言》请书，以至“家素贫”“时人皆忽之”。刘歆与扬雄是几十年的好朋友，他劝扬雄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这是一句极有代表性的话，它固然是对扬雄“恬于势力”、“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的规劝，更反映了刘歆的人生观，说明此时的他已不再是一个安贫乐道的纯学者，而是一个热衷于禄利的政治型的学者，他的思想和著述已沾上了厚厚的铜臭和权势欲。他和甄丰、王舜三人“为莽腹心，倡导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前人对刘歆“助成莽篡”的谴责，是有道理的。王莽建新的头几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制”，有的是针对社会矛盾进行的企图挽救危机的措施，有的是为了进一步迷惑人民进行的一些表面的变动。“改制”的内容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是改天下田为“王田”，奴婢为“私属”，禁止买卖。一家男口不超过八个的，占田不能过一井（900亩），分余田给九族、邻里或乡党；无田者则按制度受田。这是企图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并禁止买卖，来制止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二是推行“五均赊贷”和“六囗”法。在长安等六城设五均官负责征收工商税，掌握市场物价，物品滞销时由政府收购，价格上升时再出售之，并给贫民赊贷。这是“五均赊贷”。由政府对盐、铁、酒、铸钱、山泽生产税和上面的五均赊贷实行垄断，叫做“六囗”。其本意是想以此来抑制豪民富商的盘剥，使贫民得以维持最低的生活。三是改变币制。还在王莽当摄皇帝时，就另铸大钱、契刀和错刀三种新币。始建国元年，又废契刀、错刀和五株钱，另铸小钱，与大钱同时使用。次年，又改作金、银、龟、贝、钱、布，名曰宝货，共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货币制度屡变，而且换算又不合理。其本意是要抑制商贾的势力，为国家增加收入。此外，王莽还改易官名、官制和行政区划，恢复五等爵制，滥加封赏等。王莽的这些改制措施，往往出自于身为国师公的刘歆。如史书记载：“莽性躁扰，不能无为，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国师公刘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雠，与欲得，即《易》所谓‘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者也。”莽乃下诏行五均赊贷制。为了感谢刘歆之功，王莽在封古帝王圣贤之后时，以刘歆为祁烈伯，奉颛顼后；以刘歆之子刘叠为伊休侯，奉尧后，并为子王临娶刘歆女刘囗，结为姻亲。此时，刘歆的政治地位达到极点，但也潜伏着危机。正如其父刘向在《诚子书》中所说：“贺者在门，吊者在闾。言受福则骄奢，骄奢则祸至，故吊随而来”。宋人叶适说：“孟子曰‘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也。’人之患在为徇人之学，而欲遂狼狈不可救，悲哉！”刘歆用自己的学问为王莽效力，自己也因之而荣华富贵，但福尽祸至，这种用道殉人的事可得逞于一时，却终究是不能长久的。三、谋诛王莽 事败身死从来建立新王朝的统治者在建政以后最要防范的总是那些辅佐他夺权的开国元勋。因为，随着他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各位开国元勋也必然得到三公宰辅等高位，权力和声望俱著。元勋们一有“邪念”，往往可以利用当初的办法，推翻新皇帝，自己登上九五之位。王莽的新朝是由一帮野心家、政治失意者、投机家，用种种欺手段建起的政权，在新朝建立后，他们君臣之间必然因权力分配不均而发生矛盾。前头说过，王莽得以为帝，甄丰、刘歆、王舜是其助臣。王舜与王莽为同曾祖弟兄，且于始建国三年即病死。甄、刘二人就成了王莽的眼中钉。甄丰原来已为大阿、右拂、大司空、卫将军，王莽建国后却只封他为更始将军，与卖饼儿王盛同为四将，已使甄丰不快。甄丰之子甄寻当时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为了给其父争地位，甄寻伪作符命，说新朝应该将陕地分立二伯，以甄丰为右伯、平晏为左伯，王莽不得已封甄丰为右伯。接着，甄寻又以其手纹有“天子”二字而作符命，说王莽之女汉平帝皇后黄皇室主是他的妻子。王莽借口这是对他的怨谤，下令收捕甄寻，迫令甄丰自杀。甄寻逃往华山，到始建国二年底才捕获。在审讯中，甄寻的交代牵连到刘歆两个封侯的儿子刘囗和刘泳，刘歆的门人丁隆，以及一大批公卿党亲列侯，死者数百人。俗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王莽借甄寻案而处死刘歆之子及门人，显然是要给刘歆一点颜色看看。二子及门人被杀，使刘歆受到很大的震动，更重要的是，新朝建立以来社会危机的加深，使刘歆对曾经寄予厚望并为之奋斗的改制失去了信心二王莽的那些改制，不仅没有达到抑制土地兼并减轻百姓负担挽救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目的，反而导致了更多的人民破产，造成了社会的混乱，尤其是其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以及对周围各族频频发动的战争，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从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起，各地农民起义就彼伏此起连续不断，到天风四年、五年（公元17、18年）终于形成以绿林、赤眉为主力的农民战争。刘歆利用王莽改制以安定社会的愿望成为泡影，加之王莽的不信任，于是思想消极，闭门自守，未再参与重大政治活动，也不见在此期间有什么学术著述。对刘歆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在地皇二年（公元21年）。刘歆的女婿王临曾被王莽立为太子。王莽与妻之侍者原碧有奸，王临亦与之通，恐事情泄露，于是王临与原碧密谋杀死王莽。其妻刘忄音受家学，能观天象，对王临说，宫中将有白衣会，此为王莽败乱之兆。王临暗喜，以为阴谋将要成功。但不久，王临被贬为统义阳王，心中忧惧，就给病中的母亲写信，言“不知死命所在”。王莽探侯妻子的疾病，发现此信，在妻病死后，就抓了原碧等拷问，知王临有杀父之意，迫令王临自杀，赐谥谬王。进而牵连于刘囗，下诏责备说：“临本不知星，事从忄音起。”刘忄音自杀，刘歆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且加深了对莽的仇恨。而朝野也皆知刘歆已不受信用，所以当王莽召问群臣擒“贼”方略时，公孙禄竟在朝廷上攻击“国师嘉信公颠倒《五经》，毁师法，令学士疑惑。…宜诛此数子以慰天下！”到地皇三年，人们普遍认识到王莽的垮台已势不可免，于是图谶又起。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刘秀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穰人蔡少公也言图谶曰“刘秀当为天子。”道士西门君惠根据天文谶记也向卫将军王涉说：“星李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就是说，当时在图谶家中普遍流传着“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后来建了东汉的刘秀认为这是他将为王者受命的徵验。而与刘歆亲近的一些人则认为是刘歆将恢复汉室为天子的兆验，因为刘歆早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为了避新继位的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字颖叔。这个谶言以复汉为号召，以刘秀为天子，极有号召力。于是两个刘秀就成了人们注视的目标。卫将军王涉和大司马董忠，都深信其谶，几次向刘歆讲天文星宿情况，刘歆没有表态。后来王涉哭着对刘歆说：“我实在是为了和你一起设法保全王氏之族，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王涉呢！”刘歆看王涉是真心诚意，于是将他引为知己，向他讲述天文人事，东方必成。刘歆、王涉、董忠于是共谋劫持王莽，投奔新市、平林起义军所立汉宗室更始皇帝刘玄。当时，董忠统领中军精兵，王涉负责宫廷守卫，刘歆之子伊休侯刘叠为侍中五官中郎将担任殿中警卫，如果三人同心协力，大事可成。可惜，刘歆过于迷信天意，非要等到太白星出现才肯动手。结果在地皇四年（公元23年）七月，被孙极、陈邯告发，董忠被中黄门格杀，刘歆、王涉皆自杀。刘歆等人精心策划的兵变竟毁于一旦，自己也终于丧失生命。刘歆、王涉等人的反叛对王莽的精神打击很大。王涉为王莽叔父王根之子，刘歆为其有几十年情谊的旧臣，这真是所谓“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从此王莽“忧懑不能食，亶饮酒，啖鳆鱼，读军书倦，因凭几寝，不复就枕矣。”行动也更为乖辟。到十月，更始兵入长安，王莽就被分裂身体，支节肌骨脔分，其新朝政权也就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宣告灭亡。四、博学淹通 倡立古学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首先是发现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秦始皇焚书，使许多先秦古籍被禁毁。汉初，才陆续从民间传出。汉武帝独尊儒术，把一批用通行隶书写成的经（今文经）颁为官书，立博士。加上以前文帝、景帝和以后宣帝所立，《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大小戴、庆氏，《春秋》有公羊、谷梁，以至“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与今文经传授的兴盛相比，用先秦篆文写成的经书——古文经的流传却极为冷落，只在民间由经师传授，或者由发现者献上以后，一直藏于中秘府而无人问津。是刘向和刘歆父子在校理中秘藏书时发现了这些经书，使之得以为世人所知，从而为经学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材料。这些经书中，有的文字与今文经有增有异，如《古文易经》比施、孟、梁丘之经增“无咎”“悔亡”等。有的篇章比今文经增多，如《古文尚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壁中得之，孔安国所献，共58篇46卷，比今文经多16篇，即使与今文同者，亦有比其全者，欧阳、大小夏侯之经文的《酒诰》有脱简一，《召诰》有脱简二，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再如《逸礼》，亦为鲁恭王坏孔子宅时发现，总计56卷，其中与今文经同者17篇，其它39篇皆为逸篇，是关于仪礼的古文篇章。还有的全经为今文博士所未见，如《周官经》（即《周礼》），此书在文帝、武帝时陆续发现，仍缺《冬官》一篇，河间献王用千金求购，仍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因为是讲周代官制的，故称《周官》，刘歆改称之为《周礼》。《春秋左氏传》，汉初为张苍所献，司马迁曾据之写《史记》中的有关篇章，河间献王曾在其封国立《左氏春秋》博士，但因为当时该书经、传别行，又由于武帝崇《公羊》之学，故《左传》不仅不能立于学官，且不为博士官所知。又有的虽与今文经无多异，但因传授师说不同而与今文经有别，如《毛诗》。《毛诗》出自赵人毛亨，其释诗兼诂、训、传三体，自谓系子夏所传，河间献王颇好之，以毛公传人毛苌为博士，但却不得立于学官。这些经书的价值是很高的，但因不立学官，又无人表彰，故传授者极少，据《让太常博士书》所说，当时调查，民间只“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况且古文经都是用先秦篆文写成，一般学者阅读存在困难，即使读通了也无利禄可言，长期以往，将会日渐失传，“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阂，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只是由于刘歆的倡导宣扬，才使这批古文经书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终于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刘歆当初的发现和提倡之功是不可低估的。这里有必要叙述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的真伪问题。唐代中期以前，对这三部书尚毫无怀疑，汉代今文家只说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并没有说这三部书不是真书，只是反对将其立于学官。唐初修《五经正义》，仍用以上三书。唐人啖助、赵匡始以为《左传》非左丘明所作。宋人苏辙则认为《周礼》中“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到了明代，梅囗则则揭发《古文尚书》及孔传为伪品。清代学者在对古籍进行全
刘歆，字子骏，西汉末年人。他是一个对天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伟大的天文学家。 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 刘歆是西汉皇室宗亲，其父亲刘向是当时的知名学者，博通经史，天文学方面也造诣很深，曾在朝廷中做过官。刘歆从小生长在这样一个学术气氛很浓的书香门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其非凡的才华逐渐显露了出来。少年时代，他已精通《诗经》、《尚书》等当时被认为是最古老最经典的书籍。当时的西汉皇帝是成帝，他听说刘歆小小年纪就学识渊博，特意召见他，让他做黄门郎。这是刘歆走上天文学研究的第一步。 河平年间（公元前28--公元前25年），皇帝令刘歆与其父一同负责整理校订国家收藏的书籍，这使刘歆有机会接触到当时的皇家的各种稀见之书。刘歆坐拥这些皇室典藏，如饥似渴地钻研起来。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的父亲刘向去世，皇帝任命刘歆为中垒校尉，统领校书工作，以完成他父亲的未竟之业。 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西汉王朝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外戚王莽手中。刘歆曾与王莽共过事，二人关系十分密切。王莽就推举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的人物。后因与时人政见不合，请求外任。汉哀帝死后，王莽便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很快又提升为羲和京兆尹，并封为红休侯。(羲和，西汉时称太史令，王莽夺权后，把许多官名都改为上古时的官名。羲和是帝尧（约公元前21世纪）时的天文官，王莽就把太史令之称改为羲和。) 刘歆任天文官时，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天文工作，这就是编制了三统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都记载在三统历之中。 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其中加入了许多新的内容。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刘歆系统地叙述了太初历的内容，又补充了很多原来简略的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三统历谱》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编制历法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数和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基本的恒星位置数据。可以说，它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因而《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 最早提出“岁星超辰”计算法 三统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首次提出了岁星超辰的计算方法。岁星就是木星，岁星超辰即：它在恒星背景上约每年自西向东运行一周。由于年与12年很接近，我国古代就认为它是12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为12分，称为12次，认为木星每年行经一次，12年正好运行12次，完成一周天。由于年的周期较12年要快一点儿，因此经过若干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较按12年一周天计算的位置超前一次，这就叫岁星超辰。设岁星经过X年超辰一次，按12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X次；按照年一周天计，岁星运行了12X/ 列成方程： x=(12x/)-1 解这个方程，X＝，就是说，岁星每84年到85年超辰一次。 我国在春秋时代已经发现了岁星超辰问题，但是没有提出超辰计算法。刘歆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提出了岁星每144年超辰一次，数值虽然并不准确，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十分宝贵的尝试，为在思想上实现天文学从神学向科学的伟大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歆还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交食包括日食和月食。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是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但由于可能是某些数字的错乱，现在很难确定它的周期值。刘歆坚信日月食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他通过分析各种书上的月食记载，提出了135个朔望月有23次交食的交食周期值。 刘歆还在《三统历谱》中对上古年代做了排比，引经据典，数值虽然不太精密，但这种方法是他的独创。 刘歆除了对天文学有重大贡献外，对于中国古代书籍的分类整理和史学研究都是功不可没的。
刘歆(约前53—23)，字子骏，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因避帝讳曾改名秀，字颖叔。沛（今江苏沛县）人。刘歆是西汉学者刘向的第三子，也是刘向诸子中最有学问的人。他出身皇族，世代显贵，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少时以精通《诗》、《书》善写文章闻名，后为汉成帝召见，任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年），年约二十七岁的刘歆与刘向一起“领教秘书”，协助其父校勘整理国家藏书，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方技、无所不究。他后来先后担任河南、五原、涿郡太守等官，王莽篡位后，敬为国师。地皇五年（23年）南阳兵起，刘歆害怕大祸将至，与王涉、董忠一起密谋诛杀王莽，事泄自杀，年约七十六岁。 刘歆对于文献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目录、版本、校勘以及古文经学的传播等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一、《七略》 研究汉代目录学，必然要论及刘氏父子。刘歆在文献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在其父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综合性国家藏书目录《七略》。 《七略》原书七卷，唐末已经失传。清代洪颐煊、马国翰、姚振宗、严可均等均有辑本。另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尚可窥见原书大略。刘歆受诏与父亲刘向领校秘书时，“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可见刘歆所撰《七略》是在汇集其父亲半生校书成果的《别录》基础上，和他本人在对天禄阁藏书进行整理校雠、分类编目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 《七略》著录图书六略，三十八种，六百三十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其分类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学科内容进行分类的，计有：六艺略，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收书一百家两千九百七十五篇；诸子略，下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种，收书一百九十家四千三百四十九篇；诗赋略，下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五种，收书一百零五家一百三十篇；兵书略，下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收书六十三家一千二百一十一篇，图四十三卷；数术略，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收书一百零九家两千五百二十八卷；方技略，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收书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六略之前有辑略，为全书之叙录，诸书之总要。 可以看出，《七略》是一部系统严密的图书分类目录。它产生于一千九百多年前，是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没有的，比西方目录学之父，德国古士纳《万象图书分类法》早一千五百七十一年，比《汉书·艺文志》早近三十年，成为我国历代编制各种图书分类目录的典范，对于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七略》对于我国目录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开创性的分类体制，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七略》分类体系有较严密的系统性，大纲、子目，比较清楚，先分略，再分种，有大类，有小类，同类之书约略以时代之先后为层次，如杂家，虽知孔甲似非黄帝之史，亦列于篇首，馀皆以次序列，最后始为汉代之书。但是也有例外，如道家中之郑长春，以六国时人而列于汉武帝时人郎中婴齐之后，但是总体来看全书分类层层展开、条理清晰、井然有序;并且类目设置适合当时国家藏书的实际情况，有什么藏书就设什么目录，各目录之间比较平衡，没有畸轻畸重现象；在分类技术上，灵活而又巧妙地运用了按图书内容标准和按图书形式标准进行分类的两种方法，大类下子目的建立，都有一定的分类标准，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其分类标准，就各大类具体情况而定。有的按专书作为分类标准，如六艺略下再分易、书、诗、礼等九小类；有的按学术流派作为分类标准，如诸子略下再分儒、法、名、墨等十小类；有的按体裁结合作者作为分类标准。如诗赋略下再分赋、诗，赋下再按作者分；有的按学科作为分类标准，如兵书略下再分兵权谋等四小类。 《七略》作为我国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从方便读者使用考虑，著录项目尽量详细齐全，每部图书不是简单的著录书名、篇数，还著录内容提要，包括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对于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近之类，如春秋家后，附录《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两篇，《汉著记》一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这些史书大概是春秋家学，它们也不全是编年体制。大概是因为秦火以后，诸侯史记多扫地以尽。刘向刘歆校书时，史书很少，因为其性质近于春秋，所以列入春秋之后。 此外刘歆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互著和别裁的方法，即对归入一类而不能概括全部内容的图书，就分别著录在相异类目下，以充分指示图书内容，便于读者查阅。如《伊尹》《太公》两书，分别见于诸子略的道家类和兵书略的兵权谋类，是为互著；《管子》归入诸子略道家类，其中《弟子职》一篇，裁出别归六艺略孝经类，是为别裁。 其著录内容，大致包括书名、篇卷数、作者小传、内容简介、图书来源和著成时代等。因为他撰《七略》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循目求书，所以不可能很详细的收录，如：“《老莱子》十六篇。老莱子，古之寿者。”又：“《周训》十四篇，人间小书，其言俗薄。”（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一般著录条目简洁，至多几十字而已，当系刘歆根据其父《别录》中所辑群书叙录得原文撮其指要而成，却又比班固《汉书。艺文志》详细得多。 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七略》采取了全书有总序（辑略），大类有大序（略后序），小类有小序（种后序）和每书有内容提要的方法，来阐述各家学术流派，具有学术史意义。同时将百家诸类各种书籍，分门别类地展示于读者面前，这不仅开拓了读者的眼界，也给了人们一把打开各类专门知识宝库的钥匙，可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正所谓“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范文澜曾给予《七略》极高的评价，他说：“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又说：“《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能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中国通史》） ? 二、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派的最终形成一般是以西汉建平元年（前六年）刘歆《移太常博士书》为标志的。而纵贯东汉，清代又起的今古文之争也是由刘歆提出为《春秋左氏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四种古文经立博士引起的。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讨论这件事，结果“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即以沉默表示反对。因此刘歆写下了著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对博士们加以指责，说他们“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忌，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以《尚书》为备（指二十九篇之《今文尚书》），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等等。并指出古文经如《春秋左氏传》、《逸礼》、《古文尚书》，都是从秘府旧藏取出，真实可信。将古文经列于学官是“辅弱扶危”，刘歆指出，《春秋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刘歆的这封移书，据实讲理，较有说服力，但是因其言辞过切，不仅招致诸博士的怨恨，也引起了一些执政大臣的愤怒，如大司空师丹即“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这场争论，以刘歆所代表的古文经学派的失败而告终，刘歆也被下放到地方做官去了。但这次争论除博士们所谓“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之说，略带学术性质，并没有涉及到任何具体的学术问题。且当时的博士都甚浅陋，大多没有见过古文经，更谈不上有所研究，故“不肯置对”。至于博士们一致反对立古文经的根本原因，则是为了垄断利禄之途，不愿古文经学派出来跟他们争饭碗。因为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读经可以做官，著名的经师还可以做大官，今文经学得以迅速发展。到宣、成时期，即已由此而形成了“士族”这一特殊势力。金春峰在其《汉代思想史》中对此有很好的分析，其中有两段话说：“由于尊儒政策的确定，在社会上，在民间，经学取得了迅速发展，经过六十多年的积累，终于形成了‘士族’这一强宗豪族力量。……宣成时期今文经学确立全面统治地位，本质上是由这种情况造成的”。“汉代经学重师法、家法，又形成‘累世经学’的特殊现象。每一经师，门徒众多，代代相传，党同伐异，壁垒森严，在社会上形成为一种特殊的势力和朋党。……经学的经师或‘家’的代表，往往是政府中的大官，相互援引荐举，门生故吏亦纷纷占据要津。于是上下左右，朝内朝外，盘根错节，势力更加牢不可拔。这也是经学在宣成时期能够确立统治地位的原因。” 这样一种由今文经学势力垄断政治和仕途的局面，仅凭刘歆的建议，就想让古文经学插足进来，将固有的格局打破，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刘歆对于古文经立于官学的努力对古文经学的流传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第二个贡献是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家是宗孔子的，他们以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孔子是政治家，六经是孔子求天下治理的学说，所以他们解说经传偏重于微言大义，推阐发挥，其特色是功利的，往往容易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以己意附会经义，而不重视经文的本解。为此，他们传经的主要方式是口说师传，解经繁密驳杂，各有师说。这种方式解经时见精义，却不免沦入主观臆见之案。他们在六经中最为注重公羊学，就是因为《春秋》极为简略，他们尽可以随意发挥。他们解《尚书》《尧典》“曰若稽古”数字，竟用数万言来阐发。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古言写成的，不通小学，就无法研读古文经。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所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刘向、刘歆“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由于文字训诂的需要，刘歆重视作为经书辞典的《尔雅》，曾撰有《尔雅注》三卷。而所倡《毛诗》与齐、鲁、韩三家《诗》之根本不同也在于毛公释诗兼诂、训、传三体，其书故名《诂训传》，如《关睢》中“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之类，“关关，和声也”等等。这样解释《诗》使读者能明了诗之本义，比海阔天空的微言大义更易为学者接受，所以后来，三家《诗》亡而《毛诗》独存。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家是宗周公的，他们认为六经是周公旧典，故为官书，六经所记为古代情形，皆系事实，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一位历史家，他对六经只是进行整理，加以保存而已。 ? 三、校勘的成就 刘歆校勘沿用其父之法，首先广罗异本。整理“中书”即皇宫所藏之书，如所谓“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藏，此类藏书是刘歆校书的主要来源与依据。清理国家教育机关藏书，即“太史书”、“太常书”及各博士藏书。另外还广泛收集私人藏书。这两类藏书则是参校的基本资料。收罗了每一书籍的不同版本之后，即进行校勘。刘歆等人利用各种异本加以比勘，删除重复，相互补充，编定篇目次序。与此同时，参酌诸本校勘字句。为此，刘歆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其一，校出脱简。其二，校出传抄讹误的文字。然后核定书名。刘氏所校之书，最初或无书名，或书名异称，纷歧不定。如《战国策》一书，仅中书之本就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六个不同名称。刘歆针对这种情况，又根据该书的中心思想，斟酌去取，重新确定为《战国策》。 经过一番整理，不仅使汉以前的书籍大都有了内容完备、篇目整齐、字句讹误较少的佳本传世，历代学者均受其嘉惠，而且开创了我国完整意义上的校勘学历史。 ? 四、其他方面的成就 除了文献学方面的贡献，刘歆知识渊博，他还在文学、天文学、阴阳五行学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文学方面，他的《遂初赋》、《列女赋》等文章均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刘歆还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这量器的铭文计算，他用的圆周率为，世有“刘歆率”之称。 从现存的材料看，他是主张历代兴衰按照五行相生的顺序进行的，《三统历谱》记录了他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历史上的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以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之序来解说王朝更替的历史学说，为战国阴阳家邹衍所创立。自此以后，人们都以这种学说作为王朝建立的一种合法依据，秦的水德制度和汉的土德制度皆是据此而建立起来的。但至西汉末年，古文经学家刘歆一改传统的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而以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之序来解说历史王朝的更替，从而创立了一种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与旧的五行相胜之五德终始说相对而言，刘歆的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则是一种新的五德终始说。虽然这学说在现在并不可取，但是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情况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刘歆在他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赋等方面都堪称大家。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顾颉刚称刘歆为“学术界的大伟人”。刘歆对于文献学的卓越贡献确实是为古今学者同声赞誉的。
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举例：[1] 王谦．会计信息失真原因及对策[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7，（12）：26 - 27.[2] 高丽萍, 马克和.税法 [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38.[3] 刘辉. 会计学的理论与应用——中国会计学会第六届大会论文集 [C].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37.[4] 王亚周.会计诚信教育 [N].中国财经报, 2006 –12 - 17(7).[5] 梅研,杨华,孙晓媛. 新会计准则对比研究 [EB/OL]. , 2007–08–16/2007–10–04从上述例子看，第1、2、3篇文献都标明了整篇文章的起止页数，但无需标明某一具体页数和段落。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的参考文献
[1]蔡庆梅。 论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与对策[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下旬刊)，2015,11:73.
[2]帅勇。 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中外企业家，2016,01:135-136.
[3]杨柠境，刘中友。 职业道德与会计诚信[J]. 中外企业家，2016,02:200.
[4]潘湛明。 对财务会计中的职业道德教育的思考[J]. 科技风，2016,02:273.
[5]邱梓轩，孟宪军。 会计职业道德和诚信问题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04:47-48.
[6]邓妍鑫，田倩。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风险与应对措施[J]. 财经界(学术版)，2016,02:137+28.
[7]赵婧一。 会计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浅析[J]. 亚太教育，2016,04:119.
[8]毛晓明。 浅析当前社会的会计诚信问题[J]. 信息化建设，2016,02:186.
[9]金媛媛。 我国会计行业诚信缺失问题研究[J]. 中外企业家，2016,04:148-149.
[10]张粒尘。 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及其治理途径[J]. 财会学习，2016,03:84-85.
[11]郭子宾。 我国会计职业道德现状调查与改进路径[J]. 财经界(学术版)，2016,03:179.
[12]王金凤，刘强。 新准则下会计职业道德建设问题与对策研究[J]. 新经济，2016,11:95-96.
[13]王红。 会计职业道德缺失及其防范[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7:170-171.
[14]沈旭东。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J]. 财经界(学术版)，2016,06:257.
[15]常根萍。 浅议会计人员基本职业道德[J]. 经营管理者，2016,06:57.
[16]刘娜娜。 试论会计职业道德对会计行业发展的重要性[J]. 经营管理者，2016,06:67.
[17]林春燕。 浅论中国公司会计诚信如何建立[J]. 现代商业，2016,12:156-157.
[18]李艳。 浅析会计诚信问题[J]. 中外企业家，2016,08:76-77.
[19]梁景瑜。 关于会计职业道德的失范和重建探究--以餐饮业为例[J]. 中外企业家，2016,11:104.
[20]解淑。 基于社会契约理论的会计诚信问题探究[J]. 经营管理者，2016,06:65.
[21]杜永康。 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探讨解析[J]. 企业导报，2016,07:133-134.
[22]娄观宇，田海霞。 会计职业道德中的诚信问题研究[J]. 商场现代化，2016,10:197-198.
[23]王传菲。 浅析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信息质量[J]. 中外企业家，2016,12:39-40.
[24]国波。 会计环境对会计职业道德的影响[J]. 新经济，2016,15:119.
[25]盖国强。 会计诚信问题的理性思考[J]. 中国市场，2016,14:101+133.
[26]王伟。 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会计诚信的再思考[J]. 科技经济导刊，2016,06:178-179.
[27]李超。 律师事务所会计失真的原因和对策[J]. 现代商业，2016,16:162-164.
[28]马凌。 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原则与职能探析[J]. 中国市场，2016,18:150-151.
[29]谭可心。 浅谈对会计职业道德的认识[J]. 经营管理者，2016,14:22.
[30]王琳。 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6,14:241-242.
[31]潘雪莲。 浅谈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之廉洁自律[J]. 财经界(学术版)，2016,11:258.
[32]项钰珂。 会计职业道德的规范研究[J]. 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6,08:107-108.
[33]余畅，高亚。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研究[J]. 经营管理者，2016,17:40.
[34]郑翠芳。 会计诚信缺失的原因及对策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2016,11:242+244.
[35]温林杰。 会计职业道德问题及对策探讨[J]. 市场研究，2016,06:72-73.
[36]苏明芳。 对企业会计诚信缺失问题的分析[J]. 财经界(学术版)，2016,12:216.
[37]宋宣辰。 会计职业道德的新思考[J]. 财经界(学术版)，2016,12:240.
[38]马紫晨。 会计职业道德培养研究[J]. 中国管理信息化，2016,12:28-29.
[39]徐春美。 会计舞弊问题的研究[J]. 商场现代化，2016,13:172.
[40]宋玉禄，李赛。 浅议当今社会的会计伦理现状[J]. 商，2016,19:130.
[41]白晓童。 会计信息失真研究[J]. 时代金融，2016,17:167-168.
[42]苗西坦。 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环境问题研究[J]. 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6,06:240-241.
[43]何双利。 论会计人员诚信道德的体现[J]. 经济研究导刊，2016,18:78+92.
[44]乔乐林。 审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困境与纾解[J]. 人才资源开发，2015,01:38-39.
[45]宣晓霜。 浅析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的构建[J]. 中国集体经济，2015,04:117-119.
[46]程质洁。 论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方法[J]. 财经界(学术版)，2015,03:195.
[47]李梦。 试论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信息质量[J]. 经营管理者，2015,01:85.
[48]穆爽，唐朋。 我国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制定者研究[J]. 电子制作，2015,03:290.
[49]陈玲。 当前会计职业道德问题与对策[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5,05:168-169.
[50]袁晓旭。 会计自觉与会计职业道德[J]. 现代经济信息，2015,05:262-263.
[51]崔璐瑶，崔璐佳，吕少雷。 会计德治规范体系的构建与完善[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15,04:206-207.
[52]张莉。 企业会计职业道德风险管理研究[J]. 财经界(学术版)，2015,07:287.
[53]龚明。 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对策研究[J]. 山西农经，2015,02:110-111.
[54]王颖驰，喻博。 浅论会计职业道德与会计信息失真[J]. 商场现代化，2015,10:248-249.
[55]杨晓平。 浅议契约理论视角下会计职业道德的重塑[J]. 现代商业，2015,09:198-199.
[56]罗细根。 论会计职业道德的职能作用及现状[J]. 商场现代化，2015,12:232.
[57]方祺。 会计造假的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分析[J]. 市场研究，2015,05:67.
[58]陈舒宇。 当前我国会计信息失真原因和对策分析[J]. 现代商贸工业，2015,15:99-100.
[59]朱兴华。 新形式下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探究[J]. 吉林建筑大学学报，2015,04:115-117.
[60]丁广进。 浅谈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J]. 财经界(学术版)，2015,14:230+234.
[61]刘丹雪，王玉婷。 会计职业道德研究[J]. 中外企业家，2015,24:65-66.
[62]王琦文，董美霞。 会计职业道德缺失的思考[J]. 经营管理者，2015,21:65-66.
[63]刘辉。 会计职业道德教育问题分析[J]. 经营管理者，2015,24:417.
[64]张远清。 浅谈会计职业道德的发展现状[J]. 时代金融，2015,26:180.
[65]葛然。 浅析财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及对策[J]. 经营管理者，2015,25:32.
[66]梅英，李玮。 浅析建设会计职业道德的重要性[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5,21:50-51.
[67]赵国芳。 会计职业道德建设外部环境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2015,18:186.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的写作技巧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的写作采用三段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要简明扼要，开门见山，一般都选用资料中提供的事实材料和理论材料来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要紧密结合材料，不能东拉西扯，海阔天空地乱谈。要集中力量论述主要问题，论述时有详有略，重点内容详写，次要内容略写，但要兼顾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既要看到正面情况，又要注意到次要问题。
解决问题的方案要有条理，有层次，涉及到相关部门时方案要体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互相合作精神。分析问题要按照由此及彼、由表象到本质、由微观到宏观、由特殊到一般的方式进行。
会计职业道德论文参考：《浅谈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论文关键词：会计舞弊；会计职业道德
论文提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大企业、大集团频频出现会计舞弊案件。从中可以发现，大量的会计造假可以折射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重谈会计职业道德建设仍很有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会计职业道德问题伴随着经济发展普遍存在，但近两年是会计准则的变更阶段，会计职业道德缺失导致的问题更加突出。2007年是我国实施新会计准则的第一个年份，上市公司年报是全面执行新准则的首份年度报告，其年报工作要求高、事项多、难度大、责任重。其中涉及到追溯调整或者其他方面的操作，如果会计从业人员的责任心不强，那么在转型期间的会计造假等现象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会更加严重。伴随经济持续发展，对于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再探讨是十分有必要的。
一、天津磁卡会计舞弊案
2005年10月10日，天津磁卡被舞弊研究中心撰文指控涉嫌操纵现金流虚构巨额非经常性损益，10月19日该公司公告称证监会已正式立案调查。
天津磁卡在2005年9月7日公告中称：研发基地一期建设总用地亩，总投资103，896万元；2005年3月25日，公司与中贸源签订总价款为431，972，300元的《设备采购合同》，2005年6月30日，公司向中贸源预付了亿元设备采购款及原材料采购款。总价值只有亿元，就预付亿元，且如此巨额工程设备不自己招标采购，反而委托一家背景不明公司操作，这只能说明这亿元实际是在空转，也就是天津磁卡并没有真实收到亿元的售房款，也没有真实支付亿元的设备款，而是在银行的配合下做出的虚假现金流；实际上，2003年度收回的关联方欠款亿元以及后面支付印刷厂亿元也怀疑涉嫌资金空转，以此转回巨额的减值准备，如果是这样，则其2003年、2004年巨额的非经常性损益都是虚假的。
募集资金的使用必须存入专用账户中，做到专款专用。不少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的时候虚报项目所需经费；募集到资金后名义上还挂在账户上，但早已秘密转出到账外；或者将改存款质押套取贷款；或者虚报募集资金的使用金额和使用范围。
二、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现实危害
由天津磁卡会计舞弊案应该引发人们再次思考会计职业道德问题，其将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深远的现实危害。
1、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市场经济就无法维系。近年来，造假账、虚列资产权益等现象较为严重，并且出现了贪污、漏税等严重问题，这都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2、影响国家宏观经济决策。会计的目的就是真实公允地反映经济经营状况，而国家宏观调控便依赖于报表等会计成果，认为其反映的经营与资产列报是合理的，并做出宏观的经济决策。但是，在会计人员违背职业道德的条件下，会计结论的可信度受到威胁，更何谈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呢?
3、侵害投资者利益。此种危害在上市公司中更为明显。会计职业道德问题的产生会使得会计工作丧失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为企业及上市公司提供虚假的会计报告与验资报告，从而欺投资者，侵害其利益。
三、会计职业道德问题成因
会计职业道德是一个多元化复杂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故应以我国国情为出发点进行分析。首先，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会计职业道德更多地依附于历史继承性和经济规律，一些观念、一些做法虽然不符合时代、不符合要求，但是往往由于是老习惯、老传统，人们还是会沿袭下来。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都在发生变化，会计人员的道德观念也处在一个徘徊、不稳定的状态。会计人员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发生变化，而且随着改革开放，国外的各种思想，不论是好的坏的，都会对会计人员产生诱惑。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也就不难理解了。其次，国家的法制不健全，道德的作用有时显得无力。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生活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法制也应该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法律一旦颁布施行，就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可能时时改变，而社会经济生活是时时发生变化的。所以，法律往往有不周全的地方，有漏洞，这是在所难免的。法制不健全，会计人员在抵制违法会计行为时，就会缺乏法律保障。另外，尚未形成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评价体系及会计人员自己的行业自律组织。会计职业道德评价具有裁判作用、激励作用、示范作用和调节作用。我们能以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为尺度对会计行为加以衡量。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这样一种体系，不管是道德好还是道德坏，没有及时的评价，也没有及时的表扬或是纠正，使目前会计职业道德的作用和意义不够突显。另外，我国虽已有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事务所等，但是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针对所有会计人员的行业自律组织来对会计人员的行为做出约束和监督。
四、关于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建议
促进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化，制定有效、可行、完善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会计法律法规约束是会计职业道德的最低标准，会计是以一定的法律制度作为工作的依据与行使管理权之保障的。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优化会计从业的政治环境。做好会计职业道德的评价工作，建立行业自律组织。构建一个涵盖所有会计人员的属于会计人员自己的组织，那么就可以有专门的机构来对会计人员的日常活动进行管理，可以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对违反职业道德的会计人员实行相应的处罚，对情况严重的有资格吊销会计从业资格等。重视会计职业道德教育，把会计职业道德的原则和规范内化为会计人员的道德品质，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使他们自觉履行会计职业道德规范。
营销策划论文参考文献
导语：营销策划论文的参考文献有哪些呢?营销策划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的发展。下面是我分享的营销策划论文的参考文献，欢迎阅读!
[1] 段小明，胡波，郑兴华，解晋东. 化妆品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J]. 日用化学品科学. 2013(11)
[2] 董维维，庄贵军. 中国营销渠道中关系营销导向对企业关系型治理的影响[J]. 管理学报. 2013(10)
[3] 杨惠. 国外品牌轴承在中国市场的渠道管理浅析[J]. 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2013(05)
[4] 李杨. 营销渠道理论综述[J]. 经营管理者. 2013(06)
[5] 石凯鸣. 内外超市企业竞争力差异的比较分析[J]. 现代营销(学苑版). 2012(10)
[6] 刘小莲. 我国企业品牌国际化经营战略策略探索[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2(06)
[7] 瞿莉娜. 现代企业营销渠道体系的整合与创新途径[J]. 现代营销(学苑版). 2012(05)
[8] 郭华山，赵毅. 国内外化妆品市场观察[J]. 日用化学品科学. 2012(04)
[9] 杨柏超. 我国化妆品行业网络营销问题和对策探析[J]. 现代商贸工业. 2012(03)
[10] 赵陈婷，岳彩周，陈岳峰. 本土化妆品连锁路在何方[J]. 中国连锁. 2011(10)
[11] 闫欣洁. 浅析国内化妆品市场的'消费现状与趋势[J]. 经营管理者. 2011(09)
[12] 陈强. 国内外化妆品市场分析[J]. 日用化学品科学. 2011(01)
[13] 陆鹏，文华. 中国高端百货与高端化妆品对弈中的华丽转身[J]. 中国化妆品(行业). 2010(03)
[14] 陆文.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营销渠道研究[J]. 现代经济信息. 2010(02)
[15] Tony. 大卖场超市逼宫化妆品专营店[J]. 医学美学美容(财智). 2009(11)
[16] 刘伟，金远平. 基于J2EE的渠道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 科技资讯. 2009(10)
[17] 本刊编辑部，张萍，郭俊. 2007,中国化妆品法规年--年度化妆品行业法规大事记[J]. 中国化妆品(行业). 2008(01)
[18] 龚振，陆巍，钟爱群. 基于渠道权力的营销渠道结构整合[J]. 商业时代. 2006(11)
[19] 范小军，陈洁，陆芝青. 营销渠道变革与模式选择研究理论述评[J]. 企业经济. 2006(03)
[20] 杨晶，江红红. Super Mario勇闯第一关：怎么管理经销商?[J]. 现代营销(学苑版). 2005(11)
[21] 朱桂平. 客户关系管理与分销渠道整合[J]. 商业时代. 2005(24)
[22] 赵晓飞. 营销渠道的选择及评价标准研究[J]. 市场研究. 2005(08)
[23] 张继明. 从药店到俱乐部--畅谈化妆品营销模式最新走向[J]. 日用化学品科学. 2005(05)
[24] 贺艳春，张志海. 营销渠道结构演变的理性分析[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3)
[25] 冯赳善. 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26] 李南. 我国化妆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现状与对策研究[D].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1
[27] 王佳蕾. 上海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营销战略研究[D]. 厦门大学 2006
[28] 吴丹青. 泉州市化妆品安全问题及其治理研究[D]. 华侨大学 2014
[29] 董冰心. 特殊用途化妆品现状及监管研究[D].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30] 袁铮. 化妆品营销渠道研究[D]. 四川大学 2003
[31] 苗丹. 化妆品购买行为偏好研究[D]. 渤海大学 2013
[1] 弗雷德·R·戴维着. 战略管理[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2] 斯蒂芬. P. 罗宾斯着. 管理学.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2.
[3] 邓胜梁， 许绍李， 张庚森着. 市场营销管理： 理论与策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70-271.
[4] Louise. Boone, David. Kurtz. 当代市场营销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
[5] 李睿. 我国市场营销渠道管理创新研究. 现代商业， 2009, (6)： 96-97.
[6] 段玉英. 市场营销调研探讨[J]. 前沿， 2005(9)： 97.
[7] 杨淑红. 浅析我国市场营销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科技资讯， 2007. 12.
[8] 王国栋. 营销理论的历史和未来, 江苏商论, 2005, (11): 60-61.
[9] 肖凤桢， 韦秀长. 4P 真的过时了吗. 经济师， 2003,(6)： 267.
[10] 杨涛， 葛松林. 企业营销渠道系统创新动因分析. 商业研究， 2000, (5)：91-93.
[11] 伯特·罗森布罗姆着. 营销渠道管理. 李乃和， 莫俊芳等译. 第 6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140-214.
[12] 菲利普 科特勒等着. 营销渠道管理. 李乃和， 奚俊芳等译. 第 11 版.华夏出版社， 2004.
[13] 臧良运. 关系营销的发展及其实施策略[J]. 商业时代， 2008, (9)： 20.
[14] 刘辉. 基于关系营销的销售策略研究[J]. 经济论坛， 2008, (8)： 15.
参考文献就是你论文里面的一些段落，观点都借用过哪些书刊，报纸，杂志上面的内容！不说你也知道了，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百分之八十是抄的，其中那百分之八十就可以美其名曰“参考文献”，这样说你懂了吧？不过那百分之八十你抄的，都必须标明是抄自哪个书刊（哪一年出版的，具体到哪一段，那一页等），记得要标注明白！
一共二十卷子部-先秦两汉/刘向《说苑》/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可见,勤于思考对于求知是多么重要.其实人们在一切活动中都应重视思考.只有深刻而周到的思考,才会有新的发现,才会产生创造的灵感,才会有理性的升华,才有可能避免许多可以避免的失误.所以,我们要学会勤于思考,不做思想懒汉.(2)事实论据“大陆漂移说”的提出著名的“大陆漂移说”是德国地球物理学家、气象学家魏根纳提出的.他在地图上发现大西泣西岸的南美洲巴西东端呈直角的凸出部分,与东岸非洲喀麦隆海岸凹进去的部分,正好能够对起来,而且巴西沿岸每一凸凹处,与非洲沿岸每一凹凸处几乎都相对应.他思索着：如果移动这两块大陆,使他们靠拢,那么这两个部分正好吻合.他想到这里,心里一亮：“这两个大陆原来可能是一个.”后来他又经过长期研究,通过地球物理,地质,古生物及古气候多方论证,提出了著名的“大陆漂移说”.他认为地球大陆原是一个整块,大约距今3亿年以前开始分裂,向东西南北移动,后来才成为现在的样子.后来科学的新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学说.维勒的后悔德国19世纪化学家维勒,是一位在科学上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曾先后发现了铝和铍两种元素.但他也有遗憾.有一次,他在研究矿石时,发现了一种化学物质,他没有深入思考,武断地断定它是金属铬.不久,瑞典物理学家、化学家肖夫斯特姆也遇到了这种化合物,他没有轻易放过,而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研究,终于发现这种金属是钒.维勒得知后,后悔莫及.由于自己的草率,没有认真思考,失去了一种科学发现的良机.(3)理论论据不深思则不能造其学.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粹言论学》思索,譬如穿井不懈,便得清水.宋朱熹〈朱子语类辑略〉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始皆混浊,久自明快.宋程颢、程颐《二程全书河南程氏遗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理自知.谢觉哉《杂文选》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清张伯行《学规类编》讯问者智之本,思虑者智之道.汉刘向《说苑建本》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不要只顾及眼前利益，而忘记日后的祸患。
原文：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人君之道如何？”
对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
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系于左右。
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白话译文：
晋平公问师旷说：“做人君的道理有哪些？”师旷回答说：“做人君的道理应是清心寡欲，以德政感化人民而不施行刑治；努力做到博大仁爱，把任用贤能作为自己的宗旨；开阔自己的见闻，明察各方面的情况。
不拘执、沉溺于世俗的偏见，不受身边亲信的影响和羁绊；做到目光开阔、视野远大，见解独特超群；经常检查考核官吏的政绩，以此来驾驭臣下。
这就是人君所掌握的道啊！”晋平公说：“很好！”
出处：出自西汉刘向的《说苑》。
《说苑》，又名《新苑》，古代杂史小说集。刘向编。成书于鸿嘉四年(前17)。原20卷，78。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
《说苑》是一部富有文学意味的重要文献，内容多哲理深刻的格言警句，叙事意蕴讽喻，故事性颇强，又以对话体为主，《说苑》除卷十六《谈丛》外。
各卷的多数篇目都是独立成篇的小故事，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对话，文字简洁生动，清新隽永，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对魏晋乃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也有一定的影响。
扩展资料：
相关故事：
祁黄羊荐贤
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缺个县令，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晋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晋平公很是称赞祁黄羊的话，就任用了解狐。
国人对此都说好。过了一段时间，晋平公又对祁黄羊说，“国家缺少掌管军事的官，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晋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
晋平公又称赞祁黄羊，就又任用了祁午。国人对此又都说好。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祁黄羊的这些话太好了！推举外人不回避仇敌，推举家人不回避儿子。祁黄羊可称得上公正无私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晋平公
相信爱更多的感动
就是你写论文的时候需要参考的书籍和说明文档，例如：参 考 文 献 1 肖慎勇. 数据库及其应用.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必庆. 开放数据库互连技术与应用. 科学出版社， 高文. 数字图书馆——原理与技术实现.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金霞.HTML网页设计参考手册.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海泉. 现代图书馆发展的新理念. 中国图书馆学报, 李明华. 信息交流与现代图书馆系统. 书目文献出版社, 黄梯云. 管理信息系统. 经济科学出版社, 钟斌等. Dreamweaver MX2004动态网页基础与范畴. 机械工业出版社， 周绪, 管丽娜, 白海波. SQL SERVER 20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张海藩. 软件工程导论. 清华大学出版社, 吴慰慈. 图书馆自动化与网络化的现状及展望. 中国图书馆学报, 孟雪梅, 周燕.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内容与重点. 情报资料工作, 张晓青. 论数字图书馆的用户管理与用户服务模式.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31-42，56-6814 刘小东，陈艳玲. Dreamweaver MX2004动态网站设计实训教程. 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Roger Engineering A Practitioner’s Approach, 5th ed[M].IEEE Computer SocietyPress, ，12-5616 Mark Michaelis. ESSENTIAL C# . Sams Publishing,
聚合铝的过滤状况跟工艺原料有很大的关系，此外还跟你所用压滤机的型号规格有联系。只有两者匹配了才能达到良好的过滤效果，否则会出现过滤不了或者过滤不清澈的结局。
色彩是油画中最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艺术语言，是艺术家表达内心体验和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色彩的巧妙运用对于油画的艺术表现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笔者从色彩的基本定义出发，分析了色彩在当代油画作品中的表现特征，探讨了色彩在油画创作中的应用方式，以供参考。
一、色彩的基本概述
色彩是油画创作中至关重要的表现语言之一，更是最具视觉冲击力、刺激力和影响力的元素之一，它承载和体现了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与观念。在油画艺术创作中，色彩是油画的血液和灵魂，油画一旦失去色彩，将会变得苍白无力，灵活巧妙地运用色彩，能更真实、准确、生动、鲜明地表现生活、反映现实，使作品更富有艺术表现力和形象感染力。
色彩能够使人们的思维和心理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从而产生独特的审美感受和情感体验。任何一幅作品都凝聚着画家独特的艺术观念、情感思维、审美意识、主观建构、艺术感受和个性体验，从而形成画家别具一格的色彩风格。色彩可以表现自由的意象，画家善于借助自己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想象力，运用色彩和图像传达自己的情感理念与内心思想，突出自我精神，从而使欣赏者产生心灵共鸣，受到美的熏陶和思想的启迪，进入审美境界。由此可见，色彩有着其他绘画语言无可比拟的艺术作用，具有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它服务于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审美观念和主观情感，是艺术家表达情感意志、内心体会和思想理念的重要手段。
二、色彩在当代油画作品中的表现特征
1.色彩的民族性
油画民族化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也是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长期以来，中国油画面临着寻找出路和方向的问题，我国许多油画家一直认为，中国的油画艺术要想有发展和突破，必须探索出独特的、融入民族文化底蕴和文化思想、具有中国特色并能为大众所认可的绘画方向。在我国油画发展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民族性油画家，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油画事业的不断发展。如，著名油画大师吴作人的《负水女》《藏童》等现实主义油画作品，画面单纯而丰富，色彩明丽而和谐，富有鲜明的民族特性。董希文的作品《开国大典》成功地继承了盛唐时期装饰壁画的风采，画面中碧蓝的天空，大红的柱子、宫灯，金黄色的菊花、瓦片，崭新的紫红色地毯，以浓郁的民族色彩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2.色彩的平面性
综观当代油画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或多或少存在色彩平面化倾向。色彩平面化作为油画艺术创作的一种绘画语言，在我国当代油画艺术创作中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它有着立体语言无法取代的优势，是视觉艺术中最贴近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冲击，能够明确、清晰地将艺术家的内心情感呈现给受众。当前，色彩平面化是油画艺术创作的一种发展趋势，也是对艺术表现力的积极探索。许多油画艺术家青睐用平面化的色彩之间的关系组织和构成画面，这样的艺术表现方式既融合了我国地域性的民族审美情感和美学原则，充满传统文化气息，符合国人的传统审美倾向，又顺应了世界潮流，对于推动中国油画融入世界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3.色彩的写实性
色彩的写实性强调追求自然的光感和真实感，以科学色彩原理为主要依据，通过对光源色、固有色、环境色和空间色等条件色的综合运用，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的形体、空间、质感等方面的效果。在油画创作中，讲究色彩的写实性，有助于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从而增强艺术形象的感染力。如，我国当代著名油画家罗中立在其油画作品《父亲》中以照相写实主义表现手法，通过精微而细腻的笔触成功刻画了虽饱经沧桑，但对生活充满希望，有着乐观精神和百折不屈意志力的纯朴、善良、憨厚的农民父亲形象。画面中的色彩写实而细腻，饱和而厚实，丰满而润泽，庄重而感人，深沉而富有内涵，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面朝着的黄土、枯黑干瘦的脸、车辙似的皱纹、眉梢上灰色的汗珠、深邃的眼、迷茫恳切的目光、指甲里存有的泥土、粗劣破旧的茶碗，这些意象富有浓重的乡土气息，体现了作者对生活中劳动者的崇敬和赞誉。这种写实性表现手法赋予了作品强大的生命力，使父亲的形象更加惟妙惟肖、真实可信、有血有肉，更易激起人们内心的情感涟漪，点燃人们沉积已久的热情，触动人们的心弦。当我们凝视这个阳光下的父亲形象时，作品的意义已不再仅限于表现农民的力量，而是人类灵魂的象征。
4.色彩的情感性
油画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达情感，色彩是油画创作中情感意念的重要载体。不同的色彩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信息，使人产生不同的内心感受。如，红色给人热情、温暖、激烈、愤怒之感;__黄色给人明快、活泼、高贵之感;白色给人清静、朴素、天真、无邪之感;黑色给人灰暗、消沉、阴森、恐惧之感;紫色给人神秘、忧郁、安静之感。在油画创作中，创作主体的个性不同，对色彩的理解不同，用于表达内心情感的色彩选择也会不同，因而其表现出的思想感情有所不同。如，荷兰后印象派画家凡·高喜欢用辉煌的黄色表达对生命的渴望，在其作品《向日葵》中，黄色、淡蓝色以及有力的笔触表现了花朵舞动的神态和葵子饱满沉实的质感，充满了律动感和生命活力。同时，凡·高更善于用强烈的色彩对比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抒发特定的心理情绪。以《耳朵上扎绑带叼烟斗的自画像》为例，他在这幅自画像中借助背景的红色与衣服和眼睛的绿色、背景上部的橙色与帽子的蓝色两组互补色彩的强烈对比，抒发自己当时懊悔、苦恼、沉闷的心情。再如，中国写实性油画家王沂东痴迷用中国红表达情感，加强对主题的表达。在他的《古老的山村》《蒙山晨雾》《闹房之二吉祥烟》《冬天里的阳光》以及沂蒙新娘系列作品中均有对红色的运用，烘托了画面喜庆祥和的气氛。
三、色彩在油画创作中的应用方式
1.正确处理色调与情感的关系
情感是个体对外部客观生活环境的一种主观反映。油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一幅画面色调的选取，不仅仅是为了使画面看起来更加和谐，更重要的是能够真实地表露创作者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会，因而可以说，色彩是油画艺术创作者内心情感和主体精神的重要寄托。一幅优秀的油画作品，不仅要有丰富细腻、变化无穷的色彩，更要有真实的情感。许多优秀的油画艺术家善于将客观存在的物与主观情感进行自由转化，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和研究某种色彩与人的心理情绪的必然联系，然后运用恰当的色调将这些情绪和情感表现出来。因此，在油画艺术创作中，创作者必须正确处理好色调与情感的关系，把握好色调运用技巧，然后选择恰当的色调表现有情感的画面，使油画作品富有内涵和灵魂，进而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如，法国现实主义画家米勒的油画作品《晚钟》以朦胧的暖灰色调描绘了暮色笼罩着大地，在远离村庄的田野上，一对农民夫妇随着教堂响起的钟声，放下手中的农活，以虔诚、感恩的心低头默默祈祷，为平安度过一天而祝福的情景。画家将画面的暖色调处理得十分恰当，细腻而富有感情，日暮余晖的笼罩、屏息静思的农夫和静穆沉寂的大地相互映衬，整个画面凝重、宁静而又安详，普通的色调突显了诚挚、敦厚、纯朴的情感。
2.把握色彩的意象感受和主观表达
在艺术创作中，意象是指客观物体与主观感受相互交融而成的'一种艺术形象。色彩中的意象感受主要强调艺术表现的一种意境美。写意是油画创作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并不看重对客观形象的真实再现，而是注重表现客观形象的内在神韵和创作者的主观感受。许多艺术家在画面上对主观情感的表达并不是完全依靠色彩再现自然物象的真实感，而是围绕作品主题努力寻找能够表达创作意图的色彩，选择画面所需要的意象，将捕捉到的主观感受和艺术形象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充分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一种独有的意境美。如，吴冠中的《补网》中反复出现的黑色长线，浓淡得宜，粗细相间，具有浓郁的东方含蓄之美，寥寥数笔，让人意犹未尽;《月如钩》中漆黑的天与地、弯弯如钩的小月牙、疏疏落落的芦苇、深灰色的无边无尽的江面等物象的虚实相生，深黒色与深灰色的巧妙组合，营造了凄清、萧瑟、荒寒、悲凉的审美意境，传达了作者孤寂、惆怅、伤感的心境。
3.展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
油画创作离不开特定的地域环境、社会背景，因而油画色彩富有鲜活的时代气息。在西方，油画色彩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油画色彩呈现的艺术风格各不相同。古典主义油画追求宏伟庄重的艺术风格、严谨的造型和极致细腻的明暗色调变化;浪漫主义油画强调构图的变化丰富、画面的动态感、色彩的对比强烈、笔触的奔放流畅，讲求共性，崇尚自然，注重内在情感的表达;写实主义油画讲究造型的准确、色调的真实，强调对社会生活和不同阶层人物的真实表现。在我国，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油画艺术家纷纷以油画为武器，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他们的作品色彩鲜明，体现了时代的声音，为油画艺术的突破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吴作人的《不可毁灭的生命》、王式廓的《台儿庄大血战》、唐一禾的《胜利与和平》，这些作品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人们对新生活的向往以及共产主义情感的表达。
与写实主义油画不同，现实主义油画更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感，更贴近创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貌，在作品内涵上着力反映艺术家对当代社会生活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如，我国当代现实主义画家忻东旺的《诚城》《早点》《抓鸡》等油画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新生代画家刘小东的《澡堂子》《婚宴》《爷俩儿》等作品均用最淳朴的色彩刻画了老百姓平凡的日常生活，画面真实、淳朴无华，富有浓郁的时代和生活气息。
总之，色彩在油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创作者在油画创作过程中应把握好色彩运用技巧，巧妙地发挥色彩的艺术表现力，从而使作品富有内涵和生命活力。
谈谈对鲁肃的评价摘要:鲁肃于建安五年投靠孙权伊始,就在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在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孙刘联盟等一系列事件中功勋卓著。但孙权未能给予全面公正的评价,史学家陈寿也随声附和,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应扫除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还其杰出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关键词:三国;鲁肃;功绩;评价吕蒙死后,陆逊代吕蒙领兵。孙权与陆逊论周瑜、鲁肃及蒙曰:“……公瑾昔要子敬来东,致达于孤,孤与宴语,便及大略帝王之业,此一快也。后孟德因获刘琮之势,张言方率数十万众水步俱下。孤普请诸将,咨问所宜,无适先对,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檄迎之,子敬即驳言不可,劝孤急呼公瑾,付任以众,逆而击之,此二快也。且其决计策意,出张苏远矣;后虽劝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损其二长也。周公不求备于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贵其长,常以比方邓禹也。又子明……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子敬答孤书云:‘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责也。然其作军屯营,不失令行禁止,部界无废负,路无拾遗,其法亦美也。”[1](卷54《吕蒙传》)。上引孙权所论,是其对鲁肃的盖棺定论。《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颇同意此说,并认为“孙权之论,优劣允当”。[1](卷54史臣评语)对鲁肃的上述评价究竟是否允当?我们以为尚需探讨,以期能对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鲁肃(公元172年———217年),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幼丧父,与祖母及母亲居家。值东汉末年,天下纷乱,青年鲁肃“不治家事,大散财货,扌票卖田地,以赈穷弊结士为务,甚得乡邑欢心。”[1](卷54《鲁肃传》)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周瑜为居巢(今安徽巢县)长,[1](卷54《周瑜传》)率部下数百人来到东城拜访鲁肃,并求资粮。鲁肃当即指着家中尚存的两个各装三千斛米的之一赠与之。这一慷慨举动令周瑜对其为人处事益发感到惊奇,遂相与定交,结为知己。从此,鲁肃便通过与周瑜的亲密关系很快就登上了汉末政治斗争的舞台,表现出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建安五年孙策死,弟孙权统事。周瑜因赴策丧留吴,其时鲁肃亦至吴①,瑜对肃称孙权可辅,劝其留下服事孙权以求攀龙附凤,鲁肃应允。周瑜又极力向孙权举荐鲁肃,称其“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不可令去也。”周瑜的劝留和举荐获得成功,鲁肃正式投靠孙权,被引为“宾客”[1](卷47《孙权传》),于是方有一番“语及大略帝王之业”的“密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权即见肃,与语甚悦之。众宾罢退,肃亦辞出,乃独引肃还,合榻对饮。因密议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肃对曰:“昔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笔者按:《资治通鉴》作“保守”二字为是。)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权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上引鲁肃的对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汉室不可复兴;二是曹操不可卒除;三是应在确保江东的基础上观衅而动,乘北方多务之际,先除黄祖,进伐刘表,夺取荆州,然后竟长江之所极,据而有之(这自然应视作包括夺取地处长江上游的益州在内);四是在巩固了整个长江以南的割据后,再建号帝王,图取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鲁肃的对策,自然是投合孙权的心思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张昭非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用”的情况下,“权不以介意,益贵重之,赐肃母帏帐,居处杂物,富拟其旧。”然而鲁肃的对策又不仅是为了投合主子,讨得欢心而已;他确有自己独到的政治见解,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汉室的态度上。鲁肃所持“汉室不可复兴”的政治见解,不但高出孙权之上,而且和七年后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相比较,也实在有高出一筹的地方。①从孙权在“密议”中所反映的思想看来,他当时因羽翼未丰,只是想保有江东,尽力一方,以辅汉室,尚缺乏统一全国的进取精神。但鲁肃的一席话对他无疑是起了振奋精神的作用的。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明确讲过,如果象他设想的那样,“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1](卷35《诸葛亮传》)这里,汉室可以复兴的思想是十分明白的。如果说在建安十二年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以作号召,只是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并非本意的话;那末,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自汉中北伐前夕的上疏(即有名的《出师表》)中又何以仍然要讲“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呢?这自然是不能单以策略考虑解释得通的。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兴复汉室”是诸葛亮一贯的思想,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所主张重建的仍是刘家的一统天下,只不过是要将汉室皇帝的宝座让刘备这一支系来坐而已。“汉室不可复兴”的思想早在建安五年鲁肃就提了出来。这一建立在正确估量当时客观斗争形势基础上的政治见解,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对于鲁肃的这种远见卓识,在孙权的评论中从未提及②,我们自然不能同意其对鲁肃的评价是“允当”的。二建安十三年八月,刘表病死。当时曹操已统一北方,极有可能趁机南下夺取荆州。鲁肃于此时向孙权提出战略性建议。《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加刘备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肃请得奉命吊表二子,并慰劳其军中用事者,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备必喜而从命。如其克谐,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在此建议中,鲁肃明确指出荆州在战略地位上的重要性,分析刘表新亡后荆州形势发生变化的几种可能性以及应采取的对策。但建议的核心思想乃是以吊丧为名,前去进行多方面的外交活动,“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为了赶在曹操的前头,鲁肃在征得孙权同意后立即前往荆州,行至夏口(今武汉市),听说曹操已向荆州逼近,于是星夜兼程。等赶到南郡(今荆州市),得知刘琮已经降曹,刘备正在南逃。值此形势紧急的关头,鲁肃仍然北上,迳至当阳长阪与刘备相会,陈说形势,晓以利害,“劝备与权并力”,刘备自然很高兴地同意了。随后鲁肃与刘备等一道到了夏口。由是观之,鲁肃于刘表一死,即敏锐地预见到荆州形势必然有变,故而适时地提出了极力争取荆州的各种力量到自己方面来的建议。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鲁肃没有可能去作阻止刘琮投降的工作,但经过努力,终于及时有效地争取了刘备,预定的主要目的总算达到了,因而在战略上壮大了自己,争得了主动。孙刘联盟实际上的建立,为稍后赤壁之战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故应视作鲁肃的一大历史功绩。然而多年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孙刘联盟的功绩归之于诸葛亮。这固然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确曾提出过这一战略思想,且在时间上此鲁肃早出了一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不能将鲁肃的这一重大历史功绩予以忽略。也许有人要问,为何鲁肃不曾早于诸葛亮提出这一思想呢?大家知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思想、战略、方针、计划等的提出只有在社会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鲁肃之所以能在建安五年与孙权的“密议”中提出他的一套政治见解,却不能同时提出联刘抗曹的主张,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当时的形势是:曹操正忙于和袁绍集团拚死争夺,北方未定,无暇南顾;刘备尚在北方各军阀集团间依违周旋。因此,在孙权方面看来,当时既无联刘抗曹的必要,也无此种可能。官渡之战后,刘备于建安六年转而投靠刘表,寄寓荆州,受到刘表的疑忌而不被重用,只能在暗中求得有限的发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实体;曹操则正忙于统一北方,尚未对荆州造成实际威胁。所以鲁肃也不可能于此时提出联刘的主张。及至曹操统一了北方,刘表一死,荆州的形势立即紧张起来,成了各派势力注意的焦点。曹操为积极准备南下荆州,并企图进而扫平江东,正与刘琮暗中勾结。刘备本有可能趁机占据荆州,一则因为自己势单力薄;二则因与刘表父子同宗共族,加之刘表新亡,害怕失云“信义”;三则对刘琮的投降和曹操大军的迅速南下缺乏思想准备,故不仅未能占据荆州,反而被迫仓惶出逃。恰在此时,鲁肃向孙权提出上述建议并亲自出马付诸实行,终于取得联刘的成功。这不能不说是适合时宜的政治举措。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虽然提出了“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为援而不可图也”的思想,又设想在取得荆、益之后,仍要坚持“外结好孙权”的政策。这诚然表现了诸葛亮的明达事理和深谋远虑。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诸葛亮在提出上述思想主张后并未付诸行动;甚至在曹军大举南下,刘备兵败长阪时,也未能在联吴上主动迈出一步。而主动迈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的,恰恰正是主谋者和积极实践者的鲁肃。鲁肃提出这一思想虽较诸葛亮晚了一年,但在实际行动上却先走了一步。而这一步以于三国历史发展进程所起的实际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试想,如果孙吴方面不采取这一主动行动,而持观望态度的话;那末,在曹操各个击破的政策下,刘备集团能否逃脱覆灭的命运?孙权集团能否继续保有江东?都是难以逆料的。我们在上面这样提出问题和论述问题,绝没有一丝一毫要贬低诸葛亮的意思,而只不过是试图客观地说明鲁肃的历史功绩是不应忽视的①。孙权明明是鲁肃联刘思想和实际行动的赞同者,但在评价鲁肃的功绩时却未能明确指出②,也不能认为是“允当”的。三赤壁战前,曹操挥师南下,降刘琮、败刘备、取江陵,一路之上势如破竹,大有鲸吞刘备、席卷江东之势。刘备在曹操轻骑追击下,放弃南逃计划,渡过汉水,与刘琦合兵一处,先退至夏口,后又接受鲁肃意见,退驻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州市北)。孙权则拥军驻于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观注形势的发展。由于曹操已“破荆州,威震四海”[1](卷35《诸葛亮传》),并将顺江东下,刘备、诸葛亮深感形势危急,再也不能不采取外交行动了。于是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见,派亮随同鲁肃前往柴桑拜会孙权,谋求援救。诸葛亮在与孙权的会谈中,一方面用激将法煽起孙权的抗曹热情;一方面又仔细地分析形势,陈述必能破曹的理由,鼓舞胜利的信心,促使孙权克服了某些犹豫不定的思想,坚定了抗曹的决心。诸葛亮此次出使,对于孙刘联合抗曹阵线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无疑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孙刘联盟抗曹并非是没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孙权集团内的主降派。在孙权主持的军事会议上,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对于曹操所发出的战争恫吓“莫不响震失色”[2]。他们慑于曹操声威,错误地分析形势,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认为曹操已取得江陵,己方再无天险可凭,加之众寡实在不敌,与其抗曹战败,不如及早请降。一时间,投降派的主张甚嚣尘上,劝孙权迎降的人数占了压倒多数。值此关键时刻,鲁肃挺身而出,对孙权指陈利害,力排众议,极言主战,并建议孙权急速将出使鄱阳的周瑜追回,委以统军重任,迎击曹操。鲁肃这一决策的提出和周瑜的坚决主战,终于克服了内部的重大阻力,使孙权最后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选定了合适的统军主帅,从而保证了孙刘联军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赤壁之战中,鲁肃作为赞军校尉,协助周瑜、程普,筹画方略,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对于战争的胜利也是功不可没的。赤壁之战刚一结束,鲁肃最先从前线回来,孙权特地为他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肃将入门台拜,权起礼之,因谓曰:“子敬,孤持鞍下马相迎,足以显卿未?”肃趋进曰:“未也。”众人闻之,无不愕然。就坐,徐举鞭言曰:“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权抚掌欢笑。这段趣话,一方面表现出孙权对鲁肃的政治军事才能和所建树的功绩十分敬重,同时也表现出他本人在胜利后的喜悦心情,对那班主降派自是无形的贬斥;另方面则充分反映了鲁肃统一全国的理想和抱负,这自然是他早在建安五年“密议”中提出的那种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对于鲁肃在赤壁之战的作用,从前引孙权的评价中可以看出是作为鲁肃的优点和长处之一而加以肯定的。陈寿也评说:“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新荡荆城,仗威东夏,于时议者莫不疑贰。周瑜、鲁肃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1](卷54史臣评语)诚然,周瑜是个极力主战者,并作为统军主帅在赤壁之战中建立了殊功,堪称奇才。但将其与鲁肃等量齐观,似仍有不妥,因为没有分清主次,未能突出鲁肃作为主战派的首领和决策者[3]的应有地位。在这个问题上,陈寿的评论尚不及孙权来得恰当。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于卷54《周瑜传》中注引《江表传》后写道:“臣松之以为建计拒曹公,实始鲁肃。于时周瑜使鄱阳,肃劝权呼瑜,瑜使鄱阳还,但与肃暗同,故能共成大勋。本传直云,权延见群下,问以计策,瑜摆拨众人之议,独言抗拒之计,了不云肃先有谋,殆为攘肃之善也。”其为鲁肃之抱不平,驳陈寿叙史之失当,甚是得体。四赤壁战后,荆州所辖八郡分别为曹操、刘备和孙权所据有:曹操拥有江北的南阳、章陵二郡;刘备占有江南的武陵、长沙、桂阳和零陵四郡;孙权则据有江北的南郡和江夏二郡。这三大集团都力图巩固已有的地盘,并谋求向外扩展,于是荆州便呈现出微妙的形势。曹操方面对于赤壁战败,南郡丢失,到口的肥肉被人夺去是绝不甘心的,随时都想卷土重来。从刘备方面讲,被隔在江南,向外发展受到阻碍。要想依据《隆中对》所确定的政治路线行事,为夺取荆州、进占益州、实现其政治抱负,当务之急便是要取得居于战略要地的江陵,以作为前进的跳板。但因占据南郡(治江陵)的孙权集团是自己的盟友,为了抗曹,仍需结好,不便以武力强夺(即使是诉诸武力,也未见得能够取胜)。故于建安十五年由刘备亲自出马前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会见孙权,请求将南郡拨归自己节制。这便是尽人皆知的“刘备借荆州”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借地”问题上,孙权集团内部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借地,其代表人物是时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的周瑜。他对于要把经过浴血苦战从曹操手中夺得的南郡轻易地交给刘备在思想上想不通,感情上无法接受。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出发他甚至建议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并将刘备的虎将关羽、张飞二人分隔开来,“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1](卷54《周瑜传》)可见周瑜等人不但坚决反对借给刘备土地,而且还想要将刘备集团予以吞并。持另一种意见主张借地的只有鲁肃一人,他是从抗拒曹操这个大局着眼的。史载:“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孙权最终采纳了鲁肃的意见,刘备借得了南郡。①鲁肃何以主张借地?孙权又何以接受鲁肃的意见而不采纳周瑜的计策?其间的道理史载甚明。《三国志》卷54《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曰: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同书卷《周瑜传》载孙权不用周瑜之计是因为:“权以曹公在北方,当广揽英雄,又恐备难卒制,故不纳。”据上引二条可知,被视作“英雄”或“枭雄”的刘备,是不大可能一下子就能制服的;而借地给刘备,让其势力有一定的发展,对于孙权集团说来虽有所失,但在当时形势下是最为明智的办法,可以从中收到不少实际的好处。其一,可以巩固孙刘联盟,便于保持自己有利的战略地位;其二,可以缩短战线,避免将自己有限的兵力分散,也有利于摆脱处于曹刘两大集团之间的腹背受敌的处境;其三,使刘备与曹操接境,给曹操树立了一个劲敌,可以牵制曹操的兵力,减轻对自己的军事压力;其四,不致因孙刘不和、相互攻战而令曹操坐收渔人之利。总之,是抓住了“共拒曹公”以图生存和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因而是唯一正确的策略。鲁肃主张借地,是与他在赤壁战胜后能客观地分析形势分不开的,也是他“曹操不可卒除”思想的体现。所谓“曹操不可卒除”,即曹操终归要除而又不可能很快除掉,而且单纯自身的力量是不成的,故而要与刘备结盟并保持盟好。正是在这种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思想指导下,于是才有主动联刘、力主抗曹和借地资备等一系列决策的提出和实施。这些举措反映了鲁肃思想的一贯性,体现他为了达到长远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灵活策略和巧妙的斗争艺术。鲁肃以其敏税的政治眼光,综观全局,深谋远虑,不因贪图眼前的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在借地问题上同样是值得称道的。事实上,借地的客观效果是明显的。《三国志》卷54《鲁肃传》载: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寥寥数语,活现出曹操当时的心境,可见所引起的反响之强烈。由于借地,孙刘联盟抗曹的体制得以巩固,对三国鼎立局面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样认识问题恐怕是不算过当的。建安十五年,周瑜病死,鲁肃代瑜领兵。鲁肃自主持孙吴军务开始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始终坚持与刘备集团结好的政策②。在此期间,孙刘两家在荆州的归属上有过争议,也动过干戈,致使联盟产生了裂痕,但联盟关系总算是维持着。这固然是因为孙刘双方都觉得大敌曹操尚存,确有维系联盟的必要;但与鲁肃的某些处置也不无关系③。及至吕蒙代肃领兵,因袭取江陵,擒杀关羽,导致孙刘联盟公开破裂,那就是后话了。总之,在鲁肃生前,孙刘联盟抗曹体制的巩固和维持是与借地密切相关的。前述在借地问题上,孙权舍周瑜等人的意见于不取,而接受鲁肃的意见,应该说是很有见识的。他甚至还主动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作夫人,缔结政治婚姻,显然是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同一目的。但是在鲁肃死后,孙权却一反过去之所为,视鲁肃劝他借地资备“是其一短”,这就显得极不公道了。孙权于鲁肃的生前和死后,在借地一事上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为免节生枝蔓,在此不拟讨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孙权基于形势的某种变化,将以往适合时宜的举措加以否定,因而以功为过,以是为非,并影响到对鲁肃的公正评价,这种识人论事的态度显然是不足取的。作为史学家的陈寿不能为鲁肃辩诬,反与孙权苟同,亦不足取。此外,孙权在肯定吕蒙“图取关羽,胜于子敬”的同时,又指责鲁肃所说的“羽不足忌”是“内不能办,外为大言耳”。对此,我们也认为是评价不当的。依鲁肃的智慧才德两论,应该说是出于吕蒙之上的,何以他不去图取关羽呢?原因就在于他要维系住脆弱的孙刘联盟,以便借助关羽所拥有的力量来牵制和抗拒曹操,并非在关羽面前无能为力。明乎此,就可以理解鲁肃在给孙权信中所言“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的本意了。因此,我们认为鲁肃之不图取关羽,是可以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来解释的。综上所述,鲁肃自建安五年正式投靠孙权开始其政治生涯,直至建安二十二年病逝为止,近二十年间,在“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始终为辅佐孙权保有江东,以图削除曹操,进而统一全国的宗旨而尽心竭力,在汉末三国的政治斗争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参与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历史话剧。早在与孙权的“密议”中,他就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政治路线,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加进了联刘的内容、吊丧结刘、力主抗曹、借地资备、维系盟好等都是这一路线的生动体现。正是由于有了这条路线,再加上他的身体力行,孙刘联盟才得以形成并能够维系,三国鼎立局面始能出现并得以延续。诚然,所有这些决非是鲁肃一人之力,而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间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鲁肃所起的作用是不容抹煞的。尽管由于某些原因,在鲁肃的评价上显得不够公允;更由于后来一些文艺作品的艺术渲染,又致使鲁肃的形象受到不应有的损害。然而我们相信,一旦除去蒙在鲁肃身上的历史灰尘①,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形象,就会以其真实的面目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参考文献:[1]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3]刘勉之·论赤壁之战中鲁肃[N].人民日报,1958-01-16;1958-01-17·
说说刘备一直以来，很多人都遗憾刘备没有能统一全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我认为刘备是一个非常虚伪的人，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笼络人心，夺取天下。首先，刘备对待自己的下属，一定有人会说，他很关心他的手下，但我认为他从来没有真正信任过哪个属下。他为何要关心他们呢？还不是要利用他们来给他打天下。刘备看准了关羽和张飞两员猛将，桃园结义作了兄弟，他当大哥，以便日后打仗，功劳尽归他一人。也从这以后，他就抱着“上报国家，下安黎民”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的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了人民的普遍爱戴。这是因为他的实力远不如曹操和孙权，他只能通过人心来与曹操和孙权抗衡。他对待妻子，有一句著名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裳” 。古人有云：“一日夫妻百日恩”，对待自己的妻子都如此，我们还指望他能对待自己的兄弟和人民好吗。而且在江东和孙夫人度蜜月时早又把兄弟们忘的一干二净，还要诸葛亮用锦囊妙计他回家。当年赵子龙长板坡单骑救回刘阿斗之后，刘备居然把阿斗往那石岩上一扔，说道：“为汝一小儿，几损我一员大将”。我认为他是做戏给自己的手下看。他知道，孩子可以再生，但是，像赵云那样的猛将，却不可多得。就是因为这样，把赵子龙感动得趴在地上直说：“云即肝脑涂地亦无以为报也！”一句话便把个赵子龙的后半生全收买了。在他将死时，还用计逼诸葛亮发誓，永不夺取他们刘家天下，当时刘备是这样说的：“朕知汝之才胜吾儿十倍，亮可辅则辅，不可辅则可取而代之。”如果他真想让位给诸葛亮的话，只要发表一个申明就可以了，这样当着很多人说的话，纵使诸葛亮有夺取他天下的野心，也要谦虚一下。又是着短短一句话，把个诸葛亮感动得为了他的刘氏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实这都是是他笼络人心一种手段而已。其次，大小官僚们善体上意，劝刘备当皇上。第一次，“汉中王勃然变色曰：孤岂效逆贼所为！”第二次再劝，刘备说：“孤虽是景帝之孙，。。。。今一旦自立为帝，与篡窃何异”这话头就松多了。先说自己是皇族嫡系，景帝之孙，有资格当皇帝。再暗示“自立为帝”不行，要大家大力拥戴。第三次，在诸葛亮家里，刘备才说了实话：“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不是不想当皇帝，是怕有人不服，应全人拥戴，千呼万唤始出来。最后，刘备伐吴，他当然不希望自己失败，故所以起大军七十万，在兵力上胜过孙权。但又不希望速胜，最好是能托到汉献帝死了以后，再结束这场战争，只有汉献帝死了，他的皇帝才能当的名正言顺，否则，最多只能自封个什么代王，摄政王什么的，还要去救真皇帝。因此这次出征不带诸葛亮，不带马超，让赵云殿后。明明是一兵强将弱，不求大进取得架式。真要是急着报仇，应该让诸葛亮统兵，勇将赵云，马超打先锋才是。诸葛亮也说：“若只欲伐吴，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何必亲劳圣驾？面对这些，你难道还不认为这个刘备真是有些厉害手段的吗？难道看不出他是一个虚伪的人吗？
刘备成功的八大要素 本人对《三国演义》爱不释手，反看正看，总结出了刘备成功的一些要素，写出来共享。需要说明的是，文中内容，只是本于〈三国演义〉，不涉历史事实，读看此文时不可过于当真。 刘备从一介平民，经过个人奋斗，成为九五之尊，认真探究起来，必有其成功之道。常言说，乱世出英雄。社会大动乱的大环境，给每个有志气有才能的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不过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有如刘邦、刘秀、朱元璋，等等，就是从社会最底层经过奋斗成功的范例；而陈胜、吴广，陈友谅等，就是奋斗未获成功的例子。刘备从平民到皇帝，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最终获得成功，排除环境和客观因素，就刘备主观上而言，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八大因素。 一、立志。立志是刘备成功的根本因素。刘备屡败屡战，斗志不减，根本在于志存高远，不因一时之得失而心灰意懒。刘备少有大志。就像陈胜曾经与一起劳作的人聊天时说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三国演义》在刘备出埸时有一大段话，表明了刘备不是社会底层碌碌无为的一般百姓。当时黄巾军前来犯幽州境界，刘焉招募义兵相抗，引出了一位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这段话，表明了刘备自小就蓄大志，这个大志不是别的，而是当皇帝。刘备与张飞、关羽相识，结为异姓兄弟时，表明要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也可看出其志向。曹操煮酒论英雄，当说到“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时，刘备惊得筷子掉在地上，说明曹操说中了刘备的心事。刘备三请诸葛亮，诸葛亮前两次避而不见，我看主要是不明刘备志向，常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诸葛亮作为一代良相，自当要寻英主。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明说了：“愿闻将军之志”，刘备屏退旁人后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通俗地说，就是要取天下而治理之。刘备立志可见一斑。 二、用贤。用贤是刘备成功的关键因素。刘备用贤，最重要的是用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请到诸葛亮后，成了刘备事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刘备东奔西逐，遑遑似丧家这之犬，没有立身之地，虽有大志，但不得伸。得到诸葛亮后，取荆州，定益州，终成帝业。刘备一生，对诸葛亮非常信任，大事都委任于他，让诸葛亮放手去做，从不生疑。诸葛亮也竭尽心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因如此，刘备才能取得成功。在用贤方面，刘备还用了庞统、马良等人，但终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出之处。特别是庞统，经孔明推荐，刘备并不识其才，几乎错过。而其他贤才，在诸葛亮的光芒掩映之下，也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在刘备集团，不像曹操集团那么人才济济，倒像是诸葛亮一人之外，有点人才凋零的样子。这也是刘备的事业很快消亡的重要原因。 三、结义。结义是刘备成功的重要因素。桃园三结义，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关于义的最高境界。但刘备结义，乃是深谋远虑，主要是从事业考虑。在刘备的过程中，关张二人多次救了刘备的命。到后来，成为刘备事业的柱梁。刘备入西川后，关羽镇守荆州，与曹军和东吴对峙；刘备夺取益州后，张飞任巴西太守，与新占汉中的曹军在第一线对峙。关张二人，是刘备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刘备集团的凝聚力、战斗力由此二人支撑。关张一生，从未与刘备离心离德，而是团结一心，浑如一体。在刘备的一生中，用义气笼络人体现最充分的另一个例子是赵云，赵云被刘备用义气打动，跟随刘备一生不悔，为刘备的事业立下大功。 四、借势。刘备善于借势，这也是刘备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刘备本是一介平民，不像曹操有曹家和夏候家两大家族的势力可供倚赖，也没有孙权那样有父兄创下的宏大基业。刘备完全是白手起家。在那个时代，要做出一番伟业，必须有人跟随，组成一个势力集团。一介平民百姓，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做到一呼百应，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刘备有办法，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姓氏，也就是当时的皇姓。说他是什么中山靖王之后，一下子成了皇族血统。不仅如此，他还攀上了皇帝的叔叔的尊位，被尊为皇叔。刘姓本是中国大姓，是不是皇室血统，在当年那个乱世，想来也没有什么人去认真追究，即使追究，也不一定弄得清楚。刘备与人交住，口必称备乃中山靖王之后，打着维护汉室的旗号，以后登上皇帝宝坐时又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确实蒙住了一些人。中国历来有名正言顺的说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刘备深谙此道。刘备打着中山靖王之后的旗号，也增强了其事业的正义性，自己理直气壮，跟随他的人也理直气壮了。 五、装衰。刘备有装衰的本事，是一个表演天才。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江山，此话大致不假。综观《三国演义》通篇，写刘备哭泣、下泪的不下几十处，刘备真是一个哭才。刘备三请诸葛亮时，见其不肯出，即哭，孔明见刘备哭，就同意了。在刘表府上，在刘表墓前，刘备都曾哭过。为不还荆州给孙权，刘备哭过。娶孙尚香时，刘备在吴国太前哭过。在与刘璋相见时，刘备哭过。赵云当初离开刘备回公孙瓒处，刘备泣别。在襄阳携民渡江时，刘备大恸。在长坂坡，赵云救回了阿半，刘备哭了。关羽、张飞死后，刘备终日哭泣，以致泣出血来。常言道，男几有泪不轻弹，刘备作为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动不动就哭鼻子流眼泪呢？难道是真正到了伤心处吗？我看不一定。哭，只是刘备的一种处事待人的方式，是为了感动别人，打动别人，使别人被感动，引起别人同情。有时是为了表明诚心。但有时又是惺惺作态，作给别人看的。比如在襄阳渡江时，面对百姓大恸，就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作出一种爱民如子的样子。在长坂坡赵云救回阿半后的哭泣，既有伤心的成份，也有做样子的成份。看来，即使是想当皇帝的人，装衰也是一种可用且有效的手段。 六、傍款。这里说的傍款，是借用当今傍大款的说法。傍款，其实也是借势的一种做法。但刘备的傍款，不只是借势，自己势力弱小时，去依傍某个强大的势力，保存自己的实力，慢慢发展壮大自己。而是夺势，喧宾夺主，以客代主。三国时期的绝大多数强大的势力，刘备几乎都去傍过。最早是傍公孙瓒、田楷，然后是傍吕布、陶廉，再是傍曹操、袁绍，然后是傍刘表、孙权，再后是傍刘璋。刘备傍大款，不只是勉从虎穴暂栖身，而是处心积虑，暗中抢夺地盘实力，准备独树一帜，反客为主。在与公孙瓒打交道时，曾向公孙瓒借兵，暗地拉拢赵云，挖公孙瓒的墙脚，由于公孙瓒警惕性高，逼着刘备还人，才未得逞。与陶谦打交道时，实际上抢夺了徐州。在与袁绐和曹操打交道时，没有占到便宜。后来，只好打同宗的主意。打刘表的主意时，被蔡瑁识破，才有马跃檀溪，但刘表死后，还是抢到了江夏作为根本。与孙权打交道时，占到了荆州的一大块地盘。最后，算盘打到了宗兄刘璋的头上，抢到了益州，终成帝业。刘备的地盘、人才，基本来自于荆州、益州。刘备从白手起家，傍款，借用已有的势力，是他的一种重要策略，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七、联姻。刘备最早的夫人是谁，看过《三国演义》之后摸不着头脑，最早见到的刘备的夫人，是糜夫人和甘夫人。糜夫人是徐州豪富糜竺的妹妹。甘夫人是在小沛时娶的，不知来源如何。刘备娶糜夫人，据说是糜竺见刘备身边没有女人，没人照顾，而把妹子嫁于他的。但实际上，糜竺在徐州算一个大财主，且有影响力。刘备娶其妹，不乏政治上的考虑。糜夫人死于当阳长坂坡。甘夫人生了阿半，因长期战乱，死于赤壁之战前后。由此，有人说刘备命硬克妻。赤壁战后，孙权把其妹孙尚香嫁好刘备为妻。这个婚姻，应该更多政治成份，是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因为刘备时年已经49岁，孙尚香还是二八佳人。刘备入成都后，孙尚香回了东吴。刘备又娶了一个寡妇－－刘焉之子刘瑁的妻子－－吴夫人。刘备娶吴夫人，一则可能是因为她漂亮，二则可能是为了笼络益州人，巩固他在益州的地位。由此看来，刘备的婚姻，殊少爱情因素，更多政治因素，这也是政治人物的悲哀。 八、逃命。刘备一生，逃命之时颇多。把逃命也列为刘备成功的法宝之一，是因为逃命在刘备事业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刘备深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的道理，正由于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才使得他最终能成就大业。值得一提的是，刘备逃跑有术，每每大难不死，又死灰复燃。著名的逃跑，有从徐州逃到袁绍处，有从袁绍处逃到荆州刘表处，有从新野、樊城经长坂坡逃到江夏，最后的一次逃跑，送了老命。也就是夷陵一战大败，逃回白帝城，抑郁成疾，又羞于见人，不敢回成都，终至不起。综观《三国演义》，刘备基本不会打胜仗。正如陆逊在夷陵之战中所论：寻备前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还有一段，谈及刘备会逃跑、会打败仗：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陆逊之论确实精到，对刘备的分析精辟入微，正是其看透了刘备，所以才定下掎角此寇之大计，一举击溃刘备，使之一蹶不起。
最佳答案-网友投票选出 论《三国演义》中庞统形象审美特色【内容提要】在《三国演义》众多文臣武将和如云强手中，庞统可谓独具特色的一位。庞统在作品中存在时间不长，所占篇幅不多，生卒短暂。然而却以其曲折的生平、独特的个性、奇绝的才智、辉煌的人生而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意趣。庞统是个难得的奇才、刚正的狂士、豁达的诤臣。(一)难得的奇才庞统形象的审美意趣，首先源于其性格中奇的特征。奇者：一曰罕见，二曰杰出、超凡。本文称庞统为奇才，二者兼而有之。庞统的奇才大智享誉荆襄，盛传江东。孙权早闻大名，周瑜多用其计；刘备久闻芳名，孔明深服其智；鲁肃称其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然而却遭遇坎坷。或埋没于襄阳，或屈沉于江东；或遭孙权冷落，或受刘备屈待；甚而公瑾屡用其谋，竟未授其职；为东吴建奇功，却不被吴主所认可。庞统之屈可谓奇也。正是庞统之奇才被屈待构成了其独特的审美意趣。1.名士交口赞奇才称庞统为奇才，首先在于庞统颇得当时天下名士贤才的赞赏，盛名布于海内。刘备为躲避蔡氏兄妹所谋杀身之祸，马跃檀溪，逃难至南漳水镜先生庄上，水镜指点道：“天下奇才，尽在于此，公当往求之。”“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见罗贯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73年12月第3版308页)小说作者在此通过著名隐士司马德操之口将庞统作为天下奇才推荐给刘备。庞统不仅享誉襄，而且名播江东。据小说介绍，庞统因避难寓居江东期间，周瑜通过鲁肃多次请教庞统，并多用其谋。鲁肃因深知庞统之大智奇才，在刚继任督都之职时，就向孙权举荐了庞统。肃称统：“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关于孙吴；往日公谨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同上488页)可见，庞统之奇才大略深得当时天下名士赞赏推崇。孙权以貌相人，以偏爱取才而冷落庞统。鲁肃深感惋惜，称赞关安慰庞统道：“公抱匡济之才，何往而不利?”(同上489页)当肃得知统欲投刘备时，支持并嘱咐道：“无使孙、刘互伐，同力破曹。”统答曰：“此某平生之素志。”(同上)可见统之见解高远，枢机超凡。倘孙、刘长期联盟，同力破曹，便会无往而不胜。可惜孙刘两方众多文臣武将持此见解者仅鲁肃、庞统、孔明等寥寥数人。甚至连被称为世之枭雄的刘备也能认识到孙刘联明的极端重要性。否则，岂有夷陵之败?乃至孙刘两大集团最终被魏方所灭?象庞统这样才智过人，机谋深远之士也被孙权所冷待，只能证明孙权也是一个目不识珠之辈。三国之争从根本上讲是人才之争。在小说中作者对庞统之才极为赏识推崇，对其才智被埋没，被屈待深感惋惜。鲁肃在写给刘备的荐书中推崇道：“庞士元非百里之才。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展其骥足。”并特别提醒道：“如以貌取之，恐负所学，终为他人所用，实可惜也!”(同上490页)孔明在东吴吊丧期间，曾面晤庞统，并写有荐书给刘备，推荐庞统。当孔明从东吴回，问及庞统时，刘备称统“近治耒阳县，好酒废事。”孔明闻言笑道：“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学，胜亮十倍。”并指出：“大贤若处小任，往往以酒糊涂，倦于视事。”(同上)刘备方根据张飞、孙乾考察的情况和鲁肃、孔明的举荐，纠正屈待大才的过失，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选方略。小说在描写庞统曹冷遇被屈待的情节时，充满赞赏而惋惜的审美情调。这情调是作者对人才被屈待的深深遗憾，对健全人才环境的热切呼唤。它撞击着读者的心灵，感染着读者的情绪，启示后世善待贤才。2.巧授连环展骥才在名士的口碑中，庞统是学识渊博而未展骥足的奇才。在实践中，庞统谋略枢机如何呢?在现实中，庞统不愧为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贤士。小说作者以极为赞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在实践中所显示的奇智神谋，给读者以妙不可言、美不胜收的审美享受。鲁肃将庞统推荐给孙权时说：“往日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此非虚言。在庞统寓居东吴期间，虽未正式拜授任何职衔，但在事实上已充任着东吴谋士之职。《三国演义》第47回“庞统巧授连环记”就描写了庞统受周瑜之邀，以过人的智慧机敏向曹操巧授连环记，使操自锁战船的精彩场面。其间，庞统的谋略枢机得到出神入化的表现，达到令人惊叹的境地。面对曹操八十三万大军压境之势，周瑜使鲁肃问策于庞统，统先献“火攻”之策，后献“连环”之计。周瑜犹伯乐得千里马，深服庞统之论，使肃请庞统出山为其施行连环记。曹操被称为世之奸雄，对其施计谈何容易!非智谋超常、胆识过人者莫敢当此大任。周瑜知人善任，对肃曰：“为我行此计者，非庞士元不可。”果不出周瑜所料，庞士元以杰出的才学、超凡的智慧、随机应变的高招圆满完成了巧施妙计的任务。统先装成怀才不遇、对周瑜极为不满、而遁迹于西山草庵的隐者，赢得了生性愚拙、出使东吴的蒋干信任，得以被引入曹营。得见曹操后，就根据操之心理、性格特点，用骄兵之计和献媚之词，又获得了操的信赖。从而乘机查清了曹军布阵情况。同时，极尽夸赞奉迎之能事，使踌躅满志的曹操得意忘形，完全失去了戒备，进而获得了与操同桌共饮，畅谈兵机的殊遇。此时，庞统便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与操“高谈雄辩，应答如流”，使操“深为敬服，殷勤相待”。当统获得操深深敬服之后，便开始佯装醉意，又以关切的语气、投石探路船问道：“敢问军中有良医否?”当操答：“水军多疾，须用良医治之”时，统便指出水军呕吐的原因：“大江之中，潮涨潮落，凡浪不息；北兵不惯乘舟，受此颠簸，便生疾病。”而此问题正是操所忧虑之事。如何不求良策?于是庞统乘机便授其计，使操“以大船小船各皆搭配，或三十为一排，或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连锁，铺上阔板。休言人可渡。马亦可走矣。乘此而行，任它风浪上下，复何惧哉?”(同上)操入魔也似中计，反下席而谢。真乃智者奇者庞统也!正如小说中诗曰：“赤壁鏖兵用火攻，运筹决策尽皆同。若非庞统连环计，公瑾安能立大功。”(同上)庞统能智胜生性多疑、诡计多端的曹操，可见其智绝才奇和出神入化的应变能力。小说中庞统奇智胜奸雄的情节场面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漾溢着袭人的妙趣。读之，令人兴味盎然，精神愉悦。3.明察善断理事才若说在赤壁之战中，庞统智献火攻之策，巧授连环之记显示出庞统高超的决策能力和随机应变能力的话，那么“耒阳县庞统理事”则表现了庞统非凡的理事才能。庞统满怀匡世之志、济民之才欲意安邦济世却遭冷遇，最后只得抱屈来到山僻小县任县令。终日以酒取乐，不理政事。刘备得知便派张飞、孙乾前往巡察。统衣冠不整，扶醉而出。张飞见之，责其尽废县事。统不加申辨，“随即唤公吏，将百日所积公务都取来剖析，吏皆纷然赍抱案卷上厅。诉词被告人等，环跪阶下。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内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将百日所积之事，尽断毕了。”(同上490页)投笔于地而对张飞曰：“所废之事何在?量此小县，何足介意。”(同上)在此作者以叹赏的笔调表现了庞统明察善断的洞察决断之才、干炼果决的理事之才和快捷神速的办事效率。目睹此情此景张飞惊叹道：“先生大才，庞统不仅是位面对险境强敌能随机应变、智胜强手的奇才，而且是一位明察善断的理事奇才。目睹庞统敏捷干炼的理事情节，不禁令人叹为观止。4.经天纬地匡济才庞统的满腹经伦和雄才大略，犹如蓄足能量的熔岩，直至为刘备取川时，才得以愤发。刘备取川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庞统的运筹决策。在议取西川的过程中，庞统的学识机谋得淋漓尽致的表现。刘璋纳张松之策，拟引刘备入川，以拒张鲁入侵。璋遣法正为使面晤刘备后，刘备仍犹豫不决，独坐沉吟。刘备所犹豫沉吟者何?其实先取西川为基业，而后图谋大业之方略，早在孔明“隆中决策”中已定。刘备自起事以来，东奔西走，走征北战，无立足之地。暂时驻足的荆州，在名义上还属借用东吴之地。刘备如何不时刻想取西川?他曾对孔明、张松、法正等表示：非欲不想取荆州刘表、益州刘璋而代之，而是顾忌“同宗相攻，恐人唾骂，失信义于天下。”此即刘备困惑犹豫的根本原因。庞统以敏锐的观察、理智的思考抓住张松议献西蜀的契机，运筹谋划，制定出取西川的谋略方针。尤其是针对刘备以“仁义取天下”指导思想的偏执之处，提出了“宜从权变”的英明思想。从而为困惑中的刘备指点迷津、拨开云雾和大展宏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清除了开拓西川基业的思想障碍。庞统为刘备消除思想顾虑，先从树立取川信心开始。他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分析了西川优势、荆州劣势。在“天时”方面，他根据张松所讲：“刘璋禀性暗弱，不能任贤用能；张鲁在此，时思侵犯；人心离散，思得明主”的西川形势，督促刘备迅速取川。否则，将失去这一天赐良机。在“地利”方面，把益州与荆州的利弊进行了对比。他推崇张松的见解，指出：“荆州东有孙权，北有曹操，难地成业”的地理位置；又指出益州的地利优势：“户口百万，土广财富，可资大业。”在“人和”方面也分析了取川的有利条件：“今幸张松、法正为内助。”真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可谓千载良机。此时不取更待何时?听 2009/01/07